二 那些年，父母的爱情故事3
在这个劳改农场待了半年多以后，谭启维和全县新划定的近百名右派分子又被集中发配到了另一个新建的劳改农场，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更加恶劣，住的是芦席搭起的工棚，睡的是稻草铺在地上的大通铺，吃的是红薯干拌陈化了的糙米饭，副食就是开水煮白菜或者是萝卜，上面飘着的几个油花花，即便是学龄前的儿童都能数得清楚。
繁重的体力劳动，犯人们普遍感觉吃不饱。羁押在这里的犯人们既饿又累，个个面黄肌瘦。后来普遍浮肿，小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半天也起不来。
这个新建的劳改农场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当地农民有一个说法:“谷子落泥一百天。”说是一百天，其实晚稻从谷子落泥到收割要三个多月。早稻在四月中旬开始插秧，五月一日前必须插完，到七月中旬早稻要收割完，八月一日之前要把晚稻插完。超过了这个时间，稻子的收成就不好。
当时是八月中下旬了，已过立秋，可是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突发奇想，安排搞水稻点播。所谓水稻点播，就是不经过育秧，把已经用水泡得发了芽的稻种直接播种到平整好的水田里。这种种植方法，水稻的收获期当然要比插秧的水稻要长一些。按生长期计算，到水稻抽穗的时候应该在十一月下旬，也就是霜降。
所谓“霜降”，顾名思义就是地降有霜，气温下降，水稻根本不会抽穗。在这种时候搞点播水稻，只要稍懂一点农业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荒唐之举。
稻苗长出水面以后，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命令劳改人员端着脸盆大把大把地往点播稻田里撒尿素，过不了半个月又命令继续往田里撒化肥，还美其名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大量化肥施下去以后，秧苗疯长，不到一个月就窜起一尺多高。别的劳改农场还专门来到这里开现场观摩会。
可是到了秋后，除了稻草，一颗稻谷也没收到。这场荒唐的闹剧，只好在无言的结局中悄然地自生自灭。
谭启维原来很棒的身体，几年时间下来就垮了。但是为了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仍然拼命大干。在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都是你追我赶，作为专政对象更是要舍己忘身，谁落后就要挨斗，拉犁、挑水粪干这些重体力活都是小跑，体力的透支到了极限。
有的年龄大，身体状况不好的右派分子受不了饥饿和劳累的煎熬，在收工的路上就像突然中风的病人一样，来不及挣扎就倒在地上。
蛇虫蚂蚁都贪生怕死，对于人来说，如果用自残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谭启维虽然发誓过要坚强地活下去，但在这遥遥无期的非人生活现状面前，还是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想一死百了。冷静过后，他想到年迈的父亲，还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又打消了这种念头。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从梅丽雅与县长武圣明发生争吵以后，县长将梅丽雅在县政府哭闹的情况通知了县医院。医院在指定专人与梅丽雅谈话以后，要她针对自己的问题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至于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根据她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程度而定。
梅丽雅同意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但她对组织上有两个请求：一个是希望要对她的父母亲保密，谭启维出事以后，两位老人已经受了不小的打击。如果再让两位老人知道她现在的情况，这对两位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不要告诉谭启维，这样有利于他好好地劳动改造。
梅丽雅在医院全体职工大会上接受群众的批判以后，县医院在请示县政府后将其定为“内控坏分子”。梅丽雅在定为“内控坏分子”的同时，工资下降一级。
梅丽雅的母亲因为是家庭妇女，对外面的事知道的不多，女儿接受批判，工资下降一级的事她根本不知道。梅丽雅的父亲虽然天天与求医者打交道，但人们还是善意地瞒着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
只是谭启维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妻子的事，这次他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他一个人来到劳改农场的后山腰，歇斯底里地大喊道：“苍天啊，你太不公了！有什么灾难就冲着我来吧，为什么要殃及我的妻子。为什么让我这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老天呀，你要是真的能显灵，你快快让我患上绝症死吧，这样比自杀好。”喊完后，谭启维面向家乡，双膝下跪，前额顶地，就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嘴里重复地喊着一句话：“让我快死吧！让我快死吧！”直到有一位犯人发现他跪在那里，在他的劝说和搀扶下回到了监舍。
兔子急了也咬人，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也会做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谭启维从此根本不配合改造，由原来的沉默变成了公开的对抗，就是对他进行体罚也不屈服，甚至对管教人员说：“我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我现在已经是生不如死，只要不连累家人，你们把我枪毙算了。如果你们把我枪毙了，我在阴间还要感谢你们。”
县公安局找到县医院领导，要求梅丽雅去做谭启维的思想工作。自从梅丽雅被定为“内控坏分子”后，医院的各种政治学习不让她参加了，好事轮不上，坏事躲不掉。原来与她亲密无间的魏玲熙等朋友也有意疏远她，她心！中早已积淀了很多的怒火。
医院领导找到她后，她怒从心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冲着医院领导说：“你让一个“坏人”去做“右派”的思想工作，你不觉得很滑稽、很好笑吗？”
医院领导见她像发了疯一样，只好说：“你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你这样下去也很危险！”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所有的政治口号都是配合当前的政治形势，为目前的政治运动服务的。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因“战备需要”，提出要疏散城市人口。
梅丽雅尽管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但像她这样戴着“内控坏分子”帽子的人，理所当然的是首当其冲。当县医院领导告知要把她们一家下放到农村时，她当时没有表态，但想到这是大事，又到劳改农场找谭启维商量。
这些年来，谭启维从来没有照过镜子，他也不知道这艰难的岁月是怎样地在改变着他的面容。梅丽雅这次见到他时更是吓了一跳，他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明显比以前更加凹陷，好像是一具能行走骷髅！
谭启维听完梅丽雅诉说这次的主要来意时，他当时的态度很明朗，对梅丽雅说：“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他们只不过是通知你一下，履行一个程序罢了。你到县政府去要求一下，看能不能让我也能遣送回原籍，如果他们要是同意，我就谢天谢地了。我从被关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就是判刑都有个期限，我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现在这个劳改农场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我倒成了这里的“老人”了。丽雅，你跟着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邪霉，我欠你的，看来这辈子我是还不完欠你的债了，只有来生变牛做马再给你还债吧！”
梅丽雅打断他的话说：“现在说这些没有用的话干什么，难道农村就不是人生存的地方。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我们到农村去就和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有多好啊。再说城里只知道天气转凉了，变热了，根本不知道季节的变换。我们到了农村就知道“立春”了该种什么，“小满”了该收割什么，一年二十四节，每个节气都很分明，我还真的向往农村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团聚，什么样的委屈我都愿意接受。我是这么想的，回到农村就是受苦受难，我们一家人还可以生活在一起，再一个对你老父亲也有个照应。
你不要有什么难过，我也想通了，这对我们也许是因祸得福。人生不就是上尽孝道，下付关爱吗？启维，人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快乐。唐僧是受了多少磨难才修成正果，我们就是当今的唐僧，但愿有朝一日我们也能修成正果。”
两口子也许是很久不在一起了，梅丽雅很珍惜这个难得的见面机会，滔滔不绝地对谭启维诉说着，宽慰着他。
谭启维问梅丽雅：“黄副县长现在的情况怎样？”
梅丽雅回答他：“黄副县长听说也被打成右派了，当初对你的器重，或多或少对他也有些牵连，可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
谭启维这时悄悄地说：“你看我们这里虽然没有远离人类，但与外界几乎是隔绝了，外面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有脸不要脸了，我转而一想，还得利用一下你父亲的面子，我知道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求过人，你就让他老人家放下脸面求求人吧，让我到农村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在县城里认识的人多，人缘也好，只要他开口，我相信会有好心人给他帮忙的。”
梅丽雅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我们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临分别时，梅丽雅将放在地上的一个提包拿起来交到谭启维手中说：“我给你带来了一点吃的，我知道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吃的东西！”
谭启维接过那提包后，按照这里的规定，他将那个提包送到站在不远处一位监视他的管教干部面前。那位管教干部将提包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桌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也一一撕破密封，就连那玻璃瓶装的罐头，他也要撬开盒盖，用食指往里蘸蘸，然后再用舌头舔一舔。检查完毕，用许可的眼神示意谭启维可以拿走。
梅丽雅从劳改农场回到家后，向她爸爸说了谭启维的想法。听完女儿的请求后，老人来不及从口袋里掏出手帕，用衣袖擦拭着眼泪说：“前些日子，公安局长带他的老妈到我这里来看过几次病，他老妈的病好了以后还专门来感谢过我，我去找他看看。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只要有可能，我想他会给我帮这个忙的。”
梅丽雅现在已不用上班了，待在家里等消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思维也跟着荒唐起来。从“米箩跳到糠箩”本是一件不幸的事，可当梅關雅听父亲说谭启维也可以遺送回原籍继续接受劳动改造的消息后，她笑出了声。这是从谭启维被打成右派以来，她第一次笑。不过，这笑声让人听到后心里有些发怵，让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
谭启维从劳改农场回来后，怀着一种复杂而又难堪的心情来到了老丈人家。喜的是虽然经过了多年非人的磨难，现在全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愧疚的是自己给梅丽雅和孩子们、甚至给梅丽雅的父母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谭启维见到梅丽雅爸爸、妈妈时，刚想对两位老人说些歉意的话，还是梅丽雅的爸爸先开了口：“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我们老两口绝不会因此而嫌弃你这个女婿的，这个你放心。”
梅丽雅的母亲打量着谭启维，看到当初这那个精明能干的女婿被折磨成这样，不禁老泪纵横，哽咽着一句话都没说就进伙房做饭去了。
谭晓薇和谭慎言在妈妈的召唤下来到了谭启维的面前。当梅丽雅让他们喊爸爸时，两个孩子从上到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像要饭的人，谭晓薇到底是长大了，很勉强地叫了一声爸爸，而谭慎言因为多年没有见过父亲，看了谭启维一眼，双手紧抱着妈妈的右腿，头却向后扭了过去。
梅丽雅的母亲做了几个谭启维喜欢吃的菜，梅丽雅的爸爸拿来了他亲手炮制的药酒。他正要给谭启维倒时，谭启维却推辞说不喝。梅丽雅轻声对他说：“你和爸爸快有十年没有在一起喝酒了，今天陪爸爸喝一点吧。”
谭启维习惯性地弯腰站立端起酒杯时，眼泪已经掉到了酒杯里，他只向老丈人做了一个敬酒的动作，一句话都没说，连酒带泪一起倒入了口中。
这顿饭好像是“哑巴聚会”——没有话语，没有笑声。就连谭晓薇也只顾低头吃饭，吃完饭后就悄悄离开了饭桌，带着弟弟到后院子玩去了。
晚上，梅丽雅的母亲把女儿叫到自己的卧室对她说：“丽雅，启维这是遭受了一场劫难，你现在对他更要体贴一点。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道理我懂，他一没有偷，二没有抢，命该他倒霉。你告诉他，他没有给我们老梅家丢人。我只相信一点，乌云永远是挡不住太阳的，阴天终会要转晴。再一个你们到农村去，条件会更差，咱家里有什么用得着的你就带走，我和你爸都是黄土埋到脖子下面的人了，今晚闭眼睡觉，明天早上还不知道眼睛能不能再睁开。我和你爸走了以后，到时还不都是你们的。”
谭启维带着妻儿十分狼狈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黎明前的黑暗孕育着晨曦的曙光，但它又被更加浓厚的阴霾所遮挡。
人的舌头是扁的，村里的人看到他们一家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说什么话的都有。有的人表示同情，有的人还有点幸灾乐祸。谭启维的父亲看到儿子一家人的境况，虽然伤在儿身，却痛在父心，可能是他这一辈子经历的磨难太多，对眼前这一切表现得却比较坦然。接过儿子的行李后，他默默地收拾着屋子，给他们准备晚上住的地方。
因为要吃粮，谭启维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是到生产队长谭良模家去报到。
谭良模面对这样一个右派分子，官腔官调地对谭启维说：“你的事我在大队开会时就知道了，你还得尽快到大队去报告一下，证明你是按时回到村子的。”
谭启维连忙弯腰回答：“是，是。”
谭启维到大队见到大队支书程西良后，程西良对他说的都是“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这类当时十分流行的套话。
当初谭启维要求从劳改农场回到老家，一来是可以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二来是想到了老家以后，都是乡里乡亲的，他的外围生活境况也许会有所改善。其实，他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以他本人的境况，他与父亲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照顾，只不过是天天可以见上面，生活在一起罢了。
谭启维在县政府工作时曾经接待过、并且关系都不错的乡邻，他回到村子以后，有的人怕惹上是非，不敢与他亲近，在村头路尾见到谭启维就像陌生人一样，不敢与他打招呼；有的就像躲瘟疫一样，远远地躲着他。还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对他一家人说三道四。
谭启维体会到了人情的淡薄，世态的炎凉。
人常说：人可以改造环境，但环境也可以改造人。经过艰苦岁月的磨炼，梅丽雅身上一点没有了城里人的娇气，炎热夏天的晌午，别人都在家里休息，她却顶着烈日与谭启维和公公一起到自家自留地里侍弄着蔬菜，傍晚别人放工以后都回了家，她还是要与丈夫和公公到自留地里干活，因为自留地里的蔬菜长不好，这个五口之家就没有菜吃。
在中国妇女贤淑的性格中，往往潜藏着极其刚强的一面。为了能让老公公最大可能地享受到天伦之乐，为了鼓励丈夫精神上不要消沉，为了能使一双儿女健康地成长，梅丽雅咬牙支撑着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度过那最为艰难的岁月。不管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但她的嘴里从来没有吐出过半点怨言。
谭启维的老家虽然属于丘陵地区，但群山连亘，大地宽厚。在农业社的时候，每天早晨露水还没有散去，生产队长就催着社员们出工。村民们早早到地里干活，路边野草上沾的露水浸透了他们的双手，裤腿早已湿到了小腿。
社员们虽然每天要在田地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但因为吃的是“大锅饭”，有的人是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玉米、红薯为主食都不够吃。一个劳动日只有两角多钱，一年人均收入不到一百元钱，吃盐、点灯的煤油钱都是问题。
这种情况印证了谭慎言的爷爷悄悄在家里说的那句话：“你不把地当个宝，地就让你吃不饱。”
由于粮食产量低，在那“以粮为纲”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只有扩大种植面积，到处是围湖造田，开荒种地，搞人造小平原。自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以来，生态环境又一次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粮食产量更低，形成了恶性循环，既不增产，也不增收，农民的经济收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因为谭启维是右派，生产队长给他们定的工分标准也较低。生产队给男青壮年劳动力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十个工分，女劳动力每天八个工分。而生产队长给谭启维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八个工分，与农村女劳动力的工分标准一样，比其他男劳动力每天少两个工分。梅丽雅从小在城里长大，干农活确实也不如农村妇女，生产队长给她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六个工分，也就是和农村十四五岁女孩子拿一样的工分，比同龄的妇女每天少两个工分。两人每年合起来比同村同等同类劳动力要少挣一千多个工分。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人的命一贱，身体也就硬朗起来了。谭启维和梅丽雅从回到老家以来，每天虽然面对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那几年两人竟然没有得什么病，全家也很平安。
在农业大集体的年代，工分就是粮，工分就是钱，工分就是农民的**。当时农民的口粮分为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粮两种。一般为三七开，有的社队实行四六开，这倒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谭启维的生产队恰恰实行的是三七开，也就是说劳动工分粮占的比例大，这对工分标准被定的较低的谭启维一家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工分拿的少，分到的工分粮就少。
谭启维夫妻两个劳动力定的工分标准都比同类社员低，每年的收入自然就比别人少，工分粮也分得少。由于长年缺乏营养，肚子里没有油水，吃得更多。粮食不够吃，家里经常喝那种一吹三波浪，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回到老家后，谭启维鉴于自己的身份，每天忙完农活后，从不到别人家去串门。人穷孩儿密，儿多母更苦，这在当时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谭启维夫妇只有一儿一女，孩子不算多。只是因为村里人的歧视，他家的经济条件比别人家更差。
谭慎言上学时，因为家庭贫寒没有新衣服，身上背的是母亲在煤油灯底下缝制的土布书包，但他很懂事，从不嫌弃。聪慧的小慎言刚上学时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天资。刚开始学习汉语拼音时，谭启维发现他的声母、韵母发音都很准，只是由于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发音的声调掌握得不好，谭启维告诉他：“拼音识字，光把声母、韵母读对还不行，还要掌握好声调。教他读声调的规律是“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
谭启维用“品”字的声母、韵母用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分别读出了“拼、频、品、聘”四个不同的字作示范，谭慎言很快就掌握了四个声调的读法。学会了汉语拼音，这为他查字典识字提供了方便。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时候城乡差别很大，城里的孩子平时还能吃上水果糖，家境好的还能吃上奶糖，但农村的孩子一年也吃不上几颗水果糖。
这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货郎，来到村口的一棵大枫树下停了下来，手中摇着“拨浪鼓”招引人们。货郎用自己熬制的红苕糖换取废旧物品。孩子们有的从家里拿来了旧胶鞋底，有的拿来了破布，有的从家里找了点破铜烂铁，有的甚至是女孩子们剪下的长辫子来与那货郎换苜糖。
嘴馋是小孩的天性。谭慎言回家给妈妈说了以后，梅丽雅看到儿子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便给他找了一双破雨鞋去换红苕糖。
货郎收了谭慎言那双破雨鞋，敲下一小块红苕糖，正准备递给他时，—个叫谭新河的孩子连忙从那货郎手中夺下那一小块红苕糖，塞到了自己的嘴里。
谭慎言眼睁睁地看着谭新河有滋有味地嚼着红苕糖，只好站在那里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咽了咽口水后悄悄地离开了。像这样平白无故受人欺负的事，在他的童年经历得太多太多。男孩子毕竟要比女孩子调皮一些，比谭慎言小的男孩子有时都欺侮他，谭慎言准备还手时，只要那孩子喊一声:“你是个右派的儿子！”他就不敢还手了。
谭慎言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他在外面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欺负，回到家里从来不向大人诉说。他知道，就是跟大人说了也保护不了自己，还得让父母生气。
其实谭慎言在外面受人欺负，谭启维两口子是知逍的，所以他们一般不让谭慎言出去与村子里的男孩子在一起玩，免得招惹是非。
谭启维夫妇俩虽然身处逆境，但对小孩的教育很重视。他们把整个心思放在维持全家生计和培养两个小孩子的身上。他们'人为“字”是一个人的门面，一有空就教谭慎言和他姐姐描红。
描红，就是初学者在写好的红字帖上沿笔迹用毛笔描写。
谭启维用红笔在白纸写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让他们姐弟俩在红字上面描。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个孩子就有了一些长进。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他们写字的姿势也正确了，能做到头正、身直，执笔的方法也很标准。本着由易到难的方法，谭启维又教他们学习临帖。
为了省钱，谭启维买了六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练习本，用铅笔在纸上划好米字格，让谭慎言和他姐姐开始看着字帖一笔一画地写。这种方法有利于掌握字的笔法笔意。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循序渐进地让他们开始背帖。就是在临帖的基础上把字帖去掉，根据自己的记忆，回忆字帖上的字形，将其写在纸上，这是培养孩子掌握字形结构的一种方法。
谭启维教他们姐弟俩说：“你们要记住，干什么带技巧的事.记忆是基础，你记不住就做不好。写字也是这样。你只有把字帖上每个字的结构、特征记住了才能做到“成形在纸，成字在胸”。只要你们有恒心，坚持练习，写一笔好字就不成问题了。只要你们的毛笔字写好了，钢笔字自然就好了。但是你的钢笔字写得好，毛笔字不一定能写好。”
谭慎言的爷爷没有上过几天学，由于没有什么文化进而影响到他对有些事情的看法。联想到谭启维所受的磨难，错误地认为是读书读多了才造成的。
谭元亨还认定一个死理：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有文化的人。如果谭启维当初不读那么多书，本本分分地在家里当农民，就不会招来那飞来的横祸，所以他对两个孙子的学习好坏根本不在意。
穷人家的孩子知甘苦，深知生活之不易。谭晓薇对谭启维说：“爸爸，如果我和弟弟有空就练字，那要多少纸，多费钱啊？”
谭启维对谭晓薇说：“这个你不要操心，你们小学旁边中学的鲁良纯校长是我上高中时的同学，我们的关系很好。只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好，来往不便了。你可以去找他，说起我的名字他就知道了。就说我让他把旧报纸收起来不要扔了，你要练字用，他会给你的。师傅领进门，成才在各人，以后你们有空就自己练，行与不行完全看你们自己了。”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谭晓薇和谭慎言姐弟俩的字有了很大的长进。特别是谭慎言看到自己写在废报纸上的大字也很好看时，更有了练字的兴趣。只要是下雨下雪天又不上学，他就在家里自己练毛笔字，楷书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照着家中的字帖开始练习行书，这种情况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为了能分到多一点的工分粮，谭启维要求生产队让他家养一头牛，这样谭晓薇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放牛，每年可为家里多挣点工分。
牛，在农民的心里是一个宝贝。尤其是谭晓薇的爷爷，一辈子与牛打交道，对自己家养的这头母牛更是爱护有加。
最初谭晓薇出去放牛时，爷爷都要叮嘱她：“要到有嫩草的地方去放牛，要等到牛背上的两个凹坑平了才能回家。”这头母牛在他们一家的精心词养下，长得很健壮，不久就生下了一头小牛。多了一头小牛，生产队每天又可以多记一个工分。
谭启维全家对这头小牛更是给予了特别关爱。农村放牛都是在早晨和后半下午，因为上午和前半下午牛要耕地。原来母牛没有生小牛时，谭晓薇可以利用早晨和下午放学后去放牛。现在有了小牛，放牧时，母牛吃着草，小牛不时半跪在母牛的身下，用头将母牛的**部位使劲往上一拱，刺激着奶下来，吃着母牛的奶。小牛吃奶时，母牛经常回头用嘴在小牛的小尾巴处嗅一嗅，在它身上舔一舔。有了小牛吃奶和打扰，放牧的时间比原来自然要更长些，下午她就不能去学校上课了。
这头小牛在全家的精心饲养下，长得很快，每天谭晓薇牵着母牛去放牧时，小牛就跟在母牛后面奔跑。小牛虽然长得很快，但由于谭晓薇长期只能上半天学，她的学习成绩拉了下来。学校老师知道她的情况后倒是很体谅，没有批评她。只是谭晓薇自己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楚。由于下午没有去上课，有的作业根本不能独立完成。
面对这种情况，这天在谭启维下午收工回到家后，梅丽雅跟他商量：“让晓薇退学吧，一天只上半天课，学习肯定赶不上。最重要的是如果母牛奶水不足，要是小牛没有养好，我们怎么能担得起这个责任，这个罪过我们是负不起的呀！”
谭启维听后为难地说：“我们怎么好开口给孩子说呀，她这么小，读书又读得这么好，我是开不了这个口。”
“我去跟她说吧，叫她认命就是了。”梅丽雅说。
梅丽雅与谭启维刚说让谭晓薇退学的事不一会儿，谭晓薇就从外面放牛回来了。
梅丽雅吞吞吐吐地想对她说什么，但话又没有说出来。
谭晓薇很懂事，见到母亲这种欲言又止的表情，知道了她想说什么，就很痛快地说：“妈，您是不是想跟我说退学的事？就是您不给我说，我上完这一学期也是要准备退学的。你们就让弟弟好好上学吧，我们全家将来要靠他。农村里有的女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我还上了这么多年，比她们强多了，我明天就去给老师说退学的事。”
梅丽雅面带歉疚的表情对她说：“乖姑娘，这一学期也只有一两个月了，你把这一学期上完再说怎么样？”
谭晓薇回答她母亲：“多上一两个月有什么用，反正迟早是要退学的。”梅丽雅转身躲到房子里捂着嘴巴低声哭泣，她是怕女儿听到。
天黑了，谭启维从自留地里干活回来，谭晓薇连忙迎上去说：“爸，你快去劝劝我妈，叫她不要哭了。”
谭启维一进屋，梅丽雅边哭边说：“这姑娘太懂事了，她要是跟我犟犟嘴，我心里也要好受些。她怎么就不跟我犟句嘴……”
谭启维安慰梅丽雅：“你也不要哭了，谁叫她生错了人家。这是命！”谭启维本人横遭不幸，但他的两个孩子足以让他在人前引为骄傲。谭慎言从小很聪明，做什么事都喜欢观察和琢磨。不光读书成绩比好多孩子好，就是玩耍也比一般的小孩玩得有名堂。比如，他小时在池塘里打水漂就比其他小孩都打得好。打水漂时，他很注意瓦片出手的角度，别的小孩一次只能在水上打几个水漂，他一次就可以打出十几个，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一串小波纹。
男孩子毕竟调皮些，谭启维夫妻俩怕他到外面跟其他孩子打架，招惹是非，放学后一般不让他出去玩。谭慎言除了与姐姐玩外，大多数空闲时间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自己玩。
转眼又到了冬天。麻雀不同于其他的候鸟，有的候鸟在气候不适合它生存的时候就飞到了别处，只有麻雀坚持不离故土。那时人们把麻雀列为“四害”，到了冬季，尤其是天下大雪的时候，麻雀的觅食场所减少了，谭慎言便在自家门前的雪地上扫幵一块雪，支上竹筛，在筛子底下撒上一点粮食作为诱饵，待麻雀到筛子底下觅食时，就拉下支杆，麻雀被扣在了筛子底下后，再去捉住它。
谭慎言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弓，上衣口袋里装着用作子弹的小石子，不时地对着树枝、屋脊上停留的麻雀射击。他打弹弓的水平很高，只要出手，一般就能射中麻雀。正因为他弹弓打得准，家里人怕他伤着人，就把他的弹弓收缴了，不让他玩。
谭慎言不但聪明，还有一个过人之处一听力超常。哪怕是一根绣花针掉到地上，他都能听见。
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星期天不上学时，谭晓薇就全天参加生产劳动，由谭慎言去放牛。有一次谭慎言雨后初晴去放牛，走到山溪边时，听到小水潭里发出嘣嘣的响声，他好奇地走去看个究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生产时农药、化肥用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对许多水生物影响较小。人们根本不去捉乌龟，因此繁殖得很快，也特别多。如果下一次大雨，小山溪的乌龟就寻找水源，便越集越多。
当他走到小水潭前，只见小水潭四周全是乌龟，简直成堆了。它们互相挤压，下面的乌龟一翻动，上面的乌龟就滚落，乌龟壳撞乌龟壳，翻翻滚滚，碰碰撞撞，原来那声音是这样发出来的。滚落在旁边的乌龟有的四脚朝天地划着，那情景确实令人发笑。
这个水潭周围的乌龟有七八十只，最大的有三斤多重。谭慎言脱掉长裤，把两只裤脚扎死，挑最大的抓，不一会儿两条裤腿都装不下了。
对没有捉完的乌龟，他又在附近搬来石头，将没有跑掉的乌龟放在用石头围成的小圆圈里，将捉到的乌龟放在牛背上驮回家。
梅丽雅是医生，她知道乌龟的营养成分不亚于甲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梅丽雅见谭慎言抓回那么多乌龟，高兴地对儿子说：“可以为你爷爷增加一些营养了。”
谭慎言听到妈妈说乌龟可以为爷爷增加一些营养，兴奋地对妈说：“那里还有呢，我用石头把它们围起来了。”
谭启维连忙问：“还有多少？”
谭慎言说：“比我拿回来的还要多。”
谭启维连忙拿起一根扁担、两只小箩筐叫谭慎言带他去。他们走到水潭旁边，只见圈在石头圈里的乌龟大大小小还有几十只，父子两人一只一只地抓起来放到箩筐里，又折了一些树枝盖在箩筐上面挑回了家。
南方盖房因受地皮的限制，有时两家的雨水只能往一个地方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井气这天井有两大功能：一是用于采光；二是作为下雨天往外排水的下水道。因天井的底部和四周边沿都是用凿好的条石砌成的，谭启维将捉回来的所有乌龟放在天井里面，根本不用担心它们会跑。
乌龟的特点是寿命长，对生存环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们每天宰杀两三只，用砂锅炖着吃。龟板是传统的名贵药材，他们将龟板收集起来，卖到供销社，换回油盐钱。
家里养的小牛长大以后，生产队将那头小牛分到了另一家饲养。谭晓薇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早晚放牛的活就落到了谭慎言的身上。放牛这活，谭慎言倒是很乐意干。因为放牛，给他们一家增加了工分，也因为放牛，他可以有时间看书，增长了知识。
每到冬天生产队要把老、弱、病、残的牛杀掉，怕它们过不了严冬。这年冬天，听说村子里要杀牛，出于好奇，谭慎言也去看热闹。当他看到牛被五花大绑后，倒在地上流眼泪，善良的孩子看到牛在流目艮汨，但想阻止大人们这种行为也是无能为力，只好站在远处对操刀的人大喊“杀牛贼！杀牛贼！”
谭慎言不敢骂那持刀杀牛的人。牛被宰杀时发出哞哞的叫声，他听到后很伤心。牛被宰杀后，他家也买回了一斤牛肉，吃饭时他妈妈挑了一大块放到他碗里，他却又放回了原处。
梅丽雅问：“你为什么不吃？”
“牛干了一辈子的活，最后还被人剥皮吃肉。杀牛时我看到牛被绑着倒在地上，它在流眼泪，好可怜。”谭慎言伤心地说。
从那次以后，谭慎言一辈子再也没有吃过牛肉。
当时农村文盲占的比例很大，如果一个人能认识一些字，又会打算盘，就会被大家认为是有文化的人。
谭启宏的母亲有一天主动找到梅丽雅说：“在咱们村只有德贵爷的算盘打得最好。让我们家的几个男孩跟德贵爷晚上学打珠算，你看怎么样？”
梅丽雅告诉谭启宏的母亲：“请你去跟德贵爷联系吧，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不好出面张罗。如果有人去学，我们家慎言就去。”
最后，有四个小孩去跟德贵爷学打珠盘。
梅丽雅给这四个小孩的家长说：“艺多不压身，学总比不学好。不过我们也不能让德贵爷白教，晚上到他家学打算盘劳神费力不说，点灯还要用他们家的煤油，我们每月合伙出钱给德贵爷家买四斤煤油，再给他老人家买一条“圆球牌”的香烟你们看可以吗？”
几位小孩的家长都同意。
德贵爷听说教几个小孩打算盘，给他买煤油还买香烟，倒是很乐意。
德贵爷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也是一位聪明的老人，村子里有好多大事情别人都要请他拿主意。他教小孩打算盘的方法也跟别人不一样，这几个小孩到他家学打算盘的第一个晚上，他不是急于教这几个小孩打算盘，而是教他们背诵与算盘有关的谜语，比如：“一宅分两院，两院子孙多，多的倒比少的少，少的倒比多的多”；“秦楚两国隔条冈，秦国没有楚国强，秦国英雄人五个，不及楚国人一双”。在几个小孩全部都背会并能默写出来后，再给他们讲这些谜语的意思，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接着下来的每天晚上，德贵爷就教他们背诵加法的口诀，等到孩子们把加法的口诀倒背如流的时候，再教他们如何在算盘上进行加法运算。由于孩子们口诀背得很熟，加上德贵爷教学时很得法，几个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加法运算。加法运算学会以后，又要他们循序渐进地背诵减法、乘法、除法的口诀，待口诀背会以后，再教他们进行各种方法的运算。
孩子们学完了加、减、乘、除的全部内容以后，德贵爷又有意教他们一些珠算游戏，比如“三朵梅”“凤凰比展翅”“狮子滚绣球”等，让他们在反复的练习中，提高计算技巧和计算速度。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大半年过去了。这天晚上德贵爷对他们几个学打珠算的孩子说：“你们学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要考考你们，看你们学得怎样。我给你们出一道珠算题，你们在纸上记好了。“一进十八洞，一洞十八家，一家十八个，个个纺棉纱，一人纺四两，共纺多少纱？”
这时德贵爷点名谭慎言说：“慎言，你说用什么法来算？”
谭慎言很礼貌地用双手将算盘轻轻往桌子中间一推，站起来说：“德贵爷，这道题应该用乘法来算。”
德贵爷高兴地说：“慎言说得对，这道题应该用乘法来算。请大家准备好，我说开始，你们就算，看谁算得又快又准。”
不一会儿谭慎言说：“德贵爷，我算出来了。”
德贵爷用手势向谭慎言示意，叫他不要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其他几个也算出来了，德贵爷叫他们将算出来的数字各自抄在纸上，报出自己算出来的数字。他们报出的计算结果除一个人算错了以外，其余三人都是两万三千三百二十八两。
德贵爷说：“好，看来我这半年多的心血没有白费。折合多少斤呢？”
这四个孩子又噼里啪啦地算了一会儿，又是谭慎言最先站起来对德贵爷说：是一千四百五十八斤。”
德贵爷对他们几个说：“你们四人在用“两折斤”的计算中，只有慎言和启宏算对了，你们要向他们两个好好学习。”
德贵爷心地很善良，他心里很明白，这几位家长是从嘴里抠出来的钱来让孩子们学打算盘的，能学到这种程度，在农村就够用了。
德贵爷对他们四人说：“学打算盘全在自己用心，我只不过是个引路人。现在你们都上路了，只要爱学肯钻，你们自己还是可以再提高的。你们回去给你们家大人说，你们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学会了，以后就不要来了。你们要是有不会的地方可以来找我，我随时可以教你们。”半年多的珠算学习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候农村人对五一、十一、元旦等这些“洋节”不太时兴，但对春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十分看重，有的还利用这些传统节日进行一些祈福的活动。
农历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在七夕夜“乞巧”，故又叫七巧节。在七巧节那天晚上，江南一带有的地方的少女用七根丝线，七根绣花针，摆着香案，在月光下穿针。谁一下子穿上了线，就算乞到巧了，穿得越多越快，乞到的巧就越多，往后绣起花来手就更灵巧。有的地方在香案上摆一盆水，水里浸着水果，手里拿一面镜子，把月光从镜子折射到水盆里，水盆里的水果又映在镜子上，对准了也算乞到巧了。
七巧节过后就是中秋节。在中秋节那一天，村子里有个结婚几年尚未生育的妇女叫谭慎言今晚去帮她偷瓜。谭慎言不肯，后来那位妇女对他说:“我去给你妈说。”
原来这里有一个习俗。那时候农村人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妇女结婚后，如果两年还没有生小孩就被认为是有问题。但有问题也不愿意去医院看，只好在中秋节之夜，圆月升起之时，求子人家组织几个聪明伶俐、五官端正的男孩悄悄摸进邻居家菜园，偷摘冬瓜或南瓜。当然，最好是冬瓜，因为冬瓜长溜溜的，与人的形状更像。瓜偷到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小孩衣服套在瓜上，拿回家后用彩笔画出人脸，扮成小孩子，送到求子人家。抱瓜的男孩子走在前面，一直把瓜送到求子人家床底下，之后叫一声：“干娘，我把弟弟抱回来了！”锣鼓声中放炮，认下这个干儿子，端出月饼茶点，大家庆贺一番。村民们迷信这样做可以使不育的妇女怀孕。丢瓜的人家不但不会骂人和追究，反而会认为自家有福。若是求子妇女真的生了孩子，到小孩做满月时，就要多请丢瓜家的一个客到家里吃饭。
梅丽雅虽然从小在城里长大，却也知道当地农村有这个习俗，于是对谭慎言说：“你就去吧，给他们家偷一个又大又好的冬瓜回来。”
第二年，这家果然生下了个男孩。这家在给孩子做满月的那天，主人家也特地请了谭慎言和一起偷瓜的几个男孩到他家里吃饭。
这是谭慎言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以自己的名义请为座上宾，着实让谭慎言高兴了好一阵子。吃饭时，请客的主人家见谭慎言吃饭时拿筷子比那几个小孩拿得都高，这位女主人见到梅丽雅就说：“梅婶，你家慎言将来是一个吃远方饭的人。”
梅丽雅惊讶地问她：“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吃远方饭的人？”
那位妇女说：“他吃饭时，我看他拿筷子比那几个小孩都拿得高。”
谭慎言年龄虽小，但深知父母供他读书的不易，特别是姐姐的辍学，使他更明白了一家人生活的艰难，所以他学习十分用功。
从一上学开始，他就记住了爸爸教给他的一句话：读书读书，就是要读。光看是不行的，默读便于思索，朗读便于记忆。
晚上吃完晚饭，把作业做完后，他在煤油灯底下背诵老师布置的课文：
秋天里，真稀奇，
红了柿子黄了梨。
苹果圆圆香喷喷，
串串葡萄甜如蜜。
石榴模样最有趣，
咧开嘴巴笑嘻嘻。
背会了课文，他还要把第二天学习的课程温习一遍，有不懂的问题，老师讲课时就全神贯注地听讲。他渎书有一个特点，不把所学的东西学会不罢休，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白天没有搞懂的问题，他晚上睡觉还要琢磨，琢磨通了才睡，实在琢磨不通第二天就去问老师，直到彻底搞懂为止。
谭慎言要读书做作业，所以靠煤油灯最近。有时因为在煤油灯前学习的时间长了，两个鼻孔都被那煤油烟熏成两个黑洞，用食指往鼻孔里一转，指尖上都是黑黑的油泥。
谭慎言不但学习用功，还是个喜欢思考的孩子，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有一天晚上他在煤油灯底下背课文：
稻堆脚儿摆得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近太阳吸锅烟。
课文背会了以后，他问谭启维：“爸爸，人怎么能到太阳里去吸烟呀？”
谭启维对他说：“那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谭慎言又问：“那什么叫“夸张”呀？”
这一问可把谭启维给问住了，如果按本来意思解释又怕他听不懂，用打比方的方法给他解释又怕给他造成误导，只好说：“你现在只要把课本里的字认识了，把课文背会就行了。至于什么叫“夸张”的写法，到你上初中时老师会给你讲的。”
转眼间，谭慎言上小学四年级了。有一天他放学回来，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没见过的中年人和一个小孩。谭启维让他叫那中年人“表姑公”，谭慎言随声叫了一声表姑公，父亲又指着那小孩子说：“这是你表叔，快叫。”
谭慎言很懂礼貌，但让他叫比他小的小孩“表叔”，感到很难堪，就没有吭声。
待那父子俩吃完饭走后，谭启维训斥他不懂礼貌。
谭慎言很奇怪地问他爸爸：“他比我小，怎么是我的表叔呀？”
谭启维告诉他：“你年龄比他大，但辈分小。他年龄小，但辈分比你高。俗话说“摇篮里的爷爷，拄拐棍的孙子”。这有什么稀奇的呢？你不叫人家，还不让你表姑公说我们家没有家教！”
从这以后，谭慎言才懵懵懂懂地知道，对人称呼不但要看年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辈分。
爱看书是谭慎言上小学后养成的好习惯。他放牛时，如果能找到其他的书就看，如果没有别的书看，他总要带上一本《新华字典》。放牛时，不论是到山坡还是湖滩，他都要带上一根很长的麻绳，将牛鞭杆插入土里，将接长了的牛绳套在牛鞭杆里打成一个活结，这样牛就可以转动着吃草，也不会跑远去吃庄稼，他自己则或坐或躺在草地里看书。
谭慎言不管学什么，过目不忘，记忆力比同龄的孩子都好。几年下来，他不但记住了《新华字典》里绝大多数的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字的意思还能说出准确的解释。有一次语文老师拿着《新华字典》现场进行测试，得到了验证，这在当地农村学校里成为一大奇闻。
小时候谭慎言每年都盼望着“种牛痘”。“种牛痘”时，赤脚医生用一根长针，将接受种牛痘小孩的手臂轻轻挑破，挤出一点血，在出血的位置点一滴牛痘疫苗，接种就算完成。种牛痘时要忍受一点痛，但可以吃到一个蒸鸡蛋。那时候农家鸡生的蛋家里都要拿去卖钱，平时，农家孩子是根本吃不上的。
转眼到了寒冷，刺骨的寒风吹遍了江南大地，晚上下起了大雪。下大雪，大人们可以不出工，在家里短暂地休息。不上学的小孩可以打雪仗、堆雪人玩，可上学的孩子还得照常上学。
人们说瑞雪兆丰年，但这场大雪并没有给谭慎言带来乐趣，反而平白无故地增添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