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红黑一步间”三部曲后记

当我用电脑键盘，码完长篇小说《红黑一步间》三部曲最后一个字根和标点符号时，宛若鸭子湖的老牛，拉着满载湖柴的大木轱辘长脖子牛车，吃力地爬上长江大堤陡坡，卸下肩上的轭头和缆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深深地感到码字这活儿，实在不轻松。由此，我更加敬佩那些生活在无电脑、无网络时代，一笔一画爬格子著书立说且著作等身的文友们。

尽管码字十分辛苦，但始终不能弭除我时常想用文字码砌一本方砖厚度书籍的野心。也阻挡不了我欲把整部书稿当作掸子，来拂去我心灵上的尘埃或遗憾；欲把每个章节当着奖状，来资励我曾为十年南粤客的忧愁或喜乐；欲把每个标点符号当着香烛，来哀悼我逝去的折腾或荒唐。油然，也就有了理应享受含饴弄孙天伦之乐的花甲之年，又邯郸学步挤进了文学这座“独木桥”。

鹦鹉学舌不易；照猫画虎亦难；盲人摸象更苦。几年来，当我把腹稿多年的“红黑一步间”三部曲片言碎语，拼接成可视化的文本时，远远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简单。几经周折，险些放弃。期间，有开车打瞌睡的安全隐患；也有电脑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已完稿的部分章节数据丢失的徒劳。之所以最后能坚持锱铢积累地码完六十万言汉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然因我从小就有一个写书的中国梦，成年后又有一段坎坷的人生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家乡的富强大队来兴中小学上小学。学写记叙文时，写过一个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干部。记得他姓宁，是大队副主任，三十岁出头，头发已花白。我在作文里用“年轻的白发老人”这七个字定格了他的形象。当然得打双引号，不然就成病句了。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钱子烈先生，在全年级的作文讲评时，把我夸奖了一番。后来，钱老师家访时，又跟我奶奶黄氏说了一些赞扬我作文写得不错的溢美之词。我奶奶信以为真，在生产队里逢人就炫耀：“我腊狗孙子将来是靠笔杆子吃饭的。”就是奶奶这句话，让我夜郎自大，开始萌发著书立说的妄想，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梦。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文学的子丑寅卯。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学校在我的印象中是“教育学大寨”的实验地。每星期没多少节文化课，倒是劳动课不少。那时，我进入冯口中学读高中，我所在的高一（2）班同学，分别来自凤梁、金星、南江、富强四个大队。语文老师名叫项其昌，是凤梁大队人，戴一副如玻璃瓶底厚的深度近视镜。项老师教我们提高写作水平的练笔方法，就是坚持每天写日记，而且要用诗歌体裁写出来。评价精品诗歌体日记的标准有三：一是看后一句的最后一字是否和前一句的最后一字押韵；二是看记录每天的活动是否有意义；三是看文字是否精炼。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就用红色的毛笔在你所写日记篇目上画一个圆圈，有点像今天的江山文学网，给精品文章标识一颗红豆豆的意思。三个月后，项老师把我们全班五十名同学的日记作业本全部收去批改。一星期后的作文课上，项老师说，从批改部分同学的日记作业来看，凤梁大队来的同学写得不错、精品篇目较多；差的是富强大队来的同学。我当时听到项老师这样评价富强大队的学生，觉得蛮丢人，心里也很不服气，误以为项老师是本位主义，有偏重他家乡凤梁大队学生的倾向，其实项老师还来不及看我的日记作业。在一次作文课上，项老师把全班同学的日记作业本发下来了，唯我的日记作业本还在他手中。他首先打开我的日记作业本，宣布了我诗歌体日记在全班总量最大、精品最多、质量最好的消息。项老师当场朗诵了四句对我诗歌体日记的评语：“读罢日记方欣喜，富强选出一支笔……”接着夸奖了我写的一篇关于班级之间篮球赛的诗歌体日记，又一次浓酽了我写书的文学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早已高中毕业回到了“大有作为”的农村。炎夏，背着灌满农药的喷雾器，穿行于棉花田间编织文学梦；寒冬，推着装载泥土的独轮车，奔跑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人工河工地抒发文学情。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得益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跳出“农门”。一日，在学校阅报栏里，读到了著名作家卢新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闯破禁区如重磅炸弹的“伤痕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也在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的心海中激起了千层浪。或许奢望一夜成名成家的馅饼从天而降；或许抱有把亲身经历的、耳闻目睹的身边人和身边事变成铅印文字的理想；或许藏匿出售文章换取稿费缓解当时生活拮据的动机。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干起了“爬格子”的苦差事，开始了我多年编织文学梦的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走出校园服从分配，开始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国家单位吃“皇粮”了。八小时之内，不顾僭越之嫌，勇敢地朝着国家主席那个级别奋斗；八小时之外，不畏文学格子的艰难险阻，拼命地向着鲁迅、茅盾、巴金这些大文豪构筑的中国文学山峰攀登。挑灯伏案，爬呀爬！写呀写！稿件投寄出去被退回，退回的稿件再修改，再投寄，如此反复经历了一年多的写稿、投稿、退稿、改稿、再投稿、再退稿……废纸堆积如山的过程。1981年，我终于在《屈风》（《三峡文学》前身）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雨夜捉贼》。看到花费无数个日日夜夜爬格子手写出来的文字变成了铅印文字，捧着散发出阵阵油墨芳香的杂志，着实让我兴奋了几天几夜，不吃安眠药难以入睡。接下来犹如注射了鸡血一般，写作的**更加高涨。有幸在当年末，我被装进了宜昌地区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合影照，借了一些作家的光。一个星期的创作学习班，我带去了三篇小说手稿，在《屈风》编辑部刘不朽、王志琦老师当面指导下进行了修改。有一篇题为《青霉素风波》的短篇小说，定稿于1982年第一期《屈风》刊发。虽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如我所愿，但我的创作热情丝毫未减。1982年至1984年间，先后在地方报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小说、随笔。其中有两篇小小说，分别获得《宜昌日报》征文二等奖、三等奖。从1985年开始，我被抽调到办公室和一名组织部的干部搭档，从事落实中央17号文件精神的工作。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外出调查取证，居无定所，加上结婚成家、培育后代，一直处于忙碌之中。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不专一的人，不是当作家的料。那段时间，我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静下心来苦写书。因此，我的文学梦暂时告一段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一个“下海”热、经商荣、赚钱忙的时期。我力图给下一代创造相对优越的受教育环境，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找关系，削尖脑袋钻缝隙，不惜半途丢掉奋斗了十年的工作基业，从偏僻的农村国家单位，调往城市里一家银行机构工作。接下来又忙于妻子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工作调动，1995年上半年，夫妻两地分居、孩子进城上学的任务全部完成。期间，我理应可以静下心，重新拿起笔“爬格子”。恰逢“东风吹来满眼春”开花结果之际，我工作的银行和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发改委携手合作，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开通了三峡证券营业部。于是，我成了当时工作的银行在职干部中，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进入股市一发而不可收。短暂经历过一夜暴富之乐，飘浮在云雾里不知姓甚名谁的朗朗晴天；长期煎熬过一日跌落谷底之痛，消沉于惶恐中生不乐死不成的漫漫黑夜。焦虑之中，我寻觅着镇静的良药，我对象棋上了瘾、我被象棋迷住了、我投降了象棋、我拜在了象棋的石榴裙下。我把曾经对文学的痴迷转移到象棋上，潜心研读了古今几十本中国象棋专业书籍，主动张罗一帮棋友来往各县（市）之间，举行民间的象棋比赛活动，以棋会友，乐在棋中。那段时期，不仅使我在棋谱中和棋盘上找到了慰藉、提高了棋艺，而且磨炼了我的耐性和毅力。以至进入新世纪，我在银行改制中提前内退，在股债迫使下和糟糠之妻分道扬镳，在背水一战的悲情中南下羊城闯**，在浪迹职场中发奋“考证”和进入中山大学MBA班“充电”……无能遇到什么坎坷都能走过来，这无不得益练棋的功夫。如果说我业余玩棋有值得骄傲的，那是我刚到羊城工作的头两年，在中国象棋最高级别的“五羊杯”全国象棋冠军邀请赛颁奖晚会车轮战表演赛上，我有幸先后讨教了洪智、许银川二位特级象棋大师，且侥幸赢棋受到棋迷朋友们的羡慕和追捧。后来，我在羊城工作和生活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象棋仍然与我不离不弃，曾组织过几次供职企业的，借官方文化体育部门的象棋比赛之名，行楼盘促销之实的活动，也赞助过多项公益性的象棋比赛活动，却与文学绝缘。

我再一次回归文学梦，已是二十七年后的2011年1月，我供职的广东某投资企业集团，在西江之畔的古城端州肇庆市竞得了一块4500亩山水兼有的旅游地产项目用地，我被派往肇庆做项目开发启动的前期筹备工作。然因该项目取一个美名的需要，我们有文化和文学情结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在广东省一班文学界朋友的参谋下，计划当年7月，在肇庆市举行“全国文学名家岭南行——西江采风笔会活动”，旨在请各位文学名家涌动文思，妙笔生花，帮我们的项目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于是我萌发了借此机会，邀请曾经的几个“文青”朋友前往肇庆相聚的念头。由于我多年远离文学，又自认为混得不好，“不敢问来人”，早与为数不多的几个“文青”朋友“岭外音书断”。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文青”朋友，当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道写文学评论的吕万林先生，想必他已是小有名气著作颇丰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上百度搜索，吕万林先生的大名跃入眼帘，他已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理事、宜昌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枝江市作家协会主席。吸引我眼球的不是他众多的“文学头衔”，而是他公开出版的《拽住时光》《搀住落日》这两本直面、直抒“真人、真事、真情感、真灵魂、家乡话、家乡人、家乡事”的散文集。

“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2011年2月，我回家乡过春节，得到了吕万林先生馈赠的那两本书。我对那两本书有特别的亲切感，然因我和吕万林先生是同乡、同学（枝江卫校培训期间），又曾是同时代的“文青”。更主要的是吕万林先生在政府为官的繁忙中，锲而不舍的为文精神，以及《搀住落日》后记中的一段感人肺腑之言，切入了我腠理，紧紧地摄住了我的灵魂：“比如时光，我们虽无力将其拽住，但可扩充其内涵，增加其密度。由是，江河日下的坠日，我们也应可减缓其坠速，尽沐其霞光啊。”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吕万林先生就是我的榜样。尽管我的大半生文学时光已悄然流逝，剩下的只是“近黄昏”的文学时光；我已从早晨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傍晚的“文学老年”。我也要扩充时光的内涵，增加时光的密度；我也要努力减缓落日的坠速，尽情沐浴夕阳的霞光！

2011年7月下旬，“全国文学名家岭南行——西江采风笔会活动”如期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先生领军的一批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光临了我工作的旅游地产项目。有小说家徐则臣、杨泥、李浩；有诗人叶延滨、雷平阳；有评论家洪治纲……文学界名人。互动期间，有一定书画造诣的作家李浩先生，泼墨给我题了一幅字。时任肇庆市文联秘书长、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钟道宇先生，赠我一部他的长篇小说大作《紫云》。尽管他们不知道我曾是一个怀揣文学梦的“文青”，但这些文学家的言谈举止，无疑鼓舞了热爱文学崇拜文学家的我，又一次拨动了我心中那根文学琴弦。不过，只是偶尔无声的意响，却没有实质的动音。要说真正回归文学梦，还是201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我在小女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小班级QQ群上，浏览各种祝福老师节日快乐的问候语和鲜花时，QQ空间跳出了好友吕万林先生，在江山文学网连载农村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风起羊洲》的微博信息。于是，我点击进入了江山文学网，当天以“腊狗进山”笔名注册成为江山一员。从此，我把三十五年前用钢笔“爬格子”的兴趣转移到电脑上码字。

我毕竟是第一次驾驭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以上的长篇小说。当我把故事梗概、章节架构、人物关系的提纲罗列出来进入写作时，过去的往事和我设计的人物，以及自动跳出来的人物纷至沓来。这本来是一件有利于我写作的大好事，却变成了烦我心的大困惑。让我如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举箸犹豫，担心吃进去难以消化；又如走进一座琳琅满目的商店，眼花缭乱时欲速全购之，却囊中羞涩。往往是前面已花费几个日日夜夜写好的文字推倒重写，后面写作过程中，发现前面“枪毙”掉的文字还可用，又重新当宝贝捡回来。如此反复写了改、改了写，一度时期，我工作上的事务缠身，又不愿意放弃业已进入状态的写作。继续写作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休息时间，睡眠不安，茶饭无味。有几次开车往返广州至端州的高速公路途中，因犯困打瞌睡，险些酿成交通事故。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暂时停止了两个多月的写作。写作一旦停下来，原来构思好的许多故事情节很快烟消云散，又面临一种前功尽弃的纠结和困惑。我不甘心“红黑一步间”三个“丑闺女”永远藏在“闺房”里不敢嫁人，我必须寻找新的火种，再一次点燃心中濒于熄灭的写作**，尽力把“丑闺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让她早日从“闺房”里走出来去爱或被爱。于是，我欲从上世纪八十代已发表的那些铅字作品中去寻找动力。电话打给大女儿帮我去寻找，大女儿回到当阳那空置多年的老房子，找到的只是一张我定格在1981年11月湖北宜昌地区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合影黑白照片。就是这张老照片刺激我重新回到了写作状态，我的写作几乎占据了往返于端州和广州的所有节假日。之后，我将笔记本电脑随时带在身边，有空闲时就敲击键盘，来了灵感没空闲时间，也赶忙放下手中的其他事，把灵感变成文字。

我的“丑闺女”因江山文学网媒妁之美，先后走出“闺房”示人求爱了。借此次付梓，再赘言几句寄情于文的想法。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鉴于我过去的坎坷经历，注定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也难免无意中把自己融进了拙著中。

一是在设计承载主人公诸葛南淼的出生地时，自然而然想到了刻下我童年记忆的家乡风景，复活了早已成为农田的鸭子湖，以及销声匿迹的千年古银杏树。当然，在作品中，主人公诸葛南淼身上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作品中如有不当之处，甚至某些情节对读者诸君有冒犯的地方，敬请多多包涵。

二是在展现家乡的风土人情方面，力图通过文字描述，还原已然不复存在的长江荆江分洪区泥巴糊墙（壁子）的麦草农舍（大部分细节描写已删除），旨在渲染对家乡难以忘怀的童年美好记忆。

三是在安排故事的大结局或主人公诸葛南淼的最后归宿时，选择的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框定的是葫芦洲市玄岩观文化广场棋院，举行新诸葛象棋培训学校开学暨新诸葛象棋博物馆镇馆之宝入馆庆典仪式的场景（见《楔子》《尾声》两部分）。这也是我多年的夙愿，离开家乡四十年整，特别是南下广东闯**十八年，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心，始终是悬着的；身，好比无根的浮萍；家乡，总是令我魂牵梦萦。所以在《红黑一步间》中，多处借助诸葛南淼的手机音乐铃声，播放《九月九的酒》中的一句歌词“又是九月九……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抒情达意。其中有一个细节，当诸葛南淼和屈婉湘确定婚恋关系时，屈婉湘把诸葛南淼的手机音乐铃声改成了“老公老公我爱你……”这首歌曲；后来他们分手了，诸葛南淼又重新换回了“又是九月九……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的音乐铃声。

“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是我筚路蓝缕的心路皈依之音：一是企盼退休后回到有形的、物化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二是时刻告诫我在某一天回到暌违的文学精神家园、实现我的精神乌托邦。几年前，我终于回到了文学的精神家园，在写作和修改“红黑一步间”三部曲过程中，我牺牲再多的休息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该的是影响了工作，淡薄了友情，耽误了亲情。

这里要特别感谢三位文学圈的朋友：感谢我的兄长、湖北作家吕万林（阔野瘦江）先生，不惜耽误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和自己的写作时间，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红黑一步间”三部曲冗长的文字，提出修改建议，最后又欣然作序。感谢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肇庆市作家协会上届主席何初树先生给予修改意见。感谢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肇庆市作家协会本届主席钟道宇先生及肇庆市委宣传部的高健先生，先后给予评论。

也要感谢编辑、读者诸君不惜吝啬您的宝贵时间，把眼球的注意力投射到“红黑一步间”三部曲字里行间，且容忍了不少在所难免的诘屈聱牙文字。尽管这冗长的文字，还不能成为印刷品当作诸君的覆瓿之物，但它是我曾为十年南粤客物质拓荒和精神游牧之后的又一次心灵放牧。它馈赠了我“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的巨大动力。

谨作后记是为跋。

郑玉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