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妹出嫁之后，三妹又订下了婚事，父母一年比一年年龄大，从五十多岁，到了六十多岁，父亲尽管已累弯了腰，但身板骨还算硬朗，向来多病的母亲比起父亲，身体就差远了，光阴似流水般逝去，我创作上的严峻感已变得越来越强了。

我刚开始起步那几年，创作上只靠借鉴阅读别人的作品，写作只靠自悟，投出的稿件，有回音的，也只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我在写作上不知道自己有多深的水，有多大的鱼，创作上感到盲目。

自从一九八七年我参加鲁迅文学院创作函授，特别是结识到我的辅导老师，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那耘，我寄给他的每一篇作业，他都给我认真修改，每篇都写出稿子中存在的缺点、毛病，明确指点我应该如何去写，我的稿子获得了一位专业编辑的具体辅导，这时，我在创作上才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不但增强了信心，我写作也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

自从结识那耘老师之后，我和他之间有了交往，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因为他在作家出版社工作，他建议我试着给他写部长篇。我记得有一年我上北京拜访他，他对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从创作积累各方面看，你的写作能力远在一般学员之上，我们东北的迟子建，年龄上比你也大不了几岁，她跟你一样也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起步的，人家不但发了不少作品，而且已经出版好几部书，早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了。你不能这样原地踏步，要奋起直追，要大胆地提笔去写，你回去下番功夫写部长篇给我。要是写得还好的话，我帮你点石成金，让你早点走出来。

正是在那耘老师的多次鼓励下，我打北京回来，就开始动手写长篇。把自己完全沉浸进去，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十七万字的长篇拙作名叫《青杏》。我带着去北京，找我的那耘老师当面送稿。

也就是为着我这部长篇小说《青杏》，一九八八年，我两次去北京，那耘待我很热情，有一次他把我从他单位领到他家中去吃饭，席间聊天时，我跟他提到了我家的三妹，他顺口跟我提建议，你不能让你妹妹老窝在乡下，你可以把她带到北京来，现在北京不开始有家庭招保姆的么，你可以让她在北京留下当保姆啊，让她走出不仅是为见世面，还为了让她在外边受到锻炼，这对她将来的生活会有好处。那耘老师说，她要是结了婚，就把她在乡下拴死了，怕再想走出来就难了。

我打北京回来后，正因为自己有部长篇拙作正在北京谋求出版，我创作这么多年，感觉自己已经走上了正途，有了盼头，心情也是高兴，有一次就对三妹说，你想不想去北京，你不知道，北京可大得很啊，我把你带去北京当保姆吧？

三妹让我这一提，果然动了心，要知道那时还是八十年代，我们那里的乡下姑娘，还没有时兴外出，我跟三妹提说带她去大远的北京，还说能让她在北京留下来当保姆，这在她心头该有多大的冲击，让她该有多激动，她对上北京产生了很强烈的向往。要知道，我这个三妹，可是打十五六岁就开始上街卖青菜的姑娘，听说她能上北京，这可是让她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啊！

也就在一九八八年年底，我为了我的那部长篇小说《青杏》，又要前去北京啦。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三妹帮我整理我出门要带的东西，她把煮熟的鸡蛋顺手朝一个提袋里装，这时抬头特意跟我说：三哥，你不是说过要带我去北京吗？我这趟可要跟你一块去啊！

我见她当真强烈要求了，我心里又有顾虑了，说：你在家里有多么重要，就是我想让你去，父母也不答应你去。

三妹一卜楞她的脑袋，郑重其事对我说：我上北京是件大事，好多天我都在心里反复考虑了，我也跟父母直说了，她满脸神气，兴奋地说，你想不到吧，咱父母都同意让我去。

我不大相信：假话吧，父母舍得往外放你，不可能吧？

三妹如实地说，我刚跟父母说，他们是想不开，不同意，可我告诉父母说，我上北京可不是为了看景致，我主要是为了去当保姆，我到人家家里当保姆，拾掇家务，过那种风刮不到、雨不淋、日不晒的日子，人家又管我吃管我住，我还能月月挣钱，我给我三哥写稿子去打工挣钱。

三妹真是个有心的三妹，原来她去北京是为了我，这让我对她给我的一片真情所打动。可我想到三妹如今已经是订过对象的人呀，不能她想上哪就上哪，我紧跟着问，你去出远门，你要征求你对象意见，他能不能同意让你去？

三妹让我这一问，立马不悦了，说：我的脚长在我腿上，我想上哪，我上哪。现在我不过跟他只是个订婚，我又没嫁给他，我为啥要问他，凭啥让他管我？

三妹话这样说，也有她的道理，可我还是觉得三妹不征求她对象意见，自作主张去北京，这做法不妥当，我执意说，你还是应该去跟人家说一下，更合乎情理。

三妹显得更不乐意了，说：我只让你带我去北京，别的事用不着你管。三妹把手里的鸡蛋装好，又去整理我的板箱，又说，我跟他的底情你又摸不清。我跟他订婚之前，就把话说开了，我兜底告诉他，我家情况特殊，我三哥写稿子写了多年，正写在二半路上，他还正需要我这个当妹妹的帮助。我跟你订婚是订婚，可两三年之内，我不会出嫁。你要答应我这个要求，咱俩婚事就成，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咱俩这事现在就拉倒。他当着我的面说：只要你跟我订婚，我一切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还用去跟他说吗？我要是去跟他说，我不让他剥夺了我的自由，看他脸色活人啦！

三妹这般掷地有声，我不得不服气三妹办啥事都办得有把握，牢牢地把主动权掌握在她的手中，自有主见，不同一般。她心里啥时都把我的写稿放心里，当成重点，她嘴上并不说出来，可她却在用实际行动，尽一切可能地支持着我。

我为有这样的三妹而庆幸、自豪，我在心里说，你不要把你立志写书当作只是你一个人在努力追求，你的家人可都站在你身后，尽心尽力地支持着你，你要这辈子不把你要干的事情干成，哪怕用整个生命也要把天上那颗星星摘下来实现你当作家的愿望，你都不要说这辈子对不起父母，包括三妹在内，你自己家庭每一个为你付出很多的成员，可以说，你都对不起，你就是个罪人！

我这次为了我的书稿，赶往北京，就把三妹给带上了。三妹到北京就留在了北京，我在北京只待了没几天，就打了返程。

我打北京回来后，天天心里惦记着我那部送到作家出版社，那耘手中的书稿，天天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能从北京传过来，我书获得顺利出版的好消息。

我心里等盼到实在沉不住气，就给北京打电话，好在那时我上镇上订书报、寄稿件，经常去邮局，我跟邮局人熟，便赶去邮局话报室朝北京打长途电话，向那耘老师了解我书稿的进展情况。

那耘老师就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已经把我的这部稿认真阅读，转交给了二审，过了二审就到副总编那里，只要副总编能通过，出书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啦，不要急，沉下心，继续等。

有一次，我没打电话，邮局投递员却给我捎信，让我去邮局接电话，我心中一喜，预感到很有可能是那耘老师打来的电话。

我打邮局接电话回来，还真给父母带来的是个好消息，我把那耘老师电话跟我所说的原话，又转述给了我的父母，我北京那老师说了，他不只是给我出书，他还把我这部书的内容跟他结识的一位女导演说了，女导演认为书稿中的主要人物青杏姑娘很泼辣，不屈服于命运，个性鲜明。她很感兴趣，答应等书出来，她第一时间看，确有可取之处，她要给改编电视剧。

父亲闻听我写出的稿子，这回要出书，又要改编电视剧。觉得我这么多年写东西，辛苦总算没有白费，这是真要熬出头了，他大喜过望，心中一高兴，竟花钱请镇上电影队，在村里专门放了场电影。

人家放电影，不是为儿女结婚，就是为家里添男丁，而我的老父亲却为我出书要拍啥电视剧，提前放电影庆祝。他还在放电影之前，煞有介事地手拿话筒，讲了几句开场白。惹得看电影的村人直发笑，说父亲就是活人跟人两样，特别爱出西洋景。

电影放了，结果出书却成泡影，据那耘老师说，书稿到副总编手里，没有通过，主要还是后半部没有写好，应该再上一个高度，青杏这个人物是立起来了，可人物形象还显得单薄……

书没能正式出版，改编电视剧的事也跟着没了影！

我的家人算是空欢喜一场。

好在三妹在北京，如愿当上了家庭保姆，在北京扎住了脚步，这倒是件实实在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