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孤独
我的高中始于孤独。
我高中的第一个周末，二姑夫一家为了尽地主之谊邀请我到他们家做客。我当时有些犹豫，我已过了伸手跟人要糖的幼稚时代，这个年龄又往往在成人社交场合中扮演局外人的尴尬角色，并且我在几个住校生的蛊惑下正想利用周末一览县城风光。当然，我深知拒绝县城亲戚的厚爱有些不识抬举，另外物质方面的考虑也促成了我这次前行。去二姑夫家一举两得，既改善了伙食，又省下了餐费。
我从母亲邱爱梅那学到了礼尚往来的常识，她每次去女房东那都要捎些礼物，我也不能空手登门，我买了一袋苹果。买完苹果后，我后悔起来，买苹果的钱似乎已经超过了我省下的餐费，我只好寄希望在二姑夫家畅怀大吃来挽回损失。
我讨厌和成年亲戚讨论那些言不由衷的生活琐事，所以我在二姑夫家楼下闲逛，到吃晚饭的点，才上去敲门。
门开了，寒暄几句，我才发现我失礼了。菜已上齐，二姑夫全家都在等我，桌边还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二姑夫介绍说是表侄女，在县中上高二。
入席坐定，我看到二姑夫和二姑都瘦了一圈，脸色蜡黄，眼皮合上时就像镶了一对核桃。我还不知道二姑夫家的变故，傻乎乎地问他们是不是减肥了，孙立发尴尬地笑了，不置可否地说：“瘦点好。”
旁边的孙国梁在桌肚下踢了踢我，我立刻意识到我触动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我上楼前依然很担心孙立发夫妻会喋喋不休地跟我拉家常，我想了不少敷衍了事的应答。等到孙立发说了两句欢迎词后，我发现我的忧虑纯属多余，餐桌上变成了一片死寂。我突然觉得我在参加某个殉道仪式，这是我最后的晚餐。孙立发夫妻只会说“多吃点”，对面白白净净的县中学姐也是一副冷峻的表情，她也说“多吃点”，我仿佛成了《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多吃点养肥了，好成为他们的盘中餐。玩笑归玩笑，孙立发一家和女孩不会吃我，桌上的蒸鱼也的确是鱼肉，只是餐桌上弥漫着的异类相斥的孤独感，又和《狂人日记》里兄弟间的隔阂如出一辙。我不知道女孩为什么会来赴宴，为什么也和孙立发夫妻一样神色凝重。也许女孩是孙立发家的常客，她或是故作严肃来迎合孙立发家的沉重气氛，或是本色使然，如果是后者着实可悲，她的花季散发出成人世界的世故和冷酷。
这顿食材丰富的美餐成了我最难捱的一顿饭，全桌人都是如鲠在喉，闭着嘴巴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这次孤独的宴席之后，我整个高中都没再去过二姑夫家，孙立发也没再邀请过我。换个角度想，孙立发张罗这一桌死气沉沉的宴席更像是对我开宗明义，表明他家不是我假日的休憩之所。
要命的是，孙立发家毒气般的孤独随着我出门向外弥漫，蔓延到我的学校。我患上了妄想症，我把县城同学的笑意看作是对乡下人的怜悯，认为他们把我当作弱势群体来关怀，而非以对等的姿态相处。我联想到相似的自尊受挫的事例，女房东和我们关系融洽的那段时间，她曾经邀请我们去吃自助餐。我那时已对被父亲用老丝瓜鞭打之事讳莫如深，不过女房东对我们的认知仍停留在顽童年代，或者她骨子里始终摆脱不了对“苏北人”的成见。去餐馆前一顿她让我们少吃，临行前又建议我们去厕所排空身体。到了餐馆，我们看到琳琅满目的美食兴奋不已，但女房东自以为是的热情又让我们变得难堪。她看到我们兄弟俩想去拿蛋糕和饼干，马上尖叫起来，阻止了我们，责备我们外行：“吃肉，吃海鲜，挑贵的吃，吃走不动了去解大便，或者用手抠出来。”
我的胃立即**起来，食欲全无，女房东毫不芥蒂地把进食和排泄相提并论让人恶心。女房东的初衷是善意的，想让我们尽可能吃得物有所值。但她的表达明显是粗暴野蛮的，她把我们看作没见过大鱼大肉的乡下人，试图让我们通过这一顿暴饮暴食恶补匮乏的营养。
黄冠军面对物质**，胸怀如海洋般宽广，他认真地遵循女房东的嘱咐，消灭相对昂贵的荤菜。我对着狼藉的餐桌发呆，脑海里浮现出无良商家饲喂家禽的记忆。那些年的长途大巴车顶上总是绑着一笼笼臭烘烘的家禽，它们奔赴都市的一夜也是生命中最后的旅途。可怜的家禽即使走在穷途末路上，也逃不过家禽贩子残忍地剥削。家禽贩子为了给家禽增重，像给车胎打气一样，把掺杂着泥沙的饲料汩汩灌进鸡鸭鹅的胃里。家禽在喂食时扑棱着翅膀，喂食结束后变得如企鹅一样笨重，摇摇晃晃，步履蹒跚。这些家禽上路后有一部分在颠簸中炸开了胃一命呜呼，苟延残喘的另一部分将在下一个喂食点再次生不如死。
我对女房东的厌恶主要是因为她大肆宣扬地域和阶层的差异性——她习惯于鼓吹自我，贬低他人。某种意义上，她甚至把我们看成动物，以为我们和大巴顶上的家禽一样，有着张力惊人的胃，可以源源不断地进食。
我在体育课上找到了排解孤独的方式，操场围墙边的草丛为我提供了乐子，我从蚂蚁和蟋蟀身上找到了高等生物的优越感。乡村长大的少年向来对小动物和昆虫缺乏同情心，熟谙残害生灵技艺的我们会剥掉青蛙的皮，拿竹签穿过蜻蜓的身体，用火把烧毁蜂巢。我的口袋里揣着一把放大镜，晴朗的日子就是蚂蚁的受难日。那些整齐有序的蚂蚁队伍在放大镜的照射下猝然冒起了烟，蜷成一颗颗芝麻大小的黑子。善于腾跃的蟋蟀不会呆呆地等待放大镜的聚焦，但不等于说它们会逃出生天，我在乡村的捕猎生涯中早已练就出精准的预判和敏捷的身手，它们腾跃的轨迹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生性好斗的蟋蟀可以为我演绎人类世界的搏斗好戏，我一手擒着一只蟋蟀，让它们互相撕咬。它们长着锋利的牙齿，能轻松给对手开膛破肚。我出于好奇，曾让它们牙齿互啮，我听到牙齿清脆的断裂声，看到蟋蟀嘴里流出绿油油的汁液，不由自主地反胃，想起那一次自助餐黄冠军真的去抠自己的喉咙，吐出一摊花花绿绿的秽物。
我沉浸于微观世界的自得被一脚足球击碎了，那脚势大力沉的射门没击中门框范围，却不偏不倚地击在我的面门上，我眼前一黑，轰然倒地。足球队员都围了过来，对我万分抱歉，有人还从体育器材室找来了冰袋敷在我脸上。我脑门昏沉，脸上火辣辣的，睁不开眼，但我不想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是无意的，再说是我“入侵”了足球队员的领地，蹲在了危险之处。并且我不愿纠结此事，以免让他们发现我幼稚的秘密，徒增乡下人的笑料。
我半边肿胀淤青的脸就像长了块硕大的胎记，这使得我接下来几天无论在课堂上还是下课后都“犹抱琵琶半遮面”。相对于身体上的伤害，心理上的伤害要更严重，我惧怕上体育课，足球四处乱窜的操场难觅藏身之所。我的体育老师这时更像个心理医生，他用粗糙有力的大手摸摸我的头，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踢球的同学不害怕足球？”
我说：“因为他们能控制住足球。”
体育老师因势利导说：“是的，你害怕足球是因为足球在控制你，而不是你控制足球。”
体育老师准备让我加入足球队来消弭心理阴影，但我不会控球，身体不强壮，跑得又不快，在这项男人的运动上几乎一无是处。体育老师不甘放弃，他问我有没有什么特长，我忽然想到我初中时获过全校掷标枪冠军。体育老师拊掌大笑：“你有手抛球绝技啊，守门员最适合你。”
我的脚下功夫“烂泥扶不上墙”，但我的臂力在男生中傲视群雄，当他们打不开局面时，我成了奇兵。我不仅可以把球抛过中场，还能在发前场界外球时制造巨大的威胁。对方球员看到我走到前场来发界外球都如临大敌，他们领教过我的臂力，我炮弹般的手抛球往往把禁区搅得人仰马翻。
我依靠着手抛球的绝技不仅在球队站稳脚跟，还获得了县城同学真诚地认可和崇拜，我以一种阴差阳错的方式摆脱了独孤的困境，融入了集体生活。
我在足球队获得了成就感，然而疏忽了我作为高中生的首要任务。高一寒假，班主任把家庭报告书寄到了家里，班主任姓程，是一个儒雅的中年男人，外形酷似余秋雨，所以我们私下管他叫“老余”。“老余”在写评语时对措辞反复斟酌，特别是对表现不如人意的学生，遣词造句尽量含蓄委婉，微微显露学生的情况和班主任的态度，不忍心在中国传统佳节给学生和家长添堵。“老余”在我的评语前面写了一通无关痛痒的话，并且表扬我兴趣广泛，但评语结尾的转折句耐人寻味，似乎才是评语的主旨，上面写道“但要处理好学习和兴趣的关系”。
我的母亲邱爱梅顿时明白，班主任说了半天客套话不过是为最后一句微词作铺垫，她愁眉紧锁，后知后觉的黄学文又看了一遍评语也恍然大悟。黄冠军前两天放假到家，淡定地把获得奖学金的荣誉证书交给了父母，他有功劳，又有闲钱，心安理得地跑到县城跟初中同学聚会去了。我感受到了父母的愤懑，黄学文红着眼，邱爱梅也红着眼。我瞥到黄学文在解裤带，头皮一紧，不是惧怕皮开肉绽，作为鞭刑的刑具，皮带总要比老丝瓜显得更庄重，更有仪式感。我惧怕的是黄学文会不会像惩罚两年前的黄冠军一样，遍邀族人，把家丑播扬得人人皆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由自主地绷紧身体，准备迎接火辣辣的鞭打。结果黄学文解下皮带交给邱爱梅说：“皮带头坏了，你明天到街上找人修一下。”
黄学文不体罚我，我反倒不知所措了，在我看来，虚度年华被父母惩罚是天经地义的。黄学文唉声叹气，做起事后诸葛亮：“我就说了，该上县中的没上。”
邱爱梅得知我和县城同学“厮混”在一起，用她惯用的隐喻数落我：“你麻雀跟雁飞呢。”
父母的妄自菲薄和逆来顺受是乡村人的特性，面对权贵，乡村人的腰杆子很难直起来，这大概也是父母对女房东唯唯诺诺的一大原因。邱爱梅的这个隐喻早先还对我用过一次，她在出租屋换衣服的那些下午，我除了坐在树荫下，吃着冰棍看蚂蚁打架，又找到了一个消遣方式。女房东隔壁住着一对年轻的上海夫妻，他们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儿子，那个胖乎乎的男孩对下象棋情有独钟，每天下午坐在屋檐下摆弄棋子，自己跟自己对弈。我站在他家的院门口，鼓起勇气告诉他，我也会下象棋，他立刻把我请到棋盘边，摆上一盘，客气地让我先走棋。男孩或许得益于他良好的家教，或许在棋局中养成了虚怀若谷的性格，他的谈吐优雅恭敬，让我受宠若惊。
我棋艺不精，加上紧张，连输三盘。男孩脸上始终挂着善意的微笑，安慰我说：“下棋不为胜负，为了修身养性。”
男孩的话让我感动得想落泪，我一度以为上海的孩子也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对外地人不屑一顾。但男孩显然是思想进步的一代，他下棋时既不好为人师体现他的优越性，也不故意放水可怜我这个乡下伙伴，他的棋品即是人品，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博爱和安宁。我那时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要考上上海的大学，不是想在上海人面前扬眉吐气；恰恰相反，我想和男孩那样的上海青年同窗，在他们面前，我没有自矜功伐的资本，我要谦逊地学习他们的优秀文化，濡染他们的可贵品质。
我的棋艺在男孩的带动下有了进步，但我还不是他的对手，我输得心甘情愿，即便永远输下去，也毫无愠色。就像男孩说的，“下棋不为胜负，为了修身养性”，我和男孩坐在一起如沐春风，胸怀舒畅。
我和男孩的友谊毁于邱爱梅之手，她可以纵容我们兄弟俩去玩荼毒少年的电子游戏，却不能容忍我加入上海孩子的益智活动。她对男孩的父母讪笑着，对我打扰他们家孩子深感歉意，转而拎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凳子上难堪地领回家。她一出男孩家的院门就气愤地说：“你麻雀跟雁飞呢。”
我理解母亲的苦衷，麻雀和大雁生而优劣有别，麻雀是无法飞到大雁的高度的。但这不代表麻雀没有飞的权利，麻雀出生卑微，通过后天的努力，难道就没有冲上云霄，赶超大雁的可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乡村人的未来不见得就在乡村，都市人的过去也不见得就在都市，我亲眼看到上海外滩边的豪宅里，走出过操着苏北口音的老人。
不过情随事迁，如果说我和上海男孩下棋是无可非议的，那么这一次母亲的奚落则无可厚非，我有错在先，不占理。要是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别说跟雁飞，就是跟凤凰飞，邱爱梅也绝无怨言。
这一年的春节我备受煎熬，父母对我冷嘲热讽，黄冠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他的眼神里流露出讥讽之情。除夕吃团圆饭，一家人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拉家常，我越发觉得这是审判我的前奏。我在阖家欢乐的时刻体会到了做客孙立发家的那种孤独，孙立发家是缄默不言，我家是言不由衷，像是故意避开我在县中丢脸的话题。酒过三巡，林耀东憋不住，眯着红肿的眼睛，叹息道：“你可是曾经的学习冠军哦。”
我把夹起的红烧肉又放了回去，丢下筷子，想起身离席。但在这万家团聚的日子我并没有一个好去处，就连平日凄清的荒野也充溢着喜庆的炮竹声。我只好假装把座位调整一下，仍端坐桌前，黄宗英见气氛尴尬，帮着我说话：“亚军大了，他自己会知道怎么做，人都有糊涂的时候。”
窗外漂浮着清冷的雾气，黑黢黢的梧桐树就像一排夜游神，炮竹声时密时疏，夹杂着狗的吠声，家人的谈话隐隐约约，听不真切。我像游离于家和旷野，旋入另一个虚空的世界，那个世界一无所有，浩瀚无边，蕴藏着全宇宙的孤独。
终于等到了开学日，我得以逃离虚空世界，我当务之急就是辞掉我的守门员一职。我的队友们不遗余力地挽留我，他们吹捧我在球队不可或缺的地位，并答应帮我补习功课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我没有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说服，我心知肚明，只要我还踢球，就难以“处理好学习和兴趣的关系”。队友们见我去意已决，决定为我举办一场告别赛。
告别赛定在星期五放学后，大家合伙买了一只足球，每名队友在上面签名留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只意义非凡的足球却成了班主任“老余”按图索骥的线索，他根据签名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班上的足球队员“一网打尽”。
法兰西世界杯的余热引燃了校园足球火爆的球市，“老余”班上的男生成绩却大面积下滑，“老余”自然会认为这与班级里兴师动众的足球队有干系。我们在“老余”的办公室外站成一排，儒雅的“老余”拿来一支蘸饱墨水的毛笔，依次在我们的脸颊上点上一笔，这很像古代有辱尊严的墨刑。毛笔点到我的脸颊上，我顿时感受到一股散发出墨香的凉意，我刚开始以为这种惩罚除了精神上的羞辱，没有任何肉体的痛处。“老余”的毛笔吸了足够饱的墨，以至于每个人脸颊上都挂着饱满欲滴的墨汁，墨汁由于重力兵分几路，缓缓流进了脖子，皮肤被风干的墨汁收紧后，显得奇痒无比，我这才领教到“老余”的毒辣。
“老余”完成“杰作”后，挖苦我们说：“中国足球怎么踢也冲不去亚洲。”
“老余”的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打击，他没想到日韩世界杯上中国足球冲出了亚洲，那时我们足球队里几个男生从大学回来看望“老余”，看望是假，主要是想揶揄“老余”当初对中国足球的短见。“老余”见男生们提出旧事，已知有将他一军之意，他顺势而言：“中国队冲出亚洲又怎么样？一球没进，尽给亚洲丢脸，还不如窝在家里呢。”男生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叹服“姜还是老的辣”。
“老余”的挖苦和邱爱梅“麻雀跟雁飞”的隐喻有异曲同工的嘲讽意味，中国足球就是“麻雀”，冲出亚洲就是妄想“跟雁飞”。“老余”的论调在我听来异常刺耳，砭剥了我不容侵犯的自尊，我可以用回击“麻雀跟雁飞”的理论驳斥“老余”。我们踢足球是娱乐，锻炼身体，不是为了代表中国队冲出亚洲；中国足球即便冲不出亚洲，也应该和足球强国享有同样的踢球权利；中国足球现在冲不出亚洲，不代表永远冲不出亚洲。
我重归足球队完全是心里不服气，誓要和“老余”唱反调，足球队聚餐时，队友们全都感谢“老余”，“老余”竭力唱衰激发了全队的斗志，增强了全队的凝聚力。
我原以为，靠着加入足球队就能让我整个高中远离孤独，实际上孤独抽象繁多，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适时来袭，它们更像是在前路等候我的智者，让我在困境中承受磨砺，习得蜕变的智慧。
高二伊始，班里的英语老师换人了，原先的男老师到龄退养，换成了一个刚工作的漂亮女老师。女老师叫苏蕙，身材匀称，一头卷发，笑靥如花。苏蕙走进班级的一刻，全班尖叫，男生更是趁机起哄，多亏“老余”即时出现在窗外，闹腾的班级如釜底抽薪，马上恢复平静。苏蕙的声音很悦耳，有如风铃摇曳，可我怎么也听不真切，苏蕙的形态也渐渐缥缈，我又旋入了虚空世界。但这一次的遁逃又和除夕之夜有别，除夕之夜是源于巨大的抗力，苏蕙散发的是巨大的引力，我越发困惑，为何引力反倒把我抛离？
其他同学都盼着上苏蕙的英语课，就连足球队里上课爱打瞌睡的男生们，都聚精会神，一字不落地记笔记。我竟然相反，苏蕙的声音对我来说像是塞壬的歌声，我一听到她天籁般的声音就貌合神离，遁入虚无。我前所未有地困惑起来，引力和抗力竟然合二为一，趋于混沌的状态。
我丢了的魂被舍友用一种下流的方式找了回来，至此，我逃离了虚空世界，苏蕙的形象由抽象变具体，不再离散。
那天晚上，我惆怅地躺在宿舍的上铺，看着扑闪的日光灯，我不但英语课上浑浑噩噩，在球门前也心不在焉，犯了好几次低级失误。我的宿舍里有两个处得最好的同学，也是足球队队友，一个叫汪勇，跟我一样，也是从乡下考上县中的；另一个叫罗剑，他是县城人，父母在苏南跑工程，不愿跟爷爷奶奶住，索性也住校了。在苏蕙到来前，我一直以为汪勇、罗剑和我一样，都是涉世未深的少年，他们把我从虚空世界拽回后，我才知道他们远比我早熟。正逢周末，宿舍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另外三个或是在教室自习，或是在校外闲逛。我们三个没出去闲逛是因为快到月末，囊中羞涩了。
在这个冷清的周末夜晚，我们东拉西扯打发时光，先争论皇家马德里队和巴塞罗那队谁更强，接着谈起老师们的趣事，汪勇说“老余”有肾结石，他撒尿总要跳几下。罗剑说数学老师有一次上课西裤拉链没拉上，露了一节课花裤衩。我们捧腹大笑后，逐渐安静下来，他们两个都不说话，暗示该我谈论老师了，汪勇谈的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罗剑谈的是数学老师，他们见我半天不吱声，说让我就谈谈苏蕙吧。
谈别的老师还行，苏蕙在我脑海里像一团雾气，我无从谈起。
他们听到我这个比喻相当惊诧，汪勇说：“怎么会是雾气呢？你看她那胸部，就像两只大馒头。”
罗剑说：“对啊，还有她那屁股，就像两只大柚子。”
我的脸突然发烫，苏蕙对我展现的不是老师的魅力，而是异性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是苏蕙“主动退出”，慢慢从我的“桃花源”里模糊、消解、飞散，只剩下无法凝聚的记忆碎片。就在我们打听苏蕙是否有男朋友时，有一天“老余”平静地告诉我们，苏蕙怀孕了，毕业前不会重回学校。班级里又发出尖叫，只是这次的尖叫不再像初见苏蕙时那么激昂，变得软弱无力，哀婉绵长。
“老余”一走，一个好事的男生在班上大张旗鼓地朗诵起戴望舒的《雨巷》：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
开始几个学生笑起来，随着男生的朗诵渐入佳境，所有人都默然了，几个女生拿着抽纸擦泪。然而我终于不用挣扎了，苏蕙消散了颜色、芬芳、眼光、惆怅，我的幻想源烟消云散，**邪的脑海将会风平浪静，一点点恢复我的元气。
罗剑家的启蒙之夜，让我们三人的关系固若金汤，我们上了同一条贼船，不与正经人士为伍。我们时常在清冷的周末溜出宿舍，日夜不归。
到了深夜，我们并不打算打道回府，翻进宿舍围墙。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只是为了表现出痞子气，维系兄弟间“狼狈为奸”的情义。有一两次逛累了，我们决定找个旅馆过夜，我们并没有从曲折巷子里的小旅馆发现什么意外之喜。
我们蜗居在逼仄的小旅馆里，铁床锈迹斑斑，床单被褥脏兮兮黏糊糊的，老式电视只有几个地方台，天花板上垂下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不时有飞蛾撞击灯罩。我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花了冤枉钱，我开始想念在罗剑家过夜的那晚，那一晚除了启智开慧，还体验到优质睡眠的美妙。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讨厌睡在硬邦邦的木床或竹**，我瘦骨嶙峋的小身体被硌得辗转反侧。罗剑家的床是席梦思，我仿佛睡在松软的云朵上，身子迅速下坠，跌入甜蜜的梦乡。早上，罗剑说我和汪勇睡得跟死猪一样，前呼后应打着响亮的呼噜。
罗剑哪里体会得到我对席梦思的贪恋，孙国梁出生前，我和黄冠军在孙立发家的席梦思**睡过一夜。我们都没睡过如此软和的床，我在**变换各种睡姿，黄冠军像跳水一样扑到**。惬意的睡眠带来了副作用，我们在睡梦中过于安逸以致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第二天清晨，黄冠军把我推醒了，生气地说我尿床了。我起身一看，床单中间有一大块尿渍，散发着骚味。我先是茫然无措，等我冷静下来，又怀疑黄冠军“倒打一耙”，他的“领地”也有尿渍。我们相互推诿，摸摸各自的**，都有潮气。孙立发听到我们在大声争吵，各执一词，我们都说是对方尿床，还尿湿了旁边无辜者的**。
孙立发当时还保持着养尊处优的和蔼性情，他过来劝开我们，风趣说道：“谁尿的都没关系，这是大吉大利的童子尿。”
关于席梦思的吸引力，我还曾有过不求上进的想法。苏蕙离开不久，班上有个县城女同学向我表白，她叫樊睿，外貌并不出众，额头上有斑斑点点的青春痘。县城女同学主动向我示好总归是让我受宠若惊，樊睿说我在足球场上很有大将风范。樊睿大概只想随便找个理由恭维我，博取我的欢心，我从未见过她站在场边观战。我庆幸樊睿没来观战，我迷恋苏蕙的那段时间，在足球场上失误频频，丑态百出。
我并不喜欢樊睿，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差，我看到她在班上对着小镜子挤她的青春痘，这让我想起城中供销社女营业员龇牙咧嘴挤脓包的丑陋景象。后来我还是和樊睿交往了一个月，理由竟然是她家肯定有席梦思，我畅想学我爷爷林耀东做个上门女婿，那样就可以天天睡席梦思了。樊睿告诉我，她家并没有席梦思，她的父母腰都不好，喜欢睡硬床。两天后，我找了个慷慨激昂的托词跟她分手了，我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我们的足球队鉴于那次自投罗网的行为，从此低调行事，绝不招摇过市，足球队员的学习成绩不温不火，“老余”再写评语时倒也中规中矩，没有旁敲侧击的转折句。“老余”淡泊名利，教学上早已功成名就，加上每一两个月就会外出讲演，班级管理上倒有几分无为而治的风范。
“老余”“无为”了，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做到“民自化”。班上出现高考倒计时牌时，我慌张起来，可我看到平日放纵惯的同学此刻仍是我行我素，踢球的踢球，打游戏的打游戏，看小说的看小说，我又何必“举世皆浊我独清”？我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自欺欺人，对人生的大考视而不见，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并没察觉到，我和平日的玩伴在人生旅途上比肩而立，不紧不慢地行进，他们已暗中蓄力，犹如睡醒的兔子，即将疾驰而去，让我这只乌龟望尘莫及。
高考考完，估分填志愿，足球队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以至呼朋引伴开始提前庆祝。我把罗剑、汪勇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请到黄庄做客，我的父母都在上海，林耀东起初显得不悦，说我太高调，八字没一撇的事件瞎张扬。我的同学们都拍着胸口为林耀东打包票，认为我志在必得，加上他们又纷纷举杯敬这位嗜酒如命的长者，林耀东愁眉舒展，放下心理包袱，和我们开怀畅饮。
分数出来，我傻眼了，离预估的分数相差甚远，填志愿时我还意气风发地比较一本院校的专业强弱，现在别说一本院校，连二本院校的尾巴都攀不上。我用网络、电话反复查分后仍不愿接受惨痛的真相，而参加过我“庆功宴”的同学们大多都得偿所愿，榜上有名。
我浑浑噩噩地睡在家里坚硬的木**，茶饭不思，房梁扭曲起来，摇摇欲坠，梁上蹿下张牙舞爪的妖怪，飞到我的眼前刹那灰飞烟灭。我想到我已山穷水尽，将在黄庄庸碌地度过余生，乡亲谈论我时会像谈起伤仲永的故事一样津津乐道。母亲邱爱梅的隐喻一语成谶，我当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麻雀和大雁都有飞翔的权利，但我显然忽视了飞翔能力的高下之别，我不想着笨鸟先飞，还天真地以为大雁会和麻雀一直齐头并进，低空飞行。我和玩伴们醉生梦死，到头来“举世皆清我独浊，举世皆醒我独醉”，我自嘲之余又愤慨玩伴们深知结局却秘而不宣。
林耀东责备我把同学请来提前庆祝，似乎不请他们吃饭就能改变我的高考成绩。黄学文患了阑尾炎在上海住院，躺在病**唉声叹气。邱爱梅赶回家，看到我颓丧的神情不忍再苛责我，害怕我想不开做出什么轻生的举动，她给我讲了一大通重头再来的励志故事。又用“阿Q精神”安慰我，告诉我很多人不如我，说有人连大专分数都不够，有人连高中都没考上，还有人没念过书呢。
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上大专，复读，打工。黄冠军告诉我不出几年大专毕业也没出路了；邱爱梅以身说法，讲述她和黄学文在上海艰辛的打工经历。我要想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唯有复读这条路。
昔日好友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真正的庆功宴，我识趣地婉拒了，那时我正收拾书本，跟着母亲到校外找出租屋，邱爱梅决定一门心思陪读。
复读一年，乏善可陈，我和当年的黄冠军一样，痛定思痛，卧薪尝胆，期待在沉默中爆发。再次踏足县中校园，物是人非，班主任不是“老余”，同学也是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没有了旧时相识反倒清净，我又回归到自我世界。有一天我看到苏蕙推着婴儿车在校园散步，我尊敬地叫了声“苏老师”，她已记不得我，我只说是她教过的一个学生。我也见到过“老余”，那一次他把一帮穿着足球服的男生喊到办公室走廊上，挨个训话，我离得远，听不到“老余”的声音，但我揣测又是挖苦中国足球那一套。我倒想做个过来人，走过去跟那些男生说说我的惨痛教训，但我有什么资格说教呢，那些男生也许和我的球友们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复读的高考成绩没有翻天覆地地提升，但也能上一个本省的二本院校了。我和罗剑、汪勇不再联系，收到录取通知书也不准备庆功。令我意外的是，向来吝啬的黄学文强烈要求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庆功宴，后来我才知道，黄学文这一年过得很憋屈，那些幸灾乐祸的熟人看到他就问我考了哪家大学。黄学文在酒桌上酩酊大醉，逢人就自夸：“看到没？黄亚军这叫‘知耻而后勇’，黄家的子孙没有孬种。”
我在酒桌上曲意逢迎，心里却没那么高兴，这场迟来的庆功宴没有了一蹴而就的新鲜劲和成就感，说是庆祝，又有几分凄凉，它像在祭奠荒芜的往昔，补述遗老的悲鸣。
当晚，我在黄庄的旷野上鬼哭狼嚎，尽情发泄心中的苦闷，夜空波诡云谲，村庄一片苍茫。我睡在黄庄的大地上，仰望渺远的星空，再见了，黄庄，再见了，高中。然而心中的块垒依然难以消解，我想起了鲁迅《故乡》里的话，“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高墙看不见，说不清，又难以翻越。不过孤身不见得就是坏事，换个角度看，孤身不也把高墙隔在外面么？
高墙也好，孤身也罢，有时天意难违，不如顺其自然，这是我复读一年潜心领悟到的道理，它成了我离群索居、孤军奋战的安慰剂。
我的高中始于孤独，我的高中终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