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现实里不现实的我们

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挤在小酒馆半旧的沙发里谁也没有起身，老板大概是见惯了散场时神情恍惚的客人，走过来啪一下打了个响指，露出与午夜十分相称的迷人微笑：“两位还需要喝点儿什么吗？”我摇头。“下周三放映《上帝之城》，有兴趣的话，欢迎前来观赏。”

胖虎点点头，结了账，我们穿上厚厚的羽绒服推开门走进北京的寒夜。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个冬天，不说话也能感觉到自己占据着对方的全部心思，在这种有恃无恐的沉默里，我专心回忆着萨姆·门德斯执导的《革命之路》，脑子里反复闪现的不是某段情节，而是一个单词，“unrealistic”（不现实）。

胖虎在天桥上停下，俯视着桥下已变得稀疏的汽车尾灯划出的霓虹。脸上渐渐浮现出傲慢的、不屑一顾的神情。那时他临近毕业，拒绝了几份唾手可得的工作，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勉强答应来年出国继续读书。他俯视着桥下，如同俯视众生，仿佛没有什么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仿佛他一出手就应该天地剧变。可是，我喜欢看他露出不可一世的神情，尤其喜欢他只在私下无人注意的时候才偶尔显露。这神情如此卓尔不群、生动凶猛，使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眼前我所看到的样子，他的身上必定还有种种奇幻美妙的可能性。

“不现实”，我咀嚼着这个词，并不打算和胖虎讨论它，因为除了模糊猜测它大概包含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对周围环境缺乏认知之类的含义外，我也说不清影片中April和Frank想放弃眼下的生活举家搬去巴黎到底不现实在哪里。

“要不我们打车回去吧。”

“好呀。”胖虎收回视线，转脸对我露出一个随和的、平实的笑容。

然后我们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很快就淡忘了没有太空战舰、没有超级英雄、小李也不似当年英俊的《革命之路》。

过了两个多月，某天我们去电影院看夜场电影，入场前胖虎说热，就跑去买了大大一杯暴风雪，跟我你一勺我一勺地挖着吃完了。电影散场后我们沿着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嘴里还带着冰激凌甜甜的余味。我们走着走着就暖得把羽绒服脱下来挂在胳膊上了。这时，胖虎突然说：“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说：“说来听听。”

胖虎说：“离出国还早，不如我们趁这段时间创业挣笔钱？”

“可是怎么个创法呢？”

“海南刚被国务院批下来建成国际旅游岛，轻轨也刚竣工，未来肯定是要大发展的，那里又是我的家乡，熟门熟路，所以……”胖虎说，“我们回海南卖冰激凌吧。”

当然，这个主意就像看上去的那么荒谬，事实上最后整件事也成了亲戚朋友的笑柄和我们的人生污点。在各种或震惊或费解或愤怒的追问下，其实身为当事人，我们也很难解释清楚这个念头的来源，分析半天没有头绪只好怪那天夜色太美丽，从南方吹来的初春的柔风太醉人，皓月星辰也是迷人得一塌糊涂。因此一切在当时的情境下都显得合情合理，并且绝妙得完全可以列为风投优选项目。

我们兴奋地一路走一路聊，不时提醒彼此小声点儿，以免被路人偷听去抢占了先机。等走到家时，整个方案包括资金、公司注册、时间表、人员、产品，竟然都已讨论得七七八八了，我们沉浸在一种辉煌而严肃的情绪里，继续推敲着种种细节，显然已经打算把整个计划付诸现实了。

后来成为胖虎丈母娘的我妈谈论起这件事时问我：“你当时怎么也不知道拦着他？”我追溯着那场对话，当胖虎脸上开始出现睥睨天下的神态时，我就被蛊惑了，理智徜徉在香甜软糯的冰激凌里，顾虑全无。那晚的我们看见周围的一切都在闪闪发光，将夜晚照亮得如同白昼。如果不是梦境，那就是像胖虎面对一众疑问时所回答的那样：“我们疯了。”

接下来我们在一周内快速斩断和北京的所有瓜葛，这也使我后来懂得一件事：所有羁绊都是留恋的借口，真的心有所向，一切皆可断舍离。来不及回应朋友们的惊讶和伤感，我们带着所有家当和共同的秘密搭上飞往海南的航班。

刚一落定我便去找办公室注册公司，胖虎忙着筹钱招人，起初一切顺风顺水，我们每天激动得满面红光。记得那天我俩怀揣着借来的二十万元钱，身后跟着新招的员工，走在海口海甸岛的艳阳下，一行人穿着人字拖走得踢踢踏踏，声势浩**地去找冷库。一阵海上清冽的风吹来，灌进胖虎宽松的衣裤，鼓鼓地晃动着，我斜眼瞄他，那一刻的他真是傲视宇宙，所有毛孔都在迎风嘚瑟。我们不疾不徐地往前行进，我们计划从北往南把产品铺到海口、文昌、琼海、三亚，进而占领整个海南市场。我们的时代到来了。

这当然是幻觉，而这一幕场景是幻觉的巅峰。创业的过程令人意外地烦琐庸碌，选产品时我们放弃利润微薄、对经销商条件苛刻的蒙牛、伊利，也放弃了价格偏高、不符合海南市场的和路雪，继而敲定了一个性价比较高的二线品牌，几千箱冰激凌从广东运过来搬进冰库后，胖虎便带着业务员们扫街去了。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购置冰柜，业务员们只能多费口舌央求小卖部的老板放一点儿货在那些大厂商提供的冰柜里，然后埋伏在附近，等蒙牛、伊利的业务员走后再回去把被他们埋进深处的我们的产品翻上来。

别的业务员吹着空调开着小货车铺货，我们的业务员只能骑电动车穿梭在烈日下，加上薪金微薄，心里难免不平衡。因此每天吃饭时，胖虎都要情绪激昂地给大家画饼，拿出海南岛的地图一阵圈：“我们正在创业，大家吃点儿苦，阳光总在风雨后，事成之后你就是这一片的大区经理，旁边这一片都是高档居民楼，都划给你，你别着急，这里不是还有一条上风上水的商业街……到时候什么牛什么利不都得看你们的脸色？”他以此来鼓舞士气。

一个星期后，业务员们摸熟地形，抢着把学校、商场、超市附近的区域瓜分一空，最难走的街道和最难搞的小卖部自然都留给了胖虎。胖虎毫无怨言，他说老板才是最大的业务员，接着深吸一口气，肌肉一提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走进店里：“麦呀（方言，此处是叫老板娘），怎么能有人把花裙子穿得这么漂亮？追你的人肯定很多吧。小孩八岁了，怎么可能？你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店里冰激凌走得好吧，都是冲你来买的吧？”不得不承认，男人说起花言巧语来都是有天赋的，胖虎这一番话哄得老板娘心花怒放。

说得多了胖虎常常收不住嘴，见到我也来一句：“这个小姑娘真是长得万人倾心。”

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油嘴滑舌的了？”

“那跑起业务来什么恶心的话都说得出口，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胃。”神气的表情已经很久没有在胖虎的脸上出现过了。

可现实就是现实，不为任何人的任何努力所感动，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那年海南到了三月底仍然只有三十摄氏度，而往年这个时候早就超过三十五摄氏度了。不只是我们，几乎所有卖冰激凌和饮料的业务员都聚在一起抱怨走不动货。第二件是同年伊利不惜巨资在海南建仓，所有产品下调了进货价。它的本意是垄断市场干死蒙牛，结果却把我们最后一点儿价格上的优势也填平了。我们的产品在冰柜中忐忑不安，要有夹娃娃的运气才能被选中。

管理财务的我，左手花钱时是成千上万，右手收回款时却是几百、几十，还有几块钱的票子。滞销的冰激凌安安静静地躺在冷库里，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电费和货架的租金。发工资的日子总是猝不及防地又到了。每一天我们都在为这个不现实的想法付出现实的代价。

胖虎和我在不祥的预感中迎来了最糟糕的那一刻，四个月后钱都花光了，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笔巨款的二十万元钱像冰激凌一样悄无声息地融化、流淌掉了。现实不会梦醒也无处可躲，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整出来的烂摊子。最后胖虎的叔叔辗转找到一个朋友，他愿意以极低的价格把我们的库存拉走。

来拉货的那天，车到了门口，胖虎说等等，然后自己披了一件棉衣走进零下十八摄氏度的冷库。十五分钟后他还没出来，我怕他冻出个好歹，就进去找他，这时胖虎出现在门口，一头白发竖在黑黝黝的脸上格外刺眼。我走近一看，原来是结了一层霜冻。

我问：“你进去干什么了？”

胖虎说：“把货点了一遍。”

“库存单上不是都有吗？”

胖虎摇摇头：“数字归数字，可是走进去看到这些货密密麻麻地摞着，摸上去冷冷硬硬，一箱箱数过去，感觉为什么那么不一样？十万块钱，一共两千两百二十六箱冰激凌。一千箱红豆，五百箱绿豆，五百箱黑芝麻，一百五十箱火炬，七十六箱小奶油。卖掉一百零二箱，破损和送人两箱，还剩两千一百二十二箱。”

胖虎头发上的霜冻在阳光下迅速融化，头发湿湿地耷拉下来，我转过身去招呼伙计，不忍心再看这幅垮塌的画面。

货车开走了，员工互相拍拍肩膀散了，电动自行车也抵了工资。我和胖虎背了一身债，他手里攥着仅有的两万块钱货款，说：“杯水车薪，辛苦这么久不如带你去海边玩两天。”

晚上，我们沿着亚龙湾的白沙滩散步，月光皎皎。胖虎问：“下海吗？”我没反对，于是我们手牵手一直走到水位齐胸的地方。水里和岸上都空无一人，只有很远处零星的灯火。在夜晚下海的感觉很奇妙，既恐惧刺激，又分外静谧。胖虎突然从身后抱住我，说：“嫁给我吧。”

我没说话，我从他僵硬的手臂能感觉到他害怕了。他并不是真的想求婚，他只是想在纷至沓来的失去中抓住他能抓住的。所以我沉默着。胖虎把我拦腰抱起来倒着扔进海里，用这等低劣的恶作剧掩饰尴尬，在他一连串的大笑声中第一次流露出对现实的敬畏。

后来胖虎去留学时读书十分用功，时常在深夜空无一人的实验室里给我打来视频电话。回国后他也是同样心无旁骛地工作，直到两年前我们偿清债务，其间再没有过别的念头。

再聊起这件事时，我们依然觉得它很了不起，“只是……”我说，“有一点儿‘不现实’。”这个词那么自然地从我口中滑出来，使我想起那部隆冬里的电影《革命之路》。在历经现实的洗礼后再去回味剧中情节已全然是另一番滋味。即便如此，我仍然希望故事的结局能够被改写，April没有怀孕也没有死，而是如愿和丈夫、孩子一起搬到了巴黎。不现实的决定往往有着现实的意义。

“那你后悔吗？”胖虎问，他的眼睛里又开始闪烁倨傲的光。

“不后悔，下次你再有什么不现实的念头，我还是会义无反顾跟你走的。”

“因为你爱我。”

“因为这是一个多么浪漫、不羁、充满英雄主义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