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_如何对冲潜在增速下行

如何对冲潜在增速下行

加快调整人口政策，对冲人口老龄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限制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加上与之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期内经历了显著的人口转型，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婴儿数）由60年代末的6左右下降到了2010年的1.6。同时，收入的提高、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人均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6.5岁增长到了2010年的73.3岁。短期内的这些变化直接

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超过了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国际上通常使用总和生育率描述一个国家的生育水平。当总和生育率小于2.1，代表其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上一代人的数量。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日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1.6。

随着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的落地，这一政策被视为缓解人口老龄化，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手段，被社会各界抱以厚望。但“单独两孩”的放开到底能影响多少人口？能否有效对冲老龄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的研究结果，“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2000万人，他们是一方独生子女且已育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妻。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上述1500万～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会有500万～600万的二胎新生儿。由于中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此番“单独两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国家卫生计生委经过多轮测算，中国城乡一致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高。特别是新政启动后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因此，新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

表13-1 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的未来分年龄劳动力人口规模

加快去产能和去杠杆，消化存量债务，盘活存量资金

产能过剩问题已受中央关注。李克强曾表示：“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矛盾，按照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原则抑制盲日扩张。”自2009年以来，中央部级或部级以上单位已密集发布一系列有关去产能的文件，去产能努力与效果初见，但依旧成果有限。

未来去产能要依靠两条路，一条是传统老路，要增强内部消化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扩大内需；一条是发展型新路，增强出口消化能力，输出过剩产能。

短期内来看，对于过剩产能最直接有效的将是产能输出路，当前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并未披露，但可从官方文件中看出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煤化工等重工业，而“一带一路”正是直接拉动基建、能源产业链的全球大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通畅是加强贸易、促进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构建“一带一路”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除新加坡外，东盟国家和中亚地区工业化程度皆不高，基础设施落后，相应基础设施和设备需求巨大。

表13-2近年来部级或部级以上单位频发产能或去产能文件

（续）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提升企业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优化国资布局，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等，这些日标使国企改革再次成为市场焦点。由于国资国企存量巨大，改革带来的改造增效将十分可观。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至今，国企改革经历了以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制改革、“抓大放小”以及公司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数轮改革，改革的本质也从表面分配关系逐步转移到国企产权这一关键问题。

日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首先，国资委以后应该只保留监督职能，当独立的“裁判员”。现行多重监管，国资委

针对各级国企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但其本身是行政单位，并且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国企决策受制于行政管理，背负了除创造利润外的其他政治或者社会任务，造成了角色混乱的局面。

其次，设置独立的“教练员”，即设立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行使管资本职能，这里值得详细介绍的是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最后，市场化管理“运动员”。国企内部应继续优化治理结构，改善“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与“新三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重叠交织，影响后者权力的实施；合理利用股权激励，采取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薪酬制度进一步改革。

淡马锡模式简介

新加坡淡马锡作为政府控股公司，成立于1974年，专门管理国家资产，不享受国家特殊政策。股东通过投资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追求项目回报，将国有资本撤出不需要扶持的行业，投向私人不愿投资或者无力投资的领域。淡马锡投资组合价值已从成立之初的2.54亿新币到目前的2150亿新币，股东的10年复合回报率达到13%。淡马锡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公司。

淡马锡模式的特点体现在其运行体制、运作机制、运营原则及运营监管上。从运行体制看，淡马锡是政府及政府控股或参股企业的隔离墙和传送带，既保证通过投资可以实现国家意志，也避免了企业直接受到行政干预；从运作机制看，来自政府、企业及学术界的多元平衡董事会构成了企业的运作机制，保证公司在投资方面的前瞻性和赢利性；从运营原则看，淡马锡参考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和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全球配置资产；从运营监管看，淡马锡实行全民监督机制，自2002年开始，淡马锡公开财务报表，新加坡普通公民只需要缴纳少许费用就可以查看淡马锡的公司信息和资料。

淡马锡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一方面由政府全资控制，另一方面则保持了市场化高效运作的特点。淡马锡的核心在于政府、国资运作平台、企业的三层架构相对独立性：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是对国有资本进行管理；政府直接涉及的部分只包括重大人事任免、业务范围审定以及对于重大战略性投资项目的审批。其董事构成反映出高度市场化的国际性大企业特征：董事会成员除执行董事以外，均是独立董事和股东董事。独立董事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大型企业，股东董事则由新加坡政府委派，不从淡马锡支取薪酬。管理层招募以及日常经营决策基本由市场规律决定。

加快金融改革，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1．理顺金融要素价格。

利率是资金要素的价格，利率市场化改革关乎全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日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利率市场化过程的关键是货币当局对利率决定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的过程，利率全面市场化的可行性主要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间接调控下有效传导的可行性。应当加快放开存款利率自由化，放手交予市场机制；建立基准利率，完善有效传导指引机制。

除利率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应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其日标是建立一个有弹性、有深度的外汇市场作为平台发现均衡汇率。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汇率从失衡状态向均衡水平调整并逐渐靠近，越来越反映市场供求状态。应当继续增加汇率双向弹性，减少外汇干预，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资本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与融资者存在着对资本市场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资本市场如何适应不同的投融资需求就成为其发展的关键。投资者与融资者对投融资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这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能够对不同风险特征的筹资者和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以满足不同性质的投资者与融资者的金融需求，并最大限度地增强市场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已成为各方共识。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继续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

融资。进一步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逐步扩大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对各类长期投资资金予以税收优惠。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规模。降低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和“三农”金融债的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发行规模。

3．开放金融准入。

金融准入对内而言，就是开放牌照，首批三家民营银行已经开始筹建。之前监管机构对民营银行的主要担忧在于关联交易和风险自担，存款保险制度的落地，可谓替民营银行保驾护航，通过民营银行清晰的自我定位，更有利于服务中小企业，建设更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更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准入对外而言，就是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加快，尽快实现人民币基本可兑换性，以及成为国际主要结算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旧任重道远。

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二次开放的制度红利

从向发达国家开放到向新兴市场开放：发达国家继TPP之后又推动TTIP，美国带动欧日正通过跨国地域经贸整合，重新掌握全球地缘政治优势。过去10多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占全球1/10，未来20年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但通过TPP、TTIP，美国正在拉拢欧日另起炉灶，创建起超越WTO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这些网络一旦建成，将抵消中国的硬实力发展成果。中国应当加快中韩、亚太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自贸区谈判，在国际贸易格局中不要处于劣势。

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仅肩负着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在国际投资规则体制由双边协定为基础转向以区域投资协定为基础，并进而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雏形框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中，BIT（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实质性启动标志着中国将以高标准模式开展投资自由化谈判，这正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的方向性坐标系。BIT谈判进程的深入将以外力的形式推动中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及对外开放的进程，进而促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同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先行先试形成的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开放方案将反过来促进BIT谈判进程的深入。

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逐渐开放外资进入医疗、金融、教育等行业。通过与外资合作方式，引进国外领先的经营理念、高效的管理模式、成熟的运营体制，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业的成长潜力，释放二次红利。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土地瓶颈

中国市场化改革经历30多年，多数产品和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而土地要素市场化相对滞后。土地在农业、工商业、住宅间的配置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而非市场完成，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同时扭曲了财富分配，不利于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和治安稳定。

首先，明确土地产权，确权是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土地产权将一分为三：所有权属于集体，承包权属于农民，经营权由产权主体自主。明确土地产权主要是确定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以类似于城市住宅的使用权房产证的形式确认下来。土地确权将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财富效应。由于土地是主要的财富载体，改革将改善之前财富扭曲的分配结果。

其次，土地确权后，土地要素的流转将不可阻挡，土地市场时代将来临，改革方向为尽快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事实上，各种土地交易行为早已发生，包括耕地、宅基地和小产权房，消除土地市场分割、统一土地市场符合整体土地改革的大趋势，但由于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相关政策在宅基地和小产权房问题上较为谨慎，未来改革方向是应当尽早将这些交易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

最后，土地市场化改革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调整政府征地行为，控制金融风险。土地规模经营效率大幅提升，促进劳动力转移，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农民拥有使用权的45亿元土地价值估计有50万亿元，人均近6万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将促进中国消费增长。土地供应垄断打破后，将降低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助于限制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控制金融风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