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_中国近年来潜在增速下滑的原因

中国近年来潜在增速下滑的原因

潜在经济增速=资本边际产出×资本增速+劳动边际产出×劳动力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潜在经济增速拆解开来实际上就是三大块：资本贡献、劳动力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逐块分析即可全面剖析出下滑的原因。

资本贡献下降

1．资本增量（投资）放缓。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年初的估计，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在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2012年较2011年减少345万人。从中国老龄人口占比增长趋势看，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预测，中国老年人占比处于不断增长过程中，在2020年前就将超过10%，保守预测也在10.23%，中性预计将达到11%～12%。中国老年人口呈现总量扩张、增量提速的发展态势。随着作为储蓄主体的劳动人口减少，作为消费主体的老龄人口增多，社会总储蓄率将下降，资金增量遇到瓶颈。

由图13-1可知，近5年来储蓄率已经进入缓慢下降通道，降低约两个百分点，同时民间投资完成额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同比数据显示已经降低至2006年的一半左右。

图13-1 储蓄率缓慢下降，投资完成额增速放缓

同时，在财政制度供给不完善与高速发展城镇化的双背景下，土地资源已经透支开发。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进入了新财政集权时代，经过此次改革，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但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并没有减少。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事权过大的这种不合理的财政分配格局使得地方政府收支严重不平衡。地方财政压力逐步增大，同时伴随着政府间竞争激烈，官员政绩竞争，地方政府缺乏征税权以及地方政府发债权和发现从上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不可靠，于是地方政府积极寻求扩大预算外收入。于是，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拉手，不仅可以使用土地进行招商引资增加政绩，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可以缓解地方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持续多年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效果显著，城镇化率已经逼近世界平均水平，53.7%的城镇化率（世界城镇化率为52.8%）的背后是存量土地资源的透支开发。

2．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

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来自三方面，首先是由于资本存量基数下的资本边际效率的自然递减，其次是资本运用效率受到债务侵蚀，最后是由于产能过剩造成的效率侵蚀。

（1）资本边际效率自然递减。

依据范巧（2010）的估计，以1952年作为基年，通过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约为14万亿元，2010年以1952年价格计算的实际GDP约为6.6万亿元，资本存量为GDP的2.12倍。同时就业人均资本存量（1952年作为基年）也呈现指数级增长，2009年就业人均值达到1.7万元。由于资本存量与人均量皆已达到一定高值，由经济学原理可知资本边际效率必然是递减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GDP/资本存量边际增加值”简单看出。

图13-2 就业人均资本存量呈指数级增长

资本运用效率受到债务的侵蚀。债务存量越来越大，维持债务的成本越来越高，大量资金流入债务黑洞。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

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在政策的刺激之下逆势加杠杆，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GDP比例从2007年的105%大幅攀升至2013年的158%，其中主要是政府稳增长主导的国有企

业加杠杆。随着存量资本的扩张，投资边际产出递减，用既定的增长维系现有的产能，需要的债务比以前多得多，企业杠杆率主动攀升。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中上游”企业“僵而不死”，赢利能力衰减却占用信用资源，企业杠杆率被动攀升。

国企加杠杆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高企的主因。2003年加杠杆，私营部门广泛参与，当产能已经过剩，而产能供给不足且具有高赢利能力的行业被管制，再加上全社会的高利率、高租金和高劳动力成本，私营部门的有效融资需求开始不断走弱。国企加杠杆除了为了对冲外需的收缩，还需承担转移私营部门杠杆的职责。但是由于国企本身杠杆运用效率不高。从制度上看，因预算软约束、政府显隐性信用担保、廉价生产要素的使用（利率和资源价格管制）和其逆周期调控职能，国企可以不断地从银行获取信贷，支撑其章鱼式扩张。但国企的公司治理体制落后、杠杆运用效率低下、赢利能力弱，虽占用大量信贷资金，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却在下降。

总而言之，居民和企业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直接吞噬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挤占了大量信贷资源，导致无风险利率高企，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经济无法内生复苏。

（2）产能过剩行业利润增速下滑，潜在风险积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生产能力远大于市场需求从而造成产能大量闲置的现象。通常健康且创利的产业产能利用率应当在85%以上，而据IMF测算，中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

当前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并未披露，但可从官方文件中看出产能过剩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煤化工等重工业。从2012年3月起，PPI至2015年1月已34个月为负。结构上看，轻工业品PPI在零值附近波动，供求基本平衡；与房地产产业链息息相关的重工业品PPI持续为负，重工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

因此，产能过剩的核心源于总需求的退潮。当经济总需求处于上升周期时，供不应求使得企业的赢利能力增强和库存下降，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导致企业纷纷举债追加投资和扩张产能。因此，当前的产能是根据过去总需求扩张（以地产投资扩张为主）量身定制的，过剩产能集中于房地产产业链，主要以重工业为主。当外需从涨潮到退潮，房地产新开工长周期下降和债务扩张的空间受限，重工业产能过剩矛盾开始凸显。

此外，体制缺陷加剧了产能过剩。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员有财政收支缺口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各级地方政府不惜牺牲土地、环境、生态等利益，以吸引一些税收高、对地方财政增收明显的项日。一些属于落后淘汰产业的项日，因其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甚至可获得地方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造成了更严重的产能过剩。

劳动力贡献下降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柱。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一方面，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储蓄-投资正缺口和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丰富的年轻劳动力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过，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迎来拐点，未来人海战术难以为继。从2011年开始，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不仅劳动力“量”上的增长放缓，同时由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及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放缓，劳动力生产效率“质”的方面提高也遇到了瓶颈。

1．劳动力增长放缓。

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庞大的人口基数所贡献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劳动力增长明显放缓。

2．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时代过去，劳动力生产效率提高遇瓶颈。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最初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农业部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就会涌进工业部门，几乎供给无限，工业部门可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劳动力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之后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完毕，劳动力市场出现供不应求，工资将大幅攀升，告别廉价时代，此为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直处于白热化阶段，但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明确表明，中国已经大步越过了这一拐点。反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求人倍率已经于2011年转为供不应求，特别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人倍率大幅上升。从国内角度而言，劳动力供给形势的逆转，意味着中国可以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速，并有空间出台更为严厉的调结构政策。过去所强调的保证较高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保证就业，避免引发失业压力。但从现在起，只要经济增长是有序合理回落的，也不大会带来失业潮，这也意味着即使强力推进淘汰产能过剩，某些行业释放的劳动力也会很快被其余行业所吸收。

图13-3 求人倍率说明劳动力已经于2011年转为供不应求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制度、技术）

在出口不振、大规模刺激不可靠、人口红利没落的当下，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复苏主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制度改革。但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也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激励。掣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不是技术进步瓶颈，而是制度供给不健全。因此，中国经济的攻坚战实际上只有改革这“华山一条道”。

1．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衰减，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总体来看，在WTO规则的约束下，大多数国家都在向自由贸易的方向迈进，但由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并非无懈可击，因而保护主义总是千方百计从中寻找“合法”的生存土壤。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自身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2．国内的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

至于改革这条路怎么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系统阐述，推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这关系到基本经济制度。此外，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涉外体制改革等领域也将由点带面、分层突破。但是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诸多努力与进步，各项改革领域已纷纷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加大，难度提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