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忆往昔，峥嵘岁月
第五章
忆往昔，峥嵘岁月
红军一路走来，经历过辉煌，深陷过绝境，但最终都依靠全军上下的英勇奋斗转危为安，化逆境为顺境。这段路程坎坷又伟大，许多参与其中的人都对它记忆深刻。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一起去回顾那段光辉岁月……
彭德怀：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从俄界向西北继续前进时，毛主席每日都是随一军团走在前面，我和叶剑英率中央直属队、三军团走在后面。白龙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特别是腊子口真是天险，原驻有邓宝珊一个团防守。第二天经过时，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在地，我军的伤亡不知怎样。
由俄界经过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这一段路虽然不算是草地，但还是半牧的藏族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更困难。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但汉人居住地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九两军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讨论。
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这是对外的名称），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达铺东进时，战胜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也战胜了邓宝珊部及毛炳文军，还有东北军某部。在六盘山高峰消灭了邓宝珊一个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奋斗，才由哈达铺到达吴起镇，即陕北根据地的边境。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说：“在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标点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件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
——摘自《彭德怀自述》
刘伯承：回忆长征
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掉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经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的到来。
……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摘自《刘伯承回忆录》
贺龙：湘鄂赣初期的革命斗争
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
一九二八年一月，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同时进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这支武装的来源是：一、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当然，这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改造。
四月，国民党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突然派四十二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关进攻。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更未得到改造，战斗力不强，洪家关与苦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部队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接着，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
此后，又经过两次战斗，我军转至桑植、鹤峰边境活动。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队攻入建始城，缴获民团枪百余支，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百人。接着，又打开鹤峰城，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派人四处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三月，工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解放后，我们就有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此外，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石门边缘，展开了工作，建立了县、区政权。这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
至于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这样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
七月，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我军诱敌由南岔渡口过河后，即开始攻击，迫其背水作战，将其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又亲率该部二千余人并与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大开四门，诱其深入。当敌人入城后，伏兵齐出，将敌人大部歼灭。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逃窜。他们到达赤溪河边，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没。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其余或被水溺毙，或在岸边投降。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缴得长短枪千余支。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向大庸、永顺、慈利一带游击，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
……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红六军。它的来源是：以洪潮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彭国才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露湖的沙岗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队。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彭子玉等同志，多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被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发展红色游击队。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的斗争，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国内形势有利，特别是鄂西特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更促进了鄂西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扩大到数百人，许多县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他们在监利县汪家桥会师，宣布成立红六军，负责人是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等同志。
红六军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进方针，先后攻占了沔阳、潜江，石首、汉川等城镇，后来又渡江南下，打下了华容、公安等地，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大块根据地，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础。
这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一九三○年六月，组成了红一军团。其他红色区域，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革命事业均有发展。这时，党的威信提高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从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渡江东进后，解放了许多城镇，扩大了武装割据，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新的阶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造，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
——摘自《星火燎原》第三集
徐向前：成立四方面军
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激烈变动中。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把枪口对准根据地，一心要“剿灭”工农红军。
我们在山沟沟里，消息闭塞，对外面的动荡形势，了解甚少。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一面发动群众进一步武装和组织起来；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将红四军和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有条主要街道，两旁开着些小店铺，比较热闹，被命名为“列宁街”。西门外的倒水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是在倒水河河滩上开的。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刀枪耀目；部队武装整齐，精神抖擞；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无数前来庆贺的群众。选择十一月七日这一天在七里坪召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大会，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会前，确定由王树声同志担任阅兵总指挥，组织各部队进行了认真的演练……
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由我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辖四军、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地方武装也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各县的基干武装队伍均组成了独立团，与正规红军的编制一样。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凡满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残废者外，均编入赤卫军。一般大村编为一个排，小村则几个村合编为一个排，每乡编一连或一营，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共成立了十五个地方师，分别归各县军区指挥部组织指挥，隶属于鄂豫皖分局的军委会。赤卫军完全是地方军的性质，不脱离生产。任务是坚持生产，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协助红军作战，巩固革命根据地。
儿童和妇女，分别组成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别看儿童团、少先队是些十来岁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头路口由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娃娃们特别认真，遇上不认识的生人，得要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或红军开的路条，否则不予放行。英勇的红军，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红军队伍走到哪个村里，都有一群群孩子围在红军指战员周围，问长问短，摸这摸那，和红军亲得不得了。你若是问他们长大干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当红军，打反动派！”每次扩红，都有许多孩子跑到报名处要求参军。不让他们报名，就哭哭啼啼，缠住不放。弄得各部队没办法，陆续吸收了一些。为便于管理，专门编了一个少共国际团，归总部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又是拥军活动的先锋。仅一九三一年红五月的拥军活动中，他们在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下，就给红军送来七千双布鞋、八千双草鞋、六千多双袜底、二百九十多担粮食，二十多块银洋。这些东西，是他们向各家各户动员、筹集来的。有些孩子甚至从家里偷钱、偷米、偷面出来拥军。“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除忙生产、家务、带小孩子外，在妇女会组织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洗衣、缝纫、做鞋、护理伤病员、侦察敌情等。有些妇女同男子一样，也参加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妇女泼泼辣辣，很能吃苦，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作了出色的贡献。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党和红军是这样，群众也是这样。一盘散沙，只能处在任人分割、各个击破的地位。组织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高度的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手段。原始社会里，人们要抵御洪水猛兽或外族部落的侵袭，也懂得组织起来，一坨一坨的，进行群体活动。现代无产阶级，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赤手空拳夺天下，就更重视组织的意义。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的严峻时刻，整编队伍，强化组织，增强力量，有重要战略意义。
——摘自《徐向前回忆录》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特务连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举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
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干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问题，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摘自《星火燎原》第一集
聂荣臻：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剑英、恩来、伯承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像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
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萧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927年广州起义时，叶剑英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武装起义，又一次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变和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虽然，这次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
……
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意与警惕，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行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三时左右，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
起义头一天，发展非常顺利。傍晚，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都被起义部队占领。黄沙河对岸的石围塘数百农民，联合铁路工人，也占领了广三车站。市郊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占领了乡村。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敌人恐慌万状。
在广州起义中，又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起义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插手进行干涉。十二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又出动了炮舰，沿江向我起义部队挑衅，并不断开炮，向我市区轰击，派海军陆战队在沙面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总指挥部曾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处在四面包围中的起义部队，虽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顽强的还击，反复争夺，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而奋起领导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后，曾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但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广州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在起义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气魄和斗争决心。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
粟裕：在反“围剿”斗争中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时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行退却计划。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等待时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下定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拼刺刀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拼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我军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问……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黄克诚：向遵义挺进
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击未能得手。接着我军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此役也打得相当艰苦，我军又受到不小的损失。当时我军守在山上，桂军从山脚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战状态。我军一个排被敌军包围后，全部被缴械。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我军一个整排集体被敌军缴械的场面。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余部队随后跟进。那时如果不及早撤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苗区居民的住房，是用木头搭起的小楼，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住人。我们赶到这里，人疲马乏，疲劳已极。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着了。待到半夜，突然火起，我住的小木楼被烧着了。我惊醒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有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而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的地步，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支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和蛮干，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中央红军今后如何行动，这是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向西经剑河、黄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县度过了一九三五年的元旦。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转战，体力消耗相当大。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摘自《黄克诚回忆录》
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创建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
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
……
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敌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官兵，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座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座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读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投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了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丁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五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五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摘自《徐海东生平自述》
萧克：从井冈山到闽赣路上
萧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九团二营营长。
我们下山后，赣敌李文彬二十一旅（辖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另加一个归他指挥的六十八团）和刘士毅的独立十五旅（由独立七师改编，辖二十九团、三十团）从遂川向我尾追。到大余后，我们估计敌人会来进攻，打还是不打？军委在天主堂开了个党的活动分子会，朱德、毛泽东、陈毅、林彪、何挺颖都参加了。会上有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打，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是主张打的，特别是何挺颖，态度十分坚决。少数人认为不能打，但在这种气氛下，也不好十分反对，军委就决定迎战李文彬。
这个决定是仓促作的。当时，既没有摸清敌人进攻的方向，也没有搞清敌人进攻的时间。第二天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说敌人追来了。队伍立即拉出在来路迎敌，红二十八团担任主攻。由于林彪事先连地形都没看，队伍拉出离大余县城四五里地就和敌人接触了。李文彬是朱培德的部队，有战斗力，兵力和装备又强，我们冲来冲去，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终力量不支而溃退。部队失去指挥，建制打乱了，很多人乱跑，军部、团部都不知在哪里。
……
有一天走了二十多里，天快黑了，我们就在一个村子住下。离住地四五里的村庄，有个党支部。快半夜时，几个党员来报告，说敌人天黑后到了他们村里，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起床，悄悄出发了。若不是地方党的同志来报告，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有可能受敌袭击。毛泽东后来曾以此例来说明军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寻邬孔田圩，归李文彬指挥的六十八团准备侧击我军，幸被我前卫便衣侦察发现。我们马上转了个弯，避开这股敌人。但到吉潭，终于还是遭到敌人的袭击。
在吉潭宿营的第二天拂晓，敌人分三路袭击我军宿营地。我们还没起床，部队给打乱了。陈毅险些被俘虏，朱德军长带着三个卫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来。我营的党代表陈俊也给打散了。
从吉潭出来走了十几里路，遇到一条河，我带着两个连到河对面占领河岸阵地阻击敌人，坚持了两个小时，军部才从我左边把路过了河。我们赶紧撤退，跟随大部队向东转移。这一次又避开一个大危险。
从吉潭退到了罗福嶂，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隐蔽的村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前委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原来的三个营分别改成一、二、三支队，特务营改为四支队，林彪任纵队长，陈毅任纵队党代表。我任二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胡是湖南郴州人，曾任宜章县委书记，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党委工作过，很有宣传鼓动能力。
从罗福嶂出发，我们又转向北面前进，走寻邬、澄江、会昌、瑞金。敌人穷追不舍，在离瑞金东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同福建敌人郭凤鸣部打了一下。后来又发现追敌，是赣敌刘士毅独立十五旅。军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我记得朱德在会上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只剩八九个连，还能打，我们现在还有二十二个连队，要打，要煞煞敌人的威风。刘士毅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在井冈山时同他交过手，曾在遂川县城打得他七零八落。”于是决定打刘士毅。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来路四里处担任警戒，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来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我营党代表胡世俭负了重伤，就在这天晚上死了，当时才20多岁。
第二天，一纵队为右翼，三纵队为左翼。胡少海率一支队从大路右边山上爬过去迂回到敌人左侧后，截断敌人的退路。三支队在正面，我支队为第二梯队。正午时分，纵队部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三个连同时冲击，一下子捉了200多俘虏。这时一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三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到下午三点，独立十五旅完全被击溃了。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摘自《萧克回忆录》
许世友：东征皖西
许世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红四军营长。
新洲一战，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为震惊，急调萧之楚四十四师和徐源泉四十八师的各一个旅到新洲以南临近长江的阳逻、团凤一带，同时令夏斗寅十三师由麻城、宋埠地区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我军。
我军在但店休整三天，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时，党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曾中生同志，已经到达鄂东根据地，并成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但还未与我们红一军取得联系。
军首长考虑到当前敌情不利于我军向沿江一带发展，而皖西地区只有敌四十六师，兵力比较薄弱，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东征皖西，恢复于八月间沦陷敌手的皖西根据地。
……
我军在扫清上述地区的敌人后，分兵两路向六安进逼，于十八日傍晚到达六安城郊。
六安是皖西最大的一个城镇，东距合肥只有一百多公里，是敌防备我军东进皖中的西大门。当时，敌驻合肥的兵力只有五个连，因而对我军攻打六安之举感到极度恐慌。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一面调驻芜湖的部队增兵合肥，一面令第四十六师主力和警备第二旅分别固守六安和霍山。
十九日凌晨，布满阴霾的天空飘起了雪花，一场围攻六安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们一团和六团攻南门，四团攻西门，三团为预备队。我军一举攻占敌外围防御阵地。敌恃城顽抗，仗打得十分激烈。拂晓时，敌人组织敢死队从南门冲出，企图夺回被我攻占的外围阵地。经过一场激战，敌死伤大半，狼狈地逃回城里。我率领全营紧盯在敌人后面，一直打到城南关。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加之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实施反扑，突破口未能扩大，我们只好撤回原地。
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依托坚固工事死守。我们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架梯登城，但数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军首长考虑到再战不利，遂令部队撤出战斗，并以一师南下威逼霍山。霍山之敌设防坚固，我军的进攻又未得手。部队遂于二十一日转移到麻埠地区。
我军撤六安和霍山之围，这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正确决策，是作战指挥上灵活机动的表现。六安和霍山都是敌在皖西的重要据点，守敌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又有坚固工事作依托。我军缺乏攻城的条件，继续强攻硬打，不仅难以达成预期目的，反而会遭到更大的伤亡。
我军回兵麻埠地区，一边休整，待机再战，一边发动群众，恢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来往于皖西和鄂豫边之间的同志，不断带来了鄂豫边军民反“围剿”之英勇斗争的消息。
敌在新洲地区围歼我军主力的计划落空后，即以八个师又三个旅近十万人的兵力，开始向鄂豫边根据地大举进攻。敌人所到之处，焚毁民房，抢掠财物，**妇女，屠戮生灵，一片白色恐怖。夏斗寅十三师进犯黄安紫云区时，将来不及转移的群众集中到山上，用机枪扫射。敌人狂叫：“赤区的石头都是红的，连石头也要过三遍。”但是，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别山英雄儿女没有被敌人惨绝人寰的暴行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
鄂豫边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英勇斗争，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指战员们决心以更加积极的作战行动，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夺取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摘自《许世友回忆录》
宋任穷：突破四道防线
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
1934年10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悌同志，又名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长萧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干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蜿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萧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摘自《宋任穷回忆录》
康克清：女子义勇队和红军学校
康克清，朱德夫人，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
攻打赣州时，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红军，担任支前工作。攻打赣州失利后，许多人都不愿回去，坚决要求留在红军里。经过中央军委和地方党委协商，决定把她们编入女子义勇队，培养她们成为能做地方工作又能打仗的妇女干部。这时，调我和吴仲廉到女子义勇队工作。女子义勇队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我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训练课程主要有政治、军事、队列和文化课。我负责军事和队列操练，吴仲廉负责政治课和文化课。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志讲军事课。课后由我给学员们作辅导。女子义勇队附属于红军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队，先在于都，后来红军总部从于都迁往瑞金，红军学校也跟了过去。课程增加了战地救护、急救包扎、普通医药卫生知识和伤病员护理。政治课增加了如何做农村妇女工作。
……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取得总评良好的成绩。虽未达到总评优秀，对这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了。所以又一次受到校方表扬，女子义勇队里扬起一片欢乐的歌声。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队员在擦拭武器时，把枪机上的撞针搞断了。女子义勇队四个人才有一支枪。这次实弹射击用的全是临时从总部特务团借来的好枪。撞针断了，就不能击发，枪打不响，连根烧火棍都不如。这起事故将会使女子义勇队在全校丢脸。一听说这事，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
班长把弄坏枪机的队员带来，那个队员手捧着放在红布上的残缺枪机和断成两截的撞针，抽咽着说：“队长，你处分我吧！”
我本想批评她一顿，但心中却仿佛被针刺了一下。霎时想到，作为女子义勇队的队长，难道我对这事没有责任吗？如果在擦拭武器前就想到这一点，告诉每个队员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操作，作些预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她，一个普通的队员，又该负多大责任呢？于是我大声命令班长：
“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全班会上检讨！你们必须记住，一个红军战士的枪，就是她的生命。”
她们走后，我主动去向红军学校领导汇报，承担这件事的全部责任，请求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找我谈话，他严厉而又恳切地批评我，指出：“你和女子义勇队的骄傲情绪，是产生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他说：“只有先严于律己，然后才能严格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愧疚之心，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
过了两天，学校为这事发出通报，给我在全校通报的处分。这天，我又从修械所长那里得知，因为我们自制的撞针质量差，那支好枪配上新撞针以后，也只能当做次等枪使用了。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刘校长对我的帮助，更使我由衷地感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