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红色军魂永不倒
第四章
红色军魂永不倒
红军，这支人民的军队。一路走来，留下了无数将帅英烈的足迹。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完成了一名军人的职责。他们的事迹也将被人们所铭记和传颂。
陕北首位女红军——任志贞
陕北第一个女红军叫做任志贞。任志贞的父亲任广胜是一位共产党员，在任志贞16岁那年父亲英勇牺牲了。16岁的任志贞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并参加了红军。
随着革命局势的不断变化，党组织安排任志贞到陕北红军游击队工作，并担任了其中一支游击队的指导员工作。当时，陕北红军里没有女同志，被调过去的任志贞可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陕北女红军的第一人。
任志贞虽然是位女同志，但在游击战斗中的表现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她行事果敢智慧，雷厉风行，还练就出双手打枪的好本事，深得群众与其他战士的信赖。
有一次，任志贞与游击队长率领部队向西南方向转移。谁知，转移途中突然与一股国民党部队遭遇。任志贞连忙指挥大家进入战斗状态，率先抢占一个小山包与敌人进行战斗。国民党这股部队虽然失了先机，但依靠人数与火力的优势，很快就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任志贞见形势越来越对自己部队不利，心中迅速谋划起新的作战方案。她环视四周，见远处有座玉盘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是个绝佳的阵地。
想到这里，任志贞边攻击边移动到队长白德胜身边说道：“你带着一分队和二分队在这里守着，我带三分队先上玉盘山，等我们占领了玉盘山，你们也迅速跟上。”说完，就带领三分队向玉盘山冲去。
当任志贞和三分队到达玉盘山顶没多久，就见几个国民党士兵也跟着爬了上来。任志贞见状，大喝一声：“打！”声音刚落，三分队的子弹、手榴弹就一齐向刚爬上玉盘山的敌人头上扔去。很快，敌人就死的死，伤的伤，狼狈败退下去。这时，白德志也率领一分队、二分队赶到，红军战士成功占领玉盘山。
红军占领玉盘山后，不甘心的敌人不断调集兵力向山顶的红军发起试探性攻击，红军战士依靠地理优势，一次次将其进攻打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太阳渐渐西沉，夜晚即将来临。长时间的游击经验让红军战士已经与黑夜成为了最好的搭档，任志贞决定在黑夜的帮助下实行突围。
突围行动没有计划中那么顺利，狡猾的敌人为了防止红军趁夜色进行突围，特加派了兵力将玉盘山团团围住，封锁了所有出口，而任志贞的队伍也是初到玉盘山，对这里的地形不太熟悉，除了被敌人封锁的出口外，并不知晓其他出口。不愿坐以待毙的任志贞决定带着几个战士在周围巡视一遍，了解一下周围地形。
任志贞带着几个战士走到一个沟岔的时候，发现了几户人家。任志贞喜出望外，心想没有人比当地人更了解这里的地形了。想到这里，任志贞连忙上前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老大爷，任志贞礼貌地对这位老大爷说道：“老乡，我们是红军，想向您打听点儿事情。”
老大爷看看任志贞，再看看她身后的几位战士，忽然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们是红军，白天就听见枪炮声。我们还准备了干粮，准备给你们送过去呢。”
任志贞听到老大爷的话很是感动，但此时战斗最为紧要，任志贞对老大爷表示了感谢后，就向老大爷询问下山的路。
老大爷想了想，对任志贞说道：“有个地方叫无名坞，那里还有条路。”任志贞刚要松一口气，就听老大爷继续说道：“不过说是路，其实是个断崖，大家都是顺着绳子爬下去。危险得很，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任志贞一听，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坚定了信心，对老大爷说道：“只要山里人能下去，我们就能下去。”
老大爷看着任志贞坚定的神情，在心里对这位女红军很是赞叹，主动请缨道：“好！我来给你们带路。”说着，回到屋里拿了许多干粮塞到任志贞等几位红军战士的手里，让他们拿回去分给大家吃。
任志贞等人回到部队后，就率领队伍跟着老大爷前去无名坞。果真如老大爷所说，那条下山的路就是一个断崖，从上面向下看去，黑洞洞的，很是瘆人。红军将老大爷给的绳子绑在崖边一棵大树上，对老大爷再三谢过后，任志贞就带领战士们一个个顺着绳子滑了下去。就这样，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任志贞带领红军战士们成功突围。
1933年11月，任志贞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任志贞用尽了各种酷刑，逼迫她说出党的秘密。但是，任志贞始终宁死不屈，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信息。
1934年2月13日这天，万恶的敌人将任志贞残忍杀害，此时，她年仅19岁。
任志贞牺牲了，但历史却从未将她遗忘。党组织追誉任志贞为“妇女解放的先锋”、“革命青年典范”，还将她的英雄事迹改编为剧本，在百姓间广为流传。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
刘志丹，出生于陕北保安县的一个秀才之家。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并接触到全新的救国救民理论——共产主义学说。思想活跃的刘志丹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
1925年，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翌年秋天毕业后，他在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此时的刘志丹只有23岁，却已成为西北军中的一个知名人物。
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此时，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权的重要性。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人领导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革命军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迅速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刘志丹并未灰心，继续投入到革命行列中。
“渭华起义”后，刘志丹等人用通俗诗的文体发出布告，言明了当时人民要革命的原因——“土豪劣绅加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革命军所到之处，刘志丹带领当地群众积极开展了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
自1928年渭华起义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为之奋斗了七年之久。这七年之间，他出生入死，进行了多次艰苦的战斗。
1932年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为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刘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86旅511团战斗力教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是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他们决定向该地区行动。
5月15日夜，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国民党86师511团两个连及一个营部和民团一部，缴枪两百余支。17日，陕甘游击队一天之内又连歼杨家店子守军511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五百余人。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1500余人。20日，他们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国民党军86师一个营，缴枪三百余支，弹药两万余发。
至此，国民党军86师转入守势，中、宜、洛等地的反动民团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次反“围剿”中，刘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于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并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进剿”计划。
刘志丹不但作战勇敢，指挥得当，还非常具有作战智慧。那时，部队子弹奇缺，刘志丹让士兵把废弹壳捡回来，敲下旧底火，打平整，再装上火药，就成了新子弹。他还发明了“榆木大炮”，即用榆木做了四门大炮的炮型，外面用布套上，用骡子拉着迷惑敌人。群众看见后，高兴地说：“红军有大炮了，看敌人还敢猖獗！”
8月底，敌人分三路对游击队开始新一轮的“进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包围在照金消灭。战情危急，但刘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决定避其主力，歼其薄弱环节。当晚，他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佯装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二十里的地方，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照金扑空后，陕甘游击队又立即杀了个“回马枪”。拂晓，当敌人还在睡梦中时，即被游击队从四面包围。游击队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就歼灭民团一部，生擒七名民团头目，歼敌四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12月，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进行整编。期间，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领导干部，并宣布省委改编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他自己任军政委兼团政委。除此之外，他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改刘志丹为政治处长。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2月上旬，刘志丹率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原、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湫头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寨子民团，击毙民团头目。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县的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与渭北苏区遥相呼应。
正是因为刘志丹具有为革命不屈不挠、坚定乐观的精神，才使他能带领陕北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
然而，“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的“左”倾错误却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
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攻击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左”派代表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将他骗离前线。刘志丹在路上得知，“左”派代表要对自己密令逮捕的消息，但他没有逃走，而是大义凛然地直奔瓦窑堡。然而，“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这种赤胆忠心的行为，竟然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即被投入监狱。他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里受尽折磨。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他始终泰然处之。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运动”，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初，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被释放。刘志丹出狱后，西北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的到来，不但及时纠正了西北苏区错误的“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配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根据地空前发展。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奉中央命令，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部队向北挺进，百姓听说刘志丹带领红军来了，纷纷赶来对红军表示欢迎和慰问。一天，红军路过神木县境一个村庄，一位双目失明、拄着拐棍的七十多岁的老大娘也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到老刘呀？”大娘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听到这位老大娘的声音，忙走到老人跟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大娘抚摸着刘志丹，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啊！”见此情景，在场的不少人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3月底，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当部队进至山西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遂率领部队向西南进军，经过激烈战斗，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
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刘志丹出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13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今柳林县）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西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刘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他的双眼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到一团研究突破敌军的方案。在一团阵地，他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
当日午后，刘志丹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并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一颗子弹袭来，正中他的左胸，顿时鲜血喷溅，当即昏迷过去。刘志丹清醒过来后，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33岁。
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悲哀，万里黄河顿失滔滔。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悲恸无比。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3年9月，刘志丹陵园落成，毛泽东为刘志丹陵园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劳动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的英名与业绩永远镌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卢德铭的少年时期，处在兵荒马乱、匪祸横行的动乱年代。他的家乡地处宜宾、富顺、荣县三县交界的偏远山区，更是匪患连连，终日不得安宁。卢德铭这个“四川伢子”和当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并渐渐地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的现实，卢德铭决心学习军事，以武力打倒列强和军阀。
1924年初，卢德铭从报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他大喜过望，赶忙返乡，向父亲提出要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一直希望儿子苦读成才，走仕途或商道光宗耀祖的父亲听说他要投笔从戎，当即铁青着脸断然否决了儿子的要求，说：“你还是好生读书奔前途，以后哪怕回家当个教书先生都行，就是不准去摸枪搞炮的。自古以来，当兵的能有几个好下场的？不准去！”卢德铭耐心做父亲的工作，把自己为什么会产生投笔从戎的念头向父亲娓娓道来。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
得到父亲的应允后，卢德铭到宜宾找到老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交往甚密的李筱亭，恳求他为自己向孙中山写一封举荐信。随后，他便辞别父母，赶往广州。当他赶到时，考期已过，卢德铭要求补考插队，却遭到了拒绝。
虽感无奈，卢德铭却没有放弃求学的机会。几经多方努力，他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看了李筱亭写给他的举荐信，沉吟片刻，抬眼看了看卢德铭，问道：“你要投考黄埔军校，去过黄埔了吗？”
“去过了。”卢德铭激动地答道，“我是从四川来的，路上走了几个月，错过了考期，军校现在已经招完生了！”
卢德铭又急切地说道：“我立志投笔从戎，学军事以报效国家。没想到考期过了，所以我才来求见先生，请先生出题考我！”孙中山没想到卢德铭会提这样的要求，略加思索，说：“那好，我就来考考你。”
话音刚落，孙中山提笔在公文笺上写下试题——“当今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卢德铭抬头看过这一行字，略有沉思，提起笔来，将平常的思索变成了一行行激情飞扬的文字。卢德铭即席应试文章，不但字写得好，而且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满纸激情涌动，忠胆毕露。孙中山看在眼里，倍感欣慰，当即提笔就给黄埔军校写了一纸推荐信，递给卢德铭，语重心长地说道：“希望你言行一致，报效革命！”卢德铭面向孙中山深鞠一躬：“谢谢先生！德铭一定牢记先生教诲，报效革命，义无反顾！”
卢德铭如愿以偿，被分到黄埔军校二期辎重兵队插队学习。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学习，军事科目皆名列前茅，同时积极参加军校政治生活。孙中山来校视察时，对他的出色表现非常满意，“革命需要这些有为青年，革命需要大批有为青年。”孙中山还说，“今后，全校学生要以卢德铭为楷模。”孙中山对卢德铭的赞许，一时在军校传为美谈。
1924年，卢德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他从黄埔军校毕业，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
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卢德铭参加了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在一次战斗中，卢德铭坚定顽强，打垮了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当敌人逃跑时，卢德铭在未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带领部队乘胜追击。此事深得叶挺的称赞，并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战斗的胜利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四连连长卢德铭在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卢德铭在各个战役中，英勇善战，立下许多战功。对于卢德铭在北伐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当时就有诗赞道：“血战两桥敌胆惊，四连直捣武昌城。铁军个个英雄汉，多次冲锋有德铭。”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将归于失败。毛泽东要寻找军事帮助，正巧有一支正规军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毛泽东得知：这支警卫团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负责人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并担任警卫团团长。更让他惊喜的是，这位团长竟然是位中共党员。他，正是卢德铭。于是，卢德铭成了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也成了毛泽东最早的战友。
1927年9月9日，卢德铭、毛泽东在修水宣布起义，各路起义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下辖四个团。起义军合计四千多人，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会攻长沙。
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成，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面旗帜是参谋长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设计的。在师部讨论时，有人曾提出镰刀可以代表农民，斧头可不能代表工人，应改成铁锤，就和苏联一样，毛泽东却坚持道：“就这样好。”
第一面红旗首先在第一团驻地修水举起。卢德铭一身戎装，气宇轩昂。起义官兵们臂膀上扎着红带子，英姿勃发。卢德铭和余洒度统领的第一团立即从修水出发，镇压了修水一带作恶多端的几个恶霸和反动派。
9月11日，部队越过平江，占领龙门厂。次日，师部到达台庄，一团战士纷纷集聚，由黄金洞一带转移，打散的部队基本上都回到了台庄。这时，卢德铭一面派人去与三团联络，一同在杨梅尖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准备再次进攻长寿街。14日，战士们发现有敌探混入部队，卢德铭当即果断，进行清理，然后又亲自集合队伍，带领部队前往浏阳方向与三团靠拢。
然而，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各起义部队先后遭受挫折。15日，一团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将部队改道退回萍乡。卢德铭率领一团退向排埠，在浏阳张家坊一带赶上三团，同毛泽东会合。
19日的晚上，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领导齐聚这里，前敌委员会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从9月9日至19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越来越冷静。此前，他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收起义的受挫，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不但长沙“啃不动”，就连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敌人的锋芒。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占长沙势必打败仗。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吵着“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一时间，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关键时刻，卢德铭坚定地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我们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还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向井冈山进军，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撤退，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向反动派开展有力进攻。”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很高，他倾向毛泽东，才使攻占长沙的主张遭到否定。
9月23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原来，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在这里布下了伏击圈。
此时，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先骏的第三团。原本，第三团应过芦溪河，往莲花方向行进。可第三团却没有过河，直奔萍乡方向，结果正中敌人的埋伏。部队遭遇伏击，仓促应战，苏先骏驾驭不了自己的部队，又误把敌军当成自己的部队，命令战士停止射击，导致部队伤亡颇为严重。
卢德铭得知后面的部队中了埋伏，迅速观察周围地形，接着大叫一声“一连跟我来”，然后一抖缰绳，带着队伍就向路旁一个小山包冲去，并迅速抢占了山包，开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主力转移。偏偏就在这时，敌人的冷枪对准了卢德铭。枪响过后，只见他身子一歪，从战马上倒了下去。
年仅22岁的卢德铭，怀着一颗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心牺牲了，他的鲜血洒在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上。在得知卢德铭牺牲的噩耗后，毛泽东痛心疾呼：“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给我三个师也不换！”
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
1927年10月上旬，寻淮洲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沿着湘赣边南下，开辟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28初，16岁的寻淮洲由于作战勇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寻淮洲所在的第三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转战湘赣边界南部地区，打了许多硬仗。
为了打破湘赣之敌对井冈山的围困、封锁，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留守井冈山，他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1929年初，临近年关，部队到了赣南瑞金。大年初一这天，红军与敌刘士毅部激战于瑞金北面的大柏地，直至次日中午才结束战斗。这场硬战，红军全歼刘士毅部尾追的两个团，俘敌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八百余人，缴枪逾千，为进军赣南闽西打开了局面。战斗中，寻淮洲率领全连勇猛冲锋，每人仅有的二十发子弹打光了，就用树枝、石头当武器戮力杀敌。寻淮洲的左臂受了伤，鲜血直流，战友们赶紧扶住他，要把他抬下火线。他推开战友们，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布片包扎了一下，又把枪一挥，喊道：“冲啊！跟我来！”又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红四军在“赣水苍茫闽山碧”的广阔战场上纵横驰骋，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寻淮洲随部队参加了三战闽西、九攻吉安的战斗。1930年春，闽
西地方武装升编为主力红军，成立红十二军。红四军抽出了一部分干部去支援，寻淮洲奉命调到新组建的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百团担任营长。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三十四师第100团，奉命与红三军、红四军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待机歼敌。寻淮洲同战友们一起自黄陂、小布趁夜晚奔龙冈山区埋伏。拂晓时，骄横的敌人向红军设伏的阵地走来。待敌人接近时，寻淮洲大喊一声“打”。红军战士立即奋起杀向敌人。敌人匆忙应战，慌作一团。激战到中午时，红军便将敌人打垮。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粉碎。战后，寻淮洲因作战勇敢，指挥得力，擢升为红三十四师第100团团长。
1931年3月，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寻淮洲所部在瑞金北面的大柏地集结。4月下旬，向西北方向的东固、龙冈隐蔽，待机歼敌。从5月16日至22日，寻淮洲部与红三军、红四军一道，先后在富田、白沙、中村歼灭了大批进攻的敌军。不久，19岁的寻淮洲被调到红三十五师任师长。
1932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寻淮洲率领红三十五师随第一、五军团迅速由福建回师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准备迎敌。那时，自夸为“铁军”的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部18个团向我赣南苏区进犯。寻淮洲部在朱德、罗炳辉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道，从信丰向西出击，在粤北南雄东部的水口坪和赣南漳水之滨的池江地区连打两仗。水口战役异常激烈，寻淮洲率战士们冲上去，用马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歼敌两个营，陈济棠的部队溃退。这两仗，有力地守卫了江西南线，使红军能够移师北上，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年8月，寻淮洲奉命指挥红三十五师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在战斗中，寻淮洲率部直捣敌后，牵制敌数个师兵力，对反“围剿”战争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为此，寻淮洲所部红三十五师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他本人也荣获二级列宁勋章。
1932年12月，刚满20岁的寻淮洲，从红十二军的三十五师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
1933年4月，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到闽西进攻红军。7月，中央军委下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寻淮洲受东方军指挥部之命，率领红五师从江西的头陂出发，向福建进军。7月5日，红五师抵宁化以西地区，执行收复连城、新泉苏区，开辟闽北新苏区的任务。
红五师入闽的第一仗，就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土堡墙高二丈五尺，厚约二丈，驻有绰号“闽北王”的卢兴邦师的第307团，还有周围四个县的地主武装四百余人，并储备了大批粮食、食盐，是一个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
7月19日拂晓，寻淮洲亲自指挥第十五团，完成了坑道作业，并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一声巨响后，土堡围墙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红军战士冒着弥漫的硝烟，勇猛冲入堡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第307团及地方反动武装。红五师经过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歼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入闽第一仗的重大胜利。
东方军入闽首战告捷，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28日，东方军一部主力向朋口、莒溪发起进攻，一部主力包含寻淮洲师担负着牵制城内敌人和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战斗打响后，寻淮洲指挥第十三团在29日晨抢占了朋口东侧的高山，控制了制高点。随后，寻淮洲指挥部队迂回敌后，前后夹击，全歼敌466团，然后乘胜回师围攻朋口、莒溪之敌，又全歼黄康营。8月1日，东方军所属四个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热烈庆祝建军6周年。庆祝会上，彭德怀、袁国平先后讲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并转达了中央军委表彰寻淮洲部在战斗中成绩卓著的特别嘉奖令。
1933年9月，寻淮洲师随东方军总部转战到延平（今南平市）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驻沙县的敌六十一师，是十九路军最精锐部队。敌人企图以部分兵力抢占西芹，掩护其主力增援延平。寻淮洲奉命率部连夜出发，截击来犯的敌人。9月18日清晨，红军与敌六十一师第366团在木芹山遭遇。木芹山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了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战士不顾一夜行军的疲劳，奋勇抢占主峰。敌人也拼命争夺这个山头，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在山顶上展开肉搏。红军战士勇猛冲杀，终于把敌人打垮，并乘胜追击数十里。十九路军中号称战斗力最强且有胜无败的“铁军”366团，被东方军寻淮洲指挥的红十三团全部歼灭，开创了红军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战绩。此次战役充分展示了东方军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以及寻淮洲的坚毅果断、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
1933年秋，蒋介石又调动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震惊于黎川失守，命令东方军立即返回江西，企图收复黎川。中央军委决定从第一、三军团中调出部分主力师，扩建成几个新的军团。10月中旬，寻淮洲指挥的三军团红五师与红十一军合编成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这一年，他只有21岁。
1934年1月3日，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开始了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东方军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军用、生活物资。而寻淮洲作为东方军的一位青年指挥员，先后直接指挥红五师、红七军团，两次入闽，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缺席（仍在前线作战）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11月初，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到达重溪地区后，受到了苏区革命群众的热情欢迎。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于1927年领导创建的，是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坚持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根据中央军委11月4日的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以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在德兴县重溪共同组建了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
这时，中央苏区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军团干部的调整问题上，寻淮洲两次受到“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打击。面对这种处境，寻淮洲从不计较。
1934年11月18日，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按整编后规定的任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敌人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过来。他充分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芳村地区部署兵力，给予尾追之敌以坚决的打击。敌军大败，蒋志英负伤逃回常山县城。接着，他又指挥红十九师经上方镇，突破敌补充第五旅的防线，强渡新安江，逼近昌化县，其先头部队到达杭州西边50公里的临安县，震动了杭州。随后，他率部转向皖南，经过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再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渡过青弋江，威胁芜湖。
正当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开展游击性运动战取得成效的时刻，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益严重的情况，命令红十军团指挥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向北转到外线，同寻淮洲部会合，并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又调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唯独寻淮洲被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
红十军团三个师会合后，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战役。当时，敌调集了由顾祝同指挥的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和部分反动地方武装近十万人，分成三路，自北而南，向汤口扑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军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12月14日上午9时，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红军突然发起攻击。预先毫无准备的敌人顿时惊慌失措，陷入被动状态。担任敌前卫的第二团，在红军猛烈冲击下，一片混乱，敌团长被红军打伤，战场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但是，第十九师在部署兵力时，没有将主力配置在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战斗打响后，火力施展不开。而敌人抓住这个时机，重新调整了部署，集中力量攻红军战斗力较弱的二十、二十一师，置十九师于不顾。第二十、二十一师是游击部队改编，指战员虽奋力反击，但因不擅长打阵地战，很快陷于被动。第十九师主力“以有用之兵，置于无用之地”，增援不及，致使公路两旁方的阵地被敌人冲垮。
为了扭转战局，寻淮洲率部向敌人发起反攻。战士们见师长亲临火线，顿时增添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一个猛攻，把乌泥关的制高点重新夺了回来。可是，寻淮洲却在激战中腹部中弹，负了重伤，昏倒在地。他忍着剧痛，顽强地支起身子，命令部队：“抓住时机，向北突围！”
寻淮洲的伤势很重，战士们做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他从枪林弹雨中闯了出来，迅速向北转移。红军转移到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福官墩时，寻淮洲因流血过多，不幸逝世，年仅22岁。在牺牲前，他还在反复地念着：“北上抗日……北上……抗日！”
指战员泣不成声，把他安葬在潘村蚂蚁山脚下的约事岗。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营来搜山，挖开了寻淮洲烈士的坟墓，割去头颅，向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请赏去了。当地革命群众不忍烈士遗骸暴露，冒着生命危险，又重新掩埋，修复坟墓。
1938年5月，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深入敌后，途经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专程来到陡峭的蚂蚁山，拜谒了寻淮洲烈士墓，并在墓前吟诗道：“十年内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他还提出要重修寻淮洲烈士陵墓，并亲自写了碑文，高度赞扬寻淮洲的卓著战功。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吴焕先
1935年8月21日，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吴焕先政委受了重伤。他立即跑向四坡村。离村老远，他就听见一阵阵沉痛的哭声。徐海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过度疲劳，沉沉地睡着了，那双常带着微笑的娃娃脸，失去了往日的红润和笑容，好像还在担心是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双冰冷僵硬的手，大声呼喊，“焕先！政委！焕先……”
一位年轻红军将才的英年早逝，不禁让人想起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戎马一生……
吴焕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家里除了田产，还经营着一个小杂货铺。虽然家里上上下下加起来有十余口人，可全家人仍然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家境的宽裕并没有使吴焕先成为一名纨绔子弟，而是自小就萌发了投身革命的信仰。
童年时代的吴焕先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1923年，他考入湖北麻城职业学校就读。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
第一学期完后的寒假，吴焕先回老家过年。在祭祀祖先的案桌上，他摆上了马克思的画像。他的父亲对他这种叛逆乖张的行为大为震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这是敬祖宗的地方，岂容你胡来？”
吴焕先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张画像上的人是革命的先祖，照他的理论和办法，就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来！”
1925年，是吴焕先在湖北麻城职业学校上学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志成为一个投身革命、坚信马列主义的有志青年。
毕业后，吴焕先回到家乡，一边帮助家里干活，一边积极进行革命宣传。他在村里的墙壁上贴上了马克思、列宁的画像，挂上了自己画的中国地图，还向贫苦农民进行武装保卫祖国的思想教育。面对村里一些人的不理解和斥责，吴焕先没有退缩，反而把村子里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编成一个队伍，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军事操练。同时，他还教青壮年们唱《战争歌》、《国耻歌》等革命歌曲，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
“五卅运动”后，吴焕先在戴克敏、戴季伦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武汉工人运动研究所的学习。结业后，吴焕先仍旧回到家乡箭河一带从事革命事业。
吴焕先回到家乡后，村子人都说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剃光了头发，穿起了破长衫，脚上蹬着草鞋，走街串巷，深入贫苦百姓家，宣传革命道理。虽然这些革命道理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但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心里无比的畅快。
1926年，吴焕先先后吸收了一批先进青年成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箭河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新党员入党宣誓后，被吴焕先派到箭河周边的村庄开展工作，扩大党的队伍。第二年春天，箭河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吴焕先的领导下诞生了。
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吴焕先还建立了农民协会。箭河地区第一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吴焕先发表了这样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他说，今天参加农会成立大会的都是穷苦人家，也都是我们信得过的人。我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地干，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现在，我们组织农会，其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大家以自愿的形式加入农会，大会不强加干涉。吴焕先的这番话语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拍手称赞，当即就有五十多名穷苦农民报名参加农会。
随着箭河各地区农会的相继成立，吴焕先带领穷苦人民与地主剥削阶级展开了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虽然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却也遭到了地方反动武装的仇视。为了打击报复，反动势力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焕先的家人。吴焕先的房屋被他们烧毁，家里五位亲人命丧黄泉。血的事实让吴焕先彻底清醒了！他意识到，反抗剥削阶级仅靠农会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
在吴焕先的带领下，箭河地区办起革命的红学，建立起农民武装队伍。通过“三堂红学”的开展，箭河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箭河一带的革命发展形势。
1927年，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公开叛变后一度陷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当时，整个黄安地区的革命浪潮十分高涨，自然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清剿的对象之一。恰在这时，中共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占了上风，“停止六个月，不准活动”的指示在各个革命地区迅速传开。箭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吴焕先却坚决反对这一指示，坚定依靠农民武装斗争夺取胜利的信心。在他的坚持下，箭河地区的农会继续开展着反封建斗争。
8月中旬，中共黄安县委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宣布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暴动计划。吴焕先作为箭河地区的革命领路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吴焕先听取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后，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暴动计划。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为了确保黄安、麻城两地的武装暴动顺利进行，中共湖北省委派来了两位“专员”——王志仁、吴光浩来做指导。他们两人到达黄安后，成立了鄂东特委，改组了黄安县委，由王志仁担任县委书记、吴焕先担任县委组织部长。
黄麻起义爆发前，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召开了两县党员会议。会上再次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讨论并制定了暴动计划。武装暴动以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和农民武装队伍为主要力量，攻克黄安城，并建立工农政权和工农革命队伍。会上还产生了这次暴动的总指挥部，吴焕先是领导者之一。
会议结束后，吴焕先火速返回箭河。他一边派人深入周边各村，广泛宣传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一边又把箭河地区的农民武装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操练。一时间，整个箭河地区处处洋溢着革命的新面貌。
11月13日，黄麻起义浩浩荡荡地展开了。吴焕先领导的箭河地区的武装部队是攻打黄安城的主力部队。他们这支队伍的主攻对象是黄安城的北门。在吴焕先的英勇带领下，起义队伍顺利攻克北门，涌进城内，直捣反动军阀的老巢，释放了监狱里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队伍。起义队伍站在城墙上，高声呼喊着：“我们是农民起义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时间，整个黄安城喊声冲天，红旗飘扬。战斗结束后，黄安城迎来了新生，人们无不欢欣鼓舞。18日，黄安工农革命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正式成立。
随着革命的征程，吴焕先也逐渐地成熟起来，最终成为红二十五军的灵魂人物。
1932年6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思想导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遭受失败。10月，张国焘惊慌失措地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留在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队伍一时间群龙无首，陷入了分散斗争的状态。此时，蒋介石的重兵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鄂豫皖边区进行着反复“清剿”。
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鄂豫皖苏区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急需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革命队伍。危急关头，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吴焕先挺身而出，向鄂豫皖省委建议将苏区分散的革命队伍迅速聚拢取来，重建红二十五军。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建红二十五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负责组建工作。
吴焕先临危受命，毫未辜负鄂豫皖省委领导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重组的红二十五军共七千人，下辖两个师、五个团、两个特务营。红二十五军的重建，初步结束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后的革命队伍分散游离的局面，并开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新时期。
红二十五军建立后，吴焕先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部队的建设上。他一边扩充兵力，筹集军需，积蓄革命力量；一边抓紧时间对革命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他常号召大家说：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我们绝不能丢掉！战则存，不战则亡，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933年春，吴焕先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正派三十五师进占郭家河。吴焕先找到鄂豫皖省委领导，反映了这一敌情，并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决定趁敌三十五师还未站稳脚跟之前，杀他个出其不意。鄂豫皖省委同意他的建议后，要求红二十五军速战速决。
根据省委的指示，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新集以南的野鸡笼出发，猛地向敌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后，红二十五军全歼敌人，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取得相继胜利后，革命根据地的形势趋于好转。
1933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围剿”。为避敌锋芒，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的带领下向皖西地区转移。没想到，敌人的火力过猛，阻断了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道路，红二十五军只好又折回来。在通过黄麻公路时，红二十五军被敌人前后截断，分成两支队伍。吴焕先带领的先头部分通过了公路，而徐海东带领的后续部队则被阻于路东。红二十五军被分割在鄂东北和皖西两地，斗争局面更加危险，处境更为艰难。
在鄂东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日子里，吴焕先常常深入到战士们当中，为他们讲解当前的斗争形势、革命的故事，鼓励他们永葆斗志。同时，他关心着每一个普通战士，深得大家的爱戴。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做起思想工作起来却也通俗易通，令人印象深刻。久而久之，战士们渐渐发觉，他们的军长还有幽默的一面。
在反“围剿”战斗中，伤病员日益增多。一些配有马匹的营以上的干部纷纷把马让给伤病员或者用来驮东西，不过仍有个别干部没有觉悟，自顾自地骑马前进。这样的行为让战士们议论纷纷，整个队伍逐渐呈现出一种悲观低沉的状态。针对这一情况，吴焕先决定在部队里开展一次“尊干爱兵”的教育活动。他召集营以上的干部召开会议，告诫大家说：“战胜敌人、完成北上任务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要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大家紧密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官兵团结。大家作为干部，就应该爱护战士、关心伤病员。一定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干部都不要当脱离群众的‘骑马大王’！”
1934年4月16日，吴焕先率领的部队和徐海东率领的部队会合，红二十五军再次合为一体。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并由中央根据地派来的程子华担任军长，原军长吴焕先担任政治委员，徐海东担任副军长。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两千九百多人在程子华、吴焕先的带领下从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第二天，红二十五军越过平汉铁路后，一路受到沿途民团的阻击。这些阻击战虽然没有造成部队大的伤亡，但严重耽搁了部队的行军进度。身为政委的吴焕先决定不和民团发生大的冲突，而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与之谈判，希望他们能借路给红军，并保证秋毫不犯。经过吴焕先的耐心劝说，民团停止了对红二十五军的骚扰。红二十五军顺利通过，大大缩短了行军路程，减少了兵力损失。
11月底，红二十五军行进到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从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不幸的是，红二十五军遭遇寒流，战士们衣着单薄，个个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更为严峻的是，敌人的骑兵团已先一步到达，封锁了许南公路，并将红二十五军包围了起来。个别干部在关键时刻经受不住考验，居然自顾自地逃命去了，还扰乱了军心、折损了斗志。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吴焕先身先士卒，一手端枪，一手执刀，站在许南公路上大声呐喊道：“大家别慌，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一定要冲上去顶住敌人，决不能退缩！”随后，他高声喊道：“共产党员随我来！”说完，他便带着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经过半天的血战，红二十五军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绕过许南公路，顺利进入伏牛山区。战斗结束后，吴焕先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严惩了意志薄弱者，奖励了作战英勇的战士们。这次思想整顿后，红二十五军的纪律更加严明、向心力更加强大。
12月初，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的带领下，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进入陕南地区。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吴焕先对部队工作尽职尽责、一丝不苟：除了研究斗争形势、勘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还关心部队里每个将士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等。就是因为吴焕先耐心的思想工作，使部队保持着一致的行动和高昂的斗志。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消息传来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长征，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西进甘肃途中，吴焕先教育队伍遵纪守法，沿途搞好军民关系。红二十五军严明的纪律感染了当地群众，扩大了红军在边区的影响力。
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冒雨渡过泾河，准备与陕北红军会合。谁知，渡河渡到一半，因雨势过大而导致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这时，军部直属部队和后卫军团被阻隔在泾河北岸，一时无法渡河。更为糟糕的是，敌人冒着大雨赶到泾川，企图消灭红二十五军的后卫部队。在渡河无望又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吴焕先沉着冷静，高声呐喊着：“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泾河，压住敌人就是胜利！”战士们在吴焕先的带领下，冒着瓢泼大雨，踩在泥泞的路上，一次次冲锋，终于抢占了制高点，“腰斩”了敌人。然而，也是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吴焕先不幸中弹身亡。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与敌人血战五个小时，终于歼灭了进犯的敌人，为政委吴焕先报了仇。
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早期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他在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和北上抗日的长征过程中，做出了显著的革命贡献。
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
陈树湘出生在湖南省长沙福临铺的一个佃农家庭中，一家人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五岁那年，陈树湘的母亲不幸病逝，与父亲两人相依为命。次年秋，陈树湘随父亲逃荒到长沙小吴门外的陈家垄落脚，以种菜、卖菜为生。
1919年，长沙各界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长沙的青年学生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经常走上街头举行爱国主义的宣讲会。陈树湘经常在卖完菜后挤进人群，听爱国学生激昂愤慨的演讲。久而久之，他沉睡懵懂的心灵开始得到觉醒、开悟。有时候，遇到学生们在长沙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还主动上前帮忙，加入到爱国学生行列中。在这段时间里，陈树湘结识
了住在他家附近的毛泽东夫妇，并由此先后认识了何叔衡、李维汉、滕代远、周以栗等人。
在这些革命志士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陈树湘慢慢地向革命事业靠拢，决心投身革命，并将原名“树春”改为“树湘”。
1922年秋，陈树湘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7月，他经周以栗、滕代远介绍，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次年7月，北伐军抵达长沙。陈树湘作为农民协会中的骨干人员，尽全力配合北伐军作战。长沙守敌弃城而逃时，陈树湘趁机抢了敌人的十余杆枪，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武装。从此，平日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地主土豪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马日事变”后，陈树湘经周以栗介绍，来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部的一个新兵营当兵。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很有军人威严的陈树湘被选为新兵营的班长。不久，陈树湘所在的新兵营奉命改编为警卫团第三营，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陈树湘在这次行动中擢升为三排排长。当全团秘密乘船南下时，却发现南昌起义的部队早已南撤，他们只好以江西防军的名义在修水县城休整待命。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留守在江西修水的警卫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参加秋收起义，主攻驻守在长寿街的敌人。之后，第一团与第三团与文家市会师，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经过朱毛二人的商量，两个起义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树湘所在的营改编为第31团三营，他担任七连连长。同年7月，红四军党政军领导从部队中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组成特务连，陈树湘荣升特务连连长。
朱毛红军的建立，让蒋介石慌了手脚。他赶紧调集湘军和赣军，对刚刚建立不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陈树湘带领特务连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他们趁湘军进入江西，后方空虚之际，直捣湘军在酃县的巢穴，逼迫湘军不得不回援，从而破坏了蒋介石发动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行动。
1927年10月，特务连扩编为特务营，由毕占云担任营长，陈树湘担任党代表。紧接着，特务营配合红四军又迎战蒋介石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会剿”行动。这次，红四军连战连捷，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1928年底，湘赣粤三省敌人联合起来，再次向井冈山奔袭而来。红四军主力部队组成一支生力军，绕到敌人的外线，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使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很大扩展。陈树湘等率领特务营随红四军军部行动，每天日行百里，不久就到达了“三南地区”。敌人尾随红四军之后，每天超负荷的行军路程让他们疲惫不堪。红四军离开“三南地区”后，进入赣粤交界的会昌地区。时值隆冬季节，部队行军匆忙，没来得及备上御冬的衣服。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陈树湘身先士卒，用勇于战斗的精神鼓舞着全营的战士们，使全营上下团结一致，同甘共苦，顺利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这年年关，红四军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对紧随而至的敌人展开了围攻之战。战斗在大年初一结束，经过一番激战，红四军把敌人全部歼灭，终于过了一个欢欢喜喜的新年。
大柏地战斗后，红四军又顺利占领了福建长汀。在长汀，陈树湘率领的特务营与赖传珠等率领的独立营以及二十八团3营合编为第二纵队。陈树湘升任为第二纵队第四支队的政治委员。
1930年以后，陈树湘先后在长汀担任汀连独立团团长、在福建任独立第七师和第九师师长、红19军54师师长。红19军缩编后，陈树湘担任第34师101团团长。此后，陈树湘带领第34师101团参加了江西宁都东北部的泉上、朋口战役，清流战役，以及解南平之围等战役。在这几大战斗中，陈树湘带领部队勇猛冲锋，上阵杀敌，受到了红四军军部领导的夸奖。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此时的陈树湘已经成为红34师的师长。他带领部队作为主力红军的后卫部队，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一路上，他们马不停蹄，只要哪里出现敌兵，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克敌。毛泽东曾风趣地说，长征初期的战斗是“打狗战术”。担任执行“打狗战术”的“打狗队”就是陈树湘率领的红34师。
10月24日，陈树湘率领34师紧随主力红军前进。当后面的粤军追上来时，红34师立即组织人员进行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后，红34师压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保证了主力红军向大余方向开进。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力克湘粤敌军，一路所向披靡。10月28日，当中央红军准备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与仁化城口之间通过时，湘粤敌军赶到仁化的长江口，准备对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陈树湘得知这一敌情后，赶紧调集部队，从南北两面夹击，猛烈攻击正在向仁化长江口会合的湘粤敌军，再次掩护了主力红军的安全突围。11月1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开始渡过潇水。红34师在陈树湘的指导下，拆除潇水上的浮桥，隐蔽了船只，并在道县城南设防，阻击尾随而至的敌人。他们原想，敌人没有了浮桥和船只，行动起来肯定会缓慢一些，这就为主力红军突围争取了必要的时间。岂料，敌人从潇水上游的白马渡抢了民船和木筏，渡过了潇水。因此，陈树湘不得不率部在道县城南的葫芦岩、岭江渡与敌人发生了激战。
眼看着红军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前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心有不甘地在湘江设置了第四道防线。他调来40万大军，并利用湘江的天险，精心设计了这道防线，打算在此与敌人也决一死战，并全歼红军。
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中革军委决定将正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的红34师作为整个主力红军的后方，承担为主力部队的殿后的重任。红五军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召开了红34师的师、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并下达了这个重要的新任务。刘伯承拍了拍陈树湘的肩膀，说：“军部把整个殿后的任务交给你们师，任务确实很重啊！你们既要有光荣完成军部赋予你们重任的决心，又要有被敌人切断而孤军作战的危险准备。”接着，董振堂军长也鼓励说：“红34师是个有光荣传统的好部队，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陈树湘被两位首长的恳切话语深深感动，他代表全师表示了决心，说：“请军团长和参谋长放心，并望转告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红34师一定完成军委交代的任务，为全军增光添彩！”
11月26日，红军长征初期最为壮烈的突围战役——湘江战役正式拉开了序幕。当天，红34师与尾追之敌交上了火。第二天，陈树湘率领红34师火速赶往灌阳，并在水车至文市一带布防，阻击即将赶来的敌人。28日天刚亮，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向灌阳涌来，并伴随着几十架敌机在空中侦察、轰炸。由于主力红军行动缓慢，敌人分多路围攻上来，把骁勇善战的红34师逼近了一场殊死决斗中。
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陈树湘沉着冷静、毫无惧色，气定若闲地指挥全师阻击前来进犯的敌人，并取得了首次大捷。此后，在四天五夜的鏖战中，红34师在陈树湘的指挥下，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拦截了蜂拥而至的敌人，为主力红军突围争取了足够的时间。11月30日凌晨，主力红军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红34师完成掩护任务后，自身实力也遭受了大大的削弱。原本六千多人的部队，最后却不足千人。陈树湘紧缩部队后，安排先头部队搭建浮桥，准备渡过湘江追赶大部队。谁知，正当他们西渡时，却遭到了敌人的狂轰滥炸，浮桥被炸毁了，队伍又伤亡了200多人。随后，陈树湘组织部队突围，沿着湘江东岸北去，于午夜时分到达椅子坪的一个小山村里休整。
12月1日，敌人将湘江的主要渡口和徒涉点全部封锁。红34师只能翻过高达近两千米的宝盖山，经安和出凤凰，试图在凤凰嘴徒步过江。然而，紧追不放的敌人再次向红34师发动猛烈攻击。陈树湘操起一杆步枪，亲自率领部队与敌人争夺凤凰嘴。可由于孤军作战，加上部队疲于奔命，几番激烈的争夺战后，红34师不仅没有夺取凤凰嘴，反而又伤亡了近百人。仅剩七八百人的红34师以后的路该如何走？陈树湘此时也一筹莫展。他派人与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复是，要求他们立即退往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陈树湘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寻找机会突围出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如果不能突围的话，那就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12日，红34师在陈树湘的带领下，来到桥头铺。当天早晨，他们计划在马山附近抢占牯子江。当他们行进在寂静的水面时，陈树湘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断定这里有敌军的埋伏，便立即命令部队进入作战状态。果不其然，当他们的船行进至江心时，两岸突然枪声大作。红34师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伤亡惨重。就在陈树湘指挥渡船奋力划向对岸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腹部。可他完全没有理会这些，仅仅用腰间的皮带压了压伤口，转而迅速和战士们突围出去了。
突围途中，陈树湘的伤口没有上药，鲜血浸染了他的衣服。战士们望着师长苍白的面孔，心疼得掉下眼泪。他虚弱地对大家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敌人又再次反扑过来的。大家要各自为战，冲到前面的牛栏洞山区会合。”他的话刚说完，敌人的枪声就密集了起来。大家一边还击，一边撤退，眼看就要突破敌人的火力网，抬着担架的一名战士却中弹倒下。陈树湘顺势就滚了下去。两名警卫人员想上前保护，结果却听到师长大喊一声：“打，掩护同志们突围。”陈树湘强忍剧痛，举起枪连连向敌人射击，掩护了其他战士们的突围。
最后，陈树湘在两名警卫员的搀扶下，隐蔽到一间破庙稍作休息。这时，陈树湘料想敌人很快就会追来，而且他们都会被俘。他不愿意做敌人的俘虏，要求警卫人员一枪结束他的性命。可是，两名警卫人员都下不了手。
陈树湘被敌人所俘后，在押送的过程中，他为了保持革命的气节，为了不使人格受到敌人的侮辱，趁敌人不注意时，毅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尽全身力气绞断肠子，献出了他年仅29岁的生命。
陈树湘的悲壮义举气壮山河，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一生“清贫”为革命——方志敏
方志敏，江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与黄道、邵式平等人领导弋横暴动，随后转战赣东北、闽北地区，创建赣东北苏区。1930年7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1932年9月，任红十军政委。12月，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方志敏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实际中，总结了一系列建党、建军、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他所创建的赣东苏区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方志敏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政治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率队在怀玉山冲破敌人封锁线时，不料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队伍被敌军拦腰“斩断”，与前后失去了联系。当方志敏率领800多人奋勇冲出包围圈时，却发现后面的大部队没有冲出来。
方志敏决定返回包围圈，寻找被围困的队伍。有人劝他说：“你是队伍的主帅，让其他人带队杀回去吧。”“正因为我是主帅，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队伍被打散。”方志敏坚持自己的决定。
很快，方志敏再次折回包围圈，找到了大部队。但是，敌人的兵力占有明显优势，把红十军团紧紧围住。短短几天内，原来的队伍已经缩减到不到百人，而方志敏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他强打精神，率领战士们翻越大山，边走边说：“革命就是要吃些苦，条件越艰苦，我们越要坚持住！”
几次突围失败，方志敏下令把机密文件烧光。他看到有些战士唉声叹气，便鼓励大家说：“即使我们被打垮了，还有主力红军。只要能保证红军主力的安全就是胜利！”有位战士对方志敏说：“你换上衣服，躲进白区吧，我们留下来。”方志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35年1月24日，方志敏被叛徒出卖，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被捕。敌人抓住了红十军团的领导人，看做是“剿共”的重大突破，决定在上饶地区举行“庆祝大会”。
会上，方志敏被敌人捆绑在台上。上饶的百姓看到被捕的方志敏，都不禁黯然神伤。国民党反动派站在台上，叫嚣地喊着反共口号，并勒令台下的百姓跟着喊。百姓们被方志敏的浩然正气所感染，大家心向一处，无人应和国民党反动派。
不久，敌人把方志敏押解到南昌的一个公园内，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被五花大绑的方志敏毫不畏惧，对公园里的民众喊道：“乡亲们！我很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不仅受到外敌侵略，国内也是饱受剥削。如今，民不聊生，家国乱啊！”眼见方志敏大胆地宣传革命，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草草结束了所谓的庆祝大会。
蒋介石得知方志敏被捕，立刻下令劝降。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高官俞伯青，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找到方志敏攀谈一番。
“蒋委员长表示要重用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啊！”
“蒋介石？他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已经失败了，还不承认？”
“我们只是暂时失败，而且只是军事层面，政治上没有失败。我们不会失败！”
俞伯庆见方志敏态度强硬，便找来军法处处长继续“劝降”。军法处长见到方志敏后，假惺惺地下令为其换了一把舒适的座椅。而后，态度平和地说：“方先生，如今的情况十分明了，顽抗到底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肯愿意为国民党工作的话，将会享受荣华富贵。”
“我们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不需要高官厚禄。”方志敏不假思索地说。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信仰能当饭吃吗？”
方志敏把头一转，不予理睬。
“已经投降的孔同志，如今可是少将参议啊！”军法处处长开始旁敲侧击。
方志敏听到“孔同志”三个字，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绝不会像他一样当叛徒，遭人唾弃。就算是被砍下脑袋，我也不会向你们投降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劝降”计划再次落空，转而对方志敏进行折磨。方志敏的每顿饭都是发霉的，有时里面还会掺有稗子、谷壳和沙石。他所住的牢房阴暗潮湿，到处是老鼠、臭虫和虱子。方志敏不仅要经历牢狱之苦，还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方志敏早年患有肺病，被捕后，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他始终坚持，想要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牢房中，方志敏前后共创作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其中，《可爱的中国》写道：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如何将这些珍贵的内容转送出去，最为关键。有一位狱卒被方志敏坚定的信念折服，他从方志敏那里学习了不少革命道理，表示愿意把作品带出监狱。方志敏一再嘱托狱卒，要先转交给上海的鲁迅先生，请鲁迅先生再交给党中央。狱卒诚心地答应了方志敏的请求，并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1935年8月6日清晨，监狱里为方志敏提供了热腾腾的白米饭。方志敏知道自己的刑期到了。离开牢房之前，方志敏边走边与其他狱友们握手道别。牢房里传来了声声送别：“方志敏同志，永别了！”
囚车在南昌城里穿过，当地的百姓纷纷上街为方志敏送行。临近刑场的路上，岗哨越来越多。刑场上，敌人蛮横地对方志敏说：“转过身去！”
“难道你们害怕了？我要亲眼看着子弹穿过我的胸膛！”方志敏笑着说。
当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方志敏大声呼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
方志敏倒在了血泊之中，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时年36岁。
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5名值得一提的外国友人，他们是洪水、李德、毕士悌、武亭4位军人和神父勃沙特。
矢志不渝的洪水
洪水来自越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唯一的中国将军。他历经中国革命全程，并参与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
洪水，原名武元博、阮山。1906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河内。赴法国学习和考察期间，结识了胡志明和部分中国共产党人。1925年初，应胡志明(时任广州革命政府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秘书)的邀请，洪水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他改名为“洪水”。
洪水深得毛泽东赏识。1932年1月担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后又创办了红军工农剧社。长征中，洪水进入红军干部团直属队，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遵义会议期间，洪水带领战士在街头演说、在广场表演、书写张贴革命标语、教唱红军新歌，掀起宣传**，使红军指战员军心大振，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报名参军。
1935年6月，洪水所在部队第一次过雪山，他不顾空气稀薄，打着竹板，全力宣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离开红军干部团，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对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洪水与之进行了激烈争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因而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捕杀名单。因朱德和刘伯承保护，洪水得以免遭张国焘的毒手，却被开除党籍。1935年9月，张国焘下令“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军指战员一道，第二次过草地南下。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洪水的所谓“国际间谍”的罪名，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越南“八月革命”。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1955年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夏，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国的请求。临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次日上午，叶剑英等领导亲往车站送行，洪水乘专列回国。1956年10月2日，洪水在越南逝世。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不仅亲历了长征，也是这一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主要指挥者。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秋天到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根据地。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悲壮的长征。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仍一再错误指挥：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逃跑主义策略消极避战，从而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李德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之后李德被派往红军大学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明确表示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朝鲜籍红军将领毕士悌、武亭
毕士悌，原名金勋，加入红军后改名毕士悌。在中央苏区工作不久，毕士悌随部队一起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已经算是老资格的毕士悌与普通战士一起，不畏艰难险阻，用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不仅如此，在他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时，还率领前卫连，一个昼夜急行军90公里，抢夺了金沙江渡口，为中央红军成功北上，提供了重要保障。
部队到达陕北后，毕士悌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在带兵打仗方面，毕士悌经验非常丰富。为了提高鄂豫皖地区红军队伍的战斗力，毕士悌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全部介绍给了当地的红军和武装力量。
1936年2月，红军准备东渡黄河，毕士悌率领一个营作为前锋，率先进行登岸作战。在战斗中，毕士悌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不幸被敌人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负伤，最后因救治无效壮烈牺牲。在弥留之际，毕士悌心心念念地依旧是自己的队伍，询问卫生院部队是否已经顺利渡过黄河。在场的所有人员，无不被他大公无私的精神感动。
另一位朝鲜同志武亭，原名金武亭。他是红军炮兵部队中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被誉为红军炮兵之父。
在参加红军前，武亭曾经学过炮兵，后来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最早操作火炮作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炮兵作战经验。到达中央苏区后，武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炮兵营营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出发时，武亭指挥的中央军委直属炮兵部队为掩护主力部队行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红军的指挥员在作战时，只要需要火炮支援，必定会派人“找武亭”。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7年，武亭受命重组八路军炮兵，于1938年1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朝鲜，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1年7月病逝于平壤。
英国传教士勃沙特
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是长征中唯一一位不穿军服却骑军马，不带武器却享受武装警卫的外国人。
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瑞士籍。1922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遵义等地传教。1934年10月，勃沙特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红六军团相遇。红六军团要求勃沙特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以解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匮乏之急。红军占领旧州后，在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了一张法文贵州地图，便采取由勃沙特读中文，萧克在地图上标记的方法，“绘制”了一幅中文地图，使之成为红军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虽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到处硝烟弥漫，死亡时有发生，但勃沙特却享受着特别礼遇，一路安然无恙。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患上疟疾的勃沙特，随部队出征。红军为他请医问药、让他以马代步，并有专人为他生火取暖。
1936年3月底，红军决定让勃沙特回瑞士。萧克亲自下厨，设“家宴”款待勃沙特。4月11日，萧克、王震等再次设宴为勃沙特饯行。勃沙特表示需要4块银元，极度困难的红军给了他10块银元。次日，即西方复活节那天，勃沙特踏上了归途。
后来，被长征这一壮举所折服的勃沙特，在病床上口述，由他人执笔，用3个月的时间，将这段经历写成《抑制的手》一书，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国出版发行，比斯诺的《红军照耀中国》早出版一年，成为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口记。文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