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决战中的传奇故事
第四章
大决战中的传奇故事
“空城计”吓退傅作义
1948年10月，辽沈大地上捷报频传。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率领下，**，在关外大地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与白山黑水之地弥漫的硝烟不同，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却风平浪静。金秋的太阳高高的悬在窑洞顶，照耀着打谷场上堆积如山的粮食。
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里，毛泽东正和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坐在磨盘前，边抽烟边商议着淮海战役的细节。
忽然，隔壁院落机要处的一名参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匆忙之下踢倒了大门口的木桶，“咣当”一声惊动了全神贯注的毛泽东等人。
几位领导人知道，机要处的每名工作人员都是周恩来精挑细选的，训练要求十分严格。虽不敢说天塌不惊，但也绝不会无缘无故举止失措。距离较近的任弼时走过来扶正了木桶，顺手接过了机要参谋手中的电文。
随意扫了一眼之后，任弼时脸色大变，赶紧走过去将电文传给毛泽东等人。原来，这是一份秘密情报，内容是蒋介石、傅作义要联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这份情报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当时这份情报被共产党打入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刘光国看到。刘光国将此情报告诉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社会部甘陵情报小组。但恰在此时，该情报小组的电台发生了故障，不能够及时地把情报发出去。甘陵当即于23日中午，派秘密交通员刘之骥携带情报徒步赶到了定县，在该县地下交通联络站，用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做了汇报。其实，这份情报当时被3个渠道同时上报了中央。第二个渠道是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从同乡华北“剿总”骑兵12旅旅长鄂友三以及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杜长城处获得信息后，将这份重要的军事情报传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同时，石家庄的地下党组织，也获得了这份情报。
原来，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并不是国民党集团一时兴起，而是早有筹备。早在1948年9月初，当蒋介石向傅作义征求对太原作战计划的意见时，便提出通过攻打石家庄来解太原之围。这招“围魏救赵”不仅可以调开围困太原的华北解放军主力，最为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华北战局的不利局势。
傅作义在提交给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报告中提出：“希望增兵三四个军，最近即攻石家庄。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
蒋介石在看到郭汝瑰转交的报告后，同意了傅作义关于进攻石家庄的主张，但是对于增兵的要求，则选择性遗忘症发作，视而不见。
傅作义见蒋介石绝口不提增兵的事，当然不会傻到用自己的嫡系部队去冒险，反正太原陷落丝毫不会影响他“华北王”的地位。
计划就这样被搁浅了。直至10月中下旬，锦州范汉杰兵团的被歼触怒了蒋介石，而廖耀湘兵团的被围困又让他心急如焚。为解救廖耀湘，蒋介石亲自飞往北平，坐镇督促傅作义出兵东北。
傅作义早已看出东北战场就是一片泥沼，投入多少兵力也难以避免被陷落的命运。于是老调重弹，再次提出偷袭石家庄的计划。这次，仍是用解太原之围的老瓶子，不过装的却是直取西柏坡的新酒。
在华北“剿总”看来，这次的偷袭行动必然是十拿九稳的。根据他们的情报，徐向前的第1兵团在山西，杨成武的第3兵团正赶赴绥远，石家庄周围的解放军力量正处于有史以来最薄弱的时候。蒋介石甚至已经开始了幻想：如果偷袭得手的话，不仅可以冲淡连续失败所带来的沮丧情绪，说不定还能绝地反击，彻底扭转局势。
10月23日，傅作义正式下达了偷袭任务和部队的调动命令。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此次行动总指挥，骑兵4师师长刘春方、新2军暂编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
10月24日，参与偷袭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北涿县秘密集结，以保定第94军为主力，集中北平附近的骑4师、整编骑12旅、暂32师等，共计6万余人组成快速突击兵团。另有空军十多架飞机担任空中掩护，地面第35、第16两个军作策应，号称12万大军。“兵贵神速”，先头部队分乘汽车400辆，携炸药百余吨，兵分两路向石家庄西柏坡发起“闪电式”进攻。
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各参战部队都进行了严格保密，对外放出风声说举行军事演练，所有人员装备调动都在夜间进行。一时间华北大地铁流滚滚，战马嘶鸣，夜幕掩护下一队队汽车风驰电掣驶出北平，一列列军车向南开进，大炮脱下炮衣，坦克昂起炮口，大军昼夜潜行杀机四伏。但是大多数国民党官兵直到进入突击阵地之前还蒙在鼓里，对任务一无所知。说明傅作义这次的保密工作卓有成效。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得知这份偷袭计划后，便立即给中央拍发了绝密电文。
当时解放军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正是这份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偷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正是那些潜伏在敌人内部和敌人占领区里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解放军的主战场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信息，为赢得最终的胜利立下了千秋功绩。
西柏坡的小院内，毛泽东等人皱着眉头看着这份情报。华北地区的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早已深深印在几个人的脑子里，根本无需翻动地图，一兵一卒无不了如指掌。
无奈，解放军纵有雄兵百万，却远水解不了近渴，任何一支部队也不能保证在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之前援救石家庄。但是，几位领导人无一不是经历大风大浪，在千军万马的阵势中谈笑风生的人物，一番思索后便已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不知不觉一夜过去了，毛泽东等人决定演一出“空城计”来吓一吓傅作义。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三国时候孔明唱了一出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万大军。今天共产党也要来唱一唱空城计，可惜不能在城头上唱，要改在报纸和电台上，唱给傅作义和蒋介石听听。”风趣幽默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0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电讯：
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25日电}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战场上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活动。消息又称：该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这则电讯带有毛泽东强烈的个人风格。他几乎以一种藐视的口吻逐一点出了来犯之敌的“死穴”：进攻兵力如何部署、武器如何配置、各路敌军的番号、编制、人数，进攻的时间、路线、地点等等。字里行间清楚无误的向蒋介石和傅作义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已经知道你们那点小伎俩，想偷袭石家庄恐怕是打错了算盘，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
但是，毛泽东作为一名成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深知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演出“空城计”的同时，也下令疏散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避免万一情况下的损失。这还不够，毛泽东同时发电东北野战军，急调锦西附近的第11纵队和几个独立师火速入关，向通县、北平方向移动。此外，还命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派部队进入玉田、蓟县、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平古、平津、平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迫使南下之敌一部回头，以配合华北解放军破敌偷袭阴谋；命令太原前线１兵团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严密围困阎锡山所部，不使东犯，保障石家庄侧翼安全。既然傅作义想用“围魏救赵”，那就同样回赠他一计。
10月2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参谋长赵尔陆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电令7纵主力在孙毅、林铁指挥下，于当晚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方顺桥、定县两点为中心，以1个旅和工兵连在唐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向西面进行纵深防御；21旅于26日阻击敌人，协同民工破保定至高阳、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敌人进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迟滞敌人；令冀中8、9、10分区部队统一归7纵周彪司令员、漆远渥副政委指挥，在望都、唐河设置两道封锁线，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令北岳军区副司令员肖思明亲自指挥3分区独立团，协同民兵在徐水地区破路、布雷，5分区部队、民兵在铁路西侧各县挖路、布雷；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在石家庄统一指挥紧急备战：由冀中8分区贾桂荣部和石家庄中央警卫团、警卫1旅、警卫2旅、步兵学校在沙河、滹沱河南岸布阵，作为直接保卫石家庄的两道防线。石家庄成立备战指挥部统一指挥各项备战工作，并由太行、冀南两区协助。
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偷袭，而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傅作义之间所进行的勇气和智谋的较量。
为了增加“空城计”的分量，毛泽东又相继给新华社写了两则题为《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路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电讯。这一次，毛泽东不仅号召解放区军民加紧准备迎战来犯之敌，甚至还“好心”替傅作义指出他们身后留下的防守漏洞和薄弱环节：北平防守空虚，城里只有一支青年军第208师，一旦解放军趁机攻城他们将无兵可守。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纵论天下之势：蒋介石最近两个星期已经亲手送掉了东北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但他还不死心，还要弄一点花样去刺激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但是整个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集团，大概不出几个月就要被蒋介石断送掉了。
毛泽东的3则电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偷袭石家庄行动的副总指挥刘化南仰天长叹：“可笑我们还以为这次行动是极其秘密的，没想到还没出发人家就知道了。这还叫什么偷袭？只怕此次行动是有去无回了。”
傅作义则更显郁闷。这次的行动保密工作已经做得极好了，现在却弄得人尽皆知。这说明他的身边已经被共产党渗入了，更可怕的是有可能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监视之下。这种想法让傅作义毛骨悚然，而东野一部已经进入冀中活动的消息更是让他心惊。傅作义下令将偷袭部队火速撤回保定，所谓10万大军偷袭西柏坡的作战计划草草收场了。
就这样，毛泽东自导自演了一场“空城计”，用3篇电讯就吓退了傅作义10万大军，粉碎了蒋介石和傅作义摧毁中共指挥中枢的阴谋。正如毛泽东在后来说到的那样：“诸葛丞相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所以三千弱兵也能吓退司马懿十万大军。”
战场上的招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是人民解放军处理官兵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和对敌斗争的基本准则。其中，瓦解敌军的原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实行宽待俘虏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从政治上、组织上分化敌军，动摇敌人军心，争取敌军官兵反战、怠战、停止抵抗，使之投诚起义，脱离反动营垒，削弱和瓦解敌军战斗力。
毛泽东曾经强调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事实上，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瓦解敌军，争取敌人整建制改造、改编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接收、收编的国民党军达百万之多。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中共中央对于开展群众性的战场政治攻势十分重视。1948年11月23日，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要求把“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作为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的必要条件”。12月21日，中央军委发电至东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今后，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的劝降的办法”。
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了“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
围困长春是一场复杂严峻的军事斗争，同时又是一项极为直接的经济斗争。围城部队在通往长春的各个路口设立了严密的封锁线，禁止可供守军所用的粮食、蔬菜、燃料等生活物资进城。郑洞国为解决10万军队的生存问题，可谓是绞尽脑汁。为了活下去，国民党守军经常在长春城外抢夺老百姓的粮食和柴火。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无一幸免。老百姓的粮食被抢走不算，就连留下的粮食种子也被搜刮干净。许多房屋被拆得只剩下光秃秃的墙，就连屋顶的麦草也被尽数拆走充当马料。
据此，东野围城部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战场政治攻势，瓦解守城士兵军心。每当入夜的时候，东野的阵地上喊话声不绝。往往让城头上的国民党士兵伤心落泪。解放军根据城内守军之间的矛盾，利用各种方式发放了很多宣传单，像《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等等。同时，解放军还在送宣传资料的时候夹带一些馒头、烙饼以及生活用品，用一些隐秘的方式通知城内的国民党士兵避开军官去取。
长春城内的60军是滇系军队。针对这个情况，解放军在中秋节的时候赶做了大量月饼，在夹带的传单上写着“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等类似的小诗。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6月至9月，围城部队共接收国民党投诚官兵1.35万人，为长春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各部队都把战场瓦解国民党军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投降，华东野战军公布了《华东人民解放军对自动携械来归者奖励标准》，而解放军的战士们也在阵地前想出了各种招数劝降国民党士兵。
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双堆集后，运输线被切断，粮食补给完全断绝，只能依靠飞机空投来苟延残喘地度日。国民党的飞机害怕解放军的高射机枪，往往是在高中盘旋一阵之后，便急匆匆地抛下粮食飞走了。这样一来，大包大包的粮食被扔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兴高采烈地战士们一边扛着粮食一边对着天上的飞机大喊：“感谢蒋委员长！”引得包围圈内的敌人一阵阵眼红。
战士们吃饱肚子之余，想出了一个劝降的办法，那就是利用雪白的馒头当诱饵，将国民党士兵“钓”过来。大家兴致勃勃的忙碌起来，用刺刀串上几个馒头，高高举出战壕，高声喊道：“蒋军弟兄们，不要饿着肚子卖命了，这边有热乎馒头……”
这招还真奏效，不一会，就有几名士兵探出了身子，一个接一个地爬了过来。这些国民党士兵一下子扔下枪，转身就扑向了馒头，狼吞虎咽的样子，既可笑又让人心酸。
这些馒头“炮弹”的确威力非凡，那些不甘心就此毙命的国民党士兵成群结队地跑了过来，整个双堆集内一片人心惶惶。
无独有偶，华东野战军把杜聿明3个兵团铁桶似地围在了以青龙集、陈官庄、李石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内。
当时杜聿明集团从徐州逃跑时，规定每人带7天干粮，却在陈官庄地区被华东野战军围困了近40天，断粮断炊。于是便抢老百姓的小麦、杂豆、山芋。到后来，把拖大炮的骡马都杀掉煮了吃。最后，只得到田野里挖麦苗、毛草根，扒冻坏的红薯，捡拾干红芋叶充饥。
蒋介石虽然每天派飞机空投食品，但对于几十万大军来说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为了抢食空投的大米、馒头、饼干，国民党军打架，甚至动刀动枪自相残杀的事不断发生。每个连队每天只配发了十几个馒头，经过军官的层层克扣后，到了当兵的手中，每人只有大拇指那么一丁点儿。
罔顾士兵死活的国民党军官们，甚至把抢来的空投物资明码标价的出售，在包围圈内发起了“难财”。据后来投诚的士兵描述，军官把馒头、香烟之类的高价出售，一张饼要价5个银元，香烟一根要1个银元。军官们整日醉生梦死，而普通的士兵却只有等死这条路。
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攻势，采用喊话、劝降、释放俘虏、宣传弹、宣传牌等方式瓦解敌人斗志。许多劝降书、劝降信被解放军采取多种形式散发到敌军阵地。在一些投诚士兵的回忆中提到，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工事里，经常能听到解放军阵地上大喇叭播出的劝降广播；有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向包围圈内的敌方全体官兵发出的劝降信；有毛泽东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奉劝杜聿明、邱清泉等“体惜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解放军战士的战壕靠近敌军的阵地，甚至能听到双方说话的声音。战士们就利用这个优势向敌方阵地喊话：“蒋军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脱了”“希望你们再不要替蒋介石卖命了，立即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愿意当解放军的，我们欢迎
，想回家的，发给路费……”
每当开饭的时候，战士们便敲着瓷碗和搪瓷盆向敌军阵地上高喊：“蒋军弟兄们，开饭了，这儿有做好的猪肉粉条，雪白的馒头，欢迎你们来吃饭。”解放军的炊事人员少，忙不过来，就发动后方的民众帮助蒸馍，做菜。饿极了的国民党士兵不顾生命危险前来抢食饭菜，有的甚至一鼓作气跑到解放军阵地，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杜聿明集团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想方设法爬过火线投降。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的20天中，至少有1.4万余名投降士兵，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感叹说：“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在作战上的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力。”
1949年1月14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各军区、各野战军推广了华东、中原野战军开展战场政治攻势的经验。
平津战役开始后，解放军更是将开展战场政治攻势发挥到极致。1949年1月12日，华北第3兵团发布了《关于对北平敌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决定在兵团政治部下设“对北平政治攻势委员会”，在纵队组成政治攻势工作队，下设宣传、调查及投诚人员招待所等部门，将政治攻势的工作有组织化、标准化。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且思想复杂的人物。他既是闻名全国的抗日将领，又是拥护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战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在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总方针下，力争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在多方的努力下，北平的和平进程也是一波三折。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终于在强大的压力下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古老的北平最终免于战火。
北平问题的解决，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双赢的典范，毛泽东称之为“北平方式”。他还专门指出：“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
如何将起义的、投诚的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军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同样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政策是：团结、教育、争取、改造。根据性质不同，改编方式也不尽相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这是长春起义的曾泽生第60军改编而来的。
这支军队在建国后是首批开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一度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一个坦克营的战场奇迹。其所属某团1营更是率先攻占汉城，随后战士们用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的恶劣条件下，在汉江两岸死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志愿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老总曾说：“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争取和改编敌军的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堪称数千年战争史上的奇观。
平津战场上的支前故事
1948年冬季，刚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带着胜利的荣耀昂然踏入关内。百万雄师汇聚成的钢铁洪流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来到了平津战场。这么多参战解放军部队的集结，所需的物资供应也是天文数字。平津战役参战部队、随军民工及马匹每日需用掉粮食、饲料300余万斤，柴草400多万斤。当然，还有大量的副食品及武器弹药。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人民，再一次投入到平津战役的支前大潮中。
中央军委为了最后的胜利，下令东北、华北两区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不惜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全力以赴支援平津战役。
战役发起后，在两三个月内，华北地区至少要容纳100多万的解放军和民工。这些地区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承受了长期战争压力的老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有不少邻近城市的地方战前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抢掠破坏，物资缺少。而靠近北面的察哈尔、热河、绥远、晋北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恶劣，农业产出原本就不富裕，这回却要为前线输送大批物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华北、东北党政军民紧急地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后勤支前工作。华北平原，长城内外，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支前场面。
平津战役是一场涉及地域广阔、参加人数众多的庞大战役。东北野战军近百万人参战，华北军区部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则有20多万人。粮食和过冬所需的柴草就是保障部队士气的头等大事。为了给部队提供最好最足的食物，华北解放区人民几乎倾其所有，全力支援前线。很多百姓自己吃饭过冬尚且困难，但为了人民军队能有力气打仗、打胜仗而省吃俭用，把家中最好的口粮都捐了出来。堆积如山的大米白面、新鲜猪肉、白菜萝卜、新鲜鱼虾在各地集中起来，通过民工的手推车和骡马车的运送，汇聚到作战的最前线，送到解放军战士的身边。
为把粮食和物资及时快速地运到前方，华北白洋淀的人民在寒冬时节凿破冰面，冒死跳入冰水之中，用肩膀扛用绳索拉，拼尽全力将一艘艘大船拖出冰冻的河港。那船上装载的不仅是粮食，更有解放区人民的血汗。无数支前民兵护送着运输队，踩着脚下咯吱作响的积雪向前线行进，为子弟兵送去大量的米面、鲜肉和鸭蛋。在数九寒冬的时候，大批支前民工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糙的食物义无返顾地流血流汗。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保留，只要解放军能打胜这一仗就是他们最大的期盼。
其实，勤劳质朴的人民从来都没有过高的要求，在他们的心中，只要以后能过上有地有粮、自己做主的幸福日子，他们就满足了。
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蜿蜒曲折的长城内外，无数支前民工推着满载粮食的小车，赶着装满粮草的骡马车，牵着驮满物资的驴马骆驼，穿过飞沙走石的荒漠草原，越过连绵不断的河川坡岭，长途跋涉、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解放军的部队打到哪里，支前民工的队伍就跟到哪里。
当时，东北局在支援前线的行动上规定，凡人民所具有运输力的牲畜、车辆、船只，均有负担战争勤务之义务。于是，独轮车、骡马车、毛驴、骆驼、扁担和人的一双脚板，就是这些极为原始的工具和运输方式，把天文数字一般的物资及时地运到了平津战役的前线。这也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时，仅凭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是不能满足百万大军的后勤需要的。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东北局向广大翻身农民发出了支援入关作战的动员令，先后组织了总数达15万人的民工队随军行动。大批东北民工徒步千里，手推肩扛，忍饥寒，冒风雪，圆满地完成了支前任务。
正是因为无数支前民工不怕艰难困苦，竭尽全力来支援自己的军队，平津战役才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广大的华北农村，18岁至50岁的男子要么参加了支前运输，要么参加了民兵队、担架队，留在家中的妇女便担起了后方的勤务重担。
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她们也负责其他的工作：缝被服、做军鞋。在大军驻扎的地方，妇女们还担起了烙饼做饭的任务，让战士们能吃好休息好，她们也为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天津附近乡村城镇的人民，为了给部队准备攻城用的器材，在数九寒冬，扒掉自家门板，青壮力自告奋勇组织火线抢运担架队，后来在塘沽、天津的战斗中，不少人还英勇献身。
作家王林曾在冀中革命根据地担任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社长、冀中文协主任。1949年随部队进入天津，他在冀中乡村工作多年，熟悉地方风土。王林曾经根据平津战役中的一位支前模范创作过文学作品。
这位支前模范是一名女村长，名字叫蔡英坤。平津战役打响后，王林亲眼目睹这位送军粮的女村长做民工的思想工作，非常感动。平津战役胜利后，王林专程到女村长的家里进行采访，并把她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
蔡英坤出生于冀中平原侍郎村一个贫困家庭，17岁嫁到邻村牛家疃。婆家也十分贫穷，家里只有三亩四分盐碱地，丈夫牛立本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蔡英坤是一位有主见的农村妇女，性格倔强，对农村的旧势力压榨穷人不服气。她说：“从小看着爹娘受气，后来寻了个婆家，丈夫又是顶不起门户来，我就生气，有时候气得两个肋杈子疼，疼得我就想：豁出来了，跟他们闹闹。”结婚后，滹沱河发大水，丈夫逃到天津三不管地带修皮鞋，蔡英坤留在农村独自撑起大家庭。由于不服旧势力的苛捐杂税，得罪了村里旧政权，受到了种种迫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村妇救会主任，在复杂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后来她因为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被捕入狱，经受了日寇的严刑拷打，锻炼了坚强意志。出狱后，蔡英坤被乡亲们推举为女村长。
平津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天津。当时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滦河大桥，使东北的粮食运不出来。为此，支援解放大军就成为冀中人民的任务，于是牛家疃的运粮大军一批一批地向平津前线出发。1948年12月底，一场大雪下了半尺深，而天津战役就要发起总攻了。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女村长蔡英坤自告奋勇，牵着家里曾经3次支前的老黑牛上了前线。
这次运粮的目的地是新镇，从牛家疃到那里来回要十几天，还要带上干粮、草料、劈柴和锅碗瓢勺。冰天雪地，风餐露宿，人和牲口病了许多。到了新镇以后，后勤司令部的人告诉蔡英坤，由于天津战役前线的军粮需要量大，要求再送一程到王庆坨。如果军粮供应不上，就会影响军事行动。当时民工人困马乏，身心已经极度疲惫，思想压力很大，都不想再干了。她与村干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虽然她也有病，但第二天仍然站在运粮队伍的最前面。一位小脚女村长以身作则的行为，感动了全村民工，也感动了其他民工。大家热烈高呼：不把粮食运到前线上，不回家；不把平津解放下来，不过年。由于蔡英坤带头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后勤司令部的表彰。
蔡英坤为天津战役付出了辛苦，但也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当年她的家被日伪势力逼得夫离子散。丈夫牛立本在天津修皮鞋被抓到东北当了劳工，儿子、姑娘在她被捕时被迫离散。后来姑娘大丑来信，在解放军的医院当护士，而丈夫和儿子始终没有得到音讯。这次运粮到王庆坨却意外见到了丈夫牛立本和儿子二増，当时丈夫在东北野战军当伙夫，而儿子成为一名解放军的军官。“在革命的胜利局面下，他们一家子都有了美好的前程，又能团圆着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真是欢乐到极点”。
蔡英坤只是千千万万支前民工的一个缩影。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前，为保证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大战役中的“战争之神”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被誉为“战争之神”的人民解放军炮兵团队立下了赫赫战功。
说起炮兵，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朱瑞。同时，朱瑞也是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被誉为“炮兵之父”的朱瑞，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就接触和学习了炮兵知识和技能。1927年秋朱瑞进入了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在那里，他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为之后创建人民解放军炮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7月，朱瑞不负众望，在毕业考试和实际演习中均拔得头筹，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给予的特别嘉奖。不久，朱瑞背起行囊，带着一腔抱负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朱瑞先后担任了上海中央军委参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政委、第五军团政委、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要职。经过了多次战火洗礼，朱瑞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同时他也积累了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
中共“七大”召开之时，战功赫赫的朱瑞被任命为全军副总参谋长。高官即任，朱瑞却陷入沉思。他始终认为，只有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保证国家、军队和人民的安全。朱瑞看得很清，也看得很远，他想到：即使步入和平年代，国家也要有一支强有力部队作为后盾。而这个后盾就是“军中之神”——炮兵。
中央军委建立炮校的通知下发后，已经是全军副总参谋长的朱瑞坐不住了。建立一支优秀的炮兵队伍一直是朱瑞的梦想，同时也是他的责任。他找到毛泽东，并提出“辞官”。这不是朱瑞的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他坚定地表示：“放弃全军副总参谋长的职位，为的是建立一个对国家、对全军都有利的人民军队的炮兵。”朱瑞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并且鼓励他说：“就任炮兵校长的人选非你莫属。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
很快，炮兵学校在延安建立。第一批学员加上总部炮兵团的同志，一共编成了10个炮兵学员队，一个工兵科，一个迫击炮教导队。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讲课时没有粉笔，朱瑞抓着白土写字，坚持为学员讲课。经过一段时期的教学和训练，炮兵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并成为了人民军队中的骨干力量。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解放石家庄时搜集到近10万发炮弹和火炮50多门。这对于一向“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来说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收获了。朱瑞和他的炮兵学校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随后，朱瑞率延安炮校跟随大军出关，准备接收日伪军遗留下来的炮兵装备。
在东北局的全力支持下，共产党第一支炮兵部队在东北成立了。为了早日完备炮兵体系，朱瑞带领学员在茫茫的东北雪原上先后搜集日伪军抛弃的榴弹炮、放射炮、迫击炮和野战山炮等700多门，炮弹50余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万事俱备，朱瑞迅速投入到组建炮兵部队的工作中，最终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雏形，即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炮团及部分独立炮兵分队，共计80个炮兵连。与此同时，朱瑞还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成立了修械所。在辽沈战役打响以前，东北军区炮校共培养了多达2000余名优秀的炮兵干部，保障了各个战役中的炮兵序列。
为了更好地让学与用相结合，迅速扩大炮兵队伍，朱瑞提出“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分派500多名炮校干部进至东北各处部队进行炮兵训练。这种方法的实施，在部队卓有成效，培养出了很多炮兵阵地的精兵强将。朱瑞亲自上阵指挥，与军队各部协同作战，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取得了胜利的战果。直至1948年8月，朱瑞亲手建立起的东北炮兵已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兵种，拥有16个团，火炮4700余门。为了人民军队的炮兵事业，朱瑞可谓鞠躬尽瘁。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炮兵越发壮大，威震八方，朱瑞仰天长叹“此生足矣”！
辽沈战役开始后，在后方主持工作的朱瑞主动提出要带领炮兵到前线去，他恳切地说：“身为炮兵司令员，我应该带兵战斗在第一线。现在后方的供应困难已经解决，是时候到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总结作战经验了。”朱瑞意志坚决，誓要参加解放东北的战役。辽沈战役的计划是以步兵主力进攻为首，而炮兵参战必然要降低“身份”配合协调于步兵的战略，对于这一点，朱瑞斩钉截铁地表示：“只要能让我上战场，什么级别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就这样，朱瑞得到了参与辽沈战役的机会。辽沈战役，打开通向胜利的通道最为关键。而这个通道就是锦州的门户要地——义县。这里是从长春南下的必经之地，如要攻破锦州，使驻守在东北的敌军成为“瓮中之鳖”，必先拿下义县。
为抢占先机，朱瑞率队火速赶往义县。在临近义县处的北大凌河畔，一门门大炮依靠柳条、枕木和铁轨组成的暗桥被送往对岸。守城的敌人发现了炮兵的行动，企图开炮阻止。一颗颗炮弹打在大凌河中，溅起了数米高的水柱。为了将大炮安全、准确地运抵对岸，朱瑞不顾炮火的袭击，赤脚站在河中，亲自勘察地形，指挥部署。
渡河之后，朱瑞举起望远镜，清楚地看到敌军是国民党的精锐之师第93军整编20师，其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且士兵受到过良好的军事训练。除此之外，敌人除在环城的围墙筑造了大大小小的碉堡，拉起了铁网，还布下了密集的雷区。朱瑞一边观察，一边在心里盘算，准备给嚣张的敌人来个下马威。
1948年10月1日，辽沈战役打响。朱瑞亲临阵地，在检查好火力部署后，准时下达了开炮指令。万弹齐发，滚滚浓烟从敌人的阵地升腾。接连不断的炮火按照原定计划集中在一处，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战，义县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步兵方阵趁势向敌人发动猛攻，轻松穿过被炸毁的城墙，一举歼灭了守城的敌人，为辽沈战役打开了胜
利通道。
不幸的是，朱瑞为了在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中总结作战经验，为了检验炮弹着落点的实际效果，亲自走到城墙下检验，却不幸踩中地雷身亡。一代“炮兵之父”就此离去。
朱瑞是解放战争中中共牺牲的最高将领，中共中央发出唁电称：“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伍修权曾在《怀念朱瑞》中写道：
也许再过十几年，几十年，有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后代们，会对朱瑞这个光辉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在我的心上，在他的许多战友的心上，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炮兵的艰难创业史和光荣战斗史上，以至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史上，都将永远铭刻着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字——朱瑞。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实力得到极大发展，在战争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辽沈战场的锦州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东野攻城部队仅重炮就投入300多门。据范汉杰后来回忆说，“锦州市内，彻夜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
1948年，东野独立炮兵改编为炮兵纵队，下辖3个炮兵师。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纵队拥有5个重炮团、1个机械化高射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12个野战纵队也都有炮兵团，炮兵营。这份实力不论在解放军的兄弟部队，就是国民党军队也是无法比拟的。
华北野战军也在淮海战役时拥有两个炮兵师，更是掌握着射程达13000米的远程重炮。据淮海战役的回忆资料记载，华野和中野在进攻被包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时，曾调集100多门大炮轰平了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解放军更是投入了500多门大炮，创造了29个小时破城的战争奇迹。
至1949年1月，平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炮兵和预备炮兵共有50个团，拥有各种火炮2万余门。真正成就了“战争之神”在解放战争中的霸主地位。
“塔山之虎”——东野41军
1948年10月16日，锦西机场。
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锦州上空盘旋着，任下方枪炮声震耳欲聋，却久久不肯离去。不久，锦州城内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了，直至喧嚣全无。这架飞机这才恋恋不舍地飞到了尚在国民党东进兵团掌握之中的锦西机场缓缓降落。太阳悄悄从漫天的乌云中露出了一点光辉，机身上赫然喷着“美龄号”三个字，这竟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
身披将校斗篷的蒋介石出现在舱口，他的霜发鬓白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仿佛锦州的陷落让他一下子苍老了20岁。机场上站着侯镜如、阙汉骞等东进兵团的主要将领。他们无不小心翼翼地看着蒋介石，看着他不吭一声的阴着脸钻进了汽车。
东进兵团会议室内，蒋介石一把扯掉斗篷，指着阙汉骞的鼻子大骂：“你们太没用了，近10万人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塔山都炸平了还攻不过去，对面的解放军不是人吗？”
一干国民党将领知道蒋介石还在气头上，哪敢还嘴，只有垂着头，默默挨骂。
“那么多部队浪费了几天时间就是过不去，白白丢了锦州城。同样是黄埔毕业，你们怎么和林彪差了那么多？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蝗虫！”
蒋介石正骂得痛快，侍卫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蒋介石接过来瞄了一眼，双手便颤抖了起来，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电报是卫立煌发来的，通告了锦州失守和长春的曾泽生率60军起义的消息。
蒋介石眼眶不觉噙满泪水，仰天长叹一声：“竖子误我，竖子误国啊！”随即，他转过头，瞪着阙汉骞问道：“守塔山的是林彪的哪支部队？”
阙汉骞看着蒋介石恶狠狠的眼睛，小声回答：“中共东野4纵，吴克华指挥的。”
蒋介石一把摔了电文，大喊道：“我和他们拼了。”
……
这里所提到的部队，就是因塔山之战而名扬天下的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的前身。该纵队是由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创建的几支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决定以坚持昆嵛山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在山东文登县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1938年9月，第3军与掖县抗日游击第5支队合并，由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下辖6个团，共7000余人，后归入山东纵队的编制。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山东军区派遣1万余人，分批进入辽宁省安东、营口地区，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第3纵队，担负剿匪、扩军和开辟解放区等任务。1946年2月，第2、第3纵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吴克华任司令员。
4纵先后参加了四保临江、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特别是在塔山战役中，4纵死守塔山，伤亡过半，断绝东北的国民党军与其它援军的通道，直接决定了辽沈战役的结局。
塔山并不是山，只是锦州与锦西之间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称塔山堡。距锦州30公里，距锦西10公里。周围是平缓的起伏坡地，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岘山和白台山。村东面是铁路，通往锦州的公路从村中间穿过。村南有一条干枯的滩河，宽约30米，叫饮马河。塔山这个史书上鲜见的地名，在辽沈战役中却载入了史册。其原因就是：它是锦西至锦州的必经之道，是国民党军西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也是东北野战军堵住国民党援军的必争之地。所以，辽沈战役一开始，就注定塔山不会平凡，注定这里将血沃千里。这里既是国民党在东北势力趋于崩溃的开端，也是东野4纵名扬天下的开始。
锦西、葫芦岛方向驰援锦州的是国民党军第92军21师、62军、39军两个师、54军和暂编62师、独立95师，共11个师。但是除去包围长春、进攻锦州的部队外，东北野战军只能抽出8个师的兵力来阻挡塔山之敌。数量上处于劣势、装备上差距明显、地形上易攻难守，东野要以8个师顶住国民党11个师的进攻，战斗之残酷程度将是难以想象的。
林彪之所以将4纵安排为扼守塔山的主力，是基于对4纵的信任。4纵是在罗荣桓从山东带来的胶东部队的基础上组成的，在东北打了许多胜仗，并且创造了在东北战场最早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光辉战绩。
即使是这样，像这样死守阵地的硬仗、恶仗东野还打得不多。不唯4纵，在辽沈找战役之前，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极力避免打敌众我寡的阵地战。林彪甚至一度动摇过，但是关闭东北大门的念头让他最终狠心下达了命令：“不计伤亡，死守塔山”。在东野官兵眼中一向是“谦谦君子”的刘亚楼参谋长，这次也罕见的对担任阻击任务的8个师首长下了死命令：“塔山丢了，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4纵确实没有辜负东野指挥部的期望，在损失掉近一半兵源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国民党东进兵团阻挡在塔山之外，眼睁睁看着锦州易主却无能为力。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停泊在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重庆号”军舰也配合进行舰炮轰炸。同时，国民党空军在塔山上空投下了海量的重磅炸弹。在塔山的整体高度被生生削去了几米后，英雄的4纵依然奇迹般地坚守在这片焦土上。
塔山阻击战历时6昼夜，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海陆空三军却未能有效地协同作战，最终未能攻下塔山。作战中，解放军伤亡3774人，歼灭国民党军6549余人。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也多了“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塔山英雄守备团”、“威震敌胆炮团”等英雄团队。
如果说塔山阻击战是4纵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始，那么平津战役中4纵更是踏上了名扬天下的征途。
辽沈战役结束后，4纵改编为41军，随东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解放战争打响后，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越来越多的城市回到人民手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到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因此面临着“先夺取城市，后占领乡村”、“一面作战、一面建设新区”和“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信，指出：为了保证胜利，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政策教育。不久，中共中央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整理成册，要求全党全军“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一再强调：“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政策纪律教育的学习**。各野战军将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意见印发给基层部队，加强教育的普及性。辽沈战役是第一个胜利结束的大战役，解放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各部队还组织起干部战士到已经解放的大城市中参观学习。
天津攻坚战开始后，解放军在政策纪律的学习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天津攻坚作战中，政工干部坚持把宣传工作做到阵地前沿。各部队到达作战地域、明确攻城任务后，立即进行战前动员和准备工作。动员工作主要是学习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传攻打天津的重大意义，号召指战员“打好入关第一仗”。同时，对部队普遍进行了爱护城市的教育，传达了总前委发布的《关于保护学校、文化古迹、工厂、仓库、外侨的纪律与政策的若干规定》，要求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并具体提出在炮火准备时准确轰击军事目标，在巷战中尽量避免或减少对城市的破坏，加强政治攻势，能喊话解决的就不动用武力，特别是慎用爆破手段。各连队都订立了“爱护城市公约”。
正是在这一场轰轰烈烈地全军教育中，号称“塔山之虎”的第41军再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平津战役中，41军曾经昼夜行军，战士们饥渴交加。部队在行进中路过一片果林，红红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挂满枝头。战争年代，附近早已没有居民，这片果林想必也是无主之物了。可是，自始至终，第41军数万人穿过这片果林，没有一名战士摘下苹果充饥解渴。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悍不在于它的武器装备是多么精良，而在于这支部队是否拥有铁的纪律。第41军恰恰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也许正是因为41军在战场上的铁马金戈，在战场下的如铁军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一序列进入北平维持警备的殊荣赋予了它——第41军。
1949年1月22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1月31日，国民党驻军全部撤出城外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奉命入城接管城防。
为了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力，平津卫戍区司令聂荣臻建议于2月3日在北平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就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1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担任这次入城式的总指挥。
在入城式进行前，第41军专门就入城问题展开了讨论和研究，要求战士们对北平城的财物、古迹、公共设施等，只准看管和保护，不准动用和破坏，务必做到秋毫无犯。
2月3日上午九点半，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彭真、刘亚楼、林彪等人作为部队检阅的首长，与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作义一方代表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等人，登上前门箭楼，等待入城式的开始。10点整，叶剑英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开始！
随着四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庄严宏大的入城式开始了。
2月份的北京异常寒冷，前门大街两旁却依然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和学生，他们不畏严寒，手举彩旗，焦急地等待着人民解放军部队入城。他们一个个踮起脚尖，生怕错过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突然，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小孩子高兴地蹦蹦跳跳，老人看得热泪盈眶，青年学生的脸庞因为激动而变得红彤彤的。大家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好似只有不停地鼓掌才能表达出内心的喜悦。
感受着脚下大地的颤动，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一辆挂着鲜艳红旗的装甲车最先映入人们的眼帘。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载着毛泽东和朱德巨幅画像的卡车。一支庞大的军乐队紧跟在卡车的后面，他们充满激情地演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当装甲车经过前门时，道路两旁的人群沸腾了。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扯着嗓子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等口号。调皮的孩子们把装甲车团团围住，一脸羡慕地这摸摸那看看，还有的孩子从大人手中抢来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标语，按照自己的想法快乐地装饰着这个威武的“大家伙”。直到他们被自家大人拎着耳朵带走，装甲车才摆脱了这些快乐的孩子，继续前进。
不一会儿，炮兵部队出现了。一辆辆深绿色大卡车后面拖着拉着长长的大炮。各种口径的炮击炮、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让围观的群众看得眼花缭乱。炮兵部队后面是坦克部队，然后是摩托车部队、骑兵部队……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机械装备，都是被称为“运输大队长”的蒋介石送给人民解放军的，谁让他在战场上输得个精光呢！最后入城的是英雄的步兵，他们是来自东野的钢铁劲旅，他们是来自人民解放军阵列中的光荣一员。他们扛着一面面鲜血染红的英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前门，接受首长和人民群众的检阅。
随着41军的进城，围观群众的亢奋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不再小心翼翼，而是彻底敞开了心扉，发自内心地欢迎人民自己的军队入城。他们大胆地跑上前，兴奋地和人民解放军握手、拥抱、扭秧歌。学生用粉笔在衣服背后写着醒目的“解放”、“万岁”等字样，欢快地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入城部队中来回穿插舞动。还有胆大的青年爬上大炮，坐上坦克，摇旗呐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发泄着这一胜利时刻的喜悦。
入城部队进入前门后，特意调整路线，拐入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就一直被外国侵略者所霸占。之前，北平城的老百姓、警察和军队是不允许进入那里的。不过现在，人民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正从使馆区走过，装载先进武器的卡车正从使馆区驶过。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这里扬眉吐气，自由出入，大大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这次浩大的入城式之后，国外一家媒体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
入城式结束后，第41军正式接管了北平的防务，为了不惊扰百姓，战士们提前就准备好了炊具和3天的干粮。
北方的冬天总是寒气逼人。俗话说的好“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而此时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三九、四九”。第41军将士严格遵守入城纪律，“不入私宅，不私自借用民物”，在这些勇敢朴实的战士心中，荣誉永远高于生命。
有的连队入城匆忙，来不及找到合适的宿营地，便穿着薄薄的大衣睡在冰冷的大街上。即使冻得浑身发抖，嘴唇泛紫，也没有一人去敲百姓的门。北平城的居民眼见如此部队当真敬佩非常，不忍这些可爱的子弟兵如此的忍饥受冻，便主动腾出房子邀请战士们取暖，却被婉言谢绝了。
数九隆冬，偌大的城市里万家灯火，百姓们围着火炉吃着热腾腾的晚餐时，41军的战士们却嚼着冻硬的高粱面馒头，喝着带冰碴子的凉水。驻扎在张自忠路的41军某连队，因为人生地不熟，战士们已经两天没有喝到水了。后来在巡逻时在胡同里发现了甜水井，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都取自这里。
战士们向上级请示后，才在井里打了两桶水，解决了喝水问题。随即问题出现了，战士们听附近的居民说原来北平城内就连打井水也要交钱买。连部的干事向附近居民做了详细的了解后，才知道这口井里的水是“旧金圆券”30元一桶。连部赶紧从经费里拿出钱来补上了这两天的水钱。居民无不感慨莫名，这样的部队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段取水交钱的故事也开始在百姓间流传，一时传为佳话。
当东北野战军第41军结束北平的警备任务，准备向江南进军时，北平市人民政府和北平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还留有那次欢送仪式的见证之物：一面北平市民赠与41军的锦旗。上面绣着八个大字“秋毫无犯，仁义之师”。这不仅是对东野41军的高度评价，更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评价。
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东北野战军41军已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虽然岁月流转，但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荣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稍显褪色。1994年，在国家组建驻香港部队时，“塔山英雄团”一部编入了驻港部队步兵旅，在新世纪中继续英雄不老的荣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