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实现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平津战役
第三章
实现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的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歼灭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47.2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在华东、中原战场上发起了围歼国民党军刘峙集团的淮海战役；在西北战场上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压缩于关中地区；在华北战场上正围攻国民党军阎锡山所部；而孤悬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等地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有鉴于此，党中央及毛泽东运筹帷幄，组织起又一个具有战略决战意义的大战役——平津战役。
黎明前的暗流涌动
平津战役发起前的华北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主要掌握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手中，总司令就是傅作义。在所谓的华北“剿总”的指挥下，国民党在归绥、包头、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承德、山海关等大中城市布置有60余万装备精良的军队。除了国民党据守的狭小防线外，广大的华北地区已尽被人民解放军所控制。
东北全境解放后，国民党数十万精锐部队烟消云散。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在担心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东北野战军会不会入关作战。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国民党在华北的力量将受到两面夹击，在战略上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这种形式下，究竟是应该放弃华北，全力向江南地区撤退呢？还是固守平津，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和傅作义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现临猗）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保定军校毕业，原为阎锡山部属，隶属晋绥派系。1930年参加阎、冯反蒋战争，任津浦线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总司令。
严格来说，虽然傅作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但是他并不是蒋介石真正意义上的嫡系，而是貌合神离的一方“割据势力”。
1948年10月，当锦州被围后，东北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曾亲飞北平，要求傅作义急速出兵解救锦州之危，并要他将军官家属移送福州，以备援锦不成，即率师南下，确保江淮局势。但那时济南已经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南北陆路联络被完全截断，东北战场败局已定。傅作义审时度势，情知出兵援锦无异白白断送自己的实力，南下则更加受控于蒋介石，就婉言拒绝了出兵东北。这次的抗命也表明傅作义在行动上已不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了。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在会议召开前，蒋介石已经和智囊团商定加强江南防御，要求傅作义率部经海上或陆地南下。蒋介石为达到诱使傅作义南下的目的，将“东南行政长官”的职务许诺给傅作义。
傅作义却顾虑重重，他害怕离开华北老家之后，被蒋介石剥夺兵权，害怕南下途中遭遇解放军歼灭。所以，傅作义在这次会议上摆出了一副“誓与平津共存亡”的姿态，义正词严地向参会的高级将领们表示：撤守江南是偏安，固守华北是全局，要以固守平津来阻止林彪所部南下。
傅作义的一番慷慨陈词，使蒋介石的南下决心发生了动摇。他认为傅作义如果能成功的阻止东北及华北的解放军南下的话，对江南的防守也是有利的。就这样，这次的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制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
11月6日，傅作义返回北平后，从守与走、战与和等方面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准备。他将其所辖的4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并把北平、张家口、津沽划为3个防区，构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将嫡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将中央军置于北宁线，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东北野战军南下。同时，傅作义也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
在国民党内部还在为华北地区的“弃”与“守”纠缠不清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已经定下了在华北大地发动黎明前最后一战的决心。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神兵天降——东野入关
1948年10月31日，即辽沈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的前两天，东北野战军指挥部及东北局、华北局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
东北主力除4纵、11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战斗结束后，应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3年的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在战争第4年的第1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确定发动平津战役的决心，并完成了大致的战略部署。
不久，淮海战场的顺利进展使全国的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东北野战军原定休整1个月的计划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1948年11月13日，东北野战军在胜利结束辽沈战役后，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规定完成了部队的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所属的第1至第1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第39、第40、第41、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第48、第49军，每军4个师，6至7万人；另以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编为第50军。
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向东野发出电文，征询关于提前入关的意见。
当时，东野面临的困难也不容忽视。辽沈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东野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原定的休整计划无法兑现，恐怕对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东北解放后，野战军战士中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波动。许多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同时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赢来了家乡的解放，不愿再远涉他乡参加战斗了。而大量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补充进各个部队则进一步加大了野战军中的思想混乱性。这些都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作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另外，冬季已经到来，部队的冬大衣、棉帽、棉鞋还没有下发。
11月18日，毛泽东向林彪发出了第3封促其入关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改变了商量的语气，而变成了简单的命令：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仿佛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迅速地动员起来。几乎在同时，毛泽东接到了林彪等三人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计划的报告：
东北野战军决定暂时以玉田及其东西两侧地区为目标，向冀东前进。并计划取道两条平行路线分头前进，北路将经由义县、沈家台、达子岭、孤山子、喜峰口、遵化等地；南路则过锦州、边门、青龙、三岔口、建昌营。鉴于诸多困难，各路部队可能比军委要求的时间推迟一天。南路先头部队为锦州之第三纵队，北路先行者为义县之第五纵队，各纵均于23日黄昏出发，在沈阳之部队则于24日黄昏出发。各部都将采取夜行晓宿原则，迅速秘密前进。
此次入关，东北野战军共出动作战部队80余万，随军入关民工15万人，骡马14万匹，汽车3000余辆，马车8万辆。各纵队从驻地沈阳、黑山、大虎山、锦州、抚顺、营口等地分别启程。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上百万大军秘密向关内开进。11月下旬的东北大地，一派冰天雪地的北国景色。东北野战军的各路人马在寒风凛冽中，在广阔的原野上昼伏夜出，奋勇前进。漆黑的夜色中，崎岖的道路上，东野引以为豪的重火炮装备却成了前进的累赘。数不清的山地和河道让战士们倍感艰难。即便如此，英勇的东野战士却克服了各种困难，“解放平津、解放全中国”成了鼓舞部队士气的最有力口号。
此时的傅作义仍然做着“独善其身”的美梦。他自恃手中兵强马壮，华北解放军一时对他无可奈何。虽然目前局势严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华北的生存。华北解放军的3个兵团正在分散作战，自己的兵力与华北解放军相比仍然占有优势。只要东北野战军不入关，仅是华北解放军对其构不成致命威胁。东北解放军经过50多天的连续作战，没有四五个月的休整补充是不能入关作战的。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坐观局势之变。
殊不知，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的率领下，于11月23日从沈阳乘汽车出动，12月7日已经到达河北蓟县附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北野战军指挥部也于11月30日由沈阳乘火车出发，于12月1日抵阜新，又改乘汽车于7日晨到达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这里距北平、天津、唐山各90公里，是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的最佳驻地。
当林彪率领东野顺利入关，并将按时到达各指定位置的消息通知中央后，毛泽东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现在手握雄兵百万，该是与国民党做了断的时候了。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平津战役正式拉开序幕。
“一概包围”——分割平、津、塘
1948年的冬天对于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来说，仿佛格外的寒冷。经历了一年的炮火喧天，终于来到了岁末。广阔的华北大地已经被薄薄的积雪覆盖了，凛冽的寒风仍然不断地从关外吹来，冰冷彻骨。也许对于傅作义来说，关外之地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寒冷，还有深深的恐惧。之前所有的猜测都落空了。在那么惨烈的一场大战之后，林彪居然没有做任何休整，就神出鬼没地将上百万雄师带到了关内，来到了傅作义的眼前。傅作义不由得向迸射着火星的炉子靠近了一些，心里却仍是冰凉一片。
在东野入关后，毛泽东连续发出数道命令。首先，令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3兵团消灭柴沟堡和万全等地的敌人，从南面和西面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以便吸引下花园以东和北平附近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第二，令杨得志指挥的华北第2兵团，由易县、唐县一带开到紫荆关地区集结，待东进的敌人向张家口增援后，以迅速动作进占下花园一线，切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第三，令程子华指挥的东北部队先遣入关的第2兵团，由平谷向北平西北的南口、康庄和怀来前进，相机作战。
毛泽东所下的命令，是出于将华北所有敌人分割隔离，再逐一各个歼灭的目的。在这里，毛泽东是在掌控全国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相应战略部署，不仅仅包含平津战场，还有淮海战场和山东战场。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是高超军事家的毛泽东，对于战争全局的把握是无人能及的。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下令各纵队对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各战略要地实施分割包围。其中，对北平实施隔离包围的，是东野3纵、5纵、6纵、10纵、11纵以及华北野战军第7纵队，统一归东野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
从12月12日开始，各纵队开始分散出击，如万千利箭，虽然飞行的轨迹不同，却有着相同的靶心——北平城。
东野3纵在司令员韩先楚的指挥下进军香河地区，其中一个师于12月13日歼灭通县两个保安中队，攻克通县县城；另一个师于13日深夜包围马驹桥，歼敌一个连，后乘胜追击，歼灭了大兴附近守敌。
17日凌晨，3纵第7师经过长途奔袭后，随同纵队野炮团赶至南苑机场附近。在强大的炮火压制下，国民党的飞机不敢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强行起落。数个小时的激战后，7师某团顺利攻克南苑机场，缴获各式飞机数十架。失去机场，就等于失去了北平守敌的最后希望。两天后，国民党派出由近20辆坦克和10余门山炮组成的强大阵营，试图夺回南苑机场的控制权。守卫机场的7师在火力上不如国民党，不由得节节后退。危急时刻，3纵的增援部队赶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牢牢将南苑机场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掐断了北平之敌最重要的空中补给线。
当时的丰台是北平的南门，平汉和北宁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既是北平的交通枢纽，也是华北“剿总”的军需物资储存基地。鉴于丰台的重要意义，傅作义在这里布置了重兵把守：国民党271师、272师及“剿总”直属战车坦克3团。
只有抢占丰台，才能切断北平之敌的南逃路线。12月13日中午，东野5纵接到了攻占丰台的任务，并且东野司令部强调，火力必须避开名胜古迹，以免造成损伤。
5纵研究后商定，利用国民党士兵惊慌失措之际，趁夜色实施渗透战术。由各师齐头并进，突破圆明园、颐和园、香山、西山一带防线。之后，派遣精干部队采取掏心战法，经石景山、五棵松、岳各庄直插丰台，直捣黄龙。
黑夜中，在陌生的环境下紧急行军可能会发生各种状况，5纵在出发前向各部队下令：掉队或失去联系的，一律自行赶往丰台，遇见上级就自动接受指挥，执行任务。
5纵副司令员吴瑞林随13师经颐和园向南行进。在行军过程中，还有一支部队和13师的前卫团在一起走了好一会。由于是深夜，双方都以为是执行任务的兄弟部队。双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闷头赶路，忽然一阵风将乌云吹散了，月亮稍稍露出一丝光线。13师前卫团的一名战士在偶然扭头时，借着月光看见身边赶着大车的人居然戴着国民党的军帽。这名战士十分冷静，发觉身边是敌人时没有声张，悄悄找到了副司令员吴瑞林。
吴瑞林也是十分吃惊，派出了身边精干的警卫，按照那名战士指示的方位无声无息地抓回一个人。吴瑞林一看，果然是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一审问，竟然是一个团长。真是无巧不成书，又审问了一下，才知道身边的“兄弟部队”是国民党保安15团，有800多人，是连夜行军增援丰台的。吴瑞林庆幸之余不免一身冷汗：如不是那名战士发现及时，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吴瑞林命人将右侧是敌人的消息悄悄传递给每名战士。随即一声令下，战士们齐将枪口向右，一下子俘虏了800名俘虏，而5纵只付出了一名战士轻伤的代价。
12月14日凌晨，5纵部队先后与丰台守敌展开激战。在战斗中，5纵的机炮营和山炮营发挥了极大地作用。在突如其来的炮火下，敌人很快混乱不支，纷纷溃逃。由此，5纵13师出其不意的顺利攻占丰台火车站及其它要点。此一役歼灭国民党271、272师各一部。缴获的华北“剿总”物资仓库内，军需用品堆积如山。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崭新美援卡宾枪5万支以上，汽车过百辆。
5纵成功抢占丰台，封死了傅作义南逃的大门。对北平的包围在各参战部队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和东野司令部的表扬。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的2纵、7纵、8纵、9纵和12纵负责对天津和塘沽实施隔离包围。
12月12日，东野9纵司令员詹才芳率部深夜向塘沽方向挺进。其中，纵队前锋26师行军一日百里，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现在唐山附近。唐山守敌国民党第87军居然不战而逃，向塘沽方向撤退。9纵26师师长肖全夫见国民党军已丧失斗志，遂大胆命令26师某团穷追溃敌。果然，26师到达芦台附近时，守敌86军同样闻风弃城，直接逃往天津。
东野各部队仿若下山猛虎，将国民党华北势力分割包围。到12月20日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力量已经完全被孤立，分别困守于北平、天津、塘沽以及新保安、张家口5个城市内。
此时，傅作义当真是欲逃无路，欲战不能。就在他仍在为或战或逃而纠缠不清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将目光投注在新保安和张家口。相信这两个据点的陷落，能帮助傅作义更加清醒地看清形势吧。
断鳌——攻占新保安、张家口
早在平津战役之初，毛泽东就已经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一名地方主义气息浓重的军人，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传统诟病之一。当年
勇绝天下的楚霸王项羽也难免发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感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才确定，一旦解放军进攻平绥一线，傅作义必会出兵驰援。如此一来，其兵力必然被分隔歼灭，再无还手之力。
1948年11月29日，杨得志兵团按照指令，顺利抵达张家口外围柴沟堡、万全一带。稍作休整之后，杨得志部一举拿下怀安和万全，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张家口。
张家口守军正是被傅作义视为左膀右臂的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部。此时张家口的守备主力是孙兰峰的第105军。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的高歌猛进早就吓破了国民党军的胆子，突然出现的杨得志兵团更是让孙兰峰乱了方寸，急忙向傅作义求援。
孙兰峰在傅作义集团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傅作义最信任的部下之一。孙兰峰18岁参军
，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从小军官到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孙兰峰始终跟随在傅作义身后。他在傅作义集团，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家军中，从长城抗战到最后与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
北平城的“剿总”司令部内，傅作义坐立不安的长吁短叹。求援的电报一封封打来，在形势的逼迫下，傅作义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抓起电话，接通了35军军长郭景云：“目前张家口地区情况紧急，你立即率第101师、第267师带一个榴弹炮营，乘汽车速往张家口增援。第262师不动，留守北平，怀来地区104军的第258师暂由你指挥，一道西进。记住：要快去、快打，打了快回来！”
放下电话，傅作义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随即他便为自己的疑神疑鬼感到好笑，也许是太紧张手中的这张“王牌”，傅作义只好这样为自己辩解。
第35军是傅作义的看家部队。从1931年起，傅作义就长期兼任这支部队的军长，这是他白手起家的班底。傅作义在35军身上投注了极大的心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风强悍，的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1948年以后，傅作义才将35军交给郭景云。
郭景云绰号郭大麻子，是陕西长安人，出身贫苦，没读过书，但骄傲狂妄，作战勇敢，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员猛将。可以说，在郭景云的身上，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地方色彩浓重的郭景云，狂傲、好战，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勇猛有余，谋略不足。深谙用人之道的傅作义深知郭景云可能不是一位将才。但是，郭景云所具备的另一样优点却是其他将领所不能比拟的，那就是忠诚。在这样的乱世中，忠诚是比绝世将才更稀少的东西，仅此一条，便足够了。
殊不知，因可以是果，果也可以是因。正是郭景云的勇猛和狂妄，才造成了他和35军的一去不返，同时，也斩断了傅作义的最后一丝倚靠。
郭景云此一番出动可谓是精华尽出，400多辆美式卡车的配备可谓是带走了傅作义多年积蓄的“老本”。35军一路风驰电掣的赶到张家口时，却发现张家口一片风平浪静。解放军围而不打的阵势着实透着点诡异。实际上，解放军在张家口一线的总兵力不过是8个旅左右，却团团围住了傅作义美械装备的近9个师。虽然国民党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此时让他们主动对解放军攻击，却是万万没有这个胆子的。
张家口的僵持让傅作义胆战心惊。既然暂时无战事，傅作义即令郭景云迅速将35军带回北平，以免有失。但是，来时容易，想回去却是不能了。
毛泽东的这盘棋终于在漫长的布局后显出了真面目。张家口一线的虚张声势，其目的就是引出傅作义的这张底牌，釜底抽薪，彻底敲掉傅作义的牙齿和爪子。
12月2日，毛泽东分别下令给杨得志的华北第2兵团、程子华的东北先遣兵团，火速赶往平张县占领怀来、八达岭一带，围追堵截郭景云的35军。
此时傅作义已经得知林彪率部入关的消息，顾不得擦去额头的冷汗，急忙电令郭景云火速返京，不得耽搁。就这样，郭景云于12月6日离开张家口，踏上了返归北平的死亡之路。本来，傅作义还要求他带上第104军258师，但由于郭景云平素与104军军长安春山结有私仇，便借口汽车已经满载单独东返了。这样，35军共计16，000余人分乘400辆汽车，沿着平张公路蜿蜒5公里，浩浩荡荡地冲出杨成武的包围圈，归往北平。
杨得志第2兵团的一个旅昼夜行军200余里，赶在郭景云之前在下花园一带设立了阻击阵地。12月7日，郭景云的35军在12架飞机的掩护下，用了一个上午才艰难打退解放军的阻击，于黄昏时进驻新保安。
新保安是位于宣化以东约4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平张公路和平绥铁路穿镇而过。这里北依八宝山，南靠大洋河，东西山涧起伏。据说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在此地修筑城墙，12米高的城墙一砖封底相当坚固，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宏伟壮观；它前镇张垣（张家口），后卫京畿，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35军副军长曾劝说郭景云：“军座，所谓兵贵神速，我们不能在新保安停留，还是趁夜赶路，先与104军会合为上啊。”
郭景云刚愎自用的毛病因击退了解放军的阻击而发挥到极致，他不温不火地的说了一句：“都到家门口了，还怕有鬼敲门啊？”语气中毫不掩饰地鄙视顿时让副军长面红耳赤地退了下去，心中却暗骂不已。
新保安被围后，最紧张的莫过于傅作义，35军绝不能有失。傅作义知道郭景云和104军军长安春山素来不和，可目前的形势下也唯有104军可以解新保安之围。为了安抚安春山，傅作义任命其为“西部地区总指挥”，全权指挥104军和第16军增援35军。
殊不知，郭景云并不是一个胸襟广阔的人。贻误战机，导致35军被围困的事实并没有让他反省。郭景云不仅不配合安春山104军的援救，反而在104军损失惨重终于打开逃生通道之后，按兵不动，并叫嚷道：“我死了不走了”。原因却简单得可笑，仅仅因为安春山被任命为“西部地区总指挥”。
平心而论，安春山算是一位识大体的将领。虽然郭景云害得他损兵折将，但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正当安春山准备再次出兵与35军里应外合的时候，却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大部队向新保安赶来的消息。安春山立即向郭景云发出了最后通牒：“日落前再不配合104军突围，那么就自求多福吧。”
然而，104军并没有等到日落后便急匆匆地向北平方向撤去。不是安春山公报私仇，而是东野部队前进的速度太快了，再不走，恐怕就真的和郭景云并称“难兄难弟”了。不过这样一来，郭景云和35军就彻底在新保安“称孤道寡”了。
可叹的是，安春山还是低估了解放军的速度和战斗力。仅仅两天后，国民党104军和第16军便被东野各纵队全部消灭。只有安春山一人化装成伙夫，狼狈逃回了北平城。
现在，傅作义真是欲哭无泪，对郭景云更是恨铁不成钢。无奈之下，只得派飞机不断向新保安空投物资。据记载，仅12月的15号、16号两天，傅作义就向35军投递了上千袋面粉和大米，武器弹药更是不计其数。可笑的是，新保安毕竟是一个小城，运输机担心解放军的炮火不敢低飞。这样一来，大部分空投都落在了城外，成为解放军的战利品。
为了瓦解35军士气并减少无谓的伤亡，解放军向新保安之敌发起了政治攻势，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35军的军心。12月18日，解放军在发动总攻之前，围城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罗瑞卿给郭景云发出了一封劝降信：
郭景云军长暨三十五军全体官兵：
你们被包围在新保安孤城，粮弹两缺，援兵无望，完全陷于绝境，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傅作义大势已去，南口、通县、沙河、良乡、卢沟桥、丰台、门头沟、石景山等军事经济要地，已经丢了，眼看北平、天津也保不住了，就要全军覆灭……
本军顾念你们两万多人不做无谓牺牲起见，特向你们建议：立即向本军缴械投降，学长春郑洞国、新七军的榜样……如果你们敢于拒绝本军这一忠告，本军就将向你们发起攻击，并迅速干净全部的消灭你们。时间不会太多的等待你们了，何去何从快快抉择。如愿接受本军建议，当即派负责代表出城，到本军司令部谈判。
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杨得志
政治委员 罗瑞卿
十二月十八日
这封劝降书被郭景云拒绝了。
1948年12月21日下午14时，随着一枚信号弹升上天空，解放军开始了对新保安的全面进攻。战役之初，东野4纵调集了近百门火炮，向新保安发射了5000余发炮弹，顿时摧毁了敌人大部分防御工事。傍晚时分，4纵已经将城东和城北的所有外围据点扫光，3纵和8纵也在城西和城北清除了所有碉堡工事。
12月22日清晨，6颗信号弹穿破了晨雾，最后的总攻开始了。数百门火炮激起的硝烟彻底埋葬了新保安城，也彻底断送了傅作义35军的最后生机。
当日黄昏时分，35军主力大部被歼灭。被困于指挥部内的郭景云已知无路可逃，绝望中才感到后悔，他掏出自卫手枪对准太阳穴，大吼一声“总司令，我对不起你”。说罢扣动扳机，自毙而死。
新保安之战，第35军军部及两个师全部被灭，相当于拔掉了傅作义的獠牙利齿，从此再也不能张牙舞爪。22日夜，前线部队向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汇报了全歼35军、收复新保安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复电：“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1948年12月22日，北平华北“剿总”指挥部。傅作义颓然地瘫在椅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35军全军覆灭以及郭景云自杀的消息传来后，这位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华北王”已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久了。警卫们不敢上前询问，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一个穷途末路的军人可能是没有理智的。
长久的沉默之后，傅作义终于想起了张家口的孙云峰，还有他手中的第11兵团。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目标，傅作义急电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郭景云与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令你等立即会商突围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
其实，张家口早已陷入了混乱之中。35军的败亡让他们失去了最后一丝安全感。直至这时，这些军人们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自恃的武力在解放军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傅作义的电报终于让孙云峰等人松了一口气，毕竟哪个军人也不想在自己的生涯中留下一个临阵脱逃的污点。
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境况的确比新保安要好。这里的守军是华北国民党军傅系主力之一：第11兵团，所属第105军，下辖第210师、第251师、第259师与独立318师，第104军258师、整编骑兵第5旅和第11旅，察哈尔省保安第2、第4、第5团，独立装甲车大队，侦察总队第1大队，汽车第1团等共约5万余人。
张家口的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即以此为基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万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围得严严实实。
孙云峰等人估计解放军主力刚刚结束新保安之战，应该会有一至两天的缓冲时间。他们商定利用时间缓冲，分路突围。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毛泽东在平津战场的指挥艺术的确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新保安之战的开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毛泽东趁机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从怀来调到了张家口的东面，接替了杨成武；而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了张家口的西北方向。这一出瞒天过海，不仅瞒过了傅作义，更瞒过了近在咫尺的孙云峰等人。
23日凌晨，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在慌乱中开始了突围。孙云峰的算盘打得很好，他先以骑兵第5、第11旅为先锋，向张家口东南方向佯动，以迷惑解放军，掩护主力撤退。
太阳升起后，孙云峰见骑兵旅没有传来遭到阻击的消息，便安排第105军主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逃亡。殊不知，张家口城外的解放军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的就是这支主力。
张家口的北面有两座大山，即东、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镜门向北延伸到西甸子、朝天洼，约有10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在先后赶到的解放军部队的穷追猛打下，孙云峰和他的5万多人就被压缩到这片狭窄的山沟里。
身处绝境的现实让敌人激发出困兽的斗志，他们嚎叫着发起一次次的冲锋，解放军的阻击阵地受到了很大的考验。为了活下去，国民党士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顽强，他们的悍不畏死同样给解放军带来了不小的伤亡。这场争夺生存权利的激战从清晨打到黄昏，担任阻击的1纵3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某些战况惨烈的阵地上，甚至全营只剩下几十人，却仍然坚守着阵地一步未退。
孙云峰红着双眼，身上笔挺的将官服也不再熨帖，一天一夜的战斗过后，他终于绝望了。孙云峰看着山沟内混乱不堪的景象，一张张毫无生气的脸见证着军人的宿命。他无力地挥挥手，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各自逃命去吧，能跑多少算多少吧。”
树倒猢狲散，各级指挥官的溜之大吉导致国民党军彻底失去了斗志。这日的战斗出乎意料的简单，下午15时左右，孙兰峰的所有部队共5万多人悉数被解放军消灭。除孙兰峰依仗对地形熟悉的便利逃跑外，包括105军军长袁庆荣在内的大部分师旅长被俘。
这一战不仅解放了张家口，而且消灭了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从此平绥线将完全处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1948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庆祝张家口获得解放。社论中提到，张家口的收复，傅作义嫡系部队的被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蒋傅军队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地区的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待着全部被消灭！”
攻坚29小时——津门之战
北方的冬天冷得彻底，冷得干脆利落。凛冽的寒风毫无顾忌地在辽阔的原野上呼啸而过，肃杀整片天地。可是对于土生土长的傅作义来说，他总是觉得今年的冬天要更加寒冷。当然，他也找不出理由，即使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
在纷纷洒洒的雪花中，1948年就要过去了。对这一年，傅作义是又爱又恨：在这一年，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北王”，手掌雄兵，谈笑风云；也是在这一年，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急，生死存亡，前途未卜。
短短的一个月内，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无数座城池，逐一丢失，如今仅剩下的北平、天津、塘沽3座孤城仍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解放军百万雄师已经兵临城下。傅作义长叹一声，此时此境，又该何去何从？
傅作义回首望着墙上的地图，大片的红色让他头晕目眩。蓦地，他盯住了北平旁边那个硕大的黑点，眼神逐渐露出了赌徒式的凶狠，“我不甘心，就让我们在天津再搏上一搏！”
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有人口约200万。天津城位于海河水系五大支流——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的交汇处。它东临渤海湾，与塘沽港相隔45公里；西北与北平相距120公里，是北平的门户。与此同时，天津的交通也十分发达，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天津既是华北经济中心，又是军事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将天津当做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1947年，白崇禧代表南京国防部到北平视察防御，提出在天津外围修筑永久防御工事的想法。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筹集了法币800亿元，设计修筑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耗资甚重的城防工事是由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围长42公里的碉堡线组成。这条环城的碉堡线外筑有高4米、宽2米的土墙。土墙外挖有一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至于其它的明碉暗堡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杜建时对此城“固若金汤”的评价绝非自夸之词。
早在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之初，就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抗日战争中被称为“常胜将军”。傅作义力排众议将其推上天津警备司令的位置，这让陈长捷很是感激。他曾向傅作义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事实上，陈长捷到天津后，为了保证城防确实是费尽心力。他再次筹款，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现在的天津可谓是兵强马壮，城高墙厚。就连一向吹毛求疵的蒋介石在视察完天津城防之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
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天津还是没有守住。
1949年1月1日，这一天是元旦，解放区内的百姓欢天喜地，庆祝这来之不易的新年新气象。相对而言，平津前线的剑拔弩张则为这个新年增添了一分浓重的火药味。
中央军委在决定攻打天津后，东北野战军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主力纷纷在天津城下集结。平津前线指挥部鉴于天津城防的坚固，还特意调来了第6纵队的17师担任攻城总预备队。
之所以将原本驻防北平郊县的17师调到天津城下，是因为17师在东北战场上所向披靡。无论是四平攻坚战还是锦州攻坚战，这支部队攻城拔寨，威震敌胆，被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授予“攻坚老虎”的称号。
为了保证攻城顺利，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将特种兵司令部所属的炮兵、装甲兵和工兵12个团调到了天津郊区。一时间，天津城下战将如云。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攻津部队依照前线指挥部命令，开始对天津城外围据点进行清除。从这一天开始，城外此起彼伏的枪声一直持续到1月12日。营盘、三元村、范家堡等数十个外围据点被肃清，共歼灭国民党士兵近5000人。
陈长捷这才知道解放军确实是想攻下天津。为了拖延时间，陈长捷于1月6日派出了4名代表来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他们以“天津是华北工商业唯一城市”的借口要求解放军不要攻城。
“我们只有五点要求，”刘亚楼的回答干脆利落，“一、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以避免天津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解放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我们对天津停止炮击七天，若12日前仍无明确答复，炮击即开始。”
然而，4名代表返回天津后，再无音讯传来。实际上，此时城内守军也是彷徨不定，谁也不敢率先说出一个“和”字来。天津警备司令内，拥有话语权的几个人沉默地看着手中林彪和罗荣桓刚刚送来的最后通牒，一个个面沉如水：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陈长捷也不敢擅自决定了。他知道傅作义已经开始和共产党接触，况且天津就是谈判最重要的筹码。于是，天津是战是和的决定权再次交到了数百里外的傅作义手中。
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仍在和东野讨价还价中，所以天津多坚持一天，那争取的待遇就丰厚一些。当然，这些话傅作义不能明说，他只是含糊地告诉陈长捷：“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记住。”
一头雾水的陈长捷望着大眼瞪小眼的同仁，只好说：“北平的指示，死守吧，守不住也得守。”
于是，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很快在这几名“忠心卫国”的将领手上完成了，并且送到了林彪的桌前：
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
林彪随意地扫了一眼，随即哂笑一声，轻描淡写地说：“传令刘亚楼，14日攻城。”
其实在傅作义或者陈长捷的心中，他们都坚信天津城虽不敢说永不陷落，但坚守几个月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在得知东野下达攻城命令后，还一脸得意地问林彪：“你们打算打几天？”林彪头也没抬地回答：“3天。”
“3天？哈哈，恐怕你们30天也打不下来！”谈判代表狂妄的指手划脚。林彪终于抬起头，一脸诧异地看着歇斯底里的这位代表，眼神中流露出仿佛看见疯子时的怜悯。
1949年1月14日，刘亚楼一声令下，近千门各种火炮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雨点般的炮弹携带着怒火狠狠砸在民族门、和平门、西营门附近的城墙以及碉堡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炮火持续了30分钟左右，城西和平门城墙就已经被炸毁了。强大的火力摧枯拉朽地轰塌了被许为“固若金汤”的防线。东野1纵率先越过和平门突破口，冲上天津城垣，将红旗插在城墙上。
在南运河北侧，战斗更为惨烈。主攻的第2纵队为了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先后牺牲了几十名爆破手。
在城东，8纵某连队在总攻发起后，用连续爆破的方式炸掉了敌人十几道防线，终于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突破口。
这样的激战在各处上演着。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断壁残垣冲进了天津城，开始了更为惨烈的巷战。
15日拂晓，9纵进入市区，攻克青年会大楼，中国银行等据点。
15日上午，解放军某部攻占守军核心阵地海光寺。
同日，1纵队某团攻占南开大学，学校未受到破坏。
下午15时，7纵19师配合1纵3师攻占国民党86军军部，俘获中将军长刘云瀚。
……
当解放军攻下天津警备司令部时，陈长捷正躲在司令部大院忠烈祠地下室，犹不敢相信天津这么不堪一击的事实。
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低洼地形的条件下，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行的多兵种联合攻坚战。战役从1月14日10时开始，至15日15时止，仅仅用了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军13万余人，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了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料想不到的是，天津城的解放吓破了塘沽守军的胆子。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领5万多人弃城，于1月17日从海上逃窜。
天津战役的胜利，压沉了傅作义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苟延残喘的北京城还能坚持多久？答案不言而喻。
古都之幸——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是华北地区第一大城市，城内生活着200多万居民。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北平在历史上曾是5朝京都，拥有着灿若繁星的文化古迹。
北平原名北京，1928年国民党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将北京改称为北平。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这里设立“北平行辕”。1947年底，蒋介石又在北平成立华北“剿总”总司令部，由傅作义任总司令，撤销“北平行辕”。
在新保安和张家口相继被解放军攻克后，傅作义重建了被歼的第16军、第104军、第35军，加强北平防御力量。为了保证空中路线，傅作义先后在天坛和东单修建了临时机场。
傅作义将北平以鼓楼、天安门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个防区，并分别设立城防司令。西城城防司令由第4兵团司令李文兼任，统一指挥第16、第101、第104军及157师；东城城防司令为第9兵团司令石觉，指挥第13、第92、第31军；第35军即新编骑兵第4师归“剿总”直接指挥。北平城内守军共25万人。
新年到了，北平城内却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沉闷的压抑如巨大的网笼罩在古老城市的上空，每个人的心头都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小心翼翼地祈祷着明天的朝阳。
天津丢了。北平城孤零零地伫立在辽阔的华北大地上，傅作义已经无需再去翻动墙上被划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他知道，战无不胜的东北野战军就在城外严阵以待，甚至不再隐藏行迹。从12月20日开始，解放军就先后集结了4个兵团13个纵队团团围困北平。现在，平津前线的解放大军除留出少数部队担任天津、塘沽等地的警备外，超过80万斗志昂扬的胜利之师虎视眈眈地驻扎在北平之外。如今，傅作义真的是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尴尬境地了。
傅作义不是单纯的赳赳武夫，不然也不会力压国民党内部像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佼佼者，而成为一方诸侯。早在平津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傅作义就已经派遣代表与中共方面进行了接触。只不过那时傅作义尚有精兵数十万，城池近百，所以那会的谈判到底是真心诚意还是虚与委蛇，就只有双方自己知道了。
早在1948年11月18日，傅作义就通过彭泽湘和符定一向中共发出了和平谈判的试探。毛泽东明白，实力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依靠。傅作义尚有50万大军和华北大片土地，不打掉他的依仗，是不会真心言和的。有鉴于此，中共的方针是保持接触，但着重点仍在打上。所谓善战方能言和，打胜方能言和。
此一时彼一时，在新保安和张家口相继被围困后，傅作义才真正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前。北平的和平解放进程，一共经历了3次正式谈判。
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北平已经处于解放军的军事包围之下。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的社长崔载之为代表同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一起，带着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到三河县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与东北野战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进行了谈判。双方交换意见后，崔载之回北平向傅作义报告，李炳泉携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联系。
这次谈判的目的不过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双方也没有派出有分量的代表。崔载之表达了傅作义的几点意向：首先，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分别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其次，为了制约城内蒋介石直系军队，敦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再次，傅作义将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最后一点，双方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的预见是准确的，与其说是傅作义没有看清形势，不如说他仍然存在幻想。19日，刘亚楼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接见了崔载之和李炳泉。根据中央指示，阐明了和平解放北平、天津的基本原则：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三、如同意和平解放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由于双方的期望差距太大，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破裂了。
仅仅几天后，解放军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占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了35军，断了傅作义西退之路。傅作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在百般煎熬中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解放军开往天津前线的事实让傅作义幡然醒悟，再犹豫下去手上的筹码就损失殆尽了。他找来了华北“剿总”民事处处长周北峰，通知其作为代表继续谈判。
周北峰是一位爱国人士，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战乱与党组织失去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周北峰曾受到毛泽东接见，为了在傅作义军队中便于开展统战工作，一直没有恢复党籍。
1949年1月6日，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离开北平前往河北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指挥部，开始了第二次谈判。
由于周北峰是傅作义的亲信，所以中共方面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聂荣臻和林彪也相继出现在谈判桌上，对和平解放的事宜进行了详细磋商。
谈判开始后，林彪单刀直入，对周北峰说：“傅先生授权你只谈北平呢，还是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
周北峰说：“傅先生的意思是平、津、溏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商谈。我们的要求主要是：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先生一个人负责。”
林彪面无表情地听完周北峰的话，简单明了地表示：“我们的原则很简单，那就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第二次谈判进行到这里，双方对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10日上午，双方把会谈的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谈判纪要》。林彪和聂荣臻代表解放军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也代表傅作义签字。
周北峰在返回北平前，林彪特别强调一个时间点，那就是1月14日。这是《会谈纪要》的最后一条，明确要求傅作义必须在1月14日前做出最后答复。
周北峰秘密潜回北平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看着这份《会谈纪要》，心中百感交集，却仍旧不肯明确表态。中共方面的宽容使他意识到北平、天津两城的重要性，如非万不得已，看来解放军是不会冒着巨大伤亡和毁坏古迹的风险强行攻城的。
周北峰看出了傅作义的犹豫，不由得把临行前林彪的警告重复了一遍。傅作义脸色变了变，最终还是唉声叹气地说：“太仓促了，过两天再谈吧……”
1月10日，华东、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55万人。傅作义这才知道大势已去，蒋氏集团已回天乏力。这次，除周北峰外，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也一同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驻地进行第三次谈判。
1月13日下午，邓宝珊等人到达河北通县五里桥，受到了东野政治部主任陶铸和参谋处长苏静的接待。当天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进行会谈。
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周北峰一愣，感觉这次谈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不料邓宝珊再次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组织联合政府和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的条件。
林彪语气愈发冷淡：“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邓宝珊已经从东野的频繁调动中发现解放军即将攻打天津的事实。“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
这下林彪连头都懒得抬了，随意摆摆手：“不谈天津。”谈判不欢而散。
1月15日，双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整整一个上午并没有丝毫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仅用了29个小时便攻占了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顿时面无血色，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夸说坚守30天，却不料须臾之间天津已经易主。很快，傅作义来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经过3个多小时的谈判，双方就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指定地点的改编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管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6日，为免傅作义再次反复，毛泽东亲自起草一封公函发送至平津前线，要求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转交傅作义。这封信措辞之严厉，在毛泽东的笔下实属罕见：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勿谓言之不预。
林彪看着这封信，轻声重复着最后一句“勿谓言之不预”，嘴角露出一抹深沉的笑意，也许这最后一句也是他真正想说的。
傅作义知道再做犹豫无异于自寻死路。1月21日，傅作义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宣布了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决议，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协议》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同时，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1月31日，北平城内最后一批国民党开出城外，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正式进城接管北平警备任务。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免于炮火的侵袭，终于在和平的感召下焕发了青春。
北平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平津战役的正式结束。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此战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控制了华北大片土地，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一伟大的胜利，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结果，使悠久的文化古都北平和工商业大城市天津回到人民手中，并从此写就新的历史篇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