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硝烟之外的插曲
第五章
硝烟之外的插曲
火线上的文艺活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部队的生活很乏味。整日的行军打仗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更有心理上的麻木。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体，说他们是军人，却并不是时时刻刻与枪为伴；说他们不是军人，却也时刻身穿军装，在战场上拼命冲杀毫不逊色。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才调剂了战场单一的色彩，让残酷的血与火中更多了一丝柔情的味道。他们就是文艺兵，在火线上的“演出者”。
其实文艺兵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泛指在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者们。军队的文艺工作，作为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可以说在战争年代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简单来说就是宣传鼓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掌握军队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至于建国后，文艺工作者都发挥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民众耳熟能详的长征途中的快板、激发斗志的《义勇军进行曲》、揭示阶级仇恨的《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建国后的《东方红》等等，无不体现了军队文艺工作的巨大作用。
在三大战役中，军队中的文艺工作者的作用不仅仅是鼓舞部队士气，更是承担起战时思想政治工作的重担。众所周知，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思想动员方面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成功瓦解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避免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些成绩的取得和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者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战争频繁的时候，文艺工作者不比普通战士轻松。整日整夜的行军过后，战士们开始休息宿营时，文艺工作者却要向当地百姓宣传革命、贴标语、帮战士们写家信、给战士们表演节目等，以丰富战余生活。由于文艺兵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时，也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他们打破了军队中死气沉沉的局面，在子弹箱上、背包上、甚至在手榴弹或者枪托上，画上了许多生动易懂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诗或漫画。在一些老战士的回忆录中，已经年近古稀的他们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诗：“七九步枪肩上扛，子弹擦得亮又光，抖擞精神上战场，定叫敌人见阎王。”
在淮海战役的60多个日日夜夜里，一直随军征战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用手中的笔和耳边的旋律真实地记录了这段艰辛而伟大的岁月。早在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华野文工团便跟随纵队兵团政治部来到了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前线的空气中弥漫着还未散去的硝烟味，这样的气氛让文工团的工作者们既紧张又感到刺激，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
一天深夜，营地内刚刚恢复平静，一声嘹亮的集合号突然响起。政治部负责人来到文工团，用近乎嘶叫的声音告诉所有人：“战斗已经开始了，徐州铁路以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我们分隔打散了。现在敌人正试图逃跑。我们绝不能功亏一篑，同志们，跟我冲啊！”
此时哪里还分得清普通战士还是文工团，就连炊事班的战士和后勤的工作人员都纷纷抄起了趁手的家伙，跟在政治部警卫部队的后面，在黑暗中奋勇向前。黑漆漆的原野中，星星点点的火把渐渐汇聚成了一条条蜿蜒没有尽头的火龙，夜空被照映得如白昼一般。所有人的脸都是红彤彤的，也不知是被手中的火把照映的，还是被战斗的激情所感染的。
华野文工团的韦明一边追赶，一边为眼前的情形所震撼，奔涌的情感在他的心里翻滚。宿营后，他躺在门板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不由得掏出笔翻身趴在门板上，一气呵成地写就了《乘胜追击》的歌词：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敌人动摇了，敌人逃跑了，敌人溃退了，同志们快追上去，不怕困难，不怕饥寒，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乘胜追击，迅速赶上，包围他，歼灭他！乘胜追击，歼灭他。
华野文工团团长沈亚威看到这首歌词后，十分激动，马上就为它谱了曲，并且在行军过程中教给战士们演唱。没多久，这首节奏明快，易懂好学的革命歌曲就在华野部队中传唱开来。
当文工团到达陇海铁路南面的碾庄外围时，解放军大军已经包围了黄百韬兵团。1948年11月11日，粟裕副司令员指挥华野经过12天激战，一举把国民党中将黄百韬的12万军队，全歼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地区，这也标志着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消息传来，战场内外无不欢声阵阵。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沈亚威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他看见英姿飒爽的骑兵飞驰着掠过一个个村庄，嘴里不住地大喊着：“捷报，捷报……全歼黄百韬4个师！”沈亚威回到营地后，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出了《捷报，捷报，全歼黄百韬》，并且完成了谱曲工作，为淮海战役中这一重大胜利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捷报！捷报！
歼灭了黄百韬！
捷报！捷报！
歼灭了黄百韬！这一仗打得实在好，
同志们的功劳真不小！
嗨！你看那蒋介石的军队，
一师一师，一军一军，
整师整军，整军整师
全部歼灭，全部歼灭光！
你看那！
全中国的老百姓，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喜笑颜开，夸奖打得好！
……
不久，当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后，沈亚威又写下了《狠狠的打》这首歌，形象的描绘了只要解放军冲上去，就有成百上千国民党争相举手投降，兵败如山倒时的慌乱场景：
三个兵团挤一团，妄想逃过长江南。
有一个老二叫李弥，那个老大就叫邱清泉，
孙元良数老三，他们慌慌张张把路赶。
小兵腊子打头阵，大官小官随后跟，
汽车坦克挤不开，那个没吃没住真为难，
官太太一大串，她们连滚带爬真难堪。
解放大军紧追赶，筑成铁墙四处拦，
敌人昏头掉了向，那个十里路内打转转。
好家伙二十五万，他们想要逃命难上难。
反动头子蒋介石，三申五令催跳墙，
谁知敌人太混乱，那个一跳跳垮了孙元良。
杜邱李还想逞强，他们修起工事在顽抗，就给他们一个好下场！
中国的反动派快完蛋，中国的人民不受害，
中国的反动派快完蛋，中国的人民心喜欢。
假如它不肯投降，困死它，坚决地打，
假如它不肯缴枪，揍死它，狠狠地打。
打打打！打！
在淮海战役的两个多月里，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的文艺工作者手中的笔和敏感的心真实地记录着淮海战役的每一个振奋人心的点滴。
这期间，华野文工团一共创作了近50首歌曲，后来选择7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之以朗诵的形式，形成一组反映淮海战役全过程的战争史诗——《淮海战役组歌》。这7首歌曲是《序曲：争取更大胜利》、《乘胜追击》、《抢占运河》、《捷报！捷报！歼灭了黄百韬》、《挖工事》、《狠狠地打》、《歌颂淮海胜利》。后来又加上《向南进军》、《涉水打碾庄》、《全歼黄维兵团》3首歌曲，构成一部由10首歌曲组成的《淮海战役组歌》。
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全歼后，华东解放军押送着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50多名国民党高级军官赶赴后方。出于对对手的尊重，陈毅司令员特意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为这些昔日的对手“送行”。为了展示华东野战军的精神面貌，陈毅司令员专门要求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唱几首展现革命者大无畏精神的战歌。
当时，华野文工团就演唱了《淮海战役组歌》，每唱完一曲，这些特殊的观众都会起立热烈鼓掌。一名国民党高级将官看完演出后，感慨万千，站在陈毅司令员身边说：“以前一直说你们是土八路、土八路，而我们却一向自诩为有素养、懂艺术。没想到，今天听了你们的歌才知道，原来什么都不懂得是我们。你们解放军，确实称得上能文能武，人才出众，战争还没结束，你们的歌已写出来，唱起来了，真叫人佩服，佩服！这一仗，我们输得心服口服。”
1949年7月6日，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应会议安排，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作为解放军文艺代表，在北平西单国民电影院演出《淮海战役组歌》。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观看了这场音乐会。演出后，毛泽东大笑着夸奖道：“三野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战场上的白衣天使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三大战役这样的战略性决战，动辄有上百万人参与其中，部队的伤员数量急剧增多。这对各战略区的战时卫生医疗是一个极其严酷的考验。如果药品准备数量不足或者是救护人员能力水平不到位，很可能造成大批伤员得不到有效地救治。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会造成部队的严重损员，更会影响到参战部队的整体士气。
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各战略区都十分重视对卫生勤务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加强战时卫生勤务的建设，增强战场救护能力，提高救治水平。
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战场出现了大批伤员。相对于缺医少药的情况，由于战争在冬季进行，大量冻伤的出现成了战场救护人员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当时医院少，人力不足，后方支援也很困难，甚至一度出现了大批伤员在公路上停滞的情况。东野指挥部根据东北战场的特殊情况，指示后方医院就地扩大收容，动员当地群众精心护理伤员。村村设医院、家家设病房、人人当看护，战场的救护人员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人请教处理冻伤的方法，总结经验，妥善地解决了安置伤员的任务。在辽沈战役中，东野部队下辖的后方医院共妥善救护了5万余名伤病员，为人民解放军在战略性大决战的战场救护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
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出现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后方医院共救治了近10万名伤病员。双堆集战役进行期间，战地中转医院设在蒙城县许町镇，许町人民成立担架队、运粮队、抢救伤病员、运送给养，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一带，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即将展开。后方战地医院接到指令后，连夜急行军100多里路，赶到了蒙城县许町，设立战地医院。医护人员顾不上急行军导致聊上磨起的血泡，一瘸一拐的连夜动员当地群众准备安置伤员的房间。许町镇有不足200户人家，在地方干部的协助下，共借出民房近百间充当战时病房。战地医院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女兵，她们除了要整理房间的卫生，挑水、消毒外，还抢着帮助热心的房主洗衣服、做饭。
医院安定下来后，医护人员们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双堆集战场每天要转送到这所战地医院400多名伤员。这些医护人员有时几天几夜都睡不上安稳觉，坚持为伤病员清洗伤口、包扎、打针、换药。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还要负责将牺牲的伤员洗干净身上的血污，埋到临时的墓地。长时间的睡不好、吃不好和过度劳累，导致很多医护人员病倒了。不过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只是休息半天之后，撑着身子继续奋战在救死扶伤的最前线。
有的时候，为了使受伤的战士们减轻痛苦，转移注意力，医护人员不顾劳累，自发组织了一些业余文艺节目，到病房表演。有快板，有歌曲，还有一些小调，如当时比较流行的《战斗英雄任常林》等等。
那个时候，后方医院急缺各种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时医院的绷带和纱布一类的包扎用品，换下来之后马上清洗，晒干消毒后继续使用。那会高度的医用酒精急缺，医院就将铁锅里烧上水，把镊子之类的器械放到锅里滚煮消毒。
送到战地医院的大多是重伤的战士，轻伤一般是不下火线的。在抢救中，经常要用剪刀剪开伤员的棉衣。到了晚上，医护人员就把自己的棉衣和被子给伤员用，宁可自己挨冻休息不好，也不能影响伤员的康复。
在双堆集战役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抢救队在前线运回了一批重伤员，有的断了手臂，有的被炸断了腿，甚至还有两位因为患上破伤风的重伤病员。其中有一位作战及其勇敢的指导员，上气不接下气，全身抽搐，有淤血堵积在他的喉咙，如果不弄出来这位指导员肯定会憋死的。医疗条件简陋的战地医院缺乏必要的器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员痛苦地抽搐却毫无办法。正在这时，一位仅仅16岁的卫生员勇敢地走出来，毅然嘴对嘴的将伤员喉咙的淤血吸了出来，这位指导员活了下来。
淮海战役时，前线和后方医院的伙食都是一样的，除了高粱、玉米就是芋头面。有的时候为了给伤员增加营养，改善伙食，前线战场会送来偶尔打死的战马。医护人员根本就舍不得吃一点，肉全留给了伤病员。一次，医院在后勤部领到了一些白面和油，这可是稀罕的东西。几个年轻的卫生员经过商量后，决定给伤员炸油条吃。几个年轻的姑娘也是头一次做油条，大的大，小的小，很不成样子。由于没有经验，油温烧得过高，油条在下锅时一下子“开了花”，滚烫的沸油四处飞溅，其中两位姑娘的脸被油烫坏了。这两名卫生员原本是战地医院有名的漂
亮姑娘，却因此在脸上留下了几处难看的伤疤。她们虽然烫伤了脸，却丝毫没有埋怨的情绪，照样给伤员们打针、换药、喂饭，不少伤员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伤员们特意编了一段顺口溜，表达对她们的感激：
卫生员，卫生员，
自己负伤为伤员。
带着伤病干工作，
伤员感动话难言。
我们伤好出院后，
杀敌立功返前线。
平津战役中，大批伤员是在天津战役中出现的。天津战役是解放军首次面对具有坚固城防设施的大型攻坚战。即使解放军的装备已经今非昔比，但攻下如此一座重兵防守的城市，仍然要付出极大代价。在攻城战役开始前，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亲自赶到了后方的医院检查准备工作。
攻城开始前，冀中军区后勤部的司、政、供、卫4个部门就已经集结到距离天津百里的大青河畔，作为支援平津战役的后勤基地。1949年1月，刘亚楼驱车赶到这里，见到了冀中军区后勤卫生部医务科科长李亚荣，仔细询问了医院的安排。
在得知冀中后勤部已经环绕天津建立了8所临时的野战医院后，刘亚楼才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意，再次询问道：“临时医院的规模有多大，能收容多少名伤员？”
这些事李亚荣早已心中有数，这时自然信口而谈：“每所分院下辖3至5个不等的休养连，每个休养连最大收容量可以达到300人。”
刘亚楼的笑容更见满意，点头说：“好，医院能住多少人，你这个科长自然比我当司令的更清楚。不过你要注意啊，不要把伤员安排得太紧凑，不能像我们的战士们一样挤着住通铺。”
刘亚楼放下了心事，挥着手说：“我就是愁战斗一旦打响伤员的安置问题。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没有后顾之忧，看陈长捷这个家伙能跳多久。打完这仗，我让参谋部给你们请功！”
天津战役自1949年1月14日上午打响，创造了29小时克城的奇迹。这期间，冀中卫生部一共接收了伤病员5700多人，完美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工作，为天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在西柏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同时，三大战役环环相扣，**迭起，波澜壮阔，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亿万民众的倾力支援，更加不可缺少的，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三大战役既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也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卓绝才能。他通观全局，审时度势，把握关键，具有惊人的战略胆识。可以说，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开辟了继续前进的发展道路，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从5月1日开始，中共中央正式开始在西柏坡办公。
西柏坡，位于冀西山区滹沱河的北岸，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山村。如今却因为被选为解放全中国、筹备新中国的指挥中心而名动天下。但是，当年这里被中共中央及毛泽东选定为指挥三大战役的指挥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里不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有多年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
西柏坡风光秀丽，水土肥美，正处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90公里。这里交通方便，易守难攻，既适宜危机时刻向山里撤退，顺利时又便于向城市进军。西柏坡一带村庄很多，大多沿滹沱河居住，依山傍水。适宜的气候和宽阔肥沃的土地使这里百姓生活较为富足。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基础。对于西柏坡一带以及平山县的经济条件，聂荣臻曾给予过极高的评价：“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
如今，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旧居之间，有这样一座土坯垒的小平房。这样一座普普通通甚至可以说简陋的小土房，就是三大战役时期的中央军委作战室。毛泽东就是在这全国独一无二的农家指挥所里，通过一份份电文指挥着全国战场。
在这个小土屋内，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军用地图，是解放战争的形势要图。上面纵横交错的标志还在向人们展示着那段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空地上整齐地摆放着三套油漆斑驳的桌椅，当时分别代表三个科：西边是作战科，中间为情报科，东边是战史资料科。据记载，当年，这个屋子里的工作人员仅有十几名，后来增加到20多人。屋内还有一部电话，是当时中央军委与中央机关联系的主要通信工具。
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曾经风趣地说过“我们这个指挥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确实，毛泽东虽然足不出户，从未亲临前线，只是通过电报就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以至于美国方面向蒋介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你有飞机，总是坐飞机去前线指挥却总打败仗？而毛泽东只是靠电报指挥就能打胜仗？”
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就是在西柏坡这间挂满作战地图的小土房里，毛泽东用电报遥控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先后组织指挥了24场战役，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这24场战役分别是：宛西战役、冀热察战役、宛东战役、兖州战役、开封战役、晋中战役、涟水战役、睢杞战役、襄樊战役、保北战役、澄邰战役、辽沈战役、察绥战役、济南战役、太原战役、荔北战役、郑州战役、应城战役、淮海战役、西北冬季战役、平津战役、樊城战役、荆门战役、西北春季战役。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共歼灭国民党军222万余人。
在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就仿佛没有了夜晚。所有的电台昼夜开放着接收和发送信息，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分秒不停。指挥部内机要室和作战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参谋们频繁的穿梭于各独立的小屋，紧张而有序。
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彻夜待在指挥部内，一边盯着偌大的作战地图，一边听着各战场反馈的战况。之后，一份份命令从他口出说出，随即发往各战区。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曾经3天3夜守在作战室没有合眼，端到他面前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也不见他动一筷子。
每当遇上大战，警卫员都要为毛泽东准备好一样东西，那就是酒。
毛泽东不善饮酒，通常情况下一杯葡萄酒都会脸红。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主动喝酒。一是安眠药用光的时候，基本上三杯葡萄酒或白兰地就肯定倒下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连续几天不睡觉指挥作战时，也需要喝酒。酒对于毛泽东来说，只要能掌握好量，既能提神又能安眠。
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究竟发出了多少封电文？也许具体的数量谁也说不清。在《毛泽东军事年谱》一书中可以肯定一个数字：408封。
1948年的中国大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处战场上高唱凯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决战或胜利结束，或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气氛中，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1949年的元旦如期而至了。
新年伊始，全国民众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了西柏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发出的声音将决定着新一年的前景。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是说国民党军被整个歼灭了的师——编者注）。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红色间谍”——郭汝瑰
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一份准确无误的情报足以左右胜利的天平。所谓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间谍这种特殊的职业应运而生。“谍”是一个形声字，形从言，既然从言，当然就要说话，因此《说文解字》解释道：“谍，军中反间也。”使用反间计当然需要三寸不烂之舌，这是“谍”的本义。
郭汝瑰，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领中将军衔。谁又能料到，这位在国民党政府内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居然是中国共产党员。正是这位“红色间谍”源源不断地将国民党最高军事战略情报提供给中共，这才导致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一举一动都为中共方面所掌握，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因此，郭汝瑰也被称为“古今中外最成功的军事大间谍”。
1907年9月，郭汝瑰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书香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让郭汝瑰有机会走出家乡。在中学毕业后不久，郭汝瑰怀着从军救国的理想考入了广东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期间，年轻的郭汝瑰在周恩来、肖楚女、吴玉章等人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郭汝瑰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久，郭汝瑰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学习军事知识。
1931年，日军侵华的炮声唤回了漂泊在外的郭汝瑰。回国后不久，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苦修战术、战史、参谋业务、邻邦军备、野战筑城、谍报勤务等必修课。鉴于他的优异表现，国民党国防部正式任命留校任教不久的郭汝瑰担任第18军14师的参谋长，直属上司是陈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汝瑰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一次阻击日军的战斗中，郭汝瑰身先士卒，创造了一个旅歼敌3000日寇的战绩，使当时的国民党将领再也不敢小觑这位看似文弱书生的年轻人。此一战，也使郭汝瑰受到陈诚的青睐，提升其为18军少将参谋长，可谓一战成名。
随着郭汝瑰军事才华的逐渐显露，陈诚对他越发看重，并大力推荐给蒋介石。1943年，蒋介石钦定郭汝瑰到军界精英组成的重庆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员。陈诚自以为此举是为“党国”发掘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却做梦也想不到竟在国民党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汝瑰在重庆遇到了早年一起加入共产党的任廉儒。在任廉儒的介绍下，郭汝瑰见到了董必武。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董必武认为郭汝瑰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却仍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自律。董必武鼓励他说：“你现在在国民党内工作，希望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党多做工作。”就是这样一次会面，郭汝瑰仿佛在迷途中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也由此开始了一段传奇的“谍战”生涯。
不久
，经军政部长陈诚推荐，郭汝瑰调入总参军令部任处长，负责编制军务。当时，郭汝瑰主编的《国军战斗部队序列》属高级核心军事机密，只容许打印5份，分别送交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人。而其中一份就由郭汝瑰秘密交给了董必武，不久就出现在了延安总部的会议桌上。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3次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由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的特殊地位，蒋介石曾专门召开国防部会议商讨郭汝瑰就职一事。大多数人知道郭汝瑰是陈诚眼中的红人，即使心中再嫉妒，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份量。只有何应钦在会上提出，郭汝瑰早年和共产党纠缠不清，而且他平时不贪财、不近女色，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不正常的，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没想到蒋介石听了这番话后，反而更加看重郭汝瑰了。蒋介石说：“当年国共合作，他年幼无知和共产党有些牵连有什么奇怪？毛泽东、周恩来还在国民政府中有职务呢！至于不贪财不近女色，这正是我一贯提倡的新生活内容，他做到了应该受到奖励。”
虽然如此，蒋介石知道这是大家不敢反驳他，为了让郭汝瑰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蒋介石专门派大公子蒋经国前往郭汝瑰家中试探。在《卧底将军郭汝瑰》一书中，郭汝瑰的儿子回忆：
1946年郭汝瑰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我们家吃饭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
蒋经国的汇报打消了蒋介石最后一丝顾虑。他说：“郭汝瑰是国之栋梁，我们国民党不用他这样的人，就彻底完了。”从此蒋介石更是在大会小会上号召国民党官员学习郭汝瑰。
郭汝瑰在担任作战厅厅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周都会通过地下党组织传出机密情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召开会议，制定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江防作战、江南战役等9项作战计划。会后，郭汝瑰马上将这些影响全国局势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一家杂货铺。这家杂货铺的老板正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接收人。这份情报也随即发给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军委。
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郭汝瑰就将所能接触到的情报通通汇报给中共中央。这其中包括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序列、驻地、装备人数，甚至国民党陆军、空军、警察机要电讯的波长、呼号、密码。郭汝瑰在为蒋介石起草发给东北“剿总”的作战指令时，往往是先报告给中共中央，而后才交由蒋介石过目。如此一来，东北野战军往往料敌于先，自然战无不胜。可背黑锅的却是杜聿明，他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处处受制，除初到东北的四平之战外，几乎没打过一次胜仗。
郭汝瑰人品出众又洁身自好，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重用。然而，国民党内也不全是庸人。吃了大亏的杜聿明就一直怀疑郭汝瑰的共产党身份，甚至不惜向蒋介石一次次进言。
杜聿明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瑰经手，开始怀疑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因为郭汝瑰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加之个子矮小，所以被杜聿明称为“郭小鬼”。一次，杜聿明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聿明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此时，杜聿明已坚信郭汝瑰是深入国民党内的“间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聿明在会后向蒋介石提出呈请，获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但万万想不到的是，杜聿明在率部撤退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最终决定在徐州外围作战，导致黄维兵团和黄百韬兵团被分割包围，淮海战场一败涂地。
杜聿明再次向蒋介石进言，怀疑郭汝瑰通共。蒋介石见杜聿明拿不出证据，便劝说道：“国府内即使有共谍，也绝不是郭汝瑰。此人对我忠心耿耿，是身边第二个陈布雷。我对他的评价就是任劳任怨，一代完人。唉，可惜政府内像他这种人太少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辞去国防部的职务。1949年郭汝瑰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
郭汝瑰起义的消息传到正在成都的蒋介石的耳中，他气得捶胸顿足，悔不当初：“我用错了人，原来他才是我身边的共谍，难怪我这边刚有动作，毛泽东就知道得那么清楚。”
在台湾的一些战史中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战无不胜，靠的就是郭汝瑰及时提供情报。这话虽然说得过于绝对，但也不能否认郭汝瑰在解放战争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无怪乎台湾方面称其为“最大的共谍”。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他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智取城防图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宣示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颇有戏剧性的是，蒋介石随即在南京总统府针锋相对的发表了新年公告，生怕世人忘记了国民党的存在。
与毛泽东这篇气势磅礴的新年贺词不同，一向以“革命正统”自居的蒋介石发表的新年公告则更像是一篇“求和声明”。
金碧辉煌的总统官邸内丝毫不见新年的气氛。来来往往的高官们对目前的局势心知肚明。至于这是不是在南京的最后一个新年，只要看看蒋委员长那张冷得能结冰的脸就知道了。蒋介石用哀悼死人的调子读完了这篇艰难诞生的公告。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刚刚自杀的陈布雷，心里涌起了莫名的悲哀：也许，这真的是自己最后一次站在这里了。
在这个公告当中，蒋介石一如既往地为发动内战进行了全面的辩解。他在国民党败象已经难以掩饰的情况下，肉烂嘴不烂，依然强调国民政府还有取胜的把握，还能让传承自中山先生的民国转危为安。当然，绕来绕去，终归还是要提到“求和”两个字。蒋介石在这个公告当中，阐述求和的基本意思：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意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辞旧迎新是中国人对于新年的祈盼。在1949年到来的这一天，决定着中国近代史命运的两个人互换了位置。曾经叫嚣着半年内解决共党问题的蒋介石低调地发出了求和声明，继而狼狈逃出了南京；曾经被围剿追击跑遍大半个中国的毛泽东却高调地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响亮口号，随即入主京城。
显然，蒋介石的求和只是又一次缓冲时间的拖延术。他还没有死心，他的眼睛仍然望着辽阔的华北大地，在那里，尚有固若金汤的天津、北平，还有傅作义手中近50万精锐国军。
蒋介石曾经亲自视察天津的城防，并且对守备司令陈长捷大加赞扬，认为天津城防之坚固，共产党的军队绝对是打不下来的。殊不知，他眼中明碉暗堡密布，天衣无缝的天津城防，在解放军看来却是了如指掌，漏洞百出。原来，这一切都是中共潜伏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的功劳。
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是一批批前赴后继的英勇战士用青春和鲜血染红了初升的朝阳和招摇的红旗。但是，还有一批不应该忘记的人，他们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不动声色，忍辱负重，冷静机智，他们以特殊的身份执行着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他们是一条无形的战线，是敌人体内的致命病毒，他们是——中共地下党！
早在1947年，国民党守军开始加固天津城防，准备内战的时候，中共就已经开始了偷取天津城防图的秘密安排。在这件九死一生的事件中，历史记录了这五个人的名字：王文源、刘铁錞、麦璇琨、康俊山、赵岩。
天津解放前夕，中共华北局交通联络员从解放区带来了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下的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尽快弄到一份完整的天津城防图。接到任务后，王文源首先找到了地下党员、天津市城防构筑委员会工程处的监工麦璇琨。
麦璇琨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抓住各种机会搜集各地工程段的施工图纸。为了了解每个工程段碉堡的坐标和准确位置，他常常四处乱晃，见到人家桌上摆着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如果被人家发现，就说是借图回去参考，用完再还回去。平常的时候人多眼杂，麦璇琨就趁着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一天，麦璇琨正在描绘图纸的时候，另一个监工突然走了进来。他看到麦璇琨正在画的城防工事图，便开玩笑说：“老弟你想演一出张松献图啊。”张松献图，是《三国志》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刘璋属下张松偷画西川地图后，将图献给了觊觎蜀地的刘备。麦璇琨心里一惊，不过看那名监工满脸笑意，知道他并没有产生怀疑，便赶紧打岔，把话题转开，监工才没有继续追问。
麦璇琨的这张图纸历时数个月收集完成，将天津城防的设施标记得一清二楚，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麦璇琨把图纸交给王文源，王文源将图纸交给了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绘图员、地下党员刘铁錞。
当时，为了保护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每个人之间都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刘铁錞秘密将图纸送到了大众照相馆。照相馆经理康俊山是刘铁錞单线发展的党员，他把经过处理的地图裱糊在了两张12寸的人像照片后面。接着康俊山把照片交给刘铁錞，刘铁錞又把照片拿给王文源。王文源骑上自行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车铺老板名叫赵岩。王文源像以往一样，并不说明情报的内容，只是叮嘱赵岩，这张照片绝不能有丝毫闪失。只要他把照片交给解放区的联络人，再说一句“显影方法照旧”，就算大功告成。
第二天清晨，化装成普通百姓的赵岩便带着照片前往解放区。整件事的过程中，赵岩只认识王文源，王文源不认识康俊山，刘铁錞也不认识赵岩。五个人全都是单线联系，对于任务的整体把握只有王文源一个人清楚。
其实，从始至终，赵岩并不知道手中的两张照片有什么用。作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员，他知道自己只需要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而不是去打听不应该知道的事。早在出城之前，经验丰富的赵岩已经预先设计了一旦遇险的应付策略。很简单，照片上的两个人是在外地死去的亲友，此行就是送回家供奉的。
果然，乱世的路上是不太平的。两名土匪从路边窜了出来，挡住了赵岩的去路。赵岩身上的钱并不能让土匪满意，便抢过了装着照片的包袱。赵岩按照事先想好的说辞，告诉土匪这是死人照片，是用来供奉的。如此一来，土匪大叫晦气，一把将照片扔在地上。赵岩赶紧捡起来，在土匪的叫骂声中一溜烟跑掉了。这样，一路上有惊无险的将城防图送到了解放区。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天津市工务局建筑科任职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利用验收城防公路之便，也获取了一份更加严密的城防工事图。这份图甚至包括1948年下半年陈长捷抢修的全部地堡和暗堡的位置。
正是有这些地下工作者英勇无畏的付出，为人民解放军的攻城部队提供了如此详细的情报，才使解放军创造了2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战争奇迹。战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感慨地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员共同打下来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