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严以律己：常怀慎独之念_◎【品读经典】
第三章
严以律己：常怀慎独之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上海市市长。第二年春天，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千里迢迢从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看望阔别20多年的儿子。陈毅见到久别的父母，自然非常高兴，安排父母在自己家住了下来。但是，陈毅作为一市之长，公务非常繁忙；陈毅的夫人张茜担任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宣传股长，业余还要进修俄语，也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因此，二老到上海数日之后，才在一个星期天，由张茜陪同，在上海市内观光了大半天。后来，陈毅夫妇再没有时间了。
陈昌礼生性好动，天天待在家里，时间长了有点坐不住了。后来，老人想了个办法，每到星期六，就给在上海的侄子陈仁农打电话，请他陪同游览。陈仁农很乐意陪伯父在上海游览，因此接到电话就私下里让陈毅的秘书备好车，带着老人在市内各处看看。爷儿俩还约定：行动一定要保密，千万别让陈毅等人知道。就这样，这爷儿俩神不知鬼不觉地游玩了三次。
到第四个周六，伯侄二人又想约好出去观光。但是陈毅事先就给陈仁农打了电话，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陈仁农知道，伯父和自己的“秘密行动”露馅了。吃晚饭的时候，陈毅尽量缓和气氛，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开个家庭会吧，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一讲。上海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乱，一批批特务都暗暗对着我来。你们瞒着我私自外出是不对的，也给保卫人员增添了麻烦。要是遇上特务对你们下毒手，我都无法给你们开追悼会啊！因为那不利于安定民心呀！”
最后，陈毅对父母坦率地提出：“你们也要遵守革命纪律。我们来个‘约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陈昌礼老人理解了儿子的心思，听罢一边叹息一边笑道：“我们‘遵命’就是了。只是你那第三条太厉害了！刚到这儿来实在不习惯。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馆是个最自由的天地。”
就这样，陈毅的父母在上海大约住了三个多月，一直遵守着儿子定下的“约法三章”。后来，二老见儿子和儿媳工作实在太忙，也不愿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同时，他们也确实不习惯上海的生活，便提出要回老家。在送别父母的时候，陈毅既风趣又认真地说：“你们回去了，以后随时还可以来。但这一次‘约法三章’的前两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改呀！记住，那可是支持儿子的工作啊！”陈昌礼也笑着说：“你娃放心吧，老子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从上海调往北京工作。不久，陈毅又把父母接到北京，和自己一起居住，希望能够侍奉双亲，让二老在北京养老。这一次，二老在陈毅家住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老人们眷恋故土，也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生活，提出回家乡定居。1957年，陈毅遵照父母的要求，送二老回成都定居。
临别前，陈毅想到二老已经年迈，以后见面的机会恐怕不多了，不禁有些依依难舍，说了许多关切的话语。最后，陈毅对父母说：“别人都很尊重你们，把你们当作革命的老人。你们这次回去，我又想到三条，不知道能不能行？”陈昌礼理解儿子，笑着问道：“又有‘约法三章’？好，说给我们听听。”
陈毅开口直言：“一、回川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惊动当地政府；二、做普通的公民，不惊动邻里；三、坚持原则，不为亲友的无理要求牵线搭桥。”二老听后不住地点头，齐声说道：“应该！应该！你娃就一百个放心吧！”
于是，陈毅安排把二老送回成都，托人在兴隆巷的一个大院里租了几间房子，由亲属帮助把老人安置下来。陈昌礼夫妇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除了探望的亲友外，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着陈毅的父母。
陈毅对自己的父母如此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一视同仁。建国初期，张茜的父亲从武汉赶到上海，看望女儿和女婿。陈毅把老人安排在家里住。当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所有干部的生活费用，都是由政府负担，陈毅作为市长也没有额外的收入。时间长了，陈毅考虑到岳父在这里久住影响不好，便动员老人早点回去。老人家开始不大理解，陈毅说：“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时，谁当了大官，亲戚朋友找上门来，都可以当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是共产党，职位越高，越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护我们，国家才能兴旺。”这一席话说得老人连连点头，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去了。
对于子女，陈毅更是严格要求。他对家人也有个“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20世纪50年代，一位领导同志批评陈毅的秘书说：“陈毅同志的孩子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你这个秘书怎么当的？”秘书听后，只得笑笑，无言以对。1961年8月，陈毅给几个孩子写了两首诗，叮嘱他们：“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以此告诫子女不要忘了父辈创业的艰难，不要忘了人民的培养之恩。
陈毅一生严于律己，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对各种不良作风，他更是毫不容忍，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解放初期，陈毅的一位老部下进城后以功臣自居，带着一些干部住在招待所，工作无法分配。陈毅知道后很生气，严肃地说：“不像话，叫他来！”那位同志来到后，陈毅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带上人不服从分配！要不是革命把你带下山，你现在连黄包车都拉不上！”那位同志听了陈毅的批评后，心里很惭愧，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身正则气足，正己可正人。陈毅自身正，作风硬，在不良现象面前有充足的“底气”。
◎【品读经典】
邓小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 “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今天，后勤会议的同志也在。我要讲一下，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责无旁贷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
（节选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见《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林达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但还不是全国革命**的到来。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
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
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注：这是陈云同志1947年2月7日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选自《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习近平：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廉洁自律
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执政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按照中央和省委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和纪律要求，增强自律意识，实行自我约束，正确行使权力，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克己奉公。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把领导干部管住管好，特别是对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更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又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因此，越是领导机关，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越要廉洁自律，加强监督，以身作则，当好表率。
（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
出版社2007年版）
〔明〕王阳明：戒惧与慎独
正之（1）问：“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2）。此说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3）。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4）。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亦有间断。既戒惧，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谁戒惧？如此见解，便要流入断灭禅定。”
曰：“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则独知之地，更无无念时邪？”
曰：“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馈，便已流入恶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无念，即是己不知。此除（5）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选自〔明〕王阳明著《传习录·卷一》）
【注释】
（1）正之：王阳明的弟子黄宏纲（1492 — 1561），字正之，号洛村。
（2）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见《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3）见君子而后厌然：见《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4）界头：界限。
（5）除：除非。
〔古希腊〕柏拉图：关于自制的辩论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或者说一个人不需要统治他自己而只需要统治其他人吗？
卡利克勒：统治自己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这没什么深奥的，只是指那种流行的观念，节制、自制、控制自己的快乐和欲望。
卡利克勒：多么迷人的天真无邪！你说的节制就是傻瓜。
苏格拉底：我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任何人都会明白我不是这个意思。
……
卡利克勒：你自己一个人说吧，我亲爱的先生，把这个论证说完。
苏格拉底：那么听着，首先请允许我从头开始复述一下这个论证。
快乐的事情和好的事情是一回事吗？卡利克勒和我同意，它们不是一回事。快乐以好为目的，还是好以快乐为目的？答案是快乐以好为目的。快乐的事情出现使我们快乐，好的事情出现使我们好，对吗？确实如此。但是我们自身的好和其他所有好事物的好都可归结为表现出来的某些优点吗？卡利克勒，这一点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任何事物，无论是器具、身体、灵魂，还是某种活物，它们的好在这些事物中的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而是通过某种公正和秩序，通过分别指定给它们的那种技艺。是这样的吗？对此我肯定同意。那么任何事物的好都要归结为秩序和安排吗？对此我表示同意。那么，出现在每个事物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是使一切事物成为好事物的原因吗？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那么有些灵魂有与其自身相宜的秩序，这样的灵魂比毫无秩序的灵魂要好吗？我认为必然如此。但是进一步问，拥有秩序的灵魂是有序的吗？我认为当然是。有序就是有节制吗？我认为必然如此。所以有节制的灵魂就是好的灵魂。我本人对这一点提不出反对意见，我亲爱的卡利克勒，如果你能提出反对意见，请你告诉我。
卡利克勒：你继续说吧，我的好先生。
苏格拉底：我接着断定，如果有节制的灵魂是好的，那么处在与节制相反状况的灵魂是坏的，我们说过，这种灵魂就是那些愚蠢和不守纪律的灵魂。我认为事情确实如此。还有，心灵健全的人会通过诸神和凡人完成他的职责，因为如果做了不适宜的事，那么他的心灵就不是健全的了。我认为这也是必然的。通过凡人完成职责，那么他会正义地行事；而通过诸神完成职责，那么他会虔诚地行事。因此，正义地行事的人和虔诚的行为必定是正义的和虔诚的。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进一步说，这样的人必然是勇敢的，因为有着健全心灵的人的这个部分不是用来追求或避免不该做的，而是用来追求或避免应该做的。无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事情还是人，是快乐还是痛苦，他都会站稳其职责所要求的立场，决不动摇。卡利克勒，我们已经证明心灵健全和有节制的人从各方面来看都必定是正义的、勇敢的、虔诚的、全善的。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必定是好的和恰当的，他做好事必定是快乐的、幸福的，而做坏事的坏人必定是不幸的，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有节制的人的反面，你证明了这种人是不守纪律的家伙。
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肯定它是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希望幸福的人似乎必须追求和实践节制，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快努力摆脱不守纪律的状况。他也许不需要受纪律约束，但若他或他的任何朋友，无论是个人还是城邦，有这种需要，那么他必须接受惩罚，成为守纪律的人，这是他幸福的保证。我把这一点当作一个人应当终生寻求的目标，他应当把他自身和他的城邦的全部努力用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使正义和节制在他身上永驻，这样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他不应当过一种盗匪的生活，努力去满足他那些未受约束的欲望，而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悲哀。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与任何人亲近，也不会与神亲近。他不会有同伴，而在没有同伴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友谊。卡利克勒，有聪明人说过，天与地、神与人，都是通过同仁、友谊、秩序、节制、正义而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朋友，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事物之总和称作“有序的”宇宙，而不是无序的世界或暴乱。在我看来，尽管你富有智慧，但对这些事情未加注意，你不明白几何学中的相等对诸神和凡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你认为我们应当去超过别人，因为你拒绝几何学。好吧，我们现在要么驳斥这个论证，证明幸福并不通过正义和节制的过程来实现，不幸也不是通过拥有邪恶而发生，要么承认我的论证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其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卡利克勒，你当时问我讲这些话是否认真，我当时说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行为发生，一个人应当责备他自己、他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使用修辞学，你当时还认为波卢斯由于某种羞耻感而承认的东西是正确的，作恶比受恶更坏，更可耻。以正确的方式成为一名修辞学家的人必定是一个正义的人，有着关于正义的知识，这是高尔吉亚后来承认的，而按照波卢斯的说法，高尔吉亚承认这一点是羞耻感在起作用。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你对我的驳斥是否正确。当时你说我不能够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我的朋友和亲属，不能把他们从巨大的不幸中解救出来，而只能像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那样去求得人们的怜悯，而其他人想要打我的耳光，这是你的原话，也想抢我的钱，把我赶出城邦，最糟糕的是想把我处死，这种困境在你看来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已经说过了，不过再说一遍也没有什么危害。卡利克勒，我坚持说，被人错误地打耳光并不是最可耻的事，我的钱被抢走或身体被砍伤也不是最可耻的事，更加可耻、更加邪恶的是打我的耳光和砍伤我。进一步说，偷窃、绑架、抢劫，总而言之一句话，任何对我犯下的恶行比我自己犯下的恶行更加可耻，作恶者比作为受恶者的我更坏。我在前面讨论中已经说过的这些事实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更加形象地说，它们是用铁和钻石一般的坚强论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至少看起来是站得住脚的。除非有人比你更加能干，能够化解这些论证，否则要像我现在这样正确地谈论是不可能的。我说过的话始终一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理，但我知道自己从前和现在遇到的所有人提出来的观点都失败了，而且显得非常可笑。因此我再一次确信这些事情如果存在，那么它们确实就是这样的，如果对作恶者来说不义是最大的恶，那么尽管它是最大的恶，但若他在有可能逃避惩罚的情况下逃避了，那么逃避惩罚就比作恶更坏。不能使自己摆脱困境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它就没有作用吗？它的作用不就是能使我们防止受到最大的伤害吗？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亲属，确实是最可耻的，然而与此相关的是第二个最可耻的，然后是第三个最可耻的，就像在具体事例中恶有大小一样，能够帮助自己面对这样的恶是一件美事，不能帮助自己面对这样的恶是一件可耻的事。我说得对还是错，卡利克勒？
卡利克勒：你说得对。
（选自〔古希腊〕柏拉图著《高尔吉亚篇》，见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