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严以律己：常怀慎独之念_◎【故事里的事】
◎【故事里的事】
毛泽东当众赔礼道歉
1942年至1943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上下开展了全面的学习、检查和总结，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也有了显著变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查干部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
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指示要纠正偏差。最初，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同志受到怀疑、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马上指示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让有关的同志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送给他，认真仔细地翻阅。
一天，他派人将负责案件审理的李克农、师哲等找来，直接问道：“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毛泽东不放心，提醒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
毛泽东举例在江西搞逼、供、信那一套，又询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师哲回答说，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接着，毛泽东又说：“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毛泽东见他们显出不明白的样子，又接着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解释说：“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最后，毛泽东反复交代：“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后，立即加以纠正。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著名的9条工作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毛泽东还指示，对被审查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毛泽东提的这些方针是对康生那套错误做法的根本否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
当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集中了许多受审查的专员、县长等，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交待问题。由于康生搞逼、供、信，有些同志迟迟过不了关，思想压力很大，也有的人被逼无奈，只得写了假口供。
一天，毛泽东来到行政学院，特意看望这些同志，向大家公开承认“抢救运动”中有错误。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接着还脱帽向大家鞠了一躬。又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一定纠正这些错误，使我们革命队伍兴旺起来。”大家听了十分感动。
1945年2月的一天，延安中央党校在礼堂召开大会。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正中央给大家讲话。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特别洪亮。他一边讲一边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还不时诙谐地开句玩笑。全场听众都聚精会神，聆听他的讲话。
毛泽东的报告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当谈到“抢救运动”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毛泽东停顿一下，又接着说：“错误也有两重性，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毛泽东这句幽默、风趣而又含义深刻的话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毛泽东又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改正，坚决平反！
毛泽东的话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不少受了冤屈的同志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
毛泽东说：“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说着，毛泽东顺手把坐在他旁边主持会议的同志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全场顿时又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主要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随后，毛泽东又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有的同志一面拼命地拍手，一面任凭激动的泪水在脸颊上流淌。“抢救运动”压在人们心中的种种烦恼、苦闷也随着这泪水渐渐地流逝了。
（选自黄允升、李新芝主编《毛泽东逸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一个高尚的人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 ”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二、对待亲人和亲属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1977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1968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三、对待干部子女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周恩来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很有教益的。
四、对待身边工作人员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五、对待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总理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教育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选自1996年1月8日《人民日报》，有删节，刘武生/文）
陈云自律轶事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共党内著名的经济专家，而且还是杰出的党建工作者。其一生功勋卓著，彪炳史册。在生活中，他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尤其是他在自律方面的表现，令知情人叹为观止，其品操在党内外口碑甚好。
一件新军装的故事
1944年，陈云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掌管着陕甘宁边区财政的进出，部队、机关、学校十多万人的供应。由于他仍兼青委的工作，有时要出面接待来访的代表团和外宾。他穿的那套军装，和陕甘宁边区一般战士穿的一样，冬天是棉衣，春天把棉花抽掉变成夹衣，夏天把里子拆掉变成了单衣。陈云同志身体不好，经常出汗，衣服烂得快些，补了不少补丁，管后勤的陈清泉同志看了很过意不去，就给下面管被服的打了个电话，让给陈云同志送一套新军装。这件事让陈云知道了，立即把陈清泉叫去，非常严厉地问他：“你是只给我发新军装，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同志都发？”陈清泉忙说明给他增发一套新军装的理由。陈云严肃地说：“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一件都不能发。你马上打电话撤消刚才的通知。”看到陈清泉脸上有些愧悔之意，陈云缓和了一下语气，他说：“老陈，我们是管钱管物的，如果搞特殊化，不按制度办事，近水楼台先得月，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
这时，恰逢陈云夫人于若木要生小孩了。陈云拿出一枚金戒指给陈清泉，说：“这是于若木同志从北京家里带来的一枚戒指，你帮我拿到边区银行兑些边币，买些妇女坐月子用的红糖、鸡蛋等补养品。记住，不要动公家的一分钱。”陈清泉拿着金戒指，眼眶有些湿润。
十颗葡萄的故事
陈云从来不向公家要什么东西，他对请客送礼深恶痛绝，亲戚朋友都不准送礼。有一次，部队有一位同志到北京给他汇报工作，顺便从他们部队农场给他带来了一箱葡萄，陈云见后拒不接受。陈云说：“我从来都不接受别人的礼品，请你把它带回去。”这位干部当时非常难堪，他说：“首长，这箱葡萄是我们军区农场自产的，我大老远把它从外地带来，还是留给首长品尝吧。”陈云身边的同志都知道陈云的脾气，因此也没有人敢上前劝说。正当尴尬之时，陈云笑着说：“好，就不为难你了，我破例一次，我吃十颗葡萄，这叫十全十美，其余的你全带回去。”
“我的规定就是一荤一素一个汤”
陈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非常严格。他曾说“吃喝玩乐是亡党的标志”。比如吃饭，他以青菜豆腐为主，午饭是一荤、一素、一个汤，外加二十颗花生米，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些，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平日，还是逢年过节，他都不允许另外加菜。有一次，他生病了，食堂给他多做
了两个菜，他见了后硬是给端了回去。他说：“我不要，我现在天天在过年。我的规定就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此后，再也没人敢不按规定给他加菜了。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七十年代，有一次陈云到广州参加交易会，当地的负责同志邀请他吃顿晚饭，他不干。他说：“我从来不参加宴请，而且这个规矩也不好。吃光用光，没有希望。”后来人家提出和他一起共餐吃盒饭，他还不干。他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一起吃饭，什么意思？”接着又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如果没有别的工作要谈，就请他们不要来，顺便告诉他们回去把工作做好，那就是给我最好的见面礼。”说完，他独自吃起了饭，再也不去理会别人的邀请。
正如一位长期生活在陈云身边的老同志所评价的那样：陈云同志一生严于律己，生活清廉，他率先垂范，堪称楷模，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选自《党风与廉政》1999年第1期，李旭东、王保昌/文）
彭总罢宴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彭德怀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特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谁要请彭老总吃一顿象样的饭，往往要挨批评，有时使你下不来台。
一九三九年五月，彭总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去会晤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他路过南宫县时，见到了陈赓将军。陈赓那里正好有鳜鱼，请彭总吃。可吃饭时又摆上了清炖鸡。彭总说：“你不是请我吃鱼吗？”当端上鱼丸子后，彭总又严肃地说：“现在是减租减息，不是打土豪。”说完，就放下碗筷退席了。事后，陈赓说：“彭总今天的批评，对我是够客气的了。”
一九四〇年春，彭总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某炮兵连检查工作。当时部队生活很艰苦，连队干部想给彭总弄点好吃的东西，经过研究，决定包饺子。司务长从柳梢上捋点树叶当馅，把高粱面里加点榆皮面当皮，包了一百多个饺子，准备给彭总和警卫员吃。彭总见了后，问连里干部，战士吃什么？连干部照实说了。彭总严肃地说：“为什么要给我单做呢？我到连队里来，应该和战士一样，战士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说完，就叫连干部把战士集合起来，当面把饺子分给战士尝一尝，彭总仍和战士一样吃窝窝头。
一九五八年冬，彭总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湘潭，住在湘潭锰矿招待所。招待所要为他单独做饭菜，他不让，每天和工人一样到食堂吃钵子饭。他在家里也是如此。有次，他看到弟、嫂、侄儿的饭里拌有红薯，给他盛的却是白米饭。他不高兴地说：“社员们没把我当外人看，家里怎么把我当外人看？”说完，他夹起一块红薯就吃，边吃边说：“吃红薯好，红薯有糖分，有营养。我小时候是吃红薯长大的，对红薯有感情。”
一九五五年彭总去烟台，招待所的桌子上摆满了水果、香烟、奶糖。彭总把所长、管理员叫来，问他们：“咱们有没有招待费？”所长忙说：“有，有，还不少哩。”彭总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应该生气吧？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吧！……”所长、管理员听了这一番话，只好把桌上的东西拿走了。
（选自张建军、丁洪章著《往事珍闻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贺龙元帅生活轶事
贺龙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在战争年代，一条早已掉光了毛的毛毯和一块当雨衣用的油布合起来，就是他的被子。床单是一块黑色的土布，一个用来装毛毯、油布和床单的1米多长、2米多宽的布袋子，卷起来就是枕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的生活依然十分俭朴。
他的厨师朱庆康回忆说，贺龙“吃饭十分简单，常年都是两素菜，一盘荤菜和一碗汤；还经常吃粗粮”。“有一次，周总理、陈毅同志送外宾去上海，从上海到天津已是上午10点多钟，贺龙同志正在天津视察部队大比武活动。他向总理汇报了大比武的情况，邀请他们吃过午饭就去看大比武。这时，天津市委安排了宴席招待，总理、陈毅、贺龙同志走进餐厅一看，不约而同地转身就走……贺总说：‘把菜都撤掉，我们有三个菜就够了。’可是吃饭时，贺总却到靶场和战士们一起吃。多少年来，贺总一直保持着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战士同吃同住。”
令人最感动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贺龙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需要增加营养。但是他不许多吃肉类，只吃点素菜。朱庆康回忆说：“有一次，贺总到厨房看我做饭，见我把老的菜帮子扔掉，他就捡起来，叫我把菜帮子做了给他吃。我说：‘贺总，你嚼不动呀！’贺总说：‘那要比长征时吃野菜好得多吧？’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国家有困难，要节约。’后来，我把那些老菜帮、菜叶做馅，包菜团子给贺总吃，贺总让孩子们也吃。贺总边吃边教育子女说：‘我们要和人民共甘苦嘛！’贺总的病，需要多吃瘦肉，我们想买点瘦肉做腊肉，给贺总吃，但他不同意。他说：‘吃菜帮子也一样嘛！'”
贺龙对自己和家人从不搞特殊。他爱抽烟，长期跟随他的吴先举，设法托人去后勤部门捎来一斤半烟叶。拿到烟叶后，贺龙问：钱是怎么付的？吴先举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贺龙说：“这么说，我贺龙犯了挪用公款之罪了。”后来，贺龙硬是从每天三钱油、七钱盐、一斤米的生活费中扣除出来。为了补还这笔烟叶钱，贺龙不得不亲自与司务长制定了一个加倍节省的个人生活开支“合同”：每顿饭给他减盐、减油、减菜，有时坚持一盘菜吃一两天，有时甚至就吃“白饭”，不吃菜。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烟叶的钱还清。后来，吴先举回忆说“：贺老总一生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对个人衣食吃穿问题，从不讲究，要说生活上有什么爱好的话，那就是喜欢抽烟，而且不爱抽纸烟，爱抽旱烟。然而，在我与贺老总相处的日子里，曾经为一把烟叶的事，把老总折腾得苦了许多日子。至今回忆起这件事，我心里也是十分难受的。”
贺龙有一个爱好，就是在休息时爱钓鱼。在北京，他常常去龙潭湖垂钓。鱼钓回来后，大一点的都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自己只留几条小鲫鱼做汤喝。到了年底，贺龙问警卫参谋：“我一年钓了多少斤鱼？”警卫参谋回答说：“百把斤。”贺龙说：“平时钓上来的鱼，你们要叫人家过秤称，才有准确的数字，这次送两百元给龙潭湖渔场，一定要问人家够不够。”其实，当时活鱼的市场价为七八角，而贺龙则按市场价格高一倍多付钱给了渔场。
贺龙的司机周希胜回忆说：“1963年夏天，由于会议多，工作非常紧张，老总累病了。我们大家劝老总少看点文件，到外边去走走，并建议薛明同志陪他去。刚出去不久，办公室来电话请老总回去，不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是请老总去开会。老总叫我们赶快收拾上车。老总对我说：‘时间很紧，路又不好走，一定要提前到会，要保证安全行车。’我连忙开车赶回来。要去开会的地方，正好路过贺老总家，薛明同志对老总说：‘你在拐弯地方停一下，我下车行吗？’老总说：‘不行，我要提前到会。’车路过家门也没停，提前赶到了会场。当时，老总表扬了我。我想：老总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连参加会议也那么遵守时间，分秒必争。”
贺龙对亲属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妹妹贺满姑有一个儿子叫向楚才。1949年，家乡湖南桑植县解放后，向楚才徒步去重庆看望贺龙。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一见面，向楚才喊了一声舅舅，就热泪盈眶。贺龙见到亲人，也掉下了眼泪，但马上紧紧握住外甥的手安慰说：“楚才，你妈妈的遗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今天我们舅甥还能相见，就是万幸。”向楚才回忆说：这次见面有一件事让他永远铭记在心。当时，与向楚才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烈士子弟。贺龙特意请他们在家里吃了顿饭，并介绍其中几个到重庆“革命大学”学习。向楚才也想留在重庆，找个工作，于是就要求贺龙介绍。贺龙语重心长地说：“老三呀！你就不要留下了，你熟悉家乡的情况，回去把村里的农民组织起来，办好农会，继续当农民，这就是你的工作。”向楚才听了这些话，怎么也想不通。他觉得贺龙是自己的亲舅舅，母亲为革命死得那么惨，贺家的亲人被杀尽了，自己解放前受尽了人间苦难，现在，盼来了解放，应该舒服一下了。贺龙耐心地说：“楚才，你是烈士的后代，我的外甥，就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绝不要留恋城市。”经过贺龙的说服教育，向楚才想通了。不久，他遵照舅舅的吩咐，返回了家乡。几十年来，向楚才记住贺龙的教训，始终坚持在农村生活和工作。
贺龙对外甥要求严格，但生活上对他还是十分关心和照顾。1960年，向楚才患重病，到北京来治病。贺龙和薛明非常热情地请他吃饭，饭桌上放着咸菜、酱菜、辣椒，在中间还放了一盘肉片。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向楚才为贺龙家俭朴的生活和对他的款待感动不已。向楚才快出院时，贺龙和薛明又抽空到医院去探望他，并劝他多住些日子，好好养病。
（选自姜华峰编著《贺龙元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严于律己、廉洁自律的人格魅力
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革命胜利后的日子里，董必武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曾题写：“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以勉励自己，教育后人。
董必武参加革命时，从红安老家带出来的半块毛毯，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伴随他转战南北，遮风挡寒，有的地方磨破了，他就亲手打补丁，一直用到逝世。这半块毛毯（现珍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董必武艰苦生活的见证。
抗战爆发后，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生活，作为我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七名参政员之一，他把每月数百元薪金全部上交给组织，而自己用的却是最便宜的礼帽、皮鞋和怀表。
1945年，董必武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节衣缩食，对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回国时没有为自己和亲人购买一件礼物，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为《新华日报》社购买了一套价值三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向《华侨日报》捐款一万美金。他在《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中，将在美的收支情况记录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这两张记账单，是留给后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现作为反腐倡廉的珍贵文物（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董必武纪念馆。
董必武对亲属和子女要求很严格，他的夫人何连芝同志1933年参加红军，为人朴实，十分支持董必武的工作。1956年，何连芝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组织上按政策要给她涨工资，名单送到董必武那里审查时，其他的同志都通过了，唯独何连芝的名字被划掉了。董必武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有点利益，应该让群众先受益。”
董必武从不为子女开后门安排工作。他将大儿子良羽送到部队当兵，一直在部队干到退休；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他将小儿子良翮及儿媳妇送往河北晋县农村，鼓励他们好好劳动，积极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农民。良翮在农村表现不错，晋县的组织想吸收良翮入党，提拔他当干部，董必武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认为良翮还需要在基层继续锻炼。
董必武不允许亲友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私利，对他们提出的不当要求，总是耐心教育。建国后，董必武多次接到侄子等亲戚来信要求安排工作，他两次亲自写信给侄子良熏，教导他们：“大家都很艰难，应把生活艰难看成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而不是我家独有或特有的现象。”他指出：“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
董必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对他们约法三章：（1）不许向地方要东西；（2）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3）不许接受礼物。
董必武身上，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折射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共产党高级干部严于律己、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
（节选自戴建华《谈董必武的人格魅力》，原载《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11辑》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始终保持纯朴本色
建国之后，李富春身处高位，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吃穿住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既简朴又简单的人。他平时节衣缩食，饭菜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只有来客人时才加一两样好菜。厨师做什么，李富春夫妇就吃什么，炖块豆腐也好，炒点豆芽也好，从不提出特殊要求。一般来说，早餐多是一小碗稀饭，几片烤馒头，偶尔喝杯牛奶。午饭和晚饭往往是面条。两碗面条，他稀里呼噜几分钟就吃完了，然后驱车上班。因为李富春夫妇二人都是湖南人，爱吃苦瓜、腊八豆这类湖南传统食品，所以有时厨师会弄苦瓜给他们吃。此外，他还爱吃熬白菜，一吃就是一大碗。他总是对工作人员说：“现在人民还很苦，我们生活不能特殊，现在能吃上热饭热菜就不错了。”工作人员看到李富春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不眠，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住，就去问他想吃点什么。李富春总是回答：“米饭，辣子。”偶尔也会说：“如果可能，就搞点苦瓜。”有同志来看他，留下吃饭，饭桌上多一点菜，李富春也只是马马虎虎吃几口。他从不在吃饭等一些琐事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李富春主管国家的经济建设，经常要外出视察。无论到党政机关还是工矿企业，他都拒绝宴请，只肯吃两菜一汤。饭后，他还一定要付饭钱，他曾经对不肯收钱的工作人员说：“吃饭哪有不付钱的道理？”
李富春的穿着非常简朴，衣服破了补补再穿。多少年来，他还穿着解放区时穿的粗布衣服，只是在1952年出国时才做了两套新衣。1954年，蔡畅要工作人员买来十几尺灰色布料，给他做了一套新的中山装。到了1974年，李富春还穿着这身中山装，衣领和袖子上已经满是补丁。有人感慨地说：“警卫员都比他穿得好。”
李富春的家也很简单。1954年，卫生间天花板脱落，两平方米的泥粉掉了下来，幸亏没砸伤人。沙发坏了，沙发套破旧了，计委机关的同志要给换，他坚决拒绝。他的写字台很旧，抽屉又不好使，机关同志要给换新的，他坚决不答应。他说：“这个写字台还可以用嘛，能用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工人农民是这样过日子吗？难道在旧台子上不能作出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吗？”
在用车上，李富春夫妇也是非常严格。蔡畅是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从中共七大到十一大，连续当选了五届中央委员。夫妇俩各配有一辆专车，但蔡畅的专车很少使用，为了节省汽油，他们经常共用一辆车。每天同车上班，总是先把李富春送到计委，再把蔡畅送到妇联。上世纪50年代，管理部门给他俩配发了一辆吉普车，做他们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用车。李富春对管理员说：“咱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一滴油、一分钱、一辆车，都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你还年轻，能不能不乘汽车，骑自行车去买菜啊？当然，遇上刮风下雨，骑车不方便，还可以乘公共汽车嘛。”李富春将那辆生活用车退还给管理部门。连续几年管理员都骑自行车外出买菜。
李富春夫妇只有一个女儿李特特。战争年代，他们把她送到苏联学习农科。学成回国后，老俩口积极支持她到东北去参加开垦北大荒，她在农业战线工作了几十年。李富春夫妇一贯要求女儿自力更生，不依赖父母。有一年，她到北京市郊区农村参加劳动。天冷了，警卫员便让司机开车把她送到郊区。回来后，蔡畅批评说：“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群众会怎么想？”从此工作人员再不对他们的子孙特殊照顾了。即便李富春夫妇特别疼爱大外孙李勇，但他一上小学就要求他自己洗衣服，也从不让用汽车接送他。有时他回来故意念叨谁谁家用汽车接了，蔡畅就耐心地讲：“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不能办私事，更不能接送孩子。”
李富春有一个堂弟叫李汉杰，建国初期来京要求给在北京安排工作。李富春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给亲戚安排工作并非难事。但他没这么做，只是送给堂弟一套旧呢子衣服，劝他回长沙自己找工作。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李汉杰因在抗战期间曾打死一个无辜的小孩而被捕。在审讯时，他声称是李富春的堂弟。法院负责人感到棘手，专门为此给李富春发电报核实。李富春让蔡畅回电报“：犯到哪里，办到哪里。”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入狱服刑后，年迈的父亲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李富春就每月给他寄去20元，直到他1961年去世。李富春还经常给他去信问长问短，让老人感动不已。
1968年，李富春的外甥黄思睦大学毕业后到农村劳动锻炼。当时农村缺乏汽车和拖拉机，公社党委书记找到黄思睦说：“党委开了会作了决定，要你陪同党委副书记去北京。”黄思睦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找你舅舅买车，买不到汽车买轮胎式拖拉机也行，买不到轮胎式的，买履带式的。”黄思睦说，舅舅是不会同意的。公社党委书记说：“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就应该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想贫下中农之所想。”黄思睦只好同意先给舅舅写一封信。不到一个星期，李富春亲自回信说：“这种事情是不能通过私人关系办的。我们历来反对走私人路线。你们社队应该通过县或者专区，由他们按计划统一分配，这是国家规定统一分配的物资，望你把道理向社队干部讲清楚，他们一定会谅解你的。”
（节选自何立波《李富春严于律己》，原载《党史文汇》2012年第9期）
一封珍贵的书信
我们看到一封珍贵的书信。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948年7月24日写给他在山东参加土改时的战友史敬棠的亲笔信。信虽不长，读后却令人回味无穷。
信是从西柏坡发出的。1948年5月，毛岸英结束了在山东渤海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回到西柏坡。在田家英住处，他读到史敬棠写给田家英和曾彦修的信，“颇有所感”。土改工作团朝夕相处
半年多的战友情以及那火热的斗争生活，令毛岸英难以忘怀。在田家英的小屋里，他随手写下了这封书信。
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8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文字并不多，这封书信，更显得特别珍贵。
一封书信，很难展现一个人的精神全貌。然而，这封信却真实地反映了毛岸英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学习的优秀品质。透过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纯真可爱、活生生的毛岸英。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岸英毅然中断在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的学业，决心投身到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中。1946年初，岸英怀着满腔的革命热忱回到延安。
毛岸英生性好强。在苏联学习时，由于各方面表现较出色，也养成了他爱出头，逞英雄的性情。毛泽东很了解自己的儿子，早在1941年他就曾去信教诲岸英：“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父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毛岸英离开中国毕竟太久了。长期受国外教育，使他待人接物完全欧化了。他不熟悉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边区，对党内生活也很陌生。初回延安时，毛岸英觉得一切都十分新鲜。如何使岸英了解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了解中国的农村，这是使毛泽东非常挂心的一件事。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岸英说，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过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毛岸英明白了父亲的心意。
延安吴家枣园迎来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刨地驮粪到播种收割，他的汗水和乡亲们洒在一起。
从“劳动大学”回来，岸英分到中宣部工作，父亲要他边工作边学习，从基层做起。那时中宣部只有十几个人。毛岸英和田家英、何均、陈真等人同住在杨家岭山顶的一排窑洞里。岸英热情、正直、刚毅、旷达的性情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非常喜爱他。同志之间相处如兄弟，关系十分融洽。田家英和岸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们还是师生关系。田家英古文底子好，又有历史知识，经人推荐，毛泽东请田家英当了岸英的语文老师。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田家英给毛岸英以很多的影响。除了田家英，其他同志也都担负着帮助岸英的责任。毛岸英虚心地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向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求教，范文澜、叶蠖生等都是岸英的老师。
1947年，在解放战争进行的关键时候，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让毛岸英投身到这场火热的实际斗争中锤炼自己。1948年5月，毛岸英来到晋西北农村。他亲眼目睹了郝家坡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和贫雇农分享着翻身的喜悦。岸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信给父亲说，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经深刻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改工作中学习两个月的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两年还多。感慨之中，他留下这样的诗句：人问我最贵何所得？是不是金，是不是银，是不是地位和美名？我说一样也不是，却是那鞋下一层土！毛岸英决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之中，永远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
毛泽东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培养，特别是经过“劳动大学”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锻炼，毛岸英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文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在毛岸英的这封信里反映出来。
毛岸英的信写得十分感人。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它真实地、朴素地反映了毛岸英高尚的精神世界。他那种严于律己、严于解剖自己，知过必改、自我批评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他那种待人诚恳，心地坦荡，无私无畏的精神，感人至深。特别是他那种虚心好学、不断进取的精神，非常值得人们学习。
毛岸英在信里说，他曾将“跛鳖千里”这一古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跛鳖千里”是个典故，出于《荀子·修身篇》，文中说：“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意思是跛脚的鳖，虽然走得不快，但只要一直不停，也能远行千里，……意喻力气虽小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终能达到目的。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进取，岸英用“跛鳖”的谐音给自己取名“波别”，愿学远行千里的“跛鳖”，虽鲁钝，只要努力，终有所成。这反映了岸英不断追求进步的恒心和毅力。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礼记·中庸》里的一句话。其上下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这段古话使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千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而不再以“跛鳖千里”为座右铭了。
从第一个“座右铭”到第二个“座右铭”，毛岸英精神境界发生了一个飞跃。如果说前一个“座右铭”反映了岸英的百折不挠的毅力；而后一个“座右铭”，则不仅反映了他的这种毅力，而且进一步激发出他一种只争朝夕、艰苦奋斗的精神。
信中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思想，就是毛岸英对待困难的态度。信中说：“你（指史敬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这里岸英运用了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岸英不仅用这个道理鼓励自己的战友，而且用这个道理告诫自己，警惕自己。他说：“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 （岸英的乳名）当成‘永祸’的讽刺语了。”岸英将“塞翁失马”的典故，诙谐自喻，充满哲理。的确，一个人如果总是一帆风顺，不一定是好事；而处于逆境艰难之中，不一定是坏事。艰难困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总是在不断地战胜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毛岸英深明此理，而且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
毛岸英身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但他丝毫没有在有些干部子弟身上的那种优越感。相反，他与同志们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关系。他从来不以“毛泽东的儿子”自居，反而以此作为鞭策警觉自己的动力。他的高尚品质，是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党的培养、革命大家庭的熏陶分不开的。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了正义的事业，毛岸英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毛岸英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不愧为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
（选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曾自/文）
陶母以清廉教子
陶侃（1）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2）。
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3）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彻（4）所卧亲荐（5），自锉（6）给其马，又密截发（7）卖与邻人，供肴馔。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
（选自《晋书·卷九十六·陶侃母湛氏传》）
【注释】
（1）陶侃（259 — 334），东晋名将，字士行（一作士衡），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人。他出身贫寒，曾任县吏，后历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官至侍中、太尉等，封长沙郡公，死后追赠大司马，谥号桓。
（2）胜己：胜过自己的人。
（3）监：主管。
（4）彻：抽出。
（5）亲荐：亲，自己的；荐，草席。
（6）锉：切碎、铡碎。
（7）截发：剪头发。
胡厥文严以律己
厥老（指胡厥文——编者注）在民建会内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改进和提高从不放松，而且一贯注重道德情操的修养，严格地要求自己，与时俱进，以磊落光明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和纪念的好品德。
厥老是一位是非爱憎分明的人。他由衷地敬佩和爱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领袖和战士。他的诗集中，有对先贤的哀悼、有对志愿军战士的讴歌、有对劳动人民的颂赞，却看不到对当道奸佞的任何阿谀之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厥老为一生第一知己的逝世而痛哭，他吟诗三首以寄托哀思，诗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他派人将诗送到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读毕为之泪落。周恩来、毛泽东先后逝世后，厥老重又蓄须，以示继承他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遗愿的决心。对于仗势弄权、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他十分鄙视。在“四人帮”气焰猖獗的时候，他就私下斥张春桥为“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既为他捏一把汗，又钦佩他的疾恶如仇。
同厥老共过事的人，都为他廉洁俭朴、从不以私利而犯公益所感动。厥老1965年调到北京主持民建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又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很长时间里身边没有子女。组织上考虑他年事已高，再三劝他调一个子女来北京，他才勉强同意。他考虑许久，提出调只有一个孩子的胡世荃夫妇来。他认为人口多的子女，会给组织上增添安排工作的困难；自己这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多一个孙辈在身边，会不会使孩子们多受一些“养尊处优”的不良影响，值得注意。厥老家里陈设简单陈旧，有关部门的同志多次提出要给他换换，他都说：“蛮好，蛮好。不要浪费了。”厥老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他说，我只供养子女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就一切靠自己。他从来没有为子女说过什么人情，他认为溺爱子女，无异于毁掉子女。有人讲，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厥老一样廉洁奉公，四化大业就不犯愁了。
厥老知人善任。他多次强调领导者的任务不外用人与行政。处事固然重要，用人是否得当更是领导者的首要职责，切不可只管事而不管人。如果用人上弄权安插私人，那就根本不配当领导者。他在民建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间很长，但从未任用过一个私人。他还常对大家说，用人之道，要坚持德、才兼顾的标准，而且首先要看德。他又说，所谓德，主要的是公私要分明。一心为公的人，能力差一点也可以用。公心不强，甚至私心盛于公心的人，即使有才，也重用不得。针对民建会内外领导班子老化的严重情况，厥老很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他不止一次说过，在新老交替的问题上，老同志要出以公心采取主动，诚心让贤。这样才益于使年轻人上来。他说到做到，以身作则。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聂荣臻等一批党内老同志辞去了副委员长职务。厥老认为，自己已86岁，听觉也不好了，与其在位而影响工作，不如辞去以让贤路。他给人大常委会写信请辞。考虑对各方面的影响，人大没有接受。他的这一愿望在去年的第七届人大会议上实现了。厥老还于1987年主动辞去了民建中央主席的职务，并积极推荐新人，在会内外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
厥老是个乐天派。这不仅同他的性格豁达有关，更因为他具有不信天、不由命的人生观。厥老一生几经坎坷，但从不气馁。他认为谋事在人，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就是了。在“**”期间，很多人悲观沮丧。那时，厥老也受到冲击，然而他却很有信心。他说，国民党当年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共产党也没有垮。现在，共产党也垮不了，国家总会前进的。厥老对祖国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他在许多场合都讲过，我要活到106岁，亲眼看到2001年祖国的新面貌！遗憾的是，他最后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厥老的精神不死，并将与我们同在，鼓舞我们向着21世纪迈进。
（节选自孙起孟《矢志为公 律己从严——深切怀念胡厥文同志》，原载1989年5月4日《人民日报》，标题是编者加的）
自律
听说中国航空工程承包开发公司在航空系统多次受表扬，我们来找总经理想请他谈公司的成功经验。正琢磨话题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忽然看到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交纳交通费的收据：“交车费50元。”还有不少张这类的发票。我开始有些纳闷了：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每年交纳2000万以上利税的大公司总经理，难道还没有汽车？为什么还要给公司交汽车费？
我刚要发问，坐在一旁的公司党委书记说：“我们公司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论哪一级干部，只要是办私事或私人用车，都要交费。公司的领导都如此。”这时我看到书记办公桌玻璃板底下也压着几张交费收据。
公司总经理交车费虽然是件小事，但我却被他们这种严格自律的行为所感动。
领导干部坐几回车办私事就要收钱，公司就缺那几十块钱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航空工程承包开发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我国首批具有工程总承包资格的企业，设备齐全技术密集，可为航空工业、民用航空业、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业及公用设施提供从工程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程施工直至竣工投产全过程的总承包服务。公司具有强大的实力，十年来，他们所承建的数十项大型工厂、机场、科研及技术中心、高级民用建筑，有多项被评为省、市级优质工程，并获国家级、部级奖励。公司的效益也很好，每年给国家交利税2000多万，成为部里8大利税户之一。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效益呢？这得从商德谈起。公司领导常常对同事和下属工作人员说，我们办企业，首先还是要讲职业道德，从商就要讲商德。总经理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在航空工业部门当过处长、司长，也可以说是个“技术官”，可是在他身上看到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气质。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竟然“下海”，成了一个企业家，并同50年代末毕业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老王，成了“商海”航行中的“搭档”。一个大公司的一、二把手，一个管业务，一个管政工党务，每人一个办公室是理所当然，也是办得到的。可是总经理偏偏要求两人搬到一起办公，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共一个办公室。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政企可以更好地合作通气。事实上，这一对“搭档”配合得很好。有些企业，往往在“中心”、“核心”的问题上出一些小麻烦，而这个公司，政企合作得好，真正是“两心变一心”了。
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是一对开拓型的公司搭档，十年来，他们把公司搞得红红火火。承包业务开展得很顺利。公司承建了数十项大型工厂、机场、科研中心等项目。在承包过程中，有些合作单位主动提出给“回扣”，都被他们拒绝了。有几次，建设单位送来“红包”，鼓鼓的一大叠“票子”，他连看都没有看，当场退还给送红包的人。看起来不讲情面，不顺人情，但对方从内心觉得，他人格高尚，办事清廉。常言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个道理在中航工程公司领导班子里却就是行不通。多么可贵的自律精神呵！
（选自1995年9月23日《人民日报》，袁洁/文）
不贪为宝
春秋时期，有人献玉给宋国大夫子罕。子罕不要，对方说：这可是宝贝呀！子罕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如收了你的玉，你我将各失其宝。所以你还是把玉收回，我们各有其宝吧。2000多年来，子罕“不贪为宝”的故事为后人所称颂，这种高贵品格已成为华夏文明宝库中的一件瑰宝。其实，子罕何尝不知道美玉是宝，只不过他把操守看得更为珍贵，与近代革命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价值取向是一个道理。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他的心理需要已超越了一般的物质需求，达到了相当高的精神境界。
在什么地方还读到过另一位清官的事迹。他同样拒贿，但理由却不同于子罕。他对行贿者说：我不是不爱钱，但我珍惜目前这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一旦我受贿，就可能丢掉这个职位，那么今后就没有钱了。
同是清官，同是拒贿，但境界全然不同。子罕无需监督制约，就足以洁身自好，堪称圣人；后一位在监督制约下能廉洁守法，可谓君子。假如作官的都是子罕这样的圣人，那还愁什么党风不正、政风不廉！可惜高尚的品质毕竟不像时装、美食那样容易推广普及。所以，对一般人而言，子罕有些高不可攀；而后面这位可能更为使人可信、可敬。这个故事说明，没有圣人的觉悟，照样可以廉洁奉公；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何妨爱财？
不幸的是，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千方百计地塑造一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毫无普通人欲望的典型，作为普通人效仿的样板。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表现在廉政建设方面，则是片面强调觉悟，幻想经过几次政治学习，广大公职人员就都能廉洁自律，而漠视物质基础和法律约束的作用。廉政工作尽管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关键的无非有以下几条：第一，要有正确的认识，即谁也不是圣人，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人身上，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基因同在。廉政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应要求公职人员抑恶扬善，作一名诚实正派的公仆；第二，要给公职人员以弥足珍惜的待遇，应让他们每个人感到，只要廉洁奉公，就能享有健康、自信的生活；第三，建立起严密与严厉的监督惩罚机制。所谓严密，是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足以制止一切侥幸心理；所谓严厉，是指不仅要让受罚者感到刻骨铭心之痛，产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终身忏悔，而且要使其他人受到儆戒。
最近，中央又一次强调惩治腐败，深得民心。但愿这次标本兼治，切实抓出成效来。
（选自199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大雪/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