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以用权：用制度约束权力_◎【故事里的事】
◎【故事里的事】
延安五日记
在延安仅仅九十五小时，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并不是为了视察，如果为视察，这短短时间当然不够，单看延安市，也不够，就论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过一个角落罢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触，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罢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么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也许好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见，必须真真切切地査明它的实在。可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
（节选自黄炎培著《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国家主席的家务事
1959年国庆期间的一天，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附近的小会议室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在主持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家庭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他自己的全家成员外，还有从外地来京的几个亲戚。
刘少奇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曾主持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会议的。”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么事呢？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来开个会。”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消息传到刘少奇的家乡，他的一些本家和亲戚便以为，刘少奇在北京当了大官，办事一定很容易，他们可以沾点光了。于是，他们通过写信、托人、找上门来等方式，要求刘少奇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单位等。国庆节前夕，刘少奇的侄女和几个亲戚又为一些事找到北京来了。
1959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国事活动特别繁忙。但是，当了解到这些本家、亲戚的不正确想法后，刘少奇感到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于是，刘少奇决定在国庆期间，抽出时间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这天一早，他就让秘书刘振德通知全家成员和来京的亲戚到他的小会议室。
“现在解放了，当农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在还做不到。”刘少奇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原则，滥用手中的权力啊！”
屋里静悄悄，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刘少奇说着站起身来，一面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一面亲切地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随随便便，不好好工作。”
刘少奇又面向大家说：“在你们看来，帮助安排个工作，那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但是，这一句话我不说，也不能说。我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吃饱、穿暖，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要为国家争气。”
刘少奇这些态度坚决而又语重心长的话，像一阵阵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大家的心坎，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亲戚和孩子们个个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意见，有的表示马上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他常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他从不滥用人民的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
七姐刘少怡比刘少奇大两岁，姐弟俩从小就很亲近。
解放后，有一次，七姐去刘少奇家探望，曾笑着对刘少奇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
这个姐姐嫁到地主家庭，早年曾阻拦刘少奇参加革命。土改后，必须自食其力，她感到很困难，就写信给刘少奇，抱怨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
言外之意，是希望刘少奇帮忙说句话，特殊照顾一下。
收到信后，刘少奇马上复了信，信中说：“你三月初九日写来的信，我收到了并看懂了。”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写道：“二五减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
在信中，他向七姐明确指出了她们今后应走的路：“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种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今年如果佃户和农会愿意让几亩田给你们做，你们可以请求佃户和农会让出一点田做。如果农会不肯让，你们只有揽零工做，或将家中的肥料送给佃户，帮助佃户伙种，请求佃户把多种的粮食多分点给你们，作为你们肥料和人工的报酬。在今年分田以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给你们自己做的。以后你们就做田吃饭。”
因为七姐信中说要去找刘少奇，刘少奇便劝阻说：“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刘少奇还明确地告诉七姐：“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经给了我这个做你老弟的中央人民副主席以耻辱，也给了你的子女和亲戚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
在这封信最后，刘少奇诚恳地劝导姐姐：“我回这封信给你，还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实照办，否则还是要讨苦吃的。对于过去，你们必须认错，请求农会原谅和教育你们。”
当时，只要刘少奇说一句话，他的姐姐就会受到照顾。
可是，刘少奇没有帮他姐姐说这句要求照顾的话，反而劝姐姐好好改造，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刘少奇曾对家里人说过，干革命“是六亲不认的，他超过了家庭范围，不讲情面的。我比你们早觉悟，但我受到家庭的阻拦，家里人都骂我。等我当了主席，他们又来捧我，我也没有对他们有过什么好处，该土地没收还是没收。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是不行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谋福利。”这就是一位人民领袖对于权力的认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十几年后，刘少奇回故乡时，曾去看望年已七旬的七姐。
他看到七姐的生活十分清苦，就自己花钱买了一些食品作为礼物送给七姐。他始终没有要求地方政府对七姐给予特殊的照顾。
（选自冯世平主编《刘少奇的故事》，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
李朝隐谏皇帝依法用权
李朝隐，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龙（1）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愔奏请诛之，敕（2）大理结其罪。朝隐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3），未可即正刑名。时裴谈为大理卿，异笔（4）断斩，仍籍没其家，朝隐由是忤旨。中宗令贬岭南恶处，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奏曰：“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5），出为闻喜令。
寻迁侍御史，三迁长安令，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睿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6）曰：“夫不吐刚而诌上、不茹柔而黩下（7）者，君子之事也。践霤必绳（8）、登车无屈（9）者，正人之务也。长安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10），梅陶鞭太子之傅（11），古称遗直，复见于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阅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绢百匹。”七迁绛州刺史，兼知吏部选事。
开元（12）二年，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
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转同州刺史。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时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害平人，朝隐曰：“此而不绳，何以为政？”执而杖之。上闻，又降敕书慰勉之。
十年，迁大理卿。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13）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14）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
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15），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有条（16），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17），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18），惊马汉桥（19），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20）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应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发德音，普标殊泽，杖者既听减数，流者仍许给程。天下颙颙，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岂于一人，独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
”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21），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22），以窜（23）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选自《旧唐书·李朝隐传》，标题是编者加的）
【注释】
（1）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705 — 707）。
（2）敕：皇帝的诏书、命令，这里用作动词。
（3）推穷：推研穷究，彻底查清。
（4）异笔：不同的意见。
（5）意解：怒气缓解。
（6）制：帝王的命令。
（7）不吐刚而诌上、不茹柔而黩下：吐刚茹柔，见《诗经·大雅·烝民》，比喻欺软怕硬；诌上，谄媚上司；黩下，欺凌下属。
（8）践霤必绳：典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楚庄王的太子违反“茅门之法”，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的地方，被廷理（司法官）绳之以法。
（9）登车无屈：典出《后汉书·申屠刚传》，申屠刚劝谏光武帝出游，因未被接受，于是就用头去撞光武帝的车轮。
（10）虞延持皇后之客：典出《后汉书·虞延传》，虞延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皇后阴氏家的门客违法，虞延将其逮捕。阴氏多次请托人情，虞延每接一封求情信就加打二百鞭，并将违法的门客法办。
（11）梅陶鞭太子之傅：梅陶，晋人，曾任大将军王敦谘议参军、章郡太守、尚书、光禄大夫等职。《九家旧晋书辑本·晋诸公别传》载“梅陶自叙”云：“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傅，亲友莫不致谏。余笑而应之曰：‘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得崇于上，由吾奉王宪于下也。岂其枉道取媚。后皇太子特见延，赐以清宴。'”
（12）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3 — 741）。
（13）乞取赃：索取赃物。
（14）载初：唐“安史之乱”时叛军安庆绪的年号（757年正月—九月）。
（15）有断自天：皇帝作出的裁决。天，这里指天子。
（16）轻生有条：根据法条量刑的轻重。
（17）为国惜法：为国家维护法制。
（18）射兔魏苑：典出《三国志·魏志·高柔传》。宜阳典农刘龟违法在禁地打猎被人揭发，魏明帝大怒，将其交付廷尉高柔审讯。高柔坚决要求知道告密者姓名，并说：“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魏明帝被迫说出揭发者姓名，高柔依法将二人治罪。
（19）惊马汉桥：典出《史记·张释之传》。汉文帝出巡时，有人在中渭桥违反跸令，惊吓到文帝所乘马车，文帝大怒。但是廷尉张释之依法仅仅判处罚金，文帝认为判决过轻。张释之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为由，拒绝加重判决。
（20）若敖之鬼不其餧：若敖，指春秋时楚国的若敖氏，因发动叛乱被灭族。这里比喻没有后代，无人祭祀。
（21）不从本法：不依从国家的法律。
（22）舍其极法：免去他的极刑。
（23）窜：流放。
佛塔上的老鼠
我年轻时有个朋友，与我分别在两个县的乡村做农民通讯员，因为经常往省报送报道稿，一来二去就熟了。过了些年，他被他那儿的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从此我们中断了联系。又过了很多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了。
他当领导当得极有魄力，主要表现是敢说敢为。比如，在他管辖的范围，他必须是各类丛书的总编、主编；必须是所有电视剧、舞台剧、大型晚会的总策划、总编剧、总导演；报纸和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他一个人的作品——自然不是当年的报道稿，而是“散文”，又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下级对那些“散文”的赞誉；又让下属单位出资印刷他的作品集；又兴师动众地召开全国性的作品研讨会；又将“受到高度赞誉”的豪华作品集摊派到他权力所能达到的所有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因为觉得自己已成“著名作家”，属专家型领导，底气就很足，大会小会，张嘴就是国骂，而且成为每句话的后缀，咄咄逼人，让人无法忍受又不能不忍受；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让下属各单位轮流办饭局和舞会，喝红酒，唱红歌，并且要求必须有那些单位的美女参加。有些知道自重的女性会以自己并非“三陪”断然拒绝，自然也有顺竿子爬的就此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他也皆不亏待，明里暗里让相关单位的领导给她们“压担子”, “委以重任”。
照说，那些事在官场上都是犯忌的，但是他毫不在乎。他知道有人在后面“搞他”，举报他是“领导干部流氓化”的标本。但他也知道，他在官场上有的是人脉，只要没有捉奸在床，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贪赃枉法，光凭那些“搞不倒他”。
作为曾经的熟人，我在一旁看着一个曾经老实巴交、畏缩拘谨的乡村农民通讯员，变成了这样一个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的庸官，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只是为一个纯情少年的变异难过，更为造成这种毒害的权力生态难过。本想基于朋友的道义给他提个醒，但他那样气盛，不可能听进任何逆耳之言。能教训他的，只有他自己的生活了。
我的想法没有错。不久前他不能不退休了，很失落，原先满以为有把握的更高的位置没有得到不说，预先搭建好的“学会”、“研究会”之类可以继续“三公”消费、“发挥余热”的平台也根本不灵，先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鞍前马后的一帮精英名流勉强应付了几次也就风流云散，他曾经不避嫌疑大力呵护培养的美女也忽然个个“自重”起来，再不肯“三陪”了。他很是想不通，老喝酒，老醉，说胡话。终于病倒，至出院，忽见苍老不堪，与住院前判若两人。这样的情形在官场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依旧很感慨也很同情。不是因为他的失落，而是因为他的执迷不悟。方便的时候，我发了一则网上的现代寓言给他：
一只老鼠曾经在佛塔顶上安家，那些日子无比幸福。既可以在佛塔各层随意上下，又可以享受丰富的供品。有着别人所无法想象的特权，那些不为人知的典籍，它可以随意撕咬；人们不敢正视的佛像，它可以随意捉弄，兴起了，甚至在上面拉屎撒尿。每当看着善男信女烧香叩头，它就陶醉在缭绕的香烟雾气中，抽着鼻子暗笑：“可笑的人类，膝盖竟然这样软，说跪就对我跪下了！”
有一天，一只野猫闯了进来，向它扑去。
“你不能吃我！你应该向我跪拜！我代表佛！”高贵的老鼠抗议道。
“人们向你跪拜，是因为你所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
野猫一边说着，一边一把将老鼠捏在爪子里。
我由衷希望这则寓言能够对他有所启发，从而回归常态的人生。
（选自2012年5月3日《今晚报》，陈世旭/文）
狱吏之贵
《资治通鉴·汉纪》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西汉开国元勋周勃曾追随刘邦打天下，被封为绛侯，并先后担任太尉、丞相等要职。后周勃逐渐失宠于汉文帝，被迫回到封地绛县。在绛县时，每当郡守、郡尉前来巡行，周勃都生怕他们受皇帝之命前来捕杀自己，于是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人手执兵器后才与郡守、郡尉相见。后有人以此告周勃欲谋反，被汉文帝逮捕下狱。
周勃在狱中惊恐不安无策应对。有一个狱吏对周勃百般凌辱，周勃给其送了千金，狱吏态度立转，并在木牍背面写了“以公主为证”几个字，暗示周勃让公主说情。公主是文帝女儿，周勃长子周胜之的妻子。公主将此事禀报了薄太后。薄太后怒责汉文帝说：“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统领北军将士，他当时都没有谋反，今天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汉文帝于是赦免了周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周勃获释之后感慨地说：“我曾经统率过百万雄兵，但怎么能知道一个小小狱吏的重要呢！”
狱吏是看管犯人的小官，属于比较底层的司法工作人员。这种人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位不高，手中权力也不大；二是与犯罪者近距离接触，对犯人的生存状况影响巨大；三是具有熟练的诉讼技巧，可以四两拨千斤地左右案件。周勃是汉初重臣，曾经统领过百万大军，辅佐刘邦抗击秦军、鏖战项羽，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曾经参与了剿灭韩信、诛杀诸吕等巩固中央政权的重大事件，并长期担任过太尉、丞相等显要职位，可谓久经沙场、久历宦海。但是一旦肇祸入狱，一个小小的狱吏就可以左右他的命运。在周勃案中，狱吏的险恶和阴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初入狱后对其百般欺侮、凌辱，足见其势利；周勃送与千金后，狱吏态度立转，足见其贪婪；周勃惶恐无措的时候，狱吏设计“裙带”妙计，足见其阴谋之深、能量之大。难怪带过百万雄兵的周勃要喟叹：“安知狱吏之贵乎！”
其实这样的“狱吏”在当今也为数不少地存在。比如有些办案人员虽然岗位并不很重要，看似手中无职无权，但他们与受害人、犯罪嫌疑人面对面打交道，当事人的诉求直接呈递给他们，并需要通过他们去实现。他们既是司法工作的窗口，也是司法机关与当事人联系的桥梁。实践中经常发现一些“狱吏”，在当事人面前耀武扬威，抖尽威风。他们对受害人漠然置之，随意呵斥，毫无同情心；对犯罪嫌疑人百般欺凌，刑讯逼供，肆意歪曲法规办案。有些公然地贪赃纳贿，利用手中权力左右形势，甚至利用一些小小的伎俩去操纵整个案件。这些权轻位卑的小“狱吏”或许仅仅是一滴水，但这滴水或清澈或混沌，却都在折射着司法机关的影子。
千万不要小瞧这些“狱吏”，他们虽然权力不显赫，但能量不小、祸害很大，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搅黄一个案子，很容易把清清楚楚的一盆水搅成混汤。有时候一些位高权重者即使想施以劣行，也得假手他人才能实现，而这些职位不高的“狱吏”则完全可以上下其手，不露痕迹地实现其阴险目的。有些情况下，那些职权显赫者对某些手法老到的小狱吏也防不胜防，一些大人物未必有他们的能量大。
当前，在推进法治进程的道路上，必须治好这些“狱吏”，管理、监督好他们的行迹，提防这些小鬼们蚁穴溃堤。
（选自2011年10月14日《检察日报》，姚宏科/文）
韩侂胄滥权用群丑
南宋宁宗时期的权臣韩侂胄，系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宋高宗的皇后是他的姨母，他的侄孙女又是宋宁宗皇后。凭着层层皇亲国戚的关系，韩侂胄青云直上，官至太师，加封平原郡王。他在朝廷专权擅政，不但挖空心思排除异己，还采取种种不法手段卖官鬻爵，招降纳叛，搜罗和重用一批卑鄙无耻、献媚逢迎的小人，使南宋朝廷忠良丧失，群丑坐大。
太学生出身的陈自强，曾当过韩侂胄的老师，为了当官，竟称韩侂胄为恩王恩父，韩侂胄便视为心腹，一路把他由一名普通的官员提至宰相。有一次韩侂胄做生日，四方官员竞相送礼，官员许及之赶来送礼时已迟到，见韩府大门已关，便赶紧从府边的狗洞爬进去，不久便被提拔为尚书，被称为“由窦尚书”；两年后为升官又找韩侂胄，见面时膝盖故作弯曲状，升任知枢密院事后被称为“屈膝执政”。临安知府赵从善听说韩侂胄十多个爱妾喜欢北珠，便动用公款买来上百枚北珠送给韩侂胄，不久被提升为工部侍郎。钱塘县令程松寿想巴结韩侂胄却寻找无门，一日见韩侂胄把一爱妾驱逐出门，便花800钱把她买回供养在家，后韩侂胄又想找回这名爱妾，程松寿便恭敬献上，被升任为太府寺丞；不久后他又买一名美女，赐名“松寿”献给韩侘冑，说“很想让大王时时能听到并记住松寿的名字”，韩侂胄便又升他为同知枢密院事。
韩侂胄重用这批狐群狗党，活脱展现了一幅“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群丑图。那些奴颜婢膝者靠歪门邪道走上仕途后，便开始掠夺和盘剥下人。且看那个认学生为恩父的陈自强，上任后凡下面官员给他送信，信封上没注明“某物若干并献”，便一律不看。他一
故旧的儿子想通过他求得一官半职，他充耳不闻，后见他花4000缗买一只金鼎送给他，便马上给他戴上了一顶乌纱。他们在朝廷狼狈为奸，祸国殃民，搞得骂声载道。韩侂胄最后被铁鞭结束了生命，其手下群丑也落了个“树倒猢狲散”的可悲下场。这说明凡是腐朽的东西，总不会持之于长久。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应以这批历史小丑为戒，以免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续演那种卖官鬻爵和“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的可悲角色！
（选自张亚清著《读史札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尼克松为什么下台
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美国战后颇有才干的总统尼克松，在约翰逊后出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前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逼近美国。为摆脱困境，他毅然决定恢复中美关系，以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牵制前苏联。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到达北京。27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结束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尼克松称这一周为“世界为之变化的一周”。回到华盛顿后，他受到英雄一样的欢迎。尼克松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在1972年与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限制反弹道导弹、利用外层空间等协定和条约。可以说，他任总统期间，取得了相当大的政绩。可是，这位杰出的总统，却因一次“小偷”行动而下了台。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尼克松为竞选连任，忙得不亦乐乎。以他的政绩，他完全可以竞选连任。可是，为帮助尼克松获胜而出尽全力的共和党“争取尼克松连任总统委员会”却画蛇添足。1972年6月17日深夜，他们派了五个携带照相机和电子窃听装备的人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水门大厦，进行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活动，被保安人员发现后被捕。被捕者中有一个詹姆士·麦科德是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里的安全工作负责人。接着警察又逮捕了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前白宫助理利迪和亨德。由于真相未明，当时并未大肆声张，因此没有影响到尼克松的连选连任。
1973年1月，情况陆续公布于众，案情涉及到尼克松周围的一些亲信。法官赛里卡开始审理水门案件，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后来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1972年大选中的舞弊问题。3月23日，麦科德承认在审讯中作了伪证，还说被告人曾受到政治压力，让他们承认有罪然后保持沉默。后来与此案有关的迪安和马格鲁德不愿充当替死鬼，也交待实情。尼克松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改组白宫和政府。在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追查下，调查的中心转移到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有关人员的谈话录音带上，特别调查小组和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双方为录音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尼克松拒绝交出，后提出折衷方案，允许民主党参议员斯坦尼斯听录音带，但遭考克斯的反对。尼克松运用总统权力下令考克斯停止索取录音带，考克斯不服，尼克松即将考克斯撤职。司法部长因拒不执行撤职命令，与副部长拉克尔肖斯相继辞职。他们集体辞职这一事件被称为“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公众对尼克松的行径强烈批评，要求尼克松辞职。参议院开始提出弹劾案。慑于众怒，尼克松交出了部分录音带。然而有一段18分钟的关键内容被抹掉，加上不明账目等问题，激起了更大风暴。1974年3月，联邦大陪审团确认，尼克松为“参与阴谋者”。国会在调查尼克松罪证的过程中，还揭出尼克松的其他许多问题，即所谓“五大案件”。1974年7月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相继通过了三项对尼克松的弹劾案，指控尼克松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的活动中阻挠司法工作等等。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为自身利益考虑，不为尼克松保驾，尼克松只得在8月9日宣布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9月8日，福特宣布赦免尼克松在其任期内的一切罪行。但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已经不得不宣告结束。
水门事件是一项广泛的竞选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由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及其他与白宫有关联的人物设计与操纵的，目的在于破坏民主党1972年的竞选活动。事件的初始发生是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为竞选总统而采取的行动，事件发生后，则引发了总统和司法部门的直接冲突。这次水门事件就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发生冲突的较典型的事例。行政最高首脑尼克松为阻挠司法部门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滥用了总统权力，导致司法部门乃至全国对尼克松的不满，共和党为了党派的声誉，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总统。事件的结局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发生冲突，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制约对保持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平衡，起到了一定作用。
（选自刘明辉著《领导活动案例评点·体制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孔融“让梨”与罗尔斯“分粥”
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说的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嗣孙孔文举，年方四岁，就知逊让之礼。一次，邻居送来一筐梨，哥哥们争先恐后抢大的，独有孔融取一最小的。老父问他：“哥哥们都拣大的拿，为什么你却挑小的呢？”孔融答道：“我年纪小，理应吃小的。”
孔融乖。可惜人大十八变，小时候那么甜的一张嘴，以后做起文章来，却锋芒逼人，多讥嘲之词，终于触怒曹操，招致杀身之祸。
孔融曾任北海太守。想那孔融，既为圣人之后，从小又品性甚好，在一省之长的位置上，定然爱民如子，清正廉洁，深得百姓厚爱。但这时的孔融，已由“让梨”变成了“分梨”，地位变了；北海之“梨”，均由他做主决定如何分法（那个时代，断无“民主”一说），权力大了。不是低估孔太守，此时的他，决不会只拣小的拿了。否则，“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便难以保证。
既不愿自己饿肚子，又想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面对物质财富贫乏、北海之内人多“梨”少的境况，孔太守的眉头，一定比写文章时蹙得还要紧。直到被杀，孔融也没有想出两全的解决方法。
从那时到现在，古今中外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围绕着“梨”的分法，挖空心思，吵吵嚷嚷，提出无数种方案，假设、求证、实验，但结果大多不能令人满意。最具先进性的自然也有，比如“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以身作则”、“享受在后”以及“六提倡八严禁十不准”等。然而说归说，做的又是一套，一旦有权有势，巧取豪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你咋办？东方不亮西方亮，人不能叫尿憋死。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个叫罗尔斯的老外，写了一本书《正义论》。他把社会财富比作一锅粥——在咱们这里叫“大锅饭”，由此提出了五种分粥的方法。其中第五种方法，我认为能够解决孔融分“梨”中的难题。
那办法其实并无多少奥妙，就是让分粥者最后领粥，即要等其他人把粥领走了，自己才取剩下的那份。这就给分粥者提出了一个起码要求：每碗粥都要分得很均匀。道理极其简单，如果分得不匀，最少的那碗粥只好留给自己，只有分得平均合理，自己才不至于吃亏。这时，分粥者非但不需出以公心，仅为自己着想，结果也是公正、公平的。
我们对于腐败现象的根源，找得够多了，比如封建残余的影响，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官者对自己的放纵，社会财富的不丰等等。但最根本的，其实是分配机制有问题。为官者既有权决定财产的分配，又有权首先领取财富，这样一来，分配的公正、公平，只能建立在为官者的觉悟和良心之上。遇上个真正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者自然再好不过，倘若摊上个私欲膨胀、贪得无厌的货色，大多数人只有吃亏的份了。如果按照罗尔斯先生的“第五分粥法”，分粥的人只有权力分，但无权先拿，那么，再愚蠢的家伙——况且，分粥者没有一个愚蠢的——也知道公正、公平、公道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了。
党的领导干部一向被称作人民的“公仆”、“勤务员”，那好，就让公仆真正为主人服务一下，先把粥分好，让主人先拿，公仆暂且侍立一旁，等着吃最后一口，我相信，到那时，如果让群众投票的话，十个公仆中就有十个，百个公仆中就有百个，老百姓都会称他们为“人民的好公仆”。
因为，“让梨”不如“分粥”，制度比觉悟更管用。
（选自1998年11月10日《文汇报》，孙贵颂/文）
孙武为什么要杀吴王美姬
列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即《孙子兵法》作者，也称孙子、孙武子）初见吴王，呈所著兵法十三篇，交谈演阵征战之术，曾说：“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命以后宫宫女三百，交由孙武操练。
《东周列国志》如此描述这段事例：
孙武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然后号令方有所统。”吴王又宣宠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谓武曰：“此寡人所爱，可充队长乎？”孙武曰：“可矣。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事，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锧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吴王许于中军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示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场听操。
次日五鼓，宫女二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胄，头带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顶盔束甲，充作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武亲自区画绳墨，布成阵势。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令执之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已毕，令二队皆伏地听令。少顷，下令曰“：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旋，右队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敛队而退。”众宫女皆掩口嘻笑。鼓吏禀：“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离席而起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使军吏再申前令。鼓吏复鸣鼓。宫女咸起立，倾斜相接，其笑如故。孙武乃揎起双袖，亲操木包以击鼓，又申前令；二姬与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两目忽张，发上冲冠，遽唤“：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曰“：当斩！”孙武曰“：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顾左右：“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吴王派人持节驰救之。孙武曰“：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众？”喝令左右：“速斩二姬！”枭其首于军前。于是二队宫女，无不股栗失色，不敢仰视。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乃使执法往报吴王：“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后来吴王重用孙武为上将，一举灭亡西方强大的楚国。
孙武的演阵斩美姬，主要表明：领导人无权则无威，但有权不一定有威，唯有勇于用权、善于用权的领导才会以权树威，以威强权，威权并树，则领导人权威便立起来了。
一些领导人，身在高位，手握重权，该用权时不敢用权，敢用权时而不善用权（如孙武申令者三次，而后才用权；用权不尽斩宫女，而只斩队长。这就是善于用权），这样的领导人没有驾驭能力，甚至大权旁落、被架空、被推翻，就是在想象之中的事情了。
孙武演阵之例，还告诉人们：领导者该用权而用权时，务必坚决，不因各方干扰而犹疑不定。如孙武执法，即令吴王派人持节说情，也在所不顾，“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只有做到：（1）不该用权时不要用权， （2）该用权时要敢于用权，（3）该用权时要善于用权，（4）该用权时要坚定不移，领导者才能以权树威，以权威而驾驭部属。
（选自刘海藩总主编、周振林等主编《领导全书·权力与权威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佚名/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