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以用权：用制度约束权力_◎【品读经典】

第二章

严以用权：用制度约束权力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向中南、华南各地进军。这时，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原来，他的家乡湖南解放以后，他在家乡的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甚至直接提出要到北京来。

和我们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三亲六眷，也有自己的亲朋故友，他更有着自己丰富的感情世界。因此，毛泽东接到这些信后，感觉有些棘手。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毛泽东考虑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别的事我就不用干了。”

秘书问，这类信件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毋庸讳言，毛泽东已经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了。但是，他始终秉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人谋求私利。在这一点上，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就到北京来找毛泽东。从血缘关系来说，毛泽连和毛泽东的祖父是同胞兄弟，毛泽连的胞姐毛泽建，很小就过继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毛泽东的继妹。按照家族的排行，毛泽连称毛泽东为三哥，毛泽东称毛泽连为九弟。毛泽连十多年前就患了眼病，由于家境贫困，一直没有好好治疗，现在几乎要失明了。

毛泽东在住处热情接待了堂弟，毛泽东问：“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写封信？”

“我不会写字，家里也没人会写字，知道你不愿让人来，也就没敢告诉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肿，怕瞎了，就偷偷地跑来了。”

毛泽东详细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找个住处，派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帮助联系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让毛泽连住院治疗。毛泽连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视力有所恢复。在这期间，毛泽东还让女儿李敏、李讷等人到医院探望这位叔父。毛泽连住院的医药费总共花了人民币（旧币）1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这笔钱由毛泽东全部负担下来。

毛泽连出院后，又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与这位分别20多年的堂弟多次晤谈，感情很融洽。临别前，毛泽东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套衣服给他，并为他掏钱买了返程火车票，并特意嘱咐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做田、种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并告诫他要遵纪守法，毛泽东的亲戚应带个好头，凡事不能搞特殊化，以后要先经过他批准才能到北京来。此后，毛泽连十次到北京，或为治病，或探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概热情接待，但是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堂弟谋取半点私利。

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杨家不仅有恩于毛泽东，且有功于革命。但是，毛泽东对他也不准有特殊照顾。建国前夕，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想到北京来工作，希望毛泽东设法给安排一下。毛泽东回信婉言相劝：“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指杨展，杨开智的女儿——编者注）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致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一天，毛泽东又就此事给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信中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由于毛泽东的严肃拒绝，杨开智最终按照毛泽东要求，在湖南本地就职。他是北京农业大学1925年的毕业生，湖南省政府按照他的专业和特长，安排他担任了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湘乡县唐家坨外祖父家生活到8岁，与外祖父文家许多亲戚的感情很深。毛泽东幼时，外祖母为了让这个小外孙平安成长，还曾让他认七舅父文玉瑞为干爹。文玉瑞虽是农民，但是在当地有些声望。他教育子女严格，对毛泽东非常关怀和器重，视如己出。文玉瑞还把毛泽东与文家的子侄一起排行，毛泽东的排行为廿二。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清是一位乡间读书人，为人性格温和，以教书为业。毛泽东随文家的子侄一起随文玉清开蒙读书，由于天资聪颖，深得文玉清的喜爱。后来，毛泽东想到东山学堂读书，遭到父亲毛顺生的阻挠，也是他的这两位舅父出面，说服毛顺生，毛泽东才能走出韶山，接受新式教育。文玉清的次子文运昌，年长毛泽东9岁，与毛泽东的感情很好。毛泽东少年时期读到的《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就是文运昌借给他的，这两份书报对毛泽东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多次提到过文运昌，称赞他在引导自己接触新思想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

面对如此深厚的感情，如何处理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任何人都将是一个挑战。但是，毛泽东自有他的原则。1949年，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还开列了一个14个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戚，要求毛泽东帮助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学。毛泽东看过之后说：“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他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民会要说话的。”

1950年初，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致信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出面给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在回信中说：“运昌兄给我多次信，……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在回信中，毛泽东还关切地问其他几位表兄的情况：“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对于文南松在信中反映的问题，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他说：“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这封言简意赅的回信，既坚持了原则，又情深意切。后来，文运昌通过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

当上了县人大代表。1951年，他参加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向人民政府提供了几份珍贵的文物；1953年，他担任了湖南文史馆馆员。此后，文运昌曾6次赴北京探望毛泽东。

除了文运昌外，毛泽东外祖父家的其他亲戚，也曾分别多次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概热情接待，但是绝不介绍工作。其中有个别人回去后，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知道了这种情况后，专门致信唐家坨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以权谋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对自己要求极严。在处理亲友关系方面，他始终本着三个原则：亲亲但不为亲友徇私，念亲但不为亲友谋利，济亲但不为亲友撑腰。但是，对其他同志面临的类似情况，毛泽东则比较宽容。一次，他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现在不少同志有亲友来探望，如果按毛泽东的原则办，大家觉得很为难。毛泽东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啊。其他同志家有客人来，当然应该招待，只要合格，也可以参加机关工作。但我毛泽东不能这么干。我一干，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作风，危害就大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自始至终，毛泽东都按自己立下的规矩办，从未违背过原则。

◎【品读经典】

〔德〕恩格斯：防止“公仆”变“主人”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指马克思著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编者注）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选自《〈法兰西内战〉一八九一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毛泽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选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选自《共产党基本的一

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习近平：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

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身败名裂、事业损。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犯错误，恰恰都与乱用权有关。各级领导干部对待权力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到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既要管好自己，又要防止他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要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自觉做到用权为公而不为私。要遵守权力使用的纪律规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讨论问题讲民主，进行决策讲程序，执行决议讲纪律。要牢记权力就是责任的理念，用权要接受监督，确保权力行使不偏离正确方向，确保权力行使的神圣性。

（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法〕密特朗、〔美〕维瑟尔：关于权力的对话

埃利·维瑟尔：您认为今天的政治权力需要进行制约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绝对需要。如果说某个社会需要一种真正的权力的话，那同时也应该有一种制约力量来限制——而不是摧毁——这种权力的作用。任何人都会走向权力的极端，例如行政权、司法权或新闻权。因此要设置限制性的栅栏，达到公正的平衡。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自己去限制他的权力。一个社会的自身结构的组织，应该能把重要的权力赋予那些能以社会的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人，但社会还应该创造出用于制约他权力的机制。我认为，不建立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自由无法抵抗无政府主义乃至民众的单纯的善意。一旦建立起制度，就能对权力进行分级：政治的、行业的、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总之，只要结构巧妙，就在权力和制约之间保持平衡。人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可能会出现有利于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周期性冲动，但是，有了制度的平衡，这些权力就会自行调整。因此，我才相信法学家的作用。当然，作为共和国总统，我的有些权力只能取决于我的意愿：特赦权，使用或者不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权，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等等。此时，这些权力都是不受控制的，完全是由一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当我要做出这种决定时，任何人都不能取代我，也不可能帮助我。

埃利·维瑟尔：对国家元首的这种意识能加以制约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据我所知只有两种：人民的制裁和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埃利·维瑟尔：为什么创造力不适用同样的限制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因为性质不同。比方说，为什么要限制一个哲学家的权力呢？

埃利·维瑟尔：您说制度应该保证一个暴君不把他的法律强加于人。但怎样才能知道在某一时刻权力会转化为暴政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是根据行为来评价权力的。在民主诞生及得到发展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习惯于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一个被授予绝对权力的人。

埃利·维瑟尔：在由一个人执掌的绝对权力和由一个群体执掌权力之间，有没有一种程度上或者内容上的区别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没有。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这其中包括一个政党，一种宗教，一个氏族或者一个种族。另外，这个团体一般总是服从于一种经常由一个个人体现的内部的权力。很少有例外的情况：威尼斯十人院提供了集体决定的一个典型。

埃利·维瑟尔：既然权力要通过行为来评价，那就应该有好的和坏的行为之分，而好的应该是人民接受的行为。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不能预言一个行为是好是坏，我们只能等待行为的效果，然后才能评价：要么人类的痛苦更加剧了，要么是减少了，因为我们成功地创造出了更多的欢乐、自由、平衡、思考和认识的条件。除了检验结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一个权力。当制度出现危机时，应该加以改革。而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在刚开始时也可能有良好的愿望，但独裁者最终总是看不清自己权力的限制，而做出专制的行为来。

埃利·维瑟尔：当您取得权力后，事实是否和您想像中一致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对权力非常了解，足以产生相当正确的看法，但我还是没料到它是如此重要。在法国，自从1958年以来，共和国总统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可以在几乎所有领域里行使权力。对总统行为的唯一约束，只能产生于总统本人。我自觉地在运用权力时加以限制。但是，我认为，倾听机构的见解显然比自我评价更为明智。

埃利·维瑟尔：这么说，真正的权力是人们对自己行使的权力。您没有过焦虑和兴奋的时候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如果焦虑占了上风，就会在行使权力时变得优柔寡断。在即将做出决定时表现出焦虑，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感情，但这会转而导致一种长期的矛盾。危险意识是一种重要的标准。我也有感到兴奋的时候，因为我正在行使一种能使我实现理想的权力：抨击某种组织结构，采取某种我认为能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方针，对某些社会团体表现得更为公正，等等。

埃利·维瑟尔：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言论。我想，历史将评价您的行为，但是，您本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出于不满足的性格，我认为我的行为还远未满足我的要求。总的说来，我认为人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哪怕是那些一厢情愿、完全错误地理解我的行为的反对派意见。当然，我的看法更加温和。我觉得，诋毁一切是不公平的。我衷心希望，要是哪一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我的言论和文章以及我的行为里，找到一些对于人类命运、法国前途和欧洲建设的信念，这样就会理解我的若干思想和道德原则。

埃利·维瑟尔：您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是您使人民激奋和称颂的行为呢，还是因为您能这样说：“我在这里是失败了，但是我保持了我的人格”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更关注的是我的某些书面言论和法案：取消死刑，地方分权后的法国新面貌，在某些重大场合保卫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还有就是有关欧洲建设的某些决定性措施。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引以为自豪的话，这就是我可以自豪的内容。

埃利·维瑟尔：换一句话说，您是在为团结和联合人民而努力。

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我的愿望就是如此。

（选自〔法〕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埃利·维瑟尔著，胡洪庆译《两种声音的回忆：密特朗与维瑟尔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