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谋事要实：在其位、谋其事、落其实_◎【故事里的事】
◎【故事里的事】
人生赖奋斗而存
“人生赖奋斗而存”，这是周恩来一生信奉的格言。周恩来从小就懂得勤奋、务实。学生时代他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一生之计在于勤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就是“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周恩来的一生可谓勤奋的一生，“像牛一样努力奋斗的一生”。他经常告诫人们：“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
放眼古今中外，有理想、有抱负的不乏其人，但真正能成就大业者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少人缺乏奋斗、务实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除了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毛泽东一生对夸夸其谈、不务实事深恶痛绝。1945年他为党的七大纪念册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已走过了20多年的奋斗历程，有多少经验需要总结啊，但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八个字。七大闭幕时他又为全党讲了一个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希望全党同志发扬愚公精神，坚持不懈地奋斗，一步一步地扎实工作。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确，如果从总是对革命事业充满激情等方面来讲，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如果从总是对前进中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这一点来讲，毛泽东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提醒全党：“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建国以后，他仍念念不忘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也许正是从这点出发，毛泽东特别喜欢老实人。他认为：“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毛泽东对人生道路的这种探索，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有些事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其原因恰恰就是缺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愚人”、“老实人”。小时候读到乌龟与兔子赛跑的故事总为兔子感到惋惜，然而环顾四周，这样的事却比比皆是。一些看似聪明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却不见有什么大的成就。倒是那些看似愚笨的人，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刘少奇是党内的理论家，他同样提倡奋斗和务实的精神。在他看来，奋斗和务实的精神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修养。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他认为：“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
朱德一向以艰苦朴素著称，他认为：“祖国的美好将来和人民幸福的生活，只能靠艰苦的劳动来创造。”
邓小平也非常重视用艰苦奋斗和务实的精神教育人民。他曾对青年谈到：“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1989年，他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邓小平一贯崇尚实干，反对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他常说，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1992年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对形式主义的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这种务实的作风伴随了邓小平的一生。
陈云在党内是以务实著称的。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对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适当估计自己，不要嫌事小。做大事都是从做小事开始的。”“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
领袖们的这些格言表述各异，但道理却是一个：人们做事要想获得成功，要想生活得更好，就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奋斗，除此之外，别无秘诀。
（选自孙业礼、姜淑萍《走进伟人的精神世界——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格言〉》，原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要革命，不要改良
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所乘专列驶抵鞍山站。鞍山市和鞍钢的领导同志沈越、李东冶等到车站迎接。这是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对鞍钢的第一次视察。
如同全国一样，眼下的鞍钢是大劫之后，百废待兴，百乱待理。1975年的整顿刚刚使鞍钢出现转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生产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粉碎“四人帮”后，生产秩序逐渐恢复，一批批有生产经验和管理能力的老干部和技术人员陆续重返工作岗位，决心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是，鞍钢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的内向型的产品经济管理模式的企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逐渐丧失了生机与活力，面临“再不改造，若干年后将成为一堆废铁”的绝境。此时此刻，邓小平的到来，正如大旱遇云霓甘霖。
“小平同志，前年‘批邓’的时候，我也批了”，沈越在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互道问候之后，怀着愧疚的心情，对邓小平说，“想起您对鞍钢建设和发展的支持，真是太不应该……”“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中央的事。”邓小平安慰说：“你是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要批，你能不执行吗？”在场的人都会意地笑起来。
在鞍钢迎宾馆小憩了几分钟，邓小平便立起身来，对沈越等人说：“走，下厂子看看！”
9时左右，邓小平一行乘汽车来到鞍钢炼铁厂，厂长夏云志等急忙上前迎接。
“这里有几座高炉？年产规模是多少？”邓小平问。
“现在10座高炉，年产640万吨。”夏云志陪同邓小平边走边回答。
夏云志指着10号炉说：“这10号炉是最大的，2580立方米，是由原来的7号、8号两个大炉子合并成的。将来我们准备继续改造，把小高炉改成大高炉，可以达到1000万吨钢所需要的铁产量。”
“你们怎么改？”邓小平接着问道。
“利用高炉检修期改造，坚持改造不停产，不减产。”夏云志回答，并扼要介绍了7号、8号高炉改造的经验，邓小平很感兴趣地听着。由于高炉噪音大，夏云志只好放开嗓门大声作介绍。邓小平边听边点头，连声说：“好，很好。就是要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时高炉前面呼啦啦围上一大群人，有本厂的也有外厂的，大家听说邓小平来了，都争着要看看这位给鞍钢职工办了不少好事的中央领导人。有人站在外圈儿看不见，就爬上煤气管道，登上铁架子。只见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满面红光，精神焕发，完全不像已到74岁高龄的人。人们向他欢呼，他也频频招手，向久违的鞍钢工人致意。
下午3时，在胜利宾馆八楼会议室，鞍山市委和鞍钢的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中心是鞍钢的改造问题。听了汇报，邓小平果断地说：“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鞍钢如何改造。许多工作从现在就要着手，如培训工人、干部，不然许多外国技术不能掌握。要到美国、日本考察，钢是新日铁或住友，矿山用美国技术，全国6000万吨钢，你们这里到1985年引进国外技术改造成为1500万吨的规模。”这个目标一提出来，全场为之肃然。特别是鞍钢的领导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邓小平，等待他说出到底通过什么途径完成这个鼓舞人心的任务。
“全国准备引进几百上千个项目，你们算是个大项目，60亿美金。总计冶金系统一共是130亿，你们这是重点。但是有一点，凡是引进的必须是革命，不是改良。所谓革命，就是不要修修补补，要把真正先进的技术引进来。即使是国内配套也必须是先进水平。引进技术必须是70年代的，配套也要70年代的。”
“美国矿山技术，年产1亿吨矿石，要用多少人？”邓小平问。
“不到1万人。”马宾说。
“我再加1个，1万零1个人，怎么样？引进先进技术，一定要按照他们先进管理方法，先进经营方法，先进定额，总之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减人，减机构。你们有个初步设想，我看设想是好的。现代化、自动化，人多不行，管理不好。
“你们矿山6万人，如照美国的技术，只需1万人，多5万，怎么办？同样，钢铁公司引进先进技术后，只需10万人，多七八万人，怎么办？”邓小平环视全场，提出了对减人的安排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正是近来困扰鞍钢领导人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将鞍钢22万职工减下来？减下的人往哪里安排？这是个关系到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有一些可以转到别的行业，宁肯编外处理，也不要和稀泥。技术越发展，越会感到劳动力不够。服务行业多得很，你们要多想办法开辟新的领域。鞍钢的修理行业也可以为其他冶金基地服务、为全国服务。还可以养猪、养牛、建立饲料公司、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搞综合利用。”
邓小平还讲了提高工人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工人起码应该是4级工。现在鞍钢工人平均是3.5级，在全国还不算低，可是实际上应该有大量的七八级工。现在平均工资是58元，大庆才40元，鞍钢在全国也算最高了。可是改造后，比如用5万人，工资平均80元。用人时不按工龄按本事，严格考核，可以刺激工人向上，努力学习，掌握新技术。工人拿到80元，就要有新的要求，向国家要供应，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用的好一点。看电影，看看戏剧，看看打球，迫使国家开辟新的行业，增加服务行业。总之，穷不能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工人要增加收入，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邓小平再次强调：“鞍钢改造，要革命，不要改良，要以70年代先进水平为起点，采用当代世界最先进技术、设备、工艺，改造和建设鞍钢，使鞍钢成为老企业改造的样板。你们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指导思想搞清楚。总之，要革命，不要改良。”
邓小平指出的鞍钢发展前景，使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不觉中已过去了4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左右，会议才结束。
（选自刘建华、刘丽主编《邓小平珍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杨志浩/文）
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在理论上、文章上、条条上、言词上、概括什么说法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在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说法上，来回地捣鼓，来回争论，浪费时间，结果丧失了机遇。我们过去有种习惯做法，干一件事情之前，总要找出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毛主席怎么说，凡没说过的就不能干。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想使社会进步，还得强调实干，在整个社会提倡朴实、扎实。我曾经讲过“倡俭崇实”，提倡勤俭、俭朴，崇尚求实、充实。唐朝有一个丞相，叫姚崇。姚崇临死之前人们问他有点什么经验，他说：崇实充实。意思是说，为政只有崇实，国库才能充实。
今年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流传在神农架的一个关于野猪的故事。去年我到了神农架的一个县考察，县长说现在方向都明确了，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干，山区底子差，要真正富起来更需要实实在在地干，不能光说空话。他就讲了这么个例子。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为此，乡村组织民兵巡逻驱赶，花费很多人力。后来有人想了一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并用身子靠了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然只是叫喊而没动作，于是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给打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现在我们国家要真正搞上去，就得在全社会提倡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许许多多虚化之物、浮夸之词、表面文章都应该避免。现在各地都想上得快一些，都强调解放思想，但是怎么个解放法？不扎实工作，光喊不行，有些东西道理很清楚了，就是干的问题，就是要研究如何把它干上去，干中才有招。要强调在实践里面去研究，强调干中去探索路子，这本身就是解放思想。不能把目前已有的东西神圣化，被它框住，要允许有新的实践，新的探索。
注：这是李瑞环同志1992年4月22日听取山东潍坊市委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时的讲话的一部分。
（选自李瑞环著《学哲学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业精思勤 谋事以公
我第一次见到李人俊同志是1951年在上海曾山同志的家里。那天我陪钱之光同志去看望曾山同志，当时李人俊同志正在讲上海一条高压线路的扩建改造，兴致很浓，讲得有声有色，有技术方面的介绍，也有经济上的算账，条理很清晰，使不懂行的人听了也能明白。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人真不简单。外国人不是讲“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建设”吗？看来他们低估了我们，共产党里是有懂行的，是能够搞好建设的。
从那次以后，我和人俊同志断断续续的交往差不多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最近的20多年，工作关系密切，有时朝夕相处，同声相求。对他的人品风貌、思想作风，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从他的身
上我看到了许多优秀品德。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对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顾全大局的思想，一心为国的敬业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他的精明、精细，在与他同时代的“三八”式的老干部中是被广为称道的。我一直把他尊为兄长。他是我最为敬重的老同志之一。
……
善出大主意 会算经济账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面临的形势是，加快发展与客观条件的矛盾。我们一方面资源短缺，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是浪费很大，到处都在糟蹋宝贵的资源。如何解决这个关系全局的突出矛盾，需要有人出大主意，想高招。
70年代末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在“**”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武斗不已，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煤矿企业，生产下降，供给严重短缺，全国各地的许多重要企业因为得不到煤炭供应而停工减产。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更是困难重重，生产因燃料短缺而减产，外供商品减少，直接影响了全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庆油田的生产上来了，石油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需要找到市场，找到用户。一方面煤炭供不上，另一方面石油又没有出路。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关方面决定以油代煤，顶替煤炭供应不上而急需的燃料。这本来是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由于原油是平价供应，又便宜又好用，发电厂、工业用油一旦供上就切不断了，硬是把宝贵的原料当作燃料大量地烧掉。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一年就要烧掉价值50亿美元的原油。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在是痛心疾首。一吨油顶替煤当燃料，价值无几，而把它用来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合成材料，其效益则要高出十几倍、几十倍。在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油价只有2、3美元一桶的时候，有人计算，以原油价值为1，加工成油品、工业原料的价值就是10，再加工成最终产品价值可达到100，它们之间的效益值是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人俊同志对这些情况很清楚，也很着急。他认为不能把宝贵的财富糟蹋了，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1980年共烧掉原油4000万吨，相当于当年全国石油消费量的一半。1981年3月他正式提出以煤代油的具体设想，并向国务院两次作了汇报，有目标、有政策、有措施。同年5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煤代油专用资金办公室，人俊同志任主任。从此，开始了有计划地压缩烧油工作。经过锲而不舍地努力，到1998年，累计压缩烧油2亿吨，其中85%用于出口，换取了大量外汇。压油取得的效益，建设了3000万千瓦的燃煤电站。这是大主意产生的大效益，对国家的贡献极大。
在80年代初，我记得他还创议过两件事。一件是住宅商品化，另一件是农村改良炉灶。这两件事，他都作过调查，算过细账，论证它们对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对国家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两件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推迟了一二十年，或者没有推开，但人俊同志的改革思想、超前意识却由此可见一斑。
作风深入 功底扎实
我在石化总公司经理、厂长会议上曾经多次指出，人俊同志研究问题有深度，对经济问题思虑周详，企业的经理厂长要重视人俊同志的意见，并认真落实他所出的主意。他的工作方法是跟踪地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反复地想问题，每有启发就找人谈，找专家研究，需要试验的就找企业商量。1995年12月他在石化总公司第十三次经理、厂长会议上有个讲话，把石化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解剖了石化企业的成本构成，提出“以成本为中心的管理”，指明企业经济效益的潜力所在，要各企业把消除生产过程中的“瓶颈”作为贯彻“两个根本性转变”来抓。这个讲话被转送到江泽民总书记那里，总书记两次作出批示，说：“我看了两遍，思考很久，认为各类企业出现的问题大同小异”，要有关部门汇总相关资料，“发个文”，推动落实。
中央批准成立石化总公司的宗旨是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用好1亿吨油，多出效益。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石化总公司所属各企业都是分散建设、分散经营管理的，这同统一配置资源形成了利益不一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找不到妥协的解决办法，各方利益不能得到照顾，统一配置资源必然成为空话。他经过反复研究，在第三次董事会上提出了按集资比例，分产品、分利润、分收税、分算产值的“四分开办法”。这个办法上报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按“四分开”的办法集资，把已引进的4套30万吨乙烯建设起来。后来石化总公司的一些重大装置，就是按照这个“四分开”办法处理各方利益关系的，筹集了资金，推进了建设。
（节选自2000年4月6日《人民日报》，陈锦华/文）
“七排长”和“中央军”
徐向前同志一贯主张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前线，经常督促我们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到前沿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攻击临汾东关的外围作战时，我被派到第十三纵队三十七旅的突击部队，以便及时在前沿阵地审讯俘虏，掌握敌情变化。二十三旅进入电灯公司以后，我回到前指，徐向前同志亲自听取我的口头汇报。当我汇报到阎锡山的部队和胡宗南发生矛盾，一次几乎火并时，徐向前同志问我情报的来源。我说这是“中央军”一个“七排长”的口供。徐向前同志耐心地听完我的汇报后，严肃地对我说：“你从前沿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值得表扬；但对你的不求甚解却要给予批评。”徐向前同志接着说：“同志啊！不管是敌军，还是我军，只有七班长，七连长，而没有七排长。这是个常识问题。你已经是正式侦察参谋了，还出这样的笑话！在确立一个情报时，一定要吃透它，而不能不求甚解，或者说连自己也没有闹清是怎么回事，这叫粗枝大叶，似是而非。这种作风是要误大事、吃大亏的，特别是你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同志。再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我们的中央是中央军委和党中央，我们不能象老百姓那样，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称‘中央军’。中央是对地方而言的，如果把蒋介石的部队称‘中央军’，那么谁是地方军呢？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蒋介石是中央。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清楚这个概念，不懂得中央一词在政治上的含义。我在鄂豫皖、在川陕根据地时，对一些同志这种糊涂概念或者叫做语病吧，曾进行过批评纠正，当时好了一些。经过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这种糊涂说法又盛行了，现在必须改正过来。”
这不是一次一般的情况汇报会，而是一堂生动的政治和业务教育课。面对徐向前同志的亲切教导，我由衷地感到敬佩，当然也感到惭愧。由于不学习，不求甚解，竟然闹出“七排长”这种无知的笑话来，心中难过，脸上火辣辣地感到发烧。幸好是在夜晚，也许在座的同志并没有注意到我因羞赧而引起的面部变化。但徐向前同志却又体贴入微地为我的窘态解围：“我猜想你大概是把‘齐排长’误解成‘七排长’了吧？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时你就注意了。这是个军事素质的修养问题，这要靠平时的积累，不要急躁。作为一个情报参谋，必须要有广泛的知识，这要很好地学习。只有平时积累多了，才能准确地筛选和鉴别情报的真伪，才能真正达到毛主席所要求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古人有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有幸在徐总身旁工作，聆听过他许多的亲切教诲。真是岂止胜读十年书啊！三十多年过去了，战争年月的许多往事都淡漠了，而徐向前同志的这次亲切教育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永铭肺腑，不曾稍忘。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把徐向前同志的亲切教诲，作为座右铭激励着自己前进。
（节选自都爱国《岂止胜读十年书》，原载《在徐帅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焦裕禄初到兰考
1962年12月8日（即焦裕禄到兰考就任县委书记的第三天——编者注），焦裕禄带着县委办公室的张思义来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调研。他们和区里的同志一起，从许贡庄到胡集、从胡集到许楼、黄楼……每到一村，焦裕禄都要问清村名的来历和村中的现况。对兰考的一草一木、一丘一田，焦裕禄都似乎很感兴趣。在车五爷庙的沙丘上，他说：“这里可以栽上树，防风固沙，几年后就是一片好绿林。”在郭庄南的盐碱地中，他说：“想法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在县委北边的大水塘边，他说：“这里可以种藕、养鱼。”回到县委，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无限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
第二天，他们到了城关区的老韩陵村，挨门挨户地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看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烧的，还看床上有没有被子。焦裕禄他们来到老饲养员萧位芬的牛屋，毫不忌讳地往牛屋的地铺一坐，和萧位芬攀谈起来。焦裕禄关切地问萧位芬是不是辛苦。老饲养员回答说，解放前我啥苦没吃过？比起那时候，这不算苦。焦裕禄说：“咱们要和老天爷斗啦！要有不怕苦的精神。解放前受苦没指望，如今的苦，是先苦后甜，越过越甜！”萧位芬不认识焦裕禄，但是两人谈得很投机。于是他问道：“你是来俺庄住队的干部吧？”焦裕禄的随行的人告诉他，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从此，这位老饲养员与新任县委书记成了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有什么知心话都讲给这位书记听。
离开老韩陵村后，焦裕禄又带着社教工作组去韩陵公社调查研究，指导那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韩陵公社，焦裕禄先后组织召开了党、团支部汇报会，生产队长、妇女干部和社员代表做谈话，群众大会。他要搜集关于兰考人民最迫切要求的一切信息。12月12日，焦裕禄在老韩陵村开了一天群众座谈会后，晚上回到了萧位芬的牛屋。他谦虚地请教这位有经验的老农，改变兰考面目有什么好主意。萧位芬见本县最大的“官”问自己这个，不禁有些诚惶诚恐。焦裕禄宽慰他说：“改变兰考面貌，人人有份，您年纪大，有生产经验。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请教的。”萧位芬想了想说：“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它挡风，压沙，木材用处大。俺村50多亩地才有一头牲口，多养牲口，才能种好地。”焦裕禄听了很高兴，当晚就住在牛屋里，两人一直谈到深夜。
萧位芬还给焦裕禄讲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儿：兰考县本来盛产优质泡桐木材，全国闻名。但是，由于“大跃进”的时候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偌大的兰考县，竟收购不满一车木材。上海乐器厂的人来兰考收桐木，制作乐器，但是昔日常见的桐木，此时却不见了踪影。不过，上海人毕竟精明，他们想了个办法，挨家挨户地收购了一车农民做饭用的破桐木风箱，解了乐器厂的燃眉之急。这个故事让焦裕禄唏嘘不已，兰考必须把桐木重新恢复起来。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基本的规划。
12月17日，焦裕禄经过5天的调查研究，写出《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对当前形势，集体经济状况，各阶层思想动向作了细致准确的分析，建议“韩陵公社的土质多沙少碱，林粮皆产，特别适宜花生和泡桐的种植”。他具体分析了种泡桐树的有利条件和益处：第一，桐树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源源不断。年年生根发芽，可以陆续移栽；第二，不用投资，不用治虫打药；第三，栽植桐树技术性要求不强，按一般操作规程即可成活，五、六年便能成材，见效快，收益大；第四，以林促农，旱天它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第五，当地群众有栽种桐树的习惯，不用说服动员工作。
在报告中，焦裕禄还强调指出应该大力发展牲畜，因为这是搞好农业生产的主要一环。他根据调查的结果指出，老韩陵村现有牲口31头，每头负担耕地54亩，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发展牲畜，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第一，把现存的喂好，保证不死。第二，应认真选拔积极负责、喜爱牲畜的好饲养员。第三，注意繁殖。第四，减轻牲口农活，注意使役。
报告最后强调，要经常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他们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三大觉悟。要求每位社员都做到“五爱”，即爱祖国、爱党、爱集体、爱劳动、爱林木与爱公共财产。要求认真努力巩固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教育干部，发扬土改时艰苦、深入的优良作风，深入到牛屋、粮田，深入到每家每户去了解情况，听取反映，宣传党的政策。
12月22日至24日，焦裕禄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传达中南局林业会议精神，总结前一段社教工作，安排下一步生产救灾等内容。在传达完林业会议精神后，焦裕禄重点讲了发展林业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他提出，从1963年起，全县党员干部要大搞植树造林，全县人民要每人每年至少种一棵树，社队要设立护林人员，订立护林公约等等。
焦裕禄在会上安排完冬季牲畜的过冬问题、孤寡老人的救济款如期到位问题后，又提出了干部问题。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焦裕禄在会上号召，干部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树立信心，战胜灾荒。焦裕禄最后总结说：“当前兰考灾荒形势严重，外流人口呈逐渐增加趋势。我们兰考这个地方来之不易，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有36万兰考人民，有党的领导，在困难和灾害面前，我们不能低头，要挺身而出，战胜灾荒，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兰考人民。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关键要敢于领导，要会领，会导，做群众的带路人，和群众一起搞‘生产自救’。”
焦裕禄这一番话，把县委一班子人都发动起来了。大家都表示，要深入下去，弄清灾情，找出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焦裕禄的领导下，兰考即将出现一个新局面了。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焦裕禄又带人下乡了。这次，他是去仪封区，检查社教运动开
展情况、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路上，他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农民们种下的麦苗，已经被风沙打死了。在野庄，他记下了群众传唱多年的歌谣：“常庄、徐庄、野庄头，三个沙村一头牛。绳耙犁套全无有，大道也是独车沟。”焦裕禄和区里的干部专门研究了防风治沙的问题，确定了造林的管理办法。
后来，焦裕禄还让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调查队，在兰考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路，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据统计，焦裕禄在兰考县的470天里，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线调研，这为他治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自高敬著《焦裕禄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牛玉儒在呼市
2003年4月10日，牛玉儒被任命为呼市市委书记。到他去世，牛玉儒在呼市工作仅仅493天。
但呼市的干部群众，却有一个共同感觉：这个书记与众不同！
青城人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认识了这位新任市委书记。
牛玉儒上任第三天，非典疫情迎面而来！
疫情凶猛。“封城”传言四起。老百姓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一斤萝卜竟卖到了8块钱！
就在这时，牛玉儒来到了百姓中间。他到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非典医院、疫情社区、垃圾清理场……新书记连口罩都没戴，就和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一一握手、亲切问候，现场解决划定病区、后勤保障等问题。
“人家书记都不怕，咱怕啥？”看到牛玉儒，人们悬着的心，很快落了下来。牛玉儒及时指挥调度，由政府拨款调运物资稳定市场，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40多天里，牛玉儒的足迹走遍了市四区的大部分社区街巷；40多天里，牛玉儒办公室的灯光几乎没熄过，每天开会到深夜。散会后，牛玉儒亲自从网上下载北京、广东等地抗击非典的经验和做法，分类整理，转发各部门。其他同志早上一到办公室，就会发现牛玉儒批的文件和资料早已摆上案头，而此时牛玉儒早已到基层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需的问题去了……
两个月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结束了。已40多天没回过家的牛玉儒，拖着疲惫的脚步踏进家门，整整瘦了3公斤！
牛玉儒瘦了，但他在呼市百姓心中的形象却大了、高了。“呼市越看越像个‘嘎查’（村庄）。”由于历史欠债，呼市城市建设一直不能让老百姓满意。牛玉儒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又打响了改造青城的战役。
烈日炎炎，尘土扑面。牛玉儒徒步几公里，实地察看东风路环境整治情况。他一步一步地量着走，从道牙到绿化带以及便道的铺装，从砖的厚度、强度到树木的养护，即便花草的搭配，他都一一过问，反复叮嘱。城建部门的同志，无不惊叹他的“内行与专业”。
牛玉儒说：“搞城市建设，就像装修自己家一样。哪些地方需要装修，怎么装修，必须时时做到心中有数。”
这“心中有数”是牛玉儒用脚步量出来的。城建部门的同志最怕他下班时间打来电话——准是牛玉儒又在街上转悠时发现了问题。
一个下雨天中午，建委的同志接到了牛玉儒的电话：“快到青城公园来！”等在公园里的牛玉儒对他们说：“公园本应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因一元钱的门票，把多数市民挡在了门外。要想办法把这里的破烂收拾出去，把公园建得漂漂亮亮，开门让老百姓进来。”
建委的同志怕公园开放不好管理，一时想不通。牛玉儒耐心地解释：“这不是收不收门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部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通过公园开放，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大发展。”临末还鼓励一句：“什么时候你们把公园都治理好了，我来请你们客！”
不久，呼市的公园全部免费开放，还绿于民。青城人找回了“青”的感觉。
牛玉儒出门时爱“打的”。不少“的哥”不经意间就成了书记的“高参”。“的哥”杨树林就在一个周日上午拉过牛书记，向他抱怨为找厕所，得绕行好远才能找到，道路拥堵也影响出租车生意。
此后不到一年，呼市街头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现代、新颖的公厕。原来拥堵的马路，几个月内就拓宽了。路畅了，出租车生意就好。“的哥”成了牛玉儒的铁杆“追星族”，提起他就赞不绝口。
大街美了，牛玉儒还要看小巷：“光大街美不行，老百姓可生活在小巷里啊！”他发现很多学生下晚自习后，在漆黑的小巷里行走。他摸了摸底儿，这样的“黑巷”有47条，随后就一一点名让城建部门装上路灯。“黑巷”一片光明，老百姓的心更是透亮。
一个周日，牛玉儒发现新铺好的便道上有根电线杆正挡在盲道中央，他对管城建的同志发了火：“这样的盲道盲人怎么用？这不是害人吗？”当即要求对市区内所有的盲道全面检查、清理。全市几万残疾人由此受益。
城里美了，牛玉儒还想着城郊。
东河原是呼和浩特的“害河”。夏天发洪水，冬天沙尘飞。市民避之唯恐不及。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成了东河整治工地的“常客”。为保证抢在洪水来临之前结束河底和两岸工程，他早晚都要去工地。工地从头到尾3公里路，他疾步如风，每次去都“量”几遍。
东河工程完工，呼市百姓有了新去处。智能喷泉冲天而起，绿化隔带分布两岸……东河，人潮如流，游客不断。
青城变了，青城百姓，就在一草一木的变化中，真切感受到这个新书记身上透射出的两个字：“勤政”。
（节选自崔士鑫、盛若蔚、吴坤胜《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贴心人——追记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牛玉儒》，原载《时代风范——先进人物事迹通讯选编》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汉文帝巡视细柳营的启示
《汉书·张陈王周传》记载：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进犯。文帝任命刘礼、徐厉和周亚夫为将军，分别驻守霸上、棘门和细柳，以御匈奴。一天，文帝亲自去巡视军队。他先去了霸上和棘门，两处军营任由文帝的车马“直驰入”，驻军“将以下骑出入送迎”，十分顺利。随后，文帝又前往细柳，却遇到些麻烦。先是披坚执锐的卫士将文帝的先遣官挡在了门外。先遣官说：“天子且至！”守门的军门都尉答道：“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文帝车马来到，仍不得入。文帝只好派使者拿着符节去通知周亚夫：“吾欲劳军。”周亚夫方传令打开营门。将要进入之时，营门守卫又对文帝的随从们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文帝“按辔徐行”。到了营中，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行礼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出了细柳军营，随从的官员惊魂未定，文帝却感慨道：刚才去过的霸上和棘门，视军法如同儿戏，其主将完全可以被偷袭和俘虏。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谁能侵犯得了呢？
读此传，大家多记住了军纪严明、原则坚定的周亚夫。但掩卷深思，汉文帝的心胸气概，特别是他巡视基层的方式方法，给后人留下了启示。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基层，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吗？
下基层要到最需要去的地方去。匈奴大兵压境，备战御敌成为国家工作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也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这时候的前线基层，最需要鼓舞士气，也需要强劲的后方支援。汉文帝亲自来到基层，在检查准备工作的同时，也鼓舞了广大军民众志成城、团结抗敌的士气，又增强了他们奋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可谓抓住了广大将士和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
下基层要放低姿态，切忌“吓”基层。身为一国之君，汉文帝对周亚夫及其麾下将士严格尊奉“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等军规，既没有怒气冲天，也没有耍皇帝威风，而是一体遵行，且更加赏识了周亚夫。这里，我们也想起了毛泽东关于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两句话。一句是：有许多人到了基层，好似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另一句是：一些人在基层摆不正位置，“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下基层要虚心、认真摸清基层的情况，以工作实绩为标准来评价基层干部。军容是否严整、军纪是否严明、士气是否高涨，是检验军队战斗力和将领指挥能力的试金石。汉文帝亲眼目睹细柳营的情况后，并把它同霸上、棘门军营的情况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周亚夫为“真将军”，刘礼、徐厉“如儿戏耳”的认识。然而，在历史长河中，以依阿奉承的“水平”为标准来评价下属的昏君庸臣，又何其多也！“烟花三月”之时，多次南下“视察”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凡江、淮地方官来谒见，礼重者升迁，礼轻者黜免。为了讨好隋炀帝，地方官吏竞相搜刮，致使百姓饥馑，以树皮草根充饥，甚至出现“人相食”的局面。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政权土崩瓦解，也就不足为怪了。曾经以铜镜、屏风、美女献媚隋炀帝而得宠的江都郡丞王世充，最后竟然废除隋炀帝的孙子皇泰主杨侗的帝位取而代之，这恐怕也是隋炀帝没有想到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没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就必然造成用人上的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弊病。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一些基层干部“一味迎合上面，只注重应付上级，不注重对下落实，不能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对上负责是对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想在上级那里讨个好，不是真抓实干地去工作，那是错误的，并不是真正的对上负责”，这些话，我们应铭记在心。
下基层要采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如果汉文帝只去了霸上或棘门，是不容易发现刘礼、徐厉“如儿戏耳”的；同样，如果汉文帝只去了细柳，亦难以具体体会周亚夫的治军才能与别的将领有什么不同。因此，对基层情况要多观察、多比照、多分析、多思考。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下基层，当然要跑工作搞得好的地方，总结和推广那里的经验，还应该多去困难比较大、经济比较落后、群众意见比较多的地方，帮助那里出主意，选用好干部，以利于尽快地把工作赶上来。”
“一把手”要亲身下基层。如果汉文帝不亲自去劳军，去巡视基层，而让一位大臣替他去，那么结果可能很不一样甚至迥然不同。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汉文帝亲自巡视霸上、棘门和细柳营这段历史故事，说明了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亲自到基层直接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要领导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如何下基层，是一门学问。汉文帝作为一个封建君王，他能够亲自到基层巡视，应该说是可贵的。他在执政期间，能够体察百姓疾苦，轻徭薄赋，拒奢尚俭；能够躬身耕作以为示范，推动生产发展；能够被“缇萦救父”打动，废除肉刑，约法省禁；能够重用贾谊、张释之、周亚夫等文武名臣；能够内削诸侯，外御匈奴，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最终能成就“文景之治”的升平局面，也是常常为后世后人所研究和借鉴的。
（选自《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毛胜/文）
多些谋划，少些盲目
几天前，一位在东北打工的老乡找到我，见面后，直抹眼泪。原来，蛇年春节之后，他就到了东北，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了一家个体木材加工厂。起早贪黑的，干一年了，可薪水呢，断断续续的，有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只拿到了两个多月的工钱。最近，木材加工厂空了，老板也走了，找谁要工钱呢？又要过春节了，他想回家，又怕回家，在外面辛苦一年，没有能把钱挣回家，路费都没有。
农民外出打工，还是要好好谋划一下。每年，农民等不及过完年，就一窝蜂，背着铺盖卷，走南闯北。不管是否能找到工作，也不论是否能从老板那里拿到工钱，反正是出门了。在农村，如果过完年还不出门，会被人讥笑无能。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许多农民过完年就走。
应该说，珍惜时间，只争朝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农民外出务工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很多打工者回乡之后，不仅挣到了钱，而且带回了城市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当地致富的能手。但是，如果农民外出务工前，信息闭塞，盲目从事，加上一些地方私营企业五花八门，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弄不好，农民就会上当受骗。我的这位小老乡的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解。说千道万，农民外出务工前要睁大眼睛，多些谋划，弄明白了，再出门，不迟。
说到谋划，在农村远不止外出务工。比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别人种什么，俺就种什么；别人干什么发财了，我就跟着干什么。结果，往往是碰了一鼻子灰。要避免这种现象，关键是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特点，联系市场的实际，确定干什么，怎么干。这些，都需要谋划。
谋划，不只是农民的事，实际上，谋划更需要干部做大量细致的服务工作。外出务工，需要干部主动加强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了解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减少盲目。留在家乡从事种养业的农民，需要干部在科技服务、市场体系、龙头企业建设等方面，多些谋划，增强目的性，减少盲目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要紧的是，别忘了谋划！
（选自200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高云才/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