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谋事要实：在其位、谋其事、落其实_◎【品读经典】
第四章
谋事要实：在其位、谋其事、落其实
1936年12月，一个隆冬之夜，寒风呼啸在黄土高原上，陕北保安城炮楼山下的一座窑洞，却彻夜灯火通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个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应对之策。当时，不少中央负责人分散在各地，出席会议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林彪等人。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兵谏”，扣留了在那里逼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并在第一时间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他们派人协助处理事变。12日上午8时许，中共中央就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快，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小小的保安城乃至整个陕北都沸腾了，人人心情激动，到处议论纷纷。
在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现在，民族危亡在即，他仍坚持内战，调动大批军队逼近陕西潼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红军。他这种坚持反共、对日妥协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就连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爱国将领都无法忍受。如今，他落到了人民手里，是不是该算“总账”了呢？
当时陕北的“审蒋”、“杀蒋”之声不绝于耳。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正在保安采访，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个家伙杀了再说。'”
当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召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按照党内惯例，中央军委主席团主席、负责对国民党做统战工作的毛泽东首先提出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再由他作出结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该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
张国焘认为，西安事变第一是反蒋，第二才是抗日。他说：内乱是不可免的，问题是规模的大小。因此要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但是，只有他一人提出这样的主张，会议没有赞同，而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推动抗日运动。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要推动、争取国民党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还要在抗日援绥的原则下与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西南桂系联合；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但仍应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要有正确的组织工作。
张闻天也在会上发言，他肯定了西安事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主张“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此外，他还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他提醒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虽然在事变之前我们党已有明确的“逼蒋抗日”方针，但是在蒋被扣留的情况下，如何处置蒋介石，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该除蒋；有的同志则不同意除蒋，认为蒋虽被扣，但他还是代表国民党正统，如果把蒋介石除掉，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唯独张国焘提出，不但要公开审蒋，而且要打倒南京政府。
西安事变是一次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政治派系、国际上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对当时僻处陕北的中共中央来说还不知晓。因此，这次会议谁也拿不出完全成熟的意见，会议在方针问题上没有能作出明确的决策。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面摆着许多道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他着重强调要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并指出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胜利，并表示若国民党军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并请张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安。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一）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各编一集团军。（二）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之，只要打下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15日，又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呼吁国共合作，“共赴国仇”。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电文指出：“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争，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渔人，就是指日本。这天，周恩来等人启程赴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召开时，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已经比较清楚，认识也已经完全统一。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张闻天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在当前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不能反蒋的道理，并特别指出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采取上策。这次会议很顺利，政治局的意见达成一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谋事要实”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谋划事情，“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决策是中央在国
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集体谋划的结果。历史证明，正是因为中共中央作出了这个决策，才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时期。此后，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挽救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品读经典】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节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少奇：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是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与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干部不相信他们那样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我们说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这又成为佛经中的“阿弥陀佛”，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在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目前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
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如果农民对于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从何处开始？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于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云：工作要抓实
有几个问题，想同你谈谈。
一、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暗补、明补，都是补贴。
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
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二、工作要抓实。
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举几个过去的例子：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宝钢推迟部分建设项目，赔了几千万美元。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但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我在一九八○年十二月讲的《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共十四条，这是针对当时情况讲的，而且是起了作用的。现在总的看来，也还有用。
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
我国已经同一百三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二百六十三个政党有交往。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
现在的会议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
你们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是一句老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选自《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习近平：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终要落实在一件一件的实事之中。这些实事，既体现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大事”，也体现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门口的“小事”。“群众利益无小事”。抓好为民谋利的“小事”，必须要像抓“大事”那样，把求真务实的精神贯彻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工作之中。做好为民办实事工作，关键在于用好的作风办好事，用实在的项目来办实事。最实在的事就是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关心困难群体，多做、大做“雪中送炭”的事，多搞一些直接造福于民的“满意工程”、“民心工程”，切实把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办好。实事必须实干，要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决不喊空口号、搞花架子。实事还要见实效，最大的实效就是真正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人文效应。群众最能体验为民办实事工作的成效，要让群众来评判为民办实事工作的成效。总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中；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我们把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做好了，群众的幸福感就会提升，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心相系、情相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会更加扎实。
（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