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权力腐败的发生机制_一、权力腐败的心理动机

第二章

权力腐败的发生机制

权力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不断演化，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时强时弱的特点，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理腐败，就只有深刻地揭示权力腐败的发生和内在运行机制，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根治腐败问题。

一、权力腐败的心理动机

表面看起来，每个腐败者的腐败行为往往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从众多腐败案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腐败者往往具有共同的心理动机，即主要基于物质利益、美色和家庭需要三个方面，这是所有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的基本动因。

1．金钱动机——“权力在握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

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就是一个以权谋私的典型。从2000年3月1日对李真实施“双规”直到对他执行死刑前期，李真经常夜不成眠，唉声叹气地说：“生和死原本离得这么近，近得只有一线之隔，而架着这条线的就是信念。”李真在交待完问题，心灵彻底“放松”之后，对办案人员说“：前苏联解体后，有些高官为养家糊口，去看大门、卖馅饼，我就错误地认为，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以防万无一失。可现在共产党的江山依旧稳如磐石，我却完了。”就是说，李真把追求目标定在趁“权力在握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上，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择手段地敛财。起诉书起诉他的犯罪事实中，属于索贿受贿的有19笔。大的捞钱机会他紧紧抓住，小的捞钱机会也不放过。1994年至1995年间，卷烟市场好烟紧俏，李真通过张家口烟厂原厂长李国庭批条子，从中渔利60余万元。李真到省国税局担任副局长、局长之后，看到建筑工程“油水”大，又在这方面做起了“文章”。他先后把省国税局承德培训中心工程、衡水培训中心工程、石家庄培训中心工程等6个工程强行“发包”给他的朋友，心安理得地从中收受贿赂305万元。

李真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败坏了党风，毁掉了一批干部。李真多年来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人借款、协调贷款，自己从中收受贿赂，使国家蒙受了几千万元的损失。李真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为个别人谋取官位，助长“跑官、卖官”之风。在查办李真一案中，检察机关共查处包括厅级干部8名、处级干部14人在内的47人。另外，河北省国税系统还有近40名干部职工因涉案受到法纪、政纪的处分。李真曾说：“对我的查处，如果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5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

李真是个有着极强私欲的人，他既贪财又贪权。他当秘书时想着如何当处级干部，做了处级干部就想着怎样到副厅的位置，登上副厅的台阶就运筹着当正厅级干部，进入正厅行列就谋划要成为省级后备干部。他给自己定的发展目标是“做一任封疆大吏”，然后“入阁”。为了实现所谓的“政治抱负”，他费尽心机地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追赶时髦的“红色档案”。在出身上，他移花接木，把自己填写成高干的“养子”。在学历上，他只是张家口柴沟堡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却写成河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到河北省国税局工作后，又让一个教授代写论文，弄到了硕士学位的证书。什么级别也够不上的他从张家口向石家庄调动时，造了个假档案，大笔一挥填上了“正科级秘书”，这奠定了他日后升迁的基础。他根本没有严格履行入党转正手续，没有经过所在党支部的讨论。他担任省国税局局长期间，为有“政绩”，依然使出“造假”惯伎。事后查清，1999年他用“寅吃卯粮”的手法，使全省税收虚收12.3亿元，造成一个大“窟窿”。

李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为自己的政治发展铺路。原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说，“李真是一个拿政治当生意做的人”, “他常把省委常委会的用人方案在第一时间透给当事人，然后以此牟取自身利益”。李真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别人的提拔升迁说话。他自己交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靠这种豪侠仗义，在政坛上赢得一批追随者和支持者，从而为自己的仕途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比如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李真本来是很看不上他的，说他是“乡下书记”，还认为他太滑，不可交。张二辰为扭转李真对他的看法，想方设法，通过物质、奉承等手段接触李真。后来石家庄市政府换届讨论人选时，李真就极力推荐张二辰，张二辰当上了石家庄市市长，李真的政治盟友中又增添了一名成员。

李真之所以这么做，其目的也是想通过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来为自己牟取更多的财富，达到其“权力在握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的目标。李真把权力当做赚钱的手段，无休止的贪欲不断膨胀而无法自制，其腐败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运行，害人终害己，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2．情色动机——“把你从床上培养

到主席台上”

追求情色是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生的腐败案件，多数与情色相关。据统计，大约90%以上的贪官都有包养情人、二奶之类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的贪官的情人多达100多位。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有多名情人，其落马的起因恰恰在于他的多名情人联名举报。有的干部不仅生活腐化，玩弄女性，甚至利用权力，把一些权力体系之外的女性（情人、小姐等）违规吸收进来，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干部制度，影响政府的社会形象。

以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为例。据接近徐孟加本人的知情人透露，徐和其他几位市领导特别爱好运动，许多陪同人员经常在陪他们打着“只许输、不许赢”的“皇帝球”。围绕着这些运动而产生了一些腐败行为。由于酷爱打乒乓球，徐孟加将血站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长期留作陪练，并将后者提拔成了副县级官员。这位女性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很受徐的喜爱。该女性绝非一个运动时的“陪练”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和官员喜欢同样运动，经常一起打打球，这种交情恐难以让领导干部专门为某某“违反原则”。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于各级干部任职任用年限均有明确规定，如果一名普通公职人员正常情况下从科员晋升到副县级最少也要十年左右，且还必须经过“一步一个槛”的工作考量，以及每一次提拔任用时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会议决定和事后公示等诸多程序。突破这些原则和规定就意味着提拔者本人要冒极大政治风险。喜欢打乒乓球的徐孟加和这位女陪练已经不仅仅是正常运动项目“陪练”, “陪练”过程中陪出了男女暧昧关系。贪官多好色，而好色贪官们“在床上培养干部”绝非个别。

几年前被公众热议的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担任绩溪县县长时，对一位20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是：“小乖乖，你年轻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果然，这个女孩子很快便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妇联主任。

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也是“在床上培养干部”的“能手”。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最终被“培养”成了该市开发区文广新局的副局长。徐孟加培养“陪练女”, “陪练”的背后满足的是不检点官员的私欲，而出卖色相的个别女性，换来的是政治资本，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色交易。前些年，媒体曾经曝光云南涉履历造假女官党煦燕在不到三年时间内连升4级，从科员到正处级，只用了约800天时间，平均每195天提拔一级。她和某官员“睡了七年”总是要讨要些“利息”和“报酬”的。由此可见，个别女性表面上“睡”的是某某大权在握的官员，实质上“睡”的是失范的公权力。“一睡之下，官员利令智昏”，这不出意料。这些权力主体道德败坏，生活腐化，把公共权力变成了满足情欲的工具，在金钱与美色的陷阱中不能自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毒化了社会风气。

3．家庭需要的动机——“从此内心不安”

权力主体多数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和培养，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并且自主建构了一道“防腐墙”，抵御外来的各种诱惑，这是主流。但是，有的官员经得起家外灯红酒绿的诱惑，却经不住家内亲人的蛊惑而走上贪腐之路。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而导致腐败，这种情况在国内腐败案件中的比例也比较高。湖南省原高院院长吴振汉所犯案件就是由于家庭需求导致权力腐败的典型案件。

从吴振汉的任职经历上看，他堪称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在升任湖南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之初，其工作勤勉，生活检点，也被赞誉为“儒雅”的大法官。当时，一些亲戚指望吴振汉帮忙谋个好职位，他统统婉言拒绝，鼓励亲戚参加公平竞争。

但是，此时，其“贤内助”妻子李芝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个朋友打算给她送皮鞋，李芝不仅答应收下，而且叮嘱对方“到最高档的商店去买”，开始利用吴振汉的权力谋取私利。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为了求吴振汉帮忙介绍案源，并让他在其代理的案件中“审判倾斜”，决定进行“感情投资”。他不敢直接向吴振汉行贿，而是通过李芝：“李姨，请你疏通一下吴院长，今后多多关照。”李芝接受了该所10万元人民币的贿赂。起初，吴振汉对妻子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后来察觉情况“不对劲”。在银行工作的妻子突然关心法院审判工作，夜晚在床上向丈夫打探高院正在审理的一些案件的情况，并发表对这些案件的“看法”。再后来，有些人在向吴振汉“汇报工作”时，先提示一句“我到过你家里，李姐给予了热情接待”。吴振汉感到莫明其妙。直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吉凯来到吴振汉办公室“汇报思想”，直截了当地说：“我干副职这么多年，无论从业务上还是资历上，也该转正了。”末了唐吉凯还加重语气说：“

前几天我跟李姐（指李芝）谈过这事。”经过唐吉凯办公室明目张胆地要官的事，吴振汉才明白“贤内助”吹枕边风的原因。吴振汉回家追问，李芝很坦率：“不错，我是收了唐副院长的10万元红包。”她还将上次收受律师红包的事也和盘托出。吴振汉强烈反对，二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夫妻关系紧张，甚至于室内分居。

吴振汉与妻子做了一次交流。李芝说出了吹枕边风的心态：“你现在是副部级高官，革命几十年，却仍然住着三室一厅的简朴房子，家里摆设连普通市民都不如。”李芝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你这一届干完就要退下来了，这是你仕途中的最后一站，这个时候不弄点钱，我俩老了之后心里怎么踏实？”李芝还从理论的高度为自己辩护：“我收这点钱算什么？看看周围的处级小官们，哪一个不是百万富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独善其身有什么价值？”

吴振汉说：“别人怎么样我们管不着，我们老了有退休费和公费医疗保障，要那么多钱干吗？”此后，李芝的“枕边风”仍照吹不误，而且越吹越猛。吴振汉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开始在审判活动中运用职权打“擦边球”。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大的原则上把握住，妻子贪点小便宜导致自己肩上的天平倾斜一点也不会出什么大事。然而，李芝与养子吴剑雄联手，用爱情和亲情对大法官进行“围剿”，最终把大法官吴振汉彻底地拖进了万丈深渊。

一天，吴剑雄对吴振汉说：“爸，受朋友之托，有个案子恳求你网开一面。”这是吴剑雄第一次向父亲“推销”人情案。1999年5月至2000年6月，湖南高院先后审理了5宗中信实业银行长沙分行起诉深圳金北圣公司的国债买卖纠纷案，查封了该公司的“深圳大世界商业城”，进行清产拍卖。由于此案标的额达4亿多元，拍卖代理人至少可以得到4%的佣金，即1600万元，“拍卖代理权”就成了一块肥肉。湖南高院前任院长的儿子詹小勇、刑一庭原助理审判员李小平捷足先登，目标直取吴振汉。

李小平将吴剑雄拉了进去，两人约定佣金平分。吴振汉经不住老婆和孩子的夹攻，放弃了与妻子抗争，选择以危险的方式疼爱儿子，把“深圳大世界商业城”的第三层、第五层的拍卖代理权外包给了李小平，将其他楼层的拍卖权外包给了詹小勇。吴剑雄赶紧转行进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以公司的名义参与省高院的经济案件执行。

在为妻儿牟利的同时，吴振汉的思想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眼看着妻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张开口袋“吞钱”，吴振汉的眼发红、心发痒。2002年湖南高院筹建新办公楼，费用高达2亿多元。吴振汉亲自抓基建，从中收受巨额回扣。

见院长丈夫终于“开窍”，李芝称赞老公“这才叫与时俱进嘛！”吴振汉摇摇头：“我不知道现在是清醒还是糊涂，但我知道自己从此内心不安。”后来吴振汉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两件事操心，一是审判工作，二是队伍建设。我经常晚上睡不着，时时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李芝洞察了丈夫的内心世界：近三年来，丈夫常常失眠、心事重重，沉重的精神负担和恐惧心理让他憔悴不堪。2003年12月初，中纪委派出由9人组成的调查组秘密进入湖南，联合湖南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开始彻查深圳大世界商业城执行案。中纪委从外围入手先调查几个“小萝卜头”，然后直取核心人物。2004年6月7日，吴振汉被省纪委“双规”。

李芝忏悔道：“振汉，是我害了你！”2004年7月初，她利用吴振汉短暂的自由时间，像初恋情侣般挽着老公的胳膊四处游玩，并陪着他跳舞、打麻将。李芝与丈夫同时身陷囹圄，他们的养子吴剑雄听到风声后早已逃之夭夭。

李芝在高墙铁窗内每天痛哭流涕，她在交代材料和审讯笔录中写道：“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家。我从贤内助到贪内助，都是私欲膨胀和心魔作怪。我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正直的好干部，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他一定会功德圆满隐退。烧一辈子香临老吃碗狗肉，我愧对党的培养、愧对亲人、愧对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妇德。”

从吴振汉的堕落过程可以看出，起初，在爱情、亲情的围攻之下，他仅仅是为了满足家人的需要而违法运用权力，结果却是，权力主体也由被动腐败演变成主动腐败。类似的案件还比较多，需要警醒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特别注重家庭亲情，为家庭谋利是一种应当承担的责任，权力主体也比较容易受到家庭需要的影响而可能违法用权。因此，如何处理公共权力与家庭需要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每位权力主体面前的重要课题。

当然，权力腐败的初始动机远远不止这三种，比如，虚荣心、某种特殊嗜好、从众心理、甚至明哲保身而容忍腐败、助长腐败等等，都是腐败的心理根源和动机。腐败动机仅仅是腐败的主观条件，要滑向腐败的深渊，还需要一些必要的客观条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