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联的教训：“借助集权主义党的纪律”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民主监督方面的最大教训来自于苏共的自行解体和苏联的解体。苏共解体的原因很多，需要系统的全面分析研究，然而，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分析，最突出的教训就是党的权力的失控，党内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最高领导人作出背离党的原则的错误决策之后，全党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党走向了自我毁灭。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从党的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民主集中制是人类政党历史上最先进的组织制度。但是，如果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做到具体制度化，不能在现实中稳定运作、切实起作用，就会被曲解，甚至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机制。党内外的敌对势力也会利用这一点，进行破坏党、颠覆党的活动。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就是一个钻进苏共内部和上层，利用苏共组织制度的弱点进行破坏活动的典型。他在与俄罗斯《消息报》记者的对话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内心逻辑。他说：“我早就不信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最肤浅、最矛盾百出、最庸俗的东西。要想办法搞掉这个制度。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法是没有前途的，这事应从内部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集权主义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集权主义制度。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叛卖苏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自白，从反面明确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缺乏民主制约机制的现状，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把党带入灭亡的深渊。前苏共重要领导人、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博尔金，在苏联解体后做了非常深刻的评论：“他（戈尔巴乔夫）被迫带领党的信徒们进了屠场，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仅毫发未损，还更加肥了。”错误路线领导人毁灭一个党的怪异现象出现了。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深思。苏共监督制约机制的空缺，表现为最高决策权力的失控。这一点在苏共几十年历史中充分表现出来了。苏共缺少有效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造成权力的失控和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苏共重大理论导向决策的失控

追寻苏共垮台的教训，其运作机制中缺少有效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在重大理论导向方面的决策缺少监督和制约机制，常常是最高领导人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党的指导理论，这就很容易出现党的指导理论的失控。理论导向的失控必然导致政治方向上的重大失误。

在苏联，从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改变了对党的性质的表述，就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直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公开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的失误和失控，是苏联和苏共垮台的思想前提。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当选为第一书记。在1955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批判马林科夫“糊涂”，“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在2月的全会上解除了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随着对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事的处理和处决，赫鲁晓夫利用党内缺少监督的弱点和集权的体制，牢牢掌握了在党内推行他的错误理论的条件。

赫鲁晓夫制造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首先打开了背离党的正确理论导向的缺口。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由于是在一系列的组织处理的基础上召开的，早就把党内健康力量打下去，党内根本谈不上什么监督的力量了。因此，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就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思想。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决议，不但宣布“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狂热的口号，并宣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党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这就等于在理论上改变了党和国家的性质。赫鲁晓夫为了推行自己的错误理论，打击和压制党内的不同意见，早已把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几位老领导成员打成“反党集团”。大会决议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莫洛托夫，说他的罪过就是“特别起劲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竟然把苏共新纲领（指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引者注）描述为在精神上是反对革命的纲领。”看来，赫鲁晓夫的理论错误，党内并不是没有人觉察，只是由于缺少民主集中制的有效监督机制，不同的意见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正确的不同意见，往往成为专权的牺牲品，结局就是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

由于赫鲁晓夫把持了党政大权，民主监督的机制无法起作用，全国只能“跟风”。1962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将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全盘否定。会议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仅仅吹捧斯大林一个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只不过导致了哲学和教学工作的贫困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没有对问题做出正确的答复。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全苏联要按照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和党纲重新修改党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并按照赫鲁晓夫的所谓理论，开设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课程。这样，苏共二十二大在理论上的重大错误，借助于权力系统的强力，通过高校教材的形式灌输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之中。苏共主管的报纸杂志也不断发表宣传这些错误理论的文章，深化了这些理论造成的思想混乱。1962年3月，《共产党人》杂志第5期刊登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过渡》，指出，“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4月，《真理报》刊登文章《苏维埃全民国家》，批评了“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全民国家的思想抱怀疑态度”的人，认为他们是坚持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6月，《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刊登《苏联共产党是全民的党》的文章。随着错误的理论导向发挥作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否定党的历史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党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理论在全党、全国被彻底否定了。

为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时的苏共赫鲁晓夫等人祈求人道主义的帮助。1963年10月召开的科学院主席团会议，提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1964年1月，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提出，“确立我们的意识形态——伟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看来，利用党内许多干部和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偏低的情况，用所谓人道主义取代或偷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共背离正确理论导向的一条捷径。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和纠正，但基本上仍然沿用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19日欢迎宇航员大会上表示，“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表示“永远忠于”“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在苏共纲领中得到反映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12月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全民的国家》，文章除了鼓吹坚定地走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道路，还特别强调“党的性质也改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12月12日，《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从工人阶级的党到全民的党》。苏共这三次代表大会，正是改变党的性质和国家性质，开始沿着错误的理论导向下滑的大会。勃列日涅夫坚持这三次代表大会的理论立场，就等于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事实表明，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政策性的错误，维持了稳定的局面，但他完全把赫鲁晓夫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仍然沿着赫鲁晓夫的理论方向走下去。

这些情况实际上是苏共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序幕。在这样的气氛下，1970年出现了谢列斯特写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要“以全人类的、抽象人道

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一系列文艺概念和现象”。1972年10月，苏联出现了一份地下刊物《播种者》，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在俄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并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八项主张。西方通讯社认为，《播种者》的问世，“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长期潜伏的种子要在苏联土地上发芽了。”

1972年12月，在纪念苏联成立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他在肯定50年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在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后，逐渐地变成了仍由工人阶级作为领导力量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另外，他还强调了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他说：“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党和苏维埃国家编制我们一切计划的主要口号。”苏共在勃列日涅夫的控制下，狂热地吹捧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版的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真是汗牛充栋。勃列日涅夫对这些错误理论的保留和发展，为后来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苏共两届领导人延续和发展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偏离和背离，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最终结出了恶果。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发展了自赫鲁晓夫以来一直在党内蔓延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错误“理论”，迫不及待地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谓“新思维”，走上了背叛之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幸，也是苏联人民的不幸。从宏观上看，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不够成熟的发展阶段，在一个没有能够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内，实际上是由党的“一把手”把握思想理论的重大决策。对于“一把手”这方面的决策权力，没有足够的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的制约，是很危险的。

苏共1990年召开的二月全会对即将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新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进行讨论。在这次全会上，许多中央委员对这一纲领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批判。这些批判涉及了党的性质、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改革方向、私有制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尽管在形式上这些重大问题经过了辩论，各种意见都得到了发表，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凡是对他的错误理论和背叛行为不利的意见，他都不引导做出结论，只有在对他的错误理论有利的时候，他才引导做出结论。这是十分专横的做法，它践踏了党内民主，压制了党内的健康力量，它利用党的集中权力，把党推向毁灭。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完成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大背叛。苏共二十八大则在形式上彻底完成二月全会以来的背叛程序。

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共二十八大的所谓“意义”时说：“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他的这一自我暴露，值得曾经善意分析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动机的人们反思。二十八大的“意义”确实就是背叛，就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

苏共在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从80年代起，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就出现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现象。有些国家的执政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采取了十分轻浮的态度。有些只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声”不好，就不再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了。所谓“名声不好”，无非是有人、特别是苏共的不肖子孙扩大宣传斯大林的错误，人为地妖魔化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理论失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十分轻松地说，“我们可以丝毫不用害怕犯错误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况。”尽管齐奥塞斯库在其他政治方面没有动摇，但长期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抛弃，必然导致自己垮台的悲剧结局。

当然，苏共及其领导人在理论上失误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上层领导人的理论修养不够，不懂马克思主义，以至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还要追求虚假的吹捧，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从制度上看，党内对重大理论的改变没有真正的民主监督机制，某些最高执政者实际上垄断了对理论的解释权力。这样，一旦出现方向性的错误，就会不可节制地滚入深渊。在理论上缺修养，没能力，不慎重，再加上没有发扬决策上的党内民主，这就是造成苏东悲剧的思想理论原因。

2．苏共组织权力的失控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历届最高领导人都是利用组织大权，在党内搞党同伐异，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靠大量撤换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级干部，完成自己的背叛历程的，比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自从戈尔巴乔夫得到党的总书记职务，他沿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传统，利用组织权力，开始为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组织上的准备。虽然在党的政治局内也有不同意见发表，但是结果始终是不能挽回局面，无可奈何花落去。看来，由一个什么样的人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决策集团，也就是最高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重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监督权力失控，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1953年上台的赫鲁晓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处决了党内7名重要领导人，免去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新任命了11位元帅，重新更换和任命了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他通过这样的组织手段，建立了不正常的个人威信，消灭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实际上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恐怖氛围。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监督就无法得到贯彻，这就必然出现组织权力的失控。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利用组织手段，把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清洗了47%，把十九大选出的35名主席团成员清洗掉21名。翌年2月，又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打成“反党集团”，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颠倒黑白，利用中央全会的《决议》给马林科夫等人扣的帽子竟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可悲的是，这样的决议，却得到包括被处理的人在内的党中央委员的“一致通过”，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投了“弃权”票。到了1958年，这个被斥责为“卑鄙的集团”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系列，又加入了原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1960年，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主席团成员伏罗希洛夫身上。在大力推行错误主张时，赫鲁晓夫提出的“名言”就是：“如果你执行不了，就请你让位给别人。”这是一个典型的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宗派主义口号。谁不执行赫鲁晓夫的错误主张，谁就要被撤职。1960-1961年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地方各省第一书记职务的达11人，这些人同时都被开除出党；被解除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的6人。这样，凡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政治见解和政治倾向的人，都被打下去，凡是吹捧他的人都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这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组织处理事件，党内的健康力量被彻底摧毁和清理，错误的政治方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纠正。正因如此，赫鲁晓夫才能在后来几年的时间里把党、政、军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为所欲为。他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错误理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起来的。当然，赫鲁晓夫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由他经过类似政变式的手段进行清洗而组成的新领导班子，在他走到极端的时候，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把他轰下台。

苏共的最高领导权落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后，由于没有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制约，他利用专权的手段，以宗派主义的形式组织背叛社会主义的帮派领导班子。这正如曾经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所说的：“在发表有关民主的无数谈话的同时，实际上有关谁应得到哪一职务、谁应坐上哪把交椅，全是由戈尔巴乔夫个人决定的。”他可以不与联盟院商量，也不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商量，就擅自提议亚纳耶

夫为副总统候选人。当仍然没有被通过时，戈尔巴乔夫竟然运用权力，强行进行第二次投票，使他当选。这种专横的组织权力，在党内起到了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强化背叛的力量的作用。党的组织权力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完全成了专横跋扈的私人权力。这样，组织权力的滥用就不可避免了。

苏共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这是长期存在的党内缺少民主监督的必然后果。戈尔巴乔夫的发迹和攫取最高权力，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完成的。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当选为中央书记就是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人指定的，因为勃列日涅夫觉得戈尔巴乔夫是他的人。这种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是缺少监督的产物。当时的契尔年科是这样向戈尔巴乔夫传达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至于全会选举的民主程序，简直就是轻松地走过场。正像戈尔巴乔夫自己描写的那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 会上包括任免政治局委员的事项，都是“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这表明，在选择党的高层重要领导人的过程中，整个党的中央机构没有丝毫的监督作用。看来，在苏共内部的机制中，只要投靠、争取“一把手”的信任和欣赏，就能够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苏共干部提拔的主要机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戈尔巴乔夫不断利用过分集中而没有受监督的总书记的权力，推进了毁灭党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按照是否支持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采取组织手段大量换人。他竟然更换了70 ％的领导干部，同时把雅列夫科夫那样的一心想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物提拔到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

苏联垮台后两年，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国家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5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这对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提拔到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来的人物的政治立场状况，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注解。

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为了扫除阻碍他推行背叛路线的力量，动用了党的集权的力量。为了防止党内指责他为“修正主义”，他这样策划：“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存在的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这样的机制，不但不能发扬党内民主，实际上成为压制和打击党内民主力量的工具。

3．苏共对利用权力攫取财富行为的失控

苏共的一些上层特权人物，长期以来就利用改革形成的空隙，攫取公有财产。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他们更是如鱼得水，疯狂侵吞国家公共资产。这是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政党彻底变质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变质的经济基础。

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大卫·科兹在华期间的演讲和他的专著《自上而下的革命》，对苏联的分析具有独到的见解。他从苏联剧变前后某些人物的起落分析中，得出了苏联是被苏共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推翻的结论。他认为，苏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之所以会转而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带头毁灭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偶然的。到了80年代的时候，苏联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人，开始只对物质利益感兴趣。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进行关于政治体制争论的时候，这些人也立刻变得非常公开了。这些人在苏联体制之内，可以说是享有相当多的特权的，而恰恰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这种体制和社会主义本质，使得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他们不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不能合法地把这些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孙。他们意识到，如果苏联仅仅是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他们的这种特权就会受到更多的影响。如果苏联转向资本主义体制，那他们就会成为资产阶级，成为苏联极有价值的国有资产真正的拥有者，并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大卫·科兹的这个分析，既揭示了以权攫取财富的失控的后果，也揭示了他们使自己盗窃财产“合法化”的进程。国家公共财产的变质，必然形成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这个力量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力。

为了说明苏共上层特权阶层的政治态度，大卫·科兹引证了1991年由美国的一个社会学者做的调查。这个调查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对于苏共中央政治领导层和苏联的精英阶层做的一个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当中只有12%的人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还有10%的人是怀念以前旧的苏联体制的；77%的人都是完全支持资本主义体制。但是在当时，对苏联老百姓的调查结果却是：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比例只占15%到17%。

俄罗斯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2004年5月21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所做的苏联解体的原因的报告中，指出了苏共特权阶层利用特权攫取国家资产，摇身一变成为暴富和显贵的结果。他指出，当今俄罗斯经济领域著名的13位寡头，实际上就是灰色经济、影子经济的领头人。他们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家致富的，后来又投靠了叶利钦。叶利钦掌权后通过颁布一道道总统令，使一小撮俄罗斯人暴富，合法化地抢占国有财产。这种状况被丘拜斯所推行的证券私有化运动掩盖了。当然，丘拜斯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不仅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也登上了世界富人榜。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现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所以，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样的评说，真是入木三分。

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特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政治上“自杀式”的失败时，曾经这样说：“总书记把共产党的忠诚卫士（高层机构）变成了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财经犯罪团伙，以此掠夺苏联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这个磨房里，把逐渐建立起来的成熟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碾得粉碎，像废品一样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他政治上自杀的‘秘密’。”这个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就不能控制和制止党内的上层人物利用权力抢夺和占有国家资产的行为。党内的特权阶层一旦成为占有大量非法资产的人物，就必然成为毁灭党的主导力量。这是苏联出现悲剧的根源。

苏联和苏共解体的严酷教训，值得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深思。一个偌大的超级大国，怎么忽然倒塌？通过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分析，归根结底同党的民主监督机制的缺失紧密相关。这就产生了20世纪最大的怪异现象：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毁灭了一个超级大国。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加强党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才能防止党内出现错误路线的领导人的悲剧。共产党人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也是不够完善和成熟的制度。21世纪共产党人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保持高度警觉，加强自身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防止敌对力量打入党内上层，利用缺少监督制约机制的弱点，毁灭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一点上说，苏联的严酷教训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个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不应该歪曲，更不应该对此无所作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