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建设环境三个重大变化的挑战

历史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党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形势和新考验。特别是来自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情况新考验，都非常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既给党的建设带来机遇，更带来挑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员干部的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此，就需要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使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和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相互监督制约，从而实现党的自我约束和完善，成为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执政党。因此，只有完善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党才能很好地应对来自国际国内和党内因变化引起的种种挑战。

1．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面对当今时代的新环境，如何防止党员干部的权力被滥用，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以个人利益取代阶级利益，防止党的大政方针出现失误，是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给执政党的建设提出的考验和挑战。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显得迫切而必要。

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和相当一段时期内争取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无疑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条件。但是，和平与发展对中国是一柄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机遇，挑战也是极其严峻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是西方对中国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领域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极好借口，和平环境正是西方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背景和历史条件。就党内而言，和平环境更容易让人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甚至可能自我解除思想武装，有意无意地配合西方和平演变政策。

历史和事实证明，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必须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才能给中国的建设事业带来真正的发展机遇。为了发展经济而忽视政治，甚至完全淡化意识形态，只讲经济全球化，只讲经济实力，而不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看不到西方欲迫使中国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的企图，我们最终不仅可能丧失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使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威胁。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及东欧各国今天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地位，很可能是中国明天的归宿，所以，在认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如果我们只看到机遇和有利条件，只关注经济问题，而忽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与西方交往中不敢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道路，放弃主动权，受制于人，就会麻痹了自己，使党处于被动的地位。

冷战的结束使两极政治格局随之解体，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大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其谋求称霸世界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从未改变。国际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但至少在未来十几年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因此，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和中国一超多强的不平衡多极化格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期间，美国推行的单边政策很可能在某些时候表现出比较强劲的态势。美国必将利用其各方面的优势，为实现和巩固其称霸世界创造适宜的战略环境。从冷战时期防御性军事联盟转变为冷战后对外进行军事干预、侵略性军事联盟的北约，就是美国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以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军事工具。

现在，我们无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世界力量的组合和利益分配因此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计算机网络等各种信息技术和设备在世界许多国家广泛地应用，互联网用户已达2.6亿多，2005年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超过1亿户。信息化网络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霸权主义和反华势力可能利用这种新的信息渠道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策略。美国已提出要预防信息战中的“珍珠港事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发展信息化网络化的同时，没有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就无法保障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信息化网络化进一步将世界联结在一起，使人们更容易相信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全球化以来的现实也日益显示出目前全球化的弊端和局限性。在经济全球化为世人描绘充满发展机遇的前景时，世界经济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悬殊并加速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和世界绝对贫困人口都大幅度增加，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也在扩大。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发达国家常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技术资金匮乏者则往往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这种现象被称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那种以为参与全球化进程就能够自然地获得发展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

经济风险的传播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也日益全球化。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许多国家至今仍心有余悸。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持续低迷，引发了世界各大股市暴跌，一年内全球股票市值就下跌了近10万亿美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随之增高，我国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提高。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大的波动，对执政党驾驭市场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现行的各种国际机构都由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规则也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虽然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占了3/4，但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小圈子商议制度，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参与其中。正如圭亚那外交部长所说：发达国家是关起门来私下做交易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还无力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加入全球化的国家只能遵照由发达国家事先制订好的规则和指定的道路，这种全球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止意味着机遇，同时也必然布满陷阱充满挑战。

经济全球化势必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提出挑战。1999年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就突出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不公平和不平衡。对中国来说尤其要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讲，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与制度的竞争和对抗”。而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受到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写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关于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的影响，对于全球化的局限性和一些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国内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出现经济上盲目与国际接轨的倾向，把全球化等同于趋同化、一体化，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缺乏坚持自身价值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缺乏安全观念，采取不设防、不进行自我保护的政策。这种势头一旦发展下去，就会跌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设置的陷阱。

有一则寓言讲到，鱼儿们在游到靠近沙滩的地方看到有很多飞行姿态优美的海鸥，那些海鸥对鱼说，看我们飞得多好、多高！我们能够在蓝天上自由地翱翔，你们行吗？鱼说不行。海鸥就对鱼说，那为什么不学学我们呢？于是鱼儿们游上沙滩，也想象海鸥那样飞起来，可是它们就很快地变成了鱼干，被海鸥一条一条地吞进了肚子。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听从西方国家的建议，不加分析不顾实际地学习西方的经验，按照西方设定的道路前进，其结果必然是变成发达国家的附庸，乃至成为促进其发展的牺牲品，成为供养其发展飞翔的“鱼干”。世界上那些以为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搬用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就可以摆脱贫穷的国家，迄今无一例外地仍没有真正摆脱贫困的状态。接受美国哈佛大学建议采取“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其经济地位、国际地位也远远无法与原苏联相比。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还大量存在于国际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全球化绝不是一种超然的意识形态。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要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来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就是与美国有着相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国家。美国当地时间2005年2月2日晚，布什在连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也提到美国“要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以民主和自由对付恐怖邪恶分子”。为达到这一目的，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配合“西化”、“分化”的战略，向其他国家渗透、宣扬他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争取青年和知识阶层。对中国而言就是实行和平演变，培植、鼓动和支持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各类分裂势力，欲将中国分而治之。只要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上的分歧仍然存在，西方“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就不会改变。但是，搞不搞“和平演变”在

西方，变不变则在中国自己。

国际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不单单是经济力量的比较，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美国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在21世纪，“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我们同东方交往越多，我们就能使它受西方典范力量更大的冲击，甚至共产党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抗拒。”用这种方式“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定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西方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看作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好机会。一位美国政要甚至把和共产党人握一次手，都看作是能使和平演变起作用的一种活动。那些有地位有权力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又不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西方国家拉拢腐蚀的重要对象。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员面临着在政治思想上受影响侵蚀以至变质的危险。我们如果被美国描绘的全球化的美妙前景所迷惑，放松对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就会给资产阶级以可乘之机，就会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让自己“不战而败”。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历史教训中，西方政治家从戈尔巴乔夫“看世界是不带意识形态的”，预言苏联很快将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吸取的。

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保障我党从容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被西方和平演变，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党员缺乏对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严格监督和制约，使全党无力抵制和约束错误的领导，最终丧失了党的执政地位，使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深刻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存在类似的隐忧。由于党内民主发展的局限，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些地方没有被切实贯彻，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一旦他们犯了错误，包括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其他党员就很难阻止错误的发展和蔓延。西方国家利用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形式，以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诱惑、腐蚀党员干部，在我国寻找和培植代理人显得更加隐蔽不易察觉。这种渐进式的渗透、侵蚀较之明目张胆的支持更容易让人忽视和放松警惕。为此，必须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充分表达意愿和主张，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和了解，最大限度地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保持上下级间思想、政治观点的良好沟通和政令下达执行顺畅。通过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的践行，使党委的重大决策都依照党内民主的程序做出，代表全体党员的意愿，代表党组织的共同意志。这样才能在保证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同时，及时发现和清除被西方反华势力收买、培植的个别人，避免主要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取代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防止个人或几个人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现象出现。

2．国内环境变化的挑战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是我党在新世纪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复杂多样，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显现出来。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必须把握时代特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为此，在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变得迫切而必要。国内环境的变化向我党提出了如何通过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坚持以党性原则建设党，避免个别党员干部以市场经济原则取代党性原则，防止市场经济原则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防止权力被当作谋私的商品，使党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导致党从内部发生变质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不断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形成国有、私营、个体、外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况。从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逐步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于一些人对两个“主体”坚持不够，使个人财产不仅在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人们经济收入的来源和渠道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格局的多样化。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有利于调动不同阶层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原则有时被一些人滥用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更有甚者，将此引用到政治领域，大搞权钱交易，产生大量令人民群众憎恶的腐败现象，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实质上也破坏了尚未健全的市场秩序。而分配制度的多样化使生产要素等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扩大，在极大地改变了人民收入结构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目前，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状况已经引发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这一情绪的发展一旦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实行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现在有些省份至少比发达地区落后10年，甚至更多，西部普遍落后，弱势群体增加。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导致社会各阶层相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拥有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在下降的国家公职人员在暂时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改变这一状况的条件下，在经济利益至上原则的驱使下，很容易发生采取非法途径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分配方式多样化和利益要求的多样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国内环境对对党员干部的最大考验，也给如何实施党内民主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正在大量涌现，它们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变，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一些经济职能逐步分离出去，这将促进各种非政府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机构迅速成长。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对外经济活动的迅速拓展，外资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型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进一步成长壮大。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也将发生大的变化。各种经济组织、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协调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加快发育和成长。多样化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需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引导这些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党对这些形式多样的各类组织的影响力，改变党在这些组织中工作薄弱的状况，通过党员的带头作用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和带动这些阶层中其他人员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但是，党在这些组织中的力量和影响还比较薄弱，如何通过实施党内民主监督，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给完善党的领导提出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同时存在，人们面临更多的选择和诱惑。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许多政治领域所反对和批判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在生活领域得到体现。人们对于职业的选择不再以国家建设需要为主，而是更加复杂，其中经济效益、发展前途等因素日渐重要。当我国总体上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也发生改变，先富地区和先富个人对全社会的消费生活方式起到了示范作用，挥霍浪费、追求奢华、盲目攀比、贪图享受等不良倾向大量出现，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力量和作用。所以，在各种社会不良思想的浸染下，党员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往往是集经济腐败和生活腐化为一体，领导干部腐败有多数跟“包二奶”有关，在被查处的贪官中，更是几乎人人都有情妇。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也损害了党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在诱惑和选择的机会都增加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中的党员干部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选择，如何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以及如何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等问题都摆在党员干部面前。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

化，知识经济时代出现了新的就业方式如工作家庭化，自由职业者增多，兼职、挂职现象更加普遍，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协调和管理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目前，中国失业和下岗人员接近1400万，占社会劳工人口的7%。

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与国有、集体企业相比，党对非公有制单位、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力量薄弱，管理更加复杂。许多非公有制企业、单位党员数量少，甚至没有党员，无法单独组建党组织；党员流动性大，特别是个体工商户和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分布广泛而且零散；由于他们从业方式灵活多样，即使建立了党组织，也难以对党员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这些因素使得在非公有制单位党的各项工作都难以有效地开展和监督执行，党的领导有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另外，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也为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爱人、子女、亲友安排、谋取有“钱途”的职业、职务，提供了适应的社会环境和方便，为其腐败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正因如此，才有关于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爱人、子女的党内规定出台，然而，此类腐败现象却依旧屡禁不止，这对党如何在新形势下管理、约束领导干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市场经济有急功近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弊端，有很强的自发性，而共产党一贯强调自觉性，并且有着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市场经济自私自利的原则更是与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要求相对立。市场经济原则已经对一些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原则产生了冲击和腐蚀。一些党员干部出于个人利益第一的考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对党离心离德。有些党员干部出现背离党性原则的个人追求和政治主张。党员干部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应当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却被有些人当作谋私的商品，被滥用来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如何正确认识党性原则与改革中利益的调整和经济活动中利益得失的关系问题。

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执政党脱离群众，腐败蔓延，不得人心，其执政地位就会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完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加强对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行为的有效防范和及时制止。

3．党的队伍状况变化的挑战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种动态发展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目前，我们的党员总数已达到6800多万，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员队伍的空前壮大，在表明我们党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兴旺发达的同时，党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任务也更加艰巨繁重。如果组织管理不善，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近十几年来，党的队伍建设在以每年平均100多万的速度递增，而党的思想建设却相对落后于组织建设，党员的数量和党的战斗力、生命力不成正比，并因此成为削弱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列宁早就提出了发展党员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观点。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最好的借鉴和镜子。它在只有20万左右党员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万左右党员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在近2000万党员时瓦解。苏联共产党不但没有因为党员数量的增加而壮大，相反，丧失了70多年的执政地位。党的权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就无法纠正党的错误的政治主张，党的先进性、正确性也就无从谈起，也就难以承受和抵制各种风险，就会削弱乃至否定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必然受到威胁。因此，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显得日益紧迫而必要。

1996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引用了毛泽东在1956年说过的一段话。毛泽东说，我党之所以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风波时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是因为我们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上百万久经考验的干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员干部的队伍处于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使党更加充满活力，但是年轻干部往往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的问题，有些还不能敏锐地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党性修养还需进一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基本路线能否得到继续贯彻执行，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在思想政治上的团结统一等问题日益尖锐。

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围堵、颠覆政策破产后，把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和西化战略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内部发生了一些让他们为之兴奋的变化。比如，我们在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营经济渐渐发展起来，私营企业主不断增加，甚至正在形成阶层；亲美情绪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有蔓延趋势；在对外交往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渐渐出现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只注意经济合作，不讲反帝反霸；新一代共产党员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老一辈坚定，却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里，有些党员干部对敌我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政治上还不成熟，甚至刻意回避政治；模糊是非界限，背离基本原则，忘记党的宗旨的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党员干部队伍状况不如人意，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按中纪委公布的数字，从1995年起，在我们党内每年处级以上干部大约要垮掉1%，1999年超过1%。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中蔓延流行。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对国家方针政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情绪，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模糊态度暧昧。有些人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地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有人奉行拜金主义，为获得一己之私利，违反党纪国法，“傍”不法“大款”，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一些党员干部受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生活上贪图享受，一味追求时尚，不讲奉献，只讲索取。如何抵御“三害”的腐蚀，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是共产党员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加强党内监督就是要使上述不符合党性原则的行为在党内没有立足之地，防止其滋长蔓延。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有利于发展经济，其负面效应也会腐蚀人们的灵魂，甚至涣散党的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数万名党员干部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昏了头脑，背离了党性原则，成为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俘虏。这其中既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普通干部。这与有些地方对党员入党的把关不够严格有关，特别是在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党员时，有些党组织没有完全做到依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发展新党员，有些入党动机不纯的人也混进党内。现实中还存在以经济实力强弱、为社会捐助财物多少、个人名气大小作为衡量吸收新党员标准的情况，有些地方在发展党员时，用业务标准取代党员标准，注重业务水平，只要业务好、贡献大，就可以入党，忽视政治觉悟和思想品质方面的要求。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党内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党员个体的监督权利和党组织对干部的监督制约作用来解决。

庞大的党员队伍中有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员，教育他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不是一件易事。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从业的党员，因管理困难，难以监督他们是否严格履行党员义务，也很难保证他们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其他党员的监督。有人凭借经济实力和入党后取得的社会关系干预党的各项工作，把入党作为捞取政治资本，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途径。因此，不仅要严把“进入关”，还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保障“出口关”的通畅，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及时发现腐败分子和不合格的党员，并将之清除出党组织，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

有些党员干部中官僚化倾向也比较严重。一些人把自己的职位、职业看作是工作的目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党组织的庞大规模需要一定的上下级秩序来维持，但是，当官僚化成为风气时，就会使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渗透到人格和思想上，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的要求。而人格和思想上的“等级”制必然影响到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的执行，普通党员往往处于“等级”制的最底层，由于缺乏民主意识，他们往往不敢也不想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领导干部又有官僚作风，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党内民主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实行也只能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监督制约的主体必须具有依法独立行使监督制约权力的独立性，拥有与被监督者对等的权力，并以权与法的强制力量作保证，才能产生彼此制衡的关系，否则就会在被监督制约的权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是加强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关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