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动力
如果说官场是一潭深水，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反映出水底下暗流涌动，突然有了较大规模人事异动的机缘，仿佛深潭底部出现了吸水的黑洞，搅得一池水都乱了，不知有多少通往理想境地的通道，也不知有多少充满危险和玄机的漩涡！官场中与之有关的人们一下子变成了上蹿下跳的鱼，虽说都在运动，但目的性各不相同，多数只图寻找到维系生存的合适位置，而上爬欲望超强、或者叫有想法有上进心的那一部分，则如同注射了兴奋剂，急速游动，左冲右突，想要抢占更为有利的地形。
汪如澜眼瞅着身边许多人蠢蠢欲动，眼睛都红了，自己却只能置身局外，干瞪眼看着。
风传祁北市政绩卓著的市委书记即将升职到省上工作，临走会安排一批干部，又恰逢机构改革，少数政府职能部门调整归并，还有市直多个部门的干部任职届满，正常的补充调整也将进行，这样以来，很多人有了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而更多机会并不大却自认为尚有一线希望的人也被搅扰得寝食不安。
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仕途进阶，或者想要寻找更有油水、更舒适的位置，那就赶紧活动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祁北市最近很热闹。
中国的官场，只有县处级以上的领导才是领导。能当上科长尽管不容易，但科长无非是个大头兵，干活的而已。从眼下看，美女汪如澜刚刚提拔副科级不久，晋升正科火候还不到，本市要提拔一批处级干部，与她能有多大关系呢？还得熬，还得等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欲速则不达，韬光养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基本功。说汪如澜不心急是假的，但至少她在表面上还绷得住。
五年前，就在同胞兄长被枪杀的那一刻，汪如澜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做人上人。
汪如澜的哥哥汪如松一辈子活得窝窝囊囊，最终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工厂大院的水泥路上，他开着大货车，故意将那个作恶多端的车间主任撞倒，并且前进倒退反复碾压，将一个大活人做成血肉模糊的大肉饼。
说起来那个死鬼活该。他把车间主任当得跟个土皇上似的，天马行空，威风八面。平常在本车间，他说让谁加班你就必须加班，他说扣谁奖金就扣谁奖金，然后将加班费和所扣奖金变成小金库，肆意挥霍，想干啥干啥。虽说《宪法》上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是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一线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好象越来越低了。且不说管理层和工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让老百姓忿忿不平，而且，哪怕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乃至工段长、小组长，都可以骑在工人头上拉屎撒尿，让你活得没有一丝一毫尊严，屈辱得不如一条狗。拿汪如松来说，他作为车间唯一的货车司机，经常被派出去拉货，长途跋涉，不避艰苦，遇到路途不顺利，堵车什么的，往往昼夜休息不好，甚至忍冻挨饿。可是回来以后报销差旅费，车间主任总是找茬克扣，从来不考虑汪如松路途艰苦，给他留足休整的时间，谈不到任何具有人性化色彩的关怀，而且稍稍看他不顺眼就破口大骂，像教训孙子一样。车间主任并不是对谁都这样，那些善于溜须拍马、巴结逢迎的人往往会有善待，而汪如松这哥们儿性格耿直，平日里不知道请客送礼和车间主任润滑感情，吃亏挨欺负是铁定的。
汪如松作为一个男人，看上去性格十分木讷，给人不愠不火的感觉，其实，这种老实人平常把屈辱埋藏在心底，等同于逐渐积蓄能量，一旦爆发无异于突然喷发的活火山，足够制造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新闻。况且最近发生了一件不仅汪如松难以容忍、只要是个男人就无法接受的事情，车间主任借他出差拉货的机会，酒后闯到他家，用十分暴力的手段将汪如松的妻子强暴了。汪如松的老婆是同车间的女工，人长得漂亮，车间主任觊觎她的美貌不是一天两天了。强奸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可是在车间主任眼里这点事情算个屁，干完他就大摇大摆走了，临出门扔下一千块钱，对汪妻说：“咱俩交个朋友吧，这钱你拿去买件衣服，留作纪念。”
老婆被人强奸，这绿帽子戴得太窝囊，何况对方是欺压他多年、早就让汪如松切齿痛恨的车间主任！一旦知道了点蛛丝马迹，汪如松立即进入了火山喷发前的准备期，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首先融化成火热的岩浆。即便这样，汪如松的老婆竟然奉劝老公忍气吞声：“如松呀，咱惹不起。车间主任的大舅哥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人家后台硬，扳不倒，万一把他惹恼了，今后咱俩在车间还怎么混呀？”汪如松前所未有的暴怒，抬手扇了老婆一记耳光，骂道：“你还要不要脸？没血色的东西！我绝不会饶了这个强奸犯。”
一怒之下，汪如澜来到厂里，发动着他的劳动工具——重型大卡车，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把恶棍车间主任消灭了。
汪如松故意杀人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车间主任作恶多端在前，汪如松报复杀人在后，但是要想给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执法人员行贿，以争取对家人有利的判决，汪家的人无论如何弄不过车间主任那一方，毕竟人力财力、人脉关系等等，和对方比较都处于下风。于是，汪如松只能窝窝囊囊地去给那个恶棍抵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毙了。
哥哥被枪毙，给汪如澜一家人所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几乎将二老爹娘彻底击垮，何况儿子并不是正常死亡，按照常理他也不见得该死。再加上汪如松结婚六、七年，一直没生出小孩来，他人死了，年纪轻轻的老婆肯定要改嫁，妹妹汪如澜将来即使生了孩子也会跟着她老公吴功达姓吴，所以在汪家父母心里，他们家基本上算断后了，这一点加深了二老悲伤的程度。
汪如澜倒没怎么考虑汪家香火延续的问题，但哥哥的死让她的心里燃起一团烈焰，一团仇恨的烈焰。汪如澜认为，从根本上讲，她的哥哥不该死。哥哥正当壮年，在家里承上启下，是顶梁柱，他怎么能死呢？他死了，那些本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谁来承担？汪如澜毕竟是女子，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她在汪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与哥哥相提并论。另外，哥哥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实人，绝不会主动挑起事端，绝不会无事生非，更不会无故杀人。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木讷内向的人被激怒，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分明是被人欺负得实在受不了啦，正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哩。
汪如澜思考的结果，她的哥哥是被人欺负死了，冤死了。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而得不到及时的、应得的惩罚？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而我们的社会却缺乏为之伸张正义甚或纾解积愤的有效机制？党和国家一直强调要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可是社会不公却是常态，正义往往被束之高阁，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平等！那么，这些不平等根源在什么地方？弱肉强食究竟是自然法则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铁律？汪如澜还年轻，对于一个走上工作岗位时间还不够长的大学本科生和女性公务员来讲，如此深奥的社会学问题她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得出准确的、系统性的结论，她只能凭感觉做出判断。汪如澜经过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存在于和宪法精神相违背的某种威权背后，在于游戏规则是由少数人制定的。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少数派出发点正是为了维护他们所在的集团或阶层的既得利益，至少潜意识里忽视甚或罔顾社会大众的观感和切身感受，他们将游戏规则装扮得五彩迷幻，玩弄得炉火纯青，让多数派的普通老百姓头晕目眩找不着北，从而懵懵懂懂迷迷瞪瞪浑浑噩噩糊糊涂涂总是让人欺负，这大约就是我们的社会截止目前仍然缺乏公平正义的奥妙之所在。
我的哥哥汪如松为什么会死？一个老实人为什么走极端？他被判处死刑是否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车间主任被车轮压成肉饼究竟是善恶有报还是偶发事件？酿成此类惨剧究竟是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还是背后掩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国务院总理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假如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能普照大众，能让没有出事前的汪如松感受到温暖，那么他报复杀人的恶性事件还有没有发生的土壤和条件？此类人间惨剧是不是就能减少或者从根本上避免？
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制定并熟练运用游戏规则的那一部分人总是处在强势地位，而更多的普通百姓却只能被动适应，动辄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甚至无谓牺牲却根本找不到解救自己的秘密武器或葵花宝典。所以说，一个人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得有尊严，有安全感，就必须抢占有利地形，千方百计跻身于制定并使用游戏规则的那个阶层，除此而外，还有别的出路吗？换一种说法，人太老实了不行，没权没势没银子更不行，要想躲开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只能想方设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努力成为强势群体的一员，成为真正有力量的人上人。否则谁又能保证永远不做汪如松第二？甚至命运和下场比汪如松还要悲惨！
难道不是吗？在哥哥和车间主任两个人的官司当中，除了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以外，车间主任那个当大官的大舅哥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不言而喻。谁让人家身居高位，处在制定和运用游戏规则的高度之上，而汪如澜的家人的能量无法与之比肩呢？不仅仅封建社会几千年一直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谁又能说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市场、没有一席之地呢？老百姓中有明眼人说：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有钱也能使鬼推磨。处在弱势地位的小老百姓到哪里讲这个理去？
那一年，汪如澜只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女大学生，胞兄之死曾一度让她变得喜怒无常。到了单位，她不得不戴上假面，对上司陪笑脸，对同事打哈哈，对工作得过且过，回到家，她动辄摔东打西，乱发脾气，弄得新婚丈夫吴功达手足无措。
“是不是如松哥的事让你受刺激了？”中学教员吴功达小心翼翼问。
“你意思是说我因为哥哥被枪毙，得神经病了？我告诉你吴功达，我好好的，要得神经病也是你得，你这种窝囊废男人也许还不如一个神经病呢！”汪如澜对吴功达说话一贯不客气，听上去像故意找茬。其实早在两个人恋爱过程中汪如澜就觉得吴功达作为男人没有力度，窝窝囊囊，还娘娘腔，但她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择偶标准，不允许未来的老公比她更强势，也不知为什么。
“好好好，看来你真的受刺激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吴功达也是一根筋，听上去仿佛向老婆妥协，实际上等于确认汪如澜神经有问题。
“你才受刺激了，你才有神经病，你们吴家的人都缺根弦儿，大脑不健全！”
“看看看，说着说着又生气了。其实我最近一直有个想法，如松哥走了，没有留下后代，这对你们汪家来说是件大事，要么咱俩这辈子至少生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姓吴，另一个姓汪，为你们家传宗接代。我觉得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你要是同意，将来生二胎的指标我来想办法，我的学生家长中什么人都有。”吴功达说。
“生两个小孩？生你个头！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吴功达，咱要是不想办法改变命运，将来生了孩子照样处在社会底层，照样受人欺负。你就知道生孩子，传宗接代，万一生了孩子养大像你，窝窝囊囊与世无争，或者像我哥，老实巴交被人欺负死了，生养孩子还有什么意义？你真是脑子缺根弦儿，想问题是用脚后跟想呢？你赶紧滚一边儿去，我的事情不要你管！”汪如澜横眉立眼斥责老公说。
从此以后，汪如澜下定决心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哥哥死了，她这辈子肩负着保卫家族利益不受侵犯的神圣使命，肩负着汪家子孙后代扬眉吐气翻身得解放的重大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唯一的出路是走仕途，当官，用一定级别的行政职务来证明人生价值，完成人生目标。汪如澜同时暗下决心，官做不到县处级以上职务，这辈子绝不生孩子。她还将原来的名字“汪如兰”改为“汪如澜”，扩张气势和力度，以明志。
将胞兄之死转化为人生动力，汪如澜用了五年时间不懈奋斗，才弄到一个副科长。即使得到这个“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的副科级职务，汪如澜也付出了代价，甚至蒙受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