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

年近不惑，才整出一本书，似乎落后了，但就我个人心性而言，还是提前了，这比我预想的早到了些年。从这个层面上说该是皆大欢喜的。

这本集子中的小说是我近十年来创作的。除极少数篇什外，皆是在各级报刊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曾在我的生活中打下过一些印迹。就像一位仁慈的老母亲，百般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在心里时常牵挂着她们。这使我想起了近期播放的一部美国电影《家乡的孩子总是好的》，尽管她们有许多坏毛病，但一位母亲的宽容慈德，不能不使其自身的心灵得到某种最直截的感召。我觉得在对待小说的胸怀上也应该有这样一份久违的善待。基于这种想法，我就着手给她们修一间房，尽管我并不富有，但我是尽了我的最大努力的，我相信她们也会在这片自由而宁静的空间惬意生活的。

说这到本小说集，我不得不多说些话。从我个人的爱好看，我是不可以写小说的。我读中学时特别偏科，尤其讨厌语文，记得中学时的语文课，大都是在儿戏，每到语文考试，都成了我一道难过的关口。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在鄂西南五峰县的一个高寒小镇任教。我因为出生在长江岸边，见过的多是熟悉的水乡泽国，丘陵低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雄奇伟岸的大山。虽然远离故土，但这里的山石明月却让我陶醉其间。但后来的恶劣气候，却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刚入秋，这个小镇就笼罩在阵阵的寒气之中，入冬以后，小镇仿佛四处来风，每出房门，耳面如刀削针扎，这样的气候是我从没有遇见过的。由于当时的准备不足，经验不够，入冬后的物质储备不充分，实在说这一个冬天过得十分尴尬。手脚都冻起了疱疤。由于那时正处在多梦的时节，这些肉体上的伤痛，不足以抵消作梦的乐趣。

高山的冬夜是寂寞的，雪野上的一道道清澈的月色波纹把你的思绪带去好远好远。在这一年的冬天，在这寂静的山野，我开始阅读些名篇名著，记得当时是读了水上 勉的《越前竹偶》，川端康成的《古都·雪国》、《伊豆歌女》的，也正是这些名篇，把我的梦想抑或是幻想带向了辽远。这可以说是我正儿八经地读文学作品，而没有让一位师道尊严的师长举起教鞭，教你只能这样想，而不能那样去想。这初始的阅读是深刻的，我第一次真正潜下心来去揪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川端的作品在当时是不被主流阅读所看好的，评说他宣扬虚无与宿命，创作走向颓废。但那时，我倒是以为那些十分打风的主流作品实在是不能让我读下去，反是这些被排斥的文学作品能让我过目难忘。以至到了如今，每读到这些作品，我依然能回忆起当时作梦的情景来，《伊豆歌女》结尾处， 那大学生簌簌滚落的泪水，曾让我产生了久久抹之不去的莫名惆怅，沁人心脾。

川端康成的手法是学不到的，无论新感觉派中的哪一位，都不能说是川端的手法，何况我们这些泛泛之辈。川端康成的对于感情纤细入里的准确表达，透出冷峻的凄美。这无疑是我当初能共鸣的。它能叫我的心境清澈，这也许是我着手写写小说的原因。

记得我写成第一篇小说是在1983年的初春。这篇三千多字的小说算是我创作的起点。我誊正后，给小镇上的朋友看，他们觉得可以，就给推荐到当时地区群艺馆所办的《屈风》杂志。不久，编辑就给我来了信，并说“初学写作就有这好的势头是令人感奋的”，要我稍作改动再寄去。我在一个星期后改成寄去了，他来信说已获通过，拟发《屈风》秋季号上。这年10月我接到了样刊，兴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种兴奋自然带有不少的盲目性，也忽略了对自身认识的不足。后来我也写了不少，大都没有突破，但始终初衷不改。

有朋友说，读你的小说，总是见不到什么完好的结局，总有那么一股悲悲的感觉。这是我应当作肯定回答的。前面提到的阅读，真正能打动我的，也往往是那种不美满而又叫人为美满幻化的故事。川端的忧郁，我只是从别人的角度，换位感受，方可得到心灵的沟通。我不想让任何人去参与感受我的经历。因为在我的记忆储存中，不完美的东西似乎远远多于完美，这不能不使我的情感发生某些扭曲。我收进本书的多数篇什中的故事，几乎是我见过的或亲历过的人和事。《篝火》是我经过调整手法后的第一篇小说，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面的人物在我心里存储许久了，我十分同情凤子和牛子，我为他们的命运担忧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年岁尚小，只觉得他们可怜，尤其是凤子。后来他们冲破重重阻碍，最终走到了一起，虽然有过艰辛与磨难，但现实生活中的他们毕竟还是在一起的，所以我的小说就自然只能写成这样。这也许是我的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圆满结局。我这种忧郁的笔调还在进一步的深入。《银项圈》与《河葬》成稿于1993年——1994年。《银项圈》首寄《三峡文学》社，胡世全老师看后，遂定为笔会稿，我为此而得到第一次参加小说笔会的机会。这次笔会请来了《长江文艺》、《芳草》的几位领导及资深编辑，有幸结识了朱子昂，刘宝玲、牛维佳等老师，并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当时胡世全老师将我的《银项圈》推荐给《长江文艺》，第二天，牛维佳老师找我谈了话，肯定了小说的结构及人物塑造，也指出了文中不足，要我修改后再寄给他。这篇小说是我在中断小说创作数年后写的第二篇，能得到老师们的基本肯定已是非常满足了。小说中的石头是贯穿主线的人物。而银项圈这物件又是如影随形的陈旧意识的集合。石头向往山外的世界，他渴望能跨过江河，翻越峻岭去见识一下山外的城市与平原，但他没有机会，他十分倾羡有机会走出去的人。他不甘于这样下去，他想改变现实，为了讨好从山外来的“表哥”，他不惜将带来父亲的毒打作为代价，铤而走险，偷走了家里那只做工精致的银项圈，送与“表哥”。“表哥”能不能收下，他心里没有底，当“表哥”决定收下时他自然是高兴了。然而一场游戏将银项圈撂进了河水中，让暴雨后的山洪将其带走。在石头幼小的心灵，他只有稚嫩的梦想，没有能力判断旧势力的蛮顽程度，最后不仅肉体与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而且铸成了一场痛切的家庭悲剧。同样是写一个孩子，也同样是一个忧郁的故事，只不过将这故事的背景向前推了不少，这就是《河葬》。故事发生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羊子的出场是以一个不健康的形象出现的。孩子的父亲要拉靠飞扬跋扈的队长，母亲也不敢得罪他，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孩子，为了给孩子治病。当队长再次刁难父亲时，母亲不得不忘了廉耻，公然在丈夫知情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委身于队长。历经了凌辱，他们得到那可怜的80元钱，但这一切都晚了，孩子的病已无法可治，安葬孩子时，队长竟把孩子瘦怜怜的尸体扔到了河里流走了。在一个雪夜，当他再一次在这个女人身上施**威时，他得知了这个被他扔下河的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他承受不了，终于在酒后的除夕夜，自己也沉河了。这个故事，诣在深化人性的复归，我只是相信，任何一个怎样蒙昧的生物人，无论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都不会完全丧失人性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有社会进步的可能。

身在异乡，但在记忆里总是常忆起家乡的人和事，这就自然而然写出了另一类小说，就是把生活的背景放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去思考，去构架。近十年来，这样的小说写了大约几十篇，统称“河口系列”，如《圣手》、《老帅》、《铜老》、《文秀》、《老蔡》、《发子》等。我的老家地处清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在围垸筑堤之前，这里是一片水渍地，人员的迁徙十分频繁，因而构成的成份也较复杂，能够在这里生存下来，就更要有比山地居民更多的生存本领。这样一个宠杂的诠释，不仅仅是靠几十篇小说就能完成的，但是我这样做了，并且力图做好，以后也还要一如既往地往下做。我之所以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圣手》，是因为这是我所有的小说中比较满意的一篇。《圣手》里的三姑，历经了几个时代的变迁，她身怀绝技，将村里的姑娘一个一个地打理成仙，送出娘家的门，去开创一种新的生活。她是幸福的，她为自己的那双手创造了美丽而骄傲，也因为自己创造了美而赢得了村里人的敬仰。但是日今的现实让她逐步失却了方位，她的那双手不慎将两个花一样的少女在向火海的跳跃中助了一臂之力。她痛心不已，恍惚中，铡下了自己的几根指头，后虽被接上，手依然漂亮，但再也无法创造美了。她灰心了，但村里的乡亲还是相信她会重新回来的。这篇小说在经历了几年的漫长旅游后，最终落在了中原一景的《百花园》。《老帅》中的老帅有高超的象棋绝招，堪称一方的棋王，但他的为人准则似与古老的象棋一样坚顽不越，而这种个性恰好又与一位有头脑的当代年青人共鸣，他们以这种传统游戏作为沟通的桥梁，难怪让只重实利而少深思的老帅之子捉摸不透那怪怪的一笑。《铜老》中的人物数铜老最为完整，而又让人叹息。铜老也身怀榨油的绝技，他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曾接济过一端庄女子，使她从病魔中走了过来，因而她总保持着对铜老的好感。她迟迟不离开河口也正是为了等待她与铜老的结合。然而，世俗的偏见，以及自身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铜老始终没有走出那实在的一步，那女人也只好含泪而去，无声地告别这一方热土。“河口系列”总的来说是写我熟悉的父老乡亲的，我为他们的命运而歌而泣。

这本集子另一个板块，则是写官场的争斗与无奈的，如《山野热闹》、《去又何从》等。《山野热闹》作于1999年春，可以说，我是倾注了满腔的**一气呵成的，得到了刊物编辑的好评。有的编辑来信说，他是哽咽着喉咙读完原稿的。一位资深的老领导带着感情对我说，你那文章写得好，文中的一些话，我们不说谁又愿意站出来说。《山野热闹》讲述发生在一个贫困乡镇为了接待上级领导的视察，而衍生出的一场闹剧。我一向这样认为，官场腐败的确是有目共睹，但扎根在基层的更有一批硬硬朗朗的汉子，在艰苦的环境中艰难求索，令人感奋。小说中的老牛，面对矛盾丛生的局面，一要抓稳定，二要抓发展，没钱没物，镇里穷得叮铛响，干部职工几个月没有发工资，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心里清楚，他为镇里贴进了好几万，差点把个家也闹散了，为的是什么。小说中的那块石头的故事，是我在参加一次笔会时听来的，真实可信。这个故事也正反映了日下为官的现实心态，要得到这块石头，就得昧着良心，去毁掉老人的至爱，而迎合上面的领导。接待的筹备一切就绪，那石头上面的领导也收了，并作出很高的评价。老牛一行在那寒风猎猎的山口苦苦等待，但路是空的，然而，他依然抱有幻想，厅长会来的，一定还在路上。夜深了，老牛触景生情，流下了一掬心酸的泪，随来的那些曾经瞧他不起的部门领导也落泪了，终于理解了一个贫困乡镇领导的做人之艰难。《去又何从》则以乡镇普九为背景写了几个基层干部为职任的升迁明争暗斗的故事。小说围绕普九专款被县上截留一事，书记、镇长、教育组长，均各施招数，相互猜疑，互为利用。韩少秋作为一介书生根本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在别人的怂恿下他独闯警界线，遭打入院。这事一出真相大白，书记、镇长受到了降职处理，而不显山不露水的教育组长得到了提拔重用。韩少秋最终看清了现实，他收拾简单的行装，离开了枫香坪镇，去哪里他实在是不知道。韩少秋最终在现实的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他没有人们常说的所谓的社会经验，更缺乏洞察是非险恶的基本能力，因而他必然失败，不碰壁反倒奇怪了。换言之，韩少秋如果具备了在官场来去自如的能力，他就不可能在他钟爱的元曲理论研究上有深的造诣。这是官场的现实，要改变必须假以时日。这正是我创作的初衷，呼唤理解与宽容。

中篇小说《无言》写于1997年春，可以说这是我最想写的生活。中学生活是十分令人回味的，那时刚刚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虽然各地尚存有荒唐年代带来的种种伤痕，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有了自由思考、追求理想的可能空间。我就是在这个萌动的时期步入高中学习的。小说中的场景基本是取用于那所中学。这部小说动用了我很多的生活积累，初稿完成后的一段时间，仿佛一下子虚脱了，头脑空空****的，但同时也有那种一吐为快的兴奋。初稿完成，我放在抽屉里躺了大约三个月，我是有意识地督促自己不去看的，我要检验我那段生活的厚实程度。以后，我拿出了初稿，居然能一口气读下来，我当然是高兴的，我并对这部小说报有很高的期望。用了将近半月的修改誊写，终成 45000字，拟题《调动》。首先是给圈内的朋友看，县文联主席曾庆福，县志办副主任、散文家廖崇刚，小说作家张祖成等看过后，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随后的情况是接连碰了几鼻子灰，寄出去大多被退回或是石沉大海，好在朋友们的热情勉慰，我才终算打消了自我否定的念头。大约放了近一年，热心的李代炎老师，主动帮我推荐给了湖北省作家协会方圆书刊发行部经理、著名乡土青年诗人田禾老师。记得那年冬天我到武汉出差，冒昧地去拜会了他。在走进文联大院时，我惴惴不安了。我想，我这样一个乡村作者，贸然去找一个文联大院里的诗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实在说我是怯怯地走近他的。他正在雪地里与人交谈，我自我介绍后，他操着鄂东人特有的口音说：哟，你是五峰的闫刚，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坐。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人实在是有一副真诚的热心热肠的，没有半点做作成份。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就与我讲了这部中篇小说的事。他说他已推荐给了《长江文艺》，他认为这稿行，有推荐的必要。他与我的交谈也更趋深入。我原以为他是很顺利地通过考学、留城等一系列的正常经历，然后在武汉干得有头有脸的，但他不是，他是从鄂东的田埂上走出来的，学历不高，初中，且走进这人流如潮的武汉时，身上已没有几分钱了。在这种异常艰难的困境下，能奋起创业，只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我读了他在《诗刊》、《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乡土诗，那种对故土的依恋，乡亲故人的诚挚厚爱，跃然纸上，他那种与自己学历不相符的诗意的从容，叫我领略了他的人格，作为诗人的人格。他留我进了午餐，并赠送了一整套《湖北省新文学大系》。今年夏天，他又在万忙中挤出时间，引我拜会了著名诗人刘益善老师，编辑家胡翔老师，喻向午老师，正是他们的辛勤扶持，中篇《无言》才得以最终发表。

总之，这本集子能出版发行，算是我近十年来的创作总结，更得益各位师长、朋友的提携厚爱，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芳草》文学院对我的陶染，刘宝玲，杜治洪等老师的多方教诲，使我不断进步，由是感激。

小说似乎越写越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小说毕竟是我喜爱的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说理应坚持往下写。能写出什么样子不得而知，只要心里平静就行，我以为这是在物欲的浪潮中找到自我的办法，它能让我冷静自持，能这样就足够了，不应该赋予它更多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