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为“传销克星”的……1
新的世纪孕育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2001年1月7日，在21世纪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从大连飞到北京，作为特邀嘉宾走进央视“实话实说”，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参与《细说传销》专题节目的录制。节目开始之前，策划把我介绍给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崔主持笑咪咪地握住我的手，风趣地说：“余老师，咱俩是同行，但不是冤家啊！”
据悉，“实话实说”属于新闻类节目，一般不邀请记者做嘉宾，我很荣幸地成为新世纪走进“实话实说”，也是“实话实说”开播以来的第一名记者嘉宾。
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家工商总局一位主管打击传销工作的领导勉励我说：“你们不仅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义务，而且还冒险与传销集团作斗争。传销集团最怕曝光，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克星。”我觉得，这也是对参与反传销斗争的新闻界同行们的褒奖。
6月8日，我又走进中央台（一套）“名人相约星期五”节目，在特约主持撒贝宁的主持下，与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负责打击传销的领导，就《识破传销》话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作为一家地方媒体的记者，我为何能有幸走进央视和中央台名牌栏目，并与“名嘴”崔永元、撒贝宁交谈呢？这事还得从历经风险和坎坷的系列报道《昆明解救‘大连孩子’》说起……
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竟没人敢报道
2000年3月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律服务所主任王刚义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听说你挺敢写的。我有一个大题目，不知道你敢不敢下笔？”
原来，春节过后，他从昆明解救受害人王华回大连之后，就希望将自己了解到的“消费联盟”（也称“销售联盟”，后来又改名换姓叫“全球得利计划”）以异地介绍高薪工作为名，诱骗三四百名大连人（多数是走上社会不久的职高、中专毕业生。实际上还不止这些，为了留有余地，报道时有所保留）到昆明等地加盟传销集团的“黑幕”公之于众，以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他找了好几家媒体的记者，他们都怕“捅马蜂窝”而婉言拒绝。有的还不无惋惜地说：这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但好写不好报。大连的一家报纸的记者写了一篇千字文，把棱角全磨平了，闯过了几道关口，都出了清样，因受有关部门的干预而被“枪毙”，最终也没能见报。
我们周刊的总编室主任张燕家住开发区，与王刚义认识。
一天，王刚义抱着试试看心态找到她。张燕的编务工作太重，没时间落笔，但她认为这个题目很有社会价值，于是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记者，他是我们的专题部主任，从市委宣传部下来的，专写社会大纪实，看看他感不感兴趣。
第二天一上班，张燕就给我简要介绍了这一新闻线索，并给我一个王刚义的手机号码。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题目太有冲击力了，弄得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连锁反映——心里产生了强烈地采访冲动。但第六感觉却立马提醒我：这是个雷区，弄不好会触动某些人脆弱、敏感的神经，而难以收场！
记者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么对社会对读者有益的题材都不敢秉笔直书，记者不就成了思想任人强奸的“鸡”了吗？可是，写出来发表不了，也是无可奈何。新闻报道的“三审制”，像三个关口，即使我是一个部门领导，也不可能“闯关”发稿。而且，按照惯例，这样容易犯忌的报道，在采访前是要向领导请示报告的。但请示后，如果领导不批准，连采访的机会都丧失了。
经过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我决定先采再说，也就是先斩后奏。我拨响了王刚义的手机，预定了采访时间、地点。
见面后，听了王刚义的激将法，我淡淡一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郑重地说：“只要你反映的情况真实，对打击非法传销、维护社会稳定有益，我没啥不敢写的。当然了，我写出来，领导坚决不让发表，你也别有什么意见。”
于是，他便坐了下来，一边用录像和各种法律文书进行举证，一边讲述了自己去昆明的解救外甥的奇特经历——
1月下旬，18岁的王华连续多次接到职高时的同学刘钟从昆明打来的电话，称“郑师傅（职高烹饪师傅）在昆明一家酒店包厨房，现在缺人，你只要拿1700元押金过来，每月可开2000多元的工资。”
王华自己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在大连开发区。爷爷、奶奶不太同意，但他又哭又闹，两位老人被逼无奈，请他姑姑、姑父过来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大家才同意他出去“锻炼锻炼”。
1月26日，王华身揣3000元，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
2月1日晚，在长春作律师的父亲王松回开发区过春节，突然接到前妻的长途电话：“王华向我要15000元，是怎么回事？”
王松忙打传呼给王华，他吱吱唔唔说不清，也不愿告诉住址，其身边一个人抢过电话说：“王华已加盟‘消费联盟’，你赶紧从银行转款吧！”
“消费联盟？”身为律师的王松不知道其为何组织，但说话者的口气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王华爷爷得知此情，又急又恼病倒在床，奶奶也是后悔不已，终日以泪洗面……
王松向昆明警方报了案，一个值班警察让他到当地先报案，然后通过当地警方将王华的有关资料传真过去。王松考虑到妹夫王刚义是大连开发区知名人士，就将他找过来仔细商量。
第二天一上班，一家四口就到大连开发区公安机关报案。由于地域管辖问题，未能及时立案。一个熟悉的警官好心地提醒：快点去昆明把孩子找回来吧，去迟了，就可能被撕票。
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决定自家人自己去“解救”。因王松的身份证没带在身上，王刚义妻子又哭哭啼啼，曾在部队服役过的王刚义便担负起重任，前往昆明。
2月3日，也就是龙年大年二十九，王刚义乘上第一班飞往昆明的航班。大西南的黄道（卖**嫖娼）、白道（贩毒）、黑道（黑社会）比较猖獗，此行凶多吉少，所里的同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王刚义头脑活络，他在去昆明之前，已从吉林大学校友会通讯录上查到了几个昆明学友的地址，并与其中一位取得了联系。
当天下午，王刚义抵达昆明，在检察院李处长及暴警官的帮助下，他们以王华留下的电话号码为线索，几经周折，傍晚时分找到了位于昆明城乡结合部的丰宁小区。然后，王松以汇款名义，将王华“钓”了出来。
王刚义等人在轿车上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儿，王华才在一个体格健壮的小伙陪同下来到路边电话亭旁。当他正抓起电话，还没来得及发声，王刚义“嗖”的一声从桑塔那轿车上跳下来，飞速冲过去，一把薅住王华的手；王华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惊得目瞪口呆；监视他行踪的一青年本想阻止，但见到王华身边有三个陌生男士，知道事情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去。事不迟疑，王刚义让王华带路，赶紧到他的住处取行李。
王华住的地方位于一居民楼6楼，两个小房间住着10个人，全是打地铺。厨房里灶冷锅空，一点食品都没有，茶几上放着一本复印的《疑难问题解答集锦》——王刚义将其揣进兜里。几个人正要离开，门外一下子冲进来十几个人，吵吵嚷嚷不让王华走。王刚义等人果敢地出示工作证，将这伙人镇住，才得以走脱。
在车上，王华惊恐不已。他说：再晚几分钟，我们肯定走不了，能来好多亡命之徒。前几天，十几个出租车司机与一个“消费联盟”成员因为车费问题，发声纠纷；“消费联盟”成员电话求援，几分钟之内，从四面八方赶来100多人，吓得那些当地司机开车就跑……
等把王华安顿好，王刚义给家里挂了个平安电话。王华奶奶喜极而泣，连声向参加解救的昆明特警和市检察院的同志道谢、拜年。此时，距离除夕钟声敲响仅有一个小时……
回大连后，王刚义向王华详细了解“消费联盟”的内幕，又认真分析了《疑难问题解答集锦》，从而意识到：“消费联盟”是以异地介绍高薪工作为名，远距离诱骗亲朋好友到外地，接受三天“洗脑”，并掏1680元购买4盒海豹油（另外赠送一盒，外包装上产地印着辽宁省锦州市，联系电话却是上海的）和一张磁卡（售价80元），成为“卡友”，买得越多积分越高。然后，唆使受骗者再用同样方式，继续诱骗亲朋好友，仅昆明一地半年时间就聚集几千余人，其中，大连人就达几百人……
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正义感促使他拿起笔，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然后，一个月过去了，有关材料石沉大海，王刚义忧心如焚，不得已才找到新闻单位……
这篇稿子救了这期的《东北之窗》
新闻舆论监督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容易触及一些单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火烧身。
既然别人采写都没报出来，我写的就能报出来？
我动笔写了好几个开头，都担心无法发表而使劲撕碎。当时真是心乱如麻啊。写，可能是黄鼠狼没打着，惹一屁股骚；不写，眼看着很多人继续上当受骗，于心何忍？
当日是个星期天。入夜，我走出家门，打的士来到海边一个酒楼里，一边喝酒，一边眺望着夜海中时明时灭的灯火……
巧合的是，邻坐是一家三口，父母正为明天要去昆明“上班”的儿子饯行。父母满心欢喜，儿子心花怒放。他们越是高兴，我越是苦不堪言。
说还是不说？
说了，很扫兴，别人不一定相信；不说，见“死”不救，太不道德。
思忖再三，我端起啤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转过身去，掏出记者证亮了亮，一家三口不知我是何意，待我说出“王华悲剧”，他们都半信半疑。我恳切地说：你们不必急于下结论，我建议你们将机票改签一下，等下周四3月9日（我刊逢周四出版），看了我的报道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回家后，我的思绪像潮水一样涌流，手指在键盘上敲出噼噼啪啪的交响。六千来字，一气喝成。等写完之后，已经是第二天蒙蒙亮了。由于思想高度兴奋，一点也没觉得困，只是站立身时，腰像断裂似的疼痛。手拿一叠打字稿，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要是领导不签发，可就白费蜡了。
《东北之窗》创办于1989年底，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刊名。周刊社是大连市（副省级）的正局级单位。逢周四出版。而周一、周二是编辑、制版最忙时间，袁总编一般都是坐在出版部看大样。
3月6日（周一）上午十点来钟，我到周刊社上班，未回办公室，直奔出版部。袁总编正在那儿看稿。
我打了一声招呼，简要说明了一下我采写的稿件，然后把一叠稿件双手送到他的面前。袁总编平静地接了过去。
因为稿件较长，我不便在旁边等候，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本部门的稿件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动静；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王刚义打来电话，问进展情况，我只能说：老总还在看，可能性不大……话筒里，传来了一声声叹息，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
快到午饭时间，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去出版部想问个究竟。走到门口，出版部里出来一个人，我向她打听，她说：老总已经批了，现在正上机制版。老总正为这期缺少打头的稿件上火呢。——《东北之窗·周刊》与《北京青年·周刊》类似，征订之外，主要靠每期的市场销售。缺少打头稿件，《周刊》送到报刊亭，就没人卖。看到你的稿子，他高兴地说：余音救了这期的《东北之窗》！
我点点头，脸上没表露什么，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下午，我打手机，请王刚义过来补办“三见面”手续。他认真地看了小样，签完字，说了一句：果真是大手笔，名不虚传！
编辑部成为“信访局”
《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在《东北之窗·周刊》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3月10日上午一上班，两位家长就推开编辑部的大门，直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非常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揭露“消费联盟”的骗人勾当，要不然我们还继续被蒙在鼓里！我们呼吁公安局马上行动，到昆明去解救我们的孩子。
这两位家长都姓孙。一个叫孙玉民，在一家公司工作；另一个叫孙发安，是开小货车的个体户。他俩的儿子是大连某职高同学，春节后分别被骗到昆明，共同的遭遇使他俩相约来到《东北之窗》编辑部。在此之前，他们只在电话里交流过，并没见过面。
孙玉民说：今年春节，儿子的职高同学于某从昆明打来电话拜年，并说那里工作好找，工资又高。当时，儿子正在“实习”期，半年时间，实际上是交了学费，学校基本不管了，因安排的实习根本与专业不衔接，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挣点钱，到时间去学校要个毕业证完事。当时，他儿子正为毕业后干什么而发愁，瞌睡有人送来枕头，接过电话他就动了心。
我和他妈不太相信，就不同意他去昆明。都说西部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怎么可能比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大连更容易挣钱？
从那以后，于某天天打电话催。儿子也是软磨硬缠，不到黄河心不死。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同意他出去锻炼锻炼。
正月十一(2月15日)动身，元宵节到了昆明。他打电话回来说，是干传销，又让家里寄钱去，我一听就反对，让他马上回来。他嘴上答应几次，却没动身，我担心他被别人控制住了，走不脱。
儿子没去之前，我一打传呼，于某就回；儿子被骗去后，打十个传呼也不回一个。我和他妈成宿成宿睡不着觉，也不知道儿子啥时候往家里打电话，每天家里不能断人，两口子轮流值班，工作都受到了影响。亲戚、朋友也跟着上火，要我赶紧把他接回来。可是，昆明诗歌省会城市，那么老大，他又不告诉具体住址，我大海里捞针，到哪里去找？
孙发安在一旁补充道：我儿子与老孙大哥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他们一个班20个男生，被于某骗去四分之一。说实在的，我儿子也有驾照，我爷俩开一辆车配合得挺好。但于某把昆明那边说得天花乱坠，老同学嘴里说的，谁能怀疑？何况去年昆明又建了个世博园，吸引力也是挺大的。
2月26日，他动身前，我打电话请教老孙大哥，他坚决反对。我就把票退了。但于某又是许愿，又是发誓，儿子也是态度坚决，非去不可。28日，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又买票把孩子送走。唉，我真得后悔死了!
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就有200多名读者打电话进行咨询，六七十名家长登门诉说孩子被骗走经过，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打击“传人”骗局，解救被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下面是当时值班记者做的电话记录：
高新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员)：大连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如果没人敢于揭露“消费联盟”这一骗局，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王刚义是个挺有影响的法律工作者，他去报案都这么难，要是平头百姓结果会怎样？
冯长海(个体户)：公安局为什么不立案，倒让受害人家里派人解救？如果警察都这样对待老百姓，我们还会有什么安全感，社会岂不乱套？
曹警长：王刚义等人去报案，公安局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内部需要协调是内部的事，不应让家庭和法律代理人自己去解救。这是严重的失职，社会影响很坏。现在，大连市公安局提出了“从严治警”，公安系统又在进行“三讲”，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查一查，给市民一个交代。
陈女士(西岗区，干部)：春节后，我孩子的几个职高同学去了昆明，据说那里工作好找，一个月能挣一二千元，他哭着闹着要去。我觉得心里不托底，就在电话中问他们公司叫什么名字、住在何处及电话号码，他们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便下决心不让儿子去，他还天天埋怨我。昨天，我看了《东北之窗》的这篇报道，马上买了一本带回家，儿子看后连声说：太幸运了，差一点上了贼船！
王德仁(退休干部)：《东北之窗》敢说真话敢碰硬，敢于揭露社会丑恶问题，为老百姓鼓与呼，我非常佩服。你们这样做，刊物的形象就树起来了，也表明社会正气上升了。我希望这件事一报到底，弄弄明白，不要虎头蛇尾。
江晓梅（中学教师)：有句名言：记者是社会的良知。你们的记者能够做到仗义执言，很不简单。要知道，报道这件事涉及有关部门、有关人，很是担风险。我想文章发表后，肯定会受到各种干扰。你们不用怕，有理走遍天下，我们支持你们。
据事后完全统计，在追踪报道期间，有2000多名读者打电话进行咨询，260名家长登门诉说孩子受骗经过，仅大连地区就有100多人取消了去昆明“上班”计划，昆明地区有700多身陷传销陷阱的人迷途知返，脱离传销集团回到家乡，使受害者免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那天夜里在海边酒楼偶尔遇见的一家三口更是激动，非要请我喝一杯，以示谢意。我说：“请客就不必了，只要孩子没上当受骗，就是最高的奖赏。如果要请客，我该请你们。因为是你们给了我揭露‘消费联盟’的勇气和力量。”
艰难的采访
随着采访报道的深入，报道线索越来越多，“消费联盟”的性质越来越恶劣，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更加触目惊心。单靠专题部的7个记者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刊社要求全社齐动员，要车给车，要人给人，要经费给经费，全力支持追踪报道。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子女已逃回大连的家长却顾虑重重，不太配合采访。一方面，他们担心家丑外扬，影响孩子和家庭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被其孩子骗走的家长找上门来，要人要钱要他们包赔损失。
高健（化名）从昆明回大连已经一个星期了。进了家门，精神恍惚，落下个“三不敢”的毛病：一不敢上街，怕遇见熟人难堪；二不敢接电话，怕受到昆明“消费联盟”的威胁；三不敢见生人，怕被骗同学的家长上门找麻烦。
听说记者要登门采访，高健的父母找出各种理由予以拒绝。经过反复动员，又同意用化名、不登照片，他们才勉强同意儿子接受了采访。
高健坐在我的面前，一身孩子气，一脸憨态。他低头抹泪述说了自己被骗、然后骗人的前后经过：
我家里挺困难的。父亲下岗，母亲工资又低，能供我读中专已很不容易。去年毕业时，我就发誓多挣钱，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在大连找了一圈，只在一个大酒楼里找到个服务生工作，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只能开五六百元的工资，哪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2000年1月底，初中同学张礼从昆明打来电话，说那里挣钱寄易，给大商场干采购，一个月管吃管住，还能开两千元。
放下电话，我乐得直蹦高。父母听说我要去昆明，就泼冷水说：西南地区落后，怎么可能工资比大连还高？
我就开导道：咱中专生在大连的地位仅次于文盲，可到了落后地区，咱也算知识分子，就像外国人到中国一样，工资不是都挺高的？再说，张礼在班里是团支部书记，能骗我吗？
父母没喝过多少墨水，自然理论不过我。我们商定过完春节就动身。
可是，在春节前一个星期，张礼又来电话催。他说，春节是销售、采购旺季，需要人手多，如果你春节前不过来，经理就要另找人。你这个机会可是我帮助争取来的，千万不能错过啊。
我一想，人家那么热心帮忙，我可不能信不过人家。这样多不够意思？所以，我就对父母说：春节不稀在家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很难找的。
就这样，我匆匆登上南下的火车。临行前，父母东借西挪，给了我4000元。送我上车时，母亲还一再叮嘱：到昆明要注意安全。挣到钱，早点寄回来还债。
从大连坐火车到昆明要走三天两夜，眼看着自己的理想就要变为现实，我兴奋得不吃饭也不饿，不睡觉也不困，就像中邪似的。而到了之后才明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气得挥起拳头朝张礼吼道：你怎么这样缺德！
张礼自知理亏，羞得一声不吭。倒是他的同伙围上来五六个，弄得我不敢再发作。
传销是非法的，不被抓起来就不错了，还能挣到钱？我表示怀疑。
张礼不但没生气，还整天陪着我（后来才知道，这是48小时监控，以防止我逃脱或给家里打电话道实情）逛昆明城，参观世博园，并带我去听讲座，接受“洗脑”。
讲座往往是由“消费联盟”的成功人士介绍经验，看着他们有的半个月就积了10000分，挣了1700元，我挺羡慕的。张礼见我态度转变，便乘机说：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别走了，咱一块挣钱吧。
我仍拿不定主意。因为回家去，无脸见父母；不回家，这样干不就等于骗人吗？我一宿宿地睡不着觉，内心非常矛盾。
这时候，我乘上厕所机会跑出去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父母在电话中问我在昆明怎么样？我哪敢说实话。听说我的工作挺好的，收入挺高的，他们就鼓励我：别想家，好好干，干出个人样才回来。这样可倒好，我的回家路被我自己的谎言给堵上了。
于是，我咬咬牙，拿出身上所有的钱，抱着赌一把的侥幸心理买了两份单，积了2000分。张礼挺高兴，因为他已经积累8000分，加上我的“下卡”分，他就积了10000分。这样，他就可以挣到1700元。
上了贼船后，我便琢磨着怎么像张礼那样发展“下卡”（也叫“下线”），早日成为“上卡”（也叫“上线”）。我按照“消费联盟”传授的方法，将我认识的同学、朋友逐个排队，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李平作为“第一目标”。
李平与我是“老铁”，打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他家里也不富裕，挺缺钱花。接到我的电话，他半信半疑，我则拍着胸脯说：“怎么，我俩谁跟谁呀。我还能熊（大连话，骗的意思）你？”
过了几天，李平还没动身，我可真是急呀。看到张礼等人见了效益，我身无分文，靠借钱度日，何时才能捞回本钱呀？我又打电话催李平，他说：我妈住院，家里没路费。我赶紧劝道：“你快点过来吧，早来早挣大钱，好给你妈治病呀！”
就这样，李平终于上钩了。他来了之后我才得知，为了让他多带几个钱出远门，母亲拖着病身子，提前出了院……
纸里包不住火。李平到昆明后，见受了骗，上前就给了我两个脸蛋子，打得我眼冒金花。
骗一个也是骗，骗两个也是骗。于是，我便一发不可收拾。两个来月，骗来5个人。有3人分别买了一份单，另两人还未买单，你们就报道了。当天我们在昆明就接到消息。一下子把“消费联盟”给搅乱了，头目们东躲西藏，没心思管我们。我就和那两个还未买单的同学赶紧跑回大连，连换洗衣服都没拿。
这几天，他俩的家长还找到我家，要我父母包赔损失。我父母哪有钱赔他们？只能给别人赔笑脸、说好话。人走就关起门来骂我……这么长时间，我不但赔了几千元，还落了个骂名。回家后，我越想越后怕，越想越后悔。我真不该自己受骗，又去骗别人！
人大代表紧急约见公安局长
追踪报道还在继续。但是，市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警方又不愿接受采访。如果仅仅是纸上谈兵，只能对市民起个提醒的作用，而对于那些被骗走子女的大连家长，以及困在昆明无力缺钱回家的“大连孩子”，鞭长莫及，又能有什么实际用处你？作为新闻，最大的价值就是能推动社会问题的早日解决。我很苦恼，因为领导让我牵头抓这项报道，怎么能老在原地踏步呢？
好在事在人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周刊社的高副总编，是大连市人大代表，对此报道大力支持。3月13日，我将自己的想法向他做了汇报，他想了想，说：人大代表有项权力，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就某些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紧急约见市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促进问题的解决。据我所知，有史以来，大连市人大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这样吧，我马上和人大领导报告一下，看看能否采取这一特殊途径，推动推动。
3月14日下午2时许，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四楼第一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一个特殊会议正在举行，在坐的有高代表约来的8名市人大代表，他们是大连市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在看完《东北之窗》的多篇报道之后，都感到问题严重，情况急迫，并形成了共识：建议公安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解救数百名被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
接着，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孙清宝受局长委托，率刑警支队队长祁广殷到会，接受市人大代表的紧急约见。
首先是播放电视录象。这是王刚义去昆明解救王华时，用自己的微型摄像机录制的。录像一边播放，王刚义一边解说。然后，刚从昆明脱身的大连青年邢某和对象许某详细介绍了自己被华良公司“消费联盟”骗走的经过。当他俩迷途知返，决定停止发展“下卡”回家时，身份证和贵重物品却被“消费联盟”扣留了，身无分文，只得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直到家里来人把俩人接回大连……，大家听了，心头又是一阵发紧，更为滞留昆明的“大连孩子”的命运担忧。
“俺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公安干警快点南下，早日把落难孩子们救回来！”市民吕先生刚说了几句话，就忍不住泪流量满面。他儿子被骗去昆明快半年了，至今未归。
最后，在市人大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列席会议的市民们退席。人大代表们坦诚地与市公安局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市人大代表、市治安综合治理大队队长彭勇毅激动地说：我们了解到大连孩子被困昆明的真相后，感到事态特别严重，有必要向你们及时通报情况，希望公安机关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马上采取行动，把局面控制住，尽快把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解救回来。
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孙清宝和刑警支队队长祁广殷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做着记录。听到一半，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孙清宝掏出手机，通知市局经侦处邓处长马上赶到会场，掌握情况。
会议结束前，孙清宝明确表示：几百名大连人被“消费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骗到昆明等地，情节恶劣，危害很大，是一起严重的诈骗犯罪，警方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会后，警车将王刚义等人接到市公安局，做报案笔录，并决定立案侦查。
次日，有消息说，市公安局已派专人连夜到省公安厅汇报案情……
不协调的“杂音”
《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发表后，立即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辽沈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昆明《都市时报》等几十家媒体予以转载，造成全国声势。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也是大连人）还在《辽沈晚报》上亲笔批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打击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杂音”：
有几个人分别给我和王刚义打电话，威胁说“你们别管闲事，否则不客气”，也有人给采访对象打电话，命令他们“闭嘴”；
有的对王刚义个人的动机提出非议，说他是去昆明接自己的亲戚，回来到处宣传是为了“炒作”自己，出风头，大连的就业在全国都是先进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被骗到昆明“工作”，显然是夸大其辞，自损大连的美好形象。王刚义很气愤，说：真是岂有此理！我亲眼所见也是假的了？他还鼓励我说：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昆明实地采访，澄清是非。如果你们单位经费上有困难，一切由我来承担；
有的人化妆成“受害人”，到编辑部“摸底”。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说外地口音的小伙，说是来找余音反映情况。正巧我出去采访了。一名女记者热情地接待了他。令女记者奇怪的是，他不但未反映任何情况，反而向女记者打听报道进展到什么程度，那些人接受了采访，余音长得啥模样，传呼和手机号码是多少，家住在什么地方……
敏感的女记者觉得很不对劲，就找了个借口让他等一会儿，她自己想到办公室报告一下这个异常情况。可是，等她叫人来会会那个小伙时，那家伙早已不见踪影。事后，同事们好心地提醒我：出去采访小心点，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外出。
更为可气的是，有的部门领导以保护本行业、本单位的形象为名，通过各种渠道向报社施压……
这个时候，好在周刊社领导头脑清醒，不但顶住的压力，而且在3月22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派两名记者赴昆明进行深入采访，进一步揭露传销真相。
从3月9日到22日，在十几多天时间里，《东北之窗》的记者做了大量采访，连续三期用10个整版进行跟踪报道，可以说是空前的。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消费联盟”是个全国性传销集团，组织遍布上海、重庆、昆明、石家庄、广州等，号称有三四十万之众。据调查，被骗的人大多是家境不太好、学历比较低、找工作较难的普通百姓。每传销一个人，家里要损失一万来元，有的家因此举债，有的人因此辞了工作，还有的在异地生活无着跳楼自杀或盗窃、抢劫……社领导认为，在继续搞好大连及其周边地区采访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去昆明实地采访，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确定人选时，很多记者主动请缨，特别是有几个女记者也争先恐后的提出申请，场面令人感动。社领导考虑到家里也有采访任务和一大摊子工作，去的人不宜太多，而且不便去女记者，所以决定由我带着年轻记者王春阳去昆明，并决定由分管专题部的吴荣祚副总编主抓这一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副总编排除种种干扰，对报道给予了及时、有力的领导，让身处一线“冲锋陷阵”的记者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为了取得云南省暨昆明市领导的支持，高副总编又连夜找到一位与云南省委负责同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写了“条子”。在昆明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张“条子”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令我惊诧的是，王刚义不但没有给予我单位分文的经费资助，还找了一些理由，说自己有事走不开，不愿意再去昆明。
“向导”自食其言，临时变卦，我俩进退两难：退票不去，无法推进报道，深挖传销黑幕；去昆明实地采访，人生地不熟，在茫茫人海里能不能找到传销集团的老巢和“大连孩子”，完成采访任务呢？何况，传销集团中混杂了一些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我俩去揭露传销，无疑是要断他们的财路，他们能不采取暴力行动负隅顽抗吗？
“大连孩子”，你在春城还好吗？
3月23日上午，阴雾弥漫，我俩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登上班机，飞往昆明。同行的还有省城一家报社的一位男记者。他们报社头天下午得知我们前往昆明采访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出记者，随队前往。
昆明素有春城之美誉。阳春三月，正是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的季节。滇池的清波、大观楼的长联、民族村的风情、世博园的美景，无不令人心驰神往。虽然我们都没到过昆明，都乐意到春城一游。但是，已经受“消费联盟”诱骗而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的命运，让我们忧心忡忡：他们的生活得如何？吃住得怎么样？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吗？怎么才能找到他们，把他们解救回家？当地的政府、媒体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王刚义等人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时，曾遭到围攻；又因为记者对昆明市情很陌生，举目无亲。临行前，杂志社领导、同仁皆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临行前，大家都嘱咐我俩注意安全，有的人还开玩笑说：余主任，你买500万人身保险再去吧。对此，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开展工作做了较为周密的计划。
当天下午3点35分，我们的双脚踩在昆明的土地上。从“北方明珠”大连，到西南春城昆明，我们的衣着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巨大反差。许多身着衬衣的昆明人，看见我们身穿皮夹克，都露出惊讶神色。我们和云南省委的一名秘书取得联系，请他帮忙为我们找了一家居住安全的宾馆。
昆明是旅游名城，旅馆众多，上《昆明消费指南》的就有400多家。真是无巧不成书。傍晚，当我们乘的出租车驶进宾馆大门，“连云宾馆”映入眼帘，大家相视而笑。“连云”二字巧妙组合，一下子将相距数千里的大连、云南联系到了一起；更巧的是，当我们将一本《东北之窗》赠送一位领导时，他看到杂志社的地址是在大连市昆明街上，便幽默地说：“看来，你们真是与昆明有缘啊。”
昆明的流动人口比较多。市区人口仅160多万，而暂住人口却达80余万，每天的流动人口也有几十万，而我们后来从警方了解到的信息是，在昆明办暂住证的大连人仅49名。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数百名大连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遗憾的是，从昆明返回大连的受害者们，或是因为害怕受到“消费联盟”的报复，或是在昆明居住期间，基本上被封闭在大楼内、房间里，连走出小区的机会都很少；即使出去买东西，都有两三个人“陪护”，来去匆匆，所以，他们只能向记者提供大概的居住位置。
当天晚上，我们不顾旅途疲劳，乘出租车来到丰宁小区。
这一小区位于昆明市的城乡结合部，建成时间比较早，居民大都是搬迁户，构成很复杂。这里的居民楼林立，多是外观相似的七层“火柴盒”。我们按掌握的线索，到小区“踩点”、“蹲坑”，希望发现剃光头的“消费联盟”卡友的行踪。
小区的集市里，人头攒动，生意火爆；街道上，居民们悠闲地散着步；电游厅中，小姑娘在跳舞机上拼命跳跃，小青年眼盯屏幕紧张地操作着按钮、手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搜寻了“消费联盟”可能出现的各个角落，走得人困马乏。也看到几个头发只有一厘米长的小伙招摇过市，但还不能断定这些人是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卡友”。
为了既找到“大连孩子”，又不打草惊蛇，我们又利用双休日，三次到丰宁小区“微服”侦察，彻底摸清了小区的结构，找到了大连受害者提供的准确位置。站在小区里，我们在内心里默默呼唤：受“消费联盟”欺骗的大连孩子们，快快醒悟吧，你们的父母在思念你们，等候你们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采访不顺，让我们坐卧不安。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急火攻心，每个人的舌头都溃殇了，口角也烧烂了，其中的焦虑，真是一言难尽啊。
意外获得“联络图”
3月27日是星期一。我们感到再也不能守株待兔了。一大早，天晴气爽，我就做出安排：兵分三路，各自为战。我去市有关部门进行协调；春阳去《春城晚报》寻找线索；省城记者去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了解情况。我认为，无论哪一路亮了绿灯，我们就会不辱使命，打开局面。
我打的前往市委，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了采访计划。他表示自己对“消费联盟”猖獗活动不太掌握，认为昆明市不大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问题。
情急之下，我掏出了那张“条子”，果然见效。这位领导马上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要求他们保护记者的安全，尽可能为采访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