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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能再去想补习的事，我把自己弄清了，根本就不是考大学的那块材料。如果我还去补习，二亩台台的父老乡亲嘴里不说，拿尻子都会笑话我。还有，我妹妹秀芬也要上高中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和妹妹在同一个学校里念书。

接下来，我已经不是脸面的问题，而是生计的问题。我不仅要吃饭穿衣，还要有事可干，我不可能从早到晚闲在家里。家里就那么一点旱地，人均不到两亩。由于生产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县上就号召从二亩台台再往北走二十里地那里的群众，在生产队的麦地里大面积栽苹果树，现在，那里的群众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收益。于是，生产队刚解散，县上再一次号召住在旱塬山区的群众，在麦地里栽苹果树。二亩台台的父老乡亲，就是跟着这一次机会，开始在麦地里大面积栽种苹果树，但眼下还没有挂果。我家里也就九亩地，栽上苹果树以后，地里的农活相比从前就少了许多，父亲一个人都可以做过来，再说，还有我哥。

我哥大满念完初中后就回到家里，他不是不想念书，是因为他没有被推荐上。当时，读高中不用考试，而是推荐。记得我哥回到家里以后，哭着给我大我妈说，最初推荐念高中的名单里有他，没有班里的另一个娃。可那个娃的父亲在公社的供销社当主任，拿了一张买自行车的“平价指标”票，送给了班主任陈某某。当时，自行车难买，价位也不一样，平价是最便宜，但需要有“指标”票。结果，陈某某就动用了他手里的权力，在推荐名单上把我哥的名字划掉，把那个娃的名字给添上了。

我哥不念书回到家里，先是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后又去公社石灰厂干临时工，就是在山上放炮打石头，在石灰窑里烧白灰。等高考制度恢复后，他干着急却没有办法。他上学的那几年，就根本没有正经的上过课，不是劳动就是唱歌，再说，他连高中也没有上。生产队解散后，从前集体的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于是，在公社石灰窑上干活的人，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这里出力下苦还不如回到家里把自己的地经务好。于是，就有人带头离开了石灰厂。一个人一走，大家的心就散了，就接二连三地回家去。石灰窑办不下去了，我哥自然也回到家，跟着我父亲耕田种地……

在我又一年落榜的这年深秋，我和父亲还有我哥，把家里柿子树上采摘的柿子暖熟后，几次拉到关中大平原的集镇和县城里去卖。每到一个地方，父亲先把放在架子车前边的竹筐往街边一摆，再卸下一口袋柿子，叫我和我哥一起卖。然后他拉着架子车另找一处地方去卖。

最后一次我们去了醴泉县城，在卖完柿子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哥脸色发红嘴里嗫嚅了许久才难为情地对我父亲说：“大，你看我和小满都待在家里咋办？你还不如把我四叔再找一下，能否想办法给我另找一个啥事做。”

四叔的家就在山西台村，在县城里干事。听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和我四叔在一块念过私塾，结下了一生的情谊。父亲听了我哥的话，站在街边愣了许久说：“你四叔就那么大一个本事，以前你去公社石灰厂，就是你四叔找人说的话，现在，咱都不好意思再给你四叔开口了。”

我哥忧愁地说：“你看我和小满都待在家里，咱家里就那么一点地，现在都栽了苹果树还没有挂果呢，地里的活一个人都能干完，我和小满成天在家里转出转进咋办呀？”

父亲直直地站着没有说话。

我哥又说：“趁在县城，你就当尽心，去把我四叔再找一下，我和小满就在这里等着你。”

父亲作难地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犹豫了半天还是说：“咱先回去吧。”

一路上，我哥没有说话，我父亲也很少说话。一星期过后，我父亲却例外地借了别人家的自行车下了甘河塬。天黑了许久父亲才回来，他手里端着饭碗对我哥说：“今天你四叔正好开会去了，我等到太阳升到头顶上才见到了你四叔，你四叔听了我的话，啥也没有说，先把我引到马十三的羊肉泡馍馆吃了一顿羊肉煮馍，到分手的时候才叹着气说，现在的事不好找，你回去给娃说，先安心在家里劳动，我后边慢慢给娃瞅机会。”

我哥说：“我四叔没有把话说死。”

我父亲说：“那你就往猴年马月等吧。”

我能听出来，我哥没有把四叔说的安心在家里劳动的话听进去，而是把后边慢慢给娃瞅机会记在了心里。他开始做起了梦，好像快要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冬天的日子里，地里的活完全停下来，庄稼人从早到晚都闲在家里。父亲、我哥还有我三个男人，也就从早到晚愁眉苦脸地一个看着一个。

在冬天漫长的日子，我哥开始一趟一趟往县城里跑，月初借东家的自行车，月中借西家的自行车，有时候借不到自行车，干脆步行去县城，到我四叔跟前问情况。腊月过半，我哥给我大说：“我四叔肯定也要回老家过年，我想叫我妈多摊些烙面，给我四叔送过去。”

我父亲说：“你四叔也是农村人，过年的时候家里也要摊烙面，算了算了，你不要为难你四叔了，等过年的时候，你和小满把你舅家和姑家走后，就去你丈人家。去年夏天，家里就给你把结婚的家具做好了，上边落的尘土怕都有一指头厚，你往啥时候拖呀，小满还在你后边跟着呢。”

我哥低头不语。我看着我哥灰头土脸的样子，心里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