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国的蚊子特别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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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的道路两旁，路灯显得格外铿锵且柔和，仿佛是那为了捍卫万家窗户里透出的浓情灯火而站岗的忠诚哨兵。一架来自保加利亚的飞机歇在了加西亚格罗机场，机上搭载着亚裔企业家杨建平女士。这一次，建平在这里转机去巴西出差。

飞机刚一停稳，两名加国便衣就急不可耐地挪过去，左右各堵一旮，封住了建平的路。由于这次出差我是后补名单，秘书在临行前一天才帮我订了机票，所以我和建平中间隔了好几行位置，差点不能赶上同一航班。出于对美好异性天然的喜爱，我的目光正被两位异域肌肉型男牵动着，突然感觉苗头不对，那俩货直勾勾瞪着建平而去，较高的平头兄煞气十足地朝她自报家门，同一时间稍矮胸肌较厚的那个麻溜儿取出皮带后面的手铐，啪叽一下锁住了建平纤细有力的一对儿小手掌。虽然这几年跟着建平，大大小小各种林子各种鸟没少见识和历练，虽然参与和见证了公司在建平的引领下一次次急中脱险、险中得胜，接近不惑之年事业中等成就的我，在那一刻还是慌得一批。那是我的老大，我的伯乐，我的领导，我的好朋友，我的姊妹伙，我们公司的镇宅之宝！现在，她被铐了，在喊天喊地喊爸比都要用鸟语的国土之外！

杨建平一如既往的冷静，给我了一记及时耳光，哐当一下把我从懵圈中打醒，“珊珊，找这位检察官先生拿张名片，请乘务员帮忙把行李寄存在机场，马上联系大使馆报告情况，然后通知董事会。完了同古参赞一起来接我。”

建平就这样活生生被两只大块头从我眼前拎走，经过我时轻轻说的那句“不要怕，逐一处理，胥总。”和她一道，伴随着我人生最关键和职业最辉煌的几年，我真怕这个小我两岁的神奇女人就此离我而去，不会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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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冬天，在我居住的南方火城，天照我心下起了鹅毛大雪，不是修辞手法的“鹅毛”般，是比鹅的毛还大的雪片。天啦噜，我被离婚了，那个冬天整季都在关怀我的心情，初婚失败，心在滴血，天在下雪，耳朵在听范晓萱的《雪人》。

以上一切场景加起来都不及今天我遭遇的内心打击巨大，而吞噬它们给我的力量之和，也不及我要救出建平的信念来的刚烈。

历时四年的政权骚乱后，公司内讧最终被杨建平女士一脚踏平。对此，建平的点评是：“人的一生当中，内分泌总会紊乱一两下的，吃药能缓解一时症状，但根治得靠好的心情。”在我看来，杨建平无独有偶，就是这个组织的神医跟好心情。在建平到来之前，这个有些年代感又举足不前的庞大组织，已经被经年不息的内乱折磨得毫无创新力，政治斗争从顶层蔓延到基层，怨气、怒气、浊气像藤蔓一般死死的包裹着企业的整栋思想大厦，遮住了窗内向外索探的微微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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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建平透露，她在正式启用一个人之前，会观察很久，通常会花费好几年，被观察者也许中途会被安排去体验各个地方市场和不同工种。她通过玩数独游戏，总结了一套简单易行的用人法则，即把人按数字1~9归为九类，单位棋盘上统共九类81个空格，增加人数，则增加单位棋盘，需要操作的永远只是把1~9带入正确的空格。带兵打仗就像在玩数独，再庞大的一张战略图，也就是1~9的填字游戏，且只要谜面假定，每个空格的数字是唯一的，确定一颗子就对了一颗子，不用担心此处将来会出错。

建平的思维方式跟常人不在一个体系中。确切地讲，一般的固化思维既不能对她形成阻碍效果，又无法侵入她的非连续性跳跃思维里为非作歹，它们自成系统，又非系统化运行。按建平自己的话说“解决问题无非两个路径：一是通过检索大脑库存中与之相关的信息来建立全新的对策；一是清空思维杯子中的水，保持心空，清空之后针对这个问题该有的办法就来了，就是佛家讲的真空妙有。”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些话的全部含义，她边做边说时我又能从中悟到一点禅机，但这并不妨碍我坚定地知道建平是对的！在建平目光落身上的第四年，我获得了和她近距离工作的机会，跟着就成为了她的助理直到今天。建平说，好的助手，就是不停帮老大擦屁股，老大的核心价值在于出人出脸，因为他有一个时刻都衬托他徽章的姓名，因此代表他名字的那张脸也是值钱的。而下属的核心价值是值钱的行动力，所以她总说“执行力”就是值钱的行动力的简称，并一直对这种貌似耍赖的言辞坚信不疑，或者是让它的听众坚信不疑。反正我是信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道行内力同银行账面一起，比其他同事提升得快太多。

我大概体会到了“听话的力量”这句建平语录的内涵，遇到一个接近神的人，听从他的指引就等于听从神的指引，你会收获踏平苦难的力量和经久不衰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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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没有被立即审讯，不知道是有关方面尚未整理好审讯的材料，还是审讯本身将构成未来被反审讯的证据。在进入“过夜房”之前，建平只说了一句，“Please get me an application for a restraining order.”这个时候她想的是尽量拖延她被捕的消息被释放，为万里之外的董事会在国际舆论行动之前做好最适宜的应对决策争取时间，一则禁止报道令能帮她达成这个目的。“在任何时候，迅速搜索自己当时一切所有权来掌持局面的可控化，不光是在解决问题，也能驱走无用的焦虑。”跟建平工作一周后，我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当时用手机快速记下，每晚誊抄在笔记本上。她的一些日常言论，往往充当着我做重大决定时的考量依据，以及反复咀嚼的思想导索。

建平被带走后，我按需处理着该处理的一切。直到第二天中午没多时，在我慌神得几乎快飙泪的当口，古参赞终于冲我发射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微笑：“胥总，走，咱们可以去接杨董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常人一共要经历三顿饭，晚早中，建平则需要6顿，她少食多餐的习惯已经多年，而且饮食简单清淡到常人难以理解，我一万个担心她做过手术的胃被虐待，这是一个刀枪不入只怕饿的女人。我为建平提了一整夜的心，此刻正绞痛。

同古参赞领来的两名华人大律师及一位加方国会议员一道，办完保释手续后，我们在“过夜房”见到了未见惊魂挂脸的杨建平女士。“没饿着吧？”我不争气地在第一时间还是飙出了弱女子的本能泪水。建平站起身放下卷起的袖口，用她那惊艳的古典英音疲倦但不失微笑地跟四位绅士打过招呼，附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句：“绿化太好也要不得，太多蚊子了，你看我的手，还有脚腕。”随着一个白眼，建平的日常式淡定和幽默又是一记耳光，及时地把我从纤弱的软妹子情绪中扇出来，做一个跨国集团公共关系负责人应该做的事情。

“领导，赶紧带咱离开这里吧，他们这儿的暖气太强了，把我给烤的。”建平几乎从不掩饰身体上的感受，任何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