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过渡阶段_末代总督的惨败

末代总督的惨败

1991年12月31日，现任港督卫亦信接到离职命令。接替他的人是英国前保守党主席克里斯·帕藤。这个任命是英国首相梅杰亲自宣布的，他说：“管理好到1997年的过渡时期，从而确保香港自由、稳定与繁荣，是政府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帕藤先生是最为合适的港督人选。”

正如香港《华侨日报》发表的评论所说：帕藤无疑是末代总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香港的稳定，并在五年内寻求发展，以便顺利过渡到1997年。

帕藤1944年出生于英国帕尔顿，是英国有名的职业政客。1966年，他加入保守党研究部工作，到1970年加入内阁办公室，并自1972年至1974年，分别成为卡灵顿勋爵和威廉·怀特劳（两人先后出任保守党主席）的私人助理兼政治秘书。在1974年，他以30岁之龄，破天荒地被委任为保守党研究部的主管，而后来1979年大选的不少竞选宣言，都是出自他的手笔。1989年，撒切尔夫人让他晋升内阁，出任环境大臣，并于1990年当选为保守党主席。

然而，帕藤在政坛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92年的英国大选中，虽然保守党继续赢得执政机会，但作为保守党主席的帕藤却接连遭到冷遇。好友梅杰登上首相宝座后，并没有忘记帕藤。梅杰为帕藤在万里之外寻得一份美差，就任香港最后一任总督。

卫亦信早已做好准备，一心等新总督到港后，他尽快交接回国述职。

卫亦信觉得这个总督的位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他人如其名，重信重义，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友好的合作态度，从而引起英国政府不满，这也是他离职的原因。

卫亦信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曾谈了一些对新总督的期望：“在未来五年内，新总督需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不应触怒中国。港督不能因为维护英国人的利益而损害港人的利益，因为维护港人的利益是港督的职责所在。”

卫亦信希望继任者能明白他这番话的良苦用心。7月3日晚，在参加完告别晚宴后，卫亦信带着家人登上“慕莲夫人”号，告别了香港。记者曾采访现场送行的市民，一位中年人感叹着说：“他是个好人，好人难做啊！”

1992年7月10日，帕藤乘“慕莲夫人”号横穿维多利亚港，到达香港走马上任。按照惯例，中文公事管理局送上几个译名供他选择，他一眼便看中了“彭定康”三个字，取“稳定安康”之意，倒也符合目前香港的局势。

香港市民很快发现，与以往港督不同的是，彭定康是唯一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港督，也是少有不是出身外交部，而是出身国会的港督。彭定康上任前没有接受任何勋衔，就职时亦没有穿上传统的殖民地官服。由于他的身形略为较胖，中文译名又十分中国化，故上任后坊间以至传媒都昵称他为“肥彭”。

早在4月20日，在伦敦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彭定康告诉记者，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会是管理香港的最佳人选。他要把维护香港600万居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他表示建立良好关系是处理对华关系的首要事务。

正是这番谈话为他迎来了一片赞赏声。很多香港市民由此对这位新总督印象良好。中国政府也期望彭定康和前任总督卫亦信一样，保证香港在过渡时期的稳定健康发展，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不料，这一切只是彭定康为达到更大的政治野心所伪装出来的面目。随后，他就露出了

另一副嘴脸。

不久，英国外交部新任香港事务次官顾立德来到香港。他是奉首相梅杰之命来向中国政府发难的。梅杰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太偏重中国利益了，应该重新修改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找回英国损失的名誉和利益。

顾立德的到来，让彭定康的心思活了起来。长期以来，他并不甘心大选的失意，决定再次和梅杰联手，将香港当做他重登政治高峰的踏脚石。所谓利令智昏，彭定康一心期盼成为独一无二的孤胆英雄，在香港问题上和中国政府一决胜负，从而会换来大选时英国民众的选票，送他入主唐宁街10号。

1992年10月7日，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彭定康终于在香港立法局抛出了他精心策划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长达三万字的《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

这份改革方案报告的核心是政制部分，即对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改革：

1.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分开，使两局议员身份不再重叠，使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

2.行政局非政党化，不委任有政党背景的人士进入行政局；

3.港督不再担任立法局主席，主席由议员互选产生；

4.成立由政府官员和立法局官员组成的事务委员会，以商讨处理有关立法及财务计划方面的事宜；

同时，对于在1995年进行的选举安排，彭定康也在改革方案中列举修改意见：

1.选民的投票年龄由21岁降至18岁；

2.分区直选实行单议席单票制；

3扩大功能组别选民数目，改变现有功能组别中的法人团体投票，选民资格包括所有在业人员，并实行一人一票制；

4.扩大区议会职权，取消区议会及两个市政局的委任议席；

5.负责选出10名立法局议员的选举委员会的全部，应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员组成。

如果按照彭定康的方案，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意愿就达40名，占拥有60名议员总数的立法局三分之二，这些人可以直接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英国政府就可以通过彭定康选出的这些直选议员继续在香港政府中指手划脚。

也就是说，英国人想在撤走之前，把香港打造成一个自行其是的城市。它只听命于英国人，只欣赏英国式的民主和自由。这样，即使英国人离开香港的管理层，仍可在万里之外遥控这个城市。

彭定康既然敢抛出这份施政报告，就已经考虑到会激怒中国政府，但却没想到会引发之后一连串严重后果，几乎断送了香港及其个人的前途。

中方看到这份报告后，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及新华社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指责彭定康违背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必然会给香港的平稳过渡造成障碍。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将由英方负责。

彭定康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相反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泰晤士报》新刊登的梅杰首相讲话。梅杰的一句话坚定了彭定康与中国政府对抗到底的信心：“彭定康的计划是这个殖民地未来发展的最佳方式，我完全赞同他的计划。”

施政方案引发的风波还未止息，彭定康迫不及待地在新机场的修建问题上再次挑起事端。

早在1989年，港英政府便决定在大屿山北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预计投资在千亿港元以上。这将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规模最大、花费最多的民用工程项目。由于新机场工程浩大

，需要大量贷款和外来投资，而债务及专营权等问题可能要跨越1997年。

《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凡是任何延伸至1997年以后的决定，都要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但是，彭定康单方面代表英国政府重提新机场修建计划，并拒绝中国政府参与协商。新计划的贷款偿还期由1997年开始，并延续很多年。这摆明了是“我请客你花钱”的做法，不仅仅是经济债务问题，也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

更有甚者，文人出身的彭定康竟然在梅杰的支持下，准备在香港举行一次名为“翼龙行动”的军事演习，以演练香港对中国入侵的防御。彭定康面对记者称，这次演习是为了向入侵军队显示，香港仍是英国的领土。

但是，这场演习只是让全世界看了场笑话，正如一份外媒评论说的那样，中国无需派遣军队攻击香港，只要关上水龙头，香港就不攻自破了。

香港民众开始不安，股市出现下滑。两件事合在一起，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彭定康是想将香港带入深渊。当时《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虽然彭定康的某些建议不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可以实施，但其蔑视中国的做法势必引起北京方面的愤怒。这绝不仅仅是引发一场唇枪舌剑，更危险的是中国人有足够的办法让彭定康的所有行动搞不下去。”

彭定康决定去北京。启程前他谈笑风生地告诉记者，他相信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方案，因为他是顺应港人意愿的。

不料，彭定康在北京遭到了冷遇。中方只派出了港澳办副主任接机，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场面话，抛下彭定康便走了。紧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的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了同他握手。国务院总理李鹏拒绝会见这位首次来访的香港总督。

彭定康气急败坏，在离京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摆出了一意孤行的架势，表示既然民主改革和新机场这两个问题不能和北京达成协议，港英政府将单独实施。

随即，港澳办主任鲁平就此次港督来访举行发布会。鲁平不容置疑地声明：假如港英政府不征求中方同意修建新机场，那么1997年后，中方不仅不承认机场的债务合约，同时拒绝这个机场的所有飞机使用中国领空。

中方的强硬态度引起了各方关注。英国前首相希思、前工党首相卡拉汉、前外相杰弗里·豪、前驻华大使柯利达、伊文思、前任港督卫亦信等纷纷在不同场合抨击彭定康。他们批评彭定康欺世盗名，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惜以香港的前途为赌注。

英国《太阳报》就此事发表一篇评论，题目是《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骗子莫过彭定康》，文中说，彭定康不仅损害了香港前途，而且将恶果带给了中英贸易，导致英国航天公司和劳斯莱斯等大公司在争取中国合同时输给其他国家，损失巨大。

香港各界的反对声也是此起彼伏。1992年10月28日，拥有18万会员的香港联合工会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彭定康的施政方案。在香港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策划的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六。

英国政府担心继续与中国政府对抗的话，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已经在寻求渠道，与北京方面达成谅解。彭定康众叛亲离，他在接受新加坡广播公司采访时神情萧索，他表示自己不排除被提前解职的可能。节目播出，香港股市竟然一天之内上涨83.59点。

香港回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是民心所向，是众望所归。彭定康想逆流而上，违反民意，遭到惨败是他的必然结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