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二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第二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是刘邓大军的进军号令，也是刘邓大军意志和勇敢的写照。解放军渡过黄河之后，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逼迫刘邓野战军北退或者背水一战。7月，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激战，歼灭敌2个师部、9个半旅共5万6千多人。接着，部队长驱南征，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刘邓大军越过陇海线、跨过黄泛区，强渡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险阻，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当中杀开一条血路，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
强渡黄河天险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８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时间进入6月，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进攻的战争进行了一年，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国民党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由于重兵深陷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国民党军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形的布局。
与国民党军方面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内线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在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之后，又使它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受到严重挫折，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虽然如此，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局势还是相当严峻的。战争开始的第二年，由于战事深入解放区腹地，许多地方的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解放军的人力、物力补充上遇到很大困难。
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虽然削弱，但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占据优势。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方案》，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决心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财力，继续贯彻执行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继续以重兵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力求迅速取胜，再转用兵力向其他战场，最后达到摧毁解放区的目的。
为了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发展有利形势，早在1947年初，中共中央就考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向中原出动，转至外线作战的问题。这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针对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不利态势，先后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求歼敌军，然后逐步向豫皖苏地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38军和新组成的第9纵队，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陕北战场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的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策应刘邓大军南进。
以上三路大军的任务是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创造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中共中央还决定，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分别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以策应三支南进大军的行动，并准备在敌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寻歼剩余敌军，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
这样，就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态势。另外，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等部，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作战，并为最后全歼内线敌军创造条件。
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敌军，就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军回防空虚的后方，彻底粉碎敌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
根据这个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争取于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和豫皖苏之敌进击。并指示，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进攻打运动战。指示陈（赓）谢（富治）大军按照原计划出潼关、洛阳，切断陇海路，配合作战；陈毅、粟裕大军在6月10日以前，集中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出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对渡河作战进行了战前分析。
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集中于山东、陕北两个战场，在两个战场的中间，即从风陵渡到济南，构成约2000公里的正面黄河防线，凭借这个天然屏障，只以少数兵力设防。邓小平指出，蒋介石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把”。刘伯承把这种战略态势称为“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并指出这次渡河南下作战，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敌战略态势上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刘、邓看来，如此漫长的防线上，连接两个战场的黄河，是国民党军防线上的薄弱环节。
为准备渡河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以一个月的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在队伍中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召开英模大会，展开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召开各部队首长会议，讨论转入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动员报告，解答了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有关问题。22日，刘伯承颁发《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当晚，刘伯承作动员报告，分析一年来的形势，指出“拿一只拳头打击出去”的重要意义，要求部队做好连夜出击的准备。同时，对预定渡河地段的地形、敌情作了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刘邓指出，这次渡河作战：
（1）处于夏汛前的水势；
（2）处于敌刘汝明在南岸宽300多里的地带组织河防封锁状况之下；
（3）处于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的有力掩护之下；
（4）处于我军已准备了渡河器材的状况之下，加之守备黄河南岸的敌军，自恃水深河宽，麻痹大意，这正是我们发动战役的良机。
与此同时，解放区人民也掀起了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渡河作战的热潮。
鉴于黄河不久就要回归故道，冀鲁豫区党委早在2月10日就发出关于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的决定，任命王化云为司令员，刘茂斋为副司令员，郭英为政委。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先后在高固（北坝头）、李桥、张庄、林楼、孙口、位山、齐河等处设立7个航运大队，每队500至600人，20至30只船，每个大队编4至6个中队（连）。这些人员，均是经过挑选的熟识水性、能撑船、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他们全部实行部队编制，享受与军人同等的待遇，集中驻守、集中学习、集中训练，军事化行动。3月，冀鲁豫行署发出“封购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通知，将造船任务下达给沿河各县。
4月21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向“沿河各县征购萱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要求东阿、平阴、河西、张秋、寿张、范县、濮县、鄄城、昆吾、长垣等11县，于本月底完成征购萱麻3万至5万斤的任务。5月28日，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向长垣、昆吾、濮县、范县、寿张、张秋、东阿、河西8县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要求于6月5日前完成。
6月17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整修军运大路及协助军运”的21号训令，要求沿河群众整修道路、安全运输、保护物资。为了保证造船任务的完成，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主持召开沿黄各专员、县长和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部署建厂、筹料、造船、征船工作。会后，各地立即行动，筹料建厂，除建起四个较大的造船厂外，沿河各县均建起了一些小的造船厂，仅范县就建起十几个小厂，动员木工300余人，铁匠100余人，武装民兵400余人，共造新船54只，修理旧船100多只。经过数月奋战，沿河各县圆满完成了造船、修船任务。
为了支援刘邓大军渡河作战，解放区人民除了修路造船以外，同时组织起担架团、轮战团，并为部队腾房安排住处，为部队做鞋、磨面、准备吃穿，4、5月份还掀起了参军热潮，为部队补充兵员。总之，从各个方面，全力以赴，保证大军渡河。
之后，刘伯承对渡河作战提出了若干指导原则：我军在敌前渡河的行动上必须有秘密而周到的准备，突然而果敢的实施；在渡河指挥上，南岸部队（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应背击河防之敌，先肃清、扫除我军渡河点的河岸之敌，以掩护我军主力渡河登陆；我军主力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实行宽大正面的渡河，务期抓住敌人弱点，突破其纵深，再由敌侧背力求由南向北果敢兜击敌人，压迫敌人于河岸，各个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
6月26日，刘邓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并命令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三旅于27日秘密渡河，和原在黄河以南的独立二旅共同接应渡河大军。同时调动部分主力部队于29日出击，攻克豫北的封丘、延津、滑县、汲县四城，进而再下博爱、沁阳，使新乡之敌陷于孤立，以形成我军沿平汉路出击的形势，造成我军声东击西之势，以迷惑敌人，便于我主力突破黄河。至此，在军事上已做好了强渡黄河的一切准备。
此时的国民党黄河防线，主要是由其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的55师、68师共6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其分布是：55师部率29旅位于郓城、皇姑庵地区，74旅位于郓城北之肖皮口、蔡庄、师集地区，181旅位于鄄城、临濮集地区；68师位于菏泽，其81旅位于东明及以西地区，143旅位于杜集、白庄、刘集地区，119旅位于毕寨地区。另有70师的两个旅位于嘉祥地区作为机动。从东阿经平阴至长清，则由二十绥靖区的两个旅驻守。豫北地区驻有王仲廉部9个半旅，冀皖苏地区驻有4个半旅。沿黄堤、岸、滩布满地堡群，还挖有战壕和掩体等工事。
为了一举突破黄河防线，刘邓大军决定突破河防后首先歼灭刘汝明的两个师，再于运动中分别歼灭来援之敌，然后跃进大别山。具体战役部署是：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于6月27日先期秘密渡河，接受1纵杨勇、苏振华指挥，围住肖皮口之敌，并于30日拂晓，以一部秘密开至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隐蔽，黄昏时到达渡河点，掩护1纵渡河。独一旅主力同时于拂晓包围封锁郓城及割裂其北部之敌，待1纵、2纵主力赶到后共歼该敌。独立二旅接受6纵杜义德、韦杰、鲍先志指挥，配合所在军分区武装，围住或歼灭皇姑庵之敌，并于30日拂晓以一部秘密到达旧城集至临濮集段隐蔽，黄昏抵达黄河边渡河点。该旅主力同日拂晓包围封锁割裂郓城及其以北之敌，勿使缩集鄄城，待六纵赶到后分别歼灭。独立三旅驱逐沿岸之敌，首先割裂陶楼、张庄、鄄城之敌，策应主力渡河。
6月30日晚9时，刘邓大军按照预定计划，在从濮县至东阿县300华里的黄河防线上，同时发起渡河战役。渡河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先期渡河部队的接应下，300只船齐发，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谓之天险的黄河防线，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战略”破灭。
7月4日晚，刘伯承、邓小平从范县的孙口渡口，乘坐“爱国号”平头大船渡过黄河。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乘胜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伟大的转折之战——鲁西南战役
遵照党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47年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实行战略反攻的作战计划，于6月30日至7月28日，在鲁西南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
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伟大胜利，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进攻”，将进攻的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党中央审时度势，紧紧抓住有利时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这一战略意图出发，中央军委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把中国革命推向新**，并把“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作为举行全国性反攻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将出击和进攻的矛头，指向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的大别山区。
中央军委按照预先制定的战略进攻计划，于1947年5、6月，指示刘邓大军于月底发起渡河作战，实施中央突破。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邓大军在军事上、政治思想上、物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而缜密的准备。在豫北反攻胜利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1、2、3、6纵队转入休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大整训。
期间，部队进行了整顿，组编了新的野战军纵队，有4万青壮年农民充实了部队。在整训中，部队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认真学习了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评功、记功、贺功活动和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全军上下，士气饱满，整装待发。6月22日，刘伯承作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动员报告。
此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山东和陕北两翼作“重点进攻”，鲁西南及其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均处于防御态势，妄图以黄河天险阻止刘邓大军南进。
从开封至东阿的250公里黄河防线，仅有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之整编55师、68师共6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鲁西南外围的情况是：东面，国民党第二十绥靖区两个旅防守东阿至长清一线，70师两个旅位于嘉祥一带机动；南面，豫苏地区有国民党军队4个半旅；西面，豫北地区有王仲廉集团9个半旅。由此可见，尽管国民党军队在鲁西南地区河防薄弱，战斗力不强，但邻近地区尚有一定的机动兵力。一旦遇到强大攻势，黄河正面国民党守军能够迅速地收缩，并可能从豫北、豫皖苏等地抽兵来援。因此，要夺取鲁西南作战的胜利并非易事。
1947年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的解放大军虚张声势，积极行动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共4个纵队，12万大军，在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宽正面上，选择国民党军队防御的翼侧和结合部，从8个地段上，发起渡河作战。当夜，一举突破黄河防线。
刘汝明集团在刘邓大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不得不迅速收缩，以求固守。其部队除部分被歼灭外，其74旅、29旅两个旅仓皇退至55师师部驻地郓城；143旅、181旅退守68师师部菏泽。为迅速围歼敌55师，刘邓大军第一纵队在冀鲁豫军区独一旅配合下，完成对郓城的包围。第2、3、6纵亦渡过黄河，位于郓城、鄄城、黄安地区待机打援，使郓城的国民党军队完全孤立。7月4日，一纵在郓城南关歼灭国民党87团，并肃清四关的国民党军队，兵临郓城城下，积极准备攻城。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后，华东战场数十万敌军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慌忙将守河防的国民党55师主力退守郓城，并从豫北、豫皖苏抽调国民党第32、66、58等3个整编师和63师的153旅，在王敬久的指挥下，从陇海铁路分两路北援。蒋介石想以55师坚守郓城，吸引刘邓大军屯兵城下，以东路军结成重点攻势，从巨野向西伏击刘邓大军侧背，和西路军形成钳击之势，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企图将刘邓大军消灭于黄河和运河交叉的三角地带，或将刘邓大军重新逼过黄河以北。
刘伯承、邓小平看穿了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将计就计，根据国民党军队分路北进，便于在野战中各个歼灭等情况，决定采取“攻其一点，诱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首先歼灭郓城和西路弱敌，开辟战场。遂以第一纵队和军区独立第一旅积极围攻郓城，引国民党军队来援；以第2、第6纵队从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之间向西南直进，攻取定陶、曹县两城；同时，以第3纵队南进至定陶以东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待机割歼东路国民党援军。
7月5日，第2纵队冒雨急行180华里奔袭曹县，国民党地方守军望风而逃，曹县城被第2纵队收复。7月7日夜，第1纵队以多点突破的手段对郓城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1.5万余人，歼灭盘踞在郓城的国民党第55师师部及其29与74两个旅，收复郓城，取得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胜利。
10日晚21时，第6纵队总攻定陶。16旅、18旅分别由东、北两面发起攻击，17旅在城西、城南网歼逃敌。18旅、16旅先后由北门、东门入城。各部队突入城内后，迅速将国民党军队大块割裂包围，采取迫击炮平射，工兵爆破与步兵突击相结合的方法，连克数堡，与国民党守军巷战至凌晨5时，终于攻下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的最后堡垒——天主教堂，全歼国民党守军63师之153旅4000余人。在定陶战役中，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王克勤在北门登城时光荣牺牲。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发来唁电，并号召全军深入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
至此，战役第一阶段宣告胜利结束。它不仅使国民党军队钳击刘邓大军的计划完全归于失败，而且使刘邓大军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至陇海铁路北的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并且长驱直进至国民党军队主力的侧背，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7月10日，在定陶之战告捷的同时，国民党东路援军第70师师部及140旅、139旅，第66师师部13旅、185旅，分别进至金乡县西北至巨野县东南一线。这时，刘、邓首长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的指示，决心抓住战机，不给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的时间，连续作战，挥戈直指国民党东路援军，斩断其长蛇阵，扩大战果。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作了部署：第1纵队由郓城进至六营集、独山集以东的巨野、嘉祥交界地区，至国民党军队右侧背，插入国民党70师、32师、66师的间隔地带，切断其三个师的联系，并以一部兵力阻击可能由济宁、嘉祥来援的国民党军队，重点割歼国民党32师，尔后攻歼国民党70师；第6纵队由定陶经章缝集东进至六营集以西的薛扶集地区，协同1纵割裂、围歼32师；第3纵队由汶上集东进至羊山集以东、以南，割歼国民党66师；第2纵队由曹县向东北，歼击谢集的66师一部后，协同三纵割歼羊山集的国民党军队。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在万福河一线阻击由金乡北援的国民党军队；以鲁西南地区军分区地方武装牵制菏泽的国民党军队。
7月13日，刘邓大军各纵队按预定计划，迅速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14日，国民党32师由独山集、鹿湾向西北方向突围，仓皇向70师靠拢。第1纵队抓住32师向北运动的机会，立即以19旅附骑兵团予以追击，并以6纵18旅由薛扶集向东兜击，通过对国民党32师的分割、追击和截击，歼其149旅大部，毙其旅长以下1400余人。国民党32师师部仅带残部141旅与70师会合于六营集。
同日，第6纵队主力赶至六营集以西之薛扶集，配合第1纵队，对六营集紧缩包围圈。纵队司令员杨勇考虑到如果野战军继续四面围攻，必将逼迫国民党军队作“困兽之斗”，徒增解放军伤亡。所以，他向野战军首长提出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纵敌突围，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建议。刘、邓审时度势，虚心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当机立断，采用“围三阙一”的打法，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纵敌向济宁方向突围，于运动中将国民党军队歼灭。遂以1纵2旅及6纵主力从六营集南、西、北三面猛攻；以1纵19、20旅在六营集以东、纸坊以西的开阔地带布成袋形阵地，围歼国民党军队。
当晚20时，国民党军队果然利用夜色和青纱帐做掩护，以国民党三十二师为左翼、七十师为右翼，向东突围。当国民党大部兵力进入野战军的预伏圈时，顿时伏兵四起，1纵第1、2旅动作迅猛，从两侧合围，割裂、击溃了国民党32师、70师的队形。国民党军队在密集火力打击下，争相夺路逃生，互相践踏，溃不成军。至15日8时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32师、70师共1.9万余人，国民党70师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被俘。
国民党32师、70师覆灭后，只剩下畏缩于羊山集的国民党66师一个半旅了。这个师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他们依托的羊山集，北面靠山，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国民党六十六师在羊山集街巷及四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除控制“羊头”、“羊身、“羊尾”各制高点外，还派兵一部扼守西北1公里处的葛山，力图凭险死守待援。
15日，第2、第3纵队即发起对羊山集的进攻。当日，2纵一部攻占葛山。但进攻部队遭国民党军队“羊身”制高点火力猛烈反击，加之受连日大雨和积水影响，除葛山外，均被迫退出阵地，进展不大。
19日，蒋介石飞往开封坐阵指挥，从西安、潼关调整编第10师、骑兵第1旅，从洛阳调青年军第206师，从豫北调40师，从汉口调52师82旅，从山东调第7、第48、第85、第5师，立即驰援羊山集；严令王敬久就近率58师及66师之199旅，立即由金乡北渡万福河，解羊山集之围。
这时，为更有效地歼灭金乡北援的国民党军队，刘、邓首长指示部队，在万福河正面敞开一个缺口，在河北岸张开口袋，诱国民党先头部队199旅北渡万福河，然后切断其与国民党58师的联系，于运动中将其歼灭。
22日，国民党199旅在王敬久“限令即日晚12时到达羊山，否则军法从事”的严令下，渡河北进。羊山国民党守军亦以13旅38团突围接应。刘邓1纵独立第1旅、2旅、3纵等部迅速将国民党军队包围，冒着倾盆大雨，激战两小时，全歼国民党66师199旅全部、38团全部、58师一部，共5200余人。
此时，中央军委电示刘、邓：为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对羊山之敌，确有迅速攻歼的把握，则攻歼之。否则，应立即短期休整，直出大别山。
刘、邓二人认为，国民党各路援军尚在途中，金乡的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北援，菏泽的国民党军队在鲁西南地方武装打击下，只能消极防守，亦无力东援，羊山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削弱。而人民解放军主力则可全部集中，完全有迅速歼灭羊山国民党军队的把握。因此，决心不放过战机，迅速全歼羊山的国民党军队。
刘邓大军经重新侦察后，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由西向东攻击，以3纵第7旅和6纵16旅由北向南进攻，以3纵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并调用野司榴弹炮营、1纵炮兵团加强火力，夺取羊山各制高点。25日，2纵五旅攻占“羊尾”，向“羊身”和羊山集西北部攻击。六旅攻占羊山集西街，攻入西门。3纵八旅攻占“羊头”，九旅攻占羊山集东部。此时，由于连日大雨，整个战场一片泥泞，战壕里的许多战士浸泡在齐腰深的水中。伤员伤口泡得发烂，脓血直流。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羊山的积水。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都有较大伤亡。
27日夜，刘邓大军对羊山集发起总攻。各路突击队一齐冲出，杀声震天。7旅19团3营的史玉伦，带领突击班首先登上了羊山山顶。经过战士们前仆后继的浴血战斗，羊山各制高点全部为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队全部被压缩于羊山集村内。次日，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国民党66师师部及13旅、185旅旅部，共计1.42万余人。战斗结束，刘、邓首长肃穆静立，凝望羊山，无限感慨地说：“胜利之后，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在羊山战斗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阵亡将士的丰功伟绩。”
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4个整编师9个半旅，共5.6万余人。它同山东、陕北以及东北、华北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使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开辟了道路，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南下！南下！
自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初期的430万下降为370万，人民解放军则由100万发展到195万，其中，解放军的机动兵力较国民党军多。解放军的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敌我力量的变化，使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战略进攻方针和主要进攻方向：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豫皖地区。三路大军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后，展开外线机动作战。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海边的广大中原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反攻。
1947年7月23日，鲁西南战役激战正酣。此时，毛泽东已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于是，毛泽东于当日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当时，鲁西南战役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羊山集攻坚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守敌宋瑞珂部系蒋军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加之占据了易守难攻的羊山制高点，火力猛烈，致使刘邓大军第2、3纵队在15、16两日施行攻坚时伤亡较大，战斗一度进入胶着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电令中特别指示：“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接电后，刘伯承、邓小平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敌各路援军尚在途中，而第1、2、3、6纵队可以全部集中，有迅速全歼羊山敌人把握，于是调整部署，27日晚对羊山集发动了总攻，激战一昼夜，刘邓大军以全歼守政第66师的战绩宣告了鲁西南战役的结束。
一场大战宣告结束，刘邓二人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且及时向中央反映了队伍的困境，以及对未来战事的计划：
（一）完全拥护中央所示方针，惟现有如下困难：
甲、南渡后连续作战，共歼灭4个师部、9个半旅约5万余人，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伤亡约13000人，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俘虏至少需20天争取（约可补足伤亡），炮弹无法可补，医院已患员满，一时难于抽出。
乙、我原来打算第一步依托豫皖苏，尚能保持后方接济。所需经费只法币数10亿元，烟土1000斤，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发生冬衣困难。
（二）我们当前敌人既有17个旅，除40师外，战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往西调，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线南北机动两个月，并消灭其8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三）但我积极作行动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
（四）如我们推迟，陈谢渡河，以先扫清垣曲、白坡、焦作为好。如晋冀鲁豫中央局能在8月底补充5万新兵（包括陈谢各部），东北一批炮弹运到，则阵容更为整饰。
在接到刘邓二人的汇报后，党中央同意了他们“立即休整半个月”的申请，复电指示：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整半个月左右，到8月15日前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再作下一步的安排，或在内线继续作战，或挺进大别山。
7月29日，毛泽东、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等做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这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充分考虑刘邓大军无后方作战的困难后，改变了直出大别山的意见，推迟了向大别山进军的时间。
正所谓，三思而后行。虽然刘邓向党中央汇报了部队的实际情况和计划，并得到了批准。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地寻找挺进大别山的最佳方案。究竟是逐步向南发展，还是直出大别山？这个问题被深深地刻在了刘、邓二人的心里。部队休整期间，他们每天都在研究南进问题。
经过反复研讨，他们认为“直出大别山”对全局最为有利。很快，他们便把这一想法及时汇报到了中央：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7月23日）方针确好。顷奉艳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掎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
（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取用，可能条件之外能再给1000发山炮弹，我们已派车去德州接运。
（二）请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即当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受现有之10000伤员，好抽医院出动。
（三）请邯郸局将现存法币××，全给我们。
以上务请限于15号前完成。
此外，建议陈唐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原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毛泽东、中央军委接电后，当即指示了直出大别山的具体措施及兵力配备问题：
（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现行种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3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的累进方法征税，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后直趋大别山。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
根据中央指示，刘、邓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刘伯承说：“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接着，他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后宣布：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也就是8月7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行动的决定，大家对此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当时，一些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再开始行动。有这两方面的想法，无可厚非：当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需要时间休整；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培训；后方支援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1.3万名伤员尚未转移。这些问题确实给部队马上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邓小平看出了与会者的心思，便坚定地说道：“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邓小平认为，这样的决定不仅涉及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出于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下决心不要后方，向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别山推进，逼向长江，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调敌回援，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扭转全国战局。
休会期间，邓小平还针对大家的不同看法，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邓小平分析指出：
（一）提前行动是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战略意图坚决贯彻、灵活执行的表现，既可吸引大量敌人，又可粉碎敌人水淹我军的阴谋，同时可减轻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压力，分散敌人的兵力，创造各个歼敌的有利时机。
（二）提前行动会使敌意想不到，大大减弱部队前进途中的阻力，同时也使敌人使用重兵对我军进行钳形攻击的企图落空，而我军却能赢得时间和空间。
（三）提前行动可调动敌人，将敌我交锋的战场由解放区提前转向敌占区，陕北、山东之敌也可纷纷调出，打乱敌人重点进攻的部署，这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
通过邓小平的深刻分析，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立即行动利大于弊，纷纷表示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其实，邓小平的心里还藏着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前不久发来的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当时陕北的敌情很严重，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行动，部队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可邓小平想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什么困难都必须克服。
邓小平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大家思想已基本达成了一致。之后，他又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广大指战员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在动员会上，邓小平说，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会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邓小平说到这里，看到刘伯承满意地点着头，就对李达参谋长说：“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决心和部署，同时向部队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
全军上下统一意见后，刘、邓迅速拟定了南下步骤：
（一）为恐黄河决口及敌情变化过大，拟提前于8月15日左右出动，望陈谢亦同时出动。
（二）为迷惑敌人，于出动对第一步到陇海路，而以陈唐位于敌之侧背，伪装汴郑。休息一二天。第二步进至鹿邑、太康线，以陈唐位于陇海路北侧。争取休息两天。如在此间敌人好打，则结合陈唐歼灭其三四个旅；如敌不敢进，回向汴郑集结，则我第三步以十天行程到大别山。
（三）陈谢出动后，以先占新（安）渑（池）宜洛山区，再看形势。
（四）拟以张才千部同时进至桐柏山。
（五）动员方面，我们6月时在豫北做过，颇深入，现干部战士南下均无问题，当再深入动员。
（六）冶陶组织弹药之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
至此，刘邓大军休整后直趋大别山的决策最终敲定。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
南下！南下！刘邓做出了无怨无悔的选择。这，注定是一着险棋。
开弓之箭：跨过陇海路
刘邓大军南下，陇海路是他们遇到的第一道坎。前面是一道道天然障碍，身后是国民党重兵追逐，刘伯承和邓小平必须想出个好法子，快速且安全地跨过陇海路。
经过讨论，刘、邓决定采取疑兵之计。所谓疑兵之计，就是用示形欺骗敌人的方法，使敌人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争取更大的胜利。具体部署为：一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和各军区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在鲁西南地区积极进攻敌人，并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大部队渡河北返的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另一路由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造成敌南下堵击之困难。同时，为解除大军南下后顾之忧，暂归刘邓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外线兵团5个纵队，在鲁南、鲁西南地区机动歼敌，掩护刘邓大军南进。目的是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便于主力隐蔽，突然地实施跃进。
在安排任务时，刘伯承对新建的第11纵队在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说：“你们的任务是在黄河岸边佯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实施跃进。最好造成一种我们要渡河北返的声势，把敌人吸引到黄河边上。如果敌人要想过河，设法不让他窜过河去，把他拉回来。如果敌人往南，到陇海一线，就积极开展攻势，再把他引向北边。总而言之，不要叫他尾追挺进大别出的部队。”
作为政委的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能在黄河渡口一线牵制敌人愈多、愈久、成绩就愈大。要记住，你们的任务是迷惑敌人，牵制敌人，不要贪‘小便宜’，不要恋战，该打的时候就狠狠地打他一下，打一下就走，要多走路，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显然，跨过陇海路的关键是第11纵队的“诱敌”行动。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第11纵队在进行了战前动员，队伍整训和安排战斗任务。一切部署妥当后，第11纵队于8月6日开始行动。
第11纵队的第32旅在旅长胡华层、副旅长程绍祥、政委汤成功的指挥下，出南旺北进到郓城以北地区，一路上各单位用石灰粉在各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标上向北的标志，或是在一些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梁杆撂成向北的箭头。这让敌人误以为刘邓大军要北渡黄河。不仅如此，部队时不时放出的空枪，更让敌人信以为真。
1948年8月7日，第11纵队各旅全部集结在黄河南岸的高河崖一带。这样一来，就连蒋介石都以为刘邓大军要北渡。于是，他立刻调集部队尾随第11纵队向北，继之又调来封锁黄河渡口的罗广文兵团、王敬久兵团进到马楼、连楼一线。
蒋介石调遣的第10师、第40师陆续赶来，开始向高河崖阵地发起猛攻。面对敌人的进攻，第11纵队的战士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不仅如此，为了显示出刘邓大军将要过河的态势，第11纵队对敌人部队又进行了反冲击，由此，加重了敌人的错觉。
得知这一情况，蒋介石更加肯定了刘邓大军会在黄河岸边集结，并随时可能渡河北返的猜测。于是，他当即命令在金乡、定陶一线的五六个师迅速北进。以重兵向鄄城、郓城包围过来。
陇海线上敌人调动频繁，第11纵队在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撤出敌人包围目标高河崖一带，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在菏泽东北李庄，一举歼灭敌第68师一部。敌以大部兵力留在鲁西南地区，封锁黄河渡口，派小部兵力南下阻击刘邓大军。
第11纵队的牵制行动，为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做了很好的掩护。就这样，敌人彻底上当了。直到8月15日，敌人才恍然大悟。当然，敌人的下一步一定是调兵南下追击。这一步棋，早已在解放大军的预料之中。为造成敌人难调的困难，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奉命西进，破坏平汉路之和尚桥南北段，计炸毁缺、石、木桥各一座，掀掉铁轨，一度截断了敌人在中原的军事大动脉平汉路，迟滞了敌调兵南下的行动。
陈粟大军外线兵团根据刘邓指示，以小部牵制致人，大部机动歼敌，有力地掩护了刘邓大军的南下行动。
没有了后面的追兵，刘邓大军向一支开弓之箭，迅速向南进发。队伍出现在南下的各条大路、小路上，日夜兼程。两天时间，部队走出了200里，9日收复了单县县城，行进到单县西南的青堌集一线。
11日拂晓，全军急行军，到达离陇海路50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进行过路的动员和准备工作。进入深夜后，一个连的战士悄悄包围张阁站并发起猛攻。不到一个时辰，就把守车站的小股敌人包围，敌人见无路可逃，便将枪支从门洞和窗户里扔出来，举手投降了。被俘的43名敌兵说，听说刘邓大军要来，他们夜里不敢在车站睡，常常跑到高粱地里过夜，近几天下了雨，他们只好跑回车站，谁知昨夜刚睡了一个安稳觉，结果全部被俘。从此以后，“捉摸不透刘伯承，神机妙算邓小平”就在当地流传开了。
与此同时，马牧、柳河、小坝等火车站也被攻占。解放大军控制商丘东西铁路120余里，造成合围商丘的气势。蒋军第7师、第48师在由定陶增援途中，被解放军击退，返回曹县附近。当夜，刘邓大军三路人马浩浩荡荡地越过陇海路。
8月12日天亮后，张阁站的墙壁上、线杆上贴着许多刘邓大军的标语，在铁轨上走动的也都是解放军战士，伸向远处的铁路上不时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这爆炸声不是刘邓大军向敌人发射的炮火，而是刘邓大军在炸桥梁，炸铁轨，致使蒋介石用于内战的这条大动脉严重瘫痪。
首战告捷，顺利跨过陇海路。
紧接着，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8月12日电令，及时指出了在远征途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为刘邓大军远征指明了方向。
中央军委提出：第一，中央鉴于25000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提出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第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刘邓大军主力部队于8月11日至13日跨过陇海路，把敌人甩在了黄河北岸，争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争取了主动，为千里跃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千军万马涉汛区
向大别山进发，刘邓大军分三路开进：1纵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2、6纵队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临泉之线以西，经息县以东渡淮河，直奔大别山腹地；3纵队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
1947年8月13日，中路大军抵达界首县境。
界首县位于郸城以南，沙河以北，东邻太和，西到周口，南北90里，东西80里。横贯县境内有蒋介石1938年决开黄河大堤造成的黄泛区，南沿还有水面宽百米左右，长达80里的大河，范围虽小，道路却极其难行。
黄泛区是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又一道难关。1938年6月蒋介石在花园口决提，黄河朝着东南方向奔腾而下汇入淮河。黄水所到之处，冲垮了田园，卷走了村庄，每逢黄河涨水，这一带就闹水灾，因此被人们称为“黄泛区”。
如果把这里称之为“死亡区”也不为过。原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将军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
1947年8月上旬，豫皖苏军区急电二分区副政委李一非到军区接受任务，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说：“你们要接受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即将南下作战，经过我区，挺进大别山，你们要负责掩护主力南下。军区另有任务，不能前去，必须在15日前（一
周以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张国华所说的任务是：一、修好黄泛区道路，以利大军行动；二、准备好渡河的器材，搭好浮桥；三、支援大军解决行动中的一切困难。你们要尽一切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为保证大军顺利通过黄泛区，军区予以了极大的支持。李国华向李一非承诺，军区能够拨给他们一个工兵连、一个通信连，外加一部电台和报话机。
李一非接到任务后，根据军区的指示迅速做出了决定：
一、整修黄泛区道路，在黄泛区设路标，并配备熟悉情况的地方部队带路。
二、在刘邓大军经过地区设茶水站。
三、准备架浮桥及渡河器材。以军区工兵为骨干从地方部队抽调几百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工兵部队，协助配合工兵连架桥。
四、动员部队干部及地方干部支援主力。
从此，地、县、区党政军民日夜奋战，开始了修路搭桥的准备工作。
黄泛区宽30多里，遍地积水污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村庄被水分隔着，泥水沤得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使无水的地方，也是举目无际的黄泥滩。
8月13日，李一非亲自率领一个团及工兵和通信部队进驻槐店，在河岸建立指挥所，加紧发动群众准备木材、高粱秆、门板，征集民船等渡河器材。与此同时，界首县委书记吴忠培、县长兼县大队长马捷、副政委齐世钦等，遵照分区指示，在黑龙庙设立指挥部，发动全县干部群众，抢修黄泛区道路。
当时，黄泛区从皇姑河到南大堤有三十多里宽，遍地泥泞，没有路基。他们就发动群众抬土填路。后来，刘邓大军选择了新安集、下溜、槐店、倒栽槐四处渡口为据点。其中，新安集的地理位置很有优势。它位于界首和槐店中间，紧靠沙河北岸，是农村中一个较大集镇。北有通往石槽、郸城、鹿邑的土公路。南岸刘集有通往沈邱、新蔡的土公路，交通较为方便。河面坡度大，水面窄，离城远，目标小，有利大军渡河。因此，这里被定为重要据点。
以新安集为重要据点。二分区、界首县委决定在新安集的中渡口、上渡口、关帝渡口，一公里内架设三处浮桥，在新安集西八里的下溜架一座浮桥。他们不分昼夜，发动群众，征集民船，筹集粮草、牲口、大车、高粱秆、门板等器材，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有人出人，有物出物。
经过四昼夜的紧张工作，于8月16日四处浮桥全都架好。为了顺利越过黄泛区，各部队的政工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向全体指战员说明了跨越黄泛区的困难，勉励大家要团结互助，争取不掉队。
8月17日至23日，2纵、6纵和野战军总直属部队、南下干部大队先后从槐店、下溜、新安集等处，胜利越过黄泛区。
再看看刘、邓率领的3纵队是如何越过黄泛区的。
8月17日傍晚时分，部队开始在黄泛区跋涉。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率领部队指战员排成了8路纵队，在泥沼地里行进。道路越来越泥泞，行走特别困难。一开始，刘伯承和邓小平还骑着马，后来，他们就下马和战士们一起走。只见邓小平正架起刘伯承的胳膊，说道：“我们一定能涉过黄泛区。由我扶着你，咱们一定早日到达大别山！”
真是举步维艰，在如此泥泞的道路行走，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刘伯承和邓小平身体力行，互相扶持，走在全军最前。于是，共产党员、基层干部也以身作则，扛机枪，背双枪，扶病号。在指战员的带领下，战士们开始肩膀搭着肩膀，以班为单位，协力前行。
战士们轻装上阵都如此困难，可想而知，押运200辆军械车的战士们更是备尝艰苦。
军械车每辆装载1500斤，走在部队的后尾。刚开始走在泥地里，还只是个别车辆陷在深沟里，于是就用5匹牲口把车拉出来。可是没走多远，所有的大车就都完全陷在这泥沼里，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时间一长，路两边的泥水越来越多，大车的深陷程度也越大。
在困难面前，解放军战士是不会低头的。车轮动不了，就靠人力搬走军械。在军械科长的带领下，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扛起弹药箱，在泥地里步行3里地，把军械安放在一处小村庄，然后再返回来扛第2趟，第3趟……直到把车上的东西搬空。空车的重量减轻了不少，战士们又想尽一切办法，把深陷在泥潭里的车一辆辆“救”出来，再拉到前面的小村庄，重新装满军械。
就这样，3纵队的战士们在茫茫的泥海里，奋不顾身地拖着大炮，携着枪弹，抬着担架，拉着辎重，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直到8月18日上午，他们终于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征服了黄泛区。
血战汝河
1947年8月下旬，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在第6纵队的掩护下进至汝河北岸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情况万分紧急。
23日夜幕刚降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此时，河对面的敌人已加强了防守，后面的敌人同掩护刘邓大军的部队即将交火。敌人的目的很明确，企图利用汝河水深、没有船只的情况，拖住刘邓大军的主力，从而打乱刘邓进入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战局。
在这紧急关头，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计划。刘伯承说：“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刘伯承随即命令：18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顶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16旅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17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一向与刘伯承配合默契的邓小平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听了刘、邓的指示后，官兵们群情振奋。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都下到团指挥，各旅长下到营指挥。浮桥架好后，刘、邓继续下令，部队立即轻装，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和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分3个梯队抓紧时间强渡。
这时，距离第二天还有四五个小时，丝毫耽误不得。时间紧任务重，16旅除以46团担任后卫阻击追兵外，还要接替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抗击敌人，保护浮桥和通道，掩护全军过河。
于是，纵队首长命令：46团要在全军过河后才能撤退，如果来不及脱身，就留在当地打游击，以后再归建。领受任务后，16旅尤太忠旅长和张国传政委立即赶到46团，传达作战任务，决定由已在46团指挥作战的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电台继续指挥46团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保证大部队安全过河，坚持到最后胜利。尤太忠旅长即同张国传政委亲率47、48团奔过浮桥，接过汝河南岸渡口两侧阵地。他指挥部队一边抗击敌人，一边加固工事，准备迎接天亮以后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
次日拂晓，敌人以飞机、大炮向汝河渡口两侧阵地狂轰滥炸。接着，又分兵几路同时向刘邓大军阵地猛扑，企图切断南进通路。敌人几次冲锋始终未能突破阵地。
在敌人强烈炮火下，浮桥曾被打断，尤太忠旅长立即命令工兵连干部带头抢修，保证机关和部队过河。激战到下午，阵地仍牢牢掌握在野战军的手中，敌军未能前进一步。
此时，左路军掩护纵队炮兵和辎重部队已从下游岳城过汝河，李德生同政委何柱成率17旅由南岸向汝南埠火速开进，从敌后侧发起攻击，配合16旅打击敌人。炮火中，刘邓首长、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南下工作团于24日16时全部安全地渡过汝河，沿着先头部队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闯过了跃进大别山的一道险关。
血战汝河，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严峻、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也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汝河之战，展示了刘邓首长洞察全局、高屋建瓴的伟大气概，沉着、冷静、果断的性格和卓越的指挥才能，也显示了英雄的第6纵队官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保证了战略跃进任务的完成。
谈笑过淮河
1947年8月24日下午1点，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南下的中路大军——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及2纵、6纵主力到达集结地息县彭店。
彭店位于息县西北部，离淮河15公里，是汝河、淮河之间的一个重镇。集结于此，正是为了渡过淮河做准备。
淮河，是华东地区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条最大的河系，山西向东贯穿子河南商部与安徽全境，在这一带形成了一片纵横交汇，疏密错落的水网地带，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形成了一道天然鸿沟。
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河深水急。当时，从天而降的雨水坠入淮河上游，河水随之上涨。更加紧急的是，敌人追兵已经距离刘邓大军仅15公里，如果在两天之内不能渡河，刘邓大军恐怕要背水一战。
所以，刘伯承和邓小平一到彭店，即令18旅旅长肖永银带所属部队25日拂晓前攻下淮河北岸的息县县城，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使部队能在次日开始渡河，进入大别山。
25日拂晓，肖永银率18旅先头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息县县城北门。不足千余人的国民党息县保安团经不住解放军的攻击，弃城南窜。解放军乘胜追击，夺下淮河北岸渡口——大埠口、小王湾等地。
26日，当刘伯承、邓小平率中路大军到达淮河北岸时，眼前无桥、无船、河面又宽的情形让他们顿时感到渡过淮河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难。
先头部队18旅打下息县县城，占领北岸渡口后，征集到十几只船和木排。但是，这对于要渡河的7个旅的人马来说，显然是不行的。此时，尾追刘邓大军的国民党19个旅的兵力已迅速追上，其先头部队已在距此不到30里处向刘邓大军的后卫部队发起攻击。
加之作为掩护和策应中路大军的右路军3纵和左路军1纵，已分别于23日至26日先期从三河尖、正阳等地渡过淮河。这样，中路大军失去了左、右两翼的策应和掩护；已渡到淮河南岸的部队，因指挥机关仍在淮河北岸，不得不停留在南岸待命。前有天堑，后有追兵，如不能迅速渡过淮河，中路大军和指挥机关将背水而战，形势十分严峻，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即有毁于一旦的危险。
26日深夜，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在淮河岸边的小王湾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了李达参谋长的敌情分析后，邓小平果断提出：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自己和李达留在淮河北岸，由他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李达指挥部队渡河。刘伯承听罢，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决定虽作出了，但当务之急是部队采取什么方式渡过淮河。刘伯承反复询问部队指挥员能否徒涉，他向18旅政委李震问道：“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李震回答。
李震的回答是有根据的。刘邓大军渡淮的地方正处淮河上游。8月以来，淮河上游地区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山洪暴发，刘邓大军抵达淮河岸边时，河水水位仍很高，但前一个洪峰过去，河水开始缓慢下降，刚到淮河边的李震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对此，李震特地询问了当地的群众，当地群众告诉李震，汛期的淮河河水忽涨忽落，从没有人敢在涨水时徒涉。
听了李震的回答，刘伯承仍没有放弃架桥或徒涉淮河的想法，他让警卫员找来一根长竹竿，带上警卫员，来到岸边，登上竹排，乘着夜色，缓缓地向南岸划去。
竹排一离开北岸，刘伯承就用竹竿不时地探测河水的深浅，嘱咐警卫员在水浅的地方插上竹竿作为标记。竹排划到河中央，刘伯承兴奋地向一直站在北岸的李震喊道：“能架桥呀！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深，告诉李达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
就在李达组织人员准备架设浮桥的时候，一个令人意外的情景出现在刘伯承眼前。晨曦中的淮河仿佛退去了昨日的桀骜不驯，平静了下来，水退了。
也就是说，趁此时，能够徒涉过淮河。看到这种情景，刘伯承下令：“不要架桥了，部队迅速徒涉淮河！”迅速组织队伍过河。徒涉淮河，谁能有如此胆量，但这个好事恰好就落在了刘邓大军头上。立即过河！刘、邓二人相视而笑。
天亮后，千军万马沿着河面上的标记，兵分多路，徒涉淮河。浩浩荡荡的队伍，从8月27日起至28日止，历经两天时间，快速渡过了曾让人望而却步的淮河。
刘邓大军刚过完河，吴绍周的第85师就来到了淮河北岸。眼见刘邓大军过了河，吴绍周也让国军效仿。他立即命令部队涉水追击，不料人马一下水，整个先遣队便被淹没在河水之中。原来，吴绍周部渡河时，河水骤然暴涨，上游又下来了洪峰。敌军30万追兵到了河边，却只能隔着汹涌的淮河，看着刘邓大军渐渐走远。
回想起徒涉淮河的情景，邓小平难掩笑意：“那一路真正的险关是过黄泛区，过淮河。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整军经武——王大湾会议
1947年秋，刘邓十几万大军远离后方，千里南征，深入敌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所遇到的困难和艰险很多。由于部队长途跋涉，连日征战，指战员们都十分疲乏；后勤供给方面，人缺粮食，畜缺饲料，枪炮弹药也越来越紧张；北方战士初到大别山，大米吃不惯，又走不惯山道田埂，听不懂方言土语。
在此情况下，有些人思想上产生了右倾情绪，甚至对坚持大别山斗争能否胜利也产生怀疑。少数部队一时纪律松弛，甚至出现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战斗力。针对上述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开展阵中治军、战场整军。
在进行斜山寨战斗的时候，各纵队旅以上干部即接到命令：27日到光山王大湾参加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但将军们在地图上怎么也没有找到王大湾这个地名。参加会议的将领们均由总部派来的骑兵专程引导，一程一程地把他们送到“王大湾”。
将军们眼前的“王大湾”，其实是光山县砖桥街南端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院落。前厅后堂与东西厢房组成一座四合院。将军们恍然想起，50天前，南征之际，为保密起见，各指挥部都以各部参谋长的姓氏取村名作为代号；刘邓统帅部的代号是李家庄，1、2、3、6纵的代号分别是潘店、王家园、曾家庄、姚官屯。此次来到“王大湾”，会议被称作“王大湾会议”。
会议的主旨是：统一对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思想认识，着重解决增强部队斗志，克服右倾情绪，进一步整顿纪律等重大问题。刘伯承司令员首先讲话，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他说：“对敌人斗争丧失勇气，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子汉戴上一个英雄冠。”他号召，“每一支部队，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不能讲任何价钱……”
邓小平政委的讲话高屋建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价。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对于眼前的各位干部，邓小平毫不留情：“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地去作战。”
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强调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
除此之外，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歼灭战，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要求各级干部明确扎根大别山的思想，带领部队战胜困难，担负起胜利歼敌、做群众工作、自己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尽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刘邓在光山砖桥文殊寺举行的“王大湾会议”，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在军事、政治斗争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对于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破蒋介石总体战略，实现党中央战略进攻的伟大决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大湾会议之后，各部队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政竞赛，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步。在王大湾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刘邓大军战胜了重重困难，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饱满的斗志，取得了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一系列重大胜利，很快扭转了战局，打开了新局面。
高山铺大捷
1947年10月下旬，刘、邓大军在鄂东高山铺地区进行了一场伏击歼灭性战役，这场战役不仅促进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纵卧中原，是敌人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经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坚固。1947年夏，中共中央英明地把战略进攻的突破点选定在大别山区。8月底，刘、邓大军以千里跃进之方式胜利到达大别山。接着，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原局立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义无反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乘敌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地区敌人力量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实行北阻南进，分兵运动之策，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为此，刘邓大军只是“打些小胜仗，肃清土顽，安置后方，为大量歼敌和重建根据地创造条件”。
9月27日，刘、邓组织召开了王大湾会议，会议重申了“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的战略精神，同时强调部队必须克服右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次会议对更好地开展大别山斗争，打好高山铺战役起了重要的作用。
9月底，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调集主力于大别山北麓，而山南兵力薄弱之机，以主力由山北分兵南下，连克广济、望江等数城，直逼长江。蒋介石惧怕解放军渡江南进，急令整编第40师（少1个团）及整编第52师第82旅经团风、浠水向广济疾进，企图将解放军歼灭于江边。
在刘、邓大军看来，这正是歼敌之良机。而且刘邓大军也十分需要打一个较大的歼灭战，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刘、邓经过实地侦察，周密的部署，决定在蕲春境内的高山铺设伏歼敌。具体部署是：第1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利用漕家河东南高山铺公路两侧山地，布成袋形阵地；以第6纵队尾随而进，待其进入设伏圈后，占领张家湾、独山有利地形，截断其退路，协同第1纵队围歼之。
10月26日9时，第40师及第82旅进入高山铺地区。第1纵队各部即依托蚂蚁山、红武脑山、茅菴山与其展开激战，经反复争夺，于当晚将其压缩于清水河与高山铺谷地。27日拂晓，第6纵队先后占领高山铺西北的独山和东北的马骑山等地，封住了袋口，随后，解放军打退了第40师及第82旅夺路逃跑的行动，至14时将其全歼。
正是刘、邓的英明决策才有了高山铺战役的胜利。当然，只有策略，没有执行者的战役是打不赢的。此次高山铺战役中，全员的出动，出色的表现才是关键。
第54团1营通信员马来山在高山铺战役时刚满18岁。敌人被3连击溃，放羊般地乱跑。马来山见机，端起枪冲到敌人中间捉俘虏。他找不到自己人，刚好发现不远处有一座房子，便捉一个俘虏往里送一个。后来敌人捉得多了，他就挑了一个俘虏军官，替他站在房子门口看守。他满山遍野地跑，把敌人往房子里赶。战斗结束，他清点了一下，共捉70个俘虏，缴了两挺轻机枪、24支步枪，还有两匹大洋马。
2营司号员刘金才是在汤阴解放过来的。总攻开始后，他跟着部队冲下山，先用手中的号嘴顶住敌人的腰眼，空手夺过一挺手提式机枪。打着打着，他不知不觉地和部队走散了。当一股敌人向他跑来时，他仍然以为自己的身后是强大的队伍，便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这一喊，着实把敌人吓了一跳，他们心里犯怵，不知道周围藏了多少人，就乖乖地把两挺机枪、一大堆步枪整整齐齐放在地上，举手排队投降。
就这样，刘金才一个人竟俘虏了十个敌人。
这时，又有五个敌人扛着一门迫击炮过来。刘金才这时已经知道了周围的情形，却没有慌，而是镇定自若地，喊道：“同志们，扛炮！敌人送炮来啦！”敌兵如惊弓之鸟，就地放下炮，不敢再动。
第49团7连的王丑是全军出色的机枪射手，在高山铺战斗中，他只身端着机枪到村子里搜索。他发现在一个院子里窝着一堆敌人，就用机枪堵住门口，命令一个敌兵替他收武器。共俘敌105人，缴步枪36支、轻机枪3挺、小炮一门、手提式机枪两支、电话机两部。事后他说：“我光顾乐了，啥也没听见。”从此，大家都叫他“聋英雄”。
第52团1连文书岳巍洪是第17旅的模范文书，打仗的事却总轮不到他。这次高山铺战斗，他也随全连出发了。没有手榴弹，他就边跑边扔石头。一块石头飞过去，敌人便以为是真弹，轰地散开了。他见战友们有的赤着脚，就捡敌人跑掉的鞋追着分送给大家穿。在一个山脚处，他捉住敌人五匹马，刚要往回赶，从山上又跑下来100多匹马。又是轰，又是赶，一个人忙前忙后，成了地地道道的“牧马人”。
高山铺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别山后所进行的一场关键性战役，保证了解放军军事战略的展开，提高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和信心，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为发动群众，重建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是人民军队进行战略进攻的先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