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红色之战
第二章
红色之战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战，血染山河，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英雄业绩，汇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征战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令人荡气回肠。
黄洋界上炮声隆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纠集4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素有井冈山“北大门”之称的黄洋界首当其冲。
此时，留守井冈山的只有三十一团的2个连和三十二团，形势非常严峻。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的部队，由朱云卿任团长、何挺颖任政治委员，现在只有2个连在山上。三十二团是王佐、袁文才的地方部队。
前不久，由于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井冈山红军的二十八、二十九2个团进军湘南，招致兵败。为了挽回败局，毛泽东只得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红军主力回井冈山。红军主力不在，赣军猛扑，井冈山危在旦夕！若井冈山失守，红军将无立足之地，后果不堪设想！
朱云卿、何挺颖及一营营长陈毅安立即采取对策，作出安排。把其他4个哨**给王佐部队把守，命令三十一团一营的一连、三连守卫黄洋界，二连留在永新敌后滋扰敌人。同时，在大井村召开了有地方负责同志和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做了战斗动员。红军的弹药很少，但朱云卿和何挺颖早就构筑了五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出20枚竹钉，撒在黄洋界上山的20里山路上——这种竹钉又锋利又有毒，敌人踩上去，脚就会化脓腐烂；第二道工事是竹篱障碍；第三道工事是滚石；第四道工事是四五尺深的壕沟；第五道工事是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
8月30日凌晨，黄洋界上云雾弥漫，白云滚滚。8时许，浓雾开始消散，黑压压的敌人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攻击。
黄洋界第一道防线阵地上，战士们迎击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纹丝不动地坚守在战壕中，两眼死死地盯着攻击的敌人。到了10点钟左右，一部分敌人进入红军的射程内，朱云卿发出命令：“打！”机枪、步枪和鸟铳一齐开火，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一片。有的战士投掷的滚木和石块，呼啸着滚下山去，砸得敌人躲闪不及。还有许多敌兵刺上竹钉，动弹不得。这时，发动起来的群众在黄洋界上帮忙在铁桶中放鞭炮，冒充机枪声，并摇旗呐喊：“冲啊！”“杀呀！”进攻的敌人在山下朝上看，几个山头上满山遍野都是晃动的红旗，到处是呐喊声，此起彼伏，像是有千军万马，心中更加惊慌。
从上午、中午到下午，红军打退了敌军4个团的十几次冲锋。但红军的弹药越来越少了，情况令人担心。朱云卿忽然想起前不久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缴获了敌军一门迫击炮，正在茨坪军械所修整，便马上命令把炮抬上来。朱云卿亲自选好炮位，把炮架好。一切准备停当，朱云卿指着山下腰子坑方向，说：“腰子坑是敌人的师指挥所，想办法把敌人的指挥所给我炸开花。”只有三发炮弹，炮手小心地把第一发炮弹上膛，引发炮芯，战士们充满期待地望着，然而等了许久，炮却没有响。第二发被装上膛，几个战士围过来焦急地问炮手：“这一发能有把握吗？”此时炮手心中也有些着急。然而，这一次大家又失望了，原来这两发炮弹都受了潮，成了哑炮。大家都急了，朱云卿凝神远望山下，见腰子坑林木中有一个茅棚，人影往来出入，可能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所，当即命令：“最后一发炮弹了，朝那儿打！”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指挥所被炸开了，死伤10余人，敌团长陈纪良受重伤。
刹那间，敌军乱作一团，红军一见敌人的指挥所被炸飞，顿时士气大振，冲锋号吹起来，朱云卿率部奋起追击，冲杀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军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吓得魂飞丧胆，狼狈撤离。
从敌人的慌乱可以判断出，敌人暂时要全线撤退了。朱云卿要求部队连夜抢修被摧毁的工事，并且人不离阵地，枪不离手，严阵以待，以防敌人有大的军事行动。战士们趴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始终密切关注着山下。朱云卿、何挺颖等人检查着阵地，不敢有一丝马虎。直到第二天拂晓，传来了确切的报告：敌人连夜逃跑了！
在主力部队不在的情况下，红军以2个连击退敌人1个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战士们欣喜万分，欢呼声一片。还有几个战士仿照京剧《空城计》，凑成了一段戏文，名叫《空山计》：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
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黄洋界保卫战结束之后，朱云卿率一部分队伍下山迎接主力部队。见到了率主力部队回山的毛泽东，立即向他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听到了黄洋界大捷的喜讯，当即诗兴大发，饱蘸笔墨，欣然填出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荣誉之战——大柏地战斗
一位外国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听起来十分浪漫，而这种浪漫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来自于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经过艰苦的激烈战斗之后的气定神闲。毛泽东于1933年填写的《菩萨蛮·大柏地》就带着这种历经风浪之后的平静：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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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描述了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看到的壮美景色，更生动记述了4年前，即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大柏地伏击国民党军第十五旅的战斗情景。
1929年1月，蒋介石纠集了湘、赣两省6个旅3万多人，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1月4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了联席会议，详细讨论如何对付湘赣两省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权衡各方面的利害之后，前委决定红五军留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在外线作战，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以解井冈山之围。
红四军主力为什么要选择赣南为出击的方向呢？因为这里地域广阔，山峦起伏，并同粤北、闽西相连，红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供给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而且交通不便，敌人调动和集结都有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在这个地区发展较充分，群众基础比较好。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队和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3600多人，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出击。
湖南军阀何键得知红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4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截，并尾追红军南下。
红军边打边走，这一天，部队到达乌径，天色已经晚了，经过几天连续的战斗和行军，官兵都非常疲劳，很快就宿营休息了。大约晚上9点，大量的敌人包围上来了，红军还未觉察到。
就在这时，党的地方组织派去的侦察员把敌人突然袭击红军的消息送来了。红军立即行动，摆脱了敌人，折入江西境内，经信丰、安远进入寻乌。在向罗福嶂开进时，敌人紧追不舍，敌我相距只有10多公里。红军一路急行军，一天向前赶了60公里，结果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凌晨，刘士毅的部队向红军发动突然袭击。朱德让毛泽东带着机关队伍先撤出来，他留在后面掩护，奋力拼杀才冲出重围。
这次遭敌突然袭击，红军损失很大，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掩护朱德和军部撤退时受伤被俘，并于2月12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军在转战中继续向东走，此时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部队进入瑞金城北约30公里的大柏地杏坑一带。这一天，天还没亮，住在大柏地王家祠的军部人员已经打点好了行装，毛泽东、朱德和军参谋长朱云卿以及陈毅等也准备出发。就在这时，担任前卫的红三十一团三营营长陈明和营党代表罗荣桓急急忙忙地向军部跑来。“报告毛委员、朱军长，我营士兵违抗命令，不愿再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部队实在被敌人追得恼火了，憋着一肚子气。一个战士气愤地说：“我们再不能像兔子似的被敌人追着跑了，非和刘士毅干一仗不可！”另一个说：“要走他们走，我们三营留下，和敌人拼了！”还有战士故意发起牢骚来，大声地说：“当军长，不打仗！怕死让我们来指挥好了！”
原来，战士们抗命不走，为的是要和敌军打上一仗。朱德眼睛一亮，赶忙与毛泽东商量：“刘士毅的确欺人太甚，我们就打打他！”毛泽东说：“战士们求战心切，这是好事，就在大柏地打一仗！”
其实，毛泽东和朱德在行军路上就已仔细观察了地形，发现大柏地四面环山，地势险要，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南北走向长约10华里的峡谷，两边高山耸立，古木参天，仅沟底一条小路向北可通宁都，是个伏击歼敌的好地方。
毛泽东紧锁的双眉展开了，他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歼灭尾追的孤军冒进的敌人，扭转被动局面。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当即议定了红四军的部署，主力部队分别埋伏在左右两面山上，然后，以一营红军在隘口警戒，扮作掉队的散兵，挑着担子，背着枪，坐在石板大道的两旁休息，待看到尾随而来的敌人之后，放上两枪就跑，诱敌深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把敌人引进伏击地带后歼灭。
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战士们设伏待敌，当天还下起了毛毛细雨，雨停后又刮起了风。细雨断断续续，战士们的衣服淋湿了又被吹干，吹干后又被淋湿，等待的时间显得十分漫长。直到下午3点，敌人来了！
敌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隘口，当他们发现了大道旁有红军的零散人员时，就一边放枪，一边叫喊着冲了过来。担负诱敌深入的那些红军战士，一看敌人上钩了，打心眼里高兴，一边鸣枪还击，一边朝前跑去。刘士毅的部队追了几天都没看到红军的影子，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了红军，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紧追不舍。红军战士与敌军打一阵退一阵，佯装败退，有意将敌人引入大柏地杏坑村附近的麻子坳，此时，红军布下的口袋已向敌人收紧。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一营党代表胡克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当晚，红军和敌人处于对峙状态，敌人的后续部队也都正向这个方向增援。2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敌人的大队人马都涌向了谷地，全部钻进红四军的伏击圈。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大柏地峡谷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在一片杀声中，冲向敌群。走在队伍前面的刘士毅，一看形势不妙，知道中了红军的埋伏，立即调转马头，向来时的方向逃走，扔下他那两个团也不管了。
敌人一见被包围了，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向红军冲杀，想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一条生路。战斗异常激烈，紧要关头，朱德亲自带队冲在前头，一生极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领警卫排向敌人发起冲锋。
敌人把十几挺轻、重机枪都调来，集中在一起向红军坚守的一个山头猛烈射击。子弹就像蝗虫一样地乱飞，树叶被打飞了，树枝被打断了，红军依托着简单的掩体展开阻击。敌人攻了一阵，攻不动，又退下去了。红军从背后包抄敌人的部队，已经打了过来，两面山上的红军一齐冲向坳中的大道，敌人到处逃窜，乱作一团。
这次战斗，红军大获全胜，共歼灭刘士毅第十五旅二十九团和三十团，活捉敌团长萧致平、钟桓，毙敌伤敌3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枪800余支。大柏地的胜利，扭转了红四军在赣南的被动局面，红四军士气大振，战士们欢呼雀跃，一个个举枪呼喊着：“大柏地，大柏地！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笑了，这是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首次大捷，怎能不令人心花怒放？陈毅曾说：“大柏地之战是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这一仗，成为了红四军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序曲。
天兵怒气冲霄汉——龙冈大捷
随着革命势力的不断发展，蒋介石越来越不安，在1930年10月，他将赣南定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
12月7日，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然戒备森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10余人。
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可见，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蒋介石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11个师两个旅，约10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3个航空队，以构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
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敌军，1930年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召开了总前委会议。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沉着地说：“《孙子兵法》上讲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大家，提高了声音说，“依据《孙子兵法》，我们提出的四字方针，就是要‘诱敌深入’！”针对部分代表的疑问，毛泽东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作了阐述：“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而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一开始便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他。”朱德、彭德怀等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红军总前委终于在10月30日的会议上确定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反“围剿”作战方针。
几天后，红军总部得到消息，张辉瓒打着“前敌总指挥”的旗号，率十八师挺进在前，耀武扬威地向苏区杀来，张辉瓒此前在江西杀害了大批革命群众，被当地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地称为“张屠夫”。他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要刷上这样的标语——“剃朱毛的头！”这次一心想在“围剿”中争抢头功的张辉瓒，一定是来者不善！
毛泽东、朱德在指挥红军向根据地中心实行战略退却的同时，授意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第三十五师从今樟树市出发，到达宜黄县后，下属3个团分散秘密诱敌。
张辉瓒带着军队刚刚来到江西吉安的值夏这个地方，红军诱敌的部队就开始了战斗。晚上，他们袭击敌人的岗哨，到处打枪，惊扰敌人；白天，他们在山上插上许多红旗，高声呐喊，搅得敌兵坐立不安。张辉瓒真的以为碰到了红军的主力部队，带着人马拼命追赶，红军战士们一边打一边跑，再故意把一些破枪、破衣服扔得到处都是。这样走走停停，过了20多天，张辉瓒实在是沉不住气了，他临来之前，已经向蒋介石立下了“三个月不消灭共军，提头来见”的军令状。现在，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红军主力部队，怎么向蒋介石交代呢？不行，必须快点儿找到红军的主力！
张辉瓒求胜心切，于12月20日清晨便率部逼近东固。此时，大雾遮天，白茫茫一片，张辉瓒的部队在浓雾中听见人喊马嘶，判定一定是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另一方人强马壮，立刻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展开激战，厮杀一阵之后，浓雾渐消，另一方这才发觉死者穿的竟然是国民党十八师军服，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的部队一听号声，才明白另一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原来，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为了避其锋芒，便退兵至龙冈。公秉藩捷足先登，占了东固，马上发电报给在吉安的鲁涤平、在南昌的何应钦、在汉口的蒋介石，抢报头功。蒋介石当即复电，夸赞公秉藩一番，还赏赐2万元“犒赏官兵”。可张辉瓒不知这回事，还以为是红军占守东固，所以在大雾中开火，误杀一阵。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张辉瓒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臭骂，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非要立一次“大功”，以雪东固之耻。恼羞成怒、急于立功雪耻的张辉瓒，领着大队人马，**，开进了红军为他们设下的包围圈。
12月25日，毛泽东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他别出心裁，给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策略。
几天后，红军总部侦察得知，敌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正大步向龙冈方向推进。毛泽东、朱德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出现了，群山环抱的龙冈，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红军决定来个瓮中捉鳖，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十八师。为了争取时间，红军一路急行军，此时下起蒙蒙细雨，山道湿滑，战士们在细雨中小跑，各路红军在细雨浓雾的掩护下悄悄进入阵地。
12月30日凌晨，距龙冈15公里远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里，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歼顽敌啊！”上午8时许，张辉瓒的部队刚一进入龙冈，红军便在山上迎头痛击。张辉瓒突然意识到中了埋伏，但后悔早已晚了。红军从四面向敌人进攻，敌人猛烈反击，企图突出重围。双方交战几个小时，到下午4点，红军发起总攻击令，顿时弹飞刀舞，杀声震天。敌人溃不成军，赤卫军和战士们一起冲杀和搜寻敌人。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直捣敌军师部，敌人的警卫营长见势不好，命令全营官兵投降。战斗全部结束，红军完整缴获敌人大量的新式军事装备，第一次俘获无线电台人员。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旅长、团长多人被俘或被击毙，可师长张辉瓒却不知去向。
此时，红四军十师的一个班，在一棵树下，发现一件大衣。显然，只有国民党高级军官，才会有这样“派头”的大衣。一个战士细细查看，在大衣里发现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张辉瓒”！张辉瓒一定是扔下这件显眼的大衣逃命去了，可能离此不远。战士们立刻开始搜山，在树附近，发现一个山窝，山窝里有个长着杂草的土洞，洞里躲着人。“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战士们喊道。从洞中战战兢兢地出来一个人，这人体型较胖，却穿了一身过小的士兵服，绷得紧紧的，他正是张辉瓒！没想到，这位有“张屠夫”之称的人，最终却被红军“剃了头”。
“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在龙冈传开了。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兴奋，“人逢喜事精神爽”，毛泽东诗兴勃发，写出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上半阙生动描绘了这场光辉的战斗：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４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向东，在宁都县东韶歼敌3000多人。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蒋介石所没有预料到的。十八师竟败得那么惨，更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这就使他更加痛恨红军。
于是蒋介石再次调集20万兵力准备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慷慨激昂地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半阙：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和根据地人民将信心百倍地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横扫千军如卷席——激战东固
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几个月后又迎来了更多的敌人。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调集了20个师和3个旅，兵力达20万之众，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3.5万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敌人来势汹汹，蒋介石还发表了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面对强大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中共中央从上海新派来的代表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带到四川去开辟另一块根据地。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主张“拣弱的打”。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此时，何应钦正指挥大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700多里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兵四路逼向中央苏区。
东固位于吉安的东南部，群山环抱，以东固圩这个盆地为中心，纵横30多里。南有高大如屏的方石岭、险峻的乌仙岭，北有山势峭拔的东固岭（原名钟鼓岭）。西有高耸入云的白云山，怪石林立的观音崖，还有富有神话色彩的天马山，人称一步只能爬九寸的九寸岭。东有横亘三县之边的大乌山、攀援艰难的鸟子洞，东南的“狐狸十八歇”更是十分陡峭，传说狐狸要过这座山，也得歇上十八次。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毛泽东带上彭德怀等人，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就把3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
毛泽东所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敌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40里；北面有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有70里；南面有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红军很可能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地说：“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何应钦与毛泽东，这两位主帅都想摸清对方的底。何应钦心中十分不解，为什么一路“稳扎稳打”，怎么也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也在整天思考，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3万多红军长时间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有着重重的困难，生活非常艰苦。那时正是5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虽然东固的老百姓把粮食都接济了红军，部队还是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红军只好一边挖工事一边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来充饥。一转眼，部队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很多人都焦躁起来，就在这时，战机来了，“牛角”就要钻通了！
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的战士正侧耳倾听着山外的“声音”。红军能有电台，这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他的无线电台落入了红军手中。通过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电波，红军得到了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王金钰手下，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最新动向的情报！
“吉安，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师部准备前往哪里？”
“东固。”
原来，敌人仗着红军没有电台，日常作战通讯竟然不设密码，都是明码发电。因此，第二十八师师部和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往返联络的情报就这样清晰地传到了红军电台战士的耳朵里。通讯员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迅速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张开“口袋”。
5月16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
公秉藩迷迷糊糊地坐在大轿里，带着他的二十八师大摇大摆地向前移动，毫无作战准备。突然间寂静的山谷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着实把公秉藩吓了一跳，士兵们也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公秉藩急忙从轿子里钻出来，急令官兵占领制高点，同时命令通信兵架设无线电台，向后方部队求援。公秉藩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连续发出紧急求援急电后，得到复电都是：“正与敌激战，无法增援！”甚至有的还向他“求增援”。
敌军一片混乱，红三军主力乘势勇猛杀敌，将敌人分割包围，敌军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师长公秉藩也被活捉。不过，公秉藩非常狡猾，他知道红军宽待俘虏，给放弃抵抗、准备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此时，他已经化装成士兵，也混在队伍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块大洋，红军战士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再补发一块大洋给他。公秉藩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了！”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在红三军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激战时，右路红四军、红六十四师开始攻击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因在红军未到达之前，敌人已占领了这两座山头。所以夺取这两个制高点就成了红四军完成任务的关键。
红四军军部命令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立刻发动强攻。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骄阳似火，晒得山石滚烫，红军战士们一手提枪，一手攀援着石块、草木艰难地向山顶攀登。
敌人发现了红军的行动，立即向山下扫射。霎时间，枪弹如雨，山石迸飞，攻山的红军战士有不少人被子弹或被石块击中。红军勇猛向前，但敌人位于高处，火力又强劲，攻击一次次地受挫。
此时，攻占高地的第十一师瞄准了正在修工事的敌人，决定把这里作为突破口。因为这些敌人在露天修筑工事，比在碉堡里的敌人容易打。此外，敌人密集，用迫击炮更容易攻击。他们集中全师迫击炮向山头上正在修工事的敌人射击。密集的炮弹在敌群中炸开了，炸得敌人一片混乱。不待迫击炮停止，冲锋号响起了，红军很快打开一个缺口，占领了制高点。
红军乘胜猛追，顺势攻打富田。歼灭了王金钰部第
四十七师第一旅大部，残敌逃往水南。
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红三军团、红三十五军，于16日攻占固陂，当夜进占富田。17日拂晓，红三军、红四军相继进抵富田。
中洞、富田战斗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挥戈东进，追歼逃敌，在水南追上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和由大源坑、潭头逃来的敌第四十三师。敌军见红军追来，而水南又无险可守，企图退到潇龙河北岸据守。但此时架在河上的便桥已被赤卫军拆除，水深不能徒涉，敌军遂转向吉水白沙。
朱德、毛泽东立即命令红三军、红四军转向白沙猛追敌军，红三军团直插白沙河附近。
5月19日，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红三军、红四军在雨中向白沙行进。在湿滑的山路上，战士们一次次地摔倒，一次次地爬起，身上沾了泥水，却依然非常乐观。
当得知前方已截住敌郭华宗部时，战士们前进得更快了。很快，红三军、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随着第一发迫击炮弹在敌群中的爆炸，顿时山头上红旗招展，军号齐鸣，杀声震天，子弹向敌人飞去，英勇的红军高喊着冲向敌群。
东固一战，敌军大败，毛泽东率军乘胜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横扫敌军700里，充分反映出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气势汹汹的20万大军，顷刻之间全线败退，怎能不让蒋介石气急败坏，他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连连责骂部属。
胜利之时，毛泽东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世人不禁要问，蒋介石以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却难以打败供给缺乏的弱小红军，反倒为红军“送来”许多物资，扮演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这究竟为什么？因为红军是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红四方面军的首次大捷——黄安战役
1931年9月，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亲自坐镇武汉，着手筹划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到11月，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另外，在河南省的第四师、南京的警卫师和第二十路军准备分别调到武汉和信阳，随时参加此次“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共3万多人，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鄂豫皖红军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予以有力的回击。
红四方面军准备利用敌人“围剿”行动迟缓之机，主动出击。总指挥徐向前站在地图前，看了又看，量了又量，画上一个个红色的箭头，精心制定着作战计划。
徐向前对着地图不断地思考：黄安县城是南线敌人伸进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位置突出、孤立，县城附近的地盘大都在红军和游击队手里。守敌为国民党杂牌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2个旅4个团，战斗力不很强。这部分敌军接防不久，人生地疏，城内粮食不多，主要靠后方运送接济。赵冠英以师部和二○六旅驻城内，二○七旅驻城外，控制环城的一些据点作依托，并在城西的下徐家和城北的东王家设立了两个前出据点。配属该师的敌三十师二○七团，则分驻于城南的桃花镇和城西南的高桥河，以维护运输线，保证军需供应。
赵冠英部的侧后及后方，尚有敌军4个师作为接应。黄安以东的麻城，为三十一师驻守，东南方向的宋埠，为三十师驻守，南面的黄陂，为三十三师驻守，西南方向的孝感，为四十四师驻守。根据地南部敌人的一线兵力部署，呈“山”字形。
徐向前用手中的笔在这个“山”字头上用力地一圈，高兴地说：“好，我们就在这个‘山’的头上开刀！”随后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制定出作战计划，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兵围黄安，吸引援敌，野外聚歼，以粉碎南线敌人的“进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除以十师的2个团和七十三师分别配置在豫东南和皖西地区，配合地方武装牵制敌人外，集中十一师、十二师和十师的三十团及黄安独立团共8个团的兵力，进行黄安战役。
1931年11月10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战役的第一步，扫清黄安外围的敌人据点，切断守敌通向宋埠、黄陂的交通线。
红军以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为主力，麻城赤卫军相配合，消灭桃花镇和高桥河守敌，控制交通线，并打击宋埠、黄陂、麻城等地的敌人援军。黄安赤卫军配合十二师和十师三十团的主力部队，攻歼黄安外围下徐家、东王家等前出据点的守敌，并在附近部署兵力，打击黄安来援的敌人。
11日的夜晚，红军从七里坪出发，分别向敌据点发起攻击并准备打援。经过了整整10天激战，红军歼灭了麻城、黄安、宋埠的敌人援军，同时攻克了下徐家、东王家、桃花镇、高桥河等据点。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了。
第二步计划是战役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围点打援的目的，着重在于打援，红军开始缩紧包围圈，给被围敌人以压力，吸引敌人的援兵。
2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十二师及黄安独立团，紧缩对黄安守敌的包围圈；一面将十一师与黄麻赤卫军配置于黄安以南，宋埠、黄陂以北的大小峰山、五云山、嶂山地区，筑成三道阵地，准备打援。十师三十团作为总预备队，隐藏在嶂山西侧的云台山。到27日，红军围城部队攻占了黄安城的东关和西关，黄安赤卫军也逼近了北关，只有黄安城东北的课子山据点，仍在敌手中。这里，敌人的工事非常坚固，一时难以攻克。
城中的敌人有些心慌了，企图向南突围，遭到了红军的致命回击，被迫又逃回城去，随后，南关也被红军占领。被围的时间长了，城中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饥饿的敌人出城抢粮，又遭到红军的痛击，处境越发艰难。红军和赤卫军乘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弄得赵冠英频频告急求援。红军围城不到10天，援敌就来了。
宋埠方向的敌军三十师2个旅先出动了，红十一师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迎敌。这一仗，歼灭敌人1个团，击溃了敌军3个团。
敌人三十三师和三十一师的1个旅，共4个旅8个团，又分两路向黄安增援。这次敌人增援的兵力多，来势猛，12月19日，两路敌人并进到嶂山地区。20日拂晓前，敌人的敢死队向红军十一师三十一团阵地猛攻。
不久，红三十一团的五连阵地被敌突破，敌人趁势猛进**，一直突入嶂山顶峰十一师指挥所附近。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立即组织手枪队、通信队、机关人员及三十一团一部与敌拼杀，激战中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情况变得万分危急！
这时，被围困在城内的赵冠英开始蠢蠢欲动，拼命突围。到下午4点多钟，在红军总指挥部驻地，已经清楚地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而且愈来愈近，愈来愈密集。很明显，如果让城内外的敌人汇合到一起，整个战役就将失败。
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带领总部手枪营赶到嶂山。战士们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外加一把大马刀。干部、战士个个都是精明强干、打起仗来像猛虎一样勇敢的小伙子，一接到命令，就恨不得能立即扑上去，把敌人消灭掉。徐向前骑着马，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奔。
战士们都知道徐向前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战斗中，哪里情况最危险，哪里枪声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战士们见总指挥跃马扬鞭冲在前面，士气大振，喊道：“加油，赶到总指挥前面！”“坚持，冲上去就是胜利！”
徐向前带人冲到打援部队坚守的最后一个山头，站在山顶上的松树下举着望远镜向前瞭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响，有的打在松枝上，有的瞄射到他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面对着这样的险恶局面，徐向前还是若无其事，冷静沉着地观察着。
徐向前一面指挥部队向敌反击，一面令前线所有打援部队全线出击，向敌两翼迂回。刹那间，军号嘹亮，杀声震天，红军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正在这时，徐向前身体突然向右一歪，却是右肩中弹，流出了鲜血。战士们劝他退下来休息，徐向前却坚持指挥，更加坚定沉着地发出命令：“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下山去！”
这是一场恶战，山上山下，喊杀声响成一片，大约半天的血战，红军反击成功，将2000多敌人包围全歼，战局转危为安。敌人遭到这场沉重的打击，后续部队慌忙退到桃花镇一线。
拂晓时分，徐向前指挥红军兵分两路，向敌出击，敌人全线崩溃，逃向宋埠、黄陂。敌人的4个旅，被红军消灭近半，再也不敢来进犯。
按照计划的第三步，红军总攻黄安，解决县城内的敌人。此时，敌人的援兵被击溃，城内的赵冠英部成了瓮中之鳖。在红军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敌人的许多官兵纷纷跳城，跑出来投降红军。敌人山穷水尽，已经丧失了信心。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先扰乱敌人再发起总攻。
12月22日，总政委陈昌浩坐上“列宁号”飞机到黄安上空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红军于1930年初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因迷航，在汽油烧完后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被油饰一新，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红星，机身上写了“列宁”两个大字，并命名为“列宁号”飞机。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列宁号”到达黄安上空后转了几圈，敌人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空投物资来了，纷纷跑出工事，准备抢东西。万万没想到，来的却是红军的飞机。只见飞机左边翅膀一歪，投下一排炮弹，紧接着飞机右边翅膀一歪，又投下一排炮弹。顿时，黄安城烟雾弥漫，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爆炸声。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送了命。这时，敌人仍在以为自己的飞机找错了目标，忙着打信号、作标志，直到“列宁号”第二次转回来，撒下了雪片似的传单，敌人才如梦方醒，急忙躲藏，这下搞得敌军如惊弓之鸟，愈加慌乱不堪。此时，黄安独立团乘机猛攻课子山，守敌一个营大部被歼灭。
当天晚上10点，红军发起总攻。徐向前指挥主力部队攻城，陈昌浩带一部兵力和赤卫军一起准备在郊外围歼逃敌。攻城很顺利，三十五团突击部队以偷袭手段从城西北角突破，迅速向城内切入，第二梯队跟进，5000多守敌慌忙向城西夺路逃跑，被陈昌浩指挥部队将敌团团围住，予以全歼。敌师长赵冠英化装溜掉，逃到城西通往河口的路上，被赤卫军俘获。
12月23日，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以红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红军先后共歼敌超过1.5万人。其中俘获包括敌军师长赵冠英以内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多门、电台1部。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了一片。
巧用“围点打援”——苏家埠战役
红军作战时期，由于装备差、兵力弱，所以，同敌人作战取胜，除战士们英勇善战之外，很大程度要取决于指挥员的智慧和决心，战术成分所占比例很大。在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的苏家埠战役中，围困敌人之多、历时之长、手段之硬、效果之佳，都是红军史上少见的，堪称是红军成功战役的典范。
黄安大捷后不久，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月又取得了商潢战役的全胜。这在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蒋介石急催在皖西“围剿”的陈调元部，进占六安的苏家埠和青山店地区，这股敌人有20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从六安城至霍山城沿河东岸都布置有兵力，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为了打击皖西的敌人，向东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决定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红军的战略部署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第二步，对苏家埠、韩摆渡敌军进行围困，吸引六安、霍山来援的敌军，予以歼灭；第三步，进攻苏家埠、韩摆渡，迫使守敌全部投降。
3月21日晚，第一步围困计划开始实施，3天之内，红军就完成了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之敌的计划。3个据点的敌人被红军困在围寨里，不敢轻举妄动，固守以等待援兵。他们出不来，红军也不着急进攻。因为红军围点的目的是在于打援。
此时是初春，细雨绵绵，好在这一带是丘陵砂石红土地，雨后道路不算泥泞。青山店等3个据点寨高壕深、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取胜，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困守敌，吸引六安、霍山的敌人出动援救。霍山敌兵较少，出动援救可能性要小一些，所以以少数兵力布于霍山以南监视该城敌人，而以红十一师的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布在六安至韩摆渡、苏家埠之间的平岗头、樊通桥一线，准备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击六安方向出援的敌人。
红军把敌人团团围住，切断敌人的粮食、水、弹药等一切来源。同时红军昼夜不停地抢筑工事，工事挖得里三层、外三层，层层相连。此外，为防止敌人飞机轰炸，红军从地下掏洞，修建了一些地道，弯弯曲曲，向城内延伸。这些巧妙的工事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军围住敌人，却不动手打，组织官兵蹲在工事里学文化，还开展娱乐活动，欢笑声不断。这些声音传到敌人的据点里，对他们的刺激非常大。敌人被红军围在里面，没有粮食，刚开始还每天三顿干饭，渐渐变成每天一顿干饭，两顿稀粥，再后来就变成每天一干一稀，最后干脆每天只吃两顿稀粥，而且越来越稀。而在对面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们，又是唱又是笑，只要一开饭就故意大声嚷嚷：“哎呀，这馍馍蒸这么大，怎么吃得完呀！”“怎么又吃干饭呀，撑得上火啦！”这一喊不要紧，据点里的敌人，眼巴巴地看着红军战士们在开饭，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变得更加难熬。
被困的时间一长，敌人不得不派飞机来空投物资，可飞机飞高了，投不准，飞低了，又怕红军的机枪打，慌里慌张乱投一气，大部分又落到了红军的阵地上。红军战士开玩笑说：“原来国民党也有表现好的时候，该发个电报表扬老蒋一下，花钱雇我们打他，还管吃管喝，真不赖！”据点里的敌人看了只有干生气。
徐向前抓住这一瓦解敌人的大好时机，命令部队：“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一天，徐向前对手枪营的连长秦基伟说：“手枪营不是总抱怨打仗轮不上吗？秦基伟，给你个机会，挑几个嗓门大的，做几只洋铁皮喇叭，给我到前沿喊话去！”徐向前又嘱咐说，“叫你们去喊话，就是攻心，一般不要开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明白吗？”秦基伟高兴地答道：“明白！”
秦基伟立刻组织红军队员摸到城门前的大石头后面，轮番高喊，有的还把口号编成山歌：“大别山上茶花开，穷哥们儿肚子饿了快过来！”敌人怕中计，缩在土墙里不露面。战士就接着喊：“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替蒋卖命，为的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墙一样……”
“砰——砰——”敌人放出冷枪，大石头上直冒火花，还打坏了红军的一个土喇叭。红军于是召集了几个枪法比较好的战士，这边一喊话，那边就瞄准，据点里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打，专打敌军的射手，一打一个准。打完之后又喊，并且编了新词儿：“红军喊话，不许开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阵前喊话的攻心战术，结合神枪狙击，既能打动人心，又有威慑力，成为战场上瓦解敌军的强大武器。时间一长，果然见到了效果。有一天，前沿的红军战士们正在吃午餐，忽然听到对面吵吵嚷嚷，一看原来是几个国民党士兵听到红军阵地喊开饭，实在坚持不住了，冒着危险钻出据点来讨吃的，求红军战士不要开枪。十师师长王宏坤一看这种情况，赶紧叫战士去传话：“我们不打枪，过来给你们饭吃。”真有几个胆子大的，放下枪，连滚带爬地来到红军的阵地，狼吞虎咽，大吃一顿。
据点里的其他敌人一看，同伴不仅没挨打，还有饭吃，这下都沉不住气了，于是都往红军阵地跑。有的士兵干脆一天三餐都赖在红军的阵地上，有情况再赶紧跑回据点，等到真开战时，这些人就枪口朝天上放。
这次战役，似乎围得轻松，但徐向前等人一直处在紧张之中。苏家埠被围，蒋介石坐立难安，4月下旬，蒋介石委任国民党军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第七师、十二师、五十五师、五十七师等部共15个团2万余人的兵力，从合肥出动，分两路向西南扑来，为苏家埠、韩摆渡被困之敌增援解围。
徐向前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利弊，认为敌人虽多，但大部都曾遭过红军打击，士气不振，而且增援的敌人远道而来，十分疲惫。而红军以逸待劳，兵力虽然少，但比敌人更加英勇善战。皖西地区又多为丘陵地带，便于发挥红军的野战、近战长处。
最后确定了作战方案：七十三师在樊通桥以东地区迂回包抄，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在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十师第三十团和十一师三十二团及地方武装执行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的任务。
5月2日，敌人的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险冲过陡拔河，向红七十三师阵地猛扑。红军发起反击，敌人的十九旅大部分被歼灭，后续部队急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进行顽抗。红军两翼部队又将敌包围，切断其退路。这次战斗中红七十三师，歼敌2万余。敌军的总指挥厉式鼎被活捉。
同一天，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以为外援到了，组织数次突围，都被红军打退。敌援军被消灭后，围困部队对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发起总攻。徐向前亲率直属部队参战，浩浩荡荡杀向苏家埠。苏家埠和韩摆渡的敌人外无援兵，内无物资，在红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于5月8日全部缴械投降。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胜利结束，红四军获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空前胜利，并生俘敌1个总指挥、5个旅长，11个团长及其他官兵2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部署基本上被粉碎。
血洒芷江——便水之战
芷江，是湘西一个美丽的侗族小城，历来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1936年1月，在这个小县城内，发生了一次长征史上较为著名的战役——便水战役。
1935年12月底，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主力5个师14个团1.7万余人抵达芷江。国民党为了消灭这支红军力量，投入数十万人的兵力，把红二、六军团围住，企图将其消灭于龙山、桑植、永顺等根据地核心区域。
尾追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的4个纵队3个师也先后跟进芷江周边地区，对红军后续部队造成了极大威胁。1936年1月4日，为解除后顾之忧，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利用芷江与晃县（今新晃县）交界的山坡丛林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这时，敌军总指挥刘建绪部驻扎在洪江，郭汝栋纵队主力抵达麻阳，正沿辰水向湘黔边境进行堵截，樊篙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一带，陈渠珍师集中在永绥、保靖一线，与红军相距约4天路程。敌军中追击红军较紧的只有湘敌李觉和陶广两支纵队，主力离红军均有一两天路程。章亮基第十六师最卖力，该敌只有4个团，孤军深入，从英江竹坪铺、冷水铺一带向晃县伸进，对红军紧追不舍。
4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夏曦、张子意等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晃县龙溪口召开的会议上经过讨论，认为应抓住这个战机，出其不意地包围敌人的十六师。于是，决定组织便水战役。
1月5日清晨，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在波洲桥头进行战前动员，战士们情绪激昂，摩拳擦掌，高喊“捉雀雀(即李觉)去。”旋即顺大路急返回晃县和芷江交界处，在高山密林中成“U”字形悄悄隐蔽下来。另一部分红军沿江口顺河水而下，准备去切断便水渡口。
上午9点多，红二军团四师、六师急速跑步攻向便水，下午6时左右到达涧溪，指挥部设在涧溪以东。下午2点左右，敌军章亮基十六师四十七旅的先遣队抵达上坪的蒿菜坪，距门楼坳约半里路，当得到报告说前面红军有埋伏，便不敢继续前进。敌四十九旅的九十三、九十六2个团也快速从三里桥一带赶了上来。红军当机立断，乘敌人还未站稳之际向敌军发起猛击。
下午4点多，红军十六师、十七师从门楼坳、蜈蚣坳、对伙铺一带冲来。疲惫的敌四十七旅狼狈逃窜，逃至牛屎垅一带才慌忙抢占了几处高地进行顽抗。随后赶到的敌人十六师的九十二、九十五两团也在右翼抢占了几处高地。敌人在各高地架起机枪，凭借轻重机枪的疯狂扫射，阻挡红军的进攻。红军向敌人发动进攻，与敌人争夺高地。下午6点以后，牛屎垅一带的战斗进行到了异常激烈的阶段。
贺龙等人在分析了敌情之后，立即改变战斗部署：红四师和红六师马上兵分两路，四师从涧溪山侧击敌人薄弱的右翼，迅速抢占岩禾塘、荷叶塘一带高地，威胁敌后方，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堵住敌援军。六师从同乐村出发迂回到敌军九十三团的右侧，准备在上坪与新店坪间拦腰将敌军斩断，配合正面，夹击上坪的敌人。
此时，正飘着大雪，天气寒冷，山路湿滑。当红四师赶到岩禾塘时，敌十六师的九十五团已先头到达，占据了一些高地，红四师向敌人发起进攻。在飞雪和严寒中，红军与敌人激战到深夜。敌人的右翼防线即将崩溃，眼看胜利在望，谁知李觉率领的十九师庄文恒旅与唐伯寅旅的部队渡过便水，接替了敌军九十五团的防线，与红军对峙。红四师没能夺下便水渡口，激战中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和十一团团长谭耀楚光荣牺牲。
此时，红六师迂回到敌军九十三团的右翼。敌九十六团已经被正面的红军十六师、十七师打得晕头转向，红六师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从敌军的侧面冲了进去。按原先的作战方案是使敌人陷进腹背受击的局面，可是敌军十六师一个团拼死抵抗红军迂回部队，展开了一场恶战。
5日的夜晚，进行了一夜的苦战，红军在指挥员的带领下，在大雪中艰难地在山路上行进。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勇猛冲锋，夺下了不少高地。但敌人凭着武器优势，用重机枪疯狂扫射着，给红军带来很大的威胁。
凌晨，为了占领这些阵地，红军挑了多名战士，腰中挎着手榴弹，手中挥舞着大刀，从山后爬到山顶时用手榴弹偷袭了这个阵地，夺了敌军的机枪。与此同时，在正面的大刀队奋力拼杀，冲上了高地。紧接着红军攻占了一些阵地。敌人的六十三师马上渡过便水上来增援，红军暂时停止了进攻。
午后时分，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击溃了敌人的十九师，红军乘胜追击，使敌人陷入包围之中。红军十六师、十七师又从正面发动强大攻势。四师、六师从右翼夹攻，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歼灭了敌十九师大部。
李觉慌了，连忙调动十九师1个团来堵击红军五十一团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战斗中，红军给尾追之敌以狠狠打击。但因未能控制便水渡口，堵住增援之敌，敌援军愈来愈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继续战斗对红军非常不利。
红六军团只好在6日下午3时以后开始陆续撤出战斗，退至对伙铺、波洲一带。红二军团四师、六师与敌相持到了7日拂晓，也相继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
这次激烈的便水之战从5日下午至7日清晨，毙伤敌近千人，其中伤敌团长1人，营长2人，毙敌营长1人，毙敌士兵500余人。
便水之战，红二、红六军团虽然未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也狠狠地教训了李觉所部一下，使其不敢再紧追红军。1月7日，红军乘敌人刚受到打击，不敢贸然前进的机会，从容向黔东进军。
铁流滚滚——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历程
中央红军的长征历程
1933年秋，蒋介石集结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不过，此时的党中央领导权已被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博古、李德等人控制，他们带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缺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指导，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没能像前四次那样所向披靡，而是落进了难逃失败的命运当中。
1934年9月底，党中央于仓促间决定战略转移。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的田心、梅坑等地向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准备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自此，中央红军正式踏上征程。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主力红军转移的动向后，立即派兵构建了一道封锁线，防止红军南下广州。10月25日，中央红军开始突围，4天后冲出重围，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经广州向湘西行进。
当时，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意图，只好再次派兵构建第二道封锁线予以阻击。不过，中央红军再次成功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地区。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因此提前在红军的必经之地——天险湘江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主力从瑞金“大搬家”时，人员多、物资多，行动起来极其缓慢，加上博古、李德等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担任中央机关的防卫部队，有时候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而已。庞大的队伍，让主力红军作战起来很不灵活，失去了该有的战斗力。红军尽管成功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但自身实力也损失了不少。主力红军用尽全部力量突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自身的兵力也从一开始的8.6万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它宣告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彻底破产。面对如此惨重的代价，大家逐渐意识到，只有清除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才能扭转目前被动的局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仍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闯过一关，又遇到另外一个难关，即翻越俗称“鸟也飞不过”的老山界。老山界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虽然中央红军的整体人数剧减，但他们顽强拼搏的毅力和勇气却没有丧失。靠着这股勇气和毅力，他们成功翻越老山界，进入了广西东北部地区。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奋力翻越老山界时，战局于瞬息间发生转变。蒋介石提早一步知道了红军的下一个目的地，抢先在绥宁、靖县、武冈一带部下口袋阵，等着红军自投罗网。如果这时红军仍按原计划行军，必然会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很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部队应改向贵州行进，摆脱目前的困境。他的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赞同。这是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第一次在中央争取到话语权。
12月3日，中央红军奉命西进贵州，暂时摆脱了险境。12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的阻挠，进入黎平。在黎平，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最终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决定，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
1935年初，中央红军抵达乌江的龙场渡口。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江，素有天险之称。它不仅险，更难以跨越。江上没有桥，江里也没有船，如此庞大的队伍如何才能渡过江呢？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中央红军依靠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用竹子扎成竹筏，拼成浮桥，成功渡过了乌江，并将敌人的围歼计划变成了泡影。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快马加鞭奔向了遵义。他们拿下遵义城后，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被李德、博古等人带偏的党中央和中国革命终于回归到了正轨上。
虽然蒋介石的部队像鬼魅一样在中央红军后面如影随形，但自从有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一切困难都变得迎刃而解。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以超人的勇气、毅力和信念先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徒步过草地、翻越大雪山，最终顺利到达陕北，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历程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关于两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中革军委电示他们分开行动，要求红二军团留在黔东根据地活动，而红六军团则到松涛、乾城、凤凰等地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过，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与贺龙却对中革军委的电示产生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黔东地域狭窄，不利于红军今后的发展。两军的会合，必然需要一个更大的革命根据地。此外，两军团目前的战斗力都不强，若分开行动，容易遭到敌人的围攻，很难完成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任务。因此，他们于10月25日回复中革军委，希望两军能一起行动，到松涛、乾城、凤凰等地建立新的苏区。
3天后，中革军委再次电示红二、红六军团，不同意任弼时和贺龙的决定，并严令红六军团向规定的地域行进。经过慎重研究后，任弼时和贺龙再次电复中革军委，重申了两军团统一行动和发动湘西攻势的理由。随后，他们二人便率领部队向湘西地区挺进了。
自10月底至11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顺利攻占酉阳、永顺、十万坪等地，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看到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革军委逐渐改变了当初的决定，同意两军团向湘西北发展，并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
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边军区正式成立。之后，任弼时、王震等人带领部分人马留在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贺龙、关向应、萧克等人则率领两军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
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开会后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挺进。12月24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红六军团停止湘西攻势，改向常德地区活动，牵制湘军，策应中央红军向贵州地区挺进。自此，红二、红六军团的湘西攻势完全结束。
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攻势中取得的胜利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让蒋介石大为震惊和恼火，他急忙调集了湘鄂两省的兵力，于1935年1月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在根据地的兵力已得到扩充，但相对于敌人的实力而言，相差实在过于悬殊。他们在几次战斗未取得理想战果后，决定争取主动权，集中全部兵力转到外线作战。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合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还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实力。
10月，蒋介石心有不甘地集结了20万的兵力，再次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围剿”。面对重兵压境的危险局势，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中央的指示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作战。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带领下，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澧水岸边。敌人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走这条人迹罕至的路线，所以没有派重兵把守。红二、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澧水后，靠着顽强的毅力渡过了沅水，并控制了渡口。等后续部队渡过沅水后，继续向湘中挺进。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沅水后，立即兵分两路，迅速控制了湘中地区。他们在湘中地区不但筹集了充裕的军需物资，还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湘中战略任务完成后，他们便开始继续西进，挺进贵州。行军途中，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甩掉了后面尾随的敌人，大踏步地向黔西北行进。1936年2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鸭池河后，顺利占领黔西县城。自此，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进入在黔西北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黔西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红二、红六军团到达此地后，尤其注重对少数民族同胞开展工作。他们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与当地的广大贫苦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将革命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了他们心田。
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北期间遭遇了蒋介石部队三番五次的“围剿”。虽然在开创新的根据地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部队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2万多人，这不得不说是长征中的一个奇迹啊！难怪后来许多老红军回忆说，中华苏维埃川黔滇根据地是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那段时间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
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带领下，向贵阳西南的安顺地区转移。面对敌人一路的围追堵截，两军团负责人决定放弃去安顺的计划，改向乌蒙山北麓前进，与敌人展开回旋战。结果，敌人在乌蒙山地区被红二、红六军团弄得是晕头转向。
3月23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希望他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之会师。考虑到目前的局势，红二、红六军团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突然以急行军的方式挺进云南中部，这让蒋介石提高了警觉。他料到红二、红六军团打算北渡金沙江，便率先一步派兵严防渡口。
红二、红六军团在普渡河铁索桥渡江时受到滇军的阻拦，两军团领导人当机立断，带领部队转移到普渡河上游，然后进至滇西，再抢渡金沙江。红二、红六军团在六甲与敌人发生激战，并给敌人以重创。六甲狙击战后，两军团领导人根据各路敌人尾追的情况，决定将渡口改到丽江石鼓一带。虽然这样会绕远，但能甩掉后面的强敌，也不失为一种救急办法。在4月25至28日短短的4天时间内，红二、红六军团近2万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中，全部渡过金沙江，创造了又一大奇迹。敌人“围剿”无功，只能在后面望尘莫及、捶胸顿足。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于1936年5月初，抵达中甸地区。他们在中甸地区休整几天后，又踏上了北上甘孜的征程。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并于10月在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遭遇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转战到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四方面军在此得到了短暂的发展。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建立了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人数也由当初的1.4万人发展到8万多人。
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反击川军的六路围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先后歼灭、俘虏敌人8万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当然，川陕革命根据地也付出了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11月，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召开会议，制定了“川陕甘计划”，决定向甘南地区发展。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也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示，要求他们集中全力强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遵义，改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行进了。党中央的这一突然指示，让他们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战略方针，集中全部兵力准备强渡嘉陵江。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
为了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等人亲临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查看地形，了解敌情，勘察最佳行进路线和最优渡口。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徐向前做了如下部署：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渡江主攻部队，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后，继续扩大战果。部署完后，全军上下开始造船、练兵，动员苏区群众提供人力、物力，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渡江前的充分准备。
3月28日夜里，徐向前作为总指挥下达了渡江命令。第一梯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式相继登岸，并迅速占领沿江地带。第二梯队随第一梯队协同作战。他们渡过嘉陵江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之敌，直插剑门关地区，开始踏上了长征之路。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涪江地区休息整顿。蒋介石害怕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赶紧派兵对其进行围攻，妄图将其消灭在涪江地区。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改变了原本的路线，准备到川西建立根据地。此时，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打破敌人的围攻，另外一个是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因此，他们不能在涪江地区久留。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撤离涪江地区，决定先占领松潘、茂县、理番等地，再以此为立足点接应中央红军。松潘、茂县、理番等地是川西北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语言不通。由于长期受地方军阀的欺压，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和当兵的极为厌恶。红四方面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并发动蒙、汉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地方军阀。同时，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吸收青壮年参加红军。最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藏区群众的信赖和欢迎。
6月初，徐向前派红二十五师作为先头部队从汶川出发，前往懋功，寻找中央红军。6月6日，红二十五师抵达懋功的达维镇。此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顺利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进入达维镇。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镇胜利会师。
红军的东征与西征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起来。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仍然派重兵“围剿”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和南方八省的各个红军游击队。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指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并以实际行动彰显红军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东征军的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的行军计划为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
1936年2月20日，东征战役拉开序幕。首先，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的防线，成功西渡黄河。阎锡山自吹的“攻不破的黄河防线”顷刻间就被红军所攻破，这不仅让阎锡山的颜面扫地，更是让蒋介石暴跳如雷。蒋介石看到阎锡山部不足以阻挡红军东征的步伐，赶紧又调来20万的兵力支援他，同时命令河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相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并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5月初，为避免内战，也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奉命撤回河西，结束东征。经过2个多月的征战，红军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可惜的是，在这次征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红军创始人之一刘志丹不幸牺牲。对于这次东征，毛泽东曾给出高度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物资，扩大了红军。”
红军东征结束、回师陕甘根据地后，蒋介石心有不甘，仍旧坚持“剿共”政策。于是，他调集重兵，准备再一次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此时，红军还未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加上西北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物资比较匮乏，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那么就有被困死在西北地区的危险。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蒋介石的执迷不悟，中共中央不得已做出西征的决定。红军西征的主要目标是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区，以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团结。
1936年5月18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骑兵团等1万多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吹响红军西征嘹亮的号角。为了不暴露目标，彭德怀带领西方野战军夜行晓宿，秘密而快速地向指定地区集结。由于红军一路严密封锁消息，所以陕甘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情况。
西方野战军到达指定区域后，彭德怀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敌人的分布情况，先让红十五军团兵分两路进攻梁镇和安边，然后向定边和盐池攻击，并视情况佯攻宁夏，吸引驻守在庆阳至洪德一带的敌人回师宁夏。同时，红一军团灵活运动作战，歼灭宁夏的敌人。彭德怀这套“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给陕甘宁地区的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以沉重打击，并掌握了陕甘宁边界的广大地区。
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茫茫戈壁荒漠上连续征战2个多月，不仅毙敌无数，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任务。
西征的红军
2006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为纪念长征70周年制作了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西征的红军》。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中国红军史上一段悲壮而光辉的历程——西路军转战甘西北。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为了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获取战略物资，红军总部在第二天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打通连接苏联的道路。
不久，红四方面军约2.18万人在徐向前的率领下渡过黄河，并迅速控制了沿岸地区。按照预定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本应随后西渡黄河，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然而不久国民党就封锁了黄河渡口，胡宗南的部队此时也追至河东，红一方面军只得被迫向东转移。原定的作战计划再也无法执行。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领导向中革军委递交了新的作战计划，打算放弃黄河沿岸地区，集中3个军向西北进发，自行完成原定任务。2天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基本同意新的作战计划，并把河西的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接到命令后，刚刚经过长征磨难的这支部队，又开始向艰险的河西走廊进军。此时，他们与河东主力部队的联系已经基本被切断。而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西北马家军阀强悍的骑兵部队。一场场悲壮而惨烈的战斗即将展开！
11月中旬，西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向古浪和凉州进军。13日，左路的红九军占领古浪县城。马步青和马步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向古浪发起强攻，企图依靠优势兵力迅速歼灭被围困的红九军。
11月16日清晨，争夺城池的战斗打响。南山是古浪城外唯一的制高点，谁能控制南山，谁就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果然，马家军阀从战斗一打响，就开始对南山进行猛攻。据守此地的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居高临下，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而纵使红军战士英勇无敌，也难为无米之炊。面对敌人蜂拥而至的猛冲，缺少弹药的红军逐渐落了下风。七十四团全团战士们抱着誓死保卫阵地的决心，与敌人奋战到底，最终几乎全团覆灭。
南山阵地最终失守，敌军趁势对古浪县城展开猛攻，红九军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坚持了3天才撤出古浪。这一仗进行得异常惨烈，红军共击毙马家军阀部队2000余人，而自己也付出了损失2400余人的代价。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全部英勇牺牲。此后，西路军又和马家军阀进行了长达1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然重创了国民党的河西部队，但西路军总人数也锐减至约1.5万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革军委曾表示西路军可以向东撤退。但西路军领导考虑到撤退途中的众多困难，建议“仍首先解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1936年11月，红一方面军第五军被编入西路军。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革军委认为“前途甚佳”，于是对徐向前等人下达了新的指示，命令西路军继续执行原定任务。
此时正值寒冬腊月，河西走廊的气温已经降至零下30度，可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为了给战士们保暖，拿来地主家的毡子，中间剪个洞，套在脑袋上当做棉衣。有的战士耳朵、鼻子，甚至手脚都冻掉了，可是没人喊疼，因为天气太冷，已经没有知觉了。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一边坚持西进，一边还要应对马步青和马步芳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凭借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最终战胜了冰天雪地的严寒，越过了茫茫戈壁。1937年1月1日，第五军占领了临泽县城，并随后攻占了高台县城，国民党守军1400余人全部投降，西路军暂且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然而，马步青和马步芳可不想看见红军休息。接到情报后，两人立即派出7个多旅的部队向西路军追击而来。马家军阀先以2个旅的兵力牵制住西路军主力，另外5个旅随即向驻守高台的红五军猛扑而来。2000余人的红军面对的是由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2万敌军。红五军全体指战员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足足抵抗了9个昼夜，由于寡不敌众，高台县城最终失守。在这9天的攻守争夺中，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出骑兵师增援，途中遭到敌军阻击，伤亡大半。在这场悲壮惨烈的战斗过后，红五军主力部队3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军长董振堂阵亡后，敌人竟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到木杆上示众，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高台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马家军阀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县城。驻守临泽的红军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在当天夜晚突围，并迅速向西路军总指挥部靠拢。1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徐向前等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行动方向由西路军自行决定，如果西路军决定东进，中央会派部队到靖远河边策应西路军过河。
西路军各部随即向南转移，准备返回河东。马家军阀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调集5个旅的兵力，对西路军进行围追堵截。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红三十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并最终取得击溃敌军1部，歼敌1个团，缴枪200余支的光辉战绩。
此时，西路军主力部队已返回倪家营子，准备集中兵力，一举击溃敌人，以求争取宝贵的休整时间。不久，马元海、马彪等人率领4个旅，对倪家营子的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西路军经过连日苦战，终于击溃了进攻的敌人。
2月中旬，马家军阀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再次向西路军围攻而来，红军战士们奋勇还击，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全军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入战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刀枪木棍和敌人肉搏，战况极其惨烈。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5个昼夜，红军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消灭了1500余名敌人。22日，马家军阀再次向倪家营子增派兵力，西路军被迫于27日突围。
3月初，西路军撤退至东柳沟、西柳沟地区时，再次遭到敌军围攻，红军在苦战了5个昼夜后，弹尽粮绝，只得向西北突围，进入祁连山，此时的西路军已经不足3000人。此后，西路军余部2000余人被分成3个支队，在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进入祁连山区进行游击战。由西路军工委直接领导的左支队，进入祁连山之前有1000余名战士，在历经40多天的艰苦行军后，只剩下400余人。而另外两个支队的大部分官兵都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壮烈牺牲，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拒不投降而被大刀砍死。西路军仅剩的400余名战士，最终在4月底突围成功，到达新疆的星星峡。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长达半年之久，总共毙伤敌军2万余人，而自己则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这段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和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敬仰。
20世纪90年代，西路军当年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先后离世。根据两人生前的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军当年战斗的战场上。《西征的红军》剧组采访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时，她对记者说道：“爸爸临终前让我把他的骨灰洒在祁连山上，他说他要和西路军的烈士们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
三军合力克敌——山城堡战役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蒋介石集团在震惊之余，更是感觉坐立不安。好胜心极强的蒋介石不顾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不顾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顾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结了10多万的兵力准备向红军发动围攻。
为什么蒋介石一定要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还错误地坚持反共内战政策呢？因为他错误地认为，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必定是身心俱疲，作战力大为削弱，加上刚到陕北还未站稳脚跟，此时若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攻，一定会全歼红军于陕北。因此，蒋介石才会这么急不可待地想要置红军于死地，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时，敌人分四路展开追击。第一路是由毛炳文率领的第三十七军；第二路是由王均率领的第三军，同时从会宁地区出发向海原追击；第三路是胡宗南主力一部从静宁地区出发向海原追击；最后一路是东北军和六十七军骑兵团，经隆德地区向黑城镇追击。
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党中央及时分析了具体情况，并作出了正确的迎敌方针，即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然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主力部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王均部予以牵制，必要时进行打击；对东北军和六十七军骑兵团则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服工作。
1936年10月底，红军主力开始往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一带转移。红军主力东移时，国民党部队在其后紧追不舍。一开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打算集中三大主力的兵力，组织“海打战役”，但因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海打战役”被迫放弃，改为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对敌进行反击。国民党部队依旧在其后步步逼近，企图将红军逼到陕北以南歼灭掉。
11月12日，红军离开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地区继续东移，准备经毛居井以东地区南进。此时，敌毛炳文部正在西渡黄河，准备配合西北马家军攻击河西部队；东北军已同意建立统战关系放慢前进步伐；王均的第三军也在同心城驻扎下来，不再追击；唯有胡宗南部仍旧死咬着红军不松口。
针对胡宗南部无所顾忌、**的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带到山城堡、环县一带，引诱胡宗南部至山城堡并给予沉重打击。
山城堡，古称仙城，位于豫旺县以东、盐池县以南、环县以北的洪德城和甜水堡之间。这一地区地形复杂交错，其东西两侧是蜿蜒起伏、一直向西南延伸至洪德城的山岭，称作“山城梁”。山梁两边深沟浅壑，土寨众多，有利于大部队在其间运动、集结、隐蔽和设伏。山梁人烟稀少，南部才是有数户人家居住的山城堡。从洪德城到山城堡有20多里的路程，途中仅有一口泉眼。
11月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作出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红四军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红三十一军分别集结在山城堡的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伺机出动；红二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洪德城和山城堡之间隐蔽，以策应各方；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的第六军团、第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带阻击东北军。
当晚，胡宗南部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山城堡，主力部队占领了丰台堡及附近地区。第二天上午，胡宗南部的左路军到达红井子地区，右路军抵达山城堡、丰台堡等地。下午，胡宗南的侦查部队沿着山城堡至洪德城大路前进时，遭到了红军陕甘宁独立师的攻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
11月21日，敌人的侦查飞机在“山城梁”上空盘旋，绕了好几圈也没发现隐蔽其间的红军。下午，红军已经对胡宗南的右路军七十八师形成了包围之势，敌人却一点异样也没有察觉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渐渐黑了。11月下旬的山城堡已然有冬天的感觉，寒风吹来让人浑身发抖。红军主力在悄悄部署“瓮中捉鳖”战术时，也切断了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后退之路。当敌七十八师发觉形势不妙时，红军即刻发动了总攻。夜幕下的山城堡伸手不见五指，敌七十八师被红军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有的慌不择路地逃跑，有的胡乱开枪打死了自己队伍里的人，有的丢枪弃甲举手投降……胡宗南所谓的精锐部队白天还能打阵地战，可晚上就像没头的苍蝇一般溃不成军。遇上红军的“夜老虎团”，他们就如温顺的绵羊一般任人宰割。
山城堡战役直到11月22日上午才结束。这次战斗，大部分敌人被红军歼灭，少部分敌人溃散于山梁之中。山梁上、山坡上、深沟里、树林里，到处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同时，红军的损失也很大，牺牲了不少出色的指战员。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相互协同配合的一场战役。虽然，战前敌我力量悬殊，看似不可取胜，实际上却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不得不让人感叹，“众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的重要性。它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陕北的痴心妄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山城堡战役，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