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的火种
第一章
革命的火种
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军队，它的名字叫中国红军。
中国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一个无比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无数英雄先辈为了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1933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30多万人，先后建立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及各地的独立红军部队。1937年，在民族危难面前，中国红军勇敢地接受挑战，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人民军队的曙光——南昌起义
1927年，是大革命蓬勃发展的一年，也是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一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个多事之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从北京、天津到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全国各个地区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偏偏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武装力量的掌控权和领导权。
为了挽救革命、保存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并决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与此同时，叶挺和贺龙带领部队到达南昌。随后，聂荣臻、朱德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昌及近郊。整个起义队伍达2万人左右。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周恩来作出如下指示：贺龙、刘伯承带领部队攻打敌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叶挺率部解决敌人的3个团；聂荣臻负责传达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并潜入驻扎在马回岭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周士第和孙一中所在的七十五团和七十三团参加起义。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武装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刻，敌人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南昌城和近郊的敌人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军、九军和第六军五十三团各一部，总共3000余人。整体而言，敌人的兵力较为薄弱，可迅速将其歼灭。不过，离南昌较近的吉安、九江、萍乡等地的敌人实力雄厚，若是他们速来救援，即可对起义队伍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起义时间宜早不宜迟，起义过程不宜拖泥带水。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部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的领导下，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事前参与部队没有显露出任何有关起义的迹象，加上中共前敌委员会部署严密，战斗打响后，敌人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无法快速形成抵御力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起义队伍全歼南昌城内的敌人，控制了全城。南昌起义成功后，全城上下一片欢腾。
起义队伍能取得如此神速而壮观的硕果，究其原因，在于起义地点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呢？
首先，南昌位于赣江之畔，距离长江较远，交通不算便利，能有效阻止敌人大规模地快速运动，对南昌形成包围之势；其次，南昌一带的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对起义队伍能起到辅助作用；最后，南昌城内及近郊的敌人只有3000兵力，相对于2万人的起义队伍来说力量薄弱。因此，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南昌，自然成为中共武装起义的首选地点。
南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武汉的街头巷尾，国民党政府得知后，大为震惊。汪精卫在武汉调配了两军主力向南昌集结，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萌芽状态下的起义队伍。
面对这种紧急局势，起义部队按照前敌委员会之前制定的计划，于8月3日撤离南昌，迅速南下，打算占领广州，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然而在南下过程中，起义军遭到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人员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起义军大部撤离广东，转战赣南一带。起义部队余部经过艰难行军，终于到达崇义县上堡一带。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重新确立了党组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一个纵队，由朱德任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起点。为了纪念南昌起义，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规定，每年的8月1日为“建军节”。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举旗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
1927年8月7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恶劣反共行径，纠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中共中央总结了党在前段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并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即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及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此外，这次会议还首次提出了“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等口号。这次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它对危机中的党和革命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八七会议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的秋收起义逐渐拉开帷幕。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着手准备湘赣边秋收起义。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随后，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问题，决定先集中力量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再会攻长沙。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湘赣边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要注意军事运动。除此之外，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的武装起义不必再借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而应当直接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人民斗争并建立工农革命军。
9月初，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安源和铜鼓，召集当地的党组织和军事干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研究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当时，湘赣边界地区一带的武装队伍共5000人，被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和第三团。第一团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北崇阳、通城农民武装及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部分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整个起义的计划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团为右路，从修水城出发，沿渣津、龙门、金坪一线，进攻长寿街和平江城2个营的敌人；第二团为左路，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城和醴陵城一个营的敌人；中路由第三团组成，从铜鼓出发，经白沙、东门市，进攻浏阳城的敌人。各团完成任务后，向长沙推进，并在长沙起义工人的配合下夺取长沙城。
前敌委员会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还命人制作了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即“镰刀斧头旗”。它是一面底色为红色，中央为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秋收起义时，这面鲜艳的红色军旗一直飘扬在湘赣边界地区的上空，格外地光彩夺目。
9月9日，起义队伍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湘赣边秋收起义正式奏响序曲。
当天，右路军向平江进军。第二天，在金坪攻打长寿街时，右路军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师长余洒度率领收编的国民党残部叛变，反过来攻击起义部队。右路军腹背受敌，队伍被打散，团长失踪，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
9月10日，左路军在安源行动，向萍乡进攻。然而，敌人早已有所准备，左路军始终没有攻克萍乡。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情况，左路军果断放弃萍乡，转战老关，很快攻克了老关。9月12日，左路军攻克醴陵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来，敌人对醴陵发动猛攻，左路军被迫从醴陵撤离，经老关北上，于15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左路军的轻敌思想，部队不幸落入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时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中路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于9月11日从铜鼓起义，随后向浏阳进攻。当日，中路军占领白沙镇，次日又攻克东门市。2战2捷，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和斗志。13日，不甘失败的敌人再次集结2个团的兵力围攻东门。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中路军伤亡较大，从东门突围后向浏阳文家市撤退。19日，左、中、右三路军的余部先后抵达文家市，会合在一起。
半个多月的湘赣边秋收起义，3支队伍均遭到失败。虽然在起义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作战中的几次失利，让整个队伍遭受了不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目前敌我形势十分不利于起义军攻打长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战略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革命力量，等队伍慢慢壮大后，再向大城市进军。”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起义队伍确定了下一个转移的目标——位于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20日，湘赣边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行进。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号，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之前制定好的计划，带领部队走向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践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典型实例。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
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
1927年的下半年，弥漫在北京、武汉等地上空的白色恐怖气息逐渐扩散到了广东。为了抵抗国民党反动派滥杀无辜的可耻行径，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的政权。
11月26日，中共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太雷任委员长，同时组成了军事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参谋长为徐光英。当时，中共在广州的军队是叶剑英领导的战斗力超强的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其手下士兵多数倾向武装起义。这样，广州武装起义的队伍由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组成，一共6000余人。
12月11日凌晨，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人的带领下，兵分三路，分别向广州市各个要点发动进攻。广州起义的号角吹响了。首先，起义队伍攻占了敌人在城北的炮兵团部，接着又攻占了市公安局和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控制了制高点观音山和八旗会馆。与此同时，广州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2万余人的农民自卫军也加入到起义大军中，配合城内起义队伍的战斗。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国民党反动派大部被消灭。在这次行动中，起义部队缴获了20多门炮和1000多支枪。
当天上午，广州起义取得了胜利。中共广州省委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会议，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即广州苏维埃政府。会上选举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暂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为秘书长，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设在位于维新路上的红军总指挥部内，会议公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主要内容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国有，发给农民耕种；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实行8小时工作制，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等等。广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赢得了广大市民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拥护。大家沉浸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喜悦当中，欢腾一片。
广州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他们相互勾结起来，集结部队，以武力向广州发动反攻。12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从江门、韶关、肇庆调回约3个师的兵力，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支援下，从西、南、北3个方向向广州反扑过去。起义军在观音山、市公安局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激战，损失惨重，张太雷在激战中不幸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起义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13日从广州撤出。
广州起义军余部撤出广州后，一部分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进入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一部分突围后到了广西的左右江地区，在那里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转移到韶关附近，加入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继续革命。至此，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广州起义是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沉重武力打击。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是整个行动都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顽强斗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并在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工农红军的名号。
毛泽东曾说：“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革命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和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方针，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并在探索和开辟中国独有的革命道路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
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
在中国红军时代，最早最著名的红军领袖非毛泽东、朱德莫属。这是因他们在红军的初创时期，打造了一支兵力足、建制全、纪律好的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四军，又称作“朱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红军不是中国的独创，“朱毛红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型人民军队。它的成立，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艰难历程。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了罗霄山脉一带，准备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当时，这支仅剩2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处境相当困难：人员遭受损失，导致各个队伍建制残缺，无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上部队的伤病员居多，粮饷短缺，受挫之后，未来之路方向不明，导致整支队伍军心涣散、思想混乱。毛泽东带领起义队伍向井冈山地区行进途中，有部分战士自动离队，甚至有不少指导员带队离开。若再不及时对部队进行调整和思想教育，革命的队伍随时都有变成一盘散沙的可能，革命的火种也随时都可能会熄灭。
关键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27年9月29日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使即将涣散的队伍又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次整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组织整顿现有部队，对一些建制残缺、人员不足的队伍进行缩编；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一些恶习，实现官兵平等；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制度，即“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改掉了原有军队的旧习气和旧作风，还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从政治和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中国建军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10月3日，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开进。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哪怕是工农革命的先导——苏联，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供中国共产党参考。在这之前，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城市作为革命斗争的中心，而毛泽东却带领部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上山”闹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曾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把‘山大王’消灭过。‘山大王’是封建性的，而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山大王’，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我们有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有共产党作领航者，任谁也消灭不了我们。”他的这番话，坚定了大家对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信心。
不过，在当时要想在井冈山地区站稳脚跟，还不得不先征得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队伍的支持。这时，毛泽东发挥了他外交家般的风范，用真诚态度讲述革命合作的重要性，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取得了两支地方武装队伍的认可和信任。毛泽东带领着工农革命军队伍过双马石、翻越井冈山，最终安家茨坪。从此，一场伟大而壮丽的井冈山斗争拉开了帷幕。
利用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争夺权力的机会，毛泽东领导队伍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段期间，他还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仅严明了革命队伍的纪律，更是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
1928年2月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它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一项创举。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个“星星之火”后来发展出“可以燎原”之势。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已经完成了“化茧成蝶”的过程，那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队伍“蜕变”的情形又如何呢？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州遭受重创后，经过艰难辗转到达崇义县。1927年11月上旬，朱德、陈毅在崇义县的上堡地区对余部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
队中重新确立了党组织。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湖南的桂东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会合。这时，朱德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要求他们速速南下支援广州起义。当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韶关一带时，却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部队遂转到韶关西北部的犁铺头作短暂休整。不久，朱德和陈毅又在天心圩和大余两地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经过“赣南三编”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获得了新生。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来到湖南的宜章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失败后，湘南起义农军被编入南昌起义余部，并分别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四师和第七师。不久，毛泽东的“特派员”找到朱德的队伍，接他们上井冈山。4月底，朱德、陈毅率部到达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在砻市的龙江书院见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武装起义队伍胜利会师。毛泽东和朱德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对彼此却早有耳闻。从井冈山胜利会师开始，两人便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合作伙伴，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毛泽东和朱德将两支队伍合为一体，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第四军下辖3个师：原南昌起义余部改编为第十师，由朱德兼任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改为第十一师，由张子清任师长，何挺颖任党代表；湘南工农革命军其他各部组成第十二师，由陈毅任师长。全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指导方针，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组织，设立党代表，建立士兵委员会。
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红军第四军。它是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队伍，堪称红军的一面旗帜。
组建红一方面军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成立后，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剿”和“会剿”。除此之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山区资源匮乏、人员激增、敌人的经济封锁等。
为了巩固和壮大新生的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带领队伍在井冈山周边一边游击一边筹集粮食。如果遇到敌人前来“进剿”，队伍则相机而动。在此期间，红四军打退敌人的三次“会剿”，不仅巩固了根据地，还扭转了湘南起义之后的被动局面。至此，向南至遂川井冈山南麓，向北至莲花县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等地，形成了一条南北狭长的红色区域。整个井冈山地区到处可见火红的军旗随风飘扬，向世人昭示着胜利的荣耀。
1928年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平浏地区恢复湘鄂赣特委，并出任特委书记。滕代远到达平浏地区后，与驻守在平江县的国民党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和第三团团长黄公略取得联系，并筹划发动武装起义的事情。彭德怀和黄公略都是潜伏在国民党独立第五师中的秘密党员。7月中旬，敌人发现了黄公略共产党员的身份，立即下令逮捕他。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湘鄂赣特委决定将之前筹划的武装起义提前，于7月22日发动平江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邓萍、黄公略等人为主要领导人。平江起义胜利后，起义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
敌人得知彭德怀等人在平江起义后，遂集结了大批兵力向平江反扑过来。红五军与敌人激战一夜，伤亡颇重，被迫退出平江城，转而向井冈山上的红四军靠拢。12月10日，红五军主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带领下，几经周折，终于与红四军会合。两军胜利会师后，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五军编入红四军队伍，改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红五军留守井冈山，与前来进犯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保卫湘赣革命根据地。之后，为了满足革命形势的需要，红五军往返于湘鄂赣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军部、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一带行进。留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是由彭德怀带上山的红五军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便一直沿着湘赣边界往东行进。途中，他们遭遇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2月9日，红四军主力到达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敌人也尾随而来。毛泽东和朱德利用大柏地有利的地形，决定在此伏击敌人，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当敌人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红军立刻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大柏地山谷里喊杀声四起、枪声不绝。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后，红军全歼敌人，大获全胜。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对此时此刻的红四军意义非凡。这是他们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后取得的首次胜利，不仅一扫军中的低迷士气，更是彻底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此后，他们大步流星地经宁都、东固等地，进入福建境内。
3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在长汀与敌人交火，取得了长汀战役的胜利，大大激发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长汀战役之后，红四军利用筹集来的军费购买了布料制成军服。从此，红军队伍有了统一的服装。当战士们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打上绑腿，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时，他们的心里别提多开心、多兴奋了。
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利用这一机会在赣南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不久，蒋桂战争结束，国民党重新向红军发动围攻。毛泽东、朱德等人当机立断，决定避其锋芒，向闽西挺进，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红四军与敌人在龙岩进行了三场战斗，后在上杭和东江等地也激战数次。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红四军在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辗转赣南、闽西一带期间，打败了敌人的多次“会剿”，并创建了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随着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红军队伍不断壮大，赣南、赣西和闽西各地纷纷成立了红军队伍。1930年1月，由江西红军独立团第二、三、四、五团组成的红六军正式成立，黄公略任军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决定，将闽西各县赤卫团作为闽西主力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5月，工农红军第九军经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由邓毅刚担任军长，邓子恢担任政治委员。
6月，根据全国红军会议精神，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由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朱云卿担任参谋长。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改为第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和红军学校，整个军团共2万余人。次月，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1930年夏，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由何长工担任军长。不久，红五军和红八军在中央军委的指令下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全军共1.7万余人，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8月23日，红军第三军团在浏阳县的永和与红军第一军团会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组建后，全军人数达到3万多人。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经总前委决定，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是攻占长沙并消灭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部队。8月25日，红一方面军从永和兵分三路，向长沙逼近。然而，敌人在长沙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抵挡了红军的进攻。考虑到目前敌强我弱且红军伤亡较重的情况，红一方面军决定撤出长沙，攻占吉安。攻下吉安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一次整编，规定第一军团各军的纵队、支队分别改为师、团，团直辖3到5个连，不设营。另外，新成立的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编入红一方面军中。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人数增加到4万多人。
从1930年10月起至1933年春，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起的四次大规模“围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在此期间，红一方面军总部被撤销，替代它的是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1931年11月，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统称为“中央红军”。
第四次反“围剿”后，党内“左”倾错误被贯彻到部队中，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遭受排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挫败。1935年，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于11月3日恢复番号，由彭德怀担任总司令，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方面军于1937年8月22日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抗日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部队的支援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它不仅参与了南昌、湘赣边、广州、闽西、湘南、平江等武装起义，还先后建立了井冈山、湘鄂赣、闽西、赣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它亲身经历了长征、东征和西征，实现了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历程中，红一方面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的浴血奋战、敢于牺牲的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与敌人较量的同时，红一方面军的自身力量不断壮大，至1933年夏已发展到近10万人，成为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一方面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组建红二方面军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组织革命武装，建立工农政权。
1927年9月10日，鄂中沔阳暴动打响了湘鄂地区的武装暴动第一枪。随后，起义队伍组成鄂中游击队，在沔阳、监利、潜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在斗争过程中，鄂中游击队逐渐成长为鄂中地区主要的武装力量。沔阳暴动后不久，鄂西地区也发生多起武装起义，并组建了鄂西游击队。鄂中和鄂西两片区域的游击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第三十七团。
1928年1月，中共湘西特委派贺龙和周逸群到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月下旬，贺龙和周逸群路过湖北洪湖监利县时，恰逢鄂中、鄂西特委正在筹划年关暴动。于是，两人留在了洪湖地区，加入到当地的暴动行动中。不久，石首游击队和监利游击队在下车湾胜利会师，组成第四十九路军工农革命军。至此，湘鄂西地区的武装力量拧成一股绳，开创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也为后来第二军团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月，贺龙把第四十九军工农革命军留在洪湖地区继续展开斗争，自己则带领10余人到湘西北桑植地区，着手建立革命武装队伍。经过一番努力，工农武装革命军的旗号飘扬在湘西北地区。通过开展游击战争，湘西北地区的武装队伍力量越来越强大。7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全军队伍达到1500多人。8月，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抵达石门，配合当地的武装起义。然而，部队在石门起义中遭到重创，最后仅有200多人突围成功，后在贺龙的率领下西撤至堰垭一带。11月，贺龙在堰垭地区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堰垭整顿是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这支队伍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随着队伍的壮大，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1929年2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担任军长兼党的前委书记，恽代英任党代表。南岔、赤溪战斗后，贺龙带领的红四军人数激增。7月，红四军进行了扩编，下辖第一路指挥部和第二路指挥部。
1929年12月，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任师长，下辖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一师奉命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为政委。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将湘鄂西一带的红军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7月4日，贺龙领导的红军第四军和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红军会议的决定，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全军共1万多人，下辖第二军（原第四军）、第六军及第二十六师、第四十九师。1931年3月，第二军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为红军第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直到1934年10月26日，红二军团的番号才被恢复使用。
早在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的茶陵、遂川、永新、莲花、宁冈等地就组建了党组织。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注重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当地的人们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纷纷组织了赤卫队和暴动队。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湘赣边界的地方武装力量担负起保卫根据地的重任。在根据地军民的坚决斗争下，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不但没有得逞，反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1929年春，中共湘赣边特委决定，将湘赣边界的地方武装力量组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后来，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被编入彭德怀带领的红五军中，协同红五军收复了井冈山大片失地。
湘赣边秋收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却在湘赣边界一带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8年春，浏阳东乡的革命群众成立了浏东赤卫队。1930年，浏北赤卫队正式成立。不久，浏东、浏北赤卫队扩编为浏阳游击队第一支队和浏阳游击队第二支队。10月，浏阳、茶陵、万载、莲花等县的地方武装队伍合编为湘东红军独立师。湘东红军独立师是红六军团的前身，是完全按照中央红军的建制来组织的。1931年2月，湘东独立师奉命改为湘东南独立师。8月，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湘东南独立师奉命改为湘赣独立第一师，投入到反“围剿”战斗中。次年2月，湘赣红军第一师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与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加入到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
1933年6月，为了加强对湘赣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派任弼时到湘赣边界，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6月中旬，湘赣红军第八军奉命改为红十七师，湘赣红军第十八军奉命改为红十八师。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红军第六军团成立后，投入到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和反对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战斗中。
1934年7月，在由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下，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实施战略转移。10月24日，由任弼时、萧克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成功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1935年年底，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奉命从桑植地区出发，开始长征。次年7月2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电令，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开创西北抗日根据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开始了艰难的抗日历程。
红军第二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周逸群、萧克、段德昌等人带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相继创建了湘鄂西、湘赣边、黔东和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在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同时，红二方面军在克服党内“左”倾错误的同时，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难的奋斗过程中，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留给后世子孙的一大笔财富。总而言之，红二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创建历程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组建红四方面军
1927年，中共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委和中共麻城县委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并决定于9月26日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不过，这次行动由于领导人缺乏经验，没有将武装起义进行到底，也没有建立政权和军队，导致有些地区的武装运动处于停滞状态。10月，中共湖北省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往黄麻地区成立了黄麻起义总指挥部，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黄麻起义胜利后，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将黄安、麻城两县的起义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鄂东军的建立，是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起点。
1928年初，鄂东军根据上级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在近半年的战斗实践中，第七军深感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这个决定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皖边界的最初反映。7月，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第七军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鄂豫边界根据地于1929年5月初步形成。此间，吴光浩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6月初，徐向前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鄂东北地区，接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一职。
在鄂豫边界如火如荼地开展革命斗争时，商南地区的武装反抗斗争也同时进行中。1929年5月6日，商南爆发武装起义。5月9日，起义在鄂豫皖区委的领导下取得胜利。随后，各起义队伍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二师建立后，积极投入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它的成立，代表着鄂豫皖地区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的出现。此后一段时间，第三十二师联合第三十一师成功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一些作战经验。同年年底，中共鄂豫边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徐向前担任主席。
1929年10月，中共安徽六安县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大决议。会后，六安县党组织着手准备起义的相关事情。11月7日，六安武装起义爆发。与此同时，霍山县委接到六安县委的通知，响应六安的号召，在西镇发动了武装起义。六霍起义是鄂豫皖边区的第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第二年年初，六安县委将各起义队伍集中在一起，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至此，鄂豫皖边区的第三支主力红军建设完成。
1930年春，鄂豫皖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鄂豫、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建成，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正式成立，由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
1929年9月，中共黄梅、广济两县县委从鄂东南一带的游击队中，抽调出11名共产党员组成鄂东游击队，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10月，广济县委组织农民发动暴动，攻入县城，并组成广济游击队。第二年6月，鄂东游击队、广济游击队和赣南、阳新、大冶地区的部分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四纵队和第五纵队。同年10月，第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下辖2个团，共1800余人。12月初，第十五军到达黄麻地区。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第一军和第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军。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军和红十五军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战斗结束后，红一军和红十五军于1931年1月中旬正式合编为红军第四军，由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参谋长。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在配合红一方面军打败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战斗后，丝毫不放松在思想、组织和物资上的动员和筹备工作。1931年秋，鄂豫皖军委将三省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进行了整编：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成赤卫军；动员17岁以下的少年组织少年先锋队；妇女则组织救护队和侦察队。一时间，整个鄂豫皖边界掀起参军拥军的热潮。10月25日，鄂豫皖军委将各个地方武装和赤卫队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11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的需要和趋势，将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先后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然而，不幸的是，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遇失败，不得不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了解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动向后，接连派兵前堵后追。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全体官兵奋勇杀敌，与敌人斗智斗勇，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还趁机建立了西北军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达顶峰时期。
1935年初，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的战略需要，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向四川、甘肃的边界发展。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强渡嘉陵江，随后进入长征阶段。面对敌人的围攻，面对川北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于6月12日在达维村与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部队的胜利会师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计划，更鼓舞了全党全军的斗志和士气。这为红军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36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甘孜地区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组建成红西路军，转战西北大漠地区，为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而浴血奋战。红西路军在西北大漠与马家军血战4个月后，几乎全部阵亡，仅有少部分人到达新疆，后回到延安。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共建抗日统一战线。红四方面军的援西军、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
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吴光浩、许继慎、旷继勋、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人的指挥下，先后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并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许多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以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功完成了长征战略转移和血战漠北的艰难任务。红四方面军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一支善于打大仗、打硬仗和连续作战的钢铁部队。
红军的新星——西北红军
在西北黄土高原中部，有两支特别活跃的红军队伍。一支是陕甘边红军，一支是陕北红军。这两支红军统称为西北红军。西北红军从创建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历程，最终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超强战斗力的正规部队。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的革命浪潮一度处于低迷状态。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接下来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政策。9月，八七会议的精神传到了血雨腥风的古城西安。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在八七会议中的决议和党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明确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党在陕西的特别任务。因此，开展武装斗争是目前西北地区的首要工作。10月14日，陕北军事委员会在清涧发动武装暴动。12月底，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由彭澍担任总指挥，全面负责清涧起义。不幸的是，在起义过程中，部队因遭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而失散，清涧起义最终失败。
清涧起义失败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于1928年1月领导了渭华起义。然而，渭华起义重蹈了清涧起义的覆辙，以失败告终。这两场起义虽然都相继以失败结束，但它表明陕北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武装反抗斗争的道路，同时也为西北红军的建立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正在进行的同时，陕西的保安（今志丹）、靖边、安塞地区也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年半之后，刘志丹的队伍发展到300余人，遂组成南梁游击队。此外，另外一支游击队也正在发展壮大中。它，就是在1931年3月组建的晋西游击队，后来改为陕北游击支队。同年10月，两支游击队伍在甘肃合水县会合，改称为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支队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和磨炼后，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奉命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不久，谢子长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刘志丹接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一职。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南下渭北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到了1932年下半年，陕甘游击队遭受了好几次失利战斗，人数锐减至200多人。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红军陕甘游击队于1932年12月24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成立后，即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下，着手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为了迅速打开建立根据地的局面，红二团开始在照金、淳化、宜君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一个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
1933年5月，敌人兵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准备将这块处于“幼苗”阶段的根据地扼杀在摇篮里。红二团在南下渭华地区时，遭受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最后只剩了70多人，由刘志丹带回了照金根据地。
就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陕甘边特委将渭北和富平等地的游击队集中在一起，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在照金根据地与敌人作斗争。8月14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队及各游击队作战。10月，刘志丹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同时，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起来。1932年3月，延川游击队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指导下正式成立，一个月后改编为西北先锋队，11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第九支队成立后，先后在安定、清涧、延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带领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年4月，第九支队又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批准下，更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同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会议，决定对第一支队进行扩编，并建立陕北根据地。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陕北游击队先后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队，并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8月，陕北红军在陕甘边红军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这次战斗中，总指挥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身亡。
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各个支队扩编为团部，并在各自的活动区域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此时，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此后，陕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
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调来重兵，重点围攻陕北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工作。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合为一体，统称西北红军。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红军成立后，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并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与西北军会合，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
7月，敌人不甘失败，再次集结重兵，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正在西北红军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时，突然接到通知，由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地区。西北红军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极为高兴和振奋，他们积极准备接应红二十五军。
9月16日，西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第二天，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皖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总人数达7000多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十五军团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开赴抗日前线杀敌。
工农红军的新篇章
1936年6月，蒋介石为解“两广事变”的燃眉之急，将在陕北地区“剿共”的胡宗南部调往南方。一时间，西北地区的敌人兵力大大削弱。党中央抓着这个大好时机，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
一个月后，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开始北上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初，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将视线再次移回西北地区。此时，党中央明确规定，三军胜利会师的地点定在会宁和静宁两地。
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奉命奔袭会宁城。在团长和政委的带领下，骑兵团一举拿下会宁城，占据了会师的重要地点。随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聂荣臻的带领下到达会宁。占领会宁后，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在城内广泛宣传，张贴标语、布置会场，积极做好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准备工作。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率先到达会宁。8日，红四军一部进入会宁城。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部队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带领下抵达会宁，与城内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胜利会师后，于10月10日在会宁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联欢会，并向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报。
10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大学一部分学员在朱德的带领下前往打拉池，并在打拉池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十五军团司令部会合。在此期间，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地区与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会师。随后，红二方面军总部和主力部队在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司令部会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胜利大会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一事件震烁中外，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如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三方面军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一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军令，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5万人，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
第一一五师是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组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全师约1.5万人。第一二○师由原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前总直属队一部等组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全师约1.4万人。第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二十军，陕甘宁红军、第十五军团等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师约1.3万人。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29日成立了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各师中恢复了各级政治部，进一步加强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13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建成“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担任书记。
12月1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全军共1万多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粤赣边、湘赣边和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陈毅任司令、傅秋涛任副司令。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第四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张云逸任司令、谭震林任副司令。第三支队由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等改编而成，高敬亭任司令。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
1938年，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往武昌。2月，新四军各支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向皖南、皖中地区集结。随后，各支队按照军部命令进行以提高指战员军政素质为目标的整训。5月，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实施军事部署，开赴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敌后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决心。红军在改编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冲破重重障碍、排除万难，终于顺利实行了改编。从此，这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10年光辉征程的人民军队迈向了一个更高、更伟大的起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