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政协的召开_国歌的诞生与选定
国歌的诞生与选定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是鲜花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湘音回荡在中华大地上时，一支由195人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在前不久的政协会议上被暂定为新中国的国歌。但是，关于它的诞生与选定则经历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过程。
谈及《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提田汉和聂耳这两个人。前者是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后者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
田汉，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间，他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后于1919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先后参与创办了创造社、南国剧社等。1930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结识了作曲家聂耳、冼星海等人，共同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同时，他在话剧、电影、歌剧、诗歌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田汉被人们称作“时代的歌手”。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在云南玉溪。他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影响，会演奏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后来，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遭到反动当局的追捕，遂来到上海。1931年，聂耳考入上海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那时候，因为他姓“聂”，大家总开玩笑地称呼他“耳朵先生”。索性，他便把自己改名为“聂耳”。在明月歌舞团期间，他结识了田汉，并经田汉介绍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1933年，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进入了自己音乐创作的黄金期。
1935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后，又逐步向华北平原进行蚕食。而国民党政府却畏缩退让，拒不抵抗。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田汉和聂耳聚在一起，决心创作一首唤起民众斗志的歌曲。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顺势而生。
《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其歌词是田汉为电影主人翁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中的最后一节诗稿。不幸的是，就在田汉刚刚创作完剧本和诗作时，便被捕入狱了。田汉被捕后，文学艺术家夏衍将剧本的故事梗概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他在改编的过程中，发现了田汉写在香烟锡箔纸上的歌词。
同样遭受危险处境的聂耳，得知夏衍正在改编田汉的剧本时，要求夏衍将电影的主题歌交给他谱曲。夏衍有些为难，他知道聂耳的处境。但是，聂耳再三要求，且态度坚决。于是，聂耳推迟了组织上安排他出国躲避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主题曲的作曲当中。
4月，聂耳在完成《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谱曲工作后，来不及定稿，便因形势所迫由组织上安排到日本，再转道去苏联和西欧学习。到日本后不久，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了上海编剧家孙师毅。
7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这首歌曲被刻录成唱片，传唱到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就在全国掀起一股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浪潮时，聂耳不幸在日本溺水身亡。后来，朱德赞誉聂耳为“人民的音乐家”
。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国内红极一时，还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0年，美国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精神的敬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美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起来反抗法西斯的统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广播电台将《义勇军进行曲》与亨德尔、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一并列为反法西斯的凯旋之歌。自此，《义勇军进行曲》确立了它在国际上的伟大历史地位。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为此，中共中央广发“英雄帖”，召集全国的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爱国人士等前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新中国建国的各项事宜。第六小组负责国歌、国旗、国徽等事情的筹备工作。7月15日，第六小组将征稿启事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向全国人民征集有关国歌、国旗、国徽的有效稿件。
征稿启事发出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关注和响应。一些作曲家、词作家和音乐爱好者纷纷把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化为一句句歌词、一个个音符、一段段旋律，寄给了北平的筹备委员会。
自发出征稿启事后一个月内，筹备委员会共收到应征国歌的稿件多达632件。甚至连郭沫若、马叙伦等知名人士都亲自参与到国歌歌词的创作中。还有人推荐了自己喜爱的歌曲。第六小组和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从六百多封稿件中，选出了一些还比较满意的歌词、曲谱稿件印发给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稿件，甚至组织乐队演奏，可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国歌，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代表歌曲。一首好的国歌，能起到统一人民思想、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并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然而，创作出一首能代表全国人民共同心声和意志的国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首国歌，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开国大典不能不放国歌，新中国不能没有国歌。为此，第六小组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向筹备常委会提出申请，想再征集一次稿件，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同时，将选中的歌曲进行编排后，到群众中征求意见，最后再给予定夺。不过，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可能来不及在开国大典时得到满意的作品。
毛泽东在得知国歌征集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后，立即从繁忙的公事中抽身出来，亲自召集了20多名有声望的各界人士开会，商量国歌的选定事宜。
著名画家徐悲鸿第一个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他说：“这首歌在抗战时期鼓舞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斗志，今后也将继续鼓舞人们前进。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的自信。就像法国的《马赛曲》，诞生于大革命时期，后来也被定为了法国国歌。”
徐悲鸿的这个建议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泛起的阵阵涟漪。顿时，整个讨论会的气氛变得热烈而踊跃起来。大家的思路被打开了，纷纷表示，这种情况也有先例，在国
际上并不少见。因为正式国歌难以确定，不少国家会选一首传唱度高的歌曲定为代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不也是用《国际歌》作为代国歌的嘛！
周恩来第一个赞同徐悲鸿的意见，他说：“徐先生的建议很有见地。《义勇军进行曲》雄壮豪迈，富有革命气概，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
建筑大师梁思成接着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过美国青年在大街上用口哨的形式吹这首歌曲。这也正好说明，这首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大家听了周恩来和梁思成的发言后，心中的天平逐渐偏向《义勇军进行曲》这一边。不过，还是有人对这首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东方之林，这句歌词的说法有些过时了，不如将曲谱保留，再重新填词。
“至于这个问题嘛，我觉得还是保留原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情感，修改后反而有碍情感的迸发。”周恩来建议道。他见大家不言语，又补充道：“这句歌词存在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目前，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不代表帝国主义不会想方设法地对我们进行破坏。这不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吗？所以啊，倒不如留着这句歌词，使我们的耳边警钟长鸣。”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同意恩来的观点。我们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艰苦的路要走，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
毛泽东的一番话语说得在场的人员心悦诚服，纷纷表示赞同。原来主张修改歌词的代表也改变了主意。
9月27日下午，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次会议在怀仁堂准时召开。会上，所有政协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至“**”时期。田汉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和“叛徒”而入狱，于1968年12月10日含冤死于狱中。《义勇军进行曲》一度成为禁曲，就连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和隆重的集会现场，有时只奏曲子不唱歌词，有时干脆被《东方红》所替代。“**”结束后，国歌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不过，在1978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义勇军进行曲》仅保留了原曲谱，并填写了新的歌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田汉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义勇军进行曲》才得以恢复，并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被正式定为国歌。这一顺应民意的决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从此，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就骄傲无比，那熟悉的旋律早已经融入了炎黄子孙的灵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