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政协的召开_国旗的设计与确立

国旗的设计与确立

今天，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来京参观旅游的人，都要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降旗仪式。伴随着清晨的最初一丝朝晖和黄昏的最后一缕夕阳，伴随着耳熟能详的国歌，人们看着鲜艳的红星红旗上升抑或是降落，内心涌起阵阵波澜。要知道，那正是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的骄傲之处。

也许人们会猜想：庄严肃穆、鲜艳无比的红星红旗肯定是出自某位美术大师之手。

其实，不然。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仅仅是一位来自上海的从事财务工作的普通职工。他的名字叫曾联松。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从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估计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幸运会降临到他的身上。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1949年7月15日那一天。

7月15日，经郭沫若等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谱启事（草案）》并在周恩来的亲自修改后，被刊登在《人民日报》、《新华时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7家报纸的显眼处。这份启事将一直刊登至8月15日结束，期间被全国各地及香港、南洋的华侨报纸纷纷予以转载。

在上海工作的曾联松从《解放日报》上看到征集国旗的启事后，内心深处仿佛被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变得兴奋而激动。他虽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但写写画画却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当晚，他辗转反侧，一直难以入眠，最终决定投身到设计国旗的创作中去，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也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正是这份“激情使然”，让曾联松在8月的暑天里开始一幅幅地设计，又一幅幅地否定。虽然已经有了多幅设计草图，但没有一个能尽如意。眼看着截稿日期快到了，曾联松心急如焚。一天晚上，他偶然间抬头望天，发现天上星光熠熠、群星闪烁。突然，他脑子里灵感乍现，心想：人们不是老说“盼星星，盼月亮”吗？共产党人不就是人民的大救星！紧接着，他又联想到红军军帽上的红五星、红军军旗、解放军军旗等，决定以五角星为素材，再配以代表工农阶级的镰刀斧头，周围环绕几颗小五角星来设计。

打定主意后，曾联松立即行动起来。他遵从启事中“红色”的要求，将整个红旗的底色定为红色，然后遵从“庄严简洁”的原则，将五角星定为黄色。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黄色和红色从视觉上相称，更重要的是黄色象征了中国黄土和黄色人种的特征。

接下来，曾联松找来黄色和红色的蜡光纸，先按照三与二之比裁剪出红色旗面的大小，再精心剪裁出大小五颗五角星。在五颗星星的放置位置上，曾联松试验了好几次，最终决定放在左上角。一来视觉开阔，二来目标明显不易被遮挡。完成好这一切后，曾联松细致地附上自己的设计构思和理念。他说：“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每颗小星均有一角正对大星中心，表达广大人民群众一心向党之意。”

8月上旬，曾联松将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郑重地寄给新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

当时，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及纪年等方案的是第六小组，组长为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市长叶剑英。由于两人工作太忙，有时顾不上来，便增派了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

自7月15日，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发出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将心中的爱国之情，化作一幅幅图稿寄向了北平。仅一个月零五天，筹备委员会就收到了国内外寄来的应征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且每日剧增。在众多的投稿人中，有社会知名人士、艺术家，也有普通的职工，甚至是小学生。连朱德、郭沫若、艾青等人都参与其中，呈上了自己的设计稿件。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全民参与的活动。

如雪花般飞来的应征稿件，截止最后一天，共达2992件作品。这样的数字是可观的，说明大家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相当之高。不过，要从这近三千件稿件中评选出一件作品作为国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8月5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作为国旗图案的评选委员。

为了便于选阅应征来稿，第六小组将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为选阅室，将所有稿件分类陈列。自8月16日起到20日，第六小组的组员和评选委员会差不多每天都在埋头选阅稿件。他们一边选阅，一边评论，气氛虽紧张但不失活泼。有时候，他们为应征人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所感动；有时候，他们又为应征稿件的优劣展开激烈讨论……最终，他们将所有应征稿件按照构思设计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是镰刀斧头加五角星，此类最多，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第二类是嘉禾齿轮，有的带上了五角星，这类图不符合美观简洁的构图要求；第三类是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或竖条组成的旗面，并在左上角或中间放上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等图案，此类图一半模仿美国国旗，一半模仿苏联国旗，皆不可取；第四类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三色，并缀有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这一类图案简洁大方，是可供挑选的一类。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第六小组组员和评委会从中挑选了比较好的几十幅图案，向筹备委员会作了报告。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示第六小组将这几十幅图案编印成册，附上编号和解释词，隐藏设计者的姓名，分别送给各小组组员和评委会审阅复选。

9月22日，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将大家选出来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连夜赶印出来，送给每位政协会议代表。第二天，政协大会分为11个小组热烈讨论国旗图案。当时的结果是，仅有少数人赞同五星红旗。但对于多数人选择的横杠图案也产生了尖锐的反对声。

政协会议即将闭幕，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为了多了解一些群众意见，第六小组的组员甚至拿着图案到火车站征求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的意见。可是，他们征求回来的意见仍旧繁多复杂，毫无头绪。鉴于此，彭光涵就争论情况给周恩来写了份请示报告。

9月23日晚，彭光涵和政协会议副秘书长齐燕铭正在办公室讨论，周恩来走了进来。周恩来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的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站起身来，回答说：“大家比较欣赏复字32号图案，这个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那好，你把这幅图案制作成一面国旗，明天下午交给我。”周恩来交代道，转身走了出去。

同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宴请国民党起义部队将领。席间，他们谈到了国旗图案定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比较倾向于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然而，张治中却坚决反对在国旗上加横杠，他不加掩饰地说：“我反对这个图案。在国旗上加一横杠，不就变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再说了，一条横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很有可能联想到一根棍子之类的。”毛泽东听罢，颇为惊讶，说：“你的意见很中肯，我看有必要再约个时间讨论一下！”

9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召集第六小组座谈会。会上，第六小组组员就国旗图案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大家发表完言论后，毛泽东总结说：“过去，我们脑子里总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国旗都没有特别标明本国的特征。苏联国旗上是镰刀斧头，但那不是苏联独有的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斧头镰刀；英国和美国国旗上也没有他们国家的特征。因此可见，这种特征并不是强制性要求的。如果非要体现，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我知道，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满意横杠红星的图案，但不是全部。我希望能选出一幅大家全体通过的图案作为我们的国旗，你们看怎么样？”

接着，毛泽东指向一幅由复字23号图案设计的国旗，问道：“这个怎么样？大多数民意认为，这个图案比较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还是挺好的。”

毛泽东的话讲完后，与会人员用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同意。就这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最终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被定为新中国的国旗。

国旗图案公布后，曾联松感到又惊又喜。喜的是，新中国从此有了代表自己尊严和主权的国旗；惊的是，国旗图案与自己的投稿几乎一模一样，唯独少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原来，他并不知道这幅图案经过了国旗评委会的修改。

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曾松联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合现在的五百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1950年的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当然，这一殊荣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他始终过着一个普通财务工作者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到处炫耀自己的功绩。正如他当年所说，那是一种爱国之情，一种激情使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