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做人要实：忠诚老实做好官_◎【故事里的事】
◎【故事里的事】
“讲实话就好”
1955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离开办公桌时，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说：“我要休息了。你把这个文件再看一下，代我为中央起草一个对文件的按语。”
我看了一眼，那是河南省委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材料。
“写好交给我。”毛泽东说罢就走了。
我有些激动，生出一种“参政”的感觉。我是机要秘书，还从来不曾代毛主席批转过文件。他一生警惕不要让身边工作人员擅权。这次让我代笔，无疑是一种信任。
不过……也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反复看了那份文件，又研究了毛泽东过去写的一些按语，然后字字斟酌着起了一份草。改过多遍，仍然不放心。我估计毛泽东一时还不会起床，便乘机找了陈伯达。他是五大秘书之一，这些大秘书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
陈伯达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身边人历来是热情礼貌的，马上帮我认真看几遍，点点头说：“可以，挺好的。”
我将按语带回来，等毛泽东起床后，便进去报告“：主席，起草出来了。”
“噢，我看看。”毛泽东接过按语，看得很细。我心里蓦地想起一件事：糟糕，找个人征求意见，主席事先可是没有交待。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就要办”，不办要追究。对我们这样的身边人，“没有交待的事情不要擅自作主”，否则也要追究……我有些出汗了。
“主席，”我不安地叫一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写完你还没起来。我心里没把握，就去请陈伯达看了。”
“噢？”毛泽东掀起眼皮瞪我一眼，鼻子里不置可否地嗯一声，低头继续看。我仍是不安，凑过去指点按语上的两句话：“写到这里我琢磨了一番，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哪个放前面合适？后来我想，不相信还怎么依靠呢？我就把相信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想了想，笑道：“我也琢磨了一番。你说的对，不相信你还怎么依靠你呢？”
说罢，提笔批下两个大字：照办。
这件事过去了。我擦去头上的汗，得到一个收获：在主席身边工作，要说实话，作老实人。
1956年，北京城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公私合营进入**，似乎一下子就全完成了。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毛泽东泼了凉水，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理解了话里有话：许多人是被形势所迫，并非自愿，毛泽东对此是心里有数的，也希望我们要心中有数。
卫士田云玉探亲回来了。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爷爷是个作坊主，他父亲是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搞公私合营，他爷爷的生产资料全被拿走了，为此，他爷爷气得病倒在床，他父亲却拍手叫好。田云玉自小是由爷爷带大，与爷爷感情深，与父亲感情不太深，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家里的情况，很为爷爷抱不平。
“那么，你是站在爷爷一边呢？还是站在你父亲一边？”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听完了汇报，而后问。
田云玉停了停才说：“反正拿走我爷爷的工具资料就不对。不是说要讲自愿吗？”
毛泽东也停了片刻，然后说：“我不论你的立场，你是站在你爷爷一边，但是你肯讲实话。讲实话就好，我喜欢你，我看我们很合得来。”
毛泽东这些话也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我也更注意说老实话了。
（节选自权延赤《黄河情——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谈毛泽东》，原载《文汇月刊》1989年第4期，标题是编者加的）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
我更不能忘记，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当我即将离开重庆前，周总理对我的一次教导。当时周总理正在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紧张的谈判斗争，我想周总理实在太忙了，我不能再打扰他，我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告别，没想到周总理在百忙中还是接见了我。这次接见是匆忙的，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教育却是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我被带到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驻在地。
我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周总理放下手中的笔，从堆满文件的书桌前站起身来，面容瘦削多了。周总理知道我最近检查出了肺结核，就对我说：“你性格开朗，相信你定会战胜这样的疾病。”我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都是带着严重的疾病，长途跋涉，走过雪山草地，完成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啊，我这点病又算得了什么？！但周总理在万忙之中还这样关心地鼓励我。当时周总理概括地讲了当前形势，和平谈判虽在进行，但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战斗。最后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并让我带话给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周总理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做老实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共产党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
周总理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周总理伸手向我握别时，我透过泪水望着他亲切的面容，哽咽得语不成句，断断续续地说：您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见……周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见面了，但再见面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
（节选自张瑞芳《敬爱的周总理，文艺工作者怀念您！》，原载《周恩来与文艺》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刘少奇给秘书“约法三章”
我们每个人刚到少奇同志那儿工作时，他都要抽时间找去谈话。
1956年3月间，刘振德到那儿的当天，少奇同志就找了他。开头，他心情有些紧张。去的时候，听带他的同志说，这个时间正是少奇同志午休时间，他以为见个面，站着寒暄几句就行了。谁知，少奇同志一见他来了，马上从躺椅上起来，一再指着座位说：
“请坐，请坐。”
他很拘束地坐下来。少奇同志坐在对面，十分慈祥地看着他，和蔼地问他的简单经历。当他回答哪一年入党的时候，因为紧张，竟把“四二年”说成“五二年”。少奇同志马上微笑着反问：“怎么，五二年？”他这才意识到说错了。少奇同志点点头，很随便地和他扯起家常，谈起往事。当少奇同志听说他参军是在四兵团时，便风趣地插话说：
“陈赓同志的那个四兵团，打大仗不多，跑的路不少啊！”
他钦佩地点了点头，心想：四兵团走路确是不少，从太行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大别山，后来又从大别山走到云贵高原，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到底走了多少路，实在算不清了。少奇同志对一个兵团的情况这么熟悉，真了不起！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他念过几年书。他回答说：“这一条差劲。小时候家里穷，半半拉拉念了两年小学就出来工作了。文化很低，做不好工作。”
少奇同志说：“那不是绝对的。很多工农干部，包括现在的一些部长、中央领导人，也没念过很多书，有的原来是木匠，有的是店员，后来就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提高，现在工作不是都做得很好吗？你到这里来工作，也还可以学习嘛，这里的学习条件还是很好的。”
就这样，少奇同志和刘振德家长里短地谈了一阵子，使他感到非常亲切，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这时，少奇同志才开始谈起工作问题。
少奇同志说：“到我这里工作，一个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
“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这次谈话之后，刘振德想了很久。他觉得，少奇同志的要求不仅重要，指导性强，而且想得那么具体，连打电话时应注意的语气态度都给想到了。这对一个刚到任的秘书是多么大的关怀和帮助啊！三条要求，等于是工作上的约法三章。这大概是少奇同志多年来为秘书工作总结的经验吧！从秘书工作的性质来看，遵守了这几条，工作上就不会犯大错误。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这几条！
（节选自吴振英、刘振德《跟随少奇同志十九年》，原载《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邓小平的真性情
邓小平性情忠直、耿介，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节操和坚持真理、不附权势的政治品格。
如果说，战争年代邓小平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在敢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领导而不怕诬陷和打击，表现在甘冒矢石，戎马疆场，表现在以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指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么到了和平年代，这种血与火洗礼出来的品格则表现得更加丰满、鲜明，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表明自己的主见，对各种错误倾向敢于据理力争。
5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党内政治生活中逐渐滋长起来的不正常现象和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他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过严厉批评。据王任重回忆，1959年容国团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后，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
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1961年，对林彪要求“带着问题学”《毛选》，邓小平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毛选怎样学，要研究一下。搞疲劳战术，社会强迫，不行。在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这么搞也不行。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邓小平在“左”的气氛开始弥漫的初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敏锐和巨大的勇气。
邓小平是个极有决断、极有主见、不怕冒风险、担责任的人。1961年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深入北京顺义农村视察。针对当时“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与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地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邓小平的敢作敢当都很欣赏。1957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1974年11月，毛泽东在谈起邓小平抵制江青等人一事时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同年12月，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 “政治思想强”。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思想“固执”，不肯改变对“文革”的态度表示不满，并对邓小平发动过不正确的批判，但对他的政治品格从没有加以指摘。
1975年，邓小平在“文革”尚未结束时主持整顿。对这次整顿，他本人后来认为是改革的一次“试验”。他强调党性，整饬秩序，大张旗鼓地抓生产，与“四人帮”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一切举措的灵魂，就是一个“敢”字。他常对人讲，要有一点精神，“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犯错误，不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已经无暇顾及个人的命运，表现出少见的焦灼、执着与强硬。明哲保身、中庸调和与他的做事原则是不相容的。这种强者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中从不畏惧任何对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所流露。如，他喜欢在波涛翻卷的大海里游泳，感到那里“有股气势”；打桥牌喜欢与高手对阵，觉得“输了也有味道”。
1975年8月评《水浒》开始以后，邓小平的处境开始恶化。11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坚决而巧妙地拒绝了。这种骨子里的对抗情绪导致了对他的批判逐渐升级，导致了他的又一次被打倒。
但是，邓小平的抗争以及在那一回合悲壮的结局，促使更多的人从“文革”的噩梦中惊醒，分辨出是非曲直，也更加了解“邓公”的为人。这就为他第三次崛起并领导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大变革赢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和政治束缚依然严重的那两年又一次表现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他甘冒“犯下弥天大罪”的风险，率先出来否定“文革”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障碍思想的大山。从破除现代迷信到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到树起改革生产关系这面旗帜，他鼓咙而呼。对于全面改革，他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不要怕冒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大无畏的精神使他思想锋芒更加锐利。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敢于创立新的理论，敢提前无古人的构想，敢讲真话，敢为天下先。
（节选自王宁《邓小平的革命风格》，原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标题是编者加的）
向贺龙同志学习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后任一二○师师长。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过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立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是对党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最近时常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都应当是党的，恐怕只有对老婆的爱情才是属于私人的吧；但是当必要时，当党的工作需要而调走自己的老婆时，自己还要服从这个调动。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对于党所赋予的任务，或者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这样，当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使你感到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存在着，就会增加你的胜利的信心。
（选自《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黄老的实事求是精神
我在和黄克诚同志接触以后，觉得他很普通，平易近人，象一个经历风霜的学者，又带有农民朴实的气质，时间比较久了，进一步感到他很踏实，很有见地，不盲从，不哗众取宠。
黄克诚同志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收支，在敌伪区、蒋管区和解放区不同的负担状况、群众情绪等。那是抗日战争中期我们部队从豫皖苏向皖东北前进途中，天天夜行军，他却每天要看这些材料，后来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民兵工作，他又要我到一个民兵工作比较好的乡作调查。回来汇报的时候，他仔细地了解这个乡在接近敌占区的情况下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民兵，怎样和敌伪斗争，怎样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怎样处理对敌斗争和生产的关系等等，要我写出详细材料，并且非常有兴趣地看我带回来的那里民兵利用旧子弹壳制造的土子弹，询问制造方法。那时有一个部队群众纪律不很好，黄老亲自去了解和整顿，先找有关人员谈话，和那里的领导谈了半夜，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许多年以后，那个同志还谈起，黄老把我了解的情况都掏完了，还提了许多问题，我都答不出来了。抗战胜利，部队奉命进军东北，黄老除正常的侦察情报以外，专门找东北籍同志调查，连东北的天气，冬天要穿什么衣服、鞋、帽都问到了。这种周密调查情况，切实从实际出发分析处理问题的作风，已经成为他的习惯。直到年老体衰，卧病在床，还是不断了解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生活、群众情绪等等。黄老领导工作，一向把周围情况在心里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并且常常及时提出下级领导还未见到的问题。抗战中苏北实行减租减息，各地报告都说已经减了，黄老听了觉得靠不住；经过调查，果然发现许多地方地主搞了明减暗不减，农民白天分到斗争果实，夜里又悄悄送回去。于是普遍进行复查，彻底解决了问题，使广大农民进一步靠拢到我们党方面来。为此文艺工作者还编演了改良淮剧：《照减不误》。
黄克诚同志领导工作，一贯说实话，做实事，讲实效，不搞表面文章。抗日战争时期，黄老在苏北组织领导部队训练，为了适应战斗频繁，间隙时间很短的情况，确定一次只练一个最迫切需要的动作，以后有时间再练另一个动作，而不是一下练“几大技术”等。刚到苏北发动群众，也是一个一个发展农民，建立小组，以后建立农会。一步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而不是大哄大嗡，一下就普遍成立农会，一遇敌情严重又都垮掉。黄老做工作不喜欢宣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搞报喜不报忧。在他看来，为人民做出成绩是应该的，不值得炫耀。工作无论做得好不好，成绩无论大不大，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党和人民，而弄虚作假、哗众取宠是可鄙的。他说：“党内犯错误的时候，总是不实事求是，务虚名，摆空架子，吹肥皂泡。”
黄克诚同志在复杂的斗争中，总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苟同。在黄老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感到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对组织、对上级很尊重，组织的决定，一定千方百计去实现，毫不含糊。另一方面，黄老对上级的指示，又是郑重地根据客观实际进行思考和审察，认真地结合具体情况来贯彻执行，而不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来对待。曾听他谈起，他这样对待问题是从北伐战争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复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形成的。他说：“在以前，我对党的方针政策从来没有什么不同想法，中央怎么说，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革命失败以后，我才开始注意要动脑子想一想，看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抗日战争期间，整风运动中接到要搞“抢救运动”的通知，附了有些同志被“抢救”后的坦白材料。黄老根
据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和对实际的分析，看了以后觉得怀疑。经过亲自认真考察试点，证明这样搞出的坦白是假的，牵扯的人是乱讲的，因而及时通知不要搞“抢救运动”，使苏北部队和地方广大干部避免了“抢救运动”带来的审干扩大论和逼供信的危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军进入东北，初期的方针，是通过独占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来独占东北。黄克诚同志率部刚到东北，就接到要求所率部队切断北宁路，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的电报。黄老根据当时东北敌我力量和态势，认为国民党军队正以精锐之师全力猛进，而我军经过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尤其是东北群众还未发动，根据地还未建立，土匪蜂起，我们部队粮草、被服、弹药供应，伤病员安置等都没有着落，因此提出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兵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准备的建议。后来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对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具体的决定。
黄克诚同志十分重视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失误和挫折的教训，更加切实记取在心，因而能做到“不二过”，并且把丰富的经历变成指导以后斗争的宝贵财富。黄老常强调根据地问题，说红军长征，英勇作战，走了两万多里没有站住脚，可是到了陕北，虽然那里地方穷，人口少，党领导的武装也不大，红军却依托那里重新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使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本原因就是那里发动了群众，有了根据地。这个事实使黄老对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在心里留下深刻烙印。在以后进入苏北、东北的斗争中，他都以极大注意力提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问题。在根据地的建设上，他多次提到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江西苏区一个时期战争消耗太大，人民负担太重，造成了严重情势的教训，当苏北抗日根据地一开辟，他就非常强调厉行节约，爱惜民力，正确掌握公粮、田赋、税收，注意理财，管理贸易进出，扩军不要超过根据地承受能力，并且在可能条件下发展生产，后来发行根据地货币，又严格控制发行量，开展金融斗争，因而使苏北能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而且币值稳定，有很好的信誉。
我深感黄克诚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质密切相联的。他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蒙蔽自己的眼睛，不因个人私利而产生什么主观偏见，因而能比较客观地、全面地观察事物，深入把握问题的实质，也正因为他对人民高度负责，所以对待问题，能一丝不苟地以客观实际为标准进行思考审察，如实地说出真话，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面前，我们深切怀念黄克诚同志，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将激励我们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拓向前。
（选自《一代楷模：纪念黄克诚同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朱鸿/文）
田家英的品格
家英同志直言不讳的勇气，也是令人钦佩的。家英很正直，对人对事都很诚实，不随波逐流，不吹吹拍拍。他是深得毛泽东同志信任的。他在党内生活中，有意见摆在桌面上，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在涉及重大是非问题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一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计个人的得失和自身的安危，能够勇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真实情况，反映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人民群众的疾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承受着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把在四川调查中发现的虚报粮食产量和“大跃进”中的其他问题，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1961年浙江调查中，他不顾当时中央仍把农村公共食堂作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阵地的戒律，向毛泽东同志恳切地陈述了农民对公共食堂强烈不满的情况。1962年夏，他根据在湖南等地调查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在农村中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大胆建议。家英的许多正确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几乎都被视为“右倾”而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但是，他心地坦荡，奋发工作，并不为失去了什么而懊恼，相反，却以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而感到**。
家英勇于直言，但他要经过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可靠材料，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向党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决不轻率地发表意见，决不说不负责任的话，更不会为了投合领导人的口味说些违心的话。他勇于直言，但又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什么样的范围讲什么样的意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都是按照党的正常规矩办事，不做出格的事，不做不利于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他是从爱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党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对于混进党内的极少数品质恶劣而身居高位的坏人，如陈伯达、江青之流，家英则投以鄙视的眼光，并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家英耿介而刚强的性格，使这些人感到恼火，引起他们的嫉恨。但他们又无可奈何，就只能放暗箭，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法，加害于家英了。“**”一来，他们竟然把跟随毛泽东同志工作18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的一个忠诚战士置于死地。
家英过早地离开人世，党内外的许多同志和朋友们都为之十分惋惜，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悲痛。如果家英还活着，可以为党做很多的工作，可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这是肯定无疑的。
（节选自杨尚昆《深切思念家英同志》，原载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晏殊诚实不隐
晏元献公（1）为童子时，张文节（2）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帝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3）。
及为馆职（4），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甚贫，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
一日，选东宫官（5），忽自中批除晏殊（6），执政莫渝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
公既受命，得对（7），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8），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9）。
（选自〔宋〕沈括著《梦溪笔谈》）
【注释】
（1）晏元献公：即晏殊（991 — 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南昌进贤）人，北宋大臣，著名文学家，官至宰相兼枢密使，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公。
（2）张文节：即张知白（? — 1028），字用晦，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历任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等，谥号“文节”。
（3）隐：隐瞒、欺骗。
（4）馆职：宋初：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后又增建秘阁。三馆内设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职位，秘阁设直阁、校理等职位，统称为馆职。他们主要掌管三馆、秘阁典籍的编校。
（5）东宫官：负责辅导、教育皇太子的官员。
（6）自中批除：中，皇宫，代指皇帝；除，任命官职。
（7）得对：得到皇帝召见的机会。
（8）质野：质朴、直白，这里指实话实说。
（9）大用：得到重用。
“鲁直”大臣
宗道（1）风闻（2），多所论列（3），帝（4）意颇厌其数。后因对，自讼（5）曰：“陛下用臣，岂欲徒事（6）纳谏之虚名邪？臣窃耻尸禄，请得罢去。”帝抚谕良久，他日书殿壁曰：“鲁直”，盖思念之也。
……
宗道为人刚正，疾恶少容（7），遇事敢言，不为小谨。为谕德（8）时，居近酒肆，尝微行就饮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门久之，宗道方自酒肆来。使者先入，约曰：“即上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道曰：“第（9）以实言之。”使者曰：“然则公当得罪。”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问，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对。帝诘（10）之，宗道谢曰：“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帝以为忠实可大用，尝以语太后（11），太后临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议谥曰刚简，复改为肃简。议者以为“肃”不若“刚”为得其实云。
（节选自《宋史·鲁宗道传》）
【注释】
（1）宗道：即鲁宗道（966 — 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州）人，北宋大臣，官至参知政事。
（2）风闻：听到传闻。
（3）论列：论述评判。
（4）帝：即宋真宗赵恒（997 — 1022在位）。
（5）自讼：自我批评。
（6）事：担着，博取。
（7）少容：很少有宽容。
（8）谕德：官职名，主管对皇太子教谕道德，随事讽谏，宋代常以其他官员兼任。
（9）第：就。
（10）诘：质问。
（11）太后：指宋真宗章献明肃皇后，名刘娥，宋真宗死后摄政，是宋代第一位摄政的皇太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