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做人要实：忠诚老实做好官_◎【品读经典】

第六章

做人要实：忠诚老实做好官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元帅因积劳成疾，在北京去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会议。开会前，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三分钟。默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出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12月19日，毛泽东还亲自到医院，参加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似乎还不能排遣毛泽东心中的悲哀，他又作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抒发他对罗荣桓去世的痛惜和怀念。诗中说：“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周围集聚了很多的战友和同志，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战友的离世，毛泽东多会用不同的形式表示哀悼。但是，像对罗荣桓这样超出常规的悼念，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体现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格外看重和赏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一方面是由于罗荣桓的功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罗荣桓品格的推崇。罗荣桓是从军队基层干起的元帅，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曾多次称赞他是一位老实人，邓小平也说他是一位厚道人。对于这样的评价，罗荣桓是当之无愧的。罗荣桓的“老实”，从以下的几件小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是红军的一位基层党代表。1929年11月，毛泽东召集一批基层党代表座谈，进行调查研究，为即将召开的古田会议做准备。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些同志为了团结旧军队出身的军官，不愿反映部队里的真实情况。罗荣桓则坦诚地直言，指出部队中还有打骂士兵的现象，甚至还有对士兵的肉刑。他还举例说，九支队有个军官，打人很厉害，士兵们给他取了个“铁匠”的外号。罗荣桓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后来，还把罗荣桓举的事例写入了《古田会议决议》。据冯文彬回忆，在古田会议前后，有次毛泽东和他散步聊天，这时罗荣桓从旁边走过，毛泽东对他说，这是个人才，我们对他发现晚了。因此，红四军“九大”选举前委委员，罗荣桓当选了，毛泽东还建议他担任第二纵队党代表。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里，提到有几个人做基层工作，因为“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其中就包括了罗荣桓。后来，毛泽东曾经告诉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罗荣桓平时沉默寡言，不张扬，不露锋芒。但是，他在工作中能够顾全大局，团结同志。1930年6月，林彪担任红军主力红四军的军长。但是，他性格内向，个性极强，平日里沉默寡言，不喜欢与人交流。在一些战役的决策上，林彪也往往是恃才傲物，以我为上，与历任党代表（政委）都处理不好关系。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选中了罗荣桓，让他先代理红四军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工作中，罗荣桓搞政治工作既生动活泼又扎实有效，罗荣桓抓军事训练和后勤工作既有条不紊又成效显著。在这样的政委面前，林彪也心服口服，无法挑剔。不久以后，罗荣桓的职务中就去掉了“代理”二字。第四军的军长和政委合作默契，大大提高了士气和部队的战斗力。从此，罗荣桓成为林彪一生合作时间最长的搭档，这与他顾全大局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1931年底，毛泽东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排挤，逐渐离开了军队中工作岗位。罗荣桓由于反对“左”倾的王明路线，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调离了红四军政委的岗位，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又被调到江西省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调到总政当巡视员、军委动员部部长，等于是没职务了。直到遵义会议后，才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军团长林彪）。但是，罗荣桓依旧毫无怨言，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任务时认真完成，没有任务时就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军。罗荣桓的这些经历，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王力回忆，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曾对王力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

毛泽东曾两次对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说，罗荣桓是老实人。第一次是在1937年7月，罗荣桓新婚不久，就要与妻子分别，奔赴抗战前线。毛泽东为林月琴讲述了罗荣桓的历史，并告诉她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林月琴把毛泽东的评价告诉了罗荣桓，罗荣桓不习惯流露自己的感情，当时并没说什么。到了两人分手的那天，罗荣桓才嘱咐妻子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第二次是1958年3月，罗荣桓参加党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罗荣桓由于身体不好，毛泽东专门指示，他可以在会议中途退席，可以在宿舍看文件，不要勉强坚持。有一天，罗荣桓在妻子的陪同下散步，恰好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又回忆起当年在井冈山时的处境，并对林月琴说：“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啊！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曾与几位同志谈话，这样评价罗荣桓：“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他把山东所有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当时，只有山东一个全省是我们党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可以抢占东北，南可以直到长江，这都是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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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

？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注：这是毛泽东同志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的一部分。

（选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周恩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 “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注：这是周恩来1962年2月3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陈云：党员对党要忠实

前几天，有两个知识分子新党员分别来找我谈话。他们已经在一个学校毕业，不久将出外工作。第一个同志说：“有三件事过去没有向党报告过，今天临走时必须向你说一下。”接着他说了三件事，都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过去都未填在入党志愿书上。第二个同志也报告了一件他在党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某年在某地方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既未开过会，亦未领过党证。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和入党后不说呢？答复是，说了怕党不接收为党员，怕不准在党的学校读书。他们在讲完了过去的隐瞒之后，都表示：现在一切话都对党讲了，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

我听了之后，认为他们临走时能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总算向党讲了老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原谅这些党员的幼稚，但同时不能不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为了使他们自己认识这个错误，我要他们个人写一个对党的声明。

这一类的隐瞒，在党员中特别是新党员中还有没有呢？过去有，现在也有，而且还不少。

最普遍的情形是：家庭社会地位确实是大地主、资本家或者父兄在旧军政界服务，但是在党表上一概不填，只写家庭社会地位是小资产阶级。有些人在社会上有过各种职业，但党表上填得非常简单，甚至有的不是工人却在党表上填着“无产阶级”。为什么隐瞒呢？就是因为说了这些怕入不了党，怕在党内受歧视。有人填“无产阶级”是想在党内吃得开。

所有这些隐瞒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行为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严格地说，这种人，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还是不够格的。他们设想隐瞒之后就可不经详细考察而入党，但没有想到，详细考察每个党员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这是党所必需做的，即使你入党时瞒过了，如果后来被发现，就要经过更详细更严格的考察。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应由对党隐瞒的人自己负责。每个党员应该相信，党在考察党员时主要是观察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党的事业实际表现。党也懂得，在反动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未尝没有革命的子女。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部分党的工作人员中也存在着缺点。他们选择新党员对象时，只要“纯洁”分子。他们对于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社会经历较为复杂的分子，就不敢介绍入党。结果是，学校和单位内年幼的纯洁的人一批一批入了党，长胡子的就吃不开。甚至有这样的怪现象：儿子入了党，父亲还是非党员，而儿子的思想又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进步的。这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发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

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言行一致。我们共产党内也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我们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如果我们的党员也染上了这种恶习，那末，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的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因此，在党员面前放着这样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党员，就要与自己作斗争，经常以正确的意识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识。这个思想上的斗争和斗争中的胜利，就是自

己思想意识上的进步。自己不跟自己的错误意识作斗争，偷偷地容忍自己错误意识存在着，则错误意识就会发展，结果越错越远，终究会离开革命的队伍。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向党隐瞒的人，说假话的人，固然有许多人是政治上很幼稚的党员或新党员，但是，确有一些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过去做了许多坏事的分子，自首变节的分子，或者是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所有这些人，他们隐瞒历史，假话连篇，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党。这同上面所说的幼稚的共产党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此外，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他们为了取得党信任，爬上领导岗位，也常常会采取隐瞒欺骗的态度。对于这几种人，必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利用任何机会破坏党的事业。

注：这是陈云同志1940年在延安写的一篇文稿。

（选自《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

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这里所说的“老实人”，就是思想务实、生活朴实、作风扎实的人，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尊重规律的人，就是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就是勤勤恳恳工作、努力进取创造、任劳任怨奉献的人。

我们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要老老实实做人。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名罗荣桓同志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时就说过：“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周恩来同志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的历史的考验。”邓小平同志认为，无论做官，还是普通公民，都要实实在在，实事求是，诚信为本。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说话办事都应当老老实实，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胡锦涛同志强调，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人品上老老实实，才能有工作上的求真务实，也才能有人格上的巨大魅力。在我们党内，老老实实做人的领导干部越多，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越强，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越生机勃勃、兴旺发达。

在我们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按照党的“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要求去做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取得伟大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一些党员和干部背离了党的要求，不讲党性、不重品行，有的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为了个人升迁，捞资本、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喜欢“造势”、“作秀”，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这种种现象是很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真正把老实做人、做老实人当作人生信条，贯穿和体现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要从平凡小事做起，在点点滴滴中体现。特别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对党和人民要忠心耿耿。党章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这不仅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更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所谓“忠诚老实”，就是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谓“言行一致”，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同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就是要言必行、行必果，以行动验证表态、用实践兑现承诺。二是对工作要尽职尽责。作为领导干部，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领导岗位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务必要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始终保持一股艰苦奋斗的劲头和锐意进取的激情，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定下来的事情就要雷厉风行、抓紧实施，部署了的工作就要一抓到底、见到成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业绩。三是对群众要满怀真情。领导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也是领导干部能不能老老实实做人的感情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群众的忧乐为忧乐，以百姓的疾苦为疾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四是对成绩要谦虚谨慎。领导干部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在哪个领导班子中，都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工作做出了成绩，功劳再大，也不能骄傲。没有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没有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配合，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共同奋斗，没有各个方面的条件，个人本领再高，也成不了什么大事。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虚怀若谷，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自己做出的成绩作为向组织上伸手的资本。要胸怀大局、淡泊名利，做到成绩面前不张扬、荣誉面前不伸手、责任面前不推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求领导干部老实做人、做老实人，这与当老好人是有根本区别的。老实人讲真理，老好人讲面子；老实人坚持实事求是，老好人信奉实用主义；老实人尊重客观规律，老好人盲从“专家”“权威”；老实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老好人庸庸无能、碌碌无为；老实人坚持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老好人搞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老实人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耿介之士，老好人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好先生。毫无疑问，党和人民的事业要开创新局面、取得新胜利，需要的是亿万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而不是那些不分是非、不干实事的老好人。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官德”修养，坚持做老实人、不做老好人。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干部工作实际，我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用人的“六个导向”，其中之一就是要树立崇尚实干的导向，注重选拔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不事张扬的干部。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把重视老实人、起用老实人作为干部工作的一种理念来倡导、一种导向来落实，真正使那些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推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良好氛围。

（节选自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原载2008年5月26日《学习时报》）

〔古希腊〕色诺芬：苏格拉底的劝诫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由于苏格拉底劝诫他的门人不要夸耀，是不是会激励他们追求德行。他（指苏格拉底——编者注）常说：通向光荣的大道没有比真正成为自己所希望表现的那样好人更好的了。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正确，他采取了以下的论证方式：

“让我们考虑一下”，他说，“一个本不善于吹笛的人，但他却想表现出是一个善于吹笛的人，他必须怎么办。他岂不是必须在这个艺术的外表方面模仿那些善于吹笛的人吗？首先，由于吹笛的人都穿着华美的衣服，而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们，他就必须也这样做；由于善于吹笛的人都有许多人为他们喝彩，他就必须也找许多人来为他喝彩；然而他总不可以试行演奏，否则的话，他会立刻显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不仅是个恶劣的吹笛者，而且还是个狂妄的吹牛家。这样，在花费了很大一笔资财之后，他不仅毫无收获，而且还要给自己带来耻辱，使得自己的生活沉重、无用和可笑。同样，一个人本不是个好的将领或好的领港员，却想要表现为一个好将领或好领港员，让我们想一想会有怎样的情况。如果在他多方努力想表现出自己有这些能耐之后，他仍不能使人信服，这种失败岂不会使他感到痛苦吗？如果他的努力幸而成功了，这种成功岂不是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不幸吗？因为很显然，一个没有必要的知识的人而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

他还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一个本不是富有、勇敢或有力量的人，而表现成是这样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他说，“人们把他们所不能胜任的任务加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的时候，人们对他们是不会容情的”。

他称那用说服的方法向别人借得银钱或财物而不肯归还的人是个不小的骗子，但他认为最大的骗子乃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却用欺骗的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有治国才能的人。

我以为通过这一类的谈论，苏格拉底就在他的门人中阻止了夸耀的风气。

（选自〔古希腊〕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