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切入：国际形象的塑造_一、国际舆情中的中国形象双向解析

第二章

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切入：国际形象的塑造

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特定的整体传统、特定的经济政治综合形态、特定的社会文化风貌等在当代世界空间的特性化反映，是历史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国家素质及其信誉的总尺度。国际形象是一个动态性极强的综合体，其往往通过国际舆论而被塑造与传播，从而影响一国的国际威望。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需要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统一中国的国际形象认知，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明晰化，强化沟通、促进理解、增信释疑、化解矛盾，提升国际形象。国际形象的塑造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切入点。

一、国际舆情中的中国形象双向解析

1．论调：“唱衰”与“捧杀”

中国在崛起中融入国际社会是21世纪初最具全球性影响力的重大历史过程之一。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的各种所谓“论调”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具典型性的两种论调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比较而言，“中国威胁论”则似乎更具“生命力”，始终阴魂不散，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最新的变种，如“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胜论”等等，不一而足。

先来看看“中国威胁论”，单从概念上看，就已经无需对这种“论”做进一步的内涵解释。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至今，影响较大的“中国威胁论”大体上有四次。

第一次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他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及基于此的军事力量的扩张前景进行了夸大的层层推演，断言中国就是亚洲真正的威胁。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对世界上的文明进行大致划分后，断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合必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天敌，并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的角度对中国威胁进行了分析。

第二次发生在1995年至1996年间。此间，由于台海危机的发生，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关于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要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等噪声甚嚣尘上。这些论点集中反映在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此二人更是把危言耸听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一手导演了“中国对美国：战争游戏”这场大戏。并说道：“在我们进入下个世纪之初时，在白宫进行这种对话是不大可能的，但并非不可想象。中国越是继续肆意妄为而美国对中国长远的意向和目标越是抱有天真想法，这种对话某一天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乎就有了概述的结论部分——“对付中国”。

第三次发生在1998年至1999年间。此间，美国先后出现了《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中国政治献金案”等一个又一个跃居世界各大媒体主要位置的“热点故事”。美国国会和主流媒体把中国定位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爱德华·廷伯莱克和威廉·特里普利特更是顺势推出了《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大作”，把矛头直指中国，放言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种种威胁。

第四次发生在2002年，美国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了题为《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年度报告，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首次公开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仅对台湾，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大加批评，公开质疑对华“战略接触”政策的有效性。

以美国为主轴掀起的一波波“中国威胁论”，也如涟漪扩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日本、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也由于种种原因，提出所谓的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则从中国即将崩溃导致的对世界的威胁出发来进行危言耸听的评论。不少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崛起面临的困难太多，而且根本无法克服。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和“极难克服的”。比如，人口负担太重，提高人均收入的难度极大；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教育水平太低，劳动力素质不符合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求；缺少政治制度的保证；地区差异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即使避免中国陷入混乱，中国的成功也不会持久。极端者则强调这些困难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无限扩大，最终导致中国崩溃。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巨大能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走向死胡同。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高增长难以为继，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的无限扩大等问题，一党专政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等情势，将导致中国走向崩溃。

“中国崩溃论”以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达到顶峰。章家顿（Gordon Chang）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基础是：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投资，而中央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长此以往，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撑不下去；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长期会得利，但是却必须承受短期的经济阵痛，在应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方面不容乐观；第三，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值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权力转移；第四，“9·11”事件后，国际经济气候进一步恶化，导致中国出口量减少。这几个因素同时出现，如果中国政府无法及时拿出对策，就会在10年内崩溃。这样的论调一度在西方有一定的市场，给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给了“中国崩溃论”最好的答复，“中国崩溃论”自己“崩溃”了。

以上主要列举了给中国造成较大影响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不难看出，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某些人士对中国发展的狭隘回应。然而，客观地看，他们的反应，正是从反面印证了中国不断崛起这个无

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2．碰撞：“一种转变”与“两种心态”

2008年初，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颇有深意，尽管仍担心中国超越西方，但“中国威胁”的论调已明显减少，这反映出决策者和舆论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不安。他们眼看形势不可遏制，但又犹豫不定究竟以何种手段来应对。

在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杂志，在其2008年1、2月合刊号刊发有关中国的专论称：“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1世纪上演的伟大戏剧之一。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外交已经改变了东亚，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将有更大的增长。”

2008年1月1日，英国主流媒体《独立报》在以《2008：超级大国的诞生》为题的报道中说，当全世界都在为经济衰退黯然伤神时，只有中国处在喜悦之中。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国内消费能力，以及上百亿美元总投资额的奥运会，都使得它在2008年以国际巨人的形象备受瞩目。

在2007年12月31日年终特刊的封面文章里，美国《新闻周刊》海外版主编扎卡里亚开宗明义地写道：“对美国人来说，2008年关乎选举；对世界而言，则关乎中国。当奥运会最终揭开它的帷幕，中国将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这是继2005年9月推出“中国世纪”特刊后，《新闻周刊》再次宣布未来属于中国。特刊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尽早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这个名为“中国2008”的年终特刊，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特刊认为，这30年带给中国的变化，不仅仅表现在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数字上，更表现在个人的命运之中。“过去30年，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数字占了整个上世纪脱贫人口的75%。到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幅度首次超过美国，“这也是1930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被超过”。特刊认为，中国从经济总量上看，已经迫近超级大国的门槛；算人均水平，中国确实还在“发展中”。特刊认为，直到目前，中国较好地保持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鉴于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执政技巧。” 至于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特别是美国的震荡，扎卡里亚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和争端——特别在经济领域——不可避免。”特刊赞赏中国方面有关“和平崛起”的提法，认为中国方面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中国2008”同时收录了老布什总统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日记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新作《多赢的竞争》。前者见证了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后者则刚刚走访了北京、上海。布隆伯格称，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难以置信的机遇”。最后，特刊得出结论：“2008年是中国的。美国是时候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了。”

2008年1月4日，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如果没有中国，我们该怎么办》的文章中发出由衷的感叹。文章作者认为，西方应“感谢中国！”该文写到，谁能阻止世界经济增长低于4.5%呢？不是美国，它在今年年初几乎出现经济衰退；也不是欧洲，其2%的经济增长率显得软弱无力。而是中国，其11%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持续。如果不是中国用其巨额外汇储备1.4万亿美元中的70%投资美国国库券，谁能阻止美元大幅贬值呢？谁向美国的贝尔斯登公司或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使得它们克服了因自己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巨额亏损呢？不是在华尔街或伦敦上市的各托管基金，而是北京的主权基金。

有专家指出，西方媒体今天对中国的关注与对苏联的关注可谓异曲同工。但与苏联只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挥影响力相比，中国影响世界的模式全然不同。中国并没有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相反中国走的是全球化的道路，中国的影响已经深入国际社会。要特别注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事实对西方人的影响。尽管人们对中国制造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西方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已经难以想像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从前苏联的影响仅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或者战略上的，但中国的影响则进入了西方社会的千家万户，要西方不关注中国已经很难。

对于西方国家的各种声音，中国毋须感到惊讶。纵观西方国家，无论从政要、还是主流媒体，其心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被中国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崛起震惊；二是西方国家过去的辉煌和当前经济发展迟缓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棘手难题的强烈反差，使他们在震惊之余感到格外的“酸楚”。看准了西方国家“两种心态”的复杂碰撞，中国似乎就更能够理解西方政要和媒体话语背后的深意了。

中国要习惯于被别人关注，因为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要以平和的心态，一心一意谋发展，习惯于在各种声音组成的“环绕立体声”中与国际社会进行互动，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回应：“缺位”与“越位”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必定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这就需要中国以积极的心态和严谨的精神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做出回应。在国人心中，发言人是一个神圣的角色，特别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更是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代表国家发言。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个缩影。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回忆，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是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这个小组在1982年起草了一个《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后，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于1983年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在当时，这个条例被国务院的大多数部委看做是对外宣传部门的事，主要是为国外的新闻媒体服务。因此，当时只有外交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等几个部委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从1982年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8年，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含省会市）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进入新世纪，从外部环境而言，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加速，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随之越来越高；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国内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公众获得知情权的愿望日益强烈。这直接推动着中国政府把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发展和完善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2003年9月22日开始，来自国务院60多个部委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学习。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期全国性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新闻发言人中，副部级和正司局级领导干部占了绝大多数。可见，各部门对新闻发言人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

2005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对“无可奉告”这个一度极具中国特色的外交辞令的态度时说：“‘无可奉告’这个词不是不能用，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但是要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因为，作为发言人，有责任向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要尽可能地向媒体提供信息。据我的了解，在我们外交部，至少有两三年没有用过这个词了。”由此可见，随着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心态面向世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断发展以及新闻发言人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回应着世界的关注。但客观地看，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处在雏形阶段。

“雏形阶段”必然有“雏形阶段”的问题。对于中国新闻发言人的水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同志曾诙谐地说，“他们刚及格”。这个阶段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对世界关切问题回应的“越位”与“缺位”。

中国政府对SARS的最初回应就是个典型的“缺位”的案例。2002年12月22日，一名危重病人从广东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的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传染性极强。救治过该病人的河源一家医院就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一个多月之后，SARS发病情况进入高峰，小道消息广为传播，老百姓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囤积食盐、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但在新闻媒体上却看不到任何有关报道。直到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上登载了第一篇有关SARS的报道。在第二天广州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确认广东有SARS病例305例，认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个消息被新华社当天转播后，广东媒体才开始活跃起来，进行跟踪报道。

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曾表示，广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很多缺陷。虽然通报了事件，却没有公布SARS有关疫情的相关资料。比如，这种疾病的传染途径、发病特征、如何治疗、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解决办法等情况都没有告知社会。一直到2003年4月3日，卫生部原党组书记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4月12日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在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国代表时说，北京收治的第一名SARS患者已经痊愈，SARS在北京已得到控制，可疑病例正在减少。4月20日，中央宣布撤销张文康、孟学农的行政职务，SARS的信息才全部被公开，媒体才开始报道真相。因为SARS封锁信息，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

在SARS疫情发展的后期，中国政府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和病人治愈及死亡情况，获得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信任，极大地扭转了最初的负面形象。也正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曾担忧地说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官员要低调，沉默是金。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之不符。这个制度是在非典之后被迫出台的。2008年5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是为应付奥运会匆忙出台的，这个条例没有对官员信息公开的激励机制。”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担忧，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有的部门和地方的发言人名单一公布，并无后续，发言人不发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而新闻发言人再度垄断信息，躲避记者，或者总是无可奉告，使新闻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变得更加困难。

反观之，中国政府、学界和民间对已故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反应，实属“越位”。

20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蜚声全球，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又似乎以一种“典型案例”的方式把亨廷顿和他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力更是在一夜间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一大热点新闻。

然而，中国是如何反应的呢？从政界、学界、新闻媒体，听到了一边倒式的批判。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不同的文明之间不仅有冲突，更有对话和交流，应该和谐相处。这些批判的基调似乎是，亨廷顿提倡文明的冲突，容易引起世界的混乱，必须予以批判。对此，有学者气愤地说道：“真是匪夷所思！亨廷顿何曾主张文明之间要冲突！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他只是在阐述他对当代世界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被后来的历史事实所验证。需要清楚说明的是，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对世界历史的预测与描述，而非他的主观愿望和希望。”对于国人的表现，这位学者接着反思道：“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的批判，含有典型的掩耳盗铃式的思维方式。亨廷顿提出了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冲突的可能。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应该感谢他的敏锐，进而未雨绸缪。不过，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冲击之后，很多中国人被西方文明吓破了胆，即便是对于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可能存在冲突的预言，也心惊肉跳，只想将脑袋埋到沙子里，视而不见。”

而中国官方似乎也做出了令人费解的举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试问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当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行事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后，指明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有利国际环境，坚定实行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就没有30年后繁荣和富强的中国，更何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越是加速崛起，就必须越来越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听取国际社会上的声音，不能只听赞扬的，也要听批评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