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环境_二、时代特征与主题
二、时代特征与主题
主权国家虽然依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主体，但是这些主权国家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国际关系却身处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环境之中并且不断被这个环境塑造着。这个环境首先是时代特征与主题。
（一）当今时代主要特征
当今时代有许多鲜明的特征，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集中体现为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
1．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多个层面，正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不过，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对其精神实质是有共识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尤其是现代信息、交通技术设备，使得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相对缩小，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全球化进程应该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地理大发现不仅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即它本来的样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第一次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自己同那些与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个圆球上。从此，人类间的交往和心态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异国他乡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脱开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识沟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而国际贸易又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此，人类社会步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
此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两个**：第一个**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经历了两次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二个**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仍在进行中。从第一个**结束到第二个**出现，有三个循环现象。第一个循环是在经济层面上，世界市场由统一到分裂又到统一（统一—分裂—统一）。到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随着殖民地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市场已经包容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市场形成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全球化进程的低潮，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都是这种低潮的表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从市场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方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是苏联、经互会的计划经济，双方基本是互相独立的；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并不比20世纪初高出多少。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这次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表现，并且各个方面互相促进、影响。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80年代以来，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几乎成倍增长，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为17%，而1950年只占7%, 1973年占12%。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长鲁杰罗说过：“在过去6年里，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经济全球化是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一列高速火车。”第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实力越来越大，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到1994年，世界已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中25万家子公司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它们控制着40%的世界生产和60%的世界贸易。这些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施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而只能说是“某某公司生产”。“国际性产品”日益增多。第三，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据统计，1993年全球流动的私人资本达3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汇市场平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6200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的1.5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着，这一方面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本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在这次全球化大潮中，适者生存。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于不能适应全球化浪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结果在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全球化。以苏联东欧剧变为标志，冷战结束，世界市场又归统一，虽然中国等国家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也都在融入统一的世界市场，而不是游离于其外，更不是自成一体。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个循环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由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多种意识形态并立，又到自由主义占主导（自由主义—多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与之相应，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也在欧美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又传播到其他地区。原来代表封建主义残余的意识形态如英国的保守主义逐渐革身换面，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向自由主义靠拢。虽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欧洲兴起，但还不足以挑战自由主义的地位。到了20世纪，自由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曾一度成为十几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曾猖獗一时，扫荡了大半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在二战后曾一度相当发达，成为西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然而经过近百年的较量，还是自由主义独领**。法西斯主义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而衰亡，现在仍处在如过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革身换面，不仅实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而且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义靠拢；科学社会主义处于明显的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在中国大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新的生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从根本上挑战自由主义的态势。难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主义，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虽然在看到中国模式的成功后，福山修正了他的思想，认为人类政治文明应当给中国一席之地，但是他仍然坚持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观点。
第三个循环是政治格局层面上，由英国霸权到多强并立到两极争霸再到美国霸权（霸权—多强和两极—霸权）。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局面，英、德、美、苏、日几强并立，英国霸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苏争霸的局面，美国霸权只是在西方世界能够成立。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才真正出现，虽然存在着多强制衡，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都无力也不愿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与20世纪前的情形非常相似，虽然有德、法、俄、美等强国，但都构不成对英国霸权的挑战。
以上三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基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而霸权国家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居最优势地位的国家。非常有趣的是，两个霸权国家都是英语国家，都是基督教新教占优势地位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进入21世纪后，上述三个循环的第二和第三个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自由主义再次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多极化进程加速，美国霸权已现疲态，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与之相应，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增强。
虽然经济全球化进程早已开始，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现象并被看成是影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尽管当今世界存在着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也遭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等诸多挑战，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未被逆转。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
要深刻认识全球化进程，必须认识科技进步与科技革命。科技进步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同时自己又构成一个影响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它推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特别是科技革命，在引起生产力变革、改变社会生产状况的同时，都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关系。科技进步的一个规律就是加速度发展。第一次科技革命后200多年间的科技成果，超过以往几千年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的总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或称新科技革命）的创新远远超过以往全部时代的总和，而这次革命目前仍在继续，并且是全方位加速度发展。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指出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前科技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非常快，“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而高科技的这种发展势头在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之时并未减弱。邓小平所预言的“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正在成为现实。
对科技革命在新世纪的发展态势，中共领导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科技革命这个大趋势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
2．社会信息化
社会信息化是指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设施把信息资源充分运用到社会各领域的过程，它是比产业信息化和经济信息化更高级的信息化发展阶段。“信息化”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后，起初主要局限在产业领域，后来又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信息化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说什么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事物，那就是信息。只要有相应的终端设备，哪怕是身在东西两个半球的人，都可以进行即时的信息交流，这时，地球不仅仅是个“地球村”，而是一个“地球屋”。信息交流的便捷，极大地促进了知识、情报、新闻等信息源的传播，在这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空前加强。在计算机网络面前，高官富豪与普通百姓在获取信息的权利和能力上没有什么区别，除非是涉及国家机密之类的特殊信息。社会信息化还促进了民众政治觉醒和民主意识增强。过去只有知识精英才掌握的其他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制度，现在普通百姓都很容易知晓。他们会对比本地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各种政策，然后加以评论，或提出建议，甚至施加压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出现新的飞跃，信息网络化成为一大趋势并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带来巨大影响。一方面，上网设备多样化，入网方式便捷化，网站数量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互联网用户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上网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发送电子邮件、浏览门户网站外，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社交媒体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随着微博、微信的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两微时代”。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发布的《2015年互联网趋势》（2015 Internet Trends）报告称，全球60%的人能接入互联网，其中有78%的人每天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
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信息化和网络化。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信息化”看成世界形势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于2014年2月27日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该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清晰地表达了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
程之中。中国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自21年前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们按照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思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网络经济，推进信息惠民。同时，我们依法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目前，中国有6.7亿网民、413万多家网站，网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他还强调，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地造福人民。
3．文化多样化
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相伴随的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对世界原有的各种文明和文化都造成严重冲击，但并未导致这些文明被同化，没有改变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而是重塑了多样性文明和文化。
世界文化与文明本来就是多样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有悠久的历史，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然而，近代以来，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崛起，处于明显的强势乃至霸权地位；其他文明，伴随着承载之的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受欺负、压迫，或衰落，或处明显的弱势。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承载着非西方文明的国家获得了独立。随着这些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壮大，非西方文明也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呈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等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文明多样化成为世界大趋势。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文明观。他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
文明多样性成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构成当今国际关系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等大趋势的作用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这个时代主题对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1．时代主题的演进过程
虽然国际社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重要课题或主题，比如社会党国际在1978年11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之看成是“两个具有广泛意义和彼此相关的议题”, 但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主题这一进程在50年代中期便已经开始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进程基本完成，以后不断深化，即使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重大事变，也未动摇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判定与坚持，给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带来重大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每当国际上发生较大的事变时，都会出现质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声音。究其原因，与质疑者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本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有密切关系。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相对而言的。20世纪初，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列宁的论断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可以说，战争与革命就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题。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战争将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爆发，然后，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50—60年代也一直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 “当代世界的主流倾向是革命”, “用革命制止战争”。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种判断在二战后初期还是有依据的。由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一度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世界人民头上。
然而，世界形势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民族独立成为世界潮流，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其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许多较务实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直没有出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得都比较好，矛盾并不很尖锐，帝国主义战争也一直未再发生。斯大林所概括的三大矛盾 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都越来越尖锐。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即东西矛盾，曾一度相当尖锐，人们所担心的也正是这对矛盾激化会引起世界大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一场较量。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表明东西方国家可以坐在一起谈论国际事务；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方式而非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促使战争结束。此后，缓和迹象进一步加强。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不一定必须用世界范围的战争来解决，也表明世界各种力量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世界人民和各国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希望世界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实际上，从这时起，“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开始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本国经济上。只不过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做出正确判断。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己“耽误了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由此推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形成。到了70年代初，随着中美缓和、中日复交、美苏缓和、越南战争结束等事件的发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变得较为明朗，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更加减弱，求发展成为世界潮流。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变换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2．时代主题的内涵
在邓小平的论述中，虽然未直接用“时代主题”这样的词语，而是用“两大问题”，但从他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等提法中推断，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他看来，时代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绝不再是“战争与革命”。正因为这样，党的十三大报告采用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提法，这一概括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他曾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十四大报告正式采用了“时代主题”的提法。十五大至十八大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论断。
还需要认清的是，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恰恰表明这两大问题正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战争与革命”作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并不意味着世界革命已经成功一样。如果这两大问题完全解决了，那么它们就不应再是时代主题了，就会有新的大问题来取代它们充当时代主题。正因为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急剧动荡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在指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未解决的同时，又强调：“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脚的。”这里所说的“提法”当然包括“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提法。
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过程以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来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所关注的“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本质就是：求和平、谋发展是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迫切需要，是一切进步力量的崇高事业，是世界大趋势和时代潮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时代特征的变化。就拿和平问题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战争之苦的欧洲、亚洲以及美国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战争。多数国家的当权者和政治家也不愿发生战争，而且还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寻找办法。有“战争领袖”之称的丘吉尔在行将退出政治舞台前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旧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二战后，各种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和平组织层出不穷，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和平潮流下，谁敢像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那样发动战争，谁就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谁就会灭亡。美苏两国当权者应当了解这一事实，不敢逆历史潮流而动。
当然，核武器出现后，核毁灭的前景也在相当大程度上约束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国的领导人更加谨慎地对待战争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缓和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最后发展到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就是美国人民也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中，有25万人赴华盛顿参加示威。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促使其调整对越政策。
就发展问题来看，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由于过多地将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军事竞争上，从而放松了对国内发展的关注，终而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西欧、日本趁势崛起。尼克松政府对此已有所认识。在1971年7月6日堪萨斯城讲话中，尼克松说：二战结束时，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过去25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美国不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世界头号国家，超群的世界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尼克松才提出“从那些我们摊子铺得太大的地区削减我们承担的义务”, “将侧重点放在优先地区”，并“开始较多地注意欧洲”。为此，美国必须缓和同中国的关系，结束同中国的对抗状态。美国要削减它所“承担的义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要改变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客观上也是与求发展这个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是美国人民的要求。冷战后的美国第一次大选，选民抛弃刚刚打赢海湾战争的大英雄（老）布什，选择承诺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首位的克林顿，就很能说明问题。
3．冷战后时代主题的深化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强化。与冷战期间相比，冷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除了表现为没有军事集团对峙外，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局部热战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对抗时期，美国就曾经先后四次动过念头，想对中国动用核武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
其二， 虽然有些国家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但是并未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
其三，民族之间的战争趋于减少。在冷战结束初期，民族、种族间的战争确有膨胀趋势，并被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看成是后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格尔认为，“在整个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体的数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体采取的最常见的战略不是武装冲突，而是一般的政治斗争。从1993年到2000年初，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和协议得到解决，另有10场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格尔最后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民族和解的趋势加强，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关系的新体系正在形成。民族战争的减少与民族和解趋势的加强，无疑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人类安全报告》显示，武装冲突的数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2003年的冲突数量比1992年减少了40%，而造成阵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冲突减少了约80%。种族灭绝等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也减少了80%”。
其四，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明显减少。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和冲突管理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世界各地的冲突数量在1991年达到高峰，但到90年代末已经锐减，“减至自70年代初期以来从未见过的低水平”。
从更宽广的范围看，冷战时期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
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对战争，要求维护和平。就拿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来说，美国虽
然不经联合国授权用武力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却遭到世界人民和多数国家的普遍反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美国的国际形象因伊拉克战争而大大受损。
第二，东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美国虽然坚持“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试图遏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日益强大的中国，但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使得美国的遏制政策难以推行下去。美国的盟友对遏制中国并不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热心，而没有盟友的配合，美国是孤掌难鸣的。英法德意澳等西方国家顶住美国的压力，决定成为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创始国，表明这些国家不愿意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牺牲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利益逐渐增多，这增强了美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动力。此外，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接触和相互了解增强，这有利于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比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密切得多。过去，美苏首脑会谈，主要议题就是削减核武器，而现在中美首脑会谈时则更多地是谈论双方在经济、地区安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
第三，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本国的发展上。求发展，就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从本质上说，维护世界和平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第四，科技进步势头依旧。科技进步的趋势使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这无疑有利于减缓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助于削弱战争因素。
第五，核军备控制虽然取得不小成就，但是美、俄等国的核武库仍然庞大，还是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战甚至大规模地区战争，难以避免引发核大战，这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
总之，在存在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冷战期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命题尚能够成立，那么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命题就更有生命力了，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
4．和平与发展面临着挑战
在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以及“国际力量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距达到目标而“结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世界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后，更受世人关注。已经享受了近70年和平的世界多数国家，能否携手将这种总体和平局面维持下去？这已成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正如习近平所说：“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要使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得以存续，并且不断巩固、强化，世界各国就应当对威胁世界和平的各种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并同心协力，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抑制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就目前来看，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大行其道。
霸权主义很早就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为攫取资源和市场，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曾展开争霸欧洲、争霸海洋、争霸世界的激烈斗争，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霸权争夺，使世界长期处于世界核大战危险的恐怖之中，并引起多次地区战争和军事冲突。冷战后，美国力图凭借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独霸世界，大行“新干涉主义”。此外，还有些国家大搞地区霸权主义，欺压周围弱小国家。霸权主义已经构成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主要根源。
霸权主义所运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强权政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强权政治的主要实践者。而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运用强权政治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经济、军事实力虽然差距很大，但是经过民族解放运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非常珍惜国家独立地位的，它们绝不会屈服于大国、强国的欺凌。各国之间只有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才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否则，奉行强权政治，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必然会遭到反抗，这就难免导致冲突甚至战争。所以，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另一个主要根源。
中国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十八大报告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视为导致“世界仍然很不安宁”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强调：“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是“三股势力”的威胁呈持久化趋势。
随着冷战结束，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有些曾被美苏意识形态较量所掩盖着的矛盾浮上表面，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乘势而起，成为危害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猖獗。其中有民族、种族、宗教矛盾激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更深层次的根源。首先，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激荡越来越引人注目，令人担心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会成为现实；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强化了国际贫富差距，不少发展中国家正在被边缘化，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甚至感到绝望；再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漠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后，有些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的，甚至利用、扶持恐怖主义。这一切，都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催化剂。“9·11事件”，恐怖主义将矛头指向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领袖”、全球化进程的“领头羊”，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选定的具体打击目标——纽约世贸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地方。“9·11事件”凸显出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大公害，对国际安全构成了最现实的威胁。
民族分裂主义是指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内部的个别民族寻求绝对独立的政治倾向与思潮。民族分裂主义与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自决、自治以摆脱殖民压迫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族分裂主义以本民族的绝对独立为最高目标，全然不顾该国家内部其他民族的利益以及本民族的长远利益，是一种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在当今时代，民族分裂主义已构成一国社会和国际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比如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海湾地区的库尔德问题、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斯里兰卡泰米尔问题等，都是民族分裂主义造成的恶果。有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还往往以恐怖主义为斗争手段，制造各种恐怖暴力事件。
宗教极端主义是指一些宗教势力将自己教派的意识形态推向极端，进而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政治倾向与思潮。宗教极端主义在许多宗教中都有所存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发源于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维护伊斯兰教义的纯洁性，反对世俗对伊斯兰教义的“污染”，不惜用一切手段和代价以伊斯兰教义对世俗社会进行重新“净化”。冷战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势力发展较快，其影响范围已超出中东地区，扩大到中亚、北美、南美、南亚等地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宗教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孕育恐怖主义的重要温床。
三股恶势力在危害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激发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还会给一些国家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创造机会。美国在“9·11”后发动两场以反恐为名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拓展其地缘政治利益，推进霸权战略。
中国一直重视打击三股恶势力以及相关国际合作。中国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要落实《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的同时，还呼吁各成员国相关部门“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渠道，探讨联合行动方式，合力打击‘三股势力’”。
三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严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使用，曾给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使用化学战剂，总量达11.3万吨，造成130万人的直接伤亡。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18个省区使用化学武器达2000次以上，造成10万人伤亡；更为严重的是，日本还在中国20多个省市进行了细菌战，杀害了20余万中国人。核武器出现后，更使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完全毁灭的危险。面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灾难，国际社会很早就致力于对之进行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截至目前，《条约》拥有包括5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190个缔约国；1971年，联大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生效；1992年，联大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7年生效；1996年，联大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然而，国际军备控制和防扩散事业仍面临严峻挑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有些国家正在谋求发展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更为严重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正积极寻求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目前国际制约机制难以有效阻止这一进程。特别是有“穷人的原子弹”之称的生物武器，既具有可与核武器相比拟的杀伤力，又比核武器容易制造、储藏和运输，深受恐怖分子青睐。比如曾一度在美国造成恐慌的炭疽，据一份由美国政府科技评价办公室1993年完成的研究报告表明：一架飞机所运载的100公斤炭疽疫苗——一种处于休眠状态、可在人体内迅速繁殖的芽孢杆菌——能够以烟雾的形式出现在华盛顿特区宁静的夜空，产生出毒素并使中毒者迅速发生大出血，最后可以夺去100至300万条人命。这相当于一架飞机运载1000公斤沙林毒气所能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的300倍。而无论是制造，还是运输、储藏炭疽，都并不十分困难。
可以断言，如果恐怖分子真的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给国际安全造成多么严重的危害。中国一直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签署了联合国各项有关文件并身体力行贯彻落实。
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最受关注的是核武器，因为核武器的使用有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的毁灭。自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形成后，核扩散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不令人满意。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执意进行了核试验；进入新世纪后，朝鲜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断增多。“9·11”后，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担心核恐怖主义出现，美国将之看成是它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安全威胁。
中国也非常重视核安全和核扩散以及核恐怖主义问题。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出席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习近平阐述了对核安全问题的看法：“一国核材料丢失，全世界都将面临威胁。实现普遍核安全，需要各国携手努力。”“核安全涉及不同层面，既包括实施科学有效管理，发展先进安全核能技术，也包括妥善应对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他还代表中国“呼吁更多国家积极考虑批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四是冷战思维和权力政治思维仍大有市场。
冷战思维是指用冷战时期形成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来确定国际事务中敌友关系的思维方式。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固守这种思维方式。冷战思维在目前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以意识形态划线。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划线的标准是“共产主义”，凡是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坏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是好的，其余的是不重要的；冷战后划线的标准是“民主”，凡是民主国家都是好的，非民主国家都是坏的。而在美国的概念中，“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敌人，肯定在坏的之列。“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崛起后必然会威胁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安全。第二，加强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为了对付敌人，就必须团结盟友，于是就有了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出台和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和加强。无论是北约，还是美日同盟，都将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同盟的重要基础。
权力政治思维是历史更为悠久的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其要义就是将国家的实力和权力作为判断国际事务中敌人或朋友的主要标准。用这种思维方式看世界：国际政治是零和博弈；别国的强大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威胁；在没有现实的强国即威胁时，也要寻找潜在的威胁。按权力政治思维行事，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对美国来说，权力政治思维在冷战后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树立“敌人”或“对手”。美国许多政要及战略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在为美国寻找“敌人”或“对手”,90年代初出现过“日本威胁论”，后来又有“伊斯兰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等。第二，加强军备。为了对付敌人并保证自己的安全，就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军事优势。第三，强化同盟体系。
冷战思维和权力政治思维是与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相悖的，它已构成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批判了冷战思维和权力政治思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子内。”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其他如极端民族主义、文明冲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世界和平，也是世界各国应当重视的问题。总的来看，上述这些干扰世界和平的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只是局部的，并不能颠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