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好人当“主席”
二、好人当“主席”
现在，我们要讲拉贝跟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的事了。
一个德国人，原本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以是无关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于外，然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拉贝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在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大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作撤离南京的准备，只是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意。作为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还能不能保住，或者说得更远一点，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是否还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也许除了犹太人，德国人也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体。拉贝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德国人。
1882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从此在中国一干就是三十年。他和妻子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两个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三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向德国宣战，即使如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为这个东方帝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几个发电厂等，拉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是西门子公司内部的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品质，在一场大屠杀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射无限光芒而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拯救了二十余万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一千二百余位犹太人。我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是在于他用完整的方式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的另一个历史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致称赞他这一点。
南京人说拉贝是个好人自然不用说。而拉贝的朋友们在南京大屠杀出现之前早已这么说他了。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友人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和描写他的品质。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嗜好。”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任何暴行，让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为行动正义者。
拉贝在中国的三十年里，仅两次回国，且时间也很短，但即使如此，他对假期里回国所看到的街头不平，仍十分敏感和愤怒。在得知要很快离开故乡、重回中国的消息后，拉贝又如此爱憎分明道：“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多么诚实、天真与可爱的德国商人！
应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日子里，德国人以他们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作风及诚实的信誉，受到当地人欢迎——政府、军方和市民对德国颇有好感，这一点德国人自己有深切的体会。
然而，上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个国家干扰与打乱了，这个国家自然是日本。
拉贝这时一家人都在中国的首都南京。1937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拉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时有钱人和外国商人已经把北戴河当作消夏好去处。“七七事变”发生，拉贝他们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予调停解决的”。（《拉贝日记》第4页）因此他在不久之后便向公司请假，搭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去与妻子一同度假。
“我亲爱的乌鸦，你总算来啦！”妻子搂着丈夫，一边亲吻一边用手指刮着丈夫高高的鼻子说，“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这不，我现在可以安心与你休养一段时间了吗？”拉贝回敬妻子一个热烈的吻。
“乌鸦”一词在德语里与“拉贝”是同一词，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贝称为乌鸦。
美丽的蓝色海湾幽静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时中国北方的京津和南方的上海正在进行的中日激战的气氛。但显然人们在议论中还是十分紧张和担忧。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还能生存吗？”
拉贝的耳边每天都是这样的声音，这让他心境很不爽。“我必须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贝告别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车，十五小时后到达天津。
这时的天津，已是日军占领区，到处都是逃难的中国人。夹在难民中的拉贝，开始感受到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凄惨景象：“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平时只需要四十来小时就能从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这回拉贝整整用了十天半的时间。
9月7日，拉贝回到公司经理办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国驻中国使馆寄来的，也有朋友寄来的，甚至还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员会发布的防空警报注意事项等。
“拉贝先生，我们要走了。你也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弹就会扔到我们头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着打包，或准备回国，或搬到其他地方。他们告诉自己的头儿：前天，日本的飞机扔炸弹，其中有一颗就离他们的公司所在地一百多米远。“几个中国人炸死了！”同事们用夸张的手势对拉贝说。
“呜、呜、呜——”就在说话时，防空警报响起。“快快，拉贝先生，快到防空洞里去！”已经吃过几次日军飞机轰炸之苦的同事们，似乎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一听到警报声，拉起拉贝就往公司院内的一个防空洞跑。
在跑进防空洞的那一瞬间，拉贝发现：自己公司院子的地上，撑着一面约六米多宽、三米高的德国国社党党旗，那个纳粹符号“?畚”异常醒目。
“管用吗？”拉贝问同事。
“管用。”同事们有些骄傲地回答道，“美国和英国人都非常羡慕我们，说只有你们德国现在跟日本关系好，其他国家就难免不被日本飞机扔炸弹了。”
拉贝凝视了一会儿旗中央的那个黑色“?畚”字，会心一笑，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军有一天进了南京城，或许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
防空洞很拥挤，三十多个人在里面几乎是鼻子挨着鼻子，而且里面积了许多水。这可不像是我们德国人干的活！拉贝借蹲在洞内的几小时时间，细细地观察了这个在他到北戴河时同事们挖的防空洞，觉得它水平低了些，“应该按照战争准备。”拉贝对所有事情都非常严谨。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贝其实没有睡多少觉，他辗转难眠，主要是在想：时下公司上下都闹着要回国或搬到比较安全的汉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财产比如房子等等怎么办？都丢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而且我身边有那么多中国雇员，他们都是华北人，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去了。“先生如果不走，我们坚决跟着你留在南京！”中国雇员的话令拉贝感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走吗？”这里是有个道德问题的。拉贝在责问自己。责问的结果是：必须留下来，让别人走吧，我拉贝不能走，至少不能这样轻易就走了。
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我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呢！拉贝的心底里闪了一个在他意识里“特别崇高”的理由。（见《拉贝日记——9月21日》）
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应该做什么？就是永远不放弃困境中的工人和穷人嘛！在拉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国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为工人和劳苦大众的党。
“今天在善待了我三十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德国驻华大使馆派人来催促拉贝走，“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先生的安全了。”大使馆的人这么说，拉贝听了就生气。
“那就请先生自便吧。”大使馆的人无奈地摇摇头。
“韩，再带几个人，我们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国和撤离的同事后，拉贝叫上中国雇员韩湘琳等人，钻进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准备吃的食品外，还要尽可能地多找些药品来。到我家里搬药品去。”拉贝俨然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带人从自己家里搬走了全部药品，还有防止毒气的浸醋绷带。
“小鬼子怎么今天就不来扔炸弹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几个中国雇员望着天空，觉得奇怪。
拉贝也在寻忖。他打开收音机，一听便明白了：上海那边在下雨。
“今天他们不会来了。”拉贝对大伙儿说。
“你怎么知道的？”中国雇员们问拉贝。
“那边有雨，飞机起不来。”
原来如此。中国雇员心目中的拉贝就是了不起，干啥事都比一般人聪明和有办法，关键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视呀！而且这里——”拉贝指指自己的腹部，说，“还有糖尿病！”他对中国人说他“心眼好”半知半解，于是幽默道。
“先生不仅心眼好，而且还境界高。”对韩湘琳的这句话，拉贝更有些糊涂了。
“亲爱的韩，你到底是在骂我呢还是在夸我？”
韩笑了。一天，他俩路过夫子庙，韩对拉贝说：“我说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于说你像我们伟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样！”
这回拉贝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跟孔圣人差九万九千里远！我要永远向他学习，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22日这一天，拉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威力和给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一天，日军战机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一直轰炸到下午2点30分左右，拉贝感觉那几个小时里，地动天摇，二十八个人待在狭窄的防空洞里，除了他和来此做客的一名叫克莱因施罗特的外国人外，所有其他的中国人在防空洞内一声不哼，吓得甚至连气都不敢出。
不日，拉贝到鼓楼医院看一位病人，见到了著名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俩人讲起日军轰炸南京的事，愤愤不平。威尔逊说，你拉贝先生前些日子不在南京而有所不知，日本人做事非常不讲道德，用飞机炸死炸伤了无数无辜中国平民。拉贝说，我要向全世界控诉日本人的罪行，威尔逊先生你是医生，最有发言权，希望你能提供些证据给我。威尔逊说，我天天在医院救助被日军飞机炸伤的人，我在日记里把每天的事都记着，如果你认为有用，我可以复制部分内容给先生。
“太好了！我求之不得！”拉贝高兴地拥抱威尔逊。到底后来拉贝看到了威尔逊的多少日记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在1992年南京鼓楼医院建院一百周年时，有一位名叫加登英成的日本人向医院赠送了一本完整的威尔逊在南京工作时的厚厚的《威尔逊日记》复印件和录像带，而现在这份最早存于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的《威尔逊日记》复印件，则在中国第二档案馆保存着。
罗伯特·威尔逊先生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详尽记录了日军从8月13日至南京陷落之后期间几个月里，他所经历的有关大轰炸之下，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避免轰炸及给伤病员治疗的经历，在此原汁原味地摘选部分相关内容供我们一窥日军制造的一件件残暴事实——
8月15日：
我希望上星期的信有点档次，但人们会有理由怀疑它。我从这封信开始用日记体书信的形式，时不时地增加一点东西，直到我们会经历的那一时刻。
今天我们真的吓了一跳，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第一次空袭。它或许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正从Socony Hill往下走去看两位病人，碰巧有机会听到了来自上海的英语广播，详细介绍了发生在那儿的战斗，我稍后详述。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人们在他们的房前聚集成一块，向北边的天空张望。那些不靠近房子的都跑着寻找隐蔽处。我开的福特车噪音太大了，我没有听到警报声，但显然它已经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响了几分钟了。
回到家时，用人们中间有些**，马乔里为我回来而感到欣喜，但她一点也没有惊慌。警报器响了，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北边有射击声，然后就是飞机的噪声。它们几乎是直奔我们房顶而来，飞得很低是因为楼顶很矮，我们周围都被打中了。大约三百之外的司法部里机枪伸出了窗外。军政部长何应钦就住在几百码之外，从声音判断，我估计他的住地配备了防空武器。
我们不太肯定是否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至少没有一个落在我们附近。警报器警告了我们，而且当我们听到飞机马达的时候，我们走向了地下室，在那儿我们是安全的，除非炸弹直接落在我们的房子上。下午，警报重复了好几次，有一次两架飞机几乎直直地从我们头顶飞过。然而到这个时候，中国飞机早已上天，日本人被赶走了。谣言说，有二到四架飞机被击落。
过了一会儿，传来消息说，日军轰炸了中央医院附近的商用机场。没提到军用机场。有一个受伤的人被送进了金大医院，他被飞机上的机枪击中了。他当时靠近清凉山的水库。中央医院也打来电话说，他们也收救了几个来自机场的伤员，正嘀咕着看我们是否有病房能容下他们。
我们医院是按照紧急事态组织管理的。两天以来，我一直忙于解决住院病人的问题，那些不能走的就在底层给一张床，而能走的就放在靠上的楼层，希望他们听到警报时，能自己走下来。我随后打了电话，看看我能为医院做什么事，但系统运转得很好，无需我离开马乔里和伊丽莎白。陈医生的家在外地，西奥多·徐医生是单身汉，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负责而无需心挂两头。我们讨论了搬进医院的话题，但目前我们仍计划待在这里。它的长处在于我们头顶上有三层水泥板，即使受到直接的攻击，除了毒气，我们也相对安全。
刚才通过电话，传来另一个消息，在空袭中看到了八架日本飞机，至少有五架被高射炮击落。按照这个比例，我们不应如此恐惧，但听上去有点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了。
可能你们从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要比我们得到的更精确。我们得到的是来自中国报纸的一面之词，总是过分乐观，时常也夹杂着来自上海广播电台的内容。我希望能有一台收音机。上星期我写了发生在虹桥机场的事件。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鱼贯进入吴淞口。四十名战斗人员，加上他们在上海采取的高压手段，是略微过分了些，中国人决定打开门户。昨天一整天中国飞机都在轰炸日本军舰。几艘老旧的内河蒸汽船被沉入江底以阻断日舰的退路。在第一轮轰炸中，日本飞机的相当一部分航空油储备被化为灰烬，许多弹药也被摧毁了。日本人在外滩的公共租界架设了高射炮。中国当局严正警告说，除非马上撤走它们，否则中国飞机就要轰炸。
今天稍晚时候有报道说，也许是另一个野路子的谣言，日本人已经被赶出上海了。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我们要看看有什么等待着我们。
8月16日：
富兰克林的生日。许多人高兴地回来了。我上次的讲话就好像是刚说的似的。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只不过它是昨天。6:15我们就被警报弄醒了，我们穿着睡袍就跳起来了。警报系统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因此第一个信号就意味着已经看见飞机了。下一个用一系列哀号声表示的信号，意思是飞机已经接近了，该进入掩蔽所了。第二个信号出现后，任何人都不允许在街上走动，这儿看上去就像一座久已荒废的城池。只要空袭在进行，下面就是绝对的安静，除非一架日本飞机正在头顶，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从任何人似乎都没看见的地方传来机枪和防空火力的射击声。第三个信号是一个拖长的音，代表空袭已经结束，街道上就奇迹般出现了满满的人。
这种程序昨天重复了五次。早上我是在第一和第二次空袭之间的当口去医院的。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时没有到达城市。第二次警报响时，我们刚刚做一个相当小的手术，注射了脊髓麻醉剂。我们将病人和辎重转移到X光室，那儿有两层水泥板在我们头顶上。日本飞机冲破防线，投下了一些炸弹，有一个落得不是太远（离我们的房子大约三百码），把马乔里第一次弄得有点紧张。我们做完手术后，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正当打完电话发现一切都好的时候，第三次空袭开始了，我们又忐忑不安地躲了两个半小时，直到解除警报声响起。这下把时间都弄到两点后了，我终于能够回家了。这一次没投下炸弹，我们逐渐了解了更多事实的真相，即我们的飞机在日本飞机还没到达城市时就和它们遭遇了，与它们战成一团。我们还没吃完晚饭，第四次空袭又来了。似乎每一次防御都组织得很好。在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过后，透过楼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见中国飞机三三两两地从通济门外东南方向的机场起飞，通常是往北飞，有时非常近地从我们头顶掠过。然后，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它们又以近乎相似的队形飞回来，盘旋一会儿，再停在机坪上。
就在这次袭击期间，马克斯先生打来电话说，美国大使馆已经劝告所有的妇女儿童前往牯岭或汉口，他们已经预定了“吴淞”号上的二十五个舱位（不是卧铺），这是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的船，将于午夜起航。我们和柏睿德一家沟通了一下，又给豪尔·帕克斯顿打了电话，他是使馆二秘，负责将侨民撤退出去。马乔里不是非常想走，因为我们看上去相对比较安全，但使馆的请求多少有点命令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开始打包了。柏睿德一家也决定走。我们计划在8:00左右到大使馆集合。于是乎我们就把时间分成一会儿打包，一会儿听防范日机的警报，一会儿看中国飞机盘旋，到了5:30，又拉警报了，一直弄到了大概8:10。我刚给豪尔打完电话请求指示，得到的答复是等最后一次警报一响，就马上去大使馆，当它真响的时候，我们赶紧前往大使馆。
由于无数次地钻地下室，伊丽莎白有点缺觉，但在汽车行驶中，她睡得很安静。“吴淞”号大副朝她看了几眼，就把我们领进他自己的卧舱了。其他人都围着船长和船员的舱房在甲板上睡觉。剩下能站的地方都只挤满了中国人。马乔里和伊丽莎白的生活必需品都放在了一个Corey（不知其意）和一个衣箱里，现在有特里默一家在牯岭，又有一些老牌的中国通在船上，包括马乔里去年秋天曾在燕京见过的鲁尔先生，我感觉她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她毫不气馁，就像特洛伊人一样有毅力，我希望下一个词就会说她在牯岭一切平安。我最后说的问题之一是要落实好8月21日到公墓的旅行。
我们的保姆获准带着她的小儿子一起走，她出去时，高兴极了。给我留下了一个替代的厨师和一个替代的苦力，他们都是南京人，可能是城里最冷静、最泰然自若而又最无忧无虑的人。我们回来时靠使馆的通行证帮了忙。柏睿德前天突患严重的肠疾，我已经对他进行了治疗。他终于有了决定性的好转，能够帮着安排他的家人离开。我开着他的车，我们的duffle车在他和使馆车的中间。丹尼尔把我们送他的野营吊床留在了船上，让大副睡在上面。我在午夜过后不久就回到了死寂的家中，睡了几小时觉。
我们下船时，听说了不少新鲜事。有一离开的家庭是兰开斯特母亲和女儿。我以前可能提到过她们。他（兰开斯特）受雇于中国政府，工作地点位于通济门外的大校军用机场。他所提供的周五和周六空战的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也几乎大得难以想象。（我指的是周六和周日）看起来，这儿的中国人配备了最新型的美国战斗机，有大口径的机枪，能对击中的任何东西造成大的损害。参加这些空袭的日本飞机都是德国容克型，配备了较小的机枪。中国飞行员这两天实际击落二十六架日本轰炸机，而自己的损失仅仅只有三架。在第二次空袭中，有些日本飞机突破了防线，在飞机场丢下了一颗炸弹，摧毁了三架，一共是六架。实际上，在整个南京和附近地区，没有造成其他的损失。在日本飞行员身上和他们的飞机里，发现了地图，上面标有大约四十个轰炸目标。上面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是准备有所作为的。兰开斯特说的数字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不公开它们是怕老百姓变得过于自负而放松了警惕。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些空袭只不过是表明他们今后想怎么做，不管怎样他们也要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8月17日：
今天只有两次空袭打扰了我们的平静。第二次的时候又让我在手术室赶上：这回是给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妇女做结肠开口术，她的直肠癌几乎要闭合其肠道末端，已不能手术。我多希望几个月前能看到她！癌肿已经侵入她的子宫、一个输卵管并附着在骶骨上。手术将缓解非常痛苦的梗阻，但不能随后就将瘤体除去。我们没有费多大事就离开了手术室，大约十五分钟后，第二次的信号来了，只有这次不是代表危险的尖啸，一声长长的胜利信号说明敌机压根就没有迫近城市。
刚吃过午饭，警报又响了，我们每天中午开始执行吃中餐的新制度。我和厨师、苦力看着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从西南方起飞往北边飞去。代表危险的信号响起时，我们没看见任何日本飞机，大约3点差十五分时，最后的号音响起，宣告它们又一次被击退了。我们的飞机继续盘旋了大约半小时。回到医院时，我发现门诊业已停止了。但似乎有许多事要做。我的病室里收进了一名飞行员。他只有一点擦伤，包括眼睑上的一个伤口需要缝合。我们向他保证不出几天他就会非常健康，很快又能重上蓝天。他是战斗机飞行员。
现在是晚11:00了，我们的飞机到现在还没飞回来。在过去的四次空袭中，没一架日本飞机曾到达城市上空，如果他们的死亡率仍是周六周日那么高的话，他们轰炸南京的企图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人的脸色已经从周日的相当忧郁变得满是希望，而且恢复了信心。
上海的消息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但即便如此中国人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他们轰炸机的使用产生了强烈的效果。相当一部分，大约二十架左右被击落了，但确实将日本强大的舰艇编队逐出了吴淞河道。一艘船，一艘战舰的确被击沉了，他们的旗舰也严重受损，不得不拖走。另一艘舰艇也退出战斗序列。随着他们主要的援助力量被击退，日本人在地面的进攻也受阻，今天他们的司令部被中国军队占领。他们在长江口外数英里处有一艘巨大的航母。四面都有战舰护卫，几乎不可能从空中接近它。昨天，由一名姓丁的估计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带队，率二十六架轰炸机组成的中队，试图对其发起攻击。
昨晚陈医生被叫去见蒋夫人，因为她手指上有一感染。他不得不在军官会议期间给她治疗。这些军官脸上也洋溢着同样的变化。委员长情绪高昂，内心的镇定开始取代以往几周的煎熬，残酷的困境袭扰着他，是要一个失去尊严、失去主权国家地位的和平，还是要一场战争，在他看来中国尚未做好足够的准备，而且他有可能将其苦心经营经年之久的一切毁于一旦。与日本相比，中国更适于一场持久的战争，除非他的空军都打完了。那时，日本人就会有计划地对中国境内每一重要目标展开大规模轰炸。今天他们第一次使用了毒气弹，结果尚未得知。它的地点在海宁，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从目前情况看，似乎不能太指望日本空军会第一个屈服，如果那样的话，会加速停战的脚步，因为中国人没有更多的念头，只想按照目前发展的势头继续发展。
但回到陈医生在委员长那儿听到的丁上校的故事。看起来他，丁，得到的命令是此次打航母的行动，不成功便成仁。他率领着二十六架轰炸机，从南京起飞，避开了上海，直奔海上，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围在航母周边的日本军舰。航母周边组成了极佳的防空火力，构筑了稳固的防护，使得想要靠近航母都是不可能的。丁随即下令他的人马返回南京，而非牺牲他们所有的飞机（以及生命），他自己则留在那里盘旋、找机会。他们返航时在扬州遇上日本飞机，打下了两架。他们在那儿降落，然后打电话请示，但没得到肯定的指示要他们回到指挥官那儿去。他们发现他仍在火炮范围以外盘旋。但防空火力太强，他们根本无法渗透，只好返航。在靖江，丁上校本人又击落两架日机，随后二十六架飞机全部安然回到南京。考虑到他们击落了四架日机，军方原谅了他们没有攻击航母的错误，但直觉告诉我，我们今后还会听到更多有关这艘航母的消息。
今天还报道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伟业。一个年轻的飞机射击手在和日机激烈交战中，打下了两架。突然他的飞机似乎运行异常，让他惊愕的是他看见自己的飞行员被击中了。他爬出自己的座舱，来到飞行员的座舱，他发现飞行员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空间，所以他把死人绑在自己脖颈后，将飞机平安飞回南京。
昨天晚上，马克斯一家收听了一日本广播电台用英语播报的新闻。日本人似乎将请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来逼迫中国人停止与其争斗。
在北方，中国人正在包围天津。日本人极力想夺取南口。迄今为止，他们未能得手，而且损失了五千名士兵和四十多辆坦克。我不知道中国人在那儿损失了多少，但由于他们的装备比之对手而言要差许多，那么几率就是损失惨重。然而，因为处于防守的位置，他们的损失也可能不是太大。
海因兹小姐再也不当和平主义者了，而是和我们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人服务之中了。上帝的意志必须完成，但我们不得不希望和祈祷我们能把所看到的一切进步不让一个强权来毁灭，对我们而言它至少也应当是本人的再生。
8月20日：
周三的缓解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还没有写完，警报就又一次拉响了，我们沉默了两个小时，只听见无数的飞机俯冲声。月亮很好，但我们实际上看不到飞机，有人告诉我，他们在空中可以不费力地看见对方。显然，日本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因为没丢下炸弹。在最后的警报响起表示空袭结束之前（空袭从午夜持续到凌晨2点），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正如前面所说，我已经把床搬到了起居室，这样躲进地下室会方便些。
昨天早上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度过了相对正常的一天，查房、手术、干其他琐事。我比平时早些回家吃午饭，大约在12:15正吃的时候，警报又响了。这次日本飞机冷不防地潜入了城市。当它们大批进来的时候，我们已早有防范，但这次警报刚响，一架小飞机就开始俯冲了。一共只有两架飞机，它们丢下了不少燃烧弹，其中一枚落在我们房子的南面一英里，引着的火烧了大约十五分钟。它不久就被扑灭了。
直到差一刻3点，我们才解除警报，我赶往医院，发现门诊有不少病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有点轻度失调。他的神情非常之忧郁。昨天的乐观情绪业已开始沉浸在沮丧加剧、灾难将临的气氛中。他说，尽管围绕着南京，中国人在得分上相对要优于日本人，但在上海地区情况不是这样。日本在那儿的高射炮对中国飞机造成了大灾难，许多最好的飞机已经被击落了。上海市送给蒋总司令做生日礼物的十架飞机都被摧毁了。
柏睿德在下午晚些时候在下关的一家商社里做了两次探访，气氛很紧张，有一种“今晚是大限”的感觉。然后他去了苏联使馆做拜访，那儿也笼罩着同样的氛围。他们都被吓坏了，感到在夜晚结束之前，我们就会听到敌机将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前来攻击，而我们对过去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了。
当我正在吃晚饭时，警报响了。除了降低了我的一点食欲，它没有任何影响。吃完饭，我和苦力、厨师走出去，上了门廊，去看中国飞机，它们从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大约半小时以后，它们回来了，开始降落。时近黄昏，我们洗了淋浴，云彩相当低，有一些条状的蓝天夹杂其间。突然听到了东北方向传来一阵低沉而不祥的嗡嗡声。从我的门廊上，我可以分辨出轰炸机的第一组，一组有三架。然后是另三架，又来第三组三架。它们直奔我们而来，然后开始转向南方。当它们到达离此半英里远的地方时，传来了高射炮精彩的射击声。从何应钦公馆和法务部，射出了如雨的追逐弹和小爆破弹。追逐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子弹飞出的方向，能辨出目标是否准确。显然是不准的，因为飞机不停地来。正当我分辨出第三组的飞机时，两次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大地，没等到数第四组的三架飞机，我发现爆炸就发生在我的身后，我赶紧躲进了地下室。当马达声减弱后，我又跑出来，发现在离房子半英里远的北边和东边有两堆火正在燃烧。正东的火堆是一个带弹药的军营，一直炸了约十五分钟。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报才最终解除，我赶往医院，估摸着会满是伤员。一个人也没来，我和柏睿德、马克斯先生一起到了后者的房子，准备听收音机了解当天的新闻。那儿没电，因为收音机正常工作要接通电源，我们只能借着蜡烛围坐在一起。但这样的喘息没多久，很快警报又拉响了。我们吹灭蜡烛，准备往地下室去，他的地下室有一个水泥顶，我们坐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等着预告飞机接近的警报声。我们白等了大约四十五分钟，警报又解除了。还是没电，因此我们没有外面的消息。马克斯先生劝我在那儿睡觉，我不太愿意，我们三人做伴感觉好多了。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大约十二人被杀，不少人受伤。这是我的手术日，我也就第一次真正开始战争下的外科手术了。一个脚截肢、一个手指截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创伤修复。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看到炸弹落下，背对着爆炸蹲下。她的臀部差不多炸飞了。我们清洗了伤口，等到引发的感染清除后，可以给她做植皮术。一个腿部骨折的男人因内伤而在晚间死去了。
就在给脚截肢的时候，警报器又响了，但我们继续手术，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敌人的飞机未能抵达城市。现在各种报道和流言满天飞。中国报纸说，四架飞机被击落。好几个地方传出的谣言称，我们的飞机有意避战，是给高射炮一个机会，看看它们究竟能做什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给它们下一次机会……
8月21日：
我是借着满月的光亮在写这篇东西的，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今天的第三次空袭。昨天晚上我写好连载文章后，就去找马克斯先生，在他那儿，我们未受干扰地听了当天的新闻。立场公正的《上海邮报》（Shanghai Post）第一次承认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各条战线均取得了进展。中国军队已经在日军中央打进了一个楔子，将很大一部分日军孤立起来了。他们用轰炸的方式摧毁了黄浦江边所有的码头，这就使日本人登陆增援变得非常困难。约有四万五千名士兵从日本抵达上海，也就是三个师团，但他们还没能上岸。
今天，一枚日本炸弹落到美国“奥古斯塔”船上，炸死一名美国水手，炸伤十八人。它肯定是从高射炮里打出来的。日本人早已占领了离岸的几个岛作为空军基地，特别是有一个就在长江口和杭州港之间。
我们约在11:30上床睡觉，我的床就是在楼上书房地板上铺张床垫。这是一个美丽的月光之夜，温度也降到华氏七十多度，因此我们这一夜很舒服，直到凌晨4:20。（啊！是解除警报声，现在有电了，所以我能看见我写的了）这时警报响了，我们穿好衣裳，在此后的两小时里目睹了壮丽的日出，随后信号告诉我们空袭结束了。我们后来听说，在约五十英里以外的扬州上空发生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各被击落三架飞机。参战的总数不得而知。但有几架日本飞机到达了下关，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回去了。
回家吃早饭，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宁静。王在8:00匆匆赶来，我们花了一小时主要看中文报纸，我现在开始能懂得大意了；我们刚开始，第二次警报就响了。我们观察了一会儿，看看有无**，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研究。就在9:00，好像是给我们发结束研究的信号，解除警报的号声响了起来，恢复了宁静。送来了一名病人，他是前天晚上在轰炸中受伤的。他的体侧被击中，只有一些小的皮外伤，但很快情况就不妙了，更大的问题是他的腹部开始膨胀，我们判断他的某些内脏，可能是空肠被炸断了。只要我们能找到什么人为他签字，他马上就可接受手术。这是个不利因素，我们现在在家的超过二十一岁的人没人能为他签字。一个月前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要是打官司，医院就要关门……
最后一次的警报又打扰了我的晚餐，我吃得早是因为如果拉警报，我仍可以在光亮底下吃。空袭持续。
8月22日：
从6点一刻到8点差一刻，很明显日本飞机没能抵达城市。看到医院很平静，我就去了马克斯先生的家，我们收听当天的新闻广播。这天还是多多少少有些远距离的轰击，夹杂着空中的轰炸，但少有进展。中国人宣称的楔子得到了证实，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占领了路边码头，将日本人压缩在码头和公共租界之间的区域里，使之狼狈不堪。
中国话说“狼狈”是“lang bei”，来源于两种动物的名字，一种长着短短的前腿、长长的后腿，另一种则是长长的前腿、短短的后腿。这种说法还有一个意思是“阴谋”。精妙的联系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能安静地睡觉了，好歹他们还保留着安息日的传统，没发生空袭，现在是下午5:00。外国教堂的祈祷被停止了，我们就待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祈祷。医院也很平静。
又有四个日本飞行员被俘获了，加上中央医院的三个病号，城里一共有七个。其中一个中国话说得不错，他的故事很有趣。如你所知，日本人有一种对截肢的恐惧。只要他们身上的一些部位没被割掉，他们对死亡就很少有畏惧。即使少只耳朵或一个手指头也包含在这种恐惧里，据我所知，这是建立在灵魂转世的神道信仰上的。可能佛是有责任的。似乎如果他们身体的任何部分被切掉的话，他们就不能通过地球上的另一个人再生了。这些飞行员说，在日本，人们坚信所有在华的日本居民都被有计划地屠戮和断肢了。当他们被击落后，他们认为也会如此下场。说此故事的人和他的同伴被一些中国农民抓住后，又给吃、又给睡，直到他们被移交给当局后，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无比惊讶。如果他们的境遇在家信中提及的话，我们确信，军事审查当局会将这些删得干干净净。电台报道昨晚五十艘日本运输船在天津下锚，运来了士兵、军火和给养。五十艘运输船能运载相当规模的军队。另外，相同规模的、连续的兵员运输也从满洲经山海关滚滚而来。电台还说，尽管他们费劲地抓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也没能拿下南口要塞。相反，中国人似乎在长城北边取得了进展，打进了热河省，既构成了切断日军后路的威胁又拉长了战线，而这是有利于中国的。
再过一周我们就会知道风向如何了。迄今为止，除了日本人最初进军河北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落下风。中国人到这时还没有确定除了保卫自己，究竟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现在的思路是能撑多久就打多久，我们都希望他们能比日本人坚持得久些。当然，制空权是非常受关注的事情。有没有足够的飞机和飞行员去继续战斗是个大问题：迄今他们表现优异。在南京这儿的战斗机是美国的柯蒂斯飞鹰型，速度达每小时三百英里，有强大的机枪火力。昨天有一次拉警报时，我数了一下，我们一次就上去了十架飞机，其他我看不见但听到的声音表明有更多的飞机在盘旋。
有几个人因当奸细而被抓起来了。其中一个是离我们很近的最大商店的业主，他刚开了一家现代家具店，看上去不像第五大道的至少也跟百老汇的相似，前天最严重的空袭中，当日本轰炸机飞近时，他在他的新店屋顶上发绿色和红色信号，结果被抓住了，另一个在太平路上的富商也被抓了。这儿的许多人认为，日本人对内地城市的轰炸与日本人所设想的效果正相反。中国人非但没有陷入混乱的境地，而是认识到上海和北方的战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整个国家都卷进去了，因此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往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这座城市现在已是人烟稀少了，除了那些非常穷的、无处可去的，还有就是有官方身份的人。有意思的是，1932年，麻烦的苗头刚冒出来，国民政府就迁到了洛阳，而这次形势要比1932年险恶多了，却毫无迁出南京的迹象。我的厨师在街上很难找到东西买，他实际买的东西要花十分昂贵的价钱。他准备早上在早饭前出去买东西，要是他遇上了空袭，我就要自己弄饭吃……
8月25日：
昨晚的空袭来得较早，从7:55开始到8:50结束。最恼人的是，上海的广播从10:10调整到了8:10，因此我们全都错过了，只好借助于谣言和中国的报纸。它是比较严重的一次空袭，但今天我们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破坏。几晚之前，中国飞机没有升空应战，而是想给高射炮一个机会。但昨晚他们上天了，还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冒着火降落在城外，另一架就我们所知仍只是一声爆炸。
报道显示，日军已经在战舰的掩护下成功登陆吴淞。很难说它是否会改变当前的局势。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报道。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或失败将对未来事态影响巨大。如果日本人在那儿得手，他们就可能在北方也这么做，那么中国就要吞下这颗苦药。中国人在上海的胜利将给他们以巨大的精神支持，我确信会给他们以足够的激励，从而获得完全的胜利并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今天下午下了阵雨，随后出现了美丽的双彩虹。几架中国飞机在天空翱翔仿佛在和彩虹嬉戏。一周以来，大道格拉斯运输机突然第一次出现，预示着商业飞行仍少许在进行。
今天我也腾出时间来整理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马乔里的东西，希望不久有人去的时候捎上。还没等他们有机会下来，那儿的天气可能就会转凉。今天我的中文老师来，一天的工夫我们好好地上了中文课。我有没有提起过我现在的老师大王？他以前是语言学校的功勋教师。和他在一起学习肯定是高兴的，我的中文一定会突飞猛进。
8月26日：
日本人看来是存心不让我们听每天的新闻广播。根据时间表，新闻要在8:10播，到了8:05，警报器宣布了飞机的到来。我们根本没看见飞机的影子，也没听到炸弹声。在第一声警报后，我们的战斗机马上就冲上蓝天。它们正在低空盘旋，这时第二个信号来了，警告日机接近了。每隔几分钟，一架飞机就会飞得离我们很近，我们只好钻进地下室，等噪声远去了，我们又跑出来，欣赏着月光，月亮刚从紫金山顶冒出来，过了满月没几天。天又变热了，白天要华氏九十多度，晚上要华氏八十五度。地下室是全封闭的，非常闷热，我们都愿意在袭击之间跑出来换气。我们觉得能区分中国战斗机和日本轰炸机了，但是当任何一架飞机正在你头顶时，这绝不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感觉，我们还是暂时躲进地下室吧……
今天早上，黄上校访问了医院，探望了几名飞行员，我和他简短地谈了话。他去年12月驾机送蒋介石夫人去西安，当时蒋介石被扣押了。黄上校身材高大魁梧，有六英尺四英寸高、二百磅重。他确认了登陆吴淞的报道，但表示最多在四千人左右，而不是日本人宣称的五千人。日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作战不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必须面对这样的不测事件，但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黄是励志会的头儿，它是基督教青年会中为军官专设的组织。
今天海格曼医生从牯岭到了这儿。他见到马乔里了，说她看上去不错。他计划往下游走，去南通看他医院的废墟，但我们会把他留在这里和我们待几天。迪克和麦克伦先生各睡单人床在一间房里，马克斯先生在另一间卧室，我在两间房子中间的书房地板上铺了双人床垫。海格曼可以与我共享地板上的双人床垫。如果夜里空袭来的话，一帮人在一起，肯定会更意气相投……
8月27日：
昨天晚上在我写信时，我统计了一下日记报道的空袭数量。到统计时为止，共有十九次。我们的第二十次昨晚来了。我们听完发生在今天的、相当令人沮丧的新闻报道后，于11:00休息。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日军已占领了吴淞地区。
最有影响的事件是昨天下午向英国大使开火的事。他开着一辆飘着英国国旗的轿车。这车离上海还有一段距离，这时四架日本飞机出现在了上空，开始攻击该汽车以及同行的另一辆车。在炸弹落空后，它们开始俯冲用机枪向汽车射击。仅有的伤员是英国大使许阁森爵士，他被一发机枪子弹击中受了重伤。他究竟有没有恢复，在收到我写的这个日记前，你自己就会在报纸上看到。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睡熟，12:00时又被警报声粗暴地吵醒了。这一次我们直到凌晨4:00才回到床上，与此同时，也经历了迄今最严重的轰炸。城里有三块不同的地方燃起了大火，都不太靠近我们。有十二架飞机参加了空袭，两架被打下来了。有一把火将两块宅地上的空房子烧掉了，另一把火在太平路上的一个大商店，第三把火则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空袭没达到任何目的，只是剥夺了相当疲劳的民众一些急需的睡眠而已。几个苦力被炸死在破屋子里，当时一颗炸弹正落在了屋子外面。
我今天下午在诊所里得到了一个空袭纪念品，是从一位老妇人臀部中取出的。那是一块锯齿状的半径约两英寸的弹片，打进她的臀部皮下有六英寸，就留在那儿了，幸好处理起来还算简单，只需要在金属周围给她上一点奴佛卡因，把它取出来就行了。它看上去是炸弹的一部分：她到医院来回都是走着的。
经过昨晚非常有限的休息，我今天早上就碰上了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手术，一个男子自早上之前开始就有疝绞痛了。约有八英寸的肠子已有坏疽状了，但还没穿孔，因此在修补了疝气后，我不得不再切开一个口子把坏死的肠子切除，然后完成吻合术。最后一步要在吻合处的上方几英寸放置一个引流管。幸运的是手术期间没有发生空袭。事实上，你也可能注意到了，白天的时候没有空袭，这已有一阵子了。
8月31日：
又要记上两次空袭。第一次是刚写完昨天日记之后不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第一声警报一响，我就急急忙忙地吃晚饭，好借用这日光。胡斯曼没能赶回来，只好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警报解除的信号出现，他才饿着肚子回家。日本飞机没有到达城市，但十五到二十架中国的战斗机让空中响成一片。
第二次空袭警报短短的，从1:45到2:30，日本人又没能到达城市。它只是让门诊比以往晚开一会儿。美孚Socony地方分部的经理米德先生，每天都来治疗脖子上的疔和许多散发的疖子。他受了不少罪，但现在正快速恢复中。自体菌苗看来发挥了作用。
我提到米德先生的原因是他的家人乘坐的“胡佛”号昨天被中国飞机炸了。他没显得激动是因为今天早上他才听说这件事，他也得知旅客没人受伤。飞机是奉命起飞轰炸一艘日本运输船的。
9月2日：
该船预计在吴淞靠岸。“胡佛”号离灯塔约二十英里，距吴淞七十英里，此时四架中国飞机轰鸣而来，其中一架打开弹仓，丢下一串炮弹。七个船员受伤，三个旅客震昏了过去。船舷上有无数的弹洞，但都不靠近水面，还不是太严重。昨天一个船员死了，但其他的都脱离了危险。中国外交部很快就发出道歉信，并表示承担一切损失。调子完全和日本人轰炸许阁森爵士的反应不同。我们都感觉到这是一起最不幸的事故，中国人对此都心碎了。
昨天是我半休日，大王准点在2:50到达，他和我就着当地报纸细心研究了两个小时的形势。正在上课时，华德太太突然来了。她刚从上海到南京，正要从我们三楼整理一些爱默吉的东西，随她一起往长江上游去。
大约5:00，美国“土土依拉”号上的医生和其助手到了，我和他们一起到炮艇上吃晚餐、看电影。“关岛”号的医生也在城里，他也过来吃晚餐。他认识我的许多医学院同学和朋友，我们的访问很愉快。“土土依拉”号上的斯万森医生有个病人在我医院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能做出诊断。猛一看可能是疟疾，但九次化验也没能发现疟原虫，通常治疗疟疾的方法也全不奏效，我们暂时颇感为难。
我们在艇上又看了电影，约10:30我上了岸，发现码头空无一人。出租车都没了，出租车经理人说弄不来。公交车在9:00左右就停了。一个落单的人力车夫在附近，提出愿送我走。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最终决定五十分，他开始要价八十分。他是个很友好的小伙子，我们还没到交通部，我就知道了他的过去、他目前和将来的想法以及对生活的态度等私人事务的详情。整个行程花了一小时。一路上，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总是不断地出现。路过的人力车夫总是互相问到哪儿去，付了多少钱。事实是每个经过的车夫都会得到我的车夫的回答，然后就大笑起来，说他们走的路只有一半远却收两倍的钱。这没让我不自在，因为我知道由于交通停运，他们会向旅客敲竹杠，但我的车夫已经有点受不住了。最后我给他加了足够的钱让他笑着离开了，恐怕这天他要跟不少人讲这件事。
心怀侥幸，我们记录下难得的例外，已有两天我们没收到报警信号了。我们的估计是日本人正集中其所有的力量在吴淞登陆，准备发动总攻，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偏离此目标的事情都是不值当的。种种迹象表明今后几天将有大的战斗，它会造就或打破目前的态势。
9月27日：
又有三次警报，总数达四十三次了。做完礼拜，查过房后，警报响了，我第一次去了大使馆。以后我应该常来。大使馆在一座小山丘上，从地下室的顶端，能清晰地看到数英里远的地方。当飞机还有数英里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它们，并看到它们靠近。今天早上，它们没有进入市区，但一架接一架地向浦口火车站俯冲，将炸弹倾泻下去。那些有双筒望远镜的可以看到炸弹在落，而我们只能看见它们爆炸。九架飞机俯冲。随后的战报说没有直接命中，损失很小。一到两人死亡，数人受伤。
下一次空袭几乎接踵而至，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下游的永利化工厂，这是只凭声音判断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在视野中。第三次空袭来时，我正在家中准备吃饭。但他们没能进市区，因此人们都说今天很不错。
中央医院暂时放弃了驻地，就在城外的孤儿院里组成一个军事医院。他们准备照看从上海前线下来的二千名伤员。他们两天前转移到我们医院的病人将从明天早上开始正式由我们接管，这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责任。多出的病员现在安置在老的大学宿舍，那里过去几年曾是梅格先生的学校。今天下午我们巡查了各式各样的病人，发现许多开放性骨折的病人需要很好地护理。今天早上在我的病区，我看到了第一个“达姆弹”创伤。病员是个从上海前线过来的军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接收他们了。子弹打进了他的胳膊一侧时洞口非常小，击碎了骨头，穿出去时留下了两英寸大的豁口。他的胳膊还能用的机会很小。我病区另一个病员是在下关打高射炮的，他成功地打下了一架飞机，让它成为一片火海。他的炮管变得太热了，发生了爆炸，炸掉了他三根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可能会失去它。他还有数不清的小创伤。
今天早上，我在大使馆和一些报社记者谈了话。他们谈到了周六两个新闻电影摄影师的遭遇。当时这两人靠近下关的发电厂，敌机俯冲时，他们捕捉到了燃烧着的飞机摔下去的整个镜头。凭着特殊的直觉，他们迅速赶往中央医院，上到中央医院的顶层真实记录下那两次大爆炸。沈医生想他们肯定被炸死了，飞机一走，就冲了上去，发现他们还在摇动着摄影机呢。似乎还不过瘾，蒋夫人也出现在现场，并允许他们拍她看望医院里的伤员，让他们将所拍摄的片子径直带走。他们被告知，必须在这儿亲自洗印出来，在拿出去之前要经过审查。他们马上就带着片子赶回上海，可能你在收到我这封信之前，就会看到这些片子。蜡烛又有点短缺了。厨师明天打算去为我弄盏煤油灯。他今天下午从芜湖回来了，为他家人救了急。今晚我和格蕾丝·鲍尔及她一大家子中国人一起吃了晚饭。
9月28日：
下午还是有电的，等我晚饭时分刚吃完甜点，电就没了，我现在又点上了蜡烛。可能明天会一直有电。
今天的节目是敌机在中午出现，盘旋了大约两个小时，零零落落地丢了一些炸弹，又飞走了。云层在中间高度，因此它们从云上飞到这儿，一架又一架地俯冲下来，进入人们的视野。也看到了迅疾投入战斗的高射炮，飞机又迅速地爬到云层上去了，我们四架战斗机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就起飞了，但和后面过来的十二架到十五架日本飞机保持着距离。
今天我在医院里非常地忙。相当一部分从中央医院转来的病人需要尽快地进行某种外科方面的治疗。我处理了三个手臂严重开放骨折的病人和一个腿部普通骨折的病人。在我就要结束最后一例手术时，警报响了。我回到家，在空袭中吃着晚饭，同时竖着耳朵听飞机是否靠近，时刻警惕着它们飞到头顶上或是太近，以便及时躲到庇护所里。
今天下午会诊后，来了个阑尾炎病人，我们高兴地看到阑尾未穿孔（中央医院转来两个未手术的阑尾穿孔病人）。这个病案中阑尾已因脓液而绷紧，到明天早上毫无疑问会穿孔……
今天又是三封信：一封是来自香港的航空信，谈了……紧张的广东神奇之旅；一封是汉口的布朗写的……；第三封是彼特罗娃给马乔里的信，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此信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了。“杰克逊总统”号万岁！我希望这艘船能让马乔里有机会休息一下，也让孩子能回到正常状态中。
我正在读阿里克西斯·卡瑞尔的《未知的人类》，他在书里宣称，人类的科学成就已经远超其道义和精神的进化，现在发生的事情正是绝好的注解，我已看到一半了。
9月29日：
今天多数时间在下雨，这也可能是没有空袭的原因吧。但我还要把遭遇到的第四十四次空袭的后果记下来。我们的一位飞行员在安徽省上空与敌机战斗时被两发机枪子弹击中腹部。他成功地将飞机降落，随后就昏迷了。他们花了十一个小时才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我凌晨2点见到他，已经因失血而休克了，非常虚弱。一发子弹打中其右腹，穿过他的肠子，另一发子弹击中其左腹，我还没找到它的位置。它可能还在他身体里。小肠在两个地方被完全切断约二到三英尺，另外那地方有一个圆洞（一个圆环）从他的腹部伤口里突出来。
将其两个完全隔断的肠子之间那部分切去是很容易的，只需做一次吻合术。洞也由缝线缝合起来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看仁慈的上帝能否让他恢复过来。我会告诉你他的进展情况的。在我今天早上换药时，昨天做阑尾切除术的人在读报纸，所以我想不必为他操心。
今天来了更多的美国邮件，其中有最受欢迎的《读者文摘》和《时代》杂志。另外还有家信，附上了朱琳的和富兰克林的信。家信中提到，看到报纸上说马乔里和伊丽莎白去了牯岭。有三封信是马乔里的朋友写给她的，我不会转给她，因为在她收到信之前很久她就能见到她们了。爸爸妈妈和我们的新侄子海伦、帕特和约翰的快照非常好。自我上次见到帕特，她肯定又长高了。
昨天又传来了日军的一个暴行。你此时一定已经看到报道了。中国一个捕鱼船队被完全摧毁了，三百个男女老幼仅剩下十个幸存者。这些人是在香港附近被S.S.Scharnhorst营救的，他们叙说了悲惨的遭遇。按照日本人一再强调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杀非战斗人员，那么他们一定是把捕鱼船队当成中国海军了。
中国人在北方将防线撤至准备完善的保定府以南，慢慢地在争夺他们放弃的地盘。在上海，尽管日本人尽心竭力地战斗了六个多星期，他们实际上毫无进展。在中国军队撤出日舰炮火射程之后，除了一些小地方的你争我夺，战线就呈现胶着状态。日军在那儿的毫无作为无疑使他们愈加丧心病狂地对内地狂轰滥炸，显然是在出恶气。
城里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包括医院，但还没通到我这儿，除了昨天短时间通了一下。但这个小煤油灯不错，比蜡烛强多了，这让我回想起早年在南京的岁月，那时我们还没有电。
……
拉贝看着威尔逊的日记，越发对日军野蛮轰炸南京的行径生气。“憋气！无论如何，谁发起了战争，谁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养的他也开始骂骂咧咧起来。拉贝是个经历过一战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弹数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袭警报消除后，拉贝决意要去城里看看到底轰炸的情况如何——他当然更多的是关心德国在这儿的财产损失情况。
坐在小车上的拉贝，看到了城内一团团火焰，于是他就开车往那个方向而去。
国民党中央党部起火了。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行政大楼和播音室那栋楼起火了……
显然日本飞机有备而来，针对的都是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投下炸弹。但令拉贝充满担忧的是，日军的炸弹并不长眼，其中有一颗炸弹就扔在距施罗德博士（一位德国人）家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拉贝走过去看了看弹坑，约六米宽、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罗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汉口去，能保证不擦破皮、震坏脑袋吗？”望着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朋友家惨状，拉贝想：使馆要求侨民们早日离开南京并非没有道理。
离开施罗德家，走到繁华的中山路大街，拉贝看到距德国驻华大使馆不远也有好几个弹坑。这里的情况似乎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但在通向交通学校的那个街道拐弯处的情况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围在那里，嚷着哭着的都有。拉贝过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废墟，旁边有个巨大的弹坑，许多人在坑内的废墟里刨挖，说是有人压在里面。
“上帝哟！”拉贝看到有好几口棺材放在坑旁，显然有人被炸死了。
女人们在哭泣，一边在咒骂“小日本鬼子”。
“中央党部那边一个炸弹下来，就炸死了八个市民……好惨哪，有个脑袋都不知飞哪儿去了。”拉贝不太会说中文，但能听懂一些基本的中文。
22日的轰炸，令拉贝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对南京市民多了一份同情心。他觉得自己也是南京市民之一，日本人不该对无辜的市民和城市乱轰炸。
“我们不走！留在南京，看日本他们敢拿我们怎样！”日本人轰炸南京，除了威慑中国国民政府外，还有一份威慑是做给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看的。它的这一轰炸，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让英国和美国使馆还有法国使馆非常生气，这些国家的大使一致商议：不走了，就留在南京。令拉贝有些兴奋的是他的德国大使也决定暂时留在南京。
“很好，除了谢尔先生走了后我们没有了面包吃外，我并没有因此被日本人的炸弹吓倒。”拉贝对自己的朋友讲，这一天令他高兴的还有他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那儿带回了一张价值一千五百英镑的订单。这个时候还能拿到这样的订单，西门子公司洋行上海总部对拉贝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赞赏，并且在信上表达了对他在南京的安全的担忧。
“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拉贝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道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份忧虑。
保险意识在西方人的眼里要比我们中国早了七八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日本的这次大轰炸，把整个西方世界激怒了。拉贝通过上海朋友的信件和电报，在第二天知晓了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和世界媒体对日本无视平民和国际法，造成平民和外国在中国的使馆和财产的严重损失——
合众社22日电：
因为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军队高射炮的弹雨，包括七名女性在内的二十名美国人被暴露在危险之中。
尽管美英两国对轰炸平民及私有财产提出抗议，并且法国、德国稍后也进行了交涉，市内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受到了轰炸。其中包括美、意、德、荷的各大使馆或公使馆，以及事实上全部是美国等外国人居住的新住宅区。
首都的三十多个地区中，平均每处落下了三枚炸弹。中国的两大重要铁路——津浦线和京沪线的车也未能幸免。不远处的长江上停泊着美、英、法、意各国军舰。
美国政府对日本在南京城的大轰炸给予了最严厉的抗议，这已经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的第二次正式的强烈抗议。而且在22日日军轰炸南京后，美国国务院不仅立即代表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且马上派驻东京大使到日本外务省提交了美国政府的抗议书。23日的《纽约镜报》报道如下：
国务卿赫尔抗议：轰炸南京是威胁
9月22日，发自华盛顿（国际通讯社INS）：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向日本送达了强硬的抗议通告，对日军向中国首都软弱无力的居民连续进行“不恰当的”空袭提出警告。
这次警告是针对日军昨天晚上对南京进行残酷、毁灭性的轰炸，作为迅速反应而提出的。
……
美利坚合众国让日本强烈记住以下几点：一，美国对给本国国民以及所有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带来危险，以及对本国国民发出劝告撤离南京表示“反对”。二，轰炸普通居民地区“是不当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三，当该市受到全面轰炸时，日本所谓保证不会损害各国国民的生命财产是虚心假意的蒙蔽。四，因日本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不管什么样的美国人员的伤亡及至财产的损失都应当由日方承担责任。
通告以后日本不要再进行轰炸。在表明“强烈反对”以后，美国政府表明道：“衷心希望日本停止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轰炸。”
作为外交惯例，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抗议通告要求日方予以正式的回答。
赫尔国务卿还公开发表了美国政府通告正文。其中一部分内容如下：
本政府一直保持这种见解：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从事和平活动的广大地区进行全面的轰炸是非法的，是违背法律和人道的。
尽管一再保证“在实施预定攻击期间，要密切严加注意友好国家的国民生命及其财产”，但是本政府如果根据经验所示则不得不说：在进行空袭时，无论在任何时候，而且在任何地点，不管责任当局如何注意，在保证这些作战地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都没有奏效。
鉴于南京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在该地美国大使等在美国政府机关执行重要公务这一事实，美国政府会强烈反对作为结果出现一种像强行选择要么放弃美国使馆等工作的本政府机关及其设施，要么置身于极大的危险当中那样的情况。
因此美国政府对于因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损害，为了政府自身以及美国国民，应该保留所有的权利，并应该衷心希望日本不要再对南京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轰炸。
外交辞令很有讲究，美国政府对日军无视他们在南京的利益和人民安全确实非常愤怒。拉贝则通过西方的媒体也了解了更多关于日军大轰炸更真实的情况。比如《纽约邮报》对9月22日的大轰炸这样记述：
尽管英美两国提出抗议，上海的日本当局仍然宣称，日本从未放弃摧毁中国抗日中心南京的意图。在发表这一声明期间，空袭依然持续。
……
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南京市民们顿时像发疯一样冲向已准备好的防空洞以及其他掩体，有的人则到小山上躲避。恐惧中的人们拼命地从人口密集地区向四处逃散，街道上呈现着极度混乱的景象。
日军飞机尚未出现，十三名中国年轻飞行员就驾着美制歼击机，伴着隆隆的引擎声飞上天空，朝着西北方向飞去，以迎击敌机。
然而没想到的是，三十至四十架日机突然出现在西南方向一万英尺的空中。日机随即俯冲下来，向政府中枢所在地城南地区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
设置在古城墙边丘陵上的中国军队高射炮立即开火，炮弹在空中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飓风。
中国歼击机猛烈冲入日军飞机群。不久，四架冒着火焰坠毁下来。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数量相当的日军飞机编队从西北方向集合冲下来，集中轰炸了有名的南京鼓楼地区的住宅区……
记者笔下的大轰炸呈现激烈状态，似乎也很惊心动魄。西方报纸的记者还观察到了另一种现象并提出批评。如《纽约每日新闻》9月22日标题为《美国人被愤怒的南京市民侮辱》。
9月22日，星期天，经上海发自南京（美联社）：今天，仍有少数美国人留在空袭威胁下的首都，当他们向大使馆撤退时，正在不安地等待着日军飞机来临的、愤怒的南京市民对他们进行了多次侮辱……
其实，这一天大轰炸后，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大使等人已经逃到了停泊在长江上的“吕宋”号炮舰上。
然而拉贝则对这样的国际态度和事实真相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说：
“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他指的是下雨天，敌机不会来南京轰炸，他们从防空洞里走到了地面上，吸到了新鲜空气。“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市民或者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未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
“日本人不讲信誉！他们滥杀无辜！可耻！”当晚，拉贝在应邀出席德国大使馆的座谈会上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人的罪行。但对大使劝他早日离开南京表示了保留意见。
“你应该走，所有留在这里的人都不安全。”大使特劳特曼博士非常耐心地劝拉贝，并且告诉拉贝：德国政府已经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
“每天一千墨西哥比索，价格尚可。将搭载所有准备离开南京的人逆江而上，到汉口。很安全的。”大使悄悄在拉贝的耳边说道。
拉贝还是摇摇头。
“你太爱中国了，拉贝先生！”特劳特曼博士唉了一声，又道，“那么至少你还有些物品需要送回国吧？”
“这个我需要。我和公司还有不少物品得离开南京，不能留给日本人当作轰炸的目标。”拉贝说。
“商人！真正的德国商人！”特劳特曼博士几分敬佩几分嘲讽地对拉贝说。
拉贝笑道：“我就是一个真正的汉堡商人。”
日本人对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严正抗议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照旧轰炸，且越来越厉害。
9月25日，从早上9点开始，连续四个时段拉起了防空警报，拉贝和同事们几乎一天没有出洞，这让他很难受和生气。下午4点多后，他拉上韩湘琳往下关方向走，想到江边看看大使馆给他们德国准备的上船路线和船舶。路上，警报又响起，这让拉贝无法忍受，且吓得不轻。
下关电厂是拉贝一路上看到的日军飞机重点轰炸目标之一，八颗炸弹落在那儿，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门口，显然这对母子想躲避轰炸，但还没有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就被日本人炸死了。
“野蛮！最无耻的野蛮行径！”拉贝看着现场的惨状，悲愤无比。
在电厂，拉贝看到几枚炸弹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炸弹显然是正好在配电房里爆炸的，因此所有配电设备被炸得粉碎。厂里的办公室也完全变成了废墟，只剩下两根钢筋水泥柱也像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弯着腰。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可都是优秀的工程师，对设备异常敏感。拉贝发现，这些电厂现在基本上彻底被毁，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积厚大约有几厘米高，肯定爆炸当时的冲击波十分厉害。
下关电厂是南京主要供电电源，蒋介石对此次日军轰炸电厂给予了高度关注。拉贝作为西门子对该厂的电机供应商，其责任是如何恢复它的发电功能。
“没有电的城市等于进入中世纪的城郭。”拉贝在回来的路上一边叹息一边如此对韩湘琳说。
“哎，电灯亮了呀！”韩突然兴奋地指指城区的街头。
居然有电灯亮起来了！拉贝也觉得奇怪。一打听，原来是浦口铁路照明电厂拉过来的电呀！
“老蒋看来有所备战的。”拉贝觉得中国政府对防日轰炸是蛮下功夫的。毕竟，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快快，拉贝先生快起床！”半夜，拉贝突然被韩等人叫醒。混乱和仓促之中的他，戴上眼镜后，才听清楚了外面是警报声。
“现在是凌晨2点31分哪！这日本人也太坏了吧！”拉贝看着表，极端生气道。
“别系领带了先生！”中国雇员扶起拉贝就往屋外走。
拉贝这下半夜是穿着睡衣和睡裤进的防空洞，如此穿着不正规，令这位德国绅士很不爽。
第二天，下雨了，下得还不小。
“乌拉！今天是和平的日子！”同事阿霍尔特高兴地过来对拉贝说，“今天我们好好睡一觉吧！”
“对，和平日子为何不享受一下？”拉贝极表同意。“和平日子”——下雨天，南京市民和拉贝他们这些待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都太热爱下雨天了。因为这样的天气小日本的飞机是不会来骚扰的。
“我补睡了一觉。美美的，多么高兴！”拉贝在日记中欢呼。
阳光灿烂的日子感到恐惧而得不到舒畅心情，下雨的天气反而欢呼“万岁”，这是侵略者日军给中国人民和像拉贝这样的在华外国人士带来的畸形心态。
钻出地洞的拉贝，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然而对德国人和西门子公司利益怀着关切的他，再一次跑到中山路时，又一次震惊了：在德国人开的黑姆佩尔饭店的不远处，与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一片中国民房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房子前面的一个防空洞没有能保住里面的平民们的生命，三十多个男女市民被炸成一团团碎烂的肉团，惨不忍睹。
“卑鄙！无耻！屠杀！侵略！”拉贝把能骂出口的愤怒全都倒了出来。他实在不忍看到日本人如此行径。
面对日本人的无耻行径，拉贝对中国的热爱与对日本人的蔑视程度似乎都在上升，尤其是对中国和中国雇员的敬佩之心。这一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的到来和所说的一番话，令拉贝好一阵感动。周是应国民政府交通部的请示，冒着两边的战火，用了二十六小时的行程才抵达南京的，而平时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路程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可见战火下的两地之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周先生代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委派，拉贝作为西门子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自然要接待好上海派来的同事。
“周，南京的炸弹每天都有可能在我们头顶上面爆炸，你来此，你家人不担心呀？”拉贝问。
周笑笑，说：“我对我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绝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的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
拉贝听完周的话，感动得快要流眼泪。“好样的，周！”他为此热烈地拥抱了周工程师。西门子在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意越做越大，除了西门子公司有一大批像拉贝这样的优秀职员外，中国雇员对公司的支持和献身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拉贝对周这样的爱国主义者的真诚与无私精神，表示了极大的敬佩之情。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少。德国使馆租借的船，已经在10月3日感恩节这天载着首批离京的人士起航。为了表示庆祝，大使在船上为所有可能出席的在南京的德籍同胞搞了一个船上“感恩节”庆祝活动。拉贝自然也去了，他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请完成任务后回汉口的周工程师带走他记下的十六本日记。
“你把这些东西交给德伦克哈恩先生，请他帮助我保管它。”拉贝指着四个箱子，吩咐周。
“库特沃”号上的感恩节虽然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但依然开得很浪漫。德国驻华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在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对所有准备离开南京的德籍女士和留在南京的德籍男士们表示了敬意。最后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唱着《国旗之歌》，三呼“德意志”和“元首”万岁。
“怎么听《国旗之歌》就像听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似的。”拉贝和几个朋友窃窃私语道。可不，因为他们身后的南京城里又在响着一阵阵日军轰炸引发的爆炸响声……
接下去的日子，除了指望下雨天外，就是待在防空洞里无聊地默对着自己的同事和雇员。这不是勤奋工作的拉贝，他内心时常出现某种焦虑，但有何办法呢？拉贝在这个时候学会了另一个本领：除了写日记外，他在试着给一个朋友主办的德文版《远东新闻报》写留守南京的特写，并且因为感恩节那天他写的一篇《发自船上的报道》后，引起了德国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而获得好评后，被朋友扯进了该报的“兼职”圈子——《远东新闻报》聘他当“名誉职工”。拉贝是个谦虚的人，换了别人也许很是高兴，他却有些郁闷地回信给这位朋友——胡尔德曼先生，因为这位胡尔德曼先生由于拉贝上一次写的报道而把拉贝抬举成德国人的骄傲之类的“英雄”了。
拉贝有些受不了。他如此回信，并进而在信中说明了他为什么留在南京的时下心态：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有了“《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十分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十分重视字母多的名片，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我担心，您这是自找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并且，我担心您也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可爱的人高兴一下。我想在此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的男孩子，二十岁，目前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父亲！要是你能听到这里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根本不愿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体肯定非常好，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会去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目前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他的头脑肯定是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上一句：“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天如果整个塌下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有乌鸦一个，它再也不会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日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以及我们是怎样甘于忍受这些轰炸的。
是这样的，我个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后，从水路绕道回到这里的，因为我：
一、作为一个德国商行的代表，要在这里代表它的利益。
二、我在这里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破旧东西。（尽管有个柏林女士恳切地劝告我：别胡闹！你不该为那些不值五十芬尼的破东西操心！）
三、那好吧，我们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对第一点还必须指出，我们十分尊敬的中国客户还想不断向我们订货、签订合同，但必须按照下述条件：
支付条件：（一）签订合同时预付百分之五。
（二）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后四周再支付百分之九十五。
供货时间：两个月以内运抵南京，送货上门。
保战争险：没有必要。但如果你们愿意投保，我们同意！
这当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说服客户！
对第二点还必须说明，那位柏林女士说的是对的。
对第三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十分安全的防空洞，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这就足够了！
……
可爱的拉贝坦诚地告诉了他祖国的读者和属于他的亲人，比如自己的儿子。
现在我们都知道拉贝是因为建立“国际安全区”而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曾被南京人称之为“拉贝防空洞”的贡献。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大战”的三个月里，日军飞机不断开始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害中国三十万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的这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的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们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许多民间防御设施的地洞由于百姓不懂如何来筑建，有不少人就在这样的轰炸带来的震荡之中，遭遇了被倒塌的地洞压死的悲惨命运。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的专业人士，有德国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特点和技术能力超群的本领，他将自己修建坚固耐用的防空洞经验在民间广泛推广。“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和驻京外籍使馆人员与传教士中流传开，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的小型防空洞建设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这个功劳，应当给拉贝记上。
拉贝是这样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信的形式告诉了朋友，而朋友又通过报纸给传播了出去——
人们是怎样建筑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自然，首先是因为他本人一窍不通方可选择这一方案），付给他——建筑师五百元至三千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十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一点五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一点五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人们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占位子！为什么？我不知道！它有这样的名声：特别牢固。
我在建筑这个“英雄地下室”时，估计最多可坐十二个人。但在建筑好以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三十个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勤杂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没有孩子，就收养一个！（顺便说一下，多么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一个邻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百分之二十的扣头计算在制鞋价格之中。后来突然发现他是我用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不能让自己丢脸呀！我在这个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当然地也得进入这个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而且很厉害的时候是如此。并且，我坐在里面时，孩子们和女人们会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这时我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地赶回来是对的。
假如现在我这么写，说我一点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我们要再见了！”在我的防空洞里有一只家用药箱、手提灯、铲子、十字镐和榫凿，但是，坦率地说，当我想到，我们大家有可能都会被埋在这个老鼠洞里时，那些东西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说真的，是害怕了。可是，为了消除害怕，说几句快活的话，或编造一个笑话，大家跟着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老实说，只要炸弹没有刚好落到自己的头上，人们逐渐地也习惯了狂轰滥炸。每次轰炸的间隔时，孩子们都迅速地跑出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无法想象得出，这时会发生什么事。
夜间轰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报信号响过几分钟后，电厂拉断了电。领带可以不要，但在这几分钟内我至少必须穿好裤子和皮靴。然后，当我把所有要保护的伙伴安全地藏进地下室后，才可以悄悄地在暗处坐下。继而我经常会摸索着回到我的起居室里去，悄悄地找一张最舒适的椅子，转眼间便睡着了。这是我在孩提时代练就的功夫，那时，只要下雷阵雨，我就常常这么做。
可是（我们的室内生活写得太多了）只要危险一过去，防空洞里的客人们和我之间的家庭式关系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须是这样。除去工资以外，必须有一个区别，不至于会失去纪律。
现在再写一点有关这个城市和警报信号的情况：
谁要是在战前即两个月前，熟悉这个重新繁荣起来的南京城；谁要是在当时，特别是中午时分，观察过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况，如果他听说过大约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居民中至少已有八十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就连整个红砖瓦的住宅区也都刷成了黑颜色。每隔五十米至一百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刚好够一个人爬进去。
所有的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有些小手工业者还在半开着的大门和百叶窗后面悄无声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间，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积大约有六所至十二所房子那么大，这是轰炸造成的破坏。但是事情过后呢，人死了（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够多了），现场清理干净了，于是便几乎不再有人注意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记了。
同样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车还在行驶，在中央各部等单位下班时车里挤得满满的，因为政府官员都照样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无可指摘的。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在两枚炸弹炸开了中山路主干道的碎石路面半个小时后，那些坑洞就已填补，路面也修复好了。修路时交通一点也没有中断。
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十二名妇女和六十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警报突然会响起。以前我们用作报时信号的电器汽笛响起了拉长的“呜——”声，这是第一次信号：警告信号。就是说敌机已经起飞，正在飞往南京途中的某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赶快奔跑回家，或者奔向附近的防空洞。住得比较远的人就坐人力车赶到安全的地方去。有幸坐在汽车里的人突然发觉，他们的老式小汽车在和平时期时速还跑不到十里，现在却一下子达到十六七里的速度。当我喜形于色地祝贺我的司机取得这个出色的成绩时，他露出一种调皮而尴尬的脸色。看来是我击中了他的唯一致命弱点。
回到家以后，我就派人在大门两边守着，以检查拥进来的人们。邮局和电报局的公务员受到每个人的欢迎，随时都得安置他们。除此之外，凡是与我的家庭没有关系的人，都拒绝入内：“真对不起，没有地方。请您别见怪，我们没有多余的位子了。”
抱着婴儿的妇女们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间，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这是我始终顽固坚持的顺序，它使男人们感到无比惊奇。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用人、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以及其他人，还有本人只能暂时留在外面。
第二次信号！一再重复的一长三短的“呜”声，表示敌人正在南京上空。现在全城空荡荡的，一片死寂，无丝毫动静。街道上不时有步行或开着车的哨兵在巡逻，也有城市民众应急队队员。
我们数着敌机的架数，同时为正在追赶它们的中国歼击机感到高兴。在高射炮（防空火炮）开始射击时，肯定有纷纷落下的炮弹碎片，我们便慢慢走进防空洞的入口。轰炸机向下俯冲时，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紧接着是一百公斤至五百公斤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不远处时，大家都张大着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们和妇女们在耳朵里塞了棉花团。只要稍一平静，就有“英雄”一个接一个地从地下室里走到外面去，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人的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后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这个滑稽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一声不吭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三个人！”鞋匠嘀咕道：“怎么啦，他们可是想要你的命呀！”
在云层后面，撤退的日机和追击的中国飞机还隆隆地响了好长时间。然后响起了缓和的“呜——”声，警报解除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平静地却是大声地谈论着重去干活。
这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没有谁埋怨无聊。现在已是晚上10时了，警方的戒严时间开始了，街上一切交通都已停止！
德国学校已不再存在（它已关闭），解聘了教学人员，退掉了校舍。孩子们均已乘飞机离去，去了安全的地方。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办起来的。
老鸹
“老鸹”是德国驻南京领事科德尔先生给拉贝起的诨号，意思是“老拉贝”。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健康。”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活着。”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着的同样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人们的心情已经被彻底地搅乱了。比如10月19日这一天，拉贝甚至非常愤怒了——
开始是凌晨不到2点钟，警报就响起。睡眠中的拉贝刚刚穿上第二只靴子，炸弹就已经落了下来，整个房子都在抖动。
“里贝，你怎么还在睡呀？”拉贝见自己的伙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呜呜——”第二次警报再度响起。
“喂，里贝！第二次警报了！”一般情况下，当第二次警报响起，意味着更大的轰炸即至。拉贝见里贝还没有动弹，有些生气和着急了。
“是是是，我听到了！听到了！”里贝这回才开始起身，动作依然漫不经心似的。
这一夜，拉贝看到他们西门子舒克尔特厂生产的探照灯大显神威。
走进防空洞，拉贝看着挤得满满当当的洞内就来气了：有个远洋公司的胖家伙，一人占几个人的位子，把身边的妇女和小孩子挤在一边。
“我希望你调整一下。这里的位子本来就不多，你不能一个人占了女士和孩子的三个位子……”拉贝走过去，冲那胖子便说，结果话还没说完，不小心脚底一滑，掉进了洞内的地下水沟，臀部一片湿透。
见鬼！早晨，拉贝从洞内出来，第一件事就写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并用德、中、英文写道：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子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
有违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通知”贴在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
“这个老鸹，他做事真够认真啊！”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就是个“好人”，唯独那胖子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人够折腾人的。凌晨4点来钟，警报刚刚解除，还不到半小时，警报再起。拉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里刚站上不到几分钟，警报又解除。原来，是一次虚传敌情：天上飞着的是蒋介石自己军队的巡逻歼击机。
“乱套了！”人们的嘴里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谁呢？拉贝安慰大家说：“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也算正常。”
话虽这么说，拉贝他自己心里也很闷气，因为刚躺下，外面突然传来高射炮声——地面的部队朝天激烈开炮开枪。“彻底乱套了！”拉贝心想，千万别自己的炮打着了自己的飞机哟！
反正炮弹落不到自己的头上，睡吧！拉贝将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头照睡。可似乎又睡不着——大早晨的，怎么办？起来洗个澡吧。
拉贝走进了浴室。
8点55分，警报又响起。“这么下去，今天就别想再干什么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没有教养了，连起码的信誉都不讲！”里贝站在门口对着天空直骂。
9点55分时，警报又解除，敌机没有在天空出现，据说日本人的飞机飞过南京，到了北边什么地方去了。
真正的活见鬼！
中午12点15分，警报再次响起。“别管它，估计又是放空炮！”许多人对此漫不经心了，连一向认真的拉贝也没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报不警报了。反正第二次警报响后还来得及进洞里。
“轰隆——”突然，一声巨响就落在拉贝他们的附近。“快快！快进洞！”这回是真轰炸了！
拉贝等惊慌失措地钻进防空洞，便听天空间激烈的对抗炮击声。有胆大的人从洞口探出头往上面看——阳光下，数架飞机也搞不清是敌机还是蒋介石的空军部队，反正天上打成一团，地面的炮火更是如万钧雷霆般射向空中……
日军飞机在这一天袭击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连与拉贝他们有密切业务和生意联系的电厂也惨遭轰炸。而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浦口铁路局及附近的煤场，被炸得不轻，有九个人死亡，十余人受伤。
第二天，这样的轰炸在继续，死伤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对这样的情况变得很习惯了，只要小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是过度的轰炸，空袭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一样。
拉贝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从上海转邮过来的他自己国家和英、美等国的外文报刊，这些报刊都不时有文章说：南京人对日本人的飞机空袭当成了习惯，“这太夸张了！让他们来试试看！”拉贝有些生气这样的报道不负责，不过当里贝问他难道你不是习惯了进洞出洞时，拉贝又苦笑着点点头。
可不是，你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拉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贝认为他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做其他事、说其他话都很到位，唯独说日本人不会星期天“下蛋”——轰炸，是“胡扯”。这不，今天这个一碧如洗的星期天里，炸弹从天而降，城北、城南雨点般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还要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七百枚才这么干的！”韩向拉贝解释。
“七百枚了？！”拉贝跟着韩趁中午时间空袭刚过的空隙，跑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德国肉店”，在那里他发现了九瓶“爱福牌”啤酒。“统统要。”拉贝像见了珍宝一般，全部买了下来。晚上与前来看望他的一名德国朋友痛饮了一通。
大轰炸的第二天10月25日，拉贝十分高兴，因为这一天是他和爱妻的结婚二十八年纪念日，远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韩先生送来四盆菊花，并且拉贝还收到了爱写诗的妻子的两首诗，这让他兴奋不已。
妻子的诗这样写道：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在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个智者的命运也决定不了与家人和妻子的合与分，这就是战争下的世界。拉贝对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时也因自己身处战争的旋涡中心颇有些伤感和担忧。
南京电厂是拉贝他们西门子公司在华的一个重要生意项目，里贝就是负责这一块工作。由于日军的飞机不断轰炸，电厂的维修成了头等大事。作为西门子洋行的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拉贝有高度的责任负起电厂的正常运转。让他欣慰的是，几台涡旋轮机运转一直正常，而且连那台老式的博尔齐锅炉也还在正常工作着。“这是六年前的货，你们看清楚了吧：我们德国的货比美国锅炉强吧！”拉贝经常对那些总认为什么东西都是美国货好的中国人很不理解，他用事实告诉他们真正过硬的货是他们德国人造的。
结婚纪念日的第二天，拉贝拉着已经出色完成公司交代的维修任务的里贝一起到电厂，原本里贝是要走的，但上海西门子洋行驻华总部发来一份被拉贝认为是“最好的电报”说：里贝暂时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不急走。“伙计，你得留下来陪着我天天吃日本人下的蛋啊！”他与里贝已经很有感情了。
到电厂的路上，拉贝他们听说了一个准确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太仓。这就证明，中国首都南京的外围防线又被撕破了一道。好在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人在上海已经战死了一万人。
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干得不算太烂！
但从友人那里获得的南京情况又让拉贝情绪低沉：日本飞机在过去的六十多次空袭中，已经造成二百多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还有大量难民纷纷逃亡……
“听说了没有，蒋夫人昨天在去上海的路上，汽车驶进了一条沟里，她被扔出车子好几米，肋骨断了好几根！”这个消息让拉贝感觉对中国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凶多吉少的兆头？
“看，拉贝先生，你公司总部又寄来一大包圣诞礼物！”韩先生从车子上抱回一大包邮件，交到拉贝手里。
“太美了！”拉贝一看，是辛施兄弟公司从汉堡寄给他的一百份1938年的德国新日历，这里日历可以用作日历，又能记事，所以很受拉贝他们欢迎，也是拉贝他们作为礼物送给相关客户的。这样的“记事日历”在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仍然被公众作为新年礼物相互赠送。
看着一张张精美的汉堡冬季风景明信片画景，拉贝的那颗铁面无情之心也变软了。
圣诞节又快要到来了，怎么在中国就没有一点儿感觉呀！如果在自己的故乡，现在这10月份就该忙碌圣诞节的事了，然而在南京——战火下的南京，他这个汉堡人也几乎都把这事给忘了——拉贝想到此处，不由热泪盈眶……“喂喂，别哭呀拉贝先生，过去你可不是这个样的！”
拉贝自己勉励自己。这一夜，他坐在防空洞里，想起自己的家乡汉堡，又想起自己的妻子与儿女，不由感慨万千——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大都是从上面落下的，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的，
击中谁，痛得要命，
如果劈啦爆炸，不及时走开，
你肯定会说：啊——我想，
还有足够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下……
别说废话了——快些吧，
走进你的“英雄地下室”去！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德国人爱写作，也爱写诗。这是拉贝的诗。不过比起其妻子的诗，似乎缺了点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韵味，不是吗？这个冷面红心的“纳粹”！其实他内心还是炎热的，只是他的表层钢铁一般。
进洞，出洞。天天无数次的折腾，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催账、收款，以及帮助中国人恢复设备等等，拉贝终于病倒了……病得还不轻。
医生给他开了许多药，价格是平时的三倍多！精细的拉贝注意到这一点。他想让妻子寄些药来，可又不敢动笔发电报给她。如果那样的话，妻子一定会毫不理会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跑到南京来的。“那样又太傻了！”拉贝内心深深地责备自己。可是人家特劳特曼大使的夫人就留在了南京，她能做到，我的妻子为什么就不能？
不行不行，我有这个念头就是犯罪，是对妻子的犯罪念头。
拉贝拿起阿司匹林，猛地往嘴里塞，然后喝下满满一杯水。他在日记上写道：“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会产生意见分歧。这肯定是出于古代他们好争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最伟大的‘快舌’，即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对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
拉贝感谢阿司匹林——他的病明显好转了。日记还没有写完，防空警报又响起，拉贝被韩湘琳等人从床上拉起，飞快躲进防空洞。
“先生，我听上面说，要让市民们准备三天的饭……”韩对拉贝说。
“为什么？”拉贝不解。
“这不，你病的几天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来过……”
“这是下雨的缘故吧！可不是日本人对我的照顾。”拉贝说。
“是的。但你知道，下雨过后，日本人一定会大规模地轰炸南京，而且肯定要比平时轰炸得还要猛烈和时间长。”韩说。
准备三天饭，就是说要在暗无天日的洞里待三天？！拉贝摇摇头，又非常无奈地长叹起来。他翻开日记本，继续写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地获，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上帝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炮弹仍然在洞外发出一声声巨响。拉贝和南京人并没有受到上帝的保佑，日本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战争之苦，正在不断加剧，更深的苦难还在后面……
雨后的南京，人们感觉头顶上的炸弹像过节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乱响。令拉贝感觉奇怪的是，中方应对日机的防空战斗机不知什么时候竟然销声匿迹了。这是怎么回事？
“老蒋在上海已经打得没力气了！南京看来也快保不住了！”还是韩湘琳等中国人了解情况快。
如此看来，剩下的时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拉贝参加过一战和非洲的战事，明白自己所处的南京着实命运不佳。这种日益多变的形势，可以从种种迹象表明：他身边的中国帮工——那些办公室的勤杂工和用人纷纷被征召去当兵了，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岁出头至三十五岁之间，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中午就被拉往前线与日本人打仗去了，其命运大多也是凶多吉少。
“蒋先生真是扛不住了！”拉贝和留在城里的几个德国伙伴私下里议论着，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他们这些“老外”到底今后在南京还能干什么事？这是拉贝等人最关注的。
雨，仍然下个不停。对拉贝来说，他最讨厌下雨，因为一下雨他的防空洞里面就会渗进许多水，这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绝对反感的事，尤其是像西门子这样大公司的职员来说，凡是与“工程”和“机械”相关的事摆出来的话，有些瑕疵是不行的，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但在南京，下雨对多数人来说是好事——日本飞机就不会再出现在头顶上了。
11月12日这一天日本飞机还真没有来，南京市民们与拉贝都认为是下雨的原因，其实这一天日本人就没有打算到南京来，因为他们此时此刻正在上海庆祝“伟大胜利”呢——他们在铁蹄和刺刀的共同力量下，已经把国民政府在上海市的旗子扔进了黄浦江里，换上了他们的太阳旗……
“升旗！今天你要升中国国旗！”办公室留下来的一名姓蔡的勤杂工一早过来向拉贝传达上面的指令。
“为什么？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把德国的旗降下来，换上你们中国的青天白日旗的！”拉贝断然拒绝。
“这、这……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政府的意思嘛！”蔡很委屈地说。
“我不管是谁的命令，在我的这块地盘上，谁也别想降下我们德国旗。”拉贝气呼呼地嘀咕道，“这是我们公司一贯的立场！也是我们公司与贵国贸易的条约内容之一。谁都不能随便破坏！”
又一位姓张的过来了，他拉住拉贝说：“不是的，是蔡搞错了。今天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政府要求我们下半旗以示哀悼纪念。”
“我到底听你们哪一个？”拉贝似乎真生气了。
“是他错了。听我的没错。”姓张的堆着笑脸，对拉贝道。
拉贝总算明白其意，于是道：“那就把德国旗和你们的国旗一起升上去，再降半旗。”
拉贝亲自看着两位中国勤杂工把旗帜升上后才摇摇头，进了屋。心说：“这些中国人，办什么事都不能说个明白。”
上海失守，受难的不止中国人，拉贝他们也惨遭损失和伤害。从上海运输公司那里他得知：前日离开南京的里贝在路途上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人没有死，身边的几个能上能下箱全被炸烂了。“你们给我记个单子，等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让日本人加倍赔偿！”拉贝这回真是气得眼镜几次从鼻梁上掉下。他托里贝随身带的东西丧失殆尽，能不叫他心疼？
南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中国政府部门的人都像暴雨前的蚂蚁，人人都在忙着打包搬家——南京国民政府要害部门基本要搬空了，剩下的政府部门和各种机构也都你争我夺地在动用各种可能的运输工具为自己忙碌。有钱的市民则在千方百计投奔亲友或往香港、汉口甚至更远的地方搬迁。留下的穷人们，越来越没有指望，他们的脸部表情都是呆木的。
拉贝他们这样的外国人，已经是少数了。每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在协调各自的侨民撤离，下关口的长江上停留着十几艘洋船，随时在准备着出发。拉贝他们的德国人也仅剩一艘“库特沃”号船，是大使馆作为最后运送德国侨民撤离南京的唯一机会了。“库特沃”只有五十个卧铺，于是能够挤上“库特沃”的也要算运气了。
“无论如何，请拉贝先生帮忙了，我和妻子想搭你们的船到汉口，求求您了。请您跟船老板说说，加倍钱我们也愿意。”一位姓王的工程师来找拉贝，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与西门子有业务往来，也算是拉贝的生意伙伴。
“你等等，我去请示一下大使先生。”拉贝是热心人，能帮助别人的事他一定想尽办法去做。可这回他是垂头丧气回来的。
“大使坚决拒绝，说这只能给德国人留位子……”拉贝似乎很没有面子地向王先生报告，“不
过，大使还算给了我一点面子：你的妻子是奥地利人，大使答应她可以上船，但王先生你不行。”拉贝补充说。
王先生征求妻子的意见：“行吗？”
“不行！你不在我身边，我无法活下去！”洋妻子像摇拨浪鼓似的晃着头，眼泪都快要溢出眼眶了。
拉贝只得双手一摊：“这就没办法了！”
看着朋友伤心离开的样子，拉贝紧握拳头，咬着牙根，道：这些账都该算在日本人头上！
11月17日，还是雨天。南京人比较喜欢，用拉贝的话说，“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经乱成一片。”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乱七八糟，汽车、马车、三轮车……凡是能滚动的东西都用上了。甚至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卡车和坦克车在街头行驶，它们都在做一件事：装运东西，撤离南京城。在这个撤离和装运队伍里，拉贝是其中的一个——他本人已经做好准备为自己的公司留在南京到最后时刻，但他的同事和朋友都要走了，还有拉贝自己家的许多物品也需要搬运到另外的安全地方，故此刻他也成了忙碌人群中的一员。拉贝想不到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诸多朋友听说他要留在南京，所以纷纷找他，请求他帮助看守和关照他们的房子及搬不走的物品。
“我的这台收音机很贵的，但它太重了，搬不走了。拉贝先生请你无论如何想法保管好它。”说这话的是大使特劳特曼博士的夫人。这夫人客气、亲切，且细声细语，一次一次地请求拉贝原谅她的“打扰”。
“应该的，应该的。”拉贝笑脸迎送这位大使夫人之后，回头直骂自己是“充大头”，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一样。
下关码头上的乱象已经到了极致。拉贝感觉自己似乎又像回到了当年在非洲的苦难岁月里。他自己的六个箱子放在朋友的一个包厢内，一看，还成。结果他刚想闭舱，就遇到了熟人西格尔先生。此兄运一大卡车的皮箱要上船，又找不到地方。“拉贝，你这神仙，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拉贝摊摊手，意思你看这个乱象，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行，你得帮忙。这些箱子其中一半是你老朋友里尔茨先生的，你得帮助他。”西格尔说。
一听是老朋友里尔茨的东西，拉贝眉头一皱，一挥手：“跟我来吧！”
俩人把五个里尔茨的皮箱塞进了拉贝买下的舱位里。
“闪开！闪开！”突然岸上一阵嚷嚷。拉贝探头一看，有人扛着一个长长的卷筒式的东西，蛮横地从岸头冲向船的甲板，站在两边的行李和搬运工躲避不及，有人落水，有人开骂，一片混乱。
这不是欺负人嘛！拉贝岂容此等行为。他冲过去责问那人：“你不能这么干！上船得有秩序！”
不想那人冲着拉贝，嗓门更高了：“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必须第一个上船！”
“大使也不行！”拉贝一听就急了，一边大声制止，一边用手封住那人的嘴。
“你——”扛地毯的人一下被拉贝吓住了，涨红了脸，半天说不出话。
“你可以先走，但不能抬着大使来压人！明白吗？”拉贝悄声在那人的耳边说道。
那人点点头，终于明白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码头上、甲板上雨水夹着泥水，溅透和湿透了所有人的衣服与鞋子。拉贝跟着大家一样狼狈，但最让他说不出的愤怒是：在船上又一次遇到了工程师王先生夫妇。
是王的奥地利夫人先发现了拉贝。她说：“拉贝先生，他受不了在行李舱的那个罪，没吃没喝的，他想换火车到汉口……”
拉贝一边甩着脸上的雨水，一边瞪着眼睛问王夫人：“既然如此，那就上岸吧！改乘火车可能还来得及！”
王夫人又哭了：“可我不想换乘火车，‘库特沃号’是你们德国的船，日本人不会轰炸你们的船，乘火车太危险了！我不愿意。”
“你们……”拉贝实在想发火了，可觉得像他这样的绅士是不该对一个女士发火的，于是只得放轻声音再问，“那你们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呜呜……”女人哭了。
拉贝的心软了，伸开双臂，将这个奥地利女人拥抱了一下，说：“我建议你们还是跟着这船走吧！”
“那好吧，听你拉贝先生的！”女人不哭了，回到行李舱里去找她的男人，“有事我还找你啊，拉贝先生！”
拉贝望着她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拉贝啊，你活该，这都是所谓的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当天的日记里，他写下这句话。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南京的日子已即日可待，蒋介石对守卫首都的决心也在发生动摇，南京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日军进攻南京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种种问题摆在中国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诸多外国人的面前。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撤离，外国各使馆一方面随蒋介石的政府机构内撤力保配合，纷纷搬迁至汉口，另一方面又力图争取获取日方的态度，观望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们在南京的资产和权利能否获得保证。由于美、英等主要国家已经在政治立场上同日本国处于决裂状态，所以多数国家的使馆认为自己国家在南京的财产和权利恐难保障，故撤离南京已是不用解释的了。只是南京乃中国历史名城，且又是一国之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早已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渗透，尤其是各国的教会组织，布道人士和神职人员在此的活动时间远比各国驻华使馆的根基深厚得多，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神职场所等遍及城市和乡村。另外，随着西洋现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引入，像拉贝所在的西门子等外国公司也在南京有许多分设机构和代理业务，所有上述机构和人员，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国势力和人员，他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态度也不一致。即使留下来的机构和人员，其目的也很各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所有神职人员的出发点相对而言，多数是为了不想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国事业”轻易被日军破坏，期待以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难的民众。另一部分是有职业使命的医生和在华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再者便是拉贝这样的生意人。
“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求，争取我们应有的尊严与权利。”其他的洋传教士、教授和生意人都这样认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汉。”毕竟，战争是无情的，日本人的凶蛮与罪恶已经摆在这里。如何维护在炮火下的安全和为中国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这让准备留下来的外籍人士们以及他们的大使馆在思考。
应该说，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诺神父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是几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上海淞沪战役之中，上海“中立区”不仅为保护在沪外国人利益作出了卓著贡献，而且也为保护数以万计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也让迫在眉睫的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动了此念。关于整个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提议过程，拉贝先生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但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找到了一份当年美国国务院档案翻译材料，这份珍贵的史料详细记述了提议过程的始末——
关于暂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5时30分左右，W.P.米尔斯（Mills）先生、M.S.贝德士（Bates）博士、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mythe）博士（后两位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在约定好之后，来到了帕克（Peck）的住宅。
谈话首先由米尔斯先生和其他人对帕克作了如下说明。
（1）在南京附近和市内进行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进行讨论，暂定提案设立安全区，或称为难民区、非战斗区域。（2）关于场所，研究了几个地方，但决定城内西部地区较合适。（3）当向大使馆罗勃兹上校（他处作上尉）征求意见时，他说，中国的军事当局会同意不把西部地区用做军事目的（因为实质上不会削弱他们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呢？他说，假如在南京附近进行战斗，就要考虑战斗是在城市的东部或南部。（4）关于这项计划，杭立武博士对王世杰教育部长作了说明。王部长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主动向军事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现在为首都卫戍军司令）提出商量。唐将军没有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他同意同蒋介石商量一下这个计划（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
接着，到访者们询问道：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大使馆会主动将它通知给日本当局吗？对此，帕克先生说，关于这件事今天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明妮·魏特琳（ Minnie Vautrin）女士的信所说的内容，自己也会约定乐于接受这份功劳，将这一情报传达给日本。
接下来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内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设定非战斗区域的计划是美国人想出来的话（也许会是这样的），其结果，两国任何一方破坏了协定的话，那么预定发起这项计划的人无疑就会受到大家的憎恶。因此，他主张提倡、推进这项计划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败的责难，采用一个没有误解的方法，应该由中国军当局自己主动地尝试加入到这项计划中来。
帕克先生进一步说，美国大使馆当然在向日本当局传达非战斗区域计划是基于中方所接受的一点。
到访者从内心里对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米尔斯先生提议说，正如帕克先生所说，如果大使在那天晚上预计见到孙科博士的话，试着向他探询一下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到访者当中，不知哪一位决定明天再拜会帕克先生，商谈一下有关安全区的问题，谈话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与孙科博士一起共进了晚餐，张群将军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一起就座。谈话中，大使说道：说明一下上述计划的概要，话题是出自没有公务的平民，目前它还处于议论阶段，被问到了此事，就回答说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就乐于斡旋向日本当局传达等等。
市长好像对安全区的提案还没有听说过，就此他本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整个晚餐中，他好像一直在思考那个提案，像是发现了其可能性。当问及他时，他说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说起来，推测像是否定。
应约翰逊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尔斯、贝德士、斯迈思交谈的内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国人说明了一下。
一同进晚餐的张群将军是现国民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议道：对于安全区的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但是，他的发言预示着一种黯然的假说，即日军一定会来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发言只不过是想缓解一下当时严肃的气氛。（参见《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2卷第84-86页）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首先是由几个美国籍教授有了想法，再征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口头已经向中国政府的高层相关领导通过气并获得赞赏后才提到议事日程的。
应该是11月18日，即斯迈思、贝德士等同张群这些国民政府实力派官员有了沟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问题了，比如请谁来当头儿。
这是让美国人感到有些头疼的事。按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导权或者说领导权的，但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唯一让日本有可能会考虑“友好关系”的，只有德国人了。
“假如我们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区’，就得选一位能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当我们的头儿，否则我们这些人将无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被日本兵‘格杀勿论’呢！”这了筹备这件事，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贝德士博士想到了这一层。
“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斯迈思想到了他曾经接触过的这位德国人。
“这事非他莫属。而且关键他还是纳粹党员，日本人应该对他另眼看待。”
“我们接触过拉贝，这是个办事认真、细致，且不乏热心，又有商人机智的汉堡人。相信他能干好。”
几位美国教授和传教士为共同选中拉贝而欣慰。“日本人已经冲过中国军人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设立中立区的事不可迟疑了。今晚我们就把拉贝找来商议吧……”斯迈思教授建议，“就到我家吧。这位汉堡商人来过我家，他会喜欢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饭时间。斯迈思教授家颇为热闹，鼓楼医院和金陵大学任职的数位美籍医生与教授差不离都到场了。拉贝应邀前来。
当贝德士教授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贝介绍了他们事先商议的准备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前成立一个国际安全委员会，同时着手建立类似上海雅坎诺神父在租界设立的“中立区”，及其任务和所要做的事后，隆重邀请拉贝出任该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激动地听取美国朋友们的介绍后，惊讶地问：“为什么主席是我呢？你们可都是杰出的人物呀！”
“我们认为，目前只有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颗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国国籍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相提并论的。”马吉牧师说，“当然，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职务，拉贝先生你本人是否有此志愿？”
“对，这是我们这些人一致的看法。”贝德士等一齐向拉贝投来赞赏的目光。
拉贝认真地看了一遍到场的每一位“山姆大叔”的目光，他确认了这些目光是真诚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道：“大家认为我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的党员身份在日本人面前十分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你们的建议。”
“OK！感谢上帝！感谢拉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国际朋友向拉贝主席致敬！”
“向拉贝主席致敬！”
这一个晚上，拉贝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诸多美国朋友，包括马吉牧师等，他们现在可都是他的“部下”了——国际委员会成员。
“好，太好了！祝贺拉贝先生！”回到洋行办公地，拉贝将这件事向韩湘琳一说，韩立即表示，“我代表南京市人民感谢你！拥护你——尊敬的拉贝主席！”
“我无法想象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将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韩，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这个使命，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荣誉，也关系我作为纳粹党员和德国人的荣誉。”拉贝则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十分信任的韩湘琳。
“放心拉贝先生，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定为你赴汤蹈火！”韩在此之前就曾对拉贝说过，只要拉贝留在南京，他就跟着留在南京，死而无悔。这回又听韩如此表决心，拉贝非常激动，给了韩一个结实的拥抱。
“韩决定与我同甘共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在当日的日记里如此赞赏他的中国同事。
现在，拉贝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场。上海那边不断传来消极消息，他不得不持有这样一份雄心。“否则将毁掉德国人的一切荣誉”，拉贝内心有股强烈的使命感。当他把这事报告给了德国驻华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大使同时还告诉拉贝，使馆方面暂时也要留下三个人：希尔特尔、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
“罗森这个人并不想留在南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呢？”拉贝对罗森这人很不喜欢，觉得这人贪生怕死。他希望大使能撤掉对罗森的命令，但没有获得批准。
韩湘琳便劝他说：“你得跟大使馆的人搞好关系，他们是些什么人？说不准在背后还会告你状呢！”韩湘琳提醒他。
“我才不怕背地告状的卑鄙小人呢！我们所有留在南京的人都是英雄，都是要去面对日本人刺刀的英雄，他罗森如此胆怯的人，怎么可以跟我们战斗在一条战壕呢？我弄不明白大使先生是怎么考虑的。”耿直的拉贝依然愤愤不平，说他还要找大使的夫人，争取游说成功，“留下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应当像我们汉堡的商人一样，用你们中国话说：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他说。
11月22日上午，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拉贝去使馆开会。打电话的恰恰是罗森博士。“我必须有个汽车特别通行证，否则许多事都难办！”拉贝向对方提出，似乎带着某些情绪，但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鉴于南京城内的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在前几天宣布全城晚上戒严。作为德国方面的代表和未来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这样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使馆的罗森博士并没有这样认为，他觉得拉贝这人还没有上任“主席”，便开始“牛”起来了。
“这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就像我们西门子的任何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少一个都不行，没拧紧也不行。作为德国利益的代表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我必须有一张汽车特别通行证！”在使馆与罗森见面后，拉贝依然不依不饶地提出上面的请求。
“那好吧，我同中国政府商量商量。”罗森直摇头。
“小子！你怕死，但去向中国人要个特别通行证还不至于让你生命有什么危险的。”拉贝心头有些乐。
当日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作出了在南京设立平民中立区的决议。拉贝荣幸地当选“主席”。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尽全力领导好这个组织，并愿同各位协作好。”拉贝的履职演说词并不多，这让听惯了德国人华丽词汇的在场的各位人士多少有些失望。“非常时期，非常语言，重在行动嘛！”拉贝忙向大家这样解释，于是大家又都笑了。
办事向来一板一眼的拉贝领导下的国际委员会，立即就根据自己确定的任务，拟了一份代表全体成员给日本当局的声明。这份声明需要通过美国大使馆的电台发给在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再由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转交日本驻华大使。
“我们的这份声明，在日本大使收到后，他们不能随意发表，这涉及外交问题，而且我们这个组织目前还没有得到中方和日方的批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想做的事一下陷入被动。因为一方面外交上会有些不顺畅，另一方面中方和日方反对我们这样做的话，所谓的中立区有可能反倒成了日本军队的帮凶。”主席拉贝已经开始转动起他那缜密的脑子了。
“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到会的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份文件出笼，一式两份，分别是中文和英文版本，目标是中方政府和日方政府。声明的大致内容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十五位国际委员会成员按当时的顺序分别在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J.M.汉森、G.舒尔彻一潘丁、P.H.芒罗·福勒、约翰·马吉、P.R.希尔兹、艾弗·麦凯、约翰.H.D.拉贝、J.F.皮克林、M.S.贝茨、爱德华·施佩林、W.P.米尔斯、C.S.特里默、D.J.利恩、查尔斯.H.里格斯、刘易斯.S.C.斯迈思。其中拉贝、马吉、贝茨、施佩林、米尔斯、特里默、里格斯、斯迈思等八人，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留了下来。这些人身份都很特殊，有大学教授，有医生，也有神职人员，还有拉贝式的商人，他们所在国的大使馆其实并不支持他们留在南京，然而这些“富有良心和正义感且不怕死的”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断然决定留在日本军队即将到来的南京城内。这是需要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和良心的，拉贝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前和占领南京后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无数次地被人问及。到底为什么？“国际安全区”提议者之一、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作过忠实的“自白”。
贝德士先生认为，这是“残酷的战争所迫”。他说：“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如果我们解除作为时间的奴隶状态，这样的生命可能是永恒的。这是一种新的自由感觉，在（上帝）给予的光明的指引下勇往直前赢得可能到来的一切。即使生命现在结束，它依然具有价值，仿佛是为他人的养育与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其价值之贵重永远不会消失。迄今为止，一个公开的紧急战斗的进程，一个化解狭隘宗派意识的企望，已经赢得了持续。但是，一个意欲报复的宪兵，一个心胸狭窄的密报材料的读者，就能粗暴地毁掉一个人的终身事业。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需要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途径……
“有大量的爱，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与令人沮丧的地方也可发现。”
说得多好！有爱的地方，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与令人沮丧的地方，那些善良和弱小的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自己力量的伟大之处。这样的人虽然在世界上并不是多数，但他们的能量却是不可低估的。拉贝他们便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天是11月23日早上，拉贝一起床就收到了妻子托特劳特曼大使夫人转送来的两份特殊礼物：一是妻子祝贺他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二是一条很漂亮的围巾。
“谢谢亲爱的！”拉贝光着身子，浸在浴缸里，双手捧着妻子发来的电报和那条围巾，浴缸旁边的台式唱片机里正播放着《祝君长命百岁》的中文歌曲。
拉贝闭上眼，整个身子泡在温水中享受着——“清洁高于友谊”，他脑子里闪出这句话，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今天一早不到5点钟，德国骑兵上尉洛伦茨先生给他打电话，这位在中国军队当顾问的年轻人说刚从前线到了南京，希望拉贝帮助他上“库特沃”号。“可是我们的船已经在昨天晚上就走了呀！”拉贝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位德国同胞。上尉的电话刚放下，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编辑）又来按门铃……这一早晨让拉贝烦得不知所措。干脆，关上门，往浴缸里一躺，过自己的生日！
让拉贝哭笑不得的是：原本他准备让用人做个生日蛋糕，好与自己身边的中国朋友和德国同事一起庆贺一下，哪知厨师病了，勤杂工蔡先生说他不会用“蜡烛做蛋糕”。
“这人，他全弄反了，蜡烛怎能做蛋糕？”拉贝越想越发笑，最后竟然在浴缸里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韩湘琳过来了，听到拉贝难得的笑声，轻轻推开浴室，打趣地说：“先生今天的心情不错呵！”
“当然，今天是我的生日！”拉贝这才止住笑声。
“是吗？应当庆贺呀！一会儿我让用人给您做碗长寿面！”韩湘琳兴奋道。
“叮铃……”电话声又响起。
“斯迈思打来的。说一定请你接。”韩报告说。
“喂——什么？他们、他们美国人做事为什么就……那好吧，我们发个电报去致歉一下，这个致歉必须办。”从拉贝的脸上可以看出，刚才的这个电话让早上的整个生日快乐气氛全都泡汤了。
“怎么回事？”韩问。
“斯迈思说，路透社在发电报时无意中把我们关于建立安全区的秘密给泄露出去了。才刚刚起了头，就弄成这样。日本人现在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不在私下里先通报他们，先向全世界公告我们要在未来他们的统治区内设什么安全区，他日本人还不认为我们是无视他们的威严和存在吗？所以必须有个补救措施……”拉贝一边穿衣服，一边扒拉着桌上的纸，准备起草“致歉信”。
“拉贝先生，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个人已经无法给你准备什么礼物了。但我的一个朋友知道你要为我们的市民办安全区，他要送你两辆卡车，上面还有一百桶汽油和二百袋面粉……”韩湘琳向拉贝报告道。
“我的天哪！你这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韩，太谢谢你了！”拉贝张开双臂，激动地拥抱住韩，说，“你是最好的中国朋友，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骄傲！”拉贝想起韩湘琳一家老少跟着他留在南京，今天又带来这么个“生日大礼”，禁不住热泪盈眶。
“很少有什么事可以打动我的，但韩，你所做的事常常令我感动。谢谢，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全家。”拉贝说。
“要谢的是你！真的，拉贝先生，现在你要为我们办安全区的事已经让许多人知道了，如果一旦消息公布出去，我想全南京市人民都会感谢你的！真的。”韩湘琳也激动了起来。
“好，我们一起为大家做好事吧！”拉贝放开韩，又立即摆开一副主席的架势，“什么时候能把这两辆车子开到这儿来？我必须让这么宝贵的‘礼物’停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这事交给我办就是了！放心吧，先生！”韩说。
拉贝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双掌摩擦在一起，在屋里踱着步子，嘴里嘀咕着：“不敢想的好事！不敢想啊！我这个主席看来有些权力了是不是？哈哈哈！”
这一天的事够忙的。
下午5点，也就是晚饭前，中国政府外交元老、当时南京政府实力派人物张群将军在其官邸里有个茶话会，此会显然是中国官方意向召开的。参加的人员有前几天走马上任的南京市国民政府守备总司令唐生智、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和南京市长马超俊及各界著名人士。除此之外主要是留在南京城的五十多位美、英、德等外籍人士。唐生智等都在会上致辞，拉贝他们自然最关心中国政府对时局的判断和打算，另一个就是一旦日本攻占南京的一些中国方面的考虑——这包括了以他们设立“国际安全区”的看法。
“蒋总裁对抗日的决心大家想必已经从上海的战役中看到，关于保卫南京的问题，我们在12日已经发表过一个声明，蒋总裁和我们全体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将士们，对抵抗日本的决心是坚决的、坚定的，而且要与侵略者誓死一战。”唐生智进而说，“今天请大家来，一就是想告诉诸位：我们的抗日决心和意志是不会动摇的；二是想借这种茶话会的形式，建立我们之间的及时沟通情况的机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建议在张部长这个地方，每天晚上能够让诸位在此交流交流，相互沟通……”
拉贝和出席茶话会的美英德等国的外籍人士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总算他们可以在“非常时期”能与中国领导人、南京市政府方面保持畅通的接触，类似“圆桌会议”的活动。拉贝对中国政府官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京就采用过这样类似的形式。
“很好！我们非常赞成。唐将军想得很周到。”拉贝等鼓掌回应。
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很晚了，但当拉贝看到客厅里放着四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时，开心地笑了：一定又是妻子托韩湘琳给他的。
多拉，我爱你，深深的！拉贝拿起床头柜上的妻子照片，吻了又吻。
好事坏事在这一年的秋天里，拉贝可谓统统饱受了。第二天醒来，拉贝便得知了因为路透社的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他们“民间”商议的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消息，被外界误读为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主张要搞的东西，日本政府当即提出抗议。东京方面认为，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离开南京搬往汉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在南京要建立“安全区”（中立区）？
敏感时期的美国人并不想与日本交恶，所以赶紧让留在南京的使馆人员与德国使馆人员、那个拉贝非常不欣赏的罗森出面写个电文说明，好让美国政府撇开与此事的关系。罗森接受任务后赶紧通过自己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把写好的电文通过美国海军电台，转给美国国务院，再由美国人去日本方面说明此事过程。电文这样写：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其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基于某些城区在以往的空袭中屡遭破坏这一事实，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此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给了上海日本大使馆和东京。新的保护区在特别情况下只向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庇护。与此同时，当然仍旧希望以往受保护的城区今后也完好无损。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的、然而同样热情的支持。
外交仗怎么打，这不是拉贝的事。他关心的是他所承担的责任。比如现在他这个“主席”到底能干些什么，以及将来一旦日本人占领后，他与同事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和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及他们的财产。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日本人声称“不再炸南京”的承诺根本没兑现，而拉贝院里的防空洞则又被雨水灌满了——“这是绝不允许的”，德国人办事的认真劲，不得不让拉贝手下的人“全部出动”，拿盆、拿勺的，全都到洞里去舀干……最令拉贝不可接受的是，韩先生说好的那两辆卡车由于一名司机害怕日本飞机轰炸逃跑而丢失了，另一辆装满汽油和面粉的汽车则又被驻军88师扣住了。
“不行！物品必须运回来！汽车也要开回来，你看看现在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员，成百成千的，他们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救他们的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拉贝要求韩湘琳尽一切力量把被扣汽车开回来。
在一位叫杭立武的中国博士帮忙下，拉贝这紧追不舍的事后来实现了。
“你在车头上挂上德国旗，这样可以免被中国军方征用。”拉贝的办法多，但混乱的南京城每天也不断在增长麻烦。有时麻烦比办法还要多。因为南京市马超俊市长已经宣布了命令：市民尽量撤离市区。
后面的一句话马市长没说出：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城了！
百姓并不知道：此刻的日本军队一路凯歌，直逼南京城外。
“拉贝先生，今晚我邀请您来张群先生的官邸一聚啊！”是马市长来电。
“OK，我一定去。”拉贝回答。
从马市长那里获悉：蒋介石已经基本答应拉贝他们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但日本方面没有任何音讯。这让拉贝非常着急。回到住处，他辗转难眠，心想：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尤其是作为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崇高使命”，将是非常不幸，也很没有面子。怎么办？日本人现在又臭又硬，好像这世界上谁说话都可以不听，独断专行，霸气十足。
拉贝灵机一动：对，请我们的元首出面！日本人总该给面子了吧！拉贝忍不住从床上坐起，挥笔写就一篇电文，让德国驻上海纳粹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先生通过上海总领事转交柏林的希特勒——
致元首：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
西门子驻南京代表
元首能不能理会此事？拉贝坚信会的。但写完此电文后，拉贝担心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千万别因为发往柏林的电报费太高而上海的那位总领事不给他发这封“涉及几十万人生命”的“最最重要”的电报，想到这儿，做事一板一眼的拉贝还特意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先生发了一封专电：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示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如有必要，我将支付电报费。请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从我账上预支。
拉贝
一个做事细致、内心又极其崇高的人才会这么想、这么做。他是在为中国南京市民做事，却能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民为什么感谢拉贝也在于此。
晚上依然应南京市长之邀在北平路69号英国文化协会开碰头茶话会，没有新鲜事，这一天主要为英国上将霍尔特举行告别会，不过对拉贝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借机把发给元首和上海总领事的电报交给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代为发出。
这一天回来从收音机里听的消息令拉贝更加着急：守卫南京的要塞——江阴要塞已近失守。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南京痛苦的日子就真的要来了！”拉贝对韩湘琳说。俩人默然对视许久。
“愿上帝保佑南京，保佑我们吧！”拉贝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第二天——11月26日，是个阳光高照的日子。一早就有位中国人闯进拉贝的院子，请求见拉贝。
“有何贵干？”拉贝略懂一般的交往礼语。
那人便说：“我的亲戚经营首都饭店，让我来跟先生商量，能不能在我们的饭店上面升一面德国国旗？”
“干吗用？”拉贝警惕道。
“嘻嘻，现在全南京人都害怕日本人的炸弹往自己的头顶上扔，也都知道他们唯一不向你们德国人的头顶和房子上扔，所以……”那人笑嘻嘻地解释。
拉贝一听，脸和脖子一下全都涨红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为啥？”那人傻了，似乎弄不明白这位别人都称其为“好人”的洋人为何如此怒气冲冲，即使不帮忙也犯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这是原则！”拉贝气呼呼地说。
“原则？这还有原则？不就是借用一下你们的国旗嘛！”那个人一脸不解地走了。
“绝对的原则！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在我拉贝身上出现。”拉贝觉得人格和国格上受到不小的污辱。
但拉贝又很快对这件事消气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天天在传播各式各样的谣言和离奇的传闻，一会儿说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逃离南京了，一会儿又说日本的特务已经潜伏中国守军几个关键营地了，一会儿说德国的希特勒帮助中国同日本和解……总之，什么好事坏事都在传，唯一就是很少有一件事是真的。
唯一真的是：日本的飞机仍然天天在轰炸，而且已经把炸弹投向城区的居民区与建筑物，还有就是日本人的炮火似乎离南京越来越近了。
“先生，你们大使馆转来上海的一封电报。”韩湘琳告诉拉贝，“是不是你们的元首有回应了？”
拉贝两眼盯着电文，十分沮丧地摇头道：“元首没有来电，倒是公司催我尽快离开南京……”
“啊？西门子让你离开南京？这、这……先生你要走啊？”韩湘琳一下着急起来。
拉贝看看他，说：“我不会走的，请放心。”
韩仿佛心头落下千斤重石，但又担心起来：“先生如何向你的公司交代？”
“我有办法。”说完，拉贝坐到办公桌上，提笔写了一份电文：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二十多万市民。
拉贝
这份电报，文字只有一句，但内容却重如泰山，语气也十分坚决。身在异国他乡，可以承担保护二十多万人生命的这样一个国际责任呢？拉贝坦诚而坚定，一丝不苟，认准的事，别人无法动摇他，这是内在的人格所决定。随着日本军队越发接近南京，他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责任是正确而不可推辞的。
晚上依然是“碰头会”——茶话会。中方的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固磐通报情况，内容依旧，拉贝的感觉是中方有些“报喜不报忧”的味道。不过，这一夜让拉贝收获最大的是他一向不看好的罗森先生为他做了件大事：罗森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前文讲到拉贝不欣赏此人是因为他觉得罗森曾明确表示不愿留在南京，这让拉贝一下有了“此人不够勇敢”的印象，拉贝认为这样的人很丢德国人的脸面。但今晚罗森在再一次代表使馆方面劝说拉贝离开南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时，拉贝反向他提出能否把张群将军的别墅留作他拉贝用——“当然我并非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假如我有那栋房子，我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张部长家的防空洞比我那个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当真有此念？”罗森听后，认真地问拉贝。
“有。非常的有！”拉贝说。
“那我努力争取。”罗森答应试试。
第二天，罗森把拉贝做梦都想完成的事“搞定了”！
“太谢谢罗森博士！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心地善良、宽阔的好人！”拉贝不曾想到他曾经讨厌的人，竟然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张群的房子本来是给罗森用的，现在罗森主动让出留给拉贝。汉堡商人能不激动吗？令拉贝更加感动的是，罗森还悄悄塞给他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介绍信”，凭这张“介绍信”，拉贝随时可以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而此船是仅有几艘停靠在下关长江上的外国救急船，它可以逆流上行到汉口。
拉贝没有看错人，罗森不但人好，而且其家境令人羡慕。拉贝一下与罗森走得很近，这也让他第一次知道了罗森的一些底细：罗森的祖父与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朋友，罗森身边还留着贝多芬给他祖父的信。一百多年以来，罗森家族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其父亲当过政府部长，然而罗森则比较不幸，他一直只能当驻外大使的秘书，原因是罗森遇到了希特勒时代——犹太人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甚至严重排斥，而身为犹太人的外祖母，把罗森的前途给毁了。
拉贝知道上述情况后，对罗森曾经有过的一些消极情绪有了“完全的理解”。
这一天是11月27日。晚上的茶话会上又一次出现了唐生智这位大人物。身为南京守军的最高司令长官，他看上去似乎还很威武，并且当场作了“坦诚而重要的讲话”，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决意要保卫南京，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南京不久很可能将变成战场；
外国人因此处境危险，建议他们离开南京。他将竭尽全力保障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国人的财产安全。
估计再过几天，他的守城部队会关闭所有城门。如果有必要，他还将设法使外国人出城（或从城门或从城墙上翻越），但是城外也可能有危险。
南京城将由训练有素的部队保卫。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解决城内和城市周边五十公里以内的违法军事组织。
之后，唐将军补充了重要一点：南京周围部署的军队来自许多省份，这样他就很难防止城内出现骚乱。
在后来的私下交谈中，唐生智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攻陷芜湖，那么部署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将会被围困；最后中国军队只有突围一条路。
作为南京城的最高司令长官，唐生智能这样坦率讲“实情”，在拉贝等外籍人士看来，实属不易了。尽管大家对唐决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些怀疑，但南京城到底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从唐的口气里也似乎拿不准。因为一方面唐誓死保卫南京城的决心好像很坚定，另一方面私下谈话里又明显地流露出情绪低沉的哀兵味道。其实拉贝他们心里清楚，他唐生智的底气到底还剩多少，也绝对不是他身为十五六万守城军司令长官说了算的。
南京城的命运，现在是日本人说了算——尽管日本人离紫金山还有一二百里路。可一二百里对装备精良、铁蹄横行的日军来说，也就三五天的时间。这才是拉贝最关心的实际问题。
国际委员会又一次会议在斯迈思博士家召开。围绕着“日本方面对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中立区毫无回应”的情况，如何在眼下日趋紧迫的形势下开展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主席拉贝认为，如果没有日方的答应，国际委员会即使建立了“中立区”，也等于我们是把一群温存和散放的绵羊圈在一起，反倒帮助赶来的野狼更方便地吃掉这些可怜的羊儿，这样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却给南京人民酿成了巨罪！
“拉贝主席的这种认为并非没有可能，现在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疯了的野狼，一旦他们进城后，认为我们这个中立区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或者借着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等等理由从而彻底否定它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收留的人越多，可能犯下的罪行也就越大。这一结果不可认为是不存在的。”米尔斯牧师建议，“应当尝试一下，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能否考虑和平让出南京城，这样不至于日本人硬攻之下再进城找到大屠杀的借口。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队及大趋势看，军事固守南京，其实是很荒唐的！”
刚刚当选国际委员会中方总干事的杭立武完全不同意这个提议，他说：“我们同日本人打到这个份上了，再让老蒋空手交出首都南京来，我想即使蒋介石有此心，全中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的。”
“你的意思我们只能等日本人答复？”同样是新当选总干事的菲奇先生问杭立武。
杭点点头说：“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只有耐心等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否则就可能像主席所说的那样，用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力不讨好’。”
“不可思议！我们冒着如此大的生命危险，竟然还可能落个不好的名声！怎么办呢？”有人急躁起来。
会场有些乱，每个人都显得情绪有些失控。唯有主人斯迈思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博士，你的意见呢？”拉贝知道斯迈思是有名的“智多星”，便过来问他。
斯迈思站起来，从与拉贝一起来的施佩林手中要过雪茄，连抽了几口，说：“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动议建立中立区，首先是，本来就没有人授权给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奉行上帝旨意、以自己做人的信仰去志愿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南京市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才有了这样的动议，其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的旨意赋予我们这些心怀仁慈的人的使命所致，也就是说，错不在我们。其二，从事情本身来看，日本人肯定是不爽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他们意愿，作为一个征服者在战胜另一个对手时原本可以采取一切自由自在的行径——比如犯罪和屠杀。日本人一定这样认为，一旦占领南京后，他们就理当享有这种权利。而我们建立了中立区，从某种意义讲，明显是限制了他们的这种权利。所以说，日本人对我们的反感是肯定和必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把对他们的这种限制提前公告了出来，并且还要让他们亲口答应。设想一下，他们会有答复给我们吗？不可能。我想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我倒以为，事情并没有我们最早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对不是那么坏。我的意见是，任其自然，我们照干我们的事！”
“同意！完全同意斯迈思博士的意见！”拉贝显得很激动的样子，双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做我们的事，结果如何，上帝会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讨论的主题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国际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主席拉贝对自己领导的这个组织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像斯迈思博士等这些高智商和大胸怀的基督徒，再加上像他这样富有强烈使命感且干事精细的德国商人，“中立区”必定会造福于南京人民，至少可以让大难临头的广大平民有了一丝绝望中的暖意。
回到自己的住处——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让施佩林把腾出来给自己用的宁海路5号——宫廷式建筑的张群将军的住宅大门口挂着一面大大的德国旗。“这么个好地方，至少可以多安置些难民，我们得保护好，千万别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拉贝认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像斯迈思博士说的“任其自然，干该干的事情”。如果现在不做好最坏的准备，尽最大可能地提前把建立“平民中立区”的事情准备好，过几天后会极其糟糕。
“厅长大人，你是否留在南京？”拉贝今天曾悄悄问过警察厅厅长王固磐。王说：能留多少时间就留多少时间。
拉贝一听嘴噘了起来，心想：你这话意思就是想溜呗！
“现在留在南京的到底还有多少人？”拉贝其实最关心的是这个。
王固磐说：都说有二三十万，其实现在谁也弄不明白。“现在撤离的已经不少，自己投亲奔友的也相当多，但日本人一路从上海打过来的这些地方的难民又不断拥进南京城里来。百姓以为首都南京可以避难。天知道这里几天后就是大地狱！”
“几天后这里就是大地狱！”这话从警察厅厅长嘴里说出来，让拉贝内心震动巨大。
上帝啊，到时我们这些人在一群嗜血的虎狼之口下到底能有何作为呢？如此巨大而痛苦的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地堆塞在拉贝的胸口。
南京城里到底现在还有多少人？看来是个谜。那么，我们这个“中立安全区”，到底需要准备多大的地盘？假设是二十万人，一天要用去多少食粮？如果是三十万、五十万人呢？
上帝，我简直是在做个糊涂的“主席”啊！拉贝一想到这事，脑袋都快要发涨了。
日本大屠杀之前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人，这一问题一直影响着中日两国几十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是不是三十万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与可信性一直无法确定。老实说，我目前所能查到和看到的史料上，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小出入。不过中国有个官方的材料值得重视。这个材料认为：
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五十三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至4月，国际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一百万，到8、9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五十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五十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向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六十余万。（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拉贝日记》第1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像美国人斯迈思博士这样受过严格高等教育和教会熏陶的基督徒，且又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同时又长期在中国工作，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其细致而严谨，我相信他们当年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而得出的结论是准确的、可信的。仅从这一点，我以为，上述关于南京城在日本大屠杀时留下的总人数为六十来万的记载，应该符合实际。
“先生，看到您这些天的脸色不太好，估计可能血糖又高了。必须注意按时注射胰岛素。”韩湘琳对拉贝的身体特别关心，而拉贝则关心韩一家的安全。“你赶紧把全家搬到我这里来，再过几天恐怕来不及了。几天后，整个南京城都是不安全的，只有这儿可能稍稍保险些。”拉贝对韩严肃地说明严重性。
“谢谢先生。我一定安排好。”韩说着，眼眶都有些红了，“如果不是因为先生在，我不知道一家人到底会有啥命运。”
“我们生死共存。”拉贝拍拍韩肩膀，安慰他。
其实他们现在是相互安慰。用人过来告诉拉贝：他所需要的注射胰岛素器械，已经全部煮好了，可以用一个月。
“你要准备这么多啊？！”韩一见那么多注射胰岛素的器械，惊讶地问拉贝。
拉贝说：“这也是战备物资。你想想，未来的一个月里，我这个主席不知忙成什么样，不准备好它，一旦出现身体问题，安全区几十万南京市民怎么办呢？”
韩湘琳动情地说：“中国要是有先生这样的官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到我们首都来。唉！”
“轰隆——”这时，外面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拉贝很快从外交渠道那里得知：有三十辆中国卡车在出城不久，不知什么原因遭受袭击而爆炸，运输车的四十余人全部死亡。
悲也。这样的事在南京城内城外，此刻已经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因为全城都处于越来越混乱的逃亡状态。
拉贝迎来1937年11月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拉贝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告成立。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已经公布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里，拉贝记下了这一天获得的一坏一好的消息：
传说警察厅长王固磐已辞职，有的则说他被捕了。因为王自己不是军人，害怕不能承担当前的责任。
另一则消息是好的：斯迈思博士告诉拉贝，城里有六万袋米，下关那边有三万四千袋。
“天冷了，难民们恐怕还需要避寒的草席子等物品。”拉贝觉得这些事完全不应该是他考虑的，应该是那个南京马市长考虑的。
“他是市长，我只是个洋人、商人！”拉贝在韩湘琳等中国人面前半发牢骚地说。
“我看你马上要当市长了。”韩开玩笑说。
“我？当你们的市长？国际玩笑！”拉贝也自嘲地笑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