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魂系日月
第三章 魂系日月
1.共产党童年的目光就开始了在蓝天上飞翔，他们不仅把革命的种子播进了土地，也洒上了蓝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空军史上出现了“断层”。中国空军有两个童年：一个是国民党空军童年；一个是共产党人民空军的童年。于是，中国空军便有了一个“二重唱”的历史故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高瞻远瞩的共产党人从诞生的这一天起，对天空就格外青睐。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也从没放弃过对蓝天的追求。
人民空军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4年9月，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航空学校，航校先后招收了两批学员，共52人，学员大多来自黄埔军校。第一批招收学员10名，其中有4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又名王叔铭）、冯洵；第二批学员中共产党员有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唐铎（后转入苏联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当时全校只有4架寇蒂斯霍克飞机，各种相当的设施异常简陋，学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向蓝天冲刺。
北伐战争打响后，这些年轻的中国雄鹰便出现在天空。
北伐航空队人员基本是第二期航校学员，航空队即是在广东航校的基础上成立的，而这第二批学员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向天空放飞了第一批鹰群！
他们一出现就非同凡响。
汀泅桥头，叶挺独立团杀声震天；蔚蓝的天幕上，几架寇蒂斯霍克马达声隆隆。贺胜桥战斗，寇蒂斯又来助阵……
紧接着围武昌、打南昌、下江浙，北伐军所向之处，都有空中雄鹰陪伴。北伐军士气大振，节节胜利。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相互纠结，妄图将革命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共两党的飞行员们携手并肩，边学习，边作战，与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6月瘦狗岭之战，航空队连续出动多架次，轰炸叛军，炸死滇军叛乱师长赵成梁，叛军顿时群龙无首，士气一落千丈，2万余人随即投降。9月，革命军攻阳江、打漓州、克廉州，航空队频频出动助攻，直到将军阀邓本殷部赶到海边，向琼州逃亡。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为提高飞行人员的素质，决定从第一期航校学员中选送6人去苏联学习和深造。我党有4人入选。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唐铎。
1926年6月，国民政府再次从第二期学员中选送12人去苏联深造，其中又有5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章（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
在异国的天空，有中国共产党洒上的种子，他们不仅把革命深入泥土，也播上天空！
这些星火般的种子没有忘记党的期望，他们按照党的要求，学习航空各种专业技术。他们深知祖国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他们所肩负的是开创一支人民空军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们刻苦学习，准备报效祖国。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
在残酷的血腥镇压下，共产党人不但没有屈服，从而更加坚强、成熟。他们更表现出了对天空的关注和期望。党中央决定从中国留学苏联的党团员中选拔一批人员转入苏联航校学习。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党团员中，选调了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钧等12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
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选调了王琏（朝鲜人），刘风、王春、李凡、孙武、孙毅卿等9人，进入苏联卡洛夫空军第3航校学习。
中国共产党送入苏联学习的几十位优秀儿女，按照现代空军的编制，大约可以编成一个满员的飞行团。
这4批学员先后有的学成回国，有的留在了苏联。
第一、二批学员中，刘云回国后，于1930年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冯洵、李乾元、黎鸿峰学成回国后，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不幸牺牲。徐介藩回国后长期从事我军摩托化部队建设工作，曾任装甲兵学院院长。唐铎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回国后，曾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常乾坤回国后一生从事人民空军建设和人民航空事业。他在苏联航校毕业后，曾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教官、飞行大队长、领航主任，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1938年回国后曾任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兼航空组副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为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王叔铭后来脱离了我党，投靠蒋介石，曾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
大浪淘沙，是金子不会埋没，是泥沙终将被淘汰。
这4批留学苏联的航空人员，不仅仅是学到了航空技术，更主要的是成了中国空军的珍贵的火种。
毛泽东曾经不是下过这么一个光辉论断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将要用这些星火，点燃星空，照亮中国人民空军的登天之路！
如果说麦克阿瑟这个好战的老家伙说中国没有空军还情有可原，那么，堂堂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断言则是近似荒诞了。
身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太轻信这两位将军的话了。难道他忘了中苏、中美空军比翼齐飞于抗日战场上空？忘了中国共产党到抗美援朝时已经诞生了将近30年了吗？
没有空军，如同没有屋顶的房子。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创建华厦的重任，难道能忘了盖房顶吗？
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总是喜欢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因为他们肩上的担子太重太重了，而脚下的路却又是那么漫长。
2.“列宁号”天女散花，“剿总”司令部失魂落魄。共产党人的第一架飞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第一架飞机之后，才真正开创了共产党人航空史上的新篇章。
1930年，共产党人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红军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真没想到，第一架飞机的故事从几位老人的口中道来却是如此这般津津有味——
1930年2月16日，大别山云遮雾锁。鄂豫皖这块红色的根据地又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氛围。
上午10时许，大悟县宣化店西南的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马达声。担任放哨警戒的红军赤卫队队员们警觉地向天空望去——架青天白日机徽的国民党飞机钻出浓雾，摇摇欲坠地降落在陈家河附近的菜子坳前面的河滩上。这里是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白区的交界处。
赤卫队员立即向罗山县第1区第10乡赤卫队队部作了报告。大队长陈国清一边派人向上级报告，一边带领赤卫队员冲向飞机降落点，将飞机包围起来。
飞行员一看逃不掉，连人带机做了俘虏。
那是一架“柯塞”式飞机，系美国制造的一种轻型侦察轰炸机。飞机外表很新。驾驶员叫龙文光，他这次飞行是执行空中通信任务，因山雾迷航，燃料耗尽，被迫降落。龙文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这次迷航，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据郭述申先生载文回忆：当时的中央鄂豫皖边区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得到缴获一架敌机并俘虏了驾驶员的报告后，指示罗山县委和驻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保护好飞机，想方设法将飞机运到根据地中心隐蔽地来。
郭述申先生那时正在鄂豫皖边区特委工作，当他听说罗山赤卫队缴获了一架敌人的飞机后欣喜万分。因而对事情的前前后后了解的也比较详细。
缴获这架飞机后的第3天，河西姚畈姚老约的民团得知这一情况后，分3路向飞机降落点扑来，妄图抢走飞机。罗山县地方武装营营长郑猛子带领20多名红军及时赶到现场，和当地的赤卫队员们密切配合，击退了反动民团的进攻，直到把他们赶回老巢。
过了几天后，飞机被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两翼。分几大部分由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以及当地群众抬到宣化店以东卡房附近隐藏了’起来。
飞行员龙文光曾是广东航校的学员，以后又和常乾坤、徐介藩等共产党员一起赴苏联留学。钱均当时也在那所航校学习，与龙文光是同窗。钱均回国后被分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当时的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知飞行员的情况后，立即找到龙文光，与他促膝长谈。钱均更是频频与他叙旧，还带龙文光参观了根据地的建设。红军首长的殷殷期望，同窗好友的旧情，使龙文光深受感动，毅然决定弃暗投明，留下来为红军服务。
中央军委获悉鄂豫皖根据地有了飞机和飞行员后，与鄂豫皖边特委决定成立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钱均为政治委员。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主管航空的组织机构。
为了表达对革命导师列宁的纪念，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
航空局办公处设在新集（今河南新县县城）军事委员会驻地北面的普济寺。
在航空局的努力下，飞机机身和机翼要从卡房经过郭家河，运到离箭厂河5里地的任家畈、黄家畈之间平坦的河滩上重新装配。航空局组织沿途的工农民主政府运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第3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吴行千从争相报名运送飞机的群众中，挑选了150名身强力壮的人组成了搬运队。搬运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历经半个月的时间，将飞机完好无损地运到了任家畈。
1931年4月，钱均、龙文光和红军里几位懂机械的同志开始了组装飞机。
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后，涂上了灰色的油漆，机身上“列宁”两个大字和机翼上两颗红星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昌平航空博物馆展出的那架“列宁”号飞机是逼真地复制品。
那时，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多次进攻，曾多次派飞机对我根据地滥肆轰炸。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吃过了敌机滥炸的苦头，一听说红军也有了飞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从四方八方涌向飞机，像过年过节一样敲锣打鼓庆贺了3天。为让老人们也一饱眼福，乡工农民主政府搭了一个看台，请上了年纪的人在台上观看。一位老人说：“红军的‘飞鸡’也给国民党那些狗崽子下几个‘蛋’尝尝。”
当时，虽然红军有了飞机，但没有汽油。只好将“列宁”号运到湖北新集机场。
有了飞机，有了飞行员，还有了新集、紫云、英山3处新修建的简易机场，可飞机因没有汽油，上不了天。
总指挥徐向前也为此而发愁：总不能让飞机老是趴着不飞吧！
1931年3月，红四军在双桥镇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第34师师长岳维峻，他的亲戚托人与根据地联系，愿意出几万银元赎他。徐向前当即一击掌：“好！告诉他，只要能搞来汽油，我们就可以保全岳维峻的性命。”
岳维峻的亲戚乖乖地运来了大量的汽油和军需品。
于是，人民空军便有了一次划时代意义的首航。
7月的一个雨后清晨，红4军政委陈昌浩去英山执行任务，准备搭飞机去金家寨。红4军军部也准备派“列宁”号飞往固始、潢川一带进行空中侦察。
起飞那天清晨，密集的人群拥挤在新集机场周围。在千万双目光的注视下，“列宁”号的发动声发出了轰隆隆的马达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列宁”号滑向跑道，带着两颗耀眼的红星冲上天空……
这是一次艰难的腾飞！
但中国人民空军毕竟已经飞起来了。
从新集到金家寨，航程200余里，不久时间就飞到了目的地上空。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泥泞，无法降落，“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
固始驻着国民党的“剿总”司令部。固始县城的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后，纷纷跑出来往天上观看。只见一架飞机在头顶撒下一阵阵红红绿绿的花雨，犹如散花天女重临人间。那彩色的花雨打着旋儿，悠悠****飘了下来，有的竟飘到了“剿总”司令部。人们好奇地追逐着，待抓到手中，表情惊呆了——是红军的标语！那上面写着“红军必胜！”“粉碎白匪围剿！”等口号。
再抬头一看，飞机机翼上有两颗红星灿灿夺目！
红军的飞机！白匪大惊失色，连忙四散逃命。“剿总”司令部顿时惊恐万状，乱成了一锅粥。
坐在飞机后舱的红四军政委陈昌浩，笑得前仰后合。他一面大把撒着标语，一面朗朗地开怀大笑。
龙文光一个俯冲，然后再将飞机拉起来。吓得地面上的白军抱着头翘着屁股不敢抬头。飞机消失后，他们才慌忙架起轻、重机枪，可为时晚矣！
“列宁”号继而飞临潢川、光山上空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白军发现是红军的飞机，一个个龟缩在掩体内，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直到飞机飞走后，才从地上爬起来，惊讶得合不拢嘴地望着茫茫的天空。
“列宁”号完成任务后，重返新集机场降落。
9月8日，为配合红军“反围剿”，“列宁号”又从新集机场起飞，远征华中地区敌人的心脏——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机飞抵京汉铁路南段和武汉郊区上空，投撒大量传单后安全返航。
红军飞机飞临武汉，震动了南京。反动的《扫**报》惊呼：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云云。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在鄂东七里坪宣布成立，旋即挥师攻打黄安（红安）县城。守敌69师赵冠英部1万多人，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围困黄安1个多月，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增援，但县城还是久攻不下。红4方面军决定派“列宁”号参战，进行轰炸，配合攻打黄安县城。没有航空炸弹，用迫击炮弹来代替。
轰炸黄安县城的前一天，徐向前等红4方面军领导同志与飞行员一起到黄安城南高地上观察了敌军阵地，确定“列宁”号参加作战的方案。
第2天拂晓，4方面军司令部发出攻击命令。
上午9时，“列宁”号的马达声渐渐逼近黄安县城上空。
黄安守敌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毫无戒备，当“列宁”号俯冲敌人阵地，同时将2枚经过改装的迫击炮弹投下去，发出“轰轰”两下爆炸声时，敌人才清醒过来，是红军的飞机在进行轰炸。
敌人阵地顿时大乱。
这是我人民空军的第一架飞机、第一次直接参战、第一次实施陆空协同作战、第一次轰炸敌军阵地。
我工农红军士气大振，指战员们挥舞着红旗，向“列宁”号致意。
黄安守敌遭我飞机轰炸后军心浮动，加之援军无望，于第4天傍晚弃城南逃。红军乘胜追击，在长轩岭全歼逃敌，活捉敌69师师长赵冠英及部属5000余众，缴获枪枝4000余支，以及大量武器弹药。解放了黄安，扩大了根据地。
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了63万人马向苏区各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以30万主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军被迫转移。“列宁”号在根据地群众的精心保护下，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不得不拆卸开来埋藏在大别山偏僻的山沟里。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千方百计地想找到埋藏起来的飞机。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国民党始终没有找到飞机的主部件。直到1951年9月，王树声同志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来到大别山时，人民群众才将“列宁”号飞机从山沟里挖出来，献给了国家。
飞行员龙文光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在武汉监狱惨遭杀害……
但是，龙文光和“列宁”号一起载入了人民空军的史册！
1932年4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攻克漳州，又缴获了国民党一架“摩斯”式通信教练机。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到机场观看了飞机。后来，因战事紧张，这架飞机也废弃了。
这是我红军拥有的第2架飞机。
3.延安与大西北的一次握手不欢而散。“新疆航空队”是“新疆王”盛世才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个亮点。
残阳如血。
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行进在大戈壁荒滩上。
几颗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在晚风中柔弱指向苍茫的远方。
这支队伍的每一步都是一个血色脚印。他们曾经是一支浩浩****的劲旅。经过了过雪山、越过草地之后，英雄的红4方面军只剩下400余名红军指战员。遭受巨大损失的红4方面军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终于到达了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迪化是清王朝左宗棠定的地名。左宗棠率清兵入疆后，意在启迪和开化这块所谓在他眼中的荒蛮之地。
据吕黎平先生撰文回忆：接他们进疆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陈云同志。
据陈云同志介绍，由于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继而攻占上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团结抗战，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当时的“新疆王”、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为扩展自己的势力，也打起了“拉日救国”，“联苏联共”的旗号，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6大政策对我党表示友好，正是利用这一统一战线的特殊条件，西路军残部才得以入疆。
在陈云同志的努力下，我400余名红军指战员被编成一个“新兵营”，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炮兵、装甲、汽车等特种军事技术，为我党培养各种专业军事技术人才……
吕老陷入了回忆——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把他叫去。一见面，就以浓重的上海口音问：“小吕，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呀？”
陈云经常到他们干部队来同大家谈论国内外形势，定期听取支部汇报情况，作为支部书记的他，毫无拘束之感。所以，他坦率地回答说：既不愿留在盛世才那里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继续当参谋，要求到前线去打仗。
陈云听后，满面笑容地说：“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这可能吗？”他惊奇地问道。
“有这种可能。”陈云同志接着说：“我对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作过了解。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2期飞行班，1期机械组。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
少许，陈云同志话锋一转说：“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弹受伤的情景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行员比培养一个炮兵要难得多。我想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在盛世才航空队为我们党训练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能维护修理的航空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搞到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吗？我已经同盛世才谈过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眉目。”
吕黎平听了陈云高瞻远瞩的运筹，兴奋地频频点头。
陈云又接着说：“现在，‘新兵营’要物色一批学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找你来谈谈，你要有带领部分同志留在新疆学航空的准备。”
吕黎平惊喜地注视着陈云。心想，若真能插翅飞上蓝天，向敌机开火，为死难烈士报仇，这该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啊！但他又似乎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驾驶不了复杂的飞机，当他说出自己的担心时，陈云同志鼓励他说：“你才20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要提高，集中一段时间补习不就可以解决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服从组织决定，争取早日飞上蓝天。”吕黎平当即向陈云同志表示。
“我的这些设想，还需要请示党中央批准以后才能实施。你回去等正式通知吧！”最后，陈云同志对他说。
陈云同吕黎平说完话后，又找“新兵营”各大队的领导，调查摸底，物色了30多名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的干部为学航空的对象。
1937年11月27日，陈云奉党中央之命，乘一架苏联飞机离开迪化，回延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回延安后，向党中央汇报了选调一批红军干部到盛世才航空队学飞行、机械的意见。党中央当即批准了陈云的计划，决定从迪化“新兵营”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摩托学校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新疆学航空。
延水河畔的摩托学校里，集合了抗大和摩托学校的数十名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学员，准备进行选飞体检。美国医生马海德亲自给他们体检。这简直就是中央首长一级的待遇！待遇虽高，但条件只有一个标准：选飞行员，一丝也不马虎。
其实呀！体检的全部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听诊器。
体检、文化测验之后，名单送到了中央组织部。陈云看到名单后，还不放心，亲自找预选对象谈话，考察他们的反应能力。
文化测验是让学员读一段报纸；测听力是把怀表放在预选学员身后的不同位置、距离，让学员们指出来；测反应灵活性是让学员下棋；查平衡是让学员原地转圈，等弄不清转了多少圈时，突然下令停止，让你立即回答面对的是东、南、西、北。
对每个人的经历，陈云也查的特别细。当他听夏伯勋说是2万面军的，李奎来自红25军时，高兴地说：“太好了，中央决定要有1、2、4方面军的干部学航空，你们就是代表嘛！”
经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审查，陈云选定了19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严振刚、方华、方槐、赖玉林、夏伯勋、黎明、吴峰、云甫、赵群、刘子立、李奎、陈御风、王聚奎、邓明、彭浩、彭仁发、谢奇光、吴茂林、杨光瑶。
1938年1月6日，陈云把上述19名同志叫到他的住地，勉励他们要战胜困难，刻苦学习，掌握航空技术。同时要搞好团结关系遵守纪律听指挥。
陈云话锋一转，说：“我问过一位空军飞行机械师，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你猜这位苏联机械师怎么说？他说，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怕学不会吗？记着，不会的东西学会了，那才叫本事哩！”
1月8日，选定的19名同志由严振刚带领，乘汽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于2月28日抵达迪化。
与此同时，1938年1月初，接替陈云担任党中央驻新疆第2任代表邓发告诉吕黎平他们说：延安派来迪化学航空的19名同志已启程，他正与盛世才商量有关事宜。
2月初，盛世才通知邓发、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定于3月1日开学，请我党选派的学员，在近日内完成体检和入学文化考试，2月底前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立即找航空队的苏联教官尤吉耶夫，一道去向盛世才说明：我们这批学航空的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共产党员。从小参军，没有读过什么书。若按所要求的中学毕业生条件，都考不上。请免文化考试。体检可照常进行，按标准条件录取。盛世才看苏联教官同意，也就点头答应了。
邓发指定吕黎平带领“新兵营”的30多名候选人，到盛世才的军队医院进行体检。结果，25人合格。他们是：吕黎平、陈熙、方子翼、安志敏、袁彬、胡子昆、刘忠惠、张毅、杨一德、汪德祥、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周绍光、余志强、刘子宁。
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按延安通知的19人的姓名、经历、职务，与“新兵营”的25人混合编在一起，定出了学飞行、机械的名单，送给了航空队。
2月下旬，邓发把“新兵营”的25人召集到会议室，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伍的成员，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托。要时刻记住这一条，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对你们的希望。你们在这里学习，同在自己部队不同，情况很复杂，困难不少。对此，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人家那里，要严守我党我军的纪律，内外有别。你们学习的好坏，关系我党我军的声誉，一定要刻苦钻研航空技术，争取优异成绩，让他们瞧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
全体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会上，邓发宣布了43人的学习分工和负责人（原为44人，赖玉林因身体条件不合格。没有入学）。
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来自红1方面军的有16人，红2方面军的有2人，红4方面军的有24人，红25军1人。
邓发要求学员要正确对待分工问题。他说：从组织上考虑，各个方面军的同志都要有学飞行和机械的，以体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学航空。在我们共产党人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不论学什么，将来都是党的技术干部。
邓发决定，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编成6个小组。吕黎平为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为支部委员。大家举手一致通过。最后，邓发明确了几个问题：一、领导关系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二、党组织问题。盛世才不允许共产党在新疆发展组织，更不允许他的军队里有党派组织，航空队的党组织不公开，党的活动要严格保密。三、个人身份问题。每人到航空队都用化名，不公开在红军的职务身份。新疆航空队严格遵照邓发同志的指示。
1938年3月3日上午9时，新疆航空队举行开学典礼。
佩戴上将军衔的盛世才和苏联中将顾问巴宁均也来到了会场。
上校大队长张念夕宣读了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学员名单，编组及教学计划；接着，对飞行学员授予上士、机械学员授予中士军阶。
这批经过长征、转战沙场的我党久经考验的连、营、团级指挥员，竟佩戴士官军阶，由指挥员变成受人指挥的军士，学员们把这种委屈作为新的统战环境下一种党性锻炼与考验。他们在这种约束之下，硬是“熬”过了4年！
盛世才训话时，讲了他的“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6大政策”。
最后是学员致答词。吕黎平走上讲台，按照支部讨论通过的意见表示：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第一支自己的航空队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吕黎平先生对这段往事还记忆如昨。
一幢300多平方米的里外两个大房间，住着我党43名学员，以及盛世才招来的1名飞行员，16名机械学员。
开学后开设的课程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飞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飞行规则》、《航空气象学》、《机械物理学》等。
课堂学习是6小时一贯制。即上午接连上6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下午，2小时自习，1小时体育锻炼。
他清楚地记得，开学后的第一堂课讲的是《机械物理学》。教官是盛世才第一飞行中队中队长王应其，他一上讲台，点过名后，就用奚落的口吻说：“今天我们学《机械物理学》，你们都有中学以上学历，现在复习一下在初中早已学过的普通物理，什么叫做物理三变态？”
“三变态”无非是固态、液态、气态的变化。可那时，他们听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台下没人吱声。
王应其带着蔑视的口气指着方华：“你！”
方华回答不上来。
“那么，你！”王应其又指着陈熙吼道。
陈熙也回答不上来。
“还有你！”王应其指着吕黎平的鼻子喝斥着。
谁也回答不出来。
王应其火冒三丈。答不出来，就不让坐下，堂堂七尺高的男子汉罚站，那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了。
“中学毕业生竟回答不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没法教这门课了。”王应其继续吼道：“你，你，还有你，你们都是什么学历？”
回答是，高小，初小，小学二年级……
“谁读过初中？”
没人回答。
“这种文化程度，还想学飞行？做梦！”王应其一摔门走了。
气得这批学员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有的赌气说：“不学了，老子回‘新兵营’去。”
气归气，还得学。大家深知学飞行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这得听组织的安排。
轮到教育股长王聪讲《飞行原理》的升阻比时，大家也是不知所云。
王聪免不了又奚落一顿：“没念几天书就想学航空，给你们讲课，简直是对牛弹琴！”
面对这样的困难，支部在中央代表的指导下，激励大家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论学习关。支部决定把文化稍高的同学与文化低的配对，编成互助小组，建立包干制，不让一个人拉下。
大家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后反复学，不把问题弄懂决不罢休。
一时，教室成了攻破理论难点的新的“战场”。许多同志常常通宵达旦、学而不倦。很快，理论教官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他们钦佩共产党人的这种顽强求知精神。
航空队的教官们说：前两期学员，自习时总是迟到早退，经常要从外面往教室里撵。第3期却反过来了，得从教室里往外撵，真稀罕。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管教室的工友王老头半夜醒来，见教室还亮着灯，以为学员们忘记关了，就迷迷糊糊爬起来，也没看教室有没有人，推开一点门缝，伸手把灯关了，又锁上教室门走了。第二天一早，王老头披着衣服打开教室的大锁头，见屋里坐满了人，竟迷迷糊糊地说了句：“诸位，今天到的挺早啊……
吕黎平身为航空队队长，肩上的担子可不轻。他怕学员们累垮了身体，不好向党中央交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催大家早点休息。劝阻无效，他只好把教室门锁上，规定，非学习时间，不得入内。教室进不去，大家就去饭堂开夜车。队长发现了，又来个“饭堂规定”……可同学们又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伙，打起了“游击”。弄得吕黎平防不胜防。
一个脑袋二把刀（机头和两叶螺旋桨），
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上有反角度），
三条铁腿蹬飞轮（前面两个机轮，后面一个尾轮），
横竖尾巴在后梢（横的水平安定面和竖的水平垂直安定面）。
夏伯勋在回忆他们学习航空时所用的各种方法更是忍俊不禁。
一次，机械班上发动机课，复杂的油气导管线路弄得大家头晕脑胀。课毕，“小教员”忽发奇想，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猛往导管里一吹，然后堵住进口，用手比划着导管流向，他手指到哪里，哪根导管就冒出烟来。大家伙顿时恍然彻悟……
还有一次，飞行班学《几何》，几位基础差的同学连什么是立方体都搞不清楚，急得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直挠头。突然，窗外的一堆土豆扑入了他们眼帘。小教员灵机一动，拔腿就跑出教室。不一会儿，就返了回来，手里高高举着一个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说：“同志哥儿，这就是立方体！”
原来如此！大家都乐了。
以后，他们从食堂、菜地找来大萝卜，切成各种几何图形……
一个星期天，刚到新疆接替邓发驻疆第3任党代表陈潭秋来看望航空队学员，发现学员们一个个瘦得不成样子了，吓了一跳，说：“怎么一个个变成瘦猴了？”
“陈代表，猴子变成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那狗熊再打扮也成不了人样呀！”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还挺有哲理的话。
陈潭秋哈哈大笑，“说的好，不过你们唯物主义需要彻底一些。只有讲究劳逸结合，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否则，就真的变成猴子……”
日后，陈潭秋特地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中，每月拨出一笔专款补贴航空队的伙食。
党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回报的是加倍的刻苦认真的学匀。
据吕老回忆——
盛世才的航空队有3个飞行中队，1中队是战斗机，2中队是侦察机，每个中队有10名飞行员。3中队专门训练新飞行员，中队长叫黎焕章，是维吾尔族的一名进步青年，2名飞行教官是任兆祥、杨兆荣。第3期学员飞行班就编在这个中队，分3个教学组。第1组6人（内有非党员学员1名），由黎中队长带飞；第2、3组各10人，由任、杨教官带飞。苏联教官负责指挥和检查考试。
开飞前3天，教官就带他们到机场进行地面实习。从铺“T”字布、打信号旗（当时，地面和飞机上均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拿枪档、推飞机、到进入座舱开车、试验转数、检查仪表等，都练得滚瓜烂熟。
教练机是苏联制造的乌—2初级机。这种飞机是苏联20年代的产品，双翼、双座、轻型。装有一台1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146公里，升限2000米。
那天东方刚显鱼肚白，他们就分乘2辆汽车来到机场。
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快要崩出来！
第一个开飞机的是吕黎平。
中队长黎焕章带着吕黎平走向第一架飞机，一进座舱，吕黎平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随着发动机的吼鸣，黎焕章加油门徐徐向起飞线滑行，信号员举起白旗向前示意起飞时，黎中队长加满油门，直线向前滑动，逐渐抬起尾部加速，飞机就晃晃悠悠地升空了。
乌—2型飞机只有风挡，没有座舱盖，升空之后，虽说是初春，寒风仍是刺骨，直感到脸上在起鸡皮疙瘩。耳朵里除了螺旋桨打击气流的“嗡嗡”声外，什么也听不到。当飞机升到800米时，中队长对前后舱连通的橡皮说话管，让吕黎平前后左右活动驾驶杆，体会飞机的操纵性能。
吕黎平只感到略为前后推动驾驶杆，飞机就急剧下降或上升。
原来飞机驾驶时不能用粗猛动作，要柔和地、轻微地操纵。
他们只在空中盘旋了几圈，还没过足瘾的吕黎平就感到飞机轻飘飘地下滑落地了。
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机场的轮廓。
这天，他们每人作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着各自的感受。大家谈得更多的还是由于过去对飞机的常识不了解而闹出的许多笑话。
这批飞行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每个人只由教官带飞了50～60个起落，飞行6—8小时后，就全部放了单飞！
经4个多月的苦练，24名飞行员人均成绩在4分以上。顺利完成了初级教练机的训练计划。只有一名学员改为机械。
1938年10月，新疆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学员转入了埃尔—5侦察、轰炸机的中级训练。
埃尔—5型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航程约1000公里，升限4000米。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翼下可挂4枚50公斤的炸弹。双座舱，既可教学，又可执行战斗任务。第3期学员每人由教官带飞了30来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尽管这两种教练机设备很不完善，既无刹车、摩翼，又无无线电通话机，在操纵上也有许多困难。但终没难住这些学员们。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其中2名飞行教官，负责指挥和带飞；1名领航教官，负责航行理论教育；1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修。军阶从中校到少将。他们都是苏共党员，每个人有千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对我航空队学员们很关心，愿意把苏联空军训练方法教给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人员。
1939年夏，正当我新疆航空队在埃尔—5飞机的训练将要结束时，随着国内反共摩擦的加剧，国际风云变幻不定，新疆泛起一股疏苏、冷共的逆流。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八面玲珑，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由于他向斯大林提出一个庞大的装备其部队的计划没有满足，便一改过去的笑脸，于1940年停止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长达8个月之久。
1940年夏，航队向党中央请示回延安。未获批准。
1941年初，苏联援助了6架伊—15和2架伊—16型战斗机，以及一批军事装备。在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下，党中央驻新疆第3任代表陈潭秋经过与盛世才的反复交涉，才恢复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
为了尽快掌握伊—15、伊—16飞机的飞行技术，我航空队学员在苏联教官的带飞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放了单飞，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低空轰炸射击等全部课目训练。
为改善航空队的伙食，陈潭秋除从党费中每月拿出120元钱外，还发给肮空队两支猎枪，借打猎改善生活。
每次打猎、方华、夏伯勋最积极，他们只要一出去，保准不会空手回来。不是打野鸡、就是狍子。开始大家不知道，煮上一锅狍子肉，狼吞虎咽，猛餐一顿，结果都流鼻血，睡不着觉，不知道狍子肉是热性，青年人吃多了会上火。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途经迪化，专程看望了航空队的学员们。周恩来赞扬说：“陈云同志很有远见，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第一个倡导建立航空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
1941年秋，我新疆航空队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按当初于盛世才商定的协议，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阶，月薪100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但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此，航空队请苏联教官想办法。苏联教官说：“如果要多飞，提高技术，只有推迟毕业时间，我可以安排飞行日，优先保证。”
党支部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同志们想到党中央的期望，一致认为：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阶、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在中央代表陈潭秋的协商下，盛世才同意我航空队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艰苦困难的时期，中国国难当头，蒋介石于民族利益不顾，于7月5日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勾结，反苏反共。盛世才为向蒋介石献媚，竟秘密枪杀其亲苏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产党要在迪化搞所谓“4·12”暴动。我航空队第3期学员于7月10日被逐令离开盛世才的航空队。
1942年9月17日午后，盛世才的飞行中队长高继忠，带2辆卡车到我航空队驻地，以“盛督办请你们全体人员去训话”为名，将我航空队软禁了起来。中央代表陈潭秋等我党在新疆的全队队员，亦被隔离，失去了自由。
我航空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狱中斗争。
随着新疆形势的恶化，盛世才成了反动的“杀人魔王”。陈潭秋、毛泽民、林基铭等党的优秀儿女相继惨死在这个魔王的屠刀下，航空队和在新疆工作的140余名同志也被投入了监狱，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囚徒生活。
延安的党中央密切地注视着新疆的局势，尽一切努力营救在新疆的同志。
1943年2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建议他们在谈判中提出释放我党在迪化被盛世才拘留的140余人的要求。
1944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立即释放新疆及各地被捕人员的要求。
1944年11月6日，我航空队的全体人员被关进第2监狱。先后与敌人进行了2次绝食斗争。
我航空队全体人员抱定：“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敌人在其书面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降，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盛世才和一切反动军阀们永远弄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何宁死不屈。
1945年10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再一次重申了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得知张治中将军将赴新疆谈判，便对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在新疆的这些同志被关押了4、5年了.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准备拿点钱去接济他们。”张治中很受感动，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到新疆后我会拿钱给他们的。”
毛泽东大手一指：“好！君子一言！希望张将军到新疆后一定要履行《双十协定》，尽快释放他们。”
10月13日，张治中将军启程前夜，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到张治中将军家，再三嘱托张治中将军不但要按《双十协定》释放被捕的我党人员，而且要把好事做到底，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延安。
张治中将军果然不食言，到新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后，即派新任迪化市市长屈武前往第2监狱探望包括航空队在内的共产党人，转告了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尔后，又冲破重重阻力，派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处长刘亚哲护送他们回到延安。
我党被捕的人员终于回到了延安的怀抱。
盛世才，这个反动军阀在他黑色的一生中，“我新疆航空队”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亮点……
4.新疆航空队回到家中，朱德请客。汪伪“建国号”“慕名而来”，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1946年7月11日。延安宝塔山下。
温暖的太阳给古朴的黄土高原镀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芒。延河水发出粼粼的波光，一群群雪白的羊儿悠闲地啃着青草，宛若朵朵白云落在山洼洼。
沿途锣鼓喧天，欢迎声连绵不绝。
站在欢迎队伍最前列的有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
欢迎规格之高，如同接见外国总统。
朱老总笑逐颜开，对身边的任弼时说：“我们的鹰群回来了。我这个总司令又兵强马壮了，快要鸟枪换炮喽！”
从新疆归来的131名同志一个个热泪盈眶，4年漫长的囚徒生活终于结束了，他们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吕黎平没等卡车停稳就从车上扑了下来，一头扎在朱总司令的怀中：“总司令，航空队的全体同志向您问好！我，我……”
吕黎平再也说不下去了，代替语言的只有泪水，那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
朱总司令轻轻拍着吕黎平颤抖的肩头，面对航空队的全体同志深情地说：“你们是党花了很大心血培养的第一支航空队，是一支很宝贵的队伍。你们受苦了，但今天终于胜利地回来了！你们活着的坚贞不屈，牺牲的视死如归，都是好样的！党中央欢迎你们，延安人民欢迎你们！”
当晚，朱总司令宴请航空队，当朱总司令听吕黎平汇报完后，连声说：“好！好！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哩！”
朱总告诉吕黎平和航空队的同志，我八路军在东北缴获了不少航空器材，已经派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前往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
朱老总还告诉吕黎平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延安已经有2架飞机！
吕黎平眼睛闪着光，兴奋地一口将一大碗酒一饮而尽！
“这下可好了！”没等吕黎平说完，朱老总神秘地说：“知道这2架飞机是怎么来的吗？”
“除了从天上飞来，还能从地上冒出来的！？”不知是谁冒冒失失地开了这么句玩笑。
朱总司令笑了笑说：“是飞来的，这么说不够准确。应该说是送上门来的，是找到门上来的。我们共产党的名声大呀！这黄土高原有那么一股子吸引人的地方啊！”
朱总司令所说的2架飞机，1架指的是汪伪政府起义的“建国号”，另一架是指半个月前驾机起义的刘善本的那架B—24。新疆航空队的同志由于身陷囹圄，对此事一无所知。
第2天，毛泽东、刘少奇又请航空队的同志吃饭……
航空队的同志们的心里还惦记着那2架飞机呢！
1945年8月20日，延安接收了第一架汪伪政府起义飞机——“建国号”。
近半个世纪了，当时“建国号”的机组人员黄哲夫（后改名于飞）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激动不已，那飞往延安的日日夜夜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黄哲夫原是汪伪少尉飞行员。1944年冬，他因不满现实，与飞行副总队长吵了一架，结果被关了1周禁闭，还准备把他押送南京。以后，让他停飞、记过处分了之。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罪名开除其军籍，实质上等于有共产党之嫌疑。黄哲夫逃到上海。
1945年3月间，黄哲夫找到旧友周致和（即蔡云翔），周致和原是汪伪航校的少校飞行教官，后投入汪伪空军。黄哲夫想找周致和一起投奔共产党，先后多次频繁接触，在最后一次交谈中，黄哲夫便不失时机地试探着说出自己的心思：到延安去。周致和以愉快的微笑算是作答。
驾机去延安。当时他们顾虑很多，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不了解共产党对敌伪人员的政策，更担心飞机飞到延安会被共产党的高射炮打掉。于是，俩人经反复商量后，决心一定要去延安，但先由黄哲夫与共产党联系上，周致和负责搞一架汪伪政府的专机。
黄哲夫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个老同学秦传家。他听老同学说老家那里有共产党，就和秦传家一起离开南京，直奔孙家埠。
秦传家原在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当轰炸员，老家安徽宣城孙家埠。
7月的江南，骄阳似火。俩人抵达孙家埠后，终于与新四军接上了头。7月7日，他俩与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取得联系后，汇报了组织起义的打算。最后又到达苏浙军区，见到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粟裕司令员听完黄哲夫和秦传家的汇报后，十分高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延安党中央。”临分手时，粟裕司令员祝他们“希望起义成功！”
粟裕司令员临行前，考虑到行动方便，给黄哲夫改名“于飞”，从此，黄哲夫以“于飞”名字与我党进行联系。
黄哲夫回到南京后，将联络情况告诉了周致和，俩人兴奋得一夜没合眼。次日，黄哲夫到了扬州，与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联系上了。
一见面，程明就笑容满面地说：“知道啦，军区早发来电报，通报了你的情况，我们估计你最近会来的。你今天一出城，我们的同志就一路上在保护着你哩。”程明希望黄哲夫能组织更多的汪伪人员和飞机投奔解放区。
7月底，黄哲夫联系到的一批汪伪人员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饭店二楼包租的房间里汇合，这批人中是：周致和（汪伪空军少校教官）、秦传家（国民党空军8大队轰炸员）、白景丰（国民党航空处主任）、何健生（汪伪空军上校参赞）、吉翔（飞行教官）。当时汪伪国府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停放在明故宫机场。
8月18日，周致和让赵乃强到明故宫机场联系，给“建国号”加油和检查飞机。赵乃强懂日语，又是奉伪军委的命令，因此，守卫机场的日本人只打了个电话核实了一下，手续便办完了。
次日上午8时许，周致和与赵乃强来到机场，作完飞行前检查，不一会叶蓬等人穿着便衣，带着大大小小行李来到机场。周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他们便匆匆上了飞机。飞机升空后，向西飞去。飞到武汉机场，早有10多人在那里迎候。周致和等叶一行人下了飞机后，返航直飞扬州。
周致和到扬州后，即派人与黄哲夫联系，让黄哲夫电告延安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电文是：“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第二天是8月20日，星期一。此刻，扬州机场上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的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整装待发。随着马达的轰鸣声，飞机冲向跑道。“建国号”象一匹骏马，腾空跃起，展翼北飞。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人机场的空域范围，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这天好像是老天爷有意安排。云海茫茫，飞机在云上飞行，谁也发现不了。虽然事先机组作了计划，但毕竟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飞机飞近黄河上空时，浮云渐渐散去。
黄哲夫对照地图，检查了地标，发觉偏离了原来航线，于是决定以地标航行，每个人的心里都盼望快点结束这次航行。
飞机在天空飞了近4个小时，当飞到风凌渡上空时，翼下洛河之水有如鳞光为其引路。到了洛川，飞机转向北飞，机组人员已能望见延安宝塔了。
延安地区，群山起伏。由于“建国号”下降高度过低，被山头遮挡了视野，起初机组人员没有看到飞机场。此时，他们已经经过了6个小时的飞行，油料也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问黄哲夫：“糟糕，没有机场呀！”
“不会没有的。粟司令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
飞机旋即上升约至300米时，忽然发现右翼下的河边有个土机场。机组人员一阵欢喜，周致和驾着飞机冲了下去……
8月20日这天下午。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正在机场边和石蕴玉拣萝卜缨儿，突然听到天空隐隐约约响起马达轰鸣声。二人不禁抬头向天上望去。
一架小型运输机，没有任何标志，从云里钻了出来，绕着机场盘旋。看样子这架飞机没有敌意。俩人立即商量决定令其着陆，可他俩还没布置好着陆的准备工作，飞机就冲上了跑道。
6名机组人员，其中4名飞行员：于飞、蔡云翔、张华、顾青：2名机务人员：田杰 陈明秋。
油江当即打电话报告了叶剑英参谋长。军委指示他们：保护好飞机，接待好起义人员。
第2天，朱总司令，叶参谋长接见了“建国号”机组人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参加宴会的有我党政军许多高级将领：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
“建国号”是8月20日起义的，延安机场根据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把它编为820号飞机。
这是我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隶属八路军总司令部。
5.对天空一往情深的共产党人，望着乱云飞渡的东北成竹在胸。战俘林弥一郎40年后受到中国国宾礼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0点10分，苏联百万之师在4400公里长的战线上，潮水般地越过国境线，进入我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展开了空前的大搏杀——
苏军的26137门大炮一齐发出怒吼；
5556辆坦克雪崩般地辗向日军阵地；
陆军航空队的3446架飞机和海军航空兵的1549架飞机隔绝了天空和大地……
斯大林命令远东红军3个月内消灭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
8月11日，延安我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两天来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了7道命令。其中第2号命令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我冀热辽军区当即兵分3路，向热河和辽宁挺进。
我东路挺进部队在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的率领下，于8月30日攻占了山海关，又一路收复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于9月5日清晨抵达沈阳。
这是八路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
我东路部队初步控制了沈阳的混乱局面后，曾克林于9月14日乘苏军飞机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194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同时决定扩建延安老机场。
这是我八路军的第一个航空组织机构。
那时，我共产党人就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天空是属于人民的。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和延安的党政军机关干部、延安人民群众亲自参加了扩建机场的劳动。
1944年底，一条2000米长的砂石跑道横卧在黄土高原上。
那是共产党上最初的通天之路。
1945年8月，蒋介石妄图独吞胜利果实，一连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党中央、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以表示我党对和平的诚意，决定由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乘专机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
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从延安起飞，直往重庆。
《双十协定》在43天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艰难地签上了国共两党代表的名字。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的第4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5日，中央指示常乾坤率领王涟、刘玉堤、石蕴玉、于飞等一批航空骨干立即开赴东北筹建航校。在此之前，延安已派出一批航空人员飞赴东北。那是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时候。9月14日曾克林到达延安。15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决策，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担任东北局总书记，并决定从各解放区战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紧急开赴东北。
9月18日，我党向东北派出了第一批高级将领。他们是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莫春和等中央领导同志，乘苏军飞机飞赴沈阳。
毛泽东似乎早就预料到，在东北那块广袤的黑土地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角逐……
不久，党中央决定用美军运输机再往东北输送一批干部。中央指示汪伪起义的820机随美机往东北输送王弼、蔡云翔、陈明秋等第一批航空骨干。聂荣臻司令员乘美机起飞后，820机随后飞向了天空。
820机在飞往东北途中的热河上空迷航，迫降时，起落架折断，无法飞往东北，王弼奉命就地组建晋察冀军区航空站，航空站设在张家口。我接收的张家口机场有一大批航空器材、油料，以及几十名日军战俘。
张家口机场是我八路军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由延安派往东北航校的人员，都是经张家口调转的。
常乾坤一行人穿过重重封锁线，历经1个多月到达张家口后，才得知820机并未到达东北。王弼见常乾坤一行到达后，立即请示中央，让油江接替他的站长职务，自己则随常乾坤前往东北筹建航校。油江曾多次向聂荣臻司令员提出前往东北的请求，直到常乾坤到达张家口后，才如愿以偿。
一场收复东北失地，收缴日伪武器，接管日伪政权，剿匪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战斗在黑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在我军接收东北工作中，有一支受降日军载入了中国人民空军史册——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亦称林弥一郎航空大队。
1945年3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驻扎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的日本空军第2航空军团第4练成飞行大队300多名日军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日本空军的一支机动性的飞行部队，装备有60架“隼”式战斗机和10余架99式高级教练机，任务是训练从日军其它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军官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大队长叫林弥一郎，34岁，少佐军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这个大队后，他们如惊弓之鸟。但是，他们既不愿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八路军投降。9月9日，林弥一郎率大队300余人，遗弃机场和40多架飞机，向南逃窜，准备到大连或朝鲜，离日本本土较近的地方，然后设法回日本。9月9日清早，他们组成了一个车队，备好干粮，往南逃去。9月29日逃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之北摩天岭山区岫岩附近。这时，我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正进击另一股逃敌。他们在凤凰城西南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其包围。刘光涛政委当即向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报告了这一情况。
东总伍修权参谋长接到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21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
我21旅迅速组成了以12团12连指导员聂遵善为代表的5人谈判小组，由凤城县伪副县长三桥（日本人）担任翻译，与林弥一郎谈判日空军向我投降事宜。
谈判开始后，林弥一郎深感侵华罪行严重，对向我军投降顾虑重重。聂遵善义正词严地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他又向日军交代了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侵略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个人的意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是在他们的驱使下参加的。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林弥一郎仍不放心，多次在谈判中探询我方代表官衔。聂遵善回话：“我是旅政治委员特命全权代表，官衔不大，但言必有信。”这番话使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随后召集几名日军负责人商量，决定接受我军提出的条件，下山投降。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愿意和平接受投降，我们表示欢迎，并愿意为你们提供方便。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们明天将队伍带到那里去，交出武器，我军将为你们举行受降仪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官兵提前到达受降地点作了准备，在那里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为了避免使日军难堪，担任警戒的我军战士站在离受降点较远的地方。当林弥一郎带到大队走出山里，发现在一个村口聚集着许多村民，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向他们了望。林弥一郎顿时感到不安，不知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但又不好退回去，只好硬着头皮向受降点走去。谁知当他们路过村口时，这些人热烈鼓掌，迎接他们进村，林弥一郎大喜过望，没想到做了俘虏却享受到“贵宾”般的待遇。当林弥一郎带着队伍到达受降点时，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
林弥一郎又一次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如此宽大仁慈。
日本航空队员走边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后，我军考虑到日本兵爱吃大米，就将所有的大米给他们送去，而八路军吃的却是玉米、高粱米。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他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酒后，曾克林要求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处置。当天，曾克林留林弥一郎等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2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
肉送来了，是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
林弥一郎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将日本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报告后，彭真和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成员，并同林弥一郎谈了话。
伍修权参谋长按照林彪、彭真的指示，开诚布公地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表示准备留用他们为我军协助创办航空学校，等以后有条件时，再送他们回国。林弥一郎在谈话期间，一直盯着伍修权腰间的勃朗宁手枪。他突然提出：“伍将军，你是否能把你带的这支手枪送我作个纪念？”这支手枪是伍修权同志的心爱之物，多年来一直带在身上，伴随他走过2万5千里长征，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物。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大可能。但是伍修权同志考虑到林弥一郎的用意是在试探我军对他们的信任和诚意如何。伍修权从容地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这一举动令林弥一郎和在场的日空军第4大队军官们惊喜万分，他们十分激动地表示，愿意按照我们的意图，为建设中国空军效力。
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共有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有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这是我空军初创时期的一支难已多得的技术力量，林弥一郎航空大队为我空军的腾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4年后的1989年4月30日下午，林弥一郎和夫人林清子访问了中国。林弥一郎作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受到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的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伍修权同志宴请了林弥一郎。出席宴会的当时的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代表伍修权同志，把一枚非常精致的、20厘米见方的空军军徽赠给林弥一郎先生，做为他对中国空军初创时期所做的贡献的回答。王海上将说：“这是只有外国空军司令访华时才能得到的礼品。”林弥一郎激动万分。
6.刘善本驾机起义，毛泽东开门迎将。庆祝晚会上本来准备演《逼上梁山》，因故改演《兄妹开荒》。毛泽东说：“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喽！”
也许从来就没有哪个政党对天空的追求能比过共产党人的了。用一位老者的话说：共产党人对天空的关注，不仅目光深远，而且还有天空一样博大的胸怀。这对于中国人民空军的早期建设来说，恰如其分。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3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纷纷投奔延安，投奔革命已成为终生理想。
自从红军有了第一辈（缴获来的）飞机后，似乎意味着她的空军开始就“借窝养机（鸡）”，“借机（鸡）下蛋”。从“列宁号”、从“新疆航空队”……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据资料统计，自内战爆发至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空军有57名飞行人员驾驶21架飞机投奔光明。在他们中间，刘善本是领头雁。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一开始，刘善本就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真是“一鸣惊人！”蒋介石到死也没弄明白：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我们还是听听刘善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万分兴奋！我想，我们可以和平建设祖国了。”
可他看到的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美国吉普车制造上海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500多人；湖南旱灾饿死320多万人，灾民在9千万以上，物价飞涨……刚从苦难中爬出来的祖国，又走进了新的苦难。这是谁的罪过？
刘善本问自己——
当中国人民在前方、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们（国民党）这支借抗日为名培养起来的空军，却被送到西北，送到美国，留在卡拉奇体休、训练、闲呆。如今，日本刚刚投降了，我们却被火速调回，这是为什么呢？
刘善本属于许许多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之一。
他忘不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的训话：“我们有40个美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百架作战飞机，3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原来如此！刘善本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我独自留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不久，听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女广播员的音调与别的电台迥乎不同。我想，这一定是延安广播电台！一段播送完了，我听到电台的广播呼号。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从这些声音里我听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给了我许多崭新的思想，在我眼前展开了正确的全国形势的图画，展示了祖国前途的远景。
这次共派出7架B—24型飞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了解气象情况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19日，我说“天气不好，不能飞。”20日，还是“天气不好，不能飞。”事实是我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飞。
21日晚，我回到迪斯威路（今名溧阳路）家中，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机场起飞了。7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我的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炮筒子脾气。其他几个人，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合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差劲些……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一概不向他们透露。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准备24日早晨飞往成都。我想，如果这次返航中能借机起义，将是收获很多。我设法将“鬼样子”留在了昆明，飞机由我领航。
24日早晨，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天气，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楞了好半天，只好走向停机线去。一眼看见“鬼样子”也来了，我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他说：“我怕出岔子。”“胆小鬼！”我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身上。
其它飞机都起飞了，我也只好起飞。我们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稳地飞行着。这时，我的心情却像白云和海面那样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
我调整了一下无线电罗盘，没有找到延安台。因为美国制的无线电罗盘使用波长范围是在200到1750千周之内，而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又还没有开放……
由于种种原因，刘善本这次起义没有成功。25日晚上，他又重新策划……
6月26日早晨，新津的天空阴沉沉的。刘善本到气象台想探听天气，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找了些地图带上。
吃完早饭，气象员报告说：“昆明的天气来了，可以飞。”刘善本随意问其它地方的天气怎样？回答是还没有接到其它地方天气的报告。刘善本断定西北的坏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
飞机按时起飞了。很快就穿到云上，刘善本先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平稳飞着。老陈（刘善本的朋友）站在座椅后看他飞行。他便起来了，暗暗拍了一下老陈的肩膀，老陈便跟着他出了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刘善本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老陈一听，吓得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二层甲板上。
刘善本装出一副惊慌的神情，连声说：“糟了，糟了。”
机组人员连忙一齐围上来：“出了什么事？”
刘善本没吱声，一边用脚把小受的手枪踢到自己的座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转弯旋钮转动，嘴里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
等老李调到新津导航台后，刘善本故作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同归于尽。”
驾驶舱顿时乱了套。机组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刘善本趁乱哄哄之际，将飞机上的手枪全都卸下了弹夹。然后，他转过身说：“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伙沉默着。小受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
刘善本一把将他拉住：“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跟你遭殃。”
这一说，机组人员都慌了，都不让他去了。
小受坐了下来，吸了一口气说：“管他的，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
小受这一句话打开了窘境。刘善本趋势说：“对，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方。我们抗日8年没死，这样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吧！老李，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机组人员都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只有“鬼样子”的眉头打着结，他是在想歪点子。
果然，这家伙一拍他的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啦！”
刘善本的提包里已经准备好了地图，可不能明说。他怕机组人员万一跑到后舱说明没有地图，那样不就完了吗？于是就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刘善本来到后舱，对老陈说：“老陈，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他拍了拍腰间的手枪，“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性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刘善本指着甲板上横竖躺着的几个通讯学校毕业生说。
刘善本急忙回到驾驶舱宣布：“我的朋友说，他们话已说出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图，他说有，就在那里。”他指了指水壶边那堆从气象台拣来的地图。
领航员过去翻了翻，没有。刘善本也过去帮忙翻，最后从自己的提包里把西北地图拿了出来。嘴里嘟哝着说：“共产党真有办法，什么时候把地图塞到我的提包里来了！”
领航员在地图上量过后，告诉刘善本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和距离。不久无线电罗盘指示过了新津导航台，便扭转自动驾驶仪，把飞机对准了延安的航向。
越往前飞，云层越高越厚。因考虑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长时间飞行，需要用氧气，刘善本就把飞机调整在3700米高度，钻入云中。从地图上看，这条航线距成都西北的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只有几十公里，为了避免撞山，便向右转了90度，飞了3分钟，又向左转，对正原来的航向。
云里的雨越来越大，云也越来越黑了，起初两个机翼尖看不见了，后来连外侧的发动机也看不见了，座舱里一片黑暗，但机身一点也不颠簸。过去刘善本从没遇到这样恶劣的天气。
这时，“鬼样子”伸过头来说：“我们在云中乱飞一气，把后边的人晃昏了，抓活的！”刘善本一时找不出理由来反驳他，只好借助发动机的轰鸣信口哇啦了几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但能看出表情里坚决不同意。“鬼样子”只好又将头缩了回去。
刘善本检查地图，发现秦岭最高峰是4000多米，因眼下无法判定这时飞机的确切位置，只好把飞机上升到4300米飞行。
“鬼样子”的鬼点子又来了：“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憋死！”刘善本心想就这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自己的计划，看样子，不刺刺他，他是不会死心的。于是，刘善本就大声说，目的是让大家都听见：“鬼样子，你怎么啦！你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吗？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这几个，你还想活吗？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却要拖我们往死路上去！”
小受听，刘善本一通话后，也火了，对着“鬼样子”就是一通吵。
“鬼样子”果然老实了。
过了一阵，“鬼样子”说：“现在天气这样坏，西北山又多，没有无线电导航不行，要他们告诉我们延安导航台的波长呼号。”
对善一本忙说：“我问过了，他们说按照导航资料上的波长呼号。”
过了秦岭，按计算再有30分钟就可到延安了。地图上标明这一带的山都在海拔2000米以下，于是，刘善本调整飞机，下降到2300米飞行。这时，雨也小了，云也没有刚才那么黑了，灰白色的云，一阵阵从机头擦过，座舱里亮了起来。
忽然，他们发现前下方有团黑影，原来是个云洞。在浓云大雨里飞行了1个多小时，乍看见地面，大家都很高兴。立即关掉自动驾驶仪，棺机头下去。猛然发现前方一座长满青葱树林的高山插入白云里，又急忙把机头一拉，重新进入云中，上升到原来的高度。好危险，飞机几乎撞到山上！
忽然，左下方发现一条河，河东边有一座城市，按方向、速度、时间计算和址形、河流看，应该是甘泉，但他们用的这张日本出的地图上，甘岌是在洛河西岸。
假定是甘泉，从甘泉到延安8分半钟，于是改飞航向10度，一路上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飞行了约9分钟，过了一座山岭，忽然看见地面上有3条可岔，一片开阔地展现在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于是，飞机就在这个河岔上空盘旋寻找。
几天前，刘善本问过到延安的飞行员，他们都说延安的机场很不好，就是一块平地压了压。刘善本寻思莫非这几年已经种了庄稼？但城市应该有呀！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喊了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青色砖瓦房子（后来他们才知道是杨家岭礼堂）。刘善本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前面。他高兴地一按机头，对正跑道右边山飞去，这时，他们才看见左边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层层的窑洞房子，原来延安城就在这里！
刘善本一推机头，对准跑道，冲了下去。
B—24平稳地回到了坚实的大道上。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有人在后舱问。
“延安到了！”刘善本拉长声音，愉快地说，声调充满兴奋和幸福。
当天下午，八路军秘书长杨尚昆看望了刘善本和机组人员。听了刘善本报告飞来延安的前前后后，杨尚昆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做得对！有一个情况，你们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就在你们飞来延安的途中，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动了30万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可没有想到算盘刚刚拨动，你们几个算盘珠子就跑到共产党这边来啦，哈哈哈……这真是——蒋公妙计夺天下，赔了飞机又折兵啊！”
难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日子，正是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日子！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做梦都没有想到，刘善本——这位“美龄号”机长在接到调令后却飞到延安去了，那黄土高原有什么魅力？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出一则大幅标题——
《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号召空军拒运军火，拒炸同胞》
蒋介石多多少少应该找到一点答案了。
6月29日，延安军民举行晚会，欢迎刘善本机组。
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文玉在负责同志的引领下来到中央大礼堂。
大礼堂的门前，并排站立着中国共产党的3位巨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欢迎的规格如此之高，他们做梦都不敢想。
3位巨人微笑着，是那么亲切、和蔼、慈祥。
毛泽东最先伸出大手，“毛泽东。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刘善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想要说的话是那么多，可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他双手紧紧抓住毛泽东的手摇了许久，热泪滚滚，嘴唇哆嗦着，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节目开演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今天晚上，本来是要演平剧《逼上梁山》的咧。因为蒋介石打内战，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可是剧组却在外面赶不回梁山了。只好演些小节目。”
毛泽东问后排的人：“是些什么小节目呀？”
后排的一位同志回答：“有秧歌剧《兄妹开荒》。”
“哦。好。好。”毛泽东继续随意说笑：“兄妹开荒也好吆。上得梁山，就要开荒，先开一片新地，再开一片新天。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喽！”
大幕拉开了。
毛泽东带头鼓起掌来。
9月22日，刘善本机组人员被作为我党的航空骨干，第3批开赴东北。临行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我军在东北筹建一所航校，去东北要走很多路，也是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艰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艰苦得有意义。”
7.“八路军真稀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东北老航校这只摇篮有摇不尽的人民空军童年的故事……
1946年3月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虽说是初春，黑土地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但春天毕竟来了。
这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个春天。
对天空注目已久的共产党人，终于要靠自己的双手，揭开天空那属于自己的一页。
吉林通化机场上，锣鼓喧天，彩旗猎猎。军政大学代理校长、兼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东北局庄严宣布：共产党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诞生了！
也许是因为它是“第一”的缘故，后来人们习惯称其为“东北老航校”，代号“31”部队。
人民空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摇篮。
人民空军终于可以孕育自己的雄鹰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对天空执着追求的共产党人付出了多少心血！
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就选派了王弼、常乾坤等同志去苏联学习航空技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利用和盛世才搞统一战线的机会，组成了“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1941年，党中央又在延安成立了军委航空学校，并在第18集团军成立了航空组……共产党人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没放弃过对天空的注视。
14年中，别的不说，单说机场，永久性、非永久性的就多达160余个！还有相当的各种设施，以及大批航空器材。这就为我党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1945年8月30日，刘少奇在召见即将赴东北筹建航校的延安机械工程学校校长王弼时指出：“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着手创业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一批懂航空的人员去东北，去摸清航空方面的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
同年10月中旬，刘少奇和任弼时又召见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负责人常乾坤。任弼时说：“党中央派干部去东北，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的是给将来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些种子。”任弼时同志似乎意识到将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说：“你们赤手空拳去办航校，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刘少奇似乎仍不放心：“这次去东北办航校是一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常乾坤动身前往东北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赶来送行，并语重心长地嘱咐常乾坤：“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
延安把她最优秀的儿女一批又一批派往东北。
从1945年9月2日起，我党航空技术人员分3批奔赴黑土地。
王弼带领首批人员飞赴东北。紧接着，林征带领第2批人员离开延安；常乾坤带领第3批人员穿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建国号”起义的全部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于是，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冻土地上，出现了一支“拣破烂”的部队。他们赶着大车、挑着空筐，戴着狗皮帽子，成群出没在日军旧机场周围。
“大爷，你家有旧飞机零件吗？”
“大爷，你知道这里有日本人的仓库吗？”
“你家这只飞机轮子卖给我们好吗？大娘。”
“大妹子，把你家的这几个螺丝卖给我们吧？”
“小朋友，把你手上的那个玩具卖给我们吧？”
……
在东北老航校成立前后，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一直是筹建航校人员的主要任务。
1945年10月，我军接收了46架日军遗弃飞机（其中完好的只有16架）、130多台发动机和6个机械实习室，收编了林弥一郎航空大队300余航空技术人员。
1946年初，王弼、常乾坤等30多人在辽宁铁路附近的平顶堡发现了一个日军发动机翻修厂。好家伙，光有发动机就200多台（其中全新的80多台），航空仪表100多箱，汽油数百桶，还有一些其它设备和配件。他们如获至宝，高兴得相互拥抱着在雪地上打起滚来。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他们把这些器材装了满满300多辆大车，一路辗转，运往千里之外的通化航校预建地。
1946年2月，魏坚、路夫等人在东满足迹跑遍了敦化、延吉、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北安……沿途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机场均被日军炸毁，只有牡丹江的海浪机场尚属完好，立即报告了东北局，努力保住了机场，后来这个机场成了东北老航校第一次搬迁校址。
1946年2月中旬，张开帙等人在抚顺煤矿矿长唐开平的协助下，搜集到20个火车皮的汽油。3月中旬，他们在东丰机杨又搜集到30多架残缺不全的日式“99”高级教练机。4月中旬，他们又在公主岭机杨搜集到“99”式发动机30多台和数十架螺旋桨。5月下旬，他们在哈尔滨双榆树机场接收了20多架日式双发运输机、“隼”式战斗机等。
……
东北人民向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个小分队伸出了无私的大手。日军投降后遗弃了的航空器材，有些被老百姓拣回家中。当他们听说八路军到处搜集航空器材，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时，积极将拣到的各种器材捐献出来。
“八路军同志，我家有只胶皮轮子，你们看看能用上不？”
“同志呀！我家有几只象闹钟样的东西，用得着的话，你们拿去吧！”
……
许多村屯还专门召开大会，动员群众向我收集航空器材的部队捐献。往往是会还没结束，人民群众就争先恐后报出各自拣到的零、部件。
我搜集工作是在复杂的动乱形势下进行的。不仅东北的气候异常恶劣，而且生命安全严重受到威胁。
东北刚刚解除日军武装、日伪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搜集器材的同志有时不得不分散开来搜寻，因此，搜集航材的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顾光旭在搜集航材时误入日寇“731”细菌部队的实验室，落下终身残疾；
——毛景新被火车轧断了双腿；
还有许多同志在搜集航材时惨遭敌人毒手。
据资料统计，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路分队足迹遍布东北三省，共搜集到各式日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油料数百桶，酒精2千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辆马车。
如此之多的器材，需集合到通化机场——航校预设地，运输是一大难题。于是出现了“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的顺口溜，东北老百姓说：“八路军真稀奇，人推火车、马拉飞机。”有的老百姓听不清“31”部队，说成是“垃圾”部队。
1945年9月初，我第一批航空干部奔赴东北，到1946年2月，历时半年的努力下，建立航空学校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东总”决定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但就在这时，通化地区发生了“2·3”举国震惊的反革命暴乱。
国民党侦悉我党要在东北筹建航校时，十分恐慌，又得知我收编了日本林弥一郎飞行队，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更是仇视。他们千方百计对我进行破坏，并且愈演愈烈。
2月3日凌晨，反动特务、国民党通化地区书记长孙耕尧勾结日关东军滕田（原某师团长），企图趁我军民欢度春节之际，在通化地区发动反革命暴乱（当时通化地区有日本侨民和关东军溃散军人约10万人），妄想推翻我新生人民政权，将航校扼杀在襁褓之中。
“东总”后方司令部获悉这一情报后，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平息了暴乱。
1946年3月1日，东北航校正式成立了。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宣读了航校第一任校领导同志的任职命令。
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校长：常乾坤
副校长：白起
副政委：黄乃一 白磊
教育长：蔡云翔
副教育长：蒋天然
校参议兼主任飞行教官：林保毅（即林弥一郎）
航校下设政治部、训练处、校务处、供应处。
在中国的天空下，共产党人终于有了一所自己的航空学校，它标志着共产党人的航空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争取早日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航校成立后即开始了训练。但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先是沈阳失守，四平吃紧，东北形势迅速恶化。1946年4月中旬，航校被迫搬迁到牡丹江海浪机杨，航校迁到牡丹江后，王弼被任命为肮校政委，航校同时改番号为“61”部队。
“61”这个数字令人想到“6·1”儿童节。
“61”——“6·1”，一个是人民空军的童年时期的代号，一个是儿童节。是偶然？还是巧合？
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创办航校十分惊恐，经常派飞机前来骚扰破坏，企图将刚刚诞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之中。一次，15架国民党飞机对通化机场进行了长达半小时之久的轮番轰炸，打伤6名同志，炸坏能飞的飞机达7架。为尽量减少损失，航校必须向安全地带转移。
航校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搬迁了。能飞的飞机和人员还好办，可大量的航空器材就不好搬了。这些破破烂烂的器材在那时看来都是宝贝疙瘩一样。
整整半个多月，航校才完成了艰难的向牡丹江转场任务。
1946年5月下旬，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督战，指挥国民党军队向北进范。5月底，即占领了长春、永吉，继而推进到松花江南岸，战火即将烧到牡丹江畔。航校不得已再次向深山转移。
12月初，航校便开始了飞行训练。
航校的飞行训练工作虽然是在较隐蔽的纵深地区进行的，但是国民党的飞机仍一步一步追踪而至，经常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
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没有吓倒共产党人。他们边训练边防敌机袭击。终于摸出一套对付敌机空袭的办法。敌机来空袭一般是在上午8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根据敌机这一活动规律，航校决定利用敌机活动间隙，把训练分成早晚两班进行。
早班在8点前飞完后，再把飞机拉到山沟里隐蔽起来；
晚班在下午3点半以后，又将飞机从山沟里拉出来飞。
由于我教练机没有火力配备，所以只能与敌周旋。
航校在这种情况下，学员一个个争取训练时间，刻苦飞行。他们自豪地说：“敌人越是想把我们打趴下，我们就越要尽快飞上去，练出来，去揍它！”也有的同志戏称这种方法是“空中游击战”，叫做“你飞你的，我飞我的，各飞各的。”
据曾在东北老航校工作过的许多同志撰文回忆，老航校开训后，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难题是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遇到了当年新疆航空队学员同样的难题。要飞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作基础。因此，他们学习的相当吃力。那时教材不全，数量也少，教学设备缺乏，刚上课时，连课桌和凳子都没有。他们就一样一样想办法解决。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写，我们有一批“种子”队伍。校首长带头，常乾坤写《空气动力学》，王弼写《发动机原理》，数量不足学员们自己相互抄，没有凳子就随便找个木板，纸片坐在地上，膝盖当桌子……
一次，教员讲流体力学中的“柏努利定律”，学员一个个听得云山雾罩的，数九寒冬，教员讲得满头大汗，学员急得大汗满头。课后，教员问学员听得如何，一位学员幽默地回答，很好哟！柏努利，柏努利，听了半天“白努力！”
航校教导针对这一情况，采取措施，让学员在学航空理论之前，先补习了3—6个月的文化，将学员文化程度提高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这样总算过了理论关。
没有什么能难倒共产党人的！
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结束后，便开始了飞行训练。
1946年6月7日，航校首次组织飞行训练。
飞行教员吉翔用“英格曼”初级教练机带学员飞行，起飞后刚进入一转弯，飞机在空中突然停车。吉翔同志为了保住飞机，想转回机场着陆，但飞机失速坠地，吉翔当场牺牲，学员许景煌也身受重伤，这是航校建立以来发生的首次一等事故。
事故发生后，航校对其余3架“英格曼”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发现这3架均不能使用。
怎么办？
唯一的4架初级教练机不能用，又没有中级教练机，制订的整个飞行训练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飞行训练面临着停顿。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眼巴巴地盼着自己的空军能早一天飞上天空，可我们的航校飞行学员却因没有初、中级教练机而干等着。
时间不等人呀！
直上“99”高级教练机！
这等于没有学会走，就要开始跑。
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学员，普遍采用三级教训法，直上高级训练，在航空史上还没有先例。
“99式”在日本航校，一般学员先要飞2到3年才能上“99”高级教练机。
“99式”高教机速度每小时220～250公里，比初教机要大得多，初学飞行不易掌握；更主要的是它的方向不好把握，落地也容易打旋转。我们的学员不仅文化基础不好，而且连初、中级教练机碰都没碰过，就想飞高级教练机，谈何容易！
那么，等吧！等我们有了初级机、中级机后再来进行飞行训练？
为了早日把我们的空军建立起来，航校领导认真分析了各种技术上的困难，决定：直上“99”高级教练机！
1946年7月21日，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在带飞12个小时后，安全地放了单飞！
共产党人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航校的日本教官们不得不伸出大拇指，发出由衷的赞叹！“奇迹，真是奇迹！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的真理！”
直上“99”试飞成功，紧接着又面临着新的困难：油料告急！
飞机没油，谁也没办法。
假如血能代替油的话，共产党人是舍得献出自己的热血的。
然而，血毕竟不能燃烧。
航校再一次面临着停飞。
这时，航校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有人从资料上看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美国海军切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断绝了日本的汽油来源，日本空军曾被迫进行过用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白起副校长也回忆说，他20年代在法国留学时，曾听到过用酒精代替汽油做飞机燃料的事情。航校依据这一线索，立即组织人员攻关试验。
“东总”批准他们自己负责试验。航校成立了以白起副校长为首的攻关小组。
数百次的实验，终于成功了。实验中，他们发现酒精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小于航空汽油的能量。如此，一是要不断提高酒精的纯度，二是改造汽化器的定流孔，以增大酒精的数量。
空中试飞开始了。航校决定由飞行经验丰富的白起副校长和日籍飞行教官黑田担任试飞任务。
起飞、上升、下滑、平飞、转弯……飞机在空中做作各种飞行动作。
试飞成功了！提起来的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心跳也随之恢复正常。
人们欢呼着向飞机涌去……
为保证飞机训练所需酒精。1946年6月下旬，航校从苏军手里接收了哈尔滨的马家沟和太平洋两个酒精厂，即：大同酒精厂和亚洲酒精厂。“东总”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出100万元资金作为酒精厂生产资金。陈云（当时的东总副政治委员、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同志说：“为了人民的第一个航空学校不停办，既使是把这100万元扔在大海里，我们也认了！”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办航校之决心。
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航校又在哈尔滨筹集了价值1500万元的物资，委任一批得力干将出任酒精厂的领导，同年7月，酒精厂开始投产，到9月份，我生产出纯度达96%的酒精300桶！
1947年初，“东总”又向苏军购买了1000吨汽油和350多桶滑油。从而保证了航校的正常训练。
“长夜风雪吼欲狂，
衣单被薄镀银光；
‘冰窖’里边论蓝天，
当个‘团长’入梦乡”。
这是在航校的一次晚会上，一名学员朗诵的一首诗。它从侧面反映了航校当时的艰苦条件。
当时航校校部设在一个日军的破旧兵营里。窗户没有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
牡丹江东安一带的冬季，“鬼呲牙”时日多，“鬼呲牙”意思就是鬼也冻得受不了，何况人呢？一觉醒来，眉毛胡子挂着霜毫不奇怪。学员们只好戴上帽子，再系紧帽带，穿上毛皮鞋睡觉。
吃的从航校领导到每一个学员都是一样，一律高粱米、窝窝头、苞米棒子、土豆、白菜、萝卜、咸菜。油是极少的，肉和蛋更不敢企望。吃顿豆腐，简直就是过年了。
航校飞行训练更是差。一块“T”字布，是机场的通讯、导航唯一设施。地面指挥靠红、白旗和手势；天上的驾驶员与地面联络靠飞机摇摆来示意。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装飞，没有飞行帽，就用帆布做；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成；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代替，或者胸前挂一个大闹钟……
凡是没有的，在共产党人的手里都能变出来。日籍教官们不得不服了，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竖起大拇指：“你们，共产党的，中国的，大大的行！”
1948年3月，航校迁回牡丹江，即于1949年3月再次迁往长春。航校改番号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1949年，东北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要早些。刚进入3月，辽沈大地的白杨树枝头便开始泛青。
3月上旬的一个平常的早晨，一辆军列驶出冬雾萦绕的长春站，向南驰去。在这趟列车车尾，有一节加挂车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节车厢属“专车”之列。这是一节软席车厢，车内坐着两位40开外、干部模样的男人，还有一个守着文件包的秘书模样的军人，车厢门口，一左一右坐着2名年轻的战士，他们腰挎盒子枪，手里端着美式卡宾枪。
列车在辽沈大地上穿行。
两位干部军人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上，极少能看见行人。大地上的炸弹坑历历在目，炸弹翻起的黑土、黄土、红土，仿佛一个个大地的伤疤。两位军人不禁同时弯腰站起猛地打开窗户：一股强劲的寒风迎面扑来，空气中仍散发着淡淡的硫磺味。
“首长，这样会着凉的。得关上窗子。”其中一名警卫员走了过来说。
“不会的。小鬼！”被唤做首长的人笑呵呵地说。
“不行，得关上。要是把首长冻病了，我们没法向毛主席交待。”那名警卫战士认真而又严肃地边说边动手去关窗户。
“这小鬼！”两位首长无可奈何地笑着摇摇头。
窗户重新关严实后，警卫战士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两名干部开始攀谈起来。
他们在名副其实地“聊天”！谈的话题全是天上的事情，什么空军、飞机、飞行员、高教机、航空汽油啦等等等等。那兴致越谈越浓。
这时，一名警卫战士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冲着那位膀大腰圆的干部说：“常校长，为了准备汇报提纲，你已经3天3夜没有好好睡觉了。在火车上抓紧时间睡一会儿，下了火车又睡不成了。”另一名警卫战士对着另一位干部也细声细气地说：“王政委，你也该休息了。”
两位干部的谈话声音收敛了一些，最后各自躺在各人的铺上不吱声了。
2名警卫战士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似乎是要给两位首长盖被子，可当他们走到铺跟前正欲动手掀被子的刹那间愣住了，两位首长的眼睛一个个睁得大大的，正出神呢！
“干什么，小鬼！”
“我还以为首长睡着了呢！”
“唉！小鬼，睡不着呵！”
是呵，他们能睡得着吗？毛主席正在西柏坡等着他俩去汇报呢！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从开始到闭幕，终始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迎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全歼国民党军队154万！
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独自攀上一座小山，向东北的天空凝眸沉思。
山坡上的迎春花像一串串举起的鞭炮，又似一支支燃烧的火把。春天的确是来了。可此时黑土地上的残雪是否消融了呢？
毛泽东在等待着两个人从黑土地带来春天的消息。
这时，周恩来从山坡下走上来，老远就说道：“主席，今年的迎春花开得很早哇！”
“恩来，花开得还是蛮早的咧！不知道我们空军的那朵花开得怎样啰！”
主席，我正是来告诉你，常乾坤和王弼两位同志已经到了。
“好！好！让他们快来见我。”
“我这就去通知他俩，主席。”
周恩来副主席刚要转身，毛泽东却又唤住了，“莫要慌啊！我这人是个急性子，哪能不让人喘口气的道理。不忙，不忙。”
毛泽东再也无心欣赏开得热热闹闹的迎春花了。
3月8日晚，毛泽东要听东北老航校的汇报。
不算宽敞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还有各野战军的首长。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常乾坤和王弼顿时显得拘束不安，毛主席这次召见如此急促，而且点名要他们俩汇报东北老航校的情况，不知主席对航校有什么新的指示。3大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逃到上海孤岛……莫非是要空军参加对上海的进攻？可空军眼下还难以担此重任。想到此，常乾坤的额头不由沁出些细密的汗珠来。他俩太紧张了。这也难怪，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中央领导的面汇报，他俩平生还是第一次，在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上，专题来研究空军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毛泽东指名道姓来听一支航校的汇报更是第一次。
汇报开始后，各位领导的脸上的微笑不见了，一个个神情严肃认真起来。
朱德先是解开了风纪扣，接着去解棉衣，解着解着，手停在最后的一个棉衣的扣子上。
刘少奇在一旁默默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周恩来拖着一只胳膊全神贯注在倾听。
毛泽东烟瘾最大，此时此刻已忘记了手指间夹着的香烟，烟灰一节一节掉到裤子上，地上。
常乾坤完全沉浸在他的汇报中，与其说是汇报，倒不如说是在回忆。从延安到张家口，然后到黑土地，搜集器材；航校不断搬迁，各种困难像黑土地上的弥天大雪……
当常乾坤汇报到“我们已经培训出了空勤、地勤人员523名”时，毛泽东百感交集，竟忘情地从坐位上站起来，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接着话头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常乾坤说现在我们的飞机由于缺少零配件，大多都是拆东补西，安全方面系数不高等等。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我们必须尽快地建立一支空军。”接着毛泽东仿佛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常乾坤和在座的中央各位老总们说：“这个担子不轻呀！”
常乾坤说：“等我们有了自己的空军，我来给主席和各位们开飞机。”
毛泽东微笑着说：“很好，等以后，我只坐你们开的飞机。”
朱总司令这时也插话说：“常乾坤同志，我也算上一个哟！”
会议散场后，夜已很深了。毛泽东披衣踱出来，久久望着深邃的夜空，抽完两支烟后，才回到屋里，坐在灯前，提笔疾书……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
19日，中央军委又致电东北军区、4野：常乾坤、王弼同志建议军委设一有关航空方面的管理指挥机构，以进行联系并调节各军区所接收的飞机及航空器材、机场设备、专门人员与管理民航事业及其他一切关于飞行与航空人员的处理事宜等事务。航空局长望由常、王二人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常、王本人则建议由常、王轮流来军委主持这一机构的业务，并由航校抽调方槐、朱火华等同志来工作。
东北军区复电表示同意军委决定。周恩来副主席批示：请杨（尚昆）、李（涛）与常、王面谈一次，告以东北所管各项，并建立航空局、华北航空处。
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
航空局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留旧航空技术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并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任务明确后，航空局当即组成航空接收工作组，分别赴华中、华东、西北地区。接收国民党空军留下的基地、设备、器材、人员……
据资料统计，航空局从成立到10月份撤消短短7个来月的时间里，共收容国民党空军来不及撤走的各类人员2267人，其中空勤人员60多名，地勤人员近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 100多名，其他勤杂人员100多名。接收各种型号的航空发动机1200多台，其它航空器材4900吨；接收大小机场60余个，经抢修可使用的有40多个。先后建立了6个航空办事机构，并开辟了4条主要空中航线。
1949年3月25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从黄土高坡走来的共产党人，走进了北平这座古都。
也许是毛泽东太熟悉了历史，他没有进城，而是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城市与农村、高山与平地的交汇点上。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这晚，毛泽东吃了两片安眠药！
据有关文章回忆，这晚，蒋介石在上海不知骂了多少句：“娘希匹；”说了多少声：“不见！不见！”
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B—24重型轰炸机从上海飞到北平上空，8时57分，对南苑机场刚刚修复的航空修理厂和宿舍区进行低空轰炸。
北平的安全受到空中威胁。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副主席拨通了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的电话。
常乾坤立即带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室。
周恩来副主席详细询问了空军现在有多少能起飞打仗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能不能组建一支能担负起防空任务的作战飞行队？最后，周恩来副主席严肃认真地对常乾坤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建立新中国的大事。保卫工作十分重要。来自空中的扰乱，你们能出把力吗？常乾坤同志。”
“周副主席，请你指示！”常乾坤回答道。
周恩来副主席立即指示：“请你们把能作战的飞行员调来，组织起来，在北平组建一支能担负起防空任务的作战飞行队，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
7月7日，航空局正式向军委报告。得到批准后，航空局立即决定成立一个飞行队。从9月5日起，以2至4机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值班任务。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送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次日，周恩来召见“东总”参谋长、兼东北航校校长刘亚楼。
刘亚楼（据吕黎平先生回忆）个头不高，福建人，说话时却很少带有地方方言。说话办事果断干练。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口才也不错，总是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他28岁时，受党的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还出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苏联呆了8年！后经罗荣桓推荐报请中央，出任东北野战军（4野）参谋长。
刘亚楼接受任务后，在军委航空局见到了吕黎平。
刘亚楼告诉吕黎平说，中央指定他筹划组建空军，准备下月初去莫斯科谈判，现在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已就这个问题与苏方进行交涉。待苏方答复后我们就去进行具体谈判。中央军委已定下了此次谈判人员：王弼、吕黎平、翟云英和他。让吕黎平先负责搞个详细调查统计，再拿个方案出来，以便好让军委参考。吕黎平当即表示同意。
7月27日，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26日电报精神，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苏共领导人提出组建中国空军，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
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用机件及日本或德式重磅炸弹；
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其中飞行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底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方负担偿还；
第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
第四，若上述第一、第二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来苏联参加这一计划划商谈，并组织1700名学员在苏联学习工作。
当日，刘少奇复电党中央：苏方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
中央收到刘少奇同志复电后，决定刘亚楼率队8月1日赴苏谈判。
刘亚楼找到王弼和吕黎平，要他们研究几个具体问题：国民党空军现在还有多少作战飞机？中央提出请苏联训练的空地勤人员比例是否合适？训练1名能作战的飞行员要飞多长时间？一所航校能训练多少人？需要开办几所航校？办在什么地方有利？他要王弼、吕黎平先拿出一个粗线条方案来供党中央参考。
吕黎平根据掌握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第一，3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兵力由8万人减到5万人左右，现尚有各种型号的飞机200到250架；第二，东北航校已训练出航空技术人员50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现有缴获的日、美式各种飞机80架，可作战的30架；第三，中央提出的空、地勤人员不合比例；第四，一名飞行员要飞100—150小时可达到作战水平，一所航校能训练60名飞行员，需组织5所航校，速成训练需10个月到1年时间，航校选在东北、华北为宜；第五，飞行员条件应挑选政治条件好……
组建空军的初步方案基本形成了。
7月31日，刘亚楼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召见！
5时左右，他们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周恩来极忙，说：“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候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去哈尔滨，具体出国行程由那里的高岗安排。毛主席要亲自接见你们，同你们详细商谈，我就不多谈了。”
大约半小时后，刘亚楼他们3人来到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一见刘亚楼他们3人到来后，合起桌上的文件。刘亚楼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在苏联学过地面指挥，你们3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员，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呀！你们就是将来空军主要成份的缩影吧！”说完，交代叶子龙：“你去告诉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将藤椅往前拉了拉，娓娓而谈。
毛泽东说：“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起，就同蒋介石打交道，走过曲折的路，依靠小米加步枪，历经了长期的战争，我们打赢了，快要打出一个新中国了，全部是靠陆军打的地面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万架以上的飞机，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我们呢？既不能制造飞机，也没有汽车工业，当然就谈不上建空军的问题啰！”
我们过去是依靠自力更生战胜蒋介石的，没有向苏联提出过援助组建空军的问题，即使提了也不一定能给，我们穷嘛，所以一直没开口。今后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
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全国性政权，可以做生意，有偿还能力。我们让现在莫斯科的少奇同志试探了一下，他们答应了，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同。
毛泽东对刘亚楼说：“中央的建军方针，恩来同志已经和你们打招呼了，现在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好吗？”说着，又点上一支烟。
刘亚楼向毛主席汇报了预先准备的方案。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在纸上记了一些要点和数字，对一些技术性问题还要详细问清楚。
“这么说，你们认为中央电报提出的设想是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听完刘亚楼的汇报，毛泽东问。
毛泽东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至于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等问题，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现在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饯行，走吧！
饭桌上摆着四菜一汤。
毛泽东破例让取一瓶葡萄酒来，亲自为每个人斟满一杯。
毛泽东拿起一杯酒，满面春风。高兴地说：“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3位同志去苏联，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毛泽东一生极少碰过杯，因而不胜酒力，一杯薄酒下肚便面红耳赤，摆着手连声道：“我被打倒啰，你们喝，你们喝！”
8月1日上午，刘亚楼一行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高岗作了汇报，第二天他们乘高岗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他们这辆专列让路。专列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他们换乘了苏联的宽轨列车，便进入了异国土地。
到赤塔后，早有一架专机在机场等候。是一架美制C—47型飞机（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专机）。飞机先后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克斯克、喀山，历时3天，8月9日方抵达莫斯科。他们下榻在一所疗养院里。
这里曾是沙皇的夏宫，它保持着俄罗斯古典建筑的风格，周围有森林和湖泊，内部许多古老雕塑尚完好无损。时值夏季，这时空气清新、凉爽、风景旖旎。
12日上午，他们来到了刘少奇和王稼祥同志的住处。
刘亚楼司令员将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我方航空局的初步考虑的方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说：“我已同斯大林同志谈妥了，具体计划将由你们同苏联武装力量部会谈商定。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用于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
斯大林确实很会外交辞令。“如早一年？”早一年他会帮中国共产党组建空军吗？他不是曾向毛泽东建议，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吗？他看不上穿着满身打补丁的衣服的毛泽东，一个农民领袖，能成多大气候？然而，毛泽东不仅没听他的建议，反而打过长江，把蒋介石撵到一座孤岛上去了。形势急转直下，穿布衣，扛着劣等装备的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了。蒋介石没靠住，来靠毛泽东也不错。于是，他便向中国共产党伸出手来相握。名义上给中国共产党援助，其实是有偿援助，先记上帐，欠的债总是要还的。新中国尚在建立新政府之前，就要建立空军，而且是一支强大的空军！他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
刘少奇说完后，吕黎平插话道：“不过现在建立空军还可以用于解放台湾。”
刘少奇说：“对！我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商定以后，我就要回国了。9月将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我要回去参加。你们有没有带外汇呀？”
刘亚楼说：“没有。”
刘少奇便指示给1万卢布，作为空军谈判组在苏活动费用。
8月13日，刘少奇、王稼祥和空军谈判组在苏军一名少校军官的陪同下，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
华西列夫斯基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会谈当即在一间会议室里开始了。
苏方参加会议的除华西列夫斯基部长外，还有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苏联空军上将副司务和苏联空军中将训练部部长，另外还有2名漂亮的女军官，她俩负责作会议记录。
双方就坐后，华西列夫斯基很客气地问：“尊敬的刘少奇同志，现在开始会谈好吗？”
“可以开始，元帅同志。”刘少奇说。
双方便开始了正式会谈。
“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就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就由他先谈谈吧！”
刘少奇同志边说边招手示意刘亚楼发言。
刘亚楼直接用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他说：
一、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1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50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
二、我们在东北长春航空学校已经培训了60名能飞美式P—51、日本“隼”式战斗机和高级运输机飞行员；还有50余名学员在日式高级教练机上进行训练。这110名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分别为50、100、300小时以上。此外，还培训25名领航员，100名机械人员，300余名气象、仪表、场站人员。接收了沈阳、北平、南京、上海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修理工厂。从日本、国民党空军那里接收起义过来的“隼”式、P—51、B—24和蚊式飞机共80架，能用于作战的占3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现有的空军家底。
三、中共中央决定调陆军1个兵团机关作为组建空军机关的架子，现在由武汉北上，8月下旬到达北平。以上就是我们组建空军的初步意见和准备情况。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定。
王弼补充说：“训练飞行员与地勤人员比例为1:2，妥否？”
吕黎平答道：“我们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空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将是国民党空军的200—250架作战飞机。我们在数量上，质量上均应占优势，故提出建300—350架飞机的空军战斗部队。
吕黎平喘了口气，继续说：“我们认为歼、轰比例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少奇同志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程序有何意见？”
刘少奇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同刘亚楼司令员当场商定：次日在苏联空军总部再次举行会谈。
14日，我空军谈判小组到苏联空军总部举行第2轮会谈。
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除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2名校级军官。他们首先详细询问了我东北航校的训练情况，飞行员技术水平，各类飞机数量，飞机工厂的修理能力，机场面积与完好程度，下一步选用飞机飞行员所拟条件，地勤保证人员的数、质量情况，国民党空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对地面作战的支援程度等等。
我方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后，即向苏方了解苏联空军总部的机构名称，航校的体制编制，训练年限，课目，时间，教练机与战斗机种类，飞机维护修理程式，机场的保障与人员编制等情况。苏方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项目外，其它内容苏方基本上还是开诚布公，未予保留。
最后，维尔希宁元帅说：“好，情况就是这样了，双方心里都有了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内提出来，到时请你们来这里商谈。你们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几天吧！”
刘亚楼表示同意。
18日，双方在苏联空军总部举行了第3轮会谈。维尔希宁元帅说：“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机航校4所，轰炸机航校2所。1年速成训练，每个学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60小时，总共飞行150—180小时即可毕业。前半年使用一个机场，后半年可用2个机场平行训练。你们长春航校是日、美式飞机，须改装训练，否则使用3个国家制造的飞机，型号杂乱，不利于保证训练的进度和质量。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2个歼击师，1个轰炸师（均3个团制）。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15架，雅克—11（轰炸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今译为图—2）轰炸机20架。这样，作战飞机就有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另配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每航校留作战飞机10架，训练可基本不受影响，1年后飞行学员毕业。3个作战师成立时所需飞机数量，建议明年上半年再行会谈商定……
“关于保证飞行的相当物资器材（如汽车、油料、充电设备、飞行装备等），我们必将如数配备。
“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双方签署，以便上报。”
刘亚楼思考了片刻。以他的精明，认为苏联计划还是比较周密、恰当的。他还想做个小小的试探，摸摸对方坦诚与友谊的尺度。于是他说：“维尔希宁元帅，我们对飞机的性能不太清楚，能否请贵方详细介绍一下拉—9、杜—2飞机的情况？”
……
“休息的时候，刘亚楼问王弼、吕黎平。
“你们有何感想？”
王弼说：“苏联同志把拉—9的一切说得比美制的P—51飞机优良，似乎有些……”
吕黎平接道：“有些言过其实。”
刘亚楼点燃一支烟，说道：“拉—9飞机的上升性能、转弯半径、火炮威力都优于国民党装备的美制P—51，但俯冲性能，载弹量，火炮射速和最大航程不如P—51……言过其实就让他过一些吧！总的来看，拉—9与P—51各有所长，基本匹敌，能协同陆军渡海参加解放台湾的战役，也就是说，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对这个援助计划可以表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呢？”
王弼和吕黎平没有异议。
复会后，刘亚楼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对维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队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有些具体问题，会后可继续磋商，求得解决。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接着，刘亚楼司令员、维尔希宁元帅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提出请中方代表团参观一些名胜和航空设施，让中方提出参观项目以便他们安排。
对主人的盛情，刘亚楼表示感谢。会谈到此结束。
我空军代表团到达苏联后，苏方一直待如上宾，会谈进展得十分顺利，援助项目也比较齐全。这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由于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
草签协议后，空军代表团向党中央发电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建议国内加速筹建工作。刘亚楼司令员说：根据过去在苏联办事的经验，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至少得2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抓紧做些参观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积累经验。于是，我代表团便拟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参观考察项目单，包括：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这天，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西10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
我代表团第一次见到了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
陪同代表团的苏联空军一名军官说：“这个机场，这种飞机目前都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对你们几位中国高级军官了。”
此话之意不言而喻。
我代表团随后来到一架米格—15跟前。
刘亚楼司令员由于职务高不便询问，吕黎平便开口问道：“请问，你们这种飞机升限多少？航速多大？还有炮火威力、射速及其战斗性能如何？”
主人吞吞吐吐，没有完全如实相告。
我代表团也就不便刨根问底了。
接着，苏方请我代表团观看米格—15的飞行情况。
毫无疑问，这种飞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参观完飞行部队，我代表团便飞往哈尔科尔城郊参观航校。我军刚开办航校时是飞行和地勤人员同校训练，而苏军的这所航校则专门培训2年制飞行员，地勤学员另有专门航校培训。空军1951年后便参照了苏联模式，改组了我航校体系，实行空、地勤人员分训。
苏联空军总部的体制是横宽纵短，编制精干，没有闲人。空军司令和参谋长直接管辖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都职责分明，没有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现象。部队体制也是如此。
在考察间隙，我代表团还参观了红场列宁墓、列宁故居、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等。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在苏联参观期间，刘亚楼问王弼：“在大革命或内战时期，我国还有没有人来苏联学习航空？”
王弼想了想，果断地说：“有。好像是位湖南的同志，叫唐铎。”
“我们应该请苏方查找一下。航空人才目前国内很缺乏。只是不知唐铎同志现在干什么？”
刘亚楼让陪同代表团的舍洛夫少校提请苏方协助查寻。
2天后，舍洛夫少校回复说：“有此人，还健在。3天后可来和你们见面。”
3天后，唐铎按时来到了代表团驻地。当时他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一个苏军空军航校任少校军械任教员，是卫国战争时期从莫斯科撤退到那里去的。
唐铎同志见到刘亚楼司令员后表示，他虽已加入苏联国籍，并有了眷属子女，但仍想回国参加祖国的空军建设。后来，刘亚楼回国后将此事报告了中央，经我国政府同苏联交涉，唐铎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了祖国，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参加欢庆的还有张爱萍同志，他是前几天到达莫斯科的，准备商谈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立海军事宜的。
白手起家，只好靠苏联这位“老大哥”了。
那时，“老大哥”还真有个“老大哥”样，只是“老大哥”不是白帮“兄弟”的忙！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空军代表团：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诸位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短时间内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它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司令员热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安排下，我代表团又在苏联空军司令部同苏联派驻中国的第一任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少将见了面。
刘亚楼欢迎他到中国。
10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亚楼：与友方谈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次日，我代表团启程回国。
9.开国大典，空军拼凑了17架飞机受阅，说骄傲也行，说羞涩也未尝不可。刘亚楼火烧眉毛一样组建空军，连林彪都说他“霸道”。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香山红叶开得如痴如醉。
10月16日，刘亚楼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当即停下案头的工作，召见刘亚楼。
中南海波软浪柔，微风轻拂。
毛泽东伸出大手：“刘亚楼同志，你这次率队去苏联谈判成功，我代表党中央向赴苏谈判组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你们辛苦了！”
这次在中南海听取汇报的还有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刘亚楼，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给予优先保证，即将拨出；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很快就能集中。
刘亚楼没想到中央军委批复如此之快。
他在即将动身赴苏之前的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第4野战军：“空军领导机关以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构）。
第14兵团司令部是平津战投后组建的，它的前身是冀察热辽军区整训司令部。
刘亚楼赴苏动身那天，8月1日，军委又致电4野：“由4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14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和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平待编。”
第4野战军8月5日命令：“着14兵团直属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4野首长即指令何廷一和王平水率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到北平。
8月19日，14兵团抵达北平南苑地区。
在此之前，我第一个飞行队于8月15日正式成立，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
9月上旬，这支飞行队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
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飞行队。飞行队分3个飞行分队和1个机务分队。9月，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队领导，成为第4分队。飞行队的初期只有50～60人，以后发展到150～160人左右。使用的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各类飞机最多时达30多架，其中P—51战斗机19架，P—47战斗机1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B—25中型轰炸机1架，B—24重型轰炸机1架，C—47运输机2架，C—46运输机3架，小北美教练机1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飞行队成立了，飞机也凑起来了，可是机徽和飞行服没有。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飞行队，总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飞上天吧！
华北军区航空处担任了这一设计任务。
人民空军的飞机机徽最初设计的是一个“八一”红五角星，飞行队的同志说这样在空中不便与英军飞机区分，他们提议，按美军机徽样式，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上一条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这个机徽一直沿用到今天。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飞行队的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这样飞行服样式也沿用至今。
飞行队成立时，由徐兆文担任队长，政委王平阳，下设4名分队长。飞行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飞行队从接到受阅命令到组织计划，实施受阅，前后不到一个月。为了搞好这次受阅，空地勤及所有同志群策群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和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更是费尽心机。没有航空图，就用5万分之1的北京市地图代替，空中航线和每架飞机都经过反复计算才确定飞行方案。飞行航线：选择通县双桥上空为起点，直飞天安门上空；飞行高度：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便于观察，又考虑到受阅当中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可滑到城外迫降；飞机速度：为使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队形整齐，保持一定的间隔时间，事先计算好各分队飞机起飞和进入航线起点的时间，保持好规定的航线速度和高度，以及各分队间的高度差。为达到上述要求，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上空多次进行模拟演练，主要训练6个分队的长机，也练过由17架飞机按预定航线和航行诸元通过天安门上空。地面指挥工作：南苑机场塔台指挥由徐兆文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设指挥室，由李裕负责对空指挥；苏联顾问协助；天安门城楼下设有总指挥室，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负责。直接与大会总指挥部和航空处指挥室联络。备降机场定在北平西郊、天津的张贵庄、河北的唐山3个机场。
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广场汇成了一个掌声的大海。
4时，阅兵式开始。
南苑机场上的17架受阅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邢海帆一声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积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受阅机群分队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浩****。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飞行。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们后来回忆这一幕时，无不感到这次是他们每个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这天起，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国度，它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故宫建筑群宏伟壮丽、金碧辉煌，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象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招展，机群按编队依次进入，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检阅。
30万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通过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传到五湖四海。
当受阅的第1、2、3、4、分队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我P—51机群9架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P—51机群的9架飞机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P—51机群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吻合，所以在地面看来以为这次受阅的飞机是26架；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外国记者纷纷报道是26架，并说中共空军是以野马式P—51战斗机为主的接受检阅机群。
昌平航空博物馆正厅，展出了当年空中受阅的机群（飞机）模型，包括当时地面受阅部队模型，真实地再现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和难忘的开国大典空中场景。
17架拼凑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对共和国诞生那天来说，确实是一种骄傲，但今天我们看来，难免产生些许羞涩、寒酸……但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确具有了一种开天的意义。
3天后的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两个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毛泽东阅后圈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定按兵团一级刻发关防。鉴于空军领导机关已组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又已任命，1月9日，聂荣臻代总长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军委航空局应与14兵团机关合并。毛泽东批示后，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空军的成立纪念日。
先办航校，后建立空军部队，这是我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建立空军的预定步骤。于是，办好航校就成为当时建设空军的当务之急。
刘亚楼忘不了访苏会谈回国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后，告辞时，毛泽东嘱咐他：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样。你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
刘亚楼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追上一句：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无异于怀抱尚方宝剑组建空军航校。
1949年10月19日，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来华，帮助中国空军选定航校地址。
刘亚楼回国后仅仅3天。苏联军方的行动真够快的了！
苏方大批专家将于11月中旬以后全部抵达中国。
时间不等人！这更加快了刘亚楼选定航校领导人选的步伐。
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表，发至所有空军处以上飞行和政工干部。
一向办事干练、果断、讲究时效的刘亚楼，这次更加果断，每人必须在两天内做出明确答复，并且要详细填写。
刘亚楼考察干部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善于用人所长。正应验了毛泽东：“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
他考察干部时先听情况介绍，然后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不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意见，他担任什么最合适？”
这种“两最一假如”的考察干部方法，把了解的对象的长处、短处、人格、工作潜力一下子就呈现在桌面上了。
100多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在刘亚楼的脑子里转动。
很快，6所航校负责人的预定名单拿了出来。只是航校政治委员尚无法选定。
毛泽东的批示变成电波，又由电波变成文字。各野战军以最快的速度推荐了19名——多于3倍的优秀政工干部呈报军委。
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别说在我军历史上少见，在外军历史上恐怕也属寡闻。
刘亚楼面临的另一项工作是接待苏联专家。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夏伯勋回忆道：“哎呀，那些天我像打地转似的，布置房间、买地毯、装电话、要汽车……我天天往聂荣臻那儿跑。聂帅那时是陆军代总参谋长，有毛主席的批示，他一切都为空军开绿灯。后来要的聂帅都拿不出来了。太急，刘亚楼他们坐专机从苏联回国，8天后，苏联第一批专家就到北京了，快得连刘亚楼都没料到。
“刘亚楼一天几个电话询问准备的情况，他那时一天睡不了一两个小时，东奔西跑，穿着件呢大衣，下摆被脚踢得一掀一掀的，旋风一样。他性子急，嫌司机开车慢，麻烦，常常自己开着吉普车满处跑，督促检查工作。那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哟！他要求的事没人敢打马虎眼。他办事效率高，魄力又大，在我印象里，刘亚楼说过要办的事，没有哪一件是没办成的。组建空军，从零开始，那么大一个摊子，呼啦一下子就撑起来了。
“刘亚楼组建空军，实际上先给空军树立了一个作风：雷厉风行。执行任务，没人敢叫苦，装熊。给他汇报工作，问题、困难可以提，但必须拿出你的意见和办法，否则，他不听。
林彪都说他霸道。他这种霸道在当时问题成堆、困难如山的建（空）军初期，还是很有积极作用的。对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刘亚楼很器重，爱才。请到家里吃饭，酒后跟他骂两句娘也没事。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是很痛快的，很过瘾。你会无形中挖掘了自己的潜能，突然发现自己是个挺聪明、挺能干的人……”
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苏联专家就来了。刘亚楼安排苏联专家休息几天，游览一下北京名胜古迹。苏联专家谢绝了，提出第一天就开始工作。
刘亚楼将早已选好的两个小组，随苏联专家分赴东北、华北勘察，选定校址。
建军必先建校，建校才能培养空勤人员，才能组建空军部队。
“办好航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建一所航校在当时需要250亿元，相当于后来的250万元。
一个建国才几天的国家，对这笔支出是要下很大决心的。6所航校大约需1500亿元！
毛泽东咬咬牙，大笔潇洒一挥！
那笔却重重地落在了刘亚楼肩上。
10月30日下午，刘亚楼组织召开了空军建军后的第一次干部会。
参加会议的是空军的领导班子和6所航校的主官——校长和政治委员。
刘亚楼做的挺绝的！
刘亚楼环视了与会者一遍，大衣一抖，出语连珠。
他首先讲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空军的重视，接着简单阐明了组建空军的任务，说明办一所航校大约需5～6个月的时间，起码也得3～4个月才能开学。之后，话锋一转：
“现在只能一个月，也就是说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他只给每所航校一个月的筹备时间，颇有点蛮不讲理的意思。
会场顿时连空气都凝固了。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我再重申一遍。”
刘亚楼说完，大衣一抖，目光炯炯地审视着众人。
“是啊！一个月内，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开天人，空军的创业人。困难即便像高山，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既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开学，是对每个航校负责干部的第一个考验！12月1日按规定时间开学的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散会。”
刘亚楼一挥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几位航校领导全傻了一般，一动不动，连鼓掌都忘了。
等与会者转过神来时，会议室才突然爆发起掌声来……
10.苏联空军“连打字员都带来了”。“外籍教练”帮中国空军在蓝天写下一行行弯弯曲曲的象形文字。空军第一个混成旅组建5天后，三八线突然倾斜……
11月中旬以后，苏联专家陆续来华。
刘亚楼着急，苏联专家们也急。一下火车，他们就被成批分往6所航校所在地。
1949年底，订购第一批飞机陆续抵达中国满洲里，经中国空军接收后，分成6份装车编组，分头直接运往每所航校。
时令已是冬天，北方冰封雪裹，滴水成冰。苏联派来我国参建航校人员，实际上是全套人马，上有校长、政委、校机务工程师，下有飞行教员、机务人员，连打字员都带来了。
许多老同志回忆那时的情景时都说：“一切为了办好航校”成了空军的头等大事，所有的困难，都在这个中心下迎刃而解了。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前进道路的。无论干部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航空物资的保障等，都要以办好航校为前提。
194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下达后，仅用了50多天的时间，新建的航校于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等地筹措就绪，依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1、2、3、4、5、6航空学校，随后又在东北老航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第7航空学校，校址定在牡丹江海浪机场。
各航校反映较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缺乏懂俄语的翻译，二是缺乏懂航空技术的中国教员。刘亚楼一声令下，当即派人坐飞机到新疆、东北各地请来70多名翻译，还到南方解放不久的各省大城市，从接收和报到的旧中国航空技术人员中选来200多人，将他们集中到北京。由刘亚楼、肖华接见一下，并请他们吃一餐饭，随后就分配到各航校去工作。
就这么简单！
为充实各航校的领导骨干技术力量，东北航校的全部人员分成6份，包括培养出来的一批“种子”，分到各航校。
当时，东北航校的全部人员是构成每所航较的中坚力量。
周兆平在回忆第一航校初建时说：
“11月5日，我率第一批人员到达哈尔滨时，吴恺和14兵团一位干部常玉宽已先期到达，并开始了接待苏联顾问和接收营房、机场的工作。吴恺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已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空军，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的命令……新航校要在12月1日开学，任务多么紧迫啊！离开课时间不到1个月，要在这么短时间内把一切开课的准备工作搞好，会有多少困难在等待着我们……
“当时还没有学校的组织，机关也没有建立起来，只是一个筹建班子，吴恺负责准备工作，刘善本负责飞行和理论教育，陈海林负责行政工作，云甫负责机务工作，常玉宽负责后勤工作，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由我负责，谢立岑分管保卫工作，我们还以12月1日为期倒排了日程表，订出每项工作必须完成的日期，分头负责去办，每日一次碰头会，检查完成情况，协调工作矛盾，安排次日工作。尽管当时干部少，大家都认真负责，紧张热烈地工作着。苏联专家也参加了各项筹备工作，当时到达的专家已有195名，他们工作非常认真，要求严格，对中国同志很尊重……
“学员的宿舍是原东北农学院的几栋楼房，我们用开办费买的。我去看房子时，还是一片搬迁时的混乱情景。院内已经接收的房屋，正在加紧修整粉刷。宿舍的面积不够，只好搞成上下铺，但是直到学员快来了，木床仍没有做齐，只好又打了一部分通铺……一切都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日夜赶制的。”
多年以后，周兆平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耿耿不忘自己的过失：“专家们的宿舍、办公室陈设比较讲究，不仅有沙发、地毯，有的还要壁毯，而我们国家初建，经济还很困难，能够拿出这么多钱开办航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些情况向苏联专家说明，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过高要求了。但学员食堂铺了水磨石，礼堂的窗帘买了呢料，我们未把好关。”
为了几块水磨石和几块呢料，周兆平至今还在深深自责！
我们想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些什么！这就是那时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风范。
“11月28日，雪后晴空，哈尔滨的初冬已是很冷了，我们把浴池烧满了热水，食堂准备了可口的饭菜，全校同志兴高采烈地等待着第一批学员的到来。
“学校的领导们亲自到香坊车站去迎接，专家们在大院操场等候。”
透过岁月的烟云，我们仍能想像出当年的情景：一批叱咤风云的战将们和外国专家竖起衣领（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竖）在数九寒天的朔风中跺着足搓着手哈着气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神情恭恭敬敬地象母亲盼望儿子那样盼望着学员到来。
这是什么心态和工作精神？
今天，我们还能设身处地进入那种氛围吗？
640名学员到来了，编成6个中队。
30日举行开学典礼。12月1日正式开课。
第一航校是轰炸机航校，共23个专业，分速成班和1期甲班。空军规定速成班学制6个月，1期甲班学制1年。
一开课，最大的障碍是语言。
苏联教官讲，翻译当场译，翻译对航空知识陌生，对一些技术名词译不出来，闹出不少笑话。比如：
气象主任被译成“空气将军；
发动机的散热片译成“暖气片；学员们就不明白为什么飞机要装暖气片，飞机怕冷吗？有没有锅炉呢？
驾驶杆译成“一根活动的棍子”；
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
电压译成“紧张”；
飞机在空中横滚动作译成“圆桶在空中旋转”……
学员们一个个莫名其妙。
翻译急得满头大汗。
苏联教官急得直敲着教鞭发火。
1950年1月15日，第4航校首先开飞。
沈阳北陵机场上，14架雅克初级教练机整齐排列在停机坪上，机身披满朝晖。
首先带飞的是一批老航校的学员：王海、郑刚、耀先、邹炎、徐怀堂、吉世堂、侯书军、于飞、林虎、徐振东……
苏联飞行教官带飞两个飞行日后，他们就一致要求放单飞。
这批被编在速成班的飞行员，都是东北老航校培训出来的，每人都有一定的基础，接受能力也快，还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苏联教官很快便让他们放了单飞。
最后这批速成班16名学员破格免飞中级教练机，直上乌拉—9高级教练机。
苏联教官竖起大拇指由衷地笑了，边笑边说：“哈拉少！哈拉少！”（好，很好！）
1950年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途经沈阳，作了暂短停留。
在东北局大院会议室里，毛泽东微笑着与几十名党政军领导一一握手，风趣的话语不时引起全场阵阵笑声。
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成功！
这次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不仅就国际上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就中国空军部队的组建与斯大林举行了进一步的磋商。
早在1月时，刘亚楼就参加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制了组建航空兵部队的计划，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
毛泽东这次出访，斯大林表现出了格外的热情。毛泽东是有求必应。由于上海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毛泽东请斯大林派空军保卫上海的安全，斯大林一口应承下来。苏联空军巴基斯基中将即于2、3月间进驻上海，这支苏联空军部队共有各型飞机119架，其中有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39架，图—2轰炸机9架，伊尔—10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后来，这些飞机被我空军有偿接收了，装备了第一批组建的空军部队。
毛泽东见到吕黎平后，拉他一起在沙发上坐下，和蔼地问长问短，全是空军的事情。
毛泽东问道：“学员飞行训练开始没有？苏联专家教得如何？”
吕黎平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说：“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依你看，我们航校一年内能培养出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员吗？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能组建几个师呢？”
“那很好！那很好！我相信困难是压不倒你们的，空军作战部队是能够按计划组建的。”
晚上，东北局搞了一套小型文艺晚会。毛泽东兴致还停留在空军部队组建的心思上。
临别时，毛泽东对吕黎平说：“回去代我向同志们问好，大家辛苦了，希望再接再厉，早点把翅膀练硬，飞出新中国的军威来！”
毛泽东访苏成功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恼羞成怒。他骂斯大林“娘希匹，见风使舵！”骂了一通，于3月1日发表文告，恢复自己的“总统”职务，他要用炸弹发言——扔出他的“空军牌”。他亲自下令国民党空军倾巢出动，对上海、南京、福州、广州及东南沿海城市的所在重要设施实施轰炸。他还不惜派出一支精干的轰炸机中队北上，远程袭击北京。
当晚，毛泽东召见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
3月10日，朱德出席空军政治工作会议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因此，我们的学校是个速成班。要很快地把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
我们已经等不起了。每所航校迅速掀起了飞行训练**。
东方刚露一丝曙色，学员们就在教官的带领下冲上天空，黛色的远山愈浓愈暗时才收机。每个学员都争取多飞几个起落。困难，太多了，飞行服不够，机场上你脱了穿，他穿了脱。没有桌子，几个人凑在一只木箱上……白天飞行，晚上熬夜学习，体会动作要领，直到深夜12点才躺下。
苏联教官被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也是起早贪黑地手把手教，反复地讲解要领难点。飞行进程一再提前，新的问题又来了，接受能力稍慢的学员面临着被淘汰。有的同学怕淘汰就着急，越是着急越是出差错。
飞行是门科学技术，它比不得过去在战场上冲杀。虽然学员们都是来自陆军的精华，但光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劲头是不行的。
一期甲班飞行员范万章，飞初级教练机时，成绩一直优秀，可进入中级教练机飞行训练时落了伍，苏联教官带飞了6、7小时，他仍保持不住正常飞行状态。
苏联教官对飞行训练要求是相当严的。他一着急就出差错，教官就来回猛烈地摆动驾驶杆打他的腿，腿打肿了，下飞机走路时一拐一拐的。他咬着牙，不吭声，默默承受着这种体罚。错在自己，活该。他在心里骂自己。
他总结自己的缺点，分析动作，感到自己用力过猛，于是，尽量地让动作轻柔一些。
第二天，他和教官一起上了飞机。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轻一点，再轻一点。
怕死？范万章最听不得这两个字。自己从尸骨堆里爬出来多少次？难道还怕死么？
他一咬牙，驾驶杆猛地一推：看谁怕死！
飞机尖啸着向地面俯冲下去。
苏联教官惊叫着：“快拉起来！”
他不理。
教官破口大骂。
简单的对话范成章还是能听懂的，教官俄语教学，翻译一遍一遍地译。可范万章任凭怎么骂，喊，都装做听不见。飞机迎着风，向地面栽去。
就在飞机即将触地的刹那间，他才猛拉机头，冲回天上。
落地后，教官一扭头，走到一边，不理他。他跑过去，敬礼。教官又把头一扭，还是不理他。
这可如何是好。
范万章心虚，急哭了。
哭也没感动教官。结论：接受能力差，技术长期落后，建议技术原因停飞。
又一名淘汰者！
航校领导忧心如焚。一面要求迅速培养一批飞行员组建部队，另一面却是学了几个月的学员一个又一个淘汰。
航校领导亲自找到苏联教官商量。
苏联教官坚持原则，维持“原判。”
吕黎平在工作交往中了解到，苏联教官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好早日完成任务，早日回国。他们这种情绪与新中国建立空军的急迫心理正好吻合。速成班开飞后，他们见中国飞行学员接受能力强，技术进步快，更促使他们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他们安排计划，组织飞行，不是循序渐进，因人施教，而是大幅度跳跃课目搞一刀切。
1950年4月14日，一架乌拉—9教练机落地后，苏联教官当着顾问的面，问这名学员能不能放单飞。
苏联教官不想在上司面前丢脸。
这名学员叫范辉，原是新四军骑兵师的文化教员，当教官问他后，他老老实实地说：“我觉得还不够熟练，心里没有底。”
苏联顾问一听很不高兴。一扬手，指着远处的正腾空而起的一架乌拉—9，大声说：“他们能单飞，你怎么没底？大胆上飞机单飞吧！”
范辉犹犹豫豫地上了飞机。
范辉驾驶着拉—9离地了。
“飞机增速怎么不快？”在场的同志纷纷议论道。
“前两个起落带飞，也是这个毛病，加油门动作太慢。”有人说。
飞机滑过跑道的2/3，速度仍未达到离地要求。
指挥员在塔台上呼叫：“加油，加满油门！”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上，晚几秒钟。
飞机速度小，上升慢，高度低，2个机轮一下子撞到了机场边沿3米高的土坝上。
“轰”的一声，飞机爆炸了。
机毁人亡，一等事故。
第二天，又是由于急着放单飞，又一名学员心情紧张，拉平过高飞机失速，侧滑接地，起落架折断，机体变形……
教训是深刻的：欲速则不达。飞行是门科学，对待科学必须有科学的态度。
航校作出决定，淘汰飞行员必须由航校决定，不能让苏联教官来敲“定音鼓”。放单飞航校领导必须亲自坐镇指挥。这样，合作难免出现不愉快的时候，但大局无损。
淘汰范万章，吕黎平不同意。
苏联教官一耸肩：意思是那我们就没法教了。
吕黎平亲自带飞范万章。
上机前，范万章狠狠地挨了吕黎平一顿训，训完后升空演练。
先做盘旋，45度坡度，范万章一压杆，成了60度，飞机拉得直发抖。
“压杆太重！”
盘旋，修正，太轻，只有30度，高度挣了200米。
“看我的！”吕黎平一动一动地教了起来。
“就照这样来，你试试。”
出乎吕黎平意料，范万章这次做的很漂亮，误差不大于10米。吕黎平让他再做一次，仍是很标准。
教特技，示范。
3天后，吕黎平果断地放了范万章单飞。
成绩5分。
范万章，这位未来的空军战斗英雄，终于向蓝天跨了一大步。
1950年，美苏先后将喷气式飞机装备部队。而我军学习的仍是将淘汰的活塞式飞机。
1950年4月15日，空军为“以配合当前工作，传达领导意图，介绍各种经验，帮助干部与学员的军事、政治、技术学习为主”，创办了《人民空军》杂志。
4月22日，第4野战军在海南登陆后的第5天，又解放了海口。5月18日，第3野战军解放了舟山群岛。
蒋介石在孤岛上气得暴跳如雷。
在美国的唆使下，凭借其海、空军，利用台湾、定海、岱山等军事基地，从空中和海上对我华东各大城市，重要交通线，特别是上海地区，进行轰炸、封锁及其它破坏活动。
为解放台湾，加强华东地区的防空力量，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华东地区迅速组建一支空军航空兵部队。
这支部队就是空军第1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
李世安回忆道——
那是1950年4月，当时他在第2航校任政委。一天，突然接到刘亚楼司令员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
“军委决定调你去华东地区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当政治委员，方强同志任旅长。”一见面，刘亚楼开门见山对李世安说。李世安没来及答话，刘亚楼又问道：
“新组建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你看是叫第1旅好呢？还是叫第4旅好？”
“数一个数字，编一个序列，都是从一开始，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当然是叫第1旅好。”
李世安没加思索就快言快语地答道。
刘亚楼放下手中的笔，道：“我已考虑了很久，还是叫4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骄傲自满。”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们要效仿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冈山创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时，开始就叫红四军，没有叫红一军嘛！我看应叫空军第4旅，这里有一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这样有利于这支部队的建设。”
“司令员，我没考虑这么多，没有想到还有个继承和发扬红军光荣传统的问题，你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这个部队是由拉—11螺旋桨飞机、杜—2轰炸机、米格—15喷气式飞机、伊尔—10强击机等4机种混合组编而成的，来我国的苏军巴基斯基空军部队是叫混合集团军，因此，我们这支部队的名称也可以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混合旅。这个名称，是我与总政罗荣桓主任一起研究定的。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
5月1日，军委空军派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傅平前往南京，向华东军区航空处领导传达了军委关于组建我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指示：一，空军混成4旅要抓紧组建，组建后抓紧训练，尽快担负起上海及东南方向的防空任务；二，混4旅的干部，政治委员李世安由空军选派，其它旅干部和机关干部来源主要由华东军区解决；三，根据聂荣臻代总长的指示，部队组建后归华东军区领导，后勤供应由华东军区承担。
1950年6月19日，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旅部先驻南京，后转至上海龙华机场。旅机关以原第3野战军第30军第90师师部为基础，加上空司及华东航空处抽调的117人，共308人组成。
旅下辖空军歼击第10、第11团，空军轰炸第12团和空军强击第13团，以及4个供应大队。全旅共有3518人，排以上干部共1384名。
第4混成旅下属4个团：第10、第11歼击团，第12轰炸机团，第13强击机团，每个团各配1个供应大队，相当于团级机构。由于各团所驻地点不同，组建时间也不相同。
第10团于6月9日在徐州成立，驻徐州机场，后转上海大场机场、虹桥机场。装备飞机45架，其中乌拉—9飞机3架，雅克—17飞机4架，米格—15飞机38架。这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团下辖第28、29、30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
第11团于6月23日南京成立。开始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驻防，后转至大校场，再转场至上海江湾机场。装备飞机43架，其中乌拉—9飞机4架，拉—11飞机39架。团下辖空军第31、32、33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
第12团于11团同一时间在南京成立。这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个轰炸机团，驻大校场机场。装备飞机39架，均为杜—2飞机。团下辖第34、35、36大队和空军第13团调入的第9大队，共4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
第13团是强击机团，8月1日才在徐州成立，装备飞机28架，其中伊尔—10型飞机25架，乌拉尔—10飞机3架。团下辖第37、38、39（后调往轰炸第12团）3个大队。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部队终于诞生了。翻开世界各国空军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组建空军能象我国这样快的速度。
27军军长聂凤智任旅长，115师师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别的不说，就看这两位主官的原部队番号就足以看出中央军委对4旅的重视程度。
27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中可称王牌军主力之一。
115师，平型关大捷，林彪的部队，可谓王牌师。
高职低配。可见中央军委对这支航空后部队期望之高。
4旅是在艰难中诞生中。也许正是其艰难才倍感责任之重大。组建4旅，中央军委目的很明确。反国民党的空中袭扰，保卫大上海，保卫东南沿海，解放台湾。
然而，4旅组建5天后，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突然倾斜了。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美国五角大楼公然介入朝鲜内战。
中国刚刚诞生的第一群雄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