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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婚妻子莫尼卡，她可以排除在外。莫尼卡的孩子山姆，在美国长大，他是住校的，一个月回来一两次，我不是他的亲爸，也许比他的亲爸更能得到一份恭敬。刚刚进入青春期，男生女生都处在鸡飞狗跳的时期，除了一两次，他从餐厅向厨房里丢过几袋方便面，发出巨响，差点砸中占着厨房的我，以示不满，这种吐口水的恶作剧倒不像是他们的美式风格。

剩下来就是蓝校长、蓝太太了。

他们俩是60年代大学同班同学，蓝太太毕业于广州执信中学，她从出生地香港跑回广州读中学和大学的。在姊妹中她排列老二，是个闷声不响的完美主义者，爱挑刺爱较真，却在中学时期因一次重感冒，意外地感染了肾脏，得了肾病，切掉了一个肾的。她为了让一个肾脏能承担起两个肾脏的功能，少吃盐不吃盐，所谓肝主目，肾主听，她的耳朵一点点失去了听觉，退休到美国后，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可爱的聋子，一个人操持着家务，她，最不可能平添这个乱的。

蓝校长情况就特殊很多，甚至有一团迷雾纠缠其中。他的父亲出生在客家之都梅县，早年下南洋打工，竟被大海里一股不寻常的洋流带到了法属留尼旺岛。在那里结婚生子，大儿子就是蓝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长到十二三岁时，他父亲开面包店赚到了钱，就带着他回梅县老家探亲，拜祖，从此蓝校长和他的非洲妈妈断了音信，在人生地不熟的客家宗地上学成长，而他的父亲在广东解放的前夜，因为漂泊而形成的某种特殊的敏感，突然恐慌起来，在一个地下党向他屡次借钱，最后一次的期限临近时，消失了。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一个面包工厂半年后在留尼旺岛迅速崛起，生意火红，老板正是蓝校长的父亲，蓝校长的父亲向他的非洲妈妈是这样解释的，孩子在回程路上丢失了。纯朴的非洲姑娘伤心欲绝，只好天天祈祷她的孩子一生平安了。

在梅县的蓝校长，天资聪慧，过目不忘，中学时拉二胡和小提琴，上大学后，还是学生足球队长，中学、大学靠着他爸爸寄回老家的钱顺利毕业。与蓝太太一同分配到广州附近一所中学教书育人，他们教的是英语，而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蓝校长的母语却是法语。他从法语再学起英语，通常来说更容易融通的，他的英语发音乃至英语教学永远是全校第一，无人能及。这时，广州这块务实见长的商都，竟把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优秀教师保护得好好的。自此，他的父亲也再无消息过来了，直到八十年代初，他才从梅县的宗亲那里得知，他的父亲已经离世，生前因为豪赌倾家**产，面包工厂变成了当地一座面包博物馆。蓝校长在校长岗位退休前几年，因为这层海外关系，被硬拉着去做了政协副主席，因为英语、法语口才一流，风趣幽默，他比他的学生更适合做对外接待的使节，威风了好一阵子，直到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他来美国，是为了给莫尼卡带孩子的。离开中国，他就冷清下来，没有人再喊他蓝校长了。十几年后的一天，当来自深圳的、在商场官场打拼过的我，踏入他家大门，一下子嗅到了他孤寂的气息，我轻轻一喊“蓝校长！”他马上精神大振，像服下大补丸呢，似乎，我是他的老部下来看望他了，至于是他的女婿或者是他的学生倒也没什么区别。可是这个补药却不是对症下药，甚至适得其反，是不是埋下了祸根，也未可知呢。

再说说莫尼卡的儿子山姆吧。山姆的爸爸是美国华裔，一个商人。在山姆三岁的时候，他爸爸某个夜晚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来看过亲生儿子。据说有人最后看到他时，他登上一艘油轮，油轮经过百慕大后就没有下文了。山姆常常冥想，说见到他父亲活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他们经常在梦里对话呢。直到我出现，山姆才不再提及他的梦。只是当我有时想按照中国式的教育对他的成长尽点继父的义务时，他就会冒一句，你不是我的爸爸，我有自己的爸爸。他说这话时，蓝校长总是站在他的身后，眯着眼睛微笑着。山姆对我有天然的敌意，可以理解，可蓝校长不应该啊！我可是来自中国的女婿呀。

山姆在叛逆期，无论这孩子怎么叛逆，怎么骂两位老人，蓝校长每天早上总是将二十美元的零花钱递到他手里，像极了一个地主土豪用劣质的手段拉拢腐蚀地方干部，又无需对方回报。用这种憨笨方式溺爱，我嗤之以鼻。有一次，我给莫尼卡洗车，洗完车，我正在收拾工具，蓝太太一歪一歪地走过来对我说，“安迪，你把山姆的车也一块洗洗吧。”

我头抬了抬，又继续收拾，嘴上说道，“不洗，年轻人让他锻炼洗自己东西。”

我听到她哼了一声，她似乎预感到我会这么说似的，她还表现出大失所望的样子走开去。既然知道我不会干的，干嘛还来试探我呢？我没有细想，她对我构不成威胁，而我说出的是道理，她做老师的应该明白。在我看来，他们这种隔代亲，是一厢情愿，对方可不是中国孩子，是个黄皮肤的美国少年，一回家就对老人大呼小叫，嚷嚷着把他们送进养老院。两个老人像老绵羊默默站着，外婆护着发抖的蓝校长。现在，我竟成了山姆的替罪羊？成了蓝校长攻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