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一章 居安思危
第一章
居安思危
“这事物是如此可怕、巨大，北京南文博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人世间任何语言不能将它描画”，它就是原子弹。1945年8月6日，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第一颗原子弹时，巨大的蘑菇云顿时成了一个令全人类都感到毛骨悚然的标志。核武器提升了美国的军事地位，同时扩大了其核威胁的范围。美国的核垄断变得势不可挡，其核讹诈也愈演愈烈。
面对核时代来临所带来的威胁，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又该何去何从？
核时代来临
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世界从此硝烟弥漫。整个战争涉及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总体分成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轴心国和同盟国。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仆从国为一方，以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的同盟国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先后有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为了获得战争的主动权，德、英、美、苏等国纷纷迈入研制核武器的门槛，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开始研制具有超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弹。
原子弹是通过原子核的链式反应，释放出大量原子能，对人类社会造成超大规模破坏的武器，又称原子武器。“原子”一词源自于希腊文，意为“不可分割”。最早，希腊哲学家首次提出“原子论”，加深了人们对“原子是不可分割”的认识。之后，关于原子的研究便没有了下文。直到1661年，原子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诠释——化学元素。这一概念首次被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提出，同时也开启了对原子的科学探索之路。
科学之路是漫长的，直到1896年天然放射性被发现后，原子的内部奥秘才得到深入挖掘。1897年，英国科学家汤姆逊证实了电子的存在，这一颠覆性的突破推翻了原子不可分的概念；1902年，居里夫妇（法国科学家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玛丽·居里）发现了自然界放射性现象并指出了放射能的强度；1911年，英国科学家卢瑟福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子模型；1932年，美国化学家尤里发现氘——重氢；同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从α粒子轰击玻核的实验中发现“中子”；1935年，美国物理学家登普斯特发现铀中有0.7%铀原子属于一种较轻的同位素铀-235；1938年，德国物理化学家哈恩和施特拉普斯曼，在研究中子与铀核的作用新形成的各种放射性元素中，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1939年，约里奥·居里提出铀核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能性；1940年，苏联科学家哈利顿和捷利多维奇提出了维持铀核裂变链式反应的条件，苏联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铀核裂变链式反应试验。
不难发现，从原子作为化学元素被公之于众，到关于它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期间的突破越来越大，而间隔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以英、美科学家为主的研究者们都对探究原子充满了热情，而原子所引领的核时代也在一天天临近。直到1945年7月16日，那些画在图纸上的复杂样式、摆在实验室中的模型变成了实物，才真正地标志着核时代的来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问世。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问世，伴随惊天巨响和漫天的奇光异彩。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中，硕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有如圣灵呈威”，刺眼的光芒彻底掩盖了太阳的光辉，甚至“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
当时有幸亲临现场的唯一记者——《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用文字记录下了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地球的肚腹中射出了一道光芒，这绝不是地球的光芒，而是众多太阳合而为一的光芒！这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转瞬之间就爬上了八千多英尺高空，它扶摇直上，直到云端，其光辉灿烂，映彻天际。这个直径为一英里的巨大火球在向上升腾，其色彩不断变化：由深紫色变成橘黄色。其体积不断膨胀，在膨胀中又不断升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第六个年头时，1945年8月9日，刚刚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杜鲁门发表讲话：“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了原子弹而敌人没有，我们要向上帝祈祷，让上帝告诉我们，照他的意志和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应当怎样使用这种武器。”这一段听起来是虔诚的信徒的话，却在预示着一场灾难的来临。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法西斯最先举旗，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宣言”，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宣布：盟国对日作战将继续到日本完全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投降。面对美、英、中三国共同发出的公告，日本军国主义虽感恐慌，对此却置之不理，试图垂死挣扎。
为迫使日本迅速投降，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1945年8月6日，美军一架Ｂ－29轰炸机携带一颗长3米、直径0.7米，内装60公斤高浓缩铀，重约4吨，TNT（三硝基甲苯，俗称黄色炸药）当量（一种用于衡量炸药爆炸造成的威力的单位）为1.5万吨，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飞抵日本广岛市区的上空，并毫不犹豫地投掷下去。8点16分，当这颗原子弹降落到距地面580米时，巨大的爆炸声仿佛震动了整个世界。
“小男孩”所产生的蘑菇云高达1.8万千米，其破坏力相当于1.5万吨TNT炸药同时引爆所发出的威力。在无法抗拒的冲击波作用下，建筑物全部倒塌，一切皆被夷为平地，万物在一瞬间失去了生机。几秒钟内，整个广岛被吞噬在一片火海当中，爆炸中心800米范围内的人于瞬间失去了生命。仅仅1小时内，又有近7万人相继丧生。事后统计，死于致命的核辐射下的人已经超过20万。作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广岛成为了全人类噩梦开始的地方。
当日本还没有从原子弹爆炸的恐慌中苏醒过来时，8月9日上午11点02分,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美军投在广岛的“小男孩”为一颗铀弹（用铀-235作为原子弹原料），杀伤力已经很强，而落入长崎的原子弹“胖子”是钚弹（用钚-239作为原子弹原料），威力是“小男孩”的两倍。“突然间，有炫目的亮光，好像房里按下巨大的镁光灯，接着是一个大火球从空中慢慢掉下来，银色之中略带一点红”。爆炸中心千米半径范围内的人畜几乎在一瞬间化作了尘埃，消失不见。
“胖子”的爆炸导致长崎市内约二分之一的建筑物被毁，大约8.6万人伤亡。由核辐射所引起的病症包括高烧、红白血球下降、喉部肿胀、恶心、呕吐、内出血、脱发等，“这种病无法诊断，无法治疗，它正在接二连三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医生只好将这些症状合称为“X病”。失去生命，家园全无，病痛折磨，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日本陷入了绝境。
接连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向了尾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在此之后，美国把拥有原子弹作为全球外交的筹码，进行谈判或是公开演讲时，无不提到原子弹，形成核威胁。1945年，《纽约时报》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题目就是“末日即将来临”！美国在核领域中的横行无忌，对世界其他跃跃欲试的国家产生了刺激。
1949年，苏联研制成功第一枚原子弹；1952年10月3日，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就在同月底，美国闪电般地进行了一次新的实验——氢弹实验。氢弹的杀伤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是其威力却远远超过了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至几万吨级TNT当量，氢弹的威力则大至几千万吨级TNT当量。1953年8月12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1960年2月13日，法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随着原子弹成为某些国家企图在战争中取胜的杀手锏，随着各大国的核武器的相继登场亮相，以及氢弹的横空出世，人们意识到核时代已然来临！
中国面临的核威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消息传出后，美国对此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重视，为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召开了紧急会议。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
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占台湾。
随后，美国以朝鲜战争为由提出“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韩国提供为制止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并且建议以集体安全为理由制裁朝鲜。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支持，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起草了一项提案，提出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军推荐一名司令统一指挥各国军队。由此，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及瑞典、印度、丹麦、挪威、意大利5个国家的医疗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宣布成立，其总部设在东京，标志为蓝色旗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国军队也要听从“联合国军”的命令。
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很明确，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当天，周恩来还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7月1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朝鲜战争进行了三个月，形势明显有所变化。9月15日，美军第10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开始大举北犯。朝鲜军民在美军的强大攻势下屡屡败退，背腹受敌。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然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只是在用语言表态罢了，根本不可能，或是没有能力出兵援助朝鲜。
“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1950年9月，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如此说道。华莱士的字里行间既有友好，又带着讽刺。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在毛泽东阅读此信的时候，美国的飞机正在不断袭扰中国边境。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达到了12次之多。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即“三八线”），10月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甚至把炸弹投到了位于中国和朝鲜之间的一条界江——鸭绿江，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毛泽东意识到：美国侵略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将极大地威胁中国的东北。如果不参加与美帝国主义较量的战争，将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明显，美国如若入侵朝鲜，便极有可能发动一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便是凭借荒谬的借口也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
在思考是否支援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整整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最终毅然决定派兵前往朝鲜——抗美援朝。此后，中国把当时最好的军事力量集中调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参与到以“抗美援朝”为己任，以“保家卫国”为口号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当麦克阿瑟还在向将士们许诺“战争即将结束，你们可以回家去吃圣诞节晚餐”的时候，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被中朝联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可谓是倾其所有，投入了包括“开国元勋师”骑兵第1师、“美利坚之剑”陆战第1师、“滴漏器师”美军第7师、“王牌飞行队”航空兵第4联队等大量“王牌”精锐部队。可以说，除了没有使用原子弹，其他的武器全都投入了战斗。
阵容强大的“联合国军”不但没有急速推进，反而被迫撤回，这使负责指挥的麦克阿瑟暴跳如雷，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与我们的战争状态”。不仅如此，麦克阿瑟还妄想“把30到50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紧跟着这个想法，麦克阿瑟还在盘算着打败中国人民志愿军之后，沿着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金属元素，带有辐射）地带，阻止中国军队再进入朝鲜。
美国军方与麦克阿瑟的想法几乎相同，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在麦克阿瑟出发前就透露：“据信，很快就会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发表意见。也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势的情况下，对部队和物资集结地使用原子弹，也许是使联合国军守住一条防线或尽早地进行一次向满洲边境推进的决定性因素。”
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始终对使用原子弹的环境问题争论不休，以至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一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关于原子弹的风吹草动。在此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美国关于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原子弹的态度：“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这样的态度，使得在场的所有记者都很不解——究竟是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还是不将其运用到战争中呢？面对质疑，杜鲁门很快把“生杀大权”转交给了麦克阿瑟，“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作用”。
在这之后，“联合国军”中的英国、荷兰等都竭力主张不使用原子弹。迫于舆论的压力，杜鲁门决定暂时搁置，但是不可估量的“核威胁”却在继续。
1950年12月，美国将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同时对朝鲜进行了核模拟袭击，作为原子弹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月至10月间，美军进行了核战演习并公开报道。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密布朝鲜三千里江山。
面对美国的肆无忌惮，中国坚定立场，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始终坚持着抗美援朝的原则——一切为了前线：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停战谈判，一方面在前线战场造工事，在山中央挖防空洞，修筑反原子屏障。中国对即将展开的核战争所做的准备、坚定不移的态度，加之来自全世界的舆论，使美国的核威胁最终没能付诸实践。
1950年至1953年间，朝鲜战争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时而进入战斗胶着状态，时而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运筹帷幄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朝代表凭借一次又一次的绝妙外交手段，在谈判桌上往往更胜一筹。然而，美国不服输地把原子弹挂在嘴边，不断威胁中朝两国政府，蓄意挑起核战争的意图显而易见。
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再次把使用原子弹这件事推上了风口浪尖——“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美国始终酝酿着使用原子弹，一再抛出核讹诈的烟雾弹，使硝烟弥漫的战争充满了更加恐怖的气氛。当然，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核讹诈也不断受到来自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士的指责。最终，艾森豪威尔的时代依然没能使用核武器。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中、美三国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彻底宣告了朝鲜战争的结束。令美国失望的是，先进的武器也没能抵挡住中朝两国的人民军队，凯旋而归的场面最终出现在了中国的领土之上。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提高了关注度。不久，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了僵局。
1953年10月，中国驶往波兰的贸易货船在公海被国民党战舰劫往台湾，期间美国海军一度参与。1954年5月，类似事件再次发生。7月16日，《人民日报》强烈谴责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海盗行为”，并且指出美国作为“后台”与国民党狼狈为奸，在靠近台湾的海域劫持了七十多支属于中国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货船。
面对中国新闻界发出的严正抗议，美国不但没有收手，反而越发肆无忌惮。随后，美国派出了两支舰队开进中国东海，更可怕的是，两支舰队均载有
飞机，并且能够携带核武器。在靠近中国海岸的公海上，这两支“虎视眈眈”的舰队像是在等待着，伺机而动，给中国的海岸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紧接着，国民党在海、空领域的一系列行动又使得东亚局势紧张，大大增加了中美之间的火药味。中国军队的态度十分明确：将对所有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的飞机和国民党入侵骚扰的军舰开火。
此后，国民党空军全然不顾，对大陆领空的袭扰次数不断增加，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失误打下了一架英国班机，随后，中国为此表示了深深的歉意。然而，这件事竟成了导火索，美国因此“揪住不放”，并采取了行动。在对英国班机实施救援期间，美国的舰载机击落了两架中国巡逻机，而且毫无顾忌地袭击了中国的高炮阵地。
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也就意味着中国面临的核威胁越来越大。接着，美军大量进驻台湾，并在沿海岛屿分别安排了军事顾问。面对美军大张旗鼓的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喊着“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毫不畏惧。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登陆一江山岛，迫使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大陈岛等岛屿。3月12日，艾森豪威尔明确表态“我认为没有理由不能使用原子弹”。3月1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延续这个路线，高举核威胁的大旗，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关键时刻，周恩来在1955年4月23日召开的万隆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局势。”台海危机的局势因此得以缓和，26日，杜勒斯表示将就停火举行会谈。解放军对金马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恢复平静。
台湾海峡恢复平静后不久，国民党却又燃起了不安分的火焰，不断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为了尽快消灭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以猛烈的炮火对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榴弹炮突击。密集的炮火不断向金门投去，2小时内多达4.5万枚炮弹。此时，美国又不合时宜地加入进来，仍旧摆着一副“核威胁”的面孔。
9月4日，杜勒斯再次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日，参联会主席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认为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共方面投掷原子弹。而后，艾森豪威尔在考虑到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一方的态度时，开始转了口风，称“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
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的相继爆发，使得中美之间不断产生矛盾，中美关系在不断地恶化，并且呈现出不可扭转的趋势。可以说，美国在中国一直“虎视眈眈”，而中国面临的核威胁并非空穴来风，更不容忽视。
关键的决定
古语有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使得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的意识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最终以“用人民军队打一场人民战争”而宣告结束，但中国人民军队在战争期间的损失不容忽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经济封锁、军事讹诈、战争威胁，美国为了在多方面钳制中国的发展，曾屡屡出招。面对美国的“口出狂言”和各种军事行动，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做出了大力发展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初衷不单是为了中国本土的安危，更是不能任由美帝国主义再次挑起核战争的先决条件。
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业需要基础，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正是牢不可破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建设增强了信心。为了尽快扭转贫困落后的局面，中国政府制定并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内容是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为中心，以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属于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业，以及发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和某些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同时，大炼钢铁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不断推进工业的快速发展，以辽宁鞍山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拔地而起，华北、华中和西北等新工业基地也相继落成。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研事业也在不断发展。当时，科研人员的数量已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百人增至近万人，科研机构也由40多个发展到380多个，所涉及的科学门类也有了广泛增加。
刚刚经过浩大战争创伤的中国，为什么急于获得全世界最先进的毁灭性武器？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历练。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新中国可以说是困难层层，危机重重。但是，这又从另一个侧面，促使中国开始为新的战略做打算，就是对新的战略武器研究的紧迫感。
在对待核武器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持有一种理性的看法，他意识到只有进行“核垄断”的国家才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而“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永远意味着反对核讹诈与核战争”。对当前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毫不惧怕，并直言不讳，“决不允许两三个国家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自封为核霸王在世界上发号施令，而绝大多数国家则被要求屈膝和软弱地遵守条约，仿佛成了核奴隶。强权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不能由几个列强裁决”。中国不要甘当核奴隶，也不会凭借核武器在世界上称王称霸。
1951年，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把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了即将返回中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1955年初，周恩来邀请核科学家钱三强，地质部的李四光、刘杰，以及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薄一波到他的办公室开会，了解中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所需要面对和准备的事情。这是一次类似于谈话的专家讨论会，内容严谨，气氛轻松。讨论中，身为物理研究所领头人的钱三强为周恩来讲解了原子弹的知识，并且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核研究方面的现状。钱三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国内核领域人员、设备做出了理性的分析和预估。在地质部工作的李四光和刘杰，向周恩来汇报了当时国内的铀储量。有了研制核武器的初步设想，现在又在相关专家的口中了解到物质方面的基础，周恩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越发有信心，并且告知钱三强等人，准备出席接下来由毛泽东主持的正式会议。
1月15日，中南海会议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受邀出席的除了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以外，所有政治局的成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可见其重要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指明了主题——讨论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会议桌上摆放着铀矿石标本，盖革计算器（一种专门探测电离辐射强度的记数仪器）在与会者的手里依次传递，会议室俨然变成了一个核物理和铀地质学的课堂。
毛泽东听着钱三强等人的汇报，几近入迷。他时而提出问题，像一个好奇的学生，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铀潜力与核武器方面的知识。
谈到中国实施核武器计划时，毛泽东讲道：“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批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深知，核讹诈需要实力，打破核讹诈更需要实力，“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一语既出，中国将全力以赴发展核事业的计划就此定夺。大家一致对核武器方面的研究充满信心：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泽东热情地邀请与会者们一起用餐。席间，他端起酒杯，兴致昂扬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在场的领导人和科学家们共同举杯，带着努力发展中国核事业的决心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最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核武器项目，并为这个计划定下代号——02。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