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第五章
亲历与回忆
一切亲历都是真实的，一切回忆都是美好的。
当人到了耋耄之年，往往会对过去的事情产生怀念，无论好还是坏。过去的青葱岁月，在生命的轨迹中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晕染上怀旧的色彩。
西柏坡，这个太行山下普通却闪耀的小山村，遗留着太多人美好的记忆。只要一提起“西柏坡”三个大字，记忆的洪水便冲破闸门，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毛泽东曾说，这里是进京赶考的出发地；周恩来曾说，这里是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邓小平曾说，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解放战争这三年；刘少奇在这里与王光美结下伉俪之情；任弼时在这里与儿子倾心交谈……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曾在西柏坡亲历过一些事情。后来，他们又重新回忆起西柏坡的点点滴滴。
徐向前：参加西柏坡会议
徐向前，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
西柏坡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他带病参加这次盛会的一段回忆。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华北一兵团的中心任务是休整队伍，厉兵秣马，准备发起太原战役，攻克阎锡山的最后一座“要塞城市”，彻底摧毁这位“土皇帝”的反动统治。
……
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来电要我去后方休息一下，并说有些事情要谈。八月中旬，我从榆次动身，去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那里的和平医院，先查身体。黄杰同志也在，专门照料我。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静养两三个月。但战事那么紧张、繁忙，住院可不是个滋味。九月初，我就出院去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
会议从九月八日开始，至十三日结束，共开了六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三十一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同志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计划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根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解决东北、华北、山东之敌，以便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向南推进，渡江作战。规定我华北一兵团歼敌十四个旅（包括七月已歼敌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二、三兵团歼敌十二个旅，配合东北部队作战。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攻打太原的设想。
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的身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都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和调养。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途倒下来，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盘算来盘算去，最后找少奇同志谈了谈。他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去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摘自《徐向前回忆录》
聂荣臻：和平解放北平
聂荣臻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战役总前委之一。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聂荣臻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这是他对和平解放北平及争取傅作义的回忆。
新保安、张家口之战，斩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但增大了敌人从海上东逃或陆上南窜的可能性，我军下一步的任务，是迅速攻克天津，切断他们东逃、南窜之路，进一步孤立北平，最后解放北平。
为此，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结束新保安、张家口之战以后，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又奉命踏上了新的征途，迅速开进到北平外围，与东北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会师，严严实实地包围了北平，积极进行攻取北平的各种准备。
同时，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了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决定由刘亚楼同志负责指挥，准备从速歼灭天津的敌人。
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正积极进行着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当时，敌人在东单修建了临时飞机场，由于我地下党电台的报告和指示目标，我军对这个机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刘仁和他领导的地下工作的同志，确实是可钦可敬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好同志，却在十年动乱中，有许多人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或受到了严重的折磨，实在令人气愤。
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如果我军歼灭了天津的敌人，把傅作义将军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我这个想法，萌生在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在此之前，我们与傅作义的代表在石家庄就有所接触，我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现在，傅作义将军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已经被我军歼灭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军再把天津攻下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谈判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罗荣桓同志听了以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在不放弃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同时，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
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我发去的电报以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
这时候，平津战役指挥部移到了蓟县的一个村子，选定离这个村子不远的八里庄，作为与傅作义代表的谈判地点。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准确时间记不清了，从八里庄打来电话说，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张东荪先生，已经到达了那里，一起来的还有周北峰先生。
我到八里庄见了张东荪和周北峰。从他们的态度看，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将军并未下定决心，对方只是为进一步摸底而来，摸清底细好回去汇报，以便由傅作义将军作出抉择。针对这个情况，我在这次谈判中，着重讲了形势和政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别无出路。希望张东荪先生回去以后，转告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在张东荪先生临行前，我还特意告诉他，下次来，请傅作义将军派他的全权代表来，我们可以谈得具体一些。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多人。傅作义将军由陆上南逃之路已经被切断了。
一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迅速解放了天津，仗打得干脆痛快，守敌十三万多人被全部彻底歼灭。这对尚在犹豫中的傅作义将军来说，又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突围南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东北野战军解放天津之后，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事情，我到天津去了一趟。那时候，黄克诚同志任市委书记，黄敬同志任市长。我在天津停留了两三天，把一些重要事情处理完，又回到了平津战役指挥部。
一月十六日，我军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并限期做出答复。
随后，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先生来了。这时我们平津战役指挥部，由蓟县移到了通县。
邓宝珊先生早就同我党有一些接触。傅作义将军知道这层关系，这次就派他来谈判了。
在第二次谈判当中，比上次谈得具体一些，对所规定的条件，商定了实施办法，作为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
邓宝珊先生临走的时候，我们交给他一封信，请他交给傅作义将军，并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志，作为我方具体工作人员同他一起进城。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但是，由于中间人觉得措词严厉，没有及时交给傅作义将军。
邓宝珊先生回去以后，很快有了回音。他们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体事宜。于是，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进城谈判。
一月二十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起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傅部撤出北平的工作完成，我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
……
至此，持续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赢得了最后胜利，歼灭与改编国民党军队共五十二万余人。
我们和平解放北平的办法，被称之为“北平方式”，后来又有了“绥远方式”，为争取尚未解放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庄严雄伟的入城式，我们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我军进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口号声，回响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这座古城恢复了青春。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我们立即筹建了平津卫戍司令部。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电报指示，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彭真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政治委员。我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各项接管任务，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北平。
鉴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保护好文化故都和接管好北平的高度重视，入城前我们就拟定了入城守则，普遍向部队进行入城纪律教育，还从华北军区随营学校中挑选了一部分学员组成纠察总队。这些学员忠于职守，很有礼貌，普遍受到好评。他们在进城初期，对维护北平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粟裕：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当时，粟裕提出了“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并奔赴西柏坡面陈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下文字是他回西柏坡详细陈述自己想法的一段经历。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得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旋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滴泉。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虽然我有以上这些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
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四月十八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
在这个建议上报中央时，陈毅同志已由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来濮阳，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太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关于第一兵团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陈毅同志又要暂时离开华野，我深感自己的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以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殷切期望。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杨成武：到毛主席那里接受任务
杨成武时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1948年8月，杨成武奉命到党中央驻地西柏坡，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拖住，保证辽沈战役的胜利。
党中央为了在华北建设人民解放军后方，以支援全国作战，决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
……
两区合并后，华北军区辖冀鲁豫、太岳、太行、冀南、北岳、冀中和晋中七个二级军区。野战军有两个兵团。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以徐向前同志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周士第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二兵团也辖三个纵队，以杨得志同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同志和我为政治委员。连同北岳军区的第一纵队，冀中军区的第七纵队，全区共九个纵队，两个炮兵旅。
接到军区通知后，我立即准备行装，次日一早骑马登程。刚下过暴雨，群峰叠翠，百鸟齐鸣，秋风拂面，我骑在马上纵目远眺，令人心旷神怡。
……
我猜测着到毛主席那里将要接受的任务，轻轻地提了提马缰，小马欣然放开了四蹄。
八月二日，我到了华北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见到了聂司令员。
聂司令员对我说：“主席找你去，一起谈。任务是准备配合东北作战。东北部队准备攻锦州，打锦西、沈阳增援的敌人。主席考虑，要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拉住，不让他出关，否则东北战斗会受影响。你指挥的部队组成第三兵团。具体情况到那里去谈。”
八月三日，聂司令员和我各骑一匹马，沿滹沱河北上，由南岸到北岸，一上午就到了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
我们先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下午三点，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跟你们一块谈。”
下午三点钟，我随聂司令员到毛主席的住处。
这是一个前后院相连的小院，从右手边门走进去，迎面一幅影壁，从影壁顶上露出一株椿树嫩绿的树冠，影壁前是一排实心竹，前后的绿色相互辉映，使得影壁超凡脱俗，别有风韵。从影壁前向左拐，是一条鹅卵石铺的甬道，这条甬道从院子中间穿过，衔接着正面住室。院子西边是一幢厢房，厢房门前是独树一株郁郁葱葱的雪梨树，绿叶间缀满了硕果，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正面的平房，便是毛主席的住处。
那原本是一间靠后门的门房。小院的后门是在左角上，分出去的石子甬道把斜对着的前后门连结起来。卧室的后墙其实就是院墙的一部分，两开间的房子像个横站着的火柴盒，白灰墙壁显得格外的素净。
紧靠卧室向右接出来一间棚屋——毛主席的办公室，大本营最高一级运筹战略决战的所在；它从卧室开出一个便门，接着这个门向外，在两侧竖起各三根立柱，上面搭上横梁，覆盖苇席，四周围起来，左手一边的三根立柱砌在墙里，而右手的立柱还暴露在墙外。从这间棚屋向小院开了一个工作人员进出的便门。
我们走进棚屋，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面摆着条凳。毛主席坐在对面的一边，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少奇和弼时同志。毛主席身后的角角上，是一个权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个战士们用的那种搪瓷缸，搪瓷缸摆在白色搪瓷盘里，洁净爽俐，焕发着农家气息。通往卧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用条凳搭起来的木板床的一边，上面摆着土布傲的被子。墙下放着简易书架，摆满了线装书。墙上挂着草帽，屋角上斜放着可以折叠和展开的简易屏风。棚屋和卧室里的摆设简单质朴，还保持着瑞金时代的传统。
我们坐在主席对面空着的长凳上，这样，八仙桌的四周就全围满了人。
毛主席非常客气，用瓷盘装了一盘子糖果，放在八仙桌的中间，请大家吃；又给每人倒了一搪瓷缸子茶水，这才拿起一份电报，说：“你们先看看。”
聂司令员接过电报，看完后递给我。这是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时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告东北局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转到南面作战，指出南面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也预计到这一行动会遇到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要求东北野战军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加紧政治动员和粮食等项的准备工作，制订出具体作战计划，要在八月间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并命令东北野战军机关先期南下，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这份电报的核心是命令东北野战军八月份开始南线作战。正是这份电报的精神，导出后来名垂战争青史的辽沈战役。
我看完电报，把电报放到桌子上。
毛主席喝了口茶水，对聂司令员和我说：有没有问题？同意不同意？他见我们完全同意，就又递给我们一份电报。
这第二份电报是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央军委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东北野战军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这一份电报使前一份电报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把锦州战役明确地提到历史日程上。
读完两份电报，我明白了，今天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召我们来，赋予我们使命，和东北我军的一次重大战役——锦州战役，密切地关联着。东北，华北唇齿相依，支援开发与建设东北解放区以来，我们曾多次牵制关内敌人，支援东北我军作战。如一九四七年东北我军实施夏季攻势，中央军委电报指示我们。“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我们出兵青沧，威胁天津，拖住了关内敌人的主力，为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今，由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领导同意集体面授机宜，如此庄严郑重，要交代的任务自然非同一般了。
我们看完了两份电报，毛主席问我们有没有意见？
聂司令员和我都说。没有意见，坚决执行！
——摘自《战华北》
师哲：米高扬来访
师哲，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
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来西柏坡时，师哲负责了接待、翻译及记录工作。以下文字是他回忆当时米高扬来华的一些事情。
会见米高扬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
1948年5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这位代表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们早已知其名的米高扬。
……
米高扬化名为安德列夫。在他抵达石家庄之前若干天，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守护，警戒。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去西柏坡。
……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月，住在后沟。当时朱老总也住在后沟。后沟和西柏坡有一山洞相通。
米高扬同我党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或是个人会晤、个别交谈，或是休息、游览。
来高扬一行于31日午后一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进行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然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想按照国际惯例行事，由小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我负责中译俄，遗憾的是小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讲不出来，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主席讲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再四地催促，急得他满脸发烧，汗流浃背，慌乱之中，更加讲不出汉语来。
米高扬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懂事由，只是一味地着急，催促说：“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并有些生气地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顿了。”
我只好替小柯瓦廖夫解围，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只好由我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米高扬感谢中国人帮他完成了使命。
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算短，但只是一般地海阔天空地交谈和闲聊。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恩来，弼时偶尔插几句话，作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
一天傍晚七八点钟时，毛主席到米高扬的住处拜会他，在闲聊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会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
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当时米高扬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对主席的话似乎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
在和我的闲谈中，米高扬认为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2月6日）中午时分，毛主席又到米高扬的住处去了一次。这回完全是为了告别、送行，也是为了驱散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不和谐的气氛。他们泛泛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天上地下，不着边际，但双方都感到轻松愉快。
接着，大家在院子里拍了几张相，是米高扬的警卫员拍摄的，后来不知经过什么途径从莫斯科寄来了若干份（主席和我们每人都存一份，每份若干张）。别人的形象我已不记得了，总之，我们都是穿着臃肿肥大的厚棉衣，而我又面黄肌瘦，活像当年流窜各地的白毛子（白俄）。这些照片在“**”中全都被打砸抢分子抄出抢走，付之一炬了。
2月4日上午，任弼时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访问。寒暄之后，双方还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
当天下午，客人们上山游览。散步时，米高扬对我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最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任弼时、米高扬谈话后的第二天上午即2月6日，周恩来到米高扬住处谈话，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成形式与各主要部门（政府各部委）及其职能。
米高扬极其谨慎地回答说，这都是些带有极大灵活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必须依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问题。例如：
（1）苏德战争的规模、进展速度及前方形势的变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因而后勤工作的进展和转变速度也是很迅速的，否则两者就会脱节。进攻柏林时，苏军集中了一万多门大炮，其后勤供应与运输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后勤工作跟不上，配合不好，那一万多门大炮又有何用呢？概括地说，我们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物资——军火与给养——的筹集，二是运输。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显然需要军队后勤与地方行政部门良好的协作。中国情况不同。但也无非是要做好这两方面的事情。
（2）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冈诺维奇曾经说过，机构重叠，不务正业，于是一个部门在解疙瘩，另一个部门却在结疙瘩。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但实际上是无效劳动。这个现象必须防止。我们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参考。总的说来，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
……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游览了市容，随后就登机回国了。
——摘自《在历史巨人身边》
朱仲丽：王稼祥同志到西柏坡
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
这是她回忆随王稼祥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一些片段。
刚到东北局不久，东北局收到党中央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要求东北局的中央委员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记得稼祥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一次中央全会是全国胜利前夕的重要会议，将要研究和决定许多重大问题。他告诉我，到西柏坡后，自己的工作可能要重新安排，再回沈阳东北局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叫我辞去沈阳的工作一块上路。
我们怀着幸福愉快的心情，平安抵达西柏坡后，先去看望了毛主席。当我们见到毛主席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倒是毛主席亲切地先让我们坐，又递给稼祥一支烟，脸上流露着对稼祥的满意和喜爱。
“看你这个样子，身体已无病态了，你在东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绩。”
“谢谢主席，我相信自己的身体不会再垮下去了。”稼祥欠身说。
“那就好。”毛主席呷了口茶，把全国形势向稼祥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稼祥说：“3年的解放战争是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能如此神速获得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主席面对曾长期朝夕相处，并肩指挥红军、八路军作战的老战友稼祥，像是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俩默默相对，沉思追忆。
我打破沉寂：“主席，3年不见您了，您可比过去健壮多了。”
“是呀，越打胜仗越高兴。”主席稍停顿一下，接着说；“如果你爸爸健在，全国的教育部长就归他当了。”毛主席含着笑意，脸上掠过怀念老友之情。
毛主席瞄了稼祥一眼，指着我说：“她的家庭不简单，是皇帝后裔，又是豪绅地主，还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叛逆者。你知道吗？”
稼祥笑了：“主席，我至今只知个大略。”
“你这个女婿就不像朱家的女婿了。”毛主席哈哈地大笑。尔后，他收敛了笑容用坚毅的口吻说：“这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真是反动到死，他总以为有美国后台老板，最后落得单人匹马逃到东南，将来也只好过海到台湾了。当初，我们提出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的口号，他不接受。”
“主席，是的！我们尽了一切力量避免打内战，他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给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之忧。”
“中央已看到了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彻底、干净取得全国胜利。”毛主席吸了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于何处？历朝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稼祥拂着前额的短发，眨了一眨眼，沉思片刻回答：“
是不是定在北京？”
“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离港、澳、台近些，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稼祥持重地回答。
“嗯，有道理。”毛主席满意地笑着。
稼祥站起来：“主席，请您休息吧。”
我跟着告辞：“主席，再见。”便转身出来。
西柏坡是个不大的村子，从四面八方来赴会的中委和高干近百名，大家济济一堂，畅谈解放战争在各地区的胜利和趣闻。
我和稼祥走进朱德和康克清共住的窑洞，那里安置了两张双人能睡的大板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我望望德高望重、年已六旬的总司令，又望望从井冈山下来的康大姐，一股难以克制的感情涌上心头。我们在大城市，出门有汽车，餐桌上摆的是鱼肉，休息时漫步松花江畔，习习轻风驱散一天的疲劳……今日到党的总指挥部，又俨然如回到了延安。我望着这窑洞，触景生情，百感交集。
朱总司令和康大姐见我们进来，热情地迎上前，大家互致问候、寒暄后，总司令说：“你们已被安顿在我这个窑洞里住，喏，行李搬来了。”
“呀，挤了你俩，怎么可以？”我略惊讶地走到窑洞里面的那张床边，一边铺床一边说。“有地方就一起住，挤也只会挤几天，就要进大城市了。”朱老总坐在书桌边，慢声地对我说，眼上戴了花镜，眼球从花镜下慈祥地看着我，一道温和的亲切的目光射在我的脸上。
“没有关系，只怕挤了你和王主任哪。”康大姐帮我铺床叠被子。
“哪里，哪里。”稼祥手擎文件，集中全力在翻看那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材料。他整个思想考虑的都是全国的形势。
……
后来，我和稼祥又去看望了任弼时，陈琮英、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他们的身体都很好。见到大家身体都胖了，脸膛红了，我心中美滋滋的。
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当时称北平），进京时间定在大会闭幕之后，立即动身。好快乐啊，全中国人民解脱封建剥削、帝国主义欺压的民主革命就要彻底胜利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和稼祥单独谈了话。记得那天稼祥回窑洞时，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色，看他那神态，我知道准有什么高兴事。在灯光下，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轻轻告诉我：“毛主席首先说我是个人才、好人，叫我不必回东北局，就在中央工作，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一是中央宣传部长，一是首任驻苏大使。”
“那你决定了哪个呢？”
“两个工作都是义不容辞的，我请主席定，主席叫我考虑好后告诉他。”
稼祥点燃一支烟，深思，细想。
……
七届二中全会紧张地开了一个星期，会上大家群策群力，共谋大计，会后又各赴前方，执行备战区的任务。
1949年8月23日，十几辆硬板的旧式军用吉普车，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它们是前方的战利品，司机和保卫人员已整装待命出发。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以及王稼祥，告别西柏坡，各乘坐一辆吉普车，浩浩荡荡开向北平。
——摘自《西柏坡纪念文集》
任远远：我爱西柏坡
任远远，任弼时之子。
这是他后来回忆西柏坡生活的一些往事。
1948年3月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告别了陕北，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到达晋察冀解放区。
我是跟随父母和党中央机关一起来到西柏坡的，那时我才7岁多。从延安撤出后，经过一年多的转战行军，来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岭，面向滹沱河的一个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苇子地，散发出特有的苇香，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渠，哗啦啦的流着水，吱吱呀呀的水磨声把山村气息点缀得更加浓厚。
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们家是大院中一个南北狭长的小院。北房两间，其中东边是父亲的办公室，另外一间是父母的住房，两间房子有门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只仅5瓦的电灯照耀着我童稚的年华，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亮。
我们家小院的东面，只隔一条小走道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小院，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西面是毛泽东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远是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早来一年多的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的院子（后来朱总司令搬到后面新盖的窑洞式房子）。他们的院子前面有一块麦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进入“西柏坡小学”，在这所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只有两位老师教着我们这群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十几个孩子。课堂上的情景是现在小学生所无法想象的。课余我们经常上山挖云母，因为听说云母可以制造肥皂盒，所以我们挖出的云母都装在纸盒中精心地保存着，这是我们小朋友的一大乐趣。有的还带到了北京。
当时我母亲患病，要动手术，西柏坡小学的涂老师把自己腌制的咸蛋送给母亲吃，母亲也送她一些东西表示感谢，那时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是鱼水情深。
朱总司令比我父亲大18岁，但在漫长的共同革命历程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使他们亲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饭后，他们经常去河边和山林垂钓、漫步。苇子地旁，水渠边，滹沱河畔都留下了这对老战友的足迹。
徐特立老人身患重病，朱总司令和我父亲来到西柏坡附近朱壕村徐老的床前，深切慰问这位在革命最困难时刻表现出最大决心和勇气的老战士，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亲眼看看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在延安时就已发现患有高血压症。经过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病情更趋严重了，为了他的健康，同志们劝他尽盈节劳，适当休息。夏天，我们一家去东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浅浅的，有的地方只没过脚面，我们在河里趟水或坐在岸边，享受着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随同父亲去散步，走到一家农户房前，父亲钻进了矮小的房中，询问他家土地改革前后的生活情况，在那间小黑房子里和农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面都等急了，父亲出来后，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在那间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谈这么久？父亲沉思着回答：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机关住在这里，他们把好房子全让给了我们……他们的生活太苦啦。接着父亲又深有感触地自言自语：“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在这里工作是极其繁忙的，特别是三大战役期间真是日理万机。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工作，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我父亲到他那儿开会，研究制订和指挥三大战役及筹备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夏天他们围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时则在毛主席办公室里开会，一开就开到午夜以后。
在我重兵威慑下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来过西柏坡。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际，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商谈建立新中国前后的有关事宜。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都和他进行了长谈，父亲休息的时候还带我到米高扬的住地看望他。米高扬随身携带的一台当时看来很小的收音机，他说性能很好，可以收到莫斯科的播音。
毛主席有时也到苇子地的清静处去休息，这时我也挤上车去，毛主席见到我就说：“小政治委员”也来了。
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我在西柏坡经历了近1年的时光，许多事是难以忘却的，而其间有一件事印象尤为深刻。它的内容是30多年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1948年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晚上在西柏坡大院露天看电影要穿着棉衣，演的电影都是苏联译制片。那次看电影我们先去，周副主席在电影开始前才来，他刚坐下电影就开始了。突然机要科的一个同志匆匆走来将一份文件交到周副主席手中，在手电筒的光下周副主席简单看了一下，转头跟我父亲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人起身就走了。电影演完我回到家中，只见周副主席和我父亲还在父亲的办公室商量着，他们一边查看着地图，一边扳着手指算着什么。我想问个究竟，但父亲让我去睡觉。从他们的表情和当时的气氛来看，他们是在研究和处理一桩很突然、也很重要的事情。
30多年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才知道，原来周副主席和我父亲那次是在合计如何对付蒋介石准备偷袭党中央的十万火急的大事。当时，蒋介石眼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在东北即遭覆灭，为扭转战局想乘我军在冀中空虚之机调集两个军的兵力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这个阴谋及时为我党地下情报系统获悉，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周副主席和我父亲研究的正是这个刚刚收到的绝密情报，随后中央迅速作出周密部署，赶调部队并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将来犯敌军从定县以南赶回保定以北，敌人的阴谋遂告破产。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历史长河呼啸奔腾而去。西柏坡的时代距今才40年，延安时代距今也不过50载，无疑这些光辉的历史是需要珍惜的。
尽管离开西柏坡已40年之久，我已适应了繁华而嘈杂的京都生活；尽管历史又增添了许多悲喜交加的章节，时代又经历了有待后人去评说的变迁；尽管有些历史还需要归真返璞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但这一切从未淡漠我对西柏坡的深深眷恋和美好记忆。
在这里我仿佛看见祖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我们的人民则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十分丰富的生活。
我爱延安，因为我出生在那里，那里的山河与人民养育了我；我爱西柏坡，因为它和延安一样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延安人，我是西柏坡人……
——摘自《西柏坡纪念文集》
江庸：1949年和谈回忆录
江庸，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他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949年，江庸受当时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托，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和谈。这是他回忆“和谈”前后的一些片段。
和谈的动机
自从1949年1月，蒋介石退位，李宗仁副总统上台后，就有与共产党重新言归于好的消息，听说要我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到北京去一趟，探问是不是可以再讲和平。
1月31日那天午前10时，李宗仁亲自来上海，邀请我们在中国银行4楼喝茶，在座有孙科、邵力子、胡适、张君劢诸人，李宗仁要我们4人，同到北京去一叩和平之门。我当时说我从来是反对内战的，曾与邵以恩建议停战议和，今天副总统有此美意，愿意效劳，但是名义要为代表民意，不是专代表政府。李亦以为然。遂定于2月13日飞往北京。
我尚有一附带任务，是受上海邮政管理局嘱托，接洽通邮事项。这事到北京后，很快就办妥了，使北京上海两处的人，都得了很大的方便。
在北京接触情形
我们飞到青岛，停下加油。才发现飞机的左翼坏了，不是为加油停下，一定会出危险，并且在青岛与北京联系，才晓得除我与颜、邵、章4人外，尚有十余人，都来与北京方面接过头。回电说要先开一名单来，俟许可后，方能起飞，因此耽搁了一天。
次日午后2时飞行，4时半到达北京机场。北京市副市长徐冰来迎，寓六国饭店。15日午前，叶剑英市长来访。正午招宴，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傅作义诸公座上谈及到北平之愿望。
16日访问董必武、林彪、叶剑英诸公。
17日午前，叶市长约单独谈话。这次谈话，是毛主席指定叶市长询问我们意见的。和平如何谈法，我们4人从未商量过。我对叶市长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共产党不妨答应，这些话请叶市长代为转达毛主席。
19日早晨，叶市长来告，毛主席已答应了。我们三人不禁欢欣鼓舞，相庆不虚此行。
谒见毛主席时的一点感想
我们呼吁和平，已蒙毛主席俯允，遂去石家庄谒见，是专为表示敬意。在22日午前9时，同机前往的，尚有傅作义、邓宝珊二位。那时石家庄市长是柯庆施。
据说毛主席是住在离市百里的一个小村里，沿途坡路崎岖，要坐小吉普车才能去。我们遂于下午2时，偕同毛主席派来接我们的杨尚昆秘书长前往，7时才到招待处。周恩来总理已在那里久等了。
周总理陪同我们便饭后，毛主席出见。我虽于1945年见过毛主席一面，但并未说话。这一回才亲近风采，饱闻言论。毛主席一见面，就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
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嚣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帝，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弘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宏，岂是汉光武所能比拟？
第二天早饭后，毛主席又同周总理，和我们漫谈了一小时，就告别了。到石家庄午饭后，我们飞返北京。
回到南京后情况
27日午前，我们从北平飞返南京，叶市长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
下午2时1刻抵南京，党政要人多在机场欢迎，寓首都饭店。
李宗仁来访，晚宴设在总统府，党政要人多在座，报告接洽经过。李宗仁慰劳备至。
28日晨，白崇禧、黄绍竑、朱家骅、吴铁城、张治中、张岳军相续来访。
我们在南京逗留的两三日中，所接见的党政要人，除李宗仁十分起劲外，似都不惑兴趣，也没有一点觉悟到自己的失败。只有吴铁城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我们国民党已把人心都失掉了。
我料到将来谈判决无成功的可能，不愿再去。于是，对李宗仁坚决表示，下次讲和，责任重大，应另选派足以代表党政两方面的重要人士前往，我是不能胜任的。所以第二次我未参加。后来和谈果然失败。
我们虽然是徒劳跋涉，总算为和平尽了一点心愿，并且能谒见了毛主席，在我个人，还是觉得光荣的。
——摘自《西柏坡纪念文集》
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村工作和生活片断
这是中央大院机要处的李润民、仲一、王青林等人回忆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的一点工作和生活片段。
1948年正值伟大的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周恩米、任弼时率领前委的同志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实行了战略转移，历经两个多月，于5月26日胜利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后委和工委刘少奇、朱德会合。至此，中央书记处5位领导同志又集中到了一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村东头几个相连的院子里，朱德则住在隔一个山梁的后沟。中央机要科直接为5位书记服务，负责文件的收发、传递、誊写和保存。我们就在这个科工作。
今年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40周年，回忆往事，思绪万端，中央领导同志在西柏坡工作和生活的情景历历在目。
中央5位书记迁到西柏坡村以后，为了保密和安全，仍用陕北时和过去用过的化名或代号，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称胡必成，刘少奇称胡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的院子外面修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土围墙，在他们住的房子后面挖了防空洞。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迁往北平，这个大院里的灯光经常是彻夜不息，在深夜里熠熠生辉。
多年夜行昼宿的军旅生活，使中央领导同志大多习惯于夜间工作，凌晨5点左右睡觉，11点起床，然后到大院前面的苇塘边上散步，吃过午饭继续工作，直到次日黎明。中央的文件、电报，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大多是毛主席亲自起草，他不用秘书拟稿。特急的军事文件，一般起草后，交机要处译电先发出去，然后送刘，周、朱、任传阅，不是太急的文件，是传阅以后再发出。
在西柏坡短短的10个月中，毛主席先后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批阅了大量文件，亲自制定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方针和部署。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前线的电报像雪片似的飞来，毛主席都一张张仔细看过，一份份考虑复电，发出指示，仅在辽沈战役中，发往前线的复电就达77份。
周恩来当时任军委副主席，并代理军委总参谋长，他的工作更为繁忙。他既要和毛泽东、朱德一起研究战局，又要听前方各战场的情况汇报，核实军事资料，起草电文，批阅文件。他记忆力超人，考虑问题非常缜密，对国民党兵力部署、人员变化了如指掌。一次作战室的同志送来一张战绩统计表，周恩来看过后立即发现碾庄地区被我军歼灭的黄伯韬兵团中的一个团漏报了。周恩来也是每天工作到凌晨，他只睡5个小时左右，9点准时起床，以便把毛主席夜间的部署及时传达出去。
朱总司令多年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晚上10点钟左右睡觉，第二天早晨起床以后，散散步或打打拳，活动活动身体。到西柏坡村以后，他的生活习惯被完全打乱了。在指挥三大战役时，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几乎天天都要开会，每天晚上8点左右，他们就都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集体办公开会，这些会经常是开个通宵。朱总司令当时已年过花甲，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时其他几位书记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总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平时，朱总司令还经常去军委作战室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任弼时是中央书记处最年轻的一位，但他的身体很不好，高血压、心脏病，太紧张了就容易头晕。淮海战役期间，任弼时一天几次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商议战事，休息不好，以至于血压竟达200以上。当他觉得非常不舒服时，也只是靠在躺椅上休息一会。他说，能坚持100步就不走99步，在关系国家命运和人民前途的关键时刻，只能朝前走，不能往后拖。
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我们这些负责具体文秘工作的同志抄写文件、电报，送呈有关领导或整理归档，工作紧张而愉快。老一辈革命家们通宵达旦、不辞辛苦的忘我工作精神，使我们永生难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