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云人物留下的足迹
第三章
风云人物留下的足迹
毛泽东曾在西柏坡高兴地说过：“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党中央在西柏坡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风淳朴、风景如画的西柏坡村留下了不少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毛泽东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西柏坡生活工作了十个月，期间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如今，到西柏坡旅游，当地的老人仍会向您讲述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的一些故事……
在树林里办公
1948年的夏天，身穿灰布军服的毛泽东经常在西柏坡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办公、休息。
临近七八月份，西柏坡烈日炎炎。低矮的平房实在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上午休息，还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偏偏白天晒得屋顶发烫，屋子里通风不好，整个屋子就像一个蒸笼。人躺下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此外，中央大院前面有一个池塘，水里的青蛙好似不知疲倦一样叫个不停。闷热的天气加上聒噪的蛙叫声，让毛泽东无法好好休息。一开始，被吵醒后，毛泽东会用凉水擦擦，拿扇子扇扇，接着再睡一会儿。后来一忙起来，什么也顾不上了。久而久之，毛泽东的脸上呈现出了疲惫之色。
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期望能想出个好办法，让首长们有个休息的好地方。他们心想，天上的太阳是没辙了，不过好歹能让青蛙不叫唤，这样耳根清净些，或许能好点儿。
趁着毛泽东在池塘边散步，几位警卫员提出建议：“主席，这些青蛙太吵了，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休息，咱们想办法把它轰走吧！”
“对，它们太讨厌了！咱们用枪打、用炸药炸、用人轰，不怕赶不走它们……”
不等警卫员们说完，毛泽东就回过头来说：“同志们的心意我知道，不过这个法子可使不得啊！”
“为什么呀？”警卫员们都不解，心想难道主席有别的办法？
“你们想啊，这青蛙可是益虫，对老乡们的农作物是有好处的呀！假使我们把青蛙都轰走了，那田里的那些害虫怎么办呢？老乡们的庄稼岂不是都荒废了？”毛泽东接着解释道。
大家想了想，主席的话说得有道理，是自己欠考虑了。
过了几天，又有人向毛泽东提议说：“主席，我们在村子外面找了一片树林，那里很凉快，也很清静。不如，请主席去那里休息吧！
毛泽东一听，乐了，说：“这个办法还不错！青蛙不能轰，咱们就自己寻找僻静之地。走，咱们看看去！”
警卫员得令后，赶紧到屋里收拾了毛巾、水瓶、茶缸、方凳、躺椅一类的东西。大家一起乘车来到村子外面的树林，一看，果然是个纳凉的好地方。这片树林的树木高大，树叶茂密，遮挡了强烈的太阳光，走进去顿觉神清气爽。另外，林子里还有个池塘，没有青蛙叫，水清凉透彻。这样的环境，相比中央大院而言，实在是好很多。
毛泽东看了之后，兴奋地说：“嗯，不错，不错！以后热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来这里避暑。下次，我们邀请周副主席和朱老总来这里休息！”说完便躺在躺椅上，闭上眼睛休息了。
警卫员们看得出来，毛泽东睡得很沉，很香，也许是太久没有休息好的缘故吧！他们站在周围尽量不发出声音，打算让毛泽东好好地休息一下。谁知，没过多久，毛泽东就醒了。他起身拿着毛巾到池塘里湿了湿，擦了把脸，又重新回到椅子上，拿起一份文件开始圈圈点点，认真地工作起来。
“主席，您不睡啦？”他身边的警卫员问道。
“差不多了，这一觉睡了之后，人轻松不少，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完成呢！”毛泽东头也没抬回答道。
毛泽东就这样一直在小树林里工作，直到夜幕降临才返回中央大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到这片树林里来。一般，他都先躺下来休息一会，接着就看文件、写报告、批阅电报等。有时候，警卫员看他工作的时间太长，便时不时地劝道：“主席，咱们到这里来主要是休息的。您常常通宵工作，白天又接着工作，身体可吃不消呀！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毛泽东嘴上答应着，可眼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内容。
有时候，毛泽东会和几位书记一块到树林里休息，讨论工作的事情。
整个夏天，毛泽东基本上都是在这片树林里度过的。直到“九月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和几位书记常常通宵达旦地准备会议，便很少来这片树林里休息、工作了。
心系农事
西柏坡一带，原来是平山境内太行山区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南面是河，北面是山，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日照长，水温高，很适合种水稻。每年秋天，稻谷成熟的时候，滹沱河边一片金黄，景象煞是喜人。1958年后，由于修了岗南水库，西柏坡成了淹没区，村子搬迁到北面的山坡上，从此再也不能种水稻了。但是西柏坡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毛主席告诉他们如何种好水稻的事情。
这里祖祖辈辈采用的是麦稻间作的种植方法。在小麦收割前半个月左右，把麦田里放上水，然后把稻种乱撒或顺麦垄撒在麦田里。到割麦时，稻苗长出二三寸高。收完麦后，放上水，让其自然生长。这样由于土制硬板，又不能施粪肥，只靠浇水“施泥”（即夏季河里发洪水，把洪水引进稻田后淤下的泥）做肥料，秧苗根系不发达，又因为没行没垄而不好除草和管理，因此产量很低。
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惦记着当地百姓。他来到西柏坡村，自然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关切。毛泽东常到田间小路上散步，也常跟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交谈。
一天，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村外散步。当他看到滹沱河边的稻子长势旺盛，高兴地对身边人说：“这里的庄稼长势好，不愧是一块肥美之地啊！”
滹沱河两岸的稻田里，一些农民正在田间地头忙活。有的在除草，有的在灌溉，一幅丰收在望的景象。毛泽东走到一位老乡身边，和他拉起家常来。他问道：“河里的水够浇地了吗？”
那位老乡回答说：“够得，够得。别看现在水少，一到雨季，河里就涨满了水，还有许多鱼呢！”
“这么说来，这里还蛮不错的，跟我的家乡差不多。既可以种大米，又有鱼吃，还能种些青菜。”
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问道：“咱们这里的稻子，每亩地每年能产多少斤？”
“这得看年景，好的年景，一亩地能产四五百斤；如果是旱灾之年，恐怕就只有三四百斤，有时候一两百斤也是有的。”
毛泽东听完对老乡说：“你们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条件，稻谷的产量太少了。你们应该改变一下传统的种稻法，是不是也像我们南方那样搞育苗插秧。就是把稻种先浸一浸，弄几块秧田，施些肥料，先把秧苗育壮。割了小麦后，把地施上粪后翻耕好，然后在取出育好的秧苗，插栽到田里，要让它横竖成行。这样好处很多，苗子壮，施了底肥，土质松发苗快，好除草，好管理，再加上浇洪水‘施泥’，我看产量一定会高的。”
老乡们觉得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想得很周到，都打心眼里佩服。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他看到村里有一部分农民在整修秧田，准备撒种。又嘱咐大家：“你们可以大胆地试一试，做个比较。但要特别注意，割麦、翻耕、插秧这几个环节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误了农时……”
后来乡亲们都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到了秋收季节，凡是经过育秧插栽的稻田果然长势很好。收割后，平均亩产由过去的二三百斤增加到四五百斤。从此，水稻育苗插秧的栽种法就在西柏坡附近推广开。后来传到滹沱河沿岸的黄泥滩、大吾川和川坊、石碾等平山境内的产稻区。
后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村，进了北平城，依然对西柏坡村的老乡们念念不忘。1958年春天，毛泽东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西柏坡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询问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嘱咐他们到外地参观学习，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产量，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特殊的关怀，至今说起来，仍让西柏坡的村民们觉得温暖和感动。
爱护庄稼
1948年10月，秋风送爽，柏坡岭下滹沱河畔稻谷飘香，一派丰收景象。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开完会后，一道走出中央机关大院。大院门口有几个机关干部的小孩正玩得起劲，毛主席走到孩子们身边，亲切地问他们：几岁了？是否上学了？在几年级？……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十分关心地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好好学习，学好文化，长大了好为人民服务啊。”孩子们都点了点头。
毛泽东和大家沿着田间的小道，边谈话边散步，朝南走去。当他们走出约二十来米远时，突然听到后面孩子们的耍笑声。毛泽东一回头，看到刚才那几个小孩子，打闹着跑进稻田里捉迷藏，脚下的庄稼自然顾不得了。见此情景，毛泽东转身就往回走，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一边向孩子们招手，一边着急地喊：“快出来，快出来！”孩子们听见喊声，又见朝他们走来的正是刚才和他们说话的那个伯伯，都乖乖地从稻田里走出来。这时毛泽东也走到了他们跟前，他用手指着田里被孩子们踩倒的庄稼，严肃地说：“看见了吧，你们只顾自己玩，可把老百姓的庄稼给毁坏了。”孩子们已感到错了，都低下了头，谁也不说话。接着毛泽东又亲切地给孩子们讲起道理来：“你们看，这么好的庄家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的果实，是用汗水换来的，要是把庄稼都毁坏了，不但农民伯伯不高兴，我们也就没有饭吃了。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解放军，你们不是也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几个孩子又都点了点头。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个头，孩子们就唱了起来。毛主席称赞他们唱得好，还说，这首歌以后你们要天天唱。孩子们听到夸奖高兴了，于是又唱着歌儿朝村里走去。
孩子们走后，同毛泽东一起散步的几个同志也返了回来。毛泽东向稻田里指了指，大家都明白了，于是跟毛泽东一块下到田里，把孩子们踏坏了的庄稼一一扶了起来。
珍惜人民的一草一木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人民的领袖，他一贯爱护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对人民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珍惜。在西柏坡的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从各地区、各野战军来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及警卫人员一下子来了很多人，而且大都是骑马来的。由于当时没有专门拴马的地方，有的就把马拴在村里的树上。
一次饭后，毛泽东出去散步，看见一匹军马正在啃树皮。他立即返回派人去调查，看看村里有多少树被马啃掉了皮，是大树还是小树都要查清，并弄清哪一棵是谁家的，要让老乡们自己说该赔多少钱，照价赔偿。
老乡们听说后，都说不碍事。再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不要说是马啃树皮这点小事，就是再大的事，我们也能担得起。并且“串通”好了，都说不是自家的树，不收赔偿钱。
调查的同志把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这里的乡亲们真好！老百姓越是信任我们，我们就越应该爱护他们，人民才是胜利之本。”后来毛主席又专门找村支书，让他去给乡亲们做工作，并嘱咐他要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结果全都照价赔偿了。
送警卫员去学习
虽然心系天下，可毛泽东从不忽视对身边人的关心，不只是关心，而且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一点在他身边的警卫人员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在外面悠闲地散着步，突然，他对身边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说：“阎排长，你赶紧给我准备一份警卫排所有人的名单。”
“主席，现在就写？”阎长林不知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对，现在就写！”毛泽东肯定地回答道。
随即，阎长林回到屋里，拟好警卫排的人员名单，然后给毛泽东送了过来。毛泽东接过来一看，整整20个人。他一边看，一边在名单上圈圈点点，随后把名单交给阎长林，并对他说：“我在这20个人里面先圈出了14个，一会儿你通知他们，要送他们去文化学校学习。剩下的6个人，包括你，先留在这里工作。等他们学习完回来，你们再轮替过去学习。不过，平时你们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阎长林有些不解地看着毛泽东，心里虽然很想问原因，但又不太敢问。毛泽东似乎从他的神情中猜出了他心中的困惑，解释道：“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你们必须要抓紧时间学习，不然的话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落伍了。”说完，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你们有意见没有？”
这下阎长林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连忙点头，说：“没有意见！”
就在14名警卫员离开西柏坡去文化学校学习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仪式——和14名警卫员合影留念。大家兴奋极了，很早就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等候。
不一会儿，毛泽东从后院走了出来，面带笑容地大家说：“你们就要去学校学习了，我和大家合张影，留个纪念。”
“好，太好了！”
“我们十分欢迎主席和我们照相！”
大家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七嘴八舌地说起来。照相机准备妥当后，大家都自觉地站在主席的身边和身后，带着喜悦的笑容和主席合了影。
大家照完相后，不肯离开，跟着毛泽东来到屋里，纷纷建议道：“主席，你给我们写几个字吧！我们也好有个念想！”
“没有问题，快把你们的学习本拿来吧！”毛泽东心情大好，爽快地答应了。
大家一窝蜂地跑出毛泽东的院子，跑回各自的屋子，拿出自己最珍爱的本子，又快速地返回毛泽东的屋子里。毛泽东接过他们递过来的本子，郑重其事地在上面写下“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几个大字，同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饭时间到了，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食堂吃了饭。有人说，舍不得离开毛主席、离开西柏坡。毛泽东知道后，和颜悦色地劝说：“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大家跟我这么多年，帮了我许多，我十分感激大家。不过，我也不能把大家留一辈子。那样的话，不是埋没了人才，耽误了你们的青春嘛！你们还很年轻，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工作后，组织上会让你们挑重担。我相信，无论你们今后从事怎样的工作，都一定会成为党的好干部的。我对你们有信心！”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充满了力量，重拾了信心。
第二天，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到文化学校学习去了。
“不要把我的像印在票子上”
如今的百元大钞，除了醒目的颜色外，要数毛泽东的头像最引人注目了。现在，我们已经对人民币上毛泽东的头像习以为常了。可大家知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前三套人民币上并没有出现过毛泽东的头像。准确地说，在毛泽东生前，人民币上从未出现过领袖人物的头像。
1947年10月，中央人民银行筹备建立。与此同时，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制版工作也在酝酿过程当中。
按照国际纸币设计的惯例，往往会将国家元首或者执政党领袖的头像作为券面主图印上去。当时，中央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套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这版设计图样拿到中央审核时，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将我的像印上去？等将来当了政府主席再说吧！”
于是，这一版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就此废止。
两年后，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请示毛泽东：“主席，您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人民币上可以印主席的像了吧？”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人民政府的主席是当上了。不过，人民币上印我的头像还是不行的。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嘱咐大家，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歌功颂德的行为还是要避免呀！况且，我们国家的票子既然叫人民币，就应该以人民为主嘛！”
这时，大家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一再拒绝将自己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了。
毛泽东的这一项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打破了票版上印领袖人物头像的传统习惯，确立了以反映劳动生产建设和各族劳动人民形象为主的设计原则。直到1988年，我国发行的第四套百元大钞上才首次出现共和国领袖的头像，恢复了国家货币主版图片的国际惯例。
题字
1.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
众所周知，《人民日报》的报头是由毛泽东题写的，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沿用着人们熟悉的“毛体”的手迹。
1946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办一份机关报，拟取名为《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让薄一波请示毛泽东后再确定。薄一波在延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呢？”他认为报纸不一定都以地区为名。薄一波连声说：“好，这个名字好，就用毛主席给起的名字。”于是毛泽东就挥笔写下了“人民日报”四个大字，作为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报名。
1948年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5月初，邓拓率领《晋察冀日报》社从阜平迁到平山里庄村。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也在社长张磐石的率领下来到了里庄。5月20日，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6月8日，华北局开会讨论办大党报的问题，决定将两个中央局的报纸合并。6月15日，新的《人民日报》在里庄村创刊，全社已有100多人，社长兼总编辑为张磐石。合并后，大家觉得《人民日报》已发展为华北局的大报，报头最好有所变化，以示区别。
于是，薄一波就又找到了毛泽东，请他重新题写一个报头，毛泽东欣然答应，在西柏坡的办公室里写下了“中间小两边大”式样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字体遒劲有力、形神兼备、飞扬潇洒、结构和谐，不少人都认为是毛泽东题写墨迹中的上乘之作。不久，“人民日报”就启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新报头。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迁往北平。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据薄一波回忆，《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毛泽东又第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头。
2.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
毛泽东曾经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字。
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题写。
1946年1月，中央进行精兵简政，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下设的发行科就是新华书店总店的原机构。对各地发行图书和联系业务都一如既往地用新华书店总店名义。发行科曾请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几个字，当时是用在图章上。可惜这一次题字没有保存下来。
1948年底，中央宣传部出版组准备进北平创办新华书店总店。时任出版组副组长的华应申提议“请毛主席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在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的介绍下，华应申在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并说明了情况，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挥笔而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新华书店北平第一门市部成立，并最先启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新华书店”店招。此后，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统一使用这幅题字作店招。
3.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
1948年9月，中央团校在平山县两河村正式成立。冯文彬任校长，荣高棠任教育长。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到校为学员讲话。毛泽东也参加了团校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典礼，并为复刊的《中国青年》题写刊名。
4.题写“人民邮电”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7、8月间，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和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于迁至石家庄联合办公。12月底，华北邮电总局人民邮电报社给毛泽东写信，将《人民邮电》报的内容作了汇报，并请毛泽东为《人民邮电》报题写报头，毛泽东写了“人民邮电”四字，迄今一直被用作《人民邮电》报的报头。
周恩来在西柏坡
“周副主席”，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期间的称呼。当时，他是五大书记之一，又是军委总参谋长，负责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西柏坡时期，周恩来日理万机，但精神头永远那么足。
与众不同的茶缸盖
现如今，搪瓷茶缸这个老物件，大抵只能在一些个性礼品店中才能见到。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家里都会有几个搪瓷茶缸。别看它的“长相”简单到老土，在战争年代可是个人人都稀罕的宝贝呢！
那时候的茶缸，容量大，经久耐用。行军打仗时，用它喝水、盛饭、煮东西，样样都能行。大多数的茶缸都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搪瓷盖儿。不过，也有例外，周恩来的搪瓷茶缸就是一个例外。
到西柏坡旅游参观的人都会发现，周恩来曾用过的搪瓷缸上不是搪瓷盖儿，而是一个粗瓷小碟。为什么周恩来的搪瓷茶缸会与众不同呢？
这只茶缸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抗日战争开始，它便伴随着周恩来到过南京、武汉、重庆、延安和莫斯科等地，直到它光荣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荣归西柏坡，成为一件历史文物。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只要东西还能凑合着用，就绝对不会换新的。即便部队统一换新的服装、新的生活用品，他总是委婉地拒绝，说：“我的东西还能用，新的物品还是留给前线的战士们吧！他们在前线的生活不好过呀！”
在那战火硝烟弥漫的年代，这个搪瓷缸上的搪瓷早就被摔得差不多掉光了。虽然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常劝周恩来换一个新的，可总被周恩来挡回去。党中央转战陕北，翻越五台山时，周恩来的茶缸掉在了路上，一不小心，茶缸盖就被马蹄子给踩瘪了。警卫员假装没有看见，便没有捡起来，心想，这下总能找个理由给周副主席换个新的茶缸了！可谁知，周恩来自己又捡了起来，到达驻地后，找来
一块石头砸了砸，硬是又凑合着用上了。这一凑合，就一直用到西柏坡。
虽然警卫员在五台山那次没有成功说服周恩来，可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替周恩来换个新的茶缸。
一天，警卫员见周恩来外出归来，忙提来一壶茶水，给他倒上水。可被砸得歪歪扭扭的茶缸盖怎么也盖不严实。警卫员心想，这次说什么也得给周副主席换个新的。他转念一想，周副主席脾气倔，换新的东西恐怕是不会答应的。警卫员决定来个先斩后奏，哪怕回头受批评也是值得的。
趁着周恩来低头聚精会神看文件时，警卫员偷偷地把茶缸拿了出来，跑到了后勤部供给处。供给处负责发放物资的老陈对周恩来的旧茶缸早有耳闻，立即拿出新的茶缸递给警卫员，说：“这个新的，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快拿给周副主席吧！不过……”老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周副主席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很有原则。你这样私自拿出来换，能成吗？”
警卫员很犯难，说：“目前没有别的法子了，只好说是统一发放的。任谁也不能搞特殊啊！”
“这样吧，我再给你出一主意。一会儿，你去食堂打饭时，就用这个新茶缸。或许，周副主席看文件入神，直接就吃了。等他发现时，也不好把用过的茶缸还回来了。”老陈对警卫员说道。
“哎，这个法子不错，我这就去！”警卫员高兴地拿着茶缸来到食堂，按照计划用新茶缸打来饭菜，放在周恩来的桌子上，掩上门出去了。
警卫员在门口静静地候了半天，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心里开始暗暗窃喜：这下总算成功了！又过了一会，他听见周恩来在里面叫他。警卫员走进去一看，发现那缸饭菜根本就没动，只听周恩来说：“你把饭菜倒在我的旧茶缸里，把这个新的洗干净后还给供给处。”
“可是，那个旧茶缸实在太旧了。况且茶缸盖也盖不紧了……”
没等警卫员说完，周恩来站起身来，从身后的书架上拿出一个粗瓷小碟，盖在了茶缸上，对警卫员说：“喏，这不是一个挺好的茶缸盖儿么？”
“这是小碟，很容易烫手。咱们不是有新的吗，为什么不用呢？”警卫员一脸的委屈。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原来的那个茶缸是旧了些，不过不破不漏，还是能用的。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不过我们也要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啊。你要记住，钱要花在刀刃上。”
警卫员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被周恩来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深深打动了。他转身送回了新茶缸，取回旧的搪瓷缸。
这只茶缸依旧在周恩来的桌上，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它始终陪伴在周恩来身边。
雨夜，那盏闪烁的马灯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布满油渍、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普通的马灯背后实际上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有一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当他看到这盏马灯时，心情激动得无法言语，双手颤抖地扶住展柜，嘴里一个劲地念叨：“就是它，就是它，这是周副主席当年用过的马灯啊。多亏了他，我们一家人才能活到今天。”
这位老人是谁？他为何对这盏马灯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位老人叫郭富泰，是当年西柏坡中央大院大灶食堂的管理员。他们一家跟随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后，便住在了后沟新挖的一孔窑洞里。
1948年的夏天，是一个多暴雨的季节。一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暴风雨又来临了。雨不停地落下来，后沟的几处窑洞开始渗水。突然，一声闷响，一孔窑洞倒塌了，屋里面的5名同志都被埋在了里面。
听闻消息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出事地点。就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正在办公的周恩来听说后赶紧提起桌上的马灯，来到了出事地点。他高举马灯，对混乱的人群喊道：“大家不要慌！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一定要把困在下面的同志救出来。”说完，他把马灯交给身边的警卫员，拿起铁锹挖了起来。
人们在周恩来的带动下，纷纷搬动砖块，挖起土来。没有铁锹的，直接用手挖，最后手指都磨破了，血水混着雨水，流进了土里。周恩来一边挖着，一边指挥着，他鼓励大家，争分夺秒抢救下面的同志。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焦急。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挖到了，挖到了！”周恩来跑过去一看，窑洞底部的一个3尺宽的缝隙里，4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无声无息。很显然，他们因为缺氧而窒息了。周恩来吩咐大家改用手挖，避免伤到人。不一会儿，他们被救了出来，并在第一时间送往中央医院进行抢救。还好，因为抢救及时，他们都脱离了危险。
救人仍在继续，被埋的理发员曹庆卫还是没有找到。周恩来举着马灯，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定要将人找出来。时间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人们终于在一个墙角发现了曹庆卫。可是，当他被抬上来的时候，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放下马灯，满含着泪水：“曹庆卫同志，你安息吧！”后来，党中央为曹庆卫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了一副挽幛。
抢救工作结束后，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又提起马灯，冒雨来到后沟，挨家挨户地查看窑洞漏雨情况。当他看到郭富泰一家住的窑洞有多处漏雨时，赶紧将他们安置到另一间小屋里。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就在郭富泰一家安顿好后，原先的那孔窑洞瞬间就倒塌了。郭富泰一家得救了。
碾麦场上送牲口
1948年端午节刚过没几天，西柏坡的麦子就熟了。家家户户都在热火朝天地割麦子，碾麦子。这一年是西柏坡土地改革后的第一年。许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因此这一年的忙碌景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热闹。
贫农王大叔和儿子一人一个碾子，正在打谷场上碾麦子。他们光着膀子，在太阳底下一圈圈地拉碾子。这时，王大叔对儿子说：“咱们再加把劲，争取晌午时碾完这场，下午还能到地里再割上一会儿。”儿子脸上淌着汗水，撅起嘴说：“就凭我们两人，恐怕是不可能了。唉，要是有个牲口就好了！”
“牲口？”
“我是说，谁家有空闲的牲口，借我们用会儿也好呀！”
“眼下各家各户都忙忙碌碌的，谁还有闲着的牲口啊！咱们还是自己加把劲吧！”
就在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他们的打谷场边来了两个人。
“喂，老乡！”一个人冲他们喊道。
王大叔停下脚步，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白衬衣、灰军裤的军人正亲切地望着他。军人的身后跟着一个年青战士。王大叔望着一脸英气的军人回应道：“叫我们吗？”
“是啊！你们这样靠人力碾麦子够累的呀！”为首的军人问道。
“我们这是碾翻身麦，累点也高兴！”王大叔回答道。
“你们没有牲口？”
“没有，当长工多年，买不起牲口。”
这时，王大叔的儿子适时地插了一句话：“我爹说了，今年夏季收成不错，秋季若是有个好年景，冬天就买个毛驴使唤。”
“嗯，等将来走上合作之路就好了。到那时，有了机器，人就轻松多了。”
王大叔父子俩相互看了看，没太明白，也不好意思多问，又低头去拉碾子了。
为首的军人对身边的年青战士说了些什么，便转身回到了中央大院。王大叔心想：这想必是位中央首长！
没过多久，先前的那位年青战士牵着一匹白马走了过来。
王大叔的儿子眼尖，兴奋地对父亲说：“快看，他们给咱们牵马来了！”
王大叔也看见了，不过他不相信，叮嘱儿子：“别瞎想，快点干活！”
那位年青战士已经来到打谷场边，对他们喊道：“老乡，过来牵马，套上马碾麦子！”
“这是给我们的？”
“是啊，我们首长特意让我给你们牵来的。”
“同志，麻烦问一下，刚才那位首长是谁啊？”
“周副主席啊！”
王大叔一时惊住了，他激动地说：“周副主席那么忙，还要为我们农民的事操心，实在是感激不尽啊！”
“来，把马套上吧！”
“不行，不行，你还是牵回去吧，别耽误了周副主席用马。”
“我们首长今天不用马！这是他特意让我牵来帮你们忙的。你们要是不用，我就没法完成任务了。”年青战士解释道。
王大叔不好再说什么，接受了周恩来的好意。
当泥瓦匠
在西柏坡，周恩来了解到村里有几户贫下中农的房屋破漏，下雨时，水能流到炕上，他就组织20多个工作人员成立“维修组”，深入到户，帮助群众修理房子。在一次修理房屋时，周恩来来了，他先看了看房子情况，然后卷起袖子，当上了泥瓦匠。他和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谈家常；问人们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睡好。中午开饭时，老乡给周恩来端来了香喷喷的烙饼炒鸡蛋，可周恩来没吃，却随手从旁边的筐子里拿起个玉米饼子吃起来。
夏收背麦
1948年，在西柏坡，周恩来和干部们参加夏收，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衣，握着镰刀，干得浑身是汗。休息时，他还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讲革命故事。只要他来了，麦田里就欢声阵阵，笑声一片。麦子割完后，要往场里运，从小滩地到麦场有一里多路，周恩来见大家用肩挑，他也扛起一大捆，大家看到周恩来汗流满面、湿透的衣衫贴到了身上，怕累着他，再三劝他不要再扛了。他笑着说：“干点活好哇！你们不是天天在干吗？”
刘少奇在西柏坡
刘少奇是五大书记中最先抵达西柏坡的人员之一。他最终确立选址西柏坡，并把党中央移驻西柏坡的土地、财政等任务提前完成。刘少奇在西柏坡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期间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
忘我工作
初到西柏坡，刘少奇就发出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通知，开始忙碌于会议的筹备工作。白天下乡调查，了解情况；晚上伏案起草、批阅文件，办公室的灯光经常是彻夜不熄。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每天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组织上给予他夜餐补助，但他严格遵守制度，不搞特殊，拒不接受，只是每夜吃点稀粥即可，一切从节约开支出发，支援战争。毛泽东曾于6月14日致电，“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仍坚持工作，7月10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准备情况中说：“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朱德走乡串村深入农村搞调查，把中央工委驻地附近的村庄几乎走遍，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座谈。他的卫士李长有回忆：有一次，少奇同志外出调查途中旧病复发，不能骑马，我跑到附近老乡家中找了辆木轮车，才把他送回西柏坡。
两家变一家
中央工委刚到西柏坡时，刘少奇住在了西柏坡村比较富裕的阎忠杰大爷家。
当时，阎大爷家房子比较宽敞，前后两个院，外加一个东偏院。前院是个四合院，朝南开门。东偏院里是厕所、猪圈一类的设施。为了方便进出东偏院，阎家在院子的东北角上开了一个角门。
刘少奇住进前院后，负责筹备房屋的工作人员觉得，院子里应该砌上一堵墙，这样既安静又便于展开保卫工作。于是，他们就和阎大爷商量，在院子中间隔了一道墙。很显然，这样便于中央工委的工作，可阎大爷一家喂猪、上厕所可就费劲了。
不久，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他找到阎忠杰，和颜悦色地说：“阎大爷，我们住在这里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现在院子中间加一道墙，岂不是让你们更为难了吗？咱们要不把这道墙给拆了吧？”
阎大爷说：“唉，不行，不行，砌上这道墙就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工作，还是不要拆了。”
刘少奇和阎忠杰商量了好久，也没有个结果。不过，刘少奇拆墙的决心却始终没有放弃。
第二天，几名警卫人员拿着借来的几把铁锹和铁镐，走进阎忠杰的院子。他们找到阎忠杰，客客气气地跟他说：“大爷，我们胡校长（刘少奇）让我跟您商量下，这墙还是拆了好。”阎忠杰看他们都带来了工具，便知道说什么也不行了，只好答应，并叫来自己的家人和警卫人员一起拆。
大家一块拆墙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拆完了。顿时，整个院子显得敞亮多了。
刘少奇笑呵呵对阎忠杰说：“大爷，您看多好啊，这下两家人成一家人了。”
阎忠杰看着也高兴，笑着说：“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我们愿意和你们成为一家人。”
从此，刘少奇和阎忠杰一家来往更密切了。他们在一起互相帮忙，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亲如一家人。
中央大院的婚礼
1948年8月21日，对刘少奇和王光美来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是一个幸福美满的时刻。这一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
党中央从陕北迁到西柏坡后，生活逐渐稳定下来。许多人的心情得以放松，开始腾出手来解决个人的情感问题。西柏坡时期有许多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为了不影响白天的工作，大部分的婚礼都安排在晚上举行。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婚礼就是众多婚礼中最为热闹的一场。
刘少奇和王光美相识于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逐渐对彼此有了好感。自从撤离延安，在蔡家崖一别后再到西柏坡，他们两人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未见面。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王光美随中央外事局迁到了离西柏坡村不远的柏里村。这段期间，在康克清和邓颖超两位大姐的撮合下，两人终于决定喜结良缘。婚礼会场就定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屋外的那片空地上。
婚礼当天，刘少奇像平时一样忙碌了一整天。临近傍晚的时候，刘少奇吩咐身边的人说：“今天，我要成亲了。王光美同志不好意思来，麻烦你们去接一下她吧！”刘少奇身边的秘书和警卫员高兴地到柏里村去接王光美了。
柏里村外事局的同志们得知王光美要结婚，都热情地为她张罗婚礼的事情。头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为王光美开了一个欢送会。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告别单身的聚会。大伙为她做了两件新衬衣，还做了一个婚礼蛋糕。
刘少奇的“接亲队伍”到达西柏坡后，王光美的同事组成了“送亲队伍”，把新娘子王光美欢欢喜喜地送到了西柏坡，安排在由刘少奇的寝室布置成的“新房”里。这间“新房”，刘少奇一直住着，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不过看得出来，房间被细心地打扫过：地面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陪同王光美来的女同事，又动手布置了一下房间。她们挂上这对新人的合影，又放上婚礼蛋糕，摆上喜糖、瓜果等，顿时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
晚上，婚礼晚会的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到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氛。大家簇拥着刘少奇和王光美来到场地中间。早已等候在晚会现场的人们一见新人到了，立马鼓起掌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来到婚礼晚会现场。刘少奇和王光美热情大方地招待大家，为大家发喜糖、分瓜子、点喜烟。
大家的心情很不错。董必武为了助兴，赋了一首打油诗作为贺礼送给新人。朱德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冲人群中喊道：“今天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大喜之日，我们欢迎他们为大家出个节目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刘少奇望着王光美，问：“咱们出个啥节目呢？”
王光美脸上泛着红晕，倒也不扭捏，冲着起哄的人们说：“我们给大伙唱首歌吧！”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两人唱起了在延安时受到普遍欢迎的《南泥湾》。悠扬的歌声响起来，人们静心聆听着，思绪被带回了延安。有的人已经开始随着他俩的歌声不自觉地哼唱起来。
一曲结束后，人们又欢呼着鼓起掌来。这时，周恩来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说：“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我建议把延安舞会的热闹劲儿也带到西柏坡来。大家腾出地儿来，请少奇和光美跳支舞嘛！”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立马腾了个地方，音乐也适时地响了起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空地中间，跳起了时髦的交际舞。不一会儿，大家在他俩的带领下，也加入到跳舞的行列当中。大家边跳边笑，热热闹闹直到10点才结束。
舞会结束后，人们并没有急着散去，而是到新人的新房吃起了蛋糕。虽然自己做的蛋糕跟糕点师傅做的没法比，不过能在结婚仪式上吃蛋糕也算是个新鲜事。大家边吃边聊，又热闹了一会儿才散去。
多少年过去了，王光美都无法忘记这个简单却热闹的婚礼。
朱德在西柏坡
人们习惯叫他“朱老总”，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大、资格老，更是因为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忘我精神。在西柏坡，朱老总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
与儿子的一顿午饭
朱德虽一直忙于军事工作，但对儿子朱琦的管教却从没有放松过。
西柏坡时期，中央大院的食堂分中灶和大灶。按照规定，朱德在中灶吃饭，而他的儿子朱琦只能在大灶吃饭。不过，这天中午却破例了。他把朱琦叫到了自己身边，与他同桌吃了一顿午饭。
这既是一顿简单的父子聚餐，又是一节深刻的言传身教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一直在阜平县忙于土改试点工作的朱琦昨天回到了西柏坡。如果你认为这顿午饭是朱德心疼儿子，特意为他开的“小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情的缘起还得归于朱德与儿子的一次谈话。当时，朱琦对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爸爸，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进京享福喽！”
本是朱琦看到大好形势发出的一句感叹，可朱德却透过这句话咂摸出了别的味儿。他觉得，在目前胜利的形势下，需要对年轻人做做思想教育的工作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朱德叫上了儿子朱琦，说：“走，今天跟我一起吃吧！”朱琦跟着父亲来到了中灶食堂。
不一会儿，饭菜就上齐了。朱琦一看饭菜，顿时惊呆了：两碗小米粥、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两盘素菜、两盘拌野菜。他原本以为，中灶的伙食会相对好点，哪怕没有山珍海味，起码带点荤腥呀！他夹起野菜，向朱德问道：“爸爸，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吃这玩意儿啊？”
朱德夹起一口野菜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嚼起来，说：“长征的时候，有些同志连这样的野菜也吃不上，最终离开了我们。常吃这些野菜，能让我们记住过去的艰苦岁月，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朱琦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吃着饭，心里想着父亲意味深长的话。
朱德见儿子不吭声，又继续说着：“前不久，毛主席刚刚在会上作了指示，告诫我们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好好想想全国解放后应当怎样做。”
听完父亲的话，朱琦的心里起了波澜，久久不能平静。
吃完饭后，朱琦跟随父亲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简洁的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摞摞的文件、资料和报纸等。他扭过头看看父亲，发现父亲的身上仍穿着发黄的旧军装和旧军鞋。望着父亲斑白的头发，朱琦突然心里一阵发热，泪水模糊了双眼，他说：“爸爸，我不跟你进京了！”
“那你去哪儿？”朱德疑惑地望着儿子。
“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朱琦坚定地答道。
朱德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关心农民生产
总司令，人人尊。
既是官来又似民。
日夜用兵打江山，
家里地里也操心。
这是一首流传在西柏坡地区歌颂朱德平易近人、勤劳朴素的歌谣。关于这首歌的由来，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西柏坡时期，朱德在紧张的军事指挥之外，也时常关心当地百姓的农业生产活动。
1948年春天，正是滹沱河两岸的村民播种的季节。一天大早，贫农刘永久带着儿子下地了。快要走到自家田里时，刘永久发现两个人在田里拔草。他赶紧加快脚步，走到近处一看，失声叫了出来：“朱老总，您这是……”
朱德手握着杂草，站起身来，对老刘说：“种地要细心呀！地里头长草容易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到时候也会影响粮食的产量啊。”
朱德这一番话让老刘十分不好意思起来，连忙点头说谢谢。
一会儿，老刘下地播种了。朱德对他说：“我在前面帮你开沟。”老刘赶紧上前制止，忙说：“不用，不用！总司令只要指挥千军万马，打败敌人即可。做这种农活可使不得呀！”
朱德爽朗地笑了，说：“总司令可不仅仅会打仗，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呢！不信，你看看！”说完，他就拉起了耧。老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对总司令身边的警卫员说：“同志，你劝劝总司令吧！”警卫员看了一眼朱德，笑着对老刘说：“老刘，你就让朱老总帮你吧！当年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的时候，朱老总和大家一块开荒种地，那架势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啊！”
这时的老刘更犯难了：让总司令拉耧，自己心里过意不去；不让，总司令又坚持。唉，他越想越不安。
“来吧，老刘！”朱德已经将套绳搭在了肩膀上。
为了让朱老总少费点力气，老刘在后面把耧掌握得稳稳的，还暗自向前推着。只见朱老总在前面迈着拉耧特有的步子，一会儿抱肩，一会儿躬腰，干得特别带劲，这让老刘打心眼里佩服。
拉了一会，老刘在后面看见朱老总背上渗出了汗，内心更加不安。虽然朱老总身体还算健康，但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经不起折腾。可是，他也知道朱老总的倔脾气，这时候让人换他，他肯定不愿意的。思来想去，他最终想出了一个妙招。
一条沟刚拉到头，老刘故意长舒一口气，还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说：“哎哟，歇一会，歇一会吧！”
朱老总擦了一把汗，转过身来问：“还不到歇的时候吧？”
“到了，到了，我累得不行了。”老刘装着疲惫的样子，松开手，转身坐在田垄上。朱德见状，只好也坐在田垄上与老刘拉家常。
“总司令真是文武双全，样样都行啊！”老刘抽着旱烟，真心地夸赞道。
“不行喽，人老了，这几年手也生疏了。”朱德笑呵呵地答道。
歇了一会，朱德对老刘说：“你累了，换我来扶耧。”
“不行，我不累。”老刘说着去抢耧。
这时，老刘的儿子抢着说道：“朱老总，我爹真不累。他是怕把您给累着了，故意喊累休息的。”
老刘知道怎么也拗不过朱老总，只好任由他干下去了。
不久，朱老总帮着乡亲播种的消息就在整个西柏坡村传开了。
视察路上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非常关心军工厂的生产情况。只要一有空，他就乘坐吉普车到军工厂视察工作。一次，军工厂新研发了一种爆破力强、安全性高的新炮弹。他们打算在靶场进行试验发射，特邀请朱老总前去观看。
这天，朱德很早就乘坐吉普车来到了靶场。当他看到新炮弹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时，高兴地嘱咐军工厂的负责人员，尽快投入生产，支援前线。
返回的途中，朱德心情大好，一路上都在和随行人员聊天。突然，他的视线落在离汽车不远处的一辆骡车上。这辆骡车正与汽车相向驶来。由于道路比较窄，两辆车并行有些困难。朱德赶紧让司机靠边停，先让骡车过去。朱德目送着骡车远去后，突然发现路边的打谷场上有一道明显的车辙印，心想：大概是刚才让路的时候轧上的。于是，他带领身边的人下了车，打算把车辙印给填平，以免给乡亲们打谷时造成影响。
大家从附近的老乡家里借来两把铁锹，铲了一些土放进车辙印里，然后再用脚踏实踩平。正在忙活的过程中，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谷子来到打谷场上。朱德迎上去解释说：“老乡，实在对不起，我们刚才把你的场地给轧坏了，正在帮你修平呢！”
那位老农见他们穿着军装，知道一定是解放军，连忙摆手说：“不碍事的。我这块地也是因为解放军才分得的。你们赶紧走吧，免得耽误了公事。”
朱德说：“我们有汽车，走起来方便，不会耽误事的。”说完，他的视线又落在了老农的稻子上，说：“今年的产量怎么样啊？”
老农如实回答：“还不错，土改后分了六亩地，我种了一半的稻子。”
就在朱德和老农说话的功夫，朱德身边的人员已经把场地填平了。他们开着吉普车离开了。
老农望着绝尘而去的吉普车，心想：刚才那位首长人真好啊，不过，他到底是谁呢？
这时，一位军工厂的同志赶来，向老农询问：“看见一辆汽车过去了么？”
“刚走。”
“哦，那没事了！”
老农抑制不住好奇心，向军工厂的同志问道：“刚才那位首长是谁啊？我怎么瞅着眼熟呢？”
军工厂的同志知道老汉是位翻身农民，保密工作应该不难做，便告诉他：“这是朱老总！”
老农吃惊不小，一着急，喊道：“坏了，刚才朱老总还替我平打谷场呢！这可怎么办呀？”
军工厂的同志一听，哈哈大笑，说：“咱们的朱老总就是这么平易近人，平时十分关心乡亲们。再说了，咱们解放军早就有规定，损坏老乡的东西要赔偿。”
朱总司令赔鸭钱
1947年5月，朱德和刘少奇率中央工委一路辗转到达西柏坡。之后，朱德利用空闲时间经常到田间、路旁打猎，和老乡一块儿拉家常，有时也帮助群众干农活儿。
一天，朱德和警卫员乘车到西柏坡附近的一个兵工厂视察。路上发现了一个池塘，塘边上长满了芦苇。警卫员惊喜地叫道：“两只野鸭子！”朱德顺着警卫员指点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两只水鸟在里边，他立即摸出手枪，把手伸出车窗外朝水鸟开了两枪……
警卫员将两只野鸭子提回来，朱德仔细看了看说：“坏啦！这不是野鸭子，是两只家鸭！”警卫员着急地说：“那怎么办呢？”“把车开到附近的村子打听一下是谁家的，不仅要道歉，问清了价钱还要加倍赔偿。”司机立即掉转车头，不大工夫来到了一个小村庄。恰好在村口遇到了一位老汉，警卫员赶紧上前问：“老人家，你知道这是谁家的鸭子吗？”老汉看着警卫员手里的两只死鸭子，一脸的不高兴，高声说：“谁把我家的鸭子给打死了？”警卫员一听连忙说：“老人家，真对不起，我们以为是野鸭。”说着递上了20元钱，“这20元钱权当赔你的鸭子钱吧。”老汉见警卫员这么客气，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这时，朱德也从车上下来，一脸歉疚地说：“老乡，这钱你一定要收下，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们的纪律。”说完，把钱硬塞进老汉的手中，还向老汉深深鞠了一躬。
任弼时在西柏坡
他是五大书记之一，他更愿意大家称他为“任胡子”。是的，他的身材在五位书记中算是比较胖的一个，而且他留着大胡子。他，就是任弼时。
说密语的“胡子”
在西柏坡，任弼时的住处在一棵古柏的下面，是个农家的小四合院，院子狭窄得很，好似半截儿胡同。北房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寝室。东厢房有任弼时的两个女儿远征和远志居住，西房、南房是工作人员与警卫员的住室。只隔一堵墙壁的西邻，住的是毛泽东；一墙之隔的东邻，住的是周恩来。他们三家的门前，倒有块较为宽敞的场坪，场地上的杏花儿开得最早，已是白花花一片了，桃树的花蕾已努开了红润的嘴儿，几棵垂柳也吐出了嫩绿的新芽。再往前，下个高高的台阶儿，便是那块苇塘，连着苇塘的即是辽阔的稻田。
任弼时由陕北来到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每天清晨，他照例是东方一亮就起床，然后走下那个高台阶儿，穿过苇塘中间的小路，再到稻田当中的一条大道上去散步。
这天，清早起来，几名警卫员跟着他走出院子，刚一出门，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跟着我出去，把早晨这大好时光给浪费了。我转这么一小圈儿，用不着警卫，你们都回去学习吧!”
剩了邵长和一人跟着他。他让小邵把手枪藏在衣襟下面，两人肩并肩地走着，像是两名战士，一个老兵，一个小兵，一个满脸大胡子，一个嘴上没毛的娃娃兵。遇着种田的老乡，“老兵”总要停下来，问这问那:“一亩田打多少？够吃不够吃？”好像他是专门来做调查研究的。朱老总也爱大早出来转一圈，两个人常常碰在一起，那就会有不少话要说，甚至研究上了工作。前几月，小邵常常听到他俩的对话是：
“动工了吗？”
“动工啦。”
“几点竣工？”
“两点。”
结果是在两点拿下了一座城市，或胜利结束了一个战役。这几天呢？对话的内容全变了，小邵虽然不能全懂，但他可以揣摸得出来，说的是中央要在西柏坡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不久还要召开政协会呀、建立新中国呀这些大事。医生建议任弼时每天出来散步，是让他休息脑子，但他何曾有过一刻的休息呢？散步回来，路过食堂，他又走进去，看看食堂炊事员，嘱咐他们把伙食搞好:“我们的条件还差一些，吃些粗粮也不要紧，只要做好了就愿意吃嘛。这几天要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他们都很辛苦，要尽量搞好一些……”
警卫员小邵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心里却在想:在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子”就负责中央纵队的安全、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弼时不让别人喊他书记，包括警卫员在内，一律喊他的名字。如果喊他“胡子”，他更会高兴。久而久之，便把他称为“胡子”了），如今，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他仍然要把上上下下都安排周到。他说的“从前线回来一些同志”，怕是各个战场的主要指挥员，应该说都是高级将领。可他却只说“一些同志”。看起来，好像是顺便到伙房随便说了几句，实际是在安排这个会议的伙食。那些炊事员、管理员，大概会领会首长的意思的。
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个邻居，都从“家”里走出来，坐在一棵杏树下面的木墩上。不一会儿，刘少奇和朱老总也来了。他们本来是到主席的办公室去开会，却坐在这里谁也不愿挪动了。场坪的四周，有堵土板墙围着，没有闲人到这里来。场坪上暖融融的，不冷也不热，又安静得很，除了一群群“嗡嗡”的蜜蜂在为他们奏着乐，便是那花间跳着舞的几只蝴蝶，再就是远处那鸟的歌唱了。
他们各自打开一份文件，一边看一边在讨论研究。小邵等几个警卫员在围墙四周警卫，听得见首长的说话声，却听不清说的什么。好像是在会议上的报告，听到几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话……他们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又谈笑风生。一直到树影子偏东了，才各回各家。
“违犯组织纪律”
夜静了，任弼时又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主席给他派的保健医生米大夫在门外徘徊了很久，终于鼓着勇气走进来，恳切地说:“史林同志，您的血压今天已经超过了二百，原来给您规定的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听说米大夫是苏联的医学专家。
“知道啦，您去休息吧。”
过了一个小时，米大夫又走进来，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不能再工作了，史林同志!”
“这不，我才工作了三个小时吧？还有一个小时嘛!”任弼时看了看表，用手抚摸着满是胡须的两鬓和下颊，对着米大夫微微笑了笑。
“那您整整工作了一个白天就不算数了？”米大夫倒认真起来。
“快写完啦。灵活一点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多，您就让我再工作一会儿吧！”任弼时在跟大夫商量，使人感觉倒好像是在请求领导批准。他说完，看看米大夫还站在那里，就说：“大夫请回去吧，你也该休息了!”
四个小时，对任弼时来说，那是太少了，无论如何不够他用的。无论哪一天，最少也没下了十小时。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想到时间，只能是没日没夜，常常在深夜十二点以后休息，清晨天一亮又要起来，何况这几天正在准备召开会议呢。
一天夜里，米大夫走时，把催史林同志休息的任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小邵一边值着班，一直在琢磨办法。他进去催过两次，都没起作用。过了一会儿，他望望柏坡岭东方的天边就要发亮了，任弼时还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左手托住后额使劲搓了搓，又“刷刷”地写下去，好像永远也没有写完的时候，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整天和一个通宵了。邵长和心里一动，他拿起脸盆，出去打盆洗脸水端进来，放在盆架上，说:“史林同志，洗脸吧!”他是想提醒“胡子”，已经到了该起床的时候了，你还不去睡觉？快去睡一会儿吧!
任弼时打了个呵欠，想去擦一把脸。他从床头的一条绳上摘下毛巾来，不由往床头一坐，身子往墙上一靠，手里拿着毛巾，呼呼地睡着了……他太累啦!
邵长和在一边看着，心里多着急啊!他走上前来，想把他叫醒，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可他试了几次，也没喊出声来，他不忍心把他叫醒。对任弼时来说，能多睡一分钟是多么难得的事啊!小邵担心的是把他喊醒以后不去睡觉，又回到那张木桌前继续工作下去，所以，索性就让他坐着睡几分钟吧!
任弼时的身体很不好，除了血压一天天增高，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所以主席才给他派来医生，专门照顾他。按他的病情，早该脱离工作专门休养了。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要进行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他无论如何也是休息不下来的!所以又根据这个特殊时期的需要，医生给他规定了每天工作不超过四个小时。他的几位伙伴，主席、副主席都劝他注意休息，甚至批评他。别的事，不管大小，他绝不违犯组织纪律，唯独这件事，老是执行不了。只给他四个小时，那怎么行呢？哪天他都工作到四小时的四倍或五倍。
节俭的家风
走进西柏坡石刻园，很多人都会在一组任弼时教子的雕像前驻足沉思。领着孩子来参观的家长，更是要和孩子一同在这尊塑像前面合影留念。它是一尊看似普通的雕像，可因为碑文上有“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的话语而变得不普通。
在西柏坡，任弼时教子的故事家喻户晓。
1949年3月，中央机关准备迁往北平。所有人都显得很兴奋，包括任弼时的小儿子任远远。
远远这时才8岁，已经懂事地开始给自己的“家当”打包。他把小画册用绳子捆成一堆，把玩具都装进箱子里。忙活了一阵，就剩下那辆从延安带来的小自行车不好打包了。远远尤其喜欢这辆自行车，平时就特别爱惜它。他想：如果直接把自行车放在车子里拿走，路上肯定会碰坏或者刮花。该如何把小自行车“保护”起来呢？
远远认真地想了想，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自行车做个车套，把自行车给包裹起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姐姐远志。远志心疼弟弟，就答应帮他完成这个心愿。不过，要完成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当时，经济条件有限，中央大院实行供给制，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后勤处领取。远志背着爸爸开了一张领6尺布的条子，到行政处签字盖章后，交给警卫员小邵代为领取。没多久，小邵就领回了6尺的包装布。当远远看见这块布时，高兴得手足舞蹈，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的自行车套了保护套的样子。
不过，自行车的车套还没做好，事情就被任弼时发现了。他让警卫员小邵叫来远志、远远姐弟俩，严厉地对他们说：“现在我们还很穷，大家都在省吃俭用，连毛主席都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要领6尺布做车套？”
远志、远远姐弟俩看着爸爸严肃的表情，难为情地低下了头，默不做声。
任弼时看着不吭声的孩子们，语气稍稍缓和了些，接着说：“今后，再领东西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谁也不能搞特殊，知道吗？”
姐弟俩点点头。随后，远志把6尺布又交给警卫员小邵，还给了后勤处。
任弼时一生艰苦朴素。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们全家人一直保持着节俭的家风。
董必武在西柏坡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董必武随中央工委率先抵达西柏坡，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统一货币；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担任华北人民政府第一届主席等。董老在西柏坡期间留下了不少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题写“中国人民银行”
董必武自幼随父亲读书学习，5岁时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三字经》，17岁时参加了晚清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少年时的董必武聪慧好学，练就了扎实的书法功底，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1948年夏天，华北财经委员会请董老在新的人民币上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董老对这件事很上心。为了写出最好的字，他每天都要练习好几遍。他把纸裁成细条状，先写正面，后写反面。这样做不仅能够多加练习，还能节约纸张。
一次，董必武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扫房间时，准备把一张用过的吸墨纸扔掉。恰在这时，被董老撞见了。他赶紧制止了工作人员的行为并对他说：“这张纸还能用，先别扔了。现在我们的物资供给还很艰难，纸张供应比较紧张，要时刻注意节省才行啊。”
董必武的一席话说得工作人员连忙点头，赶紧收起即将扔掉的纸张。
短短几天时间，董必武前前后后写了几十次，又请别人反复挑选。最后，他将挑出来的几张还算满意的字送到了财经委员会。
通过这件事，我们不仅能看出董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还能看出董老为人诚恳，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董老骑马
西柏坡时期，董老常常骑着马外出视察工作。那时候，西柏坡的首长都配了汽车，方便他们外出工作。可董老一次也没坐过。他身边的人感到不解，但又不敢直接询问具体原因。直到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故发生后，人们才知道了真正的原因。
那天，董老仍旧像往常一样骑马出行。一路上，警卫员小刘寸步不离。他们二人骑着马走进一个山谷，空荡荡的山谷中响起了砍柴的声音。董老骑的枣红马一听见声音，立即竖起耳朵，把头一昂，嘶叫起来，同时前蹄离地。警卫员小刘赶紧下马跑过去，抓住马的笼头，双手使劲一拽才让马平静下来，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两人定了定神，又接着赶路。下午的时候，董老和警卫员平平安安地回到了中央大院。
警卫员小刘回到宿舍向战友讲述了他们今天在路上发生的事。大家听了之后，心里特不是滋味。一阵沉默后，大家叽叽喳喳地谈论起来。有人说：“首长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不能再骑马外出了，太危险！”也有人说：“已经给首长配了汽车，可我们的这位首长就是不坐，到底为什么呀？”
“是啊，是啊，一定得想个法子让首长以后出门坐汽车。”小刘好似惊魂未定，随声附和道。
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准备在董老下次外出前试用。
董老第二天就打算外出，到滹沱河两岸视察工作。他在里屋叫小刘：“小刘，给我备好马，我一会要出去。”
小刘在外间答道：“好呢！我这就去。”
过了一会，只见小刘气喘吁吁地跑来，却不见马的踪影。董必武疑惑地问道：“小刘，我的马呢？”
“马还没喂饱。今天您先坐汽车出门吧！”小刘的话音刚落，司机便把汽车开进了院子。
警卫班的战士们都站在院子里，劝董老道：“请首长上车！”
董老平静地望着大家，说：“车先熄火。我有话要对你们说。跟我进屋吧！”大家跟着董老进了屋，一个个耷拉着脑袋。
“怎么，被我识破了‘先斩后奏’的小伎俩，心里不高兴啦？”董必武面带笑容地问道。
大家见妙计被识破，不好意思地笑了。
“今天的工作不是很急，现在还有点时间，我打算请大家帮我个忙。”董必武说。
“什么忙？首长尽管吩咐！”大家一听首长亲自拜托，一定是什么大事，都跃跃欲试。
“我这有两道算术题，请大家帮我算算。”
“您说吧！”
“假设咱们那3匹马，每匹每天吃25公斤草料，那么他们一年要吃多少草料？”
听完题目后，大家开始用各自的办法算结果。紧接着，董必武又出了第二题，说：“假设一辆汽车每天耗油3两，只能跑50公里，那么一年要花多少油费？”
机灵的战士们已经知道董老出这两道题的意图了，便不再仔细演算结果。小刘说：“首长，我知道了，汽车比马的消耗大很多，这应该是您不愿坐车的原因吧！”
“答对了！”董老呵呵一笑。
“首长真能精打细算。”
“我不精打细算不行啊！中央让我负责财经工作，我必须精打细算。这样才能保证前线战役的顺利进行，才能为百姓们减少一些负担呀！我也好，你们也好，都要学会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贪图个人的安逸享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共产党人！”
董老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豁然开朗。小刘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飞奔而去。不一会儿，他牵来了董老的那匹枣红马。董老笑呵呵地骑了上去，扬起马鞭，奔向滹沱河岸……
育苗
谷雨刚过，离西柏坡村口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早早地冒出了零零星星的嫩绿的槐树芽。这是一块新开垦的地，是董必武带领乡亲们开垦出来种上槐树苗的。
原本这块地光秃秃的，什么都没长。工作之余的董老喜欢在村口一带散步。他发现这片地闲置着，便想到了植树造林，绿化山区。说干就干，他带领乡亲们刨松土壤，施好底肥，然后搬来石头围在这块地的四周，避免雨水冲走泥土。地开垦好后，董老和大家洒下槐树种子，期待着它们快快发芽。
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天的脚步刚近，一棵棵槐树苗就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地面，欣喜地望着外面的世界。董老看到这般景象后，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般笑了。
董老经常抽空去照料这些幼苗。一次，他打算提着水桶去给树苗浇水。警卫员小郑看见了，劝道：“首长，您工作够累的了，还是别去了。我替您去浇水。”
“办公时间一长，脑子还真是转不动了。出去搞一下体力劳动，有助于脑力恢复。”说完，董老哈哈一笑。
“咱们又不在这长住下去，您干吗对一片槐树林这么上心啊？”小郑有些困惑。
董老并没有因为小郑的话生气，反而耐心地教育小郑。他说：“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咱们虽然不在这里长住，可这些树苗的用途却很大。等我们走了，西柏坡的老乡们可以用这些树绿化山林。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新中国，需要用木材的地方还很多！”
董老见小郑，若有所思的样子，进一步启发道：“江山是我们无产阶级打下的，无论在哪里栽树都不会白费，无论在哪里劳动都不会没用。你说，对吗？”
虽然小郑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董老话里的意思，不过还是肯定地回答道：“对！”
这天晚上，小郑一直辗转反侧，直到鸡叫头遍，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他一直在想白天董老说的那番话。他想起董老多年来对自己的栽培：行军途中，为自己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在陕北时，教自己读书写字；西柏坡时期，常常用通俗的话语让他懂得革命道理……他突然觉得自己也像一棵幼苗，一直被董老细心地呵护关怀着。
第二天一大早，小郑就提起水桶往村口走去。
给孩子第二次生命
西柏坡，这个普通的北方小山村，1947年开始，一群“特殊的房客”陆续悄然入住。作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千百年来默默无闻的西柏坡从此彪炳史册。
在这群特殊的房客中，有几个人在1947年5月来到了一户姓闫的老乡家。这几个客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董必武和他的夫人何连芝及家人。董必武一行五人住在闫家的三间正房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董必武夫妇入住闫家或属偶然，而闫家的孩子闫清海的命运却因此而发生了转折。1948年秋天，房东家刚刚两岁的儿子闫清海得了一场大病，那时候老百姓没钱治病，绝望的母亲看他快死了，就用席子把他裹住，扔到了村口的一个碾盘上。恰巧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路过，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闫清海，认出他就是房东的孩子，就立即把他送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医院。三个星期后，起死回生的闫清海从中央机关医院出院，何连芝又亲自去医院把他抱回了家。
当天傍晚，董必武夫妇抱着孩子回到家里，孩子的母亲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她伤心地以为自己的孩子早就死掉了。母亲痛哭流涕，拉着闫清海跪倒在董必武夫妇面前，让孩子认董必武做“干爹”。董必武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批评闫清海的母亲不该把孩子扔掉。
闫清海长大后，这段往事已成为他终身铭记的故事，他常感慨地说：“是共产党、是董老一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