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剑指遵义
第一章
剑指遵义
遵义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名城，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它北倚大娄山，南邻乌江，地处川黔要冲，是黔北的交通枢纽。1935年初，革命的曙光在遵义出现。
1934年12月12日，长征途中的中央部分领导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大胆提议，转兵在即；黎平会议，毛泽东挑战最高“三人团”，西进贵州；猴场会议，毛泽东力主强渡乌江，剑指遵义；红军生死存亡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
序曲——长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领导了大小数次武装起义，先后在农村建立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到1931年初，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全国红军共30万人。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内的“左”倾情绪也逐渐发展起来。1931年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并进而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使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大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彻底消灭红军。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被排斥，中央红军面临着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间，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秘密主持策划战略转移。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到苏联留学。“博古”与俄语“上帝”的发音相同，能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可见博古的“胆子”不小。
说到博古，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王明。
王明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博古是同学。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着同样的理想和目标，在观点上也常常达成一致。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久，即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的举荐下，博古一路青云直上，以25岁的年龄，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李德又是谁呢？
李德，这个名字乍一听没有什么特别，这个人却值得关注。因为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正是“李德”。他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作为一名外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被列入了最高“三人团”的名单之中。究竟李德的能力如何？反“围剿”的战斗将是个不小的考验。
文质彬彬的博古熟读马列主义作品，在领兵打仗上却是个“新手”。此时，蒋介石的大军压境，赶快找一个指挥作战的帮手，着实让博古费了脑筋。想来想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个不错的人选。
“洋人”李德受到了重用，这下他的发言权可涨了不少。在讨论作战计划时，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李德恨不得把自己在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一股脑儿全搬出来。他叽里咕噜地说着一大堆俄文，忙坏了身旁的翻译。
看着振振有词的李德，博古对自己的选择暗自窃喜。但是，李德的身份是顾问，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此后，博古便开始了“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谁指挥？当然是李德。
其实，在前几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这位“洋人”顾问刚上任，也不顾两军力量的悬殊，提议和蒋介石的军队来个“硬碰硬”。炮火声一响，红军的土枪、土炮明显地败下阵来。蒋介石的军队装备精良，与他正面交锋肯定是吃亏的。反“围剿”本来就是被动之举，再加上李德错误的指挥，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死伤惨重，根据地的范围也日趋缩减。
战场上的失败，令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受到了质疑。年轻气盛的博古脸上没了光，一时无言以对。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德的第一把火就被老蒋给浇灭了。反“围剿”作战的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战略转移路程。
1934年10月10日，除了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斗争外，中央红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之路。
红军就要离开熟悉的根据地了，战士们不免有些依依不舍。他们与当地的百姓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情谊。村子里无论老人小孩，都出来为红军送行。大家自发地唱起歌：“送红军到江边，穿呀穿梭忙。红军啊，红军！革命成功早回乡……”歌声中，战士们红了眼眶，老百姓目送红军至远方。
长征最开始的目标是挺进湘西，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转移部队，这个举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支将近九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战士们背上背着、手上拿着、肩上扛着，带上所有的物资向前行进。
红军没走多久，就遇到了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封锁线。蒋介石宣称：如果能活捉朱德和毛泽东，奖赏10万元大洋。如果能活捉彭德怀等将领，奖赏1万元大洋。后来，活捉朱德和毛泽东的赏额又升至25万元大洋，这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啊！简直是天文数字。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非但没有害怕，还开玩笑说：“这样一来，我的存款岂不是有几十万大洋嘛！”
英勇的红军经过几轮艰难地奋战，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可惜，还是没能阻止接下来的惨剧发生。
当红军前进到湘江边时，蒋介石早已在湘江岸边设下了层层防线。博古和李德无计可施，便匆忙下令：“与蒋家军决一死战。”
官兵们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征战在湘江。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被血雨腥风的景象掩盖住了。年轻的士兵们一个个冲锋陷阵，不断地阻击敌人。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余人。
湘江之战，带给红军的是无法抹去的痛。错误的指挥是致使战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此，最高“三人团”的指挥能力遭到了质疑，威信也一落千丈。
面对连连挫败的事实，博古从无视敌人的目光中脱逃出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李德这个“纸上谈兵”的外国顾问，也变得哑口无言了。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周恩来主要负责监督战略计划的实施和进程。此刻，他也陷入了深深地自责中。
此时，毛泽东在哪里呢？
毛泽东就在红军的队伍中，他正在为红军的失败感到心痛，也正在为失去的战友默哀。
其实，自从红军开始长征，毛泽东就始终关心着红军的未来走向。他带着满身病痛，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动态。红军第一次冲破蒋介石布下的封锁线后，毛泽东建议队伍不要渡过潇水，应该重新回到最初的革命根据地。这样既杀了个回马枪，又能很好地保存战斗实力。可惜，当时的博古和李德正兴冲冲地谋划着与蒋介石的“大战”，根本无暇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在湘江战斗之前，毛泽东两次提议说红军应该改变行进方向。但是，毛泽东始终被孤立，正确的观点无情地被博古等人当做了耳旁风。
结果如何？博古等人的一意孤行，换来的却是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
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失败，给最高“三人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总负责的博古，一下子像丢了魂魄一样，军队领导人应有的才能和胆识在他身上已全然不见踪影。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教训面前逐步改变态度。
开辟新生路——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军队伍来到了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县城。
通道县地处湘、黔、桂三省的交界点，是通往两广地区既方便又快捷的要道。在这里，红军战士们得到了短暂休整的机会；在这里，中央红军需要及时总结失败的原因，需要确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仗该如何打……
进入通道县城的第二天，天空一片阴沉，寒冷的空气笼罩着大地。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六人。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六位领导人当中，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想法，红军的前程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那么，六个人能否达成共识呢？
在这之前，博古和李德都受到过苏联教育的熏陶，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们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可以说早就站在了同一战线。再加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举措，他们更是一条船上的人，谁也脱不了干系。
当时，毛泽东已经被免除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接替这个职位的人是张闻天。
在红军队伍中，张闻天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1925年入党，之前曾经留学日本、苏联和美国，在语言、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起初，张闻天对毛泽东并不了解，也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1931年，在苏联工作学习了将近七年的张闻天返回国内，在上海负责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之后，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他在撰写《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时，毛泽东与其通力合作，并于1934年4月共同出版了此书。在著书的过程中，张闻天发现，毛泽东并不像博古形容的那样保守、没有远见，而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力。
在张闻天眼中，毛泽东是一个睿智、谦逊、充满豪气的人。在毛泽东身上，张闻天感受到了一个非凡领导人的气质。同样，毛泽东也把张闻天当作是自己的知己，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毛泽东很庆幸能够和张闻天成为友人。当然，毛泽东的感召力还不仅如此，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后来也成为了他最诚挚的伙伴。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有着一副英俊的面容，可谓是一表人才。1910年，年仅3岁的周恩来就随伯父来到了东北。从铁岭银岗书院，到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始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周恩来也为自己定下了目标，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后来，周恩来又先后到日本、法国和德国留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周恩来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在中央最高“三人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方面，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周恩来曾向李德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周恩来认为，作战方案应该以适应中国国情，以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避免与敌军打阵地战。对李德提出的“将队伍兵分几路，从不同地方夹击敌人的做法”，周恩来并不赞同。他认为应该把兵力集中起来，朝着相同的方向，先形成一个大的火力点。然后，在其他方向部署少量兵力，把敌人有效地牵制住。这样一来，红军就可以弥补装备差、弹药不足的缺点，将劣势转为优势。
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不但可以有力地阻击敌人，还可以用机动部队占领获胜的先机。不可否认，这一点正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倔强的李德却固执己见。他没有听取周恩来的建议，而是执意把军队全部打散，幻想着能够把敌人全部消灭。
惨烈的失败，让所有人感到悲痛，周恩来也不例外。但是他没有立刻跳出来指责任何人，没有像博古那样自暴自弃，也没有像李德一样装作无辜，而是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
在周恩来心里，如何挽救这只庞大的队伍，如何挽救苦难中的人民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没有把压力强加到战士们身上，而是陷入了沉思。周恩来越发觉得，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面与博古等人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决定不再选择妥协，而是坚守自己的看法。
当时，红军的队伍中已经有人开始醒悟到，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是正确的。党内的最高“三人团”并不意味着就是铁三角。那么，这样的“三人团”会一直不变吗？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起身说道：“同志们，我们既然要探讨红军的未来，就免不了要回忆过去。湘江战斗结束后，我们的队伍损失极其严重。从干部到战士，大家都在质疑。究竟该怎么办？我们该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为将来好好打算一下。相信各位心中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请不要留有顾虑，把心里的话都摆在明面上说一说。”
随着周恩来一段开场白的结束，在座的几个人相互看了看，默不做声。
这时，李德带着一副无所顾忌的表情，站起身来说了一大段俄语。紧接着，一旁的翻译解说道：“虽然我们在最后的战斗中失利了，之前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关口还是值得一提的。现在看来，蒋介石的队伍也被我们折腾得够呛。据我所知，为了堵截我们的队伍，他们正在日夜兼程地向西行进，准备占领湘黔那边的土地。既然这样，我们不如抄近路直接到达那里，先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然后再占据湘黔川交界的交通要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延续我们最初的战略，与贺龙、萧克的部队重新会合。到那时，想要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李德一边听，一边观察着其他人的表情。他想看看，自己的见解能够得到大家怎样的支持。但是，对于李德如此轻敌的建议，大家好像都有些心存不满，差一点就要连连摇头了。在这种情形下，李德只好偷偷地向坐在对面的博古使眼色，想让博古支持他的建议，哪怕是替他说说好话也行。
此时，博古咳嗽了一声，说道：“李德的话有一定道理。”博古开始为李德打圆场：“根据中央军委的最初设想，这样的战略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按照李德的描述，我们继续向北行进，接着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再重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不就等于又有了‘根’吗？在那里，我们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了，可以踏踏实实地与蒋介石大干一场。”博古话里话外还不忘吹捧。他的音调越来越高，眼睛里不断地放光，好像已经看见了新建的革命根据地一样。
这时，周恩来环顾了四周，轻声说道：“博古同志，你先不要激动。方案总会有的，我们当然要挑选一个最合适、对我们最有利的来用。再听听其他人的想法吧。”
李德和博古发表了共同的意见。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毛泽东的发言。王稼祥和张闻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而周恩来也满眼期待地看着他。
此时的毛泽东正快速浏览着手中的报纸。当他察觉到有人在注视自己的时候，略微抬起头，拿起卷好的土烟卷，猛地吸了几口，说道：“我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了，曾经的发言也犹如过眼云烟，被吹到九霄云外去了。”毛泽东先是吐露了内心的真实感受，接着将话题转向李德，“对于李德刚刚提出的方案，我并不同意。李德同志，请问你是如何分析和判断敌军情况的呢？”李德顿时感到脑海中空白一片，他对敌军的了解根本谈不上深刻，所以面对毛泽东抛出的问题时，无言以对。
接着，毛泽东伸手指向铺在桌子上的大幅地图，指尖敲击着标有蓝色箭头的地方说道：“蒋介石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说着，毛泽东又看向李德，示意他不要轻敌。
“我们的计划早就被蒋介石猜了个底儿掉，对于兵力的派遣他已经做了调整，在湘西布下了天罗地网，正等着我们‘落网’呢。另外，敌人还在湘西沿途筑起了上百座碉堡，兵力足足有二十多万。如果我们继续向湘西北方向前进，三万多人将白白丧命啊！”
毛泽东的话还没完，“我们早有了前车之鉴，湘江一战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蒋介石摆好的口袋阵里，我们损失了多少兵力，失去了多少战友啊。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千万不能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李德忍不住了，急忙说道：“你说不要队伍北上湘江，就是空口无凭。再者说，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当然，我认为应该西进黔东！”这句话引得博古也加入进来。在座的其他人想说话都插不上嘴，只好以“兼听则明”的态度，认真地听着。
这个由六个人组成的紧急会议，气氛越发紧张起来。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烟味和腾腾的热气。正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僵局。原来是电讯部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他主要负责截获并破译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如今他匆匆赶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汇报。
曾希圣紧握着一份电报，一步跨进屋内，气喘吁吁地说：“这是刚刚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秘密电报，已经破译成功了。”
话音刚落，周恩来立刻站起身来，扶着桌子说：“非常好，赶快念一念！”
曾希圣迅速打开文件，念道：“敌军十一日密令。第一，已经判断出红军主力部队逗留在通道、龙胜边境附近；第二，薛岳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按照计划抵达洪江；第三，刘建绪所率其分支部队已经分别在筑绥、保靖设下封锁线……”
除了毛泽东外，在场的人都对刚刚传来的密电内容感到震惊。张闻天和王稼祥互相对视了一下，似乎都在想：“毛泽东简直料事如神。他的分析准确到与敌人的计划几近重合了！”
一直泰然自若的博古，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
远见卓识。再瞧瞧德国人李德，正转着蓝蓝的眼珠，四下张望。曾希圣所念的一切不就是毛泽东的证据吗？不正是让李德心服口服的一剂“良药”吗？
密电内容全部念完。此时，李德觉得脸上像着火似的，又红又烫。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等于自讨没趣，实在下不来台。于是，他披上军大衣，头也不抬地走出了小小的厢房。
当时，大家的心思都放在了刚刚破译的密电上，根本无暇顾及气哼哼的李德。几个人同时把目光锁定在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再次伸手指向地图，并在黔东范围内做了一个标记。紧接着说：“现在看来，敌人在黔东地段的势力不强，仅有王家烈带领的二十五军驻扎在此。据我所知，这支二十五军相比国民党其他军队来说，算是装备最差，战斗力最低的了。尤其是黔东南地区，总共两个团的兵力，区区三千来人，其中还包括很多刚刚组织起来的民团队伍。也就是说，敌人的攻击力量不强，防守力量也明显不足。”毛泽东说完话，稍稍做了停顿，给其他人留有一些思考的时间。
之后，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我们如果能够把握时机，乘虚而入，抵达黔东可谓是一举多得。首先，黔东地区曾经是红军几个团部的活动范围，那里已经具备了稳定的群众基础；其次，可以避免与敌人的强势兵力正面对决，又可以为我们自己争取到宝贵的调整时间；再次，我们接下来的行动绝对在蒋介石意料之外，不但让他乱了阵脚，还可以在川黔地区与贺龙、萧克和张国焘的部队会合，形成极为有利的态势，然后再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一番话让大家热血沸腾，纷纷就方案议论起来。先是张闻天拍案叫绝，然后王稼祥也举手表示赞同，“孤军奋战”的博古此时也开始动摇了，因为毛泽东的说法不但有理有据，还找不到一点“瑕疵”。为了保存自己的颜面，博古虽然没有公然反对，却提出坚持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最初计划。
此时，主持整场会议的周恩来开口说道：“我也非常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方案。既然大家的看法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西进黔东！”周恩来的话作为这场紧急会议的结束语，同时也为红军的战斗计划一锤定音。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于会上支持自己的战友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毛泽东的计划也不可能得以落实；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将是全军覆没的结局。当然，毛泽东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曾希圣送来的国民党秘密情报。会后，毛泽东拍拍曾希圣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倘若没有你及时送来情报，恐怕博古也只能够‘博古’，不能够‘通今’了。”
此后，“通道转兵”的计划也逐步扩散到整个红军队伍中。
长征路上定方针
按照通道会议的决议指示，红军举兵西进贵州。
从本质上看，短促的通道会议并未彻底改变红军的战略目标，而是对于行进的路线做了调整。将原本计划的从通道直接北上湘西，改为绕道而行，途经黎平、锦屏，再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
红军部队被划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分别从通道出发，经由不同地点先后到达贵州省黎平县城。黎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处于黔、湘、桂三省的交界之地。唐代时，这里曾被称为“五脑寨”，后来被改称为黎平。古代文人对黎平的评价为“黎平山珍，芳名千里”，可见它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自然资源，都堪称罕见。
1930年至1934年夏季，黎平始终孕育在红色的摇篮中。红七军曾在此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基层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怀公平乡苏维埃政府，因此这里的百姓们信任红军，拥护红军。
1934年底，红军的左路纵队先行抵达了黎平城外。随着部队不断向前行进，古老的城墙外人头攒动，百姓们敲击的锣鼓声渐渐清晰。伴着呼啸的北风和淅沥的小雨，红军战士们看清了乡亲们的面容，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
此时的毛泽东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手中拄着拐杖，步履坚实地向前走着。与他并行的还有张闻天和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张闻天激动地对毛泽东说：“这里的人民真是热情，感觉好像回到了老苏区一样啊！”
殊不知，毛泽东早早安排先头部队与这里的百姓建立了军民鱼水情。先是每位官兵贡献出部分生活用品等，与人民共同分享。再是将地主土豪们恶意囤积的粮食分还给当地的百姓……对于这些，毛泽东并没有张扬，只是暗暗地告知周恩来去办理妥当。毛泽东放眼望去，欢呼雀跃的人民不知疲惫地敲着锣，放着鞭炮，一派欢天喜地。他伸手指向前方，大声地说：“再到城里看看去！”
红军队伍到达黎平，算是暂时躲避了危险，获得了几日宁静。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黎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
会议刚开始，周恩来率先打开了话题：“这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是巩固通道会议的议题，二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大局出发，审时度势地为我军接下来的计划做出判断。”
博古信誓旦旦地说：“国民党王家烈的部队见到红军就落荒而逃，此时正是我们重整旗鼓的时候，所以我坚持一路北上湘西，在那里建立我们新的革命根据地。”
话音刚落，只见毛泽东猛地起身说道：“同志们，不要忘了蒋介石前面撒网，后有追兵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阻止我们与红二、六军团见面嘛！”毛泽东浓重的湖南腔越发洪亮，“蒋介石是怎样的兵力？几十万人的部队，层层封锁线，目的是将我们一网打尽。”毛泽东稍作停顿，“而我军呢，在一次次反‘围剿’中伤亡惨重，除了挫败感还有什么？战士们的心声没人听，战士们的命没人管，所以才会人心涣散。”
李德急忙解释道：“你只看到了失败，难道那些胜利都熟视无睹了吗？”
“我们进入黔东以来，是取得了几场小的胜利，在座的谁不知道王家烈手下的兵都是‘双枪手’，一个个叼着鸦片枪根本没有打仗的样子。即使是强渡湘江，那也是用上万名红军战士的命换来的。”说着，毛泽东眼中流露出悲伤的神情。
谈到军事，博古就有些插不上话。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想来想去还是有话语权的。博古又看了看李德，这位洋顾问是自己一手托上天的，再怎么说也不能看着他摔下来。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脸上也没有光。
于是，博古提高嗓门说道：“现在我们不要把矛头直指李德同志，这如同是把问题转向共产国际！”
“口口声声提到共产国际，那就更要讲究真理！我们要永远站在真理一方，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谁掌握了真理！”这时，张闻天忍不住开了口。
王稼祥继而言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就是最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撇开个人主义，为全局考虑。”
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相继发言，字字句句都有硬道理。
李德一时间插不上话，但是他早已看出事情的态势，知道自己单靠着博古这一根救命稻草是不行的，何况从战争实际情况来看，他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案根本不可取，也已无力争辩。于是李德只好以身体不适为由，灰溜溜地中途退出会场。
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离开黎平县城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乌江南岸。
乌江，又叫黔江，属贵州第一条大河，蜿蜒绵长，总共有一千余公里。它的特点是江面宽广，水流湍急，与两边陡峭的山壁遥相呼应，自古以来，人们甚至称其为“天险”之地。
红军想要到达遵义，必须渡过乌江。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滔滔江水，渡江迫在眉睫。博古和李德顿时乱了阵脚。比起湘江水，乌江可是汹涌呼啸而来。遥想渡过湘江的惨状，两人不禁渗出一身冷汗，对于指挥军队渡江更是心里发虚。
博古想来想去，又改变了主意。他的想法再次回到原点，开始反对红军刚刚制定好的前进路线，主张在乌江以东的地区与国民党对战，然后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年底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地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思想分歧问题。
会议的序曲由博古和李德反对渡江的议题展开。博古提出的两点问题无非是停止渡江、转道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另一边则坚持渡江，直指遵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深夜到凌晨，直到会议结束，已经是1935年元旦了。
这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史册上少有的跨年会议，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上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猴场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走出院门，看见警卫员早早地等候在门外。年轻的警卫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您的住处已经安排好啦，一个很大的祠堂。前前后后好多个厅，厢房也有好几间，整体建筑完全是晚清时期的风格，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看着警卫员开心地笑着，毛泽东的心情也放松了很多。
“依我看，说那个房子是您长征以来住过的最豪华的房子也不为过。”警卫员的话还没完，“对了，今天是元旦，还特意准备了新年饭呢！”
此刻的毛泽东心情有些复杂，他语重心长地说：“谢谢你想得如此周到，但是这个新年恐怕没心思享用美食了。我们的部队要抢在敌人前面渡过乌江，等摆脱了敌人我们再迎新年吧。”
刘伯承智取遵义
从乌江到遵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战士们虽然身体疲惫，但是内心却依然回荡着胜利渡过乌江时的喜悦。
夜晚，队伍在野外宿营休整。红军总司令部里的油灯刚刚点燃，毛泽东就召集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共同商讨攻占遵义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总是烟不离手。他时而弯腰审视着地图，时而倾吐着烟雾，内心不断地思考着红军接下来的安排。
大概过了五分钟，毛泽东伸手指向地图，开始下达心中谋划好的命令。
毛泽东话音刚落，朱德面带笑容地说：“遵义作为中心，向东、南、北部各扩张领地，布下严密的防守线。这样既能巩固战线，又能把遵义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的主意可谓是两全其美啊！”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从这里到遵义县城，大概是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加紧行程，一天的工夫就可以到达遵义。”
大家对毛泽东的安排没有异议。此时，毛泽东望向在座的几个人，目光停留在刘伯承的身上。“伯承同志，此次攻占遵义县城非同小可，不可以出现一点纰漏。我希望你去指挥红二师，意下如何？”
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刘伯承立刻起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刘伯承保证，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完成任务。”朱德满怀信心地说。
当天晚上，刘伯承火速把会议决议传达给各个军团。之后，又趁着夜色赶往距离遵义城四十五公里的地方，与红二师六团会合。
刘伯承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在第二天凌晨赶到了会合地点。他刚用冰冷的水打湿脸颊，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刘伯承先是与他们相视而笑，然后郑重地问道：“对于这次攻占遵义县城，你们有几成把握？”
王集成自信地回答：“应该说是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已经针对国民党王家烈的部队做了仔细地研究，并且曾经和他们打过交道。打败他们肯定没问题。”
刘伯承边听边点头，提醒道：“虽然我们曾经和王家烈部队交过手，但是也不要轻敌。现在我们的处境还是相对困难的，想打一场漂亮仗，就要争取伤亡的数量少，用的子弹少。从现在的情况看，光靠武器是不行的，我们要动动脑子，靠智慧取胜。”
王集成和朱水秋仔细思考着刘伯承的一席话。紧接着，刘伯承关切地问道：“战士们的情况怎么样？长途跋涉一定很疲惫吧？”
刘伯承的话让对面的两个人心里暖暖的，王集成如实回答：“战士们确实感到很疲惫，但是一听说要消灭敌人，他们就鼓足了士气，整装待发呢！”
事不宜迟。天刚蒙蒙亮，红六团的全体官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完毕，向遵义进发。
天公不作美，很快就下起了大雨。通往遵义的路都是些蜿蜒曲折的山路，战士们走在泥泞不平的小路上，时不时会摔上几跤。雨水不停地打在脸上，使得眼睛根本睁不开。衣服被雨水淋湿后紧贴在战士们的皮肤上，连体温都被带走了，全身冰冷极了。有些战士不小心一脚踩进厚厚的泥巴里，拔出来时，脚上的草鞋都陷进去了。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很多战士都脱掉草鞋，光着脚板继续走路。
队伍行进途中，根据侦察员的情报，得知在距离遵义县城三十多公里的地方，驻扎着一伙敌军，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侯家军”，被当地百姓称做是“九响团”。
为何称为“九响团”？这个团的团长名叫侯之担，他手下的兵人人都有一把能连发九颗子弹的枪。
红六团的战士们并没有被所谓的“侯家军”所吓倒，更没有因为“九响”而退却，而是加快了消灭敌人的行动。
刘伯承站在全团人员面前，大声地说：“接下来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撒开网，捕大鱼。对于前面的敌人，要么消灭，要么俘虏，不要留下一个漏网之鱼，否则会给遵义的敌人通了消息。”
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战士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队形，兵分两路，从左右两边对敌人的聚集地进行包抄。
没有任何准备的敌人，没有想到红军会在短时间从乌江挺进，更没想到红军会冒着瓢泼大雨袭击他们。当敌人听到一连串的枪声时，才意识到自己被死死地包围住了，慌乱中抱头鼠窜，吓得连手里的枪都握不住了。
雨中，红军战士们凭借简陋的武器，不但战胜了传说中的“九响团”，还俘虏了很多敌人。
红六团的这次袭击，并没有打草惊蛇。敌人在遵义县城外安排的响当当的“九响团”全军覆没。这第一道线被冲破了，城里边的敌人仍旧全然不知红军的动向。这就是刘伯承用“智慧”走的第一步棋。
一营营长曾保堂负责率领大家打扫战场。除了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外，战场上还稀稀落落地站着很多俘虏，仔细算下来，总共有将近两百名。他们见到红军战士，吓得恨不得跪地求饶，活脱脱一个个“落汤鸡”。
曾保堂想从俘虏的口中得到更多敌人的动向，于是分别挑选了级别不同的几名俘虏进行谈话。
开始谈话时，曾保堂一直是和颜悦色，还给俘虏们水喝。俘虏们原本怕得要命，见到红军如此厚待，渐渐地放宽了心，胆子也大了不少。
之前一声不吭的敌营长也感动地说：“咱们是敌对的关系，你们抓了我，不但不打我、不骂我，还关心起我们的疾苦，我真是感激不尽啊！”敌营长说：“我也没什么可以回报给你们的，现在我就把遵义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
红军战士详细记录着敌营长的话，逐字逐句都不错过。后来，敌营长还主动给红军画了一张遵义县城内敌军的部署地图。这下可好了，不但清剿了“九响团”，还摸清了敌人在遵义县城的脉络，红军的第一仗既漂亮又有价值。
曾保堂弄清了敌人的情况，第一时间跑来向刘伯承汇报情况。刚一见面，曾保堂就迫不及待地说：“现在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动向，更没想到我们已经抓了上百名敌军俘虏。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乔装打扮成敌军的模样，来一个浑水摸鱼，大摇大摆地进入遵义县城。先是由一小路队伍在前，主力部队在后面备战。如果有什么不测，比如我们被敌人认出来了，就采取强攻的方法。”
曾保堂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战斗计划。刘伯承向上推了推眼镜，笑呵呵地说：“看来你小子是真正领会‘智取’的精髓啦。”“但是……”刘伯承转念一想，说：“装成敌人的模样也要注意很多事情，言谈举止，表情都要到位，更何况是直接进入敌人的‘心脏’，一旦被发现是很危险的。我看这样好了，现在就把侦察连安排给你，立即准备一下。”
曾保堂把刘伯承的话牢记在心，自己也开始盘算着接下来的好戏该怎么演。这时，他回想起自己当初在老革命根据地化装成敌军侦察的情形，这么说起来，自己也算是有一些经验了。
第二天下午，曾保堂带着先锋队和一些俘虏向遵义县城进发。一路上，曾保堂再次询问起遵义县城的一些细节。
曾保堂对敌营长说：“你们和遵义县城里的兵是否同属一个师？”
敌营长回答：“是的。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好，所以被派到城外盯着。”
曾保堂笑了笑，说：“既然你们的武器精良，怎么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敌营长坦言道：“一大早收到城里送来的电报，说你们还有两天时间才到呢，所以我们根本没做战斗准备。谁知道，天降奇兵，转眼的工夫，你们就攻打过来。说起来，还是红军的兵更能打，也肯打，比我们厉害多了。”
红军战士们听到敌营长说得神乎其神，都咧开嘴乐了。
接着，曾保堂又抛出问题：“遵义县城的城墙很高吧？”
“是啊，徒手根本别想爬上去。”敌营长想了想说，“不过，南边的警备稍微松一些，咱们可以走南门。”
队伍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远远可以看到遵义县城楼上的点点灯光。红军战士们早已换好服装，一路上也与俘虏们熟悉起来，看上去也分不清谁是假的国民党军了。
此时，队伍停止了前进。敌营长和曾保堂附耳说道：“前面就是遵义县城了。”
曾保堂立即下令：“按原计划进行！”
只见红军战士们个个做出痛苦的表情，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一瘸一拐地走路、有的敞着衣襟、有的用国民党军特有的大檐帽挡住半拉脸，还有的相互搀扶着，发出哀嚎，一副国民党军退败的情景。就
这样，红军战士和俘虏混合在一起，摇摇晃晃地向城门走去。
突然，有人从城楼上向下张望着问道：“站住！不许动！你们是干什么的？”
队伍停止了前进。曾保堂用手指头捅了捅身边的敌营长。
敌营长向上看了一眼，发现质问的人身上斜跨着枪，正在拉着枪栓。他赶快用浓重的贵州腔调说：“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自己人。”
“自己人？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城楼上的人半信半疑。
“是‘九响团’的呀！”敌营长回答。
“你们不是被派去在外围御敌吗？怎么这般模样跑回来了？”
“你可不知道，我们被‘共军’包围了。之前收到的情报根本不准确啊！他们不但过了江，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了我们，抓了咱们不少弟兄。我和这些兄弟们拼了命才逃了出来，连头都不敢回，说不定‘共军’还在后面追我们呢。”敌营长把曾保堂教给他的话背了一遍，装作喘了几口粗气，接着说：“快给我们开开城门吧！”
“快开开门吧……”其他人也跟着央求起来。
为了让城楼上的人赶快相信，俘虏中的几个年轻人用贵州方言说着：“快点开城门咯，后面有追兵啊！”“我们还有重要情况要汇报呢，延误了时间你们担待得起嘛！”
“好吧，好吧，给你们开门就是了。”城楼上传来不耐烦的声音。曾保堂趁着这个时机，暗示大家赶快准备好武器。
终于，厚厚的城门缓缓地打开了。曾营长率部迅速冲了进去，立即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二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地冲进城区。
顿时，古老的遵义县城炮火声、呐喊声、枪声、厮杀声统统混在了一起。夜幕中的遵义县城不再寂静，火光冲天的时刻，红军正在与敌人展开着一场智慧与体能的较量。
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地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昼夜更替，经过战火的洗礼，遵义城依然没有失去“活力”。街道两旁的商铺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食物、用品等。除了有水果、蛋糕外，还有贵州地区的特产云烟和茅台酒……
历史选择了遵义
“遵义”这个名字源于《尚书》中“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一句。它位于贵州省北部，北边依傍大娄山，南面紧邻乌江天险，通过川黔公路可以直接到达重庆，是从贵州地区到四川的“咽喉”之地，同时也是贵州省的重镇之一。
遵义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经历了许多朝代。在远古时期，遵义为梁州之城。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地属巴、蜀、夜郎等国。秦朝时期，又改为巴郡的领地。西汉元光五年的时候，曾经在此设郡，定名为“鄨县”。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了唐代，这里又改名为播州，宋朝在此设立遵义军，而后明代又被定为遵义军民府。遵义定名后，一开始属于四川省，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划归于贵州省。
原本遵义只有一座城，建在湘江西边。清朝时，又在湘江的东边盖起了一座新城，恰好与老城遥相呼应。老城固守那份陈旧，主要分布着各个学堂和百姓的住宅，而新城则多是商业店铺。连接新、老两城的是一座架在湘江上的石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军阀的严防死守下，遵义地区仍然保存着革命的火种。
遵义地区的一些进步人士，为革命事业默默地做着工作。以四川人周司为代表的“红军之友协会”，就是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活动的进步组织。
周司，1928年入党，经过几番周折从四川转战到贵州，开始向知识青年们讲述革命的意义，带领大家共同支持革命。同时，遵义三中的几名青年学生，对于军阀和地主们的种种恶劣行径产生了强烈地抗议，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成立了“文艺研究会”。学生们利用自己的专长，通过文字的形式，向广大百姓宣传革命真理。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周围的人，红军不可怕，是帮助人民摆脱困境的队伍。
得知红军即将抵达遵义的消息，这些进步人士纷纷组织起来，准备迎接红军。
1月9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天刚蒙蒙亮，遵义城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城门口，想要一睹红军的风采。学生们高高举起“欢迎红军”的横幅，等待红军队伍进城。商人们也都走出铺子，站在街道两旁，期待看看传说中的红军。
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来到城门口的时候，纷纷下马，朝城内走去。热情的群众簇拥着、欢呼着，全都高兴地拍起手来，古老的遵义城顿时变得热闹非凡。
毛泽东等人不断地向百姓们挥手致意。人群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听到过毛泽东的名字，却从来没见过其人，都争先恐后地向红军队伍中张望。有人挠挠脑袋说：“站在最中间的是不是毛主席啊？”“不是他，旁边那位才是。”旁边的人立刻说。
毛泽东来到府衙门前，站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桌上，热情洋溢地向广大群众发表了讲话：
“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祖祖辈辈是穷人呢？富人为什么那样富呢？这是因为有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对内发动全面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对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国民党、各地军阀、党、政、军、警、宪所有的官员都是一群贪官污吏，是专门敲诈勒索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吸血鬼，富了当官的和地主老财，穷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我们无产阶级长期以来都是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军阀官僚压迫剥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军队，人民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因此穷人没有靠山。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人民就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就有生存的条件。”
毛泽东字字句句都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用心在审视过去，用敏锐的眼光看待未来。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军队。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青年人要踊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
毛泽东慷慨激昂的发言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此刻，沐浴在骄阳下的老城遵义又增添了红色的气氛，学生们、商人们、农民们，无不被毛泽东的发言所打动。
从毛泽东的演讲中，遵义城的人民深刻懂得了红军是什么样的红军，该如何干革命。他们认识了这位带领中国前行的人——毛泽东。
当时负责总司令部电台工作的戴镜元，回忆起遵义人民喜迎红军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一月九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了遵义城。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入城时，许多工人、农民、学生、贫民、商人都跑到城门口夹道欢迎，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大街小巷鞭炮震耳，锣鼓喧天。满城遍挂红旗，迎风招展，群众那么热烈地欢迎，真是盛况空前。
这几天，全城人民欢欣鼓舞，张灯结彩，庆祝自己解放的节日，天天燃放鞭炮，敲锣打鼓。商店都照常营业，市面比平常更显热闹、繁荣。学生们在街头巷尾演讲，红军的宣传工作，更是活跃。
红军队伍从开始长征起，一路奔波，现在终于可以停留在历史悠久的遵义城内。
在遵义，全军上下都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遵义的老城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街的名字取自清代举人郑子尹的名字——子尹路。红军的总部就坐落在子尹路九十六号。这座结合了中西方设计的双层洋楼，有一个别致的名字——“柏公馆”。
遵义新城的豪华建筑比老城还要多，毛泽东的住所就位于新城古寺巷内。那里同样是一座双层洋楼，青砖青瓦，西式风格中还透露出一丝中国的古朴之美。从楼上到楼下，有蜿蜒曲折的回廊。五颜六色的玻璃在整个建筑中算是点睛之处。
这一次，与毛泽东一同住在此处的还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当天晚上，三人共同来到大厅一起聊起从通道一路来到遵义的事情。
话题刚刚开始，又迎来了两位挚友——周恩来和刘伯承。
大门刚刚打开，就听见周恩来的寒暄：“希望大家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下啊。”
周恩来、刘伯承向毛泽东走来。刘伯承笑着说：“主席，猜猜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毛泽东望着刘伯承，若有所思，期待着接下来会有什么东西出现在眼前。
刘伯承让门口的卫兵抬进屋内一个大筐，里面装着香烟和干辣椒。毛泽东顿时怀念起自己的故乡——湖南韶山。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道：“伯承同志真是想得周到啊，你莫不是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吧。”
毛泽东打趣的话让大家哈哈大笑。他伸手抓起一把干辣椒，用鼻子深深地闻了闻，问道：“辣椒可是分好多个品种呢，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品种吗？”
毛泽东说到自己既熟悉又怀念的美食，不禁兴奋起来。“这种是朝天椒，绥阳产的。顾名思义，朝天椒生长的时候，个个都努力朝着天空的方向，不偏不倚。它的味道又香又辣，颜色又红又亮，你们要不要尝一尝？”说着，毛泽东咬了一口干辣椒。
“伯承同志是四川人，与湖南人有相同的爱好，喜欢吃辣的食物，我们比一比谁更能吃辣的如何？”毛泽东话语间伴着孩子般的好奇。
“你不是说‘吃得了辣椒才能干得了革命’嘛，在这一点上我恐怕还需要继续努力啊。”刘伯承笑着回答。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几位中央领导人难得的聚会，也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笑声过后，伤势还未痊愈的王稼祥开口说道：“咱们离开老苏区这么久了，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现在我们赶走了国民党，全军上下也轻松了不少，但是咱们不能放松，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开个会了。自从黎平会议结束，到今天也有些日子了，会上的决议仍旧需要彻底落实一下。另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始终不能忘啊，应该再认真总结一下。”
“是的，我们应该好好地梳理一下脉络了。我看会议的主题就定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总结吧。大家意下如何？”毛泽东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非常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张闻天一边点头，一边答道。
旁边的周恩来也真诚地看着毛泽东，两个人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
历史选择了遵义，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即将拉开帷幕，中国红军的未来也将由此得到定论。
遵义会议转乾坤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遵义会议相比之前长征途中召开的几次会议场面更大，与会人员更多。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各军团负责人。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总结报告。“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有两点：其一，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二，探讨一下长征以来的军事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博古滔滔不绝地说着，厚厚的演讲稿在他的手里翻了一页又一页。听来听去，博古说的都是些理论性问题，联系到实际情况就缺乏内容了，就像是光有一副骨架，没有血肉。
讲着讲着，博古看到在座的很多人并没有表示赞同的意思，自己也感觉到有些没趣，于是尽早地为自己的演讲做了结尾，最后说了一句：“接下来由周恩来同志发表看法吧。”
周恩来把早已准备好的报告拿在手中，信心十足地环顾了四周。这时，坐在不远处抽烟的李德正用力捻着烟蒂，转过头恰好与周恩来四目相对。李德猜到，周恩来的报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对他还是博古，都将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境遇。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期待周恩来的发言。
“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不能逃避的原因，就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如此开门见山地谈到了战争失败的原因，这令大家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平时，周恩来总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但是在工作中却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尤其是对待错误，他从不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直面它。
周恩来的报告中，逐字逐句地反映了当时的战斗情况，从不同侧面分析了当时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错误。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大胆地提出，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
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谁是谁非都看得很清楚。在座的参会人员，有的人陷入了沉思，有的人开始回想战斗经过，有的人则心里打鼓。当然，对于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来说，所收获的也许是更多、更好的机会。周恩来就是这么做的。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到最多的就是自己在作战中的错误。其实，在各次战斗中，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直接指挥者，更不是有最大话语权的一位，但是他没有选择避而不谈，而是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
周恩来的语言平实可信，仅仅半个小时的报告，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自我批评”令每个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整个会场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
此时的李德心里开始发慌，作为湘江之战的总指挥，他在战争失败以后始终没有总结过失败的教训，没想到今天会议刚开始就把“失败”提上了主题。
博古稳如泰山地坐着，心里却乱成一团。他先是想想自己报告的无人喝彩，再看看周恩来报告引发的思考，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担忧起来，平常的张扬和自信在会场上丝毫不见了。
毛泽东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发言，他说：“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并不同意。”
一旁的张闻天紧接着说：“我也不能苟同。”
带伤参加会议的王稼祥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跟着说道：“还有我，我也不同意。”
其实，在会议讨论中各执己见是很平常的事情，出现不同的意见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如何使意见得到统一，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博古却不这么想，他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认为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张闻天见博古没有说话，便起身讲起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同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校友，张闻天并没有像博古一样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而是更好地把它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彻底深入地谈了谈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午饭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率先发言，从更加专业的军事角度开始分析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他从战略规划到数量配比，讲得头头是道，使大家听得入神。
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发言结束。他那精炼的语言，独到的见地令与会人员深感佩服。这时候，靠在椅子上的王稼祥手捂着伤口说：“我此刻最想说的有两点：第一，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红军无疑应该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第二，我认为有必要取消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了。”
王稼祥显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一时间与毛泽东靠拢的形势更加明显了。
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一直与博古、李德的关系不错，又是博古在莫斯科念书时的同学，在这种情况下，他忍不住说：“我不同意王稼祥同志的提议。”
凯丰转过脸看着毛泽东，继续说：“我知道毛泽东同志组织过农民运动，在山里打过游击战，这些恐怕都是从《孙子兵法》里学来的本事吧？可惜你没有机会到莫斯科上大学，也没有机会到军事学院进修一下……”凯丰的话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但是毛泽东不但不生气，还做了记录。
凯丰的发言终于在名著的引文中结束了。毛泽东略带笑容地说：“如果按照凯丰同志的要求，咱们在一线作战的同志都要请假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再回来了，当然，这个结果会有一个人赞同，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用幽默的语言回应了凯丰的刁钻问题，同时也化解了会场的尴尬气氛。
紧接着，毛泽东坦然地说：“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也不会有谁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诚然，我现在的确没有读遍所有马列主义的著作，但不意味我将来就没有机会学习。另外，你似乎小看了《孙子兵法》的重要意义，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相比，《孙子兵法》是一本军事经典，同样对带兵打仗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这两本书是具有共性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毛泽东看似针对性的回答，实则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对面的凯丰羞愧地低下了头。
“的确，实践证明一切。我认为让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红军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的睿智、幽默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同时也预示着他将在这场会议中收获颇丰。
遵义会议前后共持续了三天，经过反复讨论，遵义会议最终做出四项决议：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任总负责人。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长征以来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它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红军的命运因遵义会议而明确了方向，中央军事指挥小组因遵义会议华丽转身，变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遵义会议的召开不只是一次激烈的军事讨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历史，扭转了中国红军的现状，堪称中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