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决不动摇——方志敏
信仰决不动摇
——方志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暴动，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
义无反顾的进步青年
方志敏天资聪慧，8岁那年进入私塾读书，被先生称为“奇才”。14岁的时候，祖父去世，家里叔伯们也各立门户，他也因此而辍学辅助家庭务农。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学习，依旧边干活边自学。那些日子里，对于八股文之类的东西，方志敏一点都不感兴趣，却常常阅读一些关于传播改良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文章。那时的方志敏已经对黑暗的社会和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感受，开始了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
方志敏17岁那年，考上了弋阳县高小。在那里，他用功读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因为是新式小学，方志敏的眼界和视野比以前更加开阔。他勤奋好学，爱动脑子思考，思想活跃，常常受到老师们的赞赏。在同学之中，他成了中心人物，大家都很喜欢和他接触。邵式平更是和他志同道合，形影不离，成为挚友。那时候上历史课，青年老师说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有些情绪激动，同学们听得也很气愤。方志敏忍不住了，站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然后带头把自己有关日货的东西统统砸了。当时方志敏虽然很穷，但是为了爱国，他义无反顾。
1919年夏，方志敏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当时的校长赵宝鸿是留日东洋系派的，整个学校政策腐败，背后重重黑幕。后来，方志敏和同学们一起演讽刺话剧，列数校长一干人的种种劣迹，并上街游行，最终把校长赶下台了，这就是“驱赵运动”。此后，方志敏更加深了社会需要改革的认识。那时的方志敏在南昌青年学生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还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
方志敏考入南伟烈大学。期间，他发动南伟烈大学、九江第六师范、第三中学的进步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游行，还发表了许多白话小说和诗歌。
1921年夏天，方志敏来到九江，考入南伟烈大学。期间，方志敏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两本英文书：一本是马克思著的《资本论》，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方志敏早听人说过，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他急于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激动地一字一行认真阅读。方志敏越读越兴奋，原来，以前翻来覆去想不通的问题，在这些书里都找到了答案。为什么地主、官僚能够残酷地剥削压迫劳苦大众？为什么帝国主义会侵略中国？原来是因为黑暗的剥削制度。
要打倒地主、官僚。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唤醒劳苦大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世界，推翻剥削制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志敏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心中充满了希望。伟大的革命真理。指明了方志敏前进的征途。
放寒假的时候，方志敏把这两本著作带回湖塘村。每天天一亮，他就跑到村边的树林里锻炼了一会儿身体，然后坐在林边小桥的石墩子上，翻开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读起来。起早打柴和种地的乡亲们路过这里，看到方志敏在全神贯注地念书，可是“叽叽咕咕”的，听不明白他念的是什么。
吃罢早饭，方志敏照例跟乡亲们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候，有个乡亲问方志敏说：“孩子，你每天一早，在桥上，‘叽叽咕咕’的，念的是什么书呀？”
方志敏笑了笑，说：“这书呀，不平常，里边讲的都是替穷苦人找出路的事。”紧接着，他把书中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给相亲们听，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乡亲们听得入神，多么渴望过上没有剥削的新生活呀。方志敏从那一张张饱受苦难的脸上看到了革命的激情，看到了摧毁旧世界的力量。然而，怎样组织他们起来战斗呢？方志敏不停地思考着。
寒假过去了，方志敏又来到九江南伟烈大学。有一天，方志敏接到朋友从上海寄来一卷杂志。拆开一看，报头上两个鲜明的大字，“先驱”。《先驱》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仔细阅读了《先驱》上的一些文章，了解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他决定到上海去，先争取参加青年团。这年夏天，方志敏来到上海，找到了一位名叫赵醒侬的共产党员。经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方志敏入团以后，党组织派他到南昌从事革命工作，遵照党的指示，他在南昌秘密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小组，出版了两种秘密刊物。他还组织了两个公开的革命团体，开了一个书店专门卖革命书刊。没多久，反动派就查封了这个书店，方志敏也被列入抓捕的名单，党组织立即决定方志敏暂时转移到上海。
方志敏第二次来到上海。在历经革命斗争的风雨后，方志敏更加成熟和坚强。经由赵醒侬等同志的介绍，于1923年正式加入共产党。他在这个生命里最值得纪念的时刻，立下誓言：“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此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一心干革命
方志敏根据党的决定，秘密来到江西南部的吉安，继续领导农民斗地主豪绅。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也很快伸向了吉安。许多党组织受到了破坏，使方志敏一时失去了组织联系。他无法展开活动，于是决定回到故乡开展革命活动。
方志敏回到弋阳，听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接着又听到了党中央八月七日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革命的航向拨正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方志敏心里万分激动。不久又听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取得了胜利，方志敏更是非常激动。他在弋阳烈桥一个叫窑头的地方，召开了弋阳、横峰等五个县的党员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秋收起义胜利的喜讯。会议决定在赣东北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还制定了起义纲领和行动计划，选举了起义工作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了工作委员会书记。会后，根据分工，方志敏到横峰县楼底兰家村亲自作起义的准备。
很快，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了，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豪绅地主，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的战斗口号。他们秘密制造鸟枪、土炮，操练队伍，在白色恐怖中，酝酿着一场革命风暴！
年关时节，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开始了，方志敏立即向附近各县发出了同时暴动的通知。土地革命的烈火在赣东北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几天工夫，弋阳、横峰一带，方圆一百多里都插上了红旗。农民群众热情地编了歌曲，欢呼这次起义的胜利：
湖塘塌塌岭，
出了个方志敏。
一心干革命哟，
为的是穷人。
方志敏在楼底兰家村发动的起义，使赣东北又出现了革命的曙光。党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个地区的斗争，成立了弋横（即弋阳县和横峰县）中心县委，仍然由方志敏担任书记。国民党和地主豪绅们看到革命的来势这样迅猛，又是害怕，又是仇恨，恨不得把方志敏率领的这支起义队伍一口吞掉。他们调动了大批军队，还组织了地主还乡团，分四路对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起义军当时才十来条枪，在敌人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不得不经常转移。他们常常吃不上饭，睡不稳觉。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方志敏跟战士们一起吃野菜，睡露天，但他总是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领着大家唱革命歌曲。
方志敏常常勉励大家说：“我们是为着共产主义的信仰和阶级的解放战斗的。越是艰苦，我们越要奋斗。越是奋斗，我们越是快乐！”
在方志敏的教育和影响下，起义军队伍的革命意志越来越坚定了。很快，赣东北根据地又扩大到四十多里。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方志敏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方志敏组织和领导了贵溪、余江、万年三个县的武装起义，又发展了一大片新根据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并于1930年5月奇袭景德镇，缴获敌人大量枪支和军用物资。景德镇这一仗，使红军的军威大振，队伍扩大到四千多人，根据地扩大到五百多里，人口一百多万。
打击土豪劣绅
1930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都非常好。全国已经有十来个革命根据地，红军扩大到十四个军，将近十万人。可是就在这时候，掌握党中央领导大权的李立三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都去攻打中心城市，还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硬要大家都打到武汉去会师。
当时的大城市都是反动派力量集中的地方，这无疑是让红军去跟敌人硬拼。毛泽东坚决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方志敏也对这条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当时李立三派人来到赣东北根据地，要把红十军调去攻打九江，方志敏就坚决反对，他说：“九江是长江沿岸的重镇，敌人驻军多，增援也方便。红军远离根据地，越过潘阳湖去攻打九江，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
李立三派来的代表听不进去正确意见，硬要把红军调走。方志敏赶紧派人到上海去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改变指示。但是李立三路线的推行者仍旧坚持，甚至要他们“丢了根据地，争取九江、南昌的胜利”，便逼着红十军去攻打九江。方志敏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
红军被调走，赣东北根据地就空虚了。敌人看到有机可乘，就调动了一个师，加上五个县的地主武装，向赣东北根据地反扑过来。那些地主豪绅，立即向农民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方志敏决定给来犯的敌人和地主豪绅以狠狠的打击，来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他和同志们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这一天，方志敏戴着一副深色墨镜，化装成国民党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个背驳壳枪的“卫兵”，直奔贵溪县的一个村子。他们来到一幢青瓦粉墙的大院门前，方志敏也不下马，只用手里的皮鞭一指，对身后的两个“卫兵”说：“把这幢房子号上，驻上一个连。” “卫兵”立即用粉笔在黑漆大门上写了几个大字。方志敏接着又带领“卫兵”，去号别处的房子。
“国民党军官进村来号房子了！”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全村。住在大墙院里的地主们一听说，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国民党的军队回来给我们撑腰啦！房子号这么多，来的一定是大队人马。我们的好日子又回来啦！”
两个豪绅兴冲冲地出来迎接，一看这位“军官”身材高大，骑在马上十分威风。两人忙上前向方志敏深鞠一躬，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长官。”
方志敏轻视地大喝问道：“干什么的？”
“哦，哦，兄弟是，是……”两个家伙结结巴巴地说。
“是财主吗？”方志敏问。
“岂敢，岂敢！”两人又连连鞠躬。
方志敏看了他们一眼，说：“军队明天一早就到。我派你们去通知各村的财主们，今天晚上八点钟到周家祠堂开会，有重要军机相商。要是有一个不到，唯你们两个是问！”
“是，长官！”两人连声答应，忙派手下人到附近村子去通知。
当夜，方志敏布置停当，带着“卫兵”，大踏步走进周家祠堂。各村的土豪劣绅早已提着灯笼，在院子里恭候了。
方志敏大声问：“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地主豪绅一齐回答。
“点名！”方志敏回头对“卫兵”说。
“卫兵”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名册，挨着个儿点名，果然一个不少。方志敏提高了嗓门说：“今晚找你们来，有军机大事商量。快到里面房间里去。”
当最后一个地主刚跨进门槛，背后突然响起了洪亮的喊声：“举起手来！”
几十个赤卫队员如从天而降一般，把“会场”团团围住。地主豪绅全都吓蒙了，一个个向方志敏讨主意：“长官，怎么回事？”
“长官，怎么办？”
他们没想到，眼前这们“长官”严正地回答他们说：“怎么回事？你们反攻倒算，罪大恶极，罚你们！”
“啊？你是……”
“方志敏！”方志敏取下脸上的墨镜。
豪绅们大惊失色，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方志敏指挥赤卫队员，把这十几个家伙绑好，押回了根据地。
当天晚上，几个地方同时发动，用同样的办法，抓住了三十个村庄的七十多个豪绅地主。方志敏亲自召开群众大会，清算了他们的罪行。根据广
大群众的要求，当场镇压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猖狂反扑，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
紧接着，方志敏又带领一千多名赤卫队员，深夜抄小路袭击了河口镇国民党匪军的据点，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好些枪支弹药，还活捉了敌人的师长。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不久，方志敏又率领部队主动撤出了河口镇。
“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9月，在“左”倾路线的逼迫下，赣东北特委在万年县的富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立三路线。会上斗争下分激烈。方志敏坚持认为越湖攻打九江是一种盲目行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应当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不断扩大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巩固地向前发展，而不能幻想通过中心城市暴动一举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对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可以出击。会上，一些同志赞同方志敏的意见，但居少数。会议再次作出了向九江进军的决议。
当时红军独立师在湖口，乃调回乐平县众埠街扩编，成立红十军。将独立师改为第1师，调闽北独立团来补充成独立师，将各县独立营（团）集中起来编为补充旅，以周建屏为军长，邵式平为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同时把各级党、团、工会一律合并为行动委员会。部队整训一周，便从景德镇、乐平、波阳分三路向九江进军，以游击战争行动，连克波阳、彭泽、秋浦、马当等城镇，并在这一带进行了赤化工作。由于鄱阳湖和长江的阻隔，部队进击九江未果。这时由于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且地方武装骨干也随军前往，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后方空虚，集中了横峰、铅山、上饶、广丰、玉山五县靖卫团向中心苏区进攻，闽北苏区、铅山苏区、上饶苏区及横峰部分苏区受到严重摧残；同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经停止，蒋介石又调来了正规部队包围根据地。在方志敏、黄道等人坚决主张下，红十军乃毅然返回中心苏区。
当红十军回到乐平的时候，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了赣东北，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三中全会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宣告了立三路线的破产。
赣东北特委在乐平县湾头李家召扩大会议，在方志敏提议下，会议采取如下措施，实行了工作上的正确转变。
一、军事上：将约有三万人的红军缩编为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三个主力团，共四千余人，实行一人一枪的正规编制；把补充旅的新兵复员回农村，作为赤卫队骨干；闽北独立团派邹琦率领返回闽北；扩大地方武装力量，各县恢复独立营（团），各区成立五至十枪的游击队．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二、党群组织：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党的特委和青年团、妇女会、工会等组织。
三、政府工作：纠正某些地方政权组织脱离群众的现象，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清除混入基层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区乡政权的改造。
四、搞好肃反工作，并制定了一些条例和办法，防止乱捕乱罚。
特委恢复后对人事作了一些调整，以唐在刚为特委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肖韶为宣传部长，邵式平为军委会主席，涂振农由中央指定为红十军政委；赣东北行动委员会也改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仍由方志敏任主席。并确定以磨盘山下的军事要隘葛源作为特区政府所在地。从此，葛源一直是赣东北苏区的首府。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很快恢复了革命秩序，加强了战争力量。挽回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
方志敏坚持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虽然受到立三路线的非难，却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热烈赞扬。在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方志敏领导下的核东北苏区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
建设苏区
1930年底，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以后，方志敏以极大的努力领导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在创建赣东北苏区的斗争中，方志敏始终把组织革命战争和组织群众生活作为革命的两大任务。在政府工作中，他时刻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考虑着如何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方志敏特意写了一本题目叫做《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答》的小册子，发到基层，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刻苦耐劳，艰苦奋斗，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省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工农报》，随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政治部、省工会又联合创办了一张《红色东北》报，少共省委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团的建设》和《列宁青年周报》，用来指导工作，加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在粉碎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之后，根据地的形势比较稳定，政府工作显得异常繁忙。省苏维埃设立了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卫生、工农检查、粮食、内务等部和政治保卫局，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在这种情形下，方志敏仍经常下乡巡视工作，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分发挥苏区人民的智慧和积极性；在错误路线的逆流面前，也能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31年春天，方志敏带着警卫员张天喜、苏炳火等人，从葛源出发，到外地去巡视工作。路过七阳西坑村，几个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员要他们出示路条。方志敏笑着说：“小同志，我们没有打路条，怎么办？”儿童团员说：“方主席说过，没有路条就不能通过。”张天喜说：“你们不知道？他就是方主席呀！”儿童们看看方志敏，还不相信，硬要拉他们到乡苏维埃去。方志敏会见了乡里的干部，当众表扬了这几个儿童团员，还送了两块钱红票给他们，说：“给你们买书学习。”
第二天，方志敏转到贵溪县苏维埃所在地大源坞。在大源坞，方志敏参加了贵溪县委会议。同志们在汇报中说，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春耕生产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劳力不足，耕牛缺乏，有些村庄耕牛农具被敌人抢劫一交。针对这种情况，他们组织干部和部队下田，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帮助群众换工互助．派人到白区去买牛，较好地克服了困难。方志敏听了很满意，指出这些办法应当宣传推广。
后来，省苏维埃政府作出了一项《关于发展耕种运动的决议》规定：“雇农工会、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生活改良委员会，应一致动员群众努力生产，必须把发展耕种运动，列为日常议事日程之一”，“各机关、部队、学校等，除工作、学习、打仗、训练以外，要组织生产协助委员会，实行帮助群众耕种。农忙季节，每周至少以一天时间帮助农民生产”。方志敏等都带头执行省苏维埃政府决议，一个个泥手泥脚，下田耕种。共青团员还专门编了一首敬：“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
方志敏在大源坞住了几天，随后又到万年的富林、余江的坞里等地巡视工作。利用在群众家喝茶、歇脚的机会，同群众谈家常，了解他们的革命情绪和生活情况。
在余江，方志敏调查扩大红军情况，一个乡党支部书记向他反映县委书记有强迫命令作风。这位县委书记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因为扩大红军问题，对这位乡党支部书记大发了一顿脾气。说：“毛泽东领导方志敏，方志敬领导我，我就要领导你。你不听我的话就是反领导，我就要处分你。”方志敏听完特地把这位县委书记找来，进行了批评教育。方志敬批评他这种作风是幼稚的，错误的，说：“不论是扩军或进行其他工作，向下分配任务的时候，必须看看有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性，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没有可能完成的事情，分下去必然落空。有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要帮助下级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绝对不能强迫命令。有了任务，要善于同群众和积极分子商量，这样不仅可以使任务分配得当，而且有了困难，大家也会想办法去克服。”那位县委书记听了，心悦诚服，当面检讨了错误。回去后，他就深入那个乡了解情况，帮助干部解决问题，结果扩军任务完成得很好。
方志敏在返回葛源的时候，绕道漆工镇回家看望母亲，他的一个婶婶以为他当了官，有了权，向他讨钱买盐。方志敏看出了她的心思，不禁大笑起来，说：“我哪里有钱？我管的钱都是公家的。你如果有困难请叔伯兄弟凑一点吧。”方志敏在革命工作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
方志敏这次外出巡视工作，历时二十多天。他觉得经常到下面走走，对于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大省裨益。返回葛源后，他曾亲口为省苏维埃起草一个文件：《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要“建立巡视制度”；“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到各地巡视的人，出去与回来的时间要大致相同。出去要带一两个新同志去学习，工作完毕要带一两个积极勇敢有学习精神的新同志回来”；“发现某一个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薄弱，即组织最忠实积极的同志为突击队，临时去增加其力量，致将该政府或部门的工作整理强健为止……”
当时在瑞金中央政府工作的谢觉哉同志对赣东北苏维埃规定的巡视工作制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巡视工作制度“是整工作人员官僚主义的一副圣药”。
在方志敏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赣东北的党和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一种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们节衣缩食，克己奉公，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全心全意带领群众为苏维埃奋斗。因此赣东北苏区无论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或其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经济建设方面，苏维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劳动，发放贷款，帮助农民修建树堤圳坝，添置耕牛农具，组织互助社、耕田队、割禾队，开展劳动竞赛，粮食生产年年获得丰收，满足了军需民食。据资料记载，那的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可买十斤牛肉。在工业方面，创办了规模不等的煤办、铁矿、木炭厂、锅炉厂、铁砂厂、炼铁厂、兵工厂、地雷厂、樟脑厂、造纸厂、硝盐厂、制糖厂、榨油厂、硫黄厂、印刷厂、染布厂、被服厂、制鞋厂、石灰厂、农具厂等。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曾经赞扬道：“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在财政贸易工作中，苏维埃创立了银行。发行了红币，开办了红色商店，区、乡还有群众自己集资举办的消费合作社、红色饭店。各县还创办了对外贸易处，向白区山口农副土特产品，换取根据地军民需要的各种物资。在信河流域的上饶、横峰和乐安河流域的德兴，还设立了三个船舶检查局。毛泽东曾给予很高评价：“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各个村口都挂着一块识字牌，区、乡设立了列宁小学、工农补习夜校，省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列宁师范，工厂、机关、学校、部队还成立了俱乐部，设有阅览室、弈棋室、宣传队、歌咏队等等；省、县有专业的工农剧团。方志敏为工农剧团写过一个叫《年关斗争》的剧本，黄道则编写过许多革命歌曲。苏区的医疗卫少事业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葛源创办了红军总医院，护士训练班。县里办了红军医院分院，工农药店，工农药店附设的中医治疗部免费为群众看病。
红色政权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经过1930年的艰苦奋斗，赣东北苏区和红军都有很大发展。
三日三捷
1931年3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赣东北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苏区范围包括弋阳、横峰、贵溪、玉山、余江、余干、乐平、万年和闽北特区的上饶、广丰、铅山、崇安等县。就在这种有利形势之下。
新的“左”倾路线又来到了赣东北。1931年1月，在王明等人的压迫下，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左”倾路线又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随后，在各个红色区域和白区地方党组织中贯彻执行。
方志敏虽是中央委员，因工作关系没有参加会议。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万永诚、倪 宝树两人来到赣东北。他们一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就在省会葛源召开了县以上干部参加的赣东北省委扩大会议，大谈新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纲领。
省委扩大会后，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实行部分改组。中央指定万永诚接
替唐在刚，担任省委书记；倪宝树接替涂振农，担任红十军政委；方志敏仍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会主席，黄道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派肖韶去闽北任分区委书记。
这次改组，虽说省委和红十军领导变动不大，但对赣东北的斗争还是带来了不利影响。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倪宝树接任红十军政委以后，既没有抓紧红军的政治工作，又不懂红军的战略战术，并提出红十军不应该在赣东北作战，而应拖到中央苏区去。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影响下，红十军从1931年1月起，很少打胜仗，而敌人的袭扰却有增无减，苏区群众受到很大摧残。方志敏及时看到了这一点，并与之进行了斗争。由于方志敏态度极其坚决，1931年3月，省委免去了倪宝树红十军政委职务，并决定由方志敏代理红十军政治委员，以加强军队工作，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方志敏到红十军后，立即和周建屏一道，在葛源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他亲自深入连队，从训练、上课直到内务，连战士们生活上的一些琐碎问题，都细心过问，妥善解决。这段时期，全军指战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大大提高，军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很快得到了纠正。
此时，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并派遣了第五十五师、十八师五十二旅、浙江保安师第四团等部队进攻赣东北。
敌人企图从东西两端进攻赣东北。在贵溪、余江方向，敌人步步为营，修建碉堡；在德兴、上饶方向，敌人摆出一副积极推进的态势。4月初，十八师派出一个团进攻贵溪周坊，周坊的群众武装同敌人激战了一天，虽然杀伤一些敌人，而周坊仍被敌人攻占。敌人驻下后，就强迫群众修碉堡。周坊离贵溪县城五十多里，周围都是苏区。方志敏认为，白军这个团孤军深入，既无联络，又无接济，比较好打，团此决定先对其出击。
4月10日，方志敏接到侦察员报告，说是驻在周坊的敌人明天一早要派一连人去丁家坊抢粮。方志敏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同周建屏等研究了歼灭敌人的计划。当天晚上，他们率领红十军81团从贵溪裴源出发，连夜赶到丁家坊，埋伏在村前两边山上，并组织村里群众配合行动。
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来了。这些白军，有的扛着枪，有的挑着箩筐，气喘吁吁地走着。他们走进伏击圈后，猛听到枪声大作，勇猛的红军向他们冲杀过来，敌人遭到达突如其来的打击，慌忙突围溃退。这一仗，红军歼敌四十多人，缴枪四十多支。战斗结束后，方志敏估计敌人会把伤兵达到贪溪城里去，决定守在半路上再打一个伏击战。
当天晚上，方志敏和周建屏带领81团转移到苟里源。此处是从周坊到贵溪县城的必经之路。第二天早饭过后，果然发现一连敌军匆匆走来，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抬着伤兵，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方志敏和周建屏待敌人走到眼前才命令部队出击。指战员们呐喊着冲上前去，消灭几个顽抗的敌人，捉到三十多个俘虏，红军无一人伤亡。战士们纷纷称赞方志敏：“方主席真是料敌如神!”
在审问俘虏的时，方志敏又对敌人用了一计。他说：“白军士兵兄弟，不瞒你们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们缺粮，你们一定会出来抢粮。我们也知道周坊没有医院，你们的伤兵一定要送到县里去。你们完全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这就难怪我们不客气了。”
说完哈哈大笑。那些俘虏一个个垂头丧气，不敢吱声。接着，方志敏故作得意地说：“现在再告诉你们吧，周坊是不好躲了，你们不用再到周坊去了。明天我们要到余江去，在那里等候你们的鲁团长。”
说完，给每人发了两块钱路费，释放回家。其中一些顽固分子立即逃回了周坊。这天晚上，方志敏一面派人到周坊附近监视敌人的行动，一面带领八十一团转移到余江县的鹤岭地方。他估计敌人损失了两个连，可能暂时撤到贵溪城里去。第二天拂晓，果然有一连敌军朝鹤岭开来。红军出其不意，两面夹攻，大获全胜，俘虏一百多名敌人。
鹤岭一战，敌军十八师驻在周坊的一个团损失惨重，偷偷溜到余江城里去了。周坊又插上了红旗，贵溪北乡苏区趋于稳定。
这就是受到人们赞扬和传颂的由方志敏亲口指标的“三日三捷”。
被捕后的斗争
方志敏从贵溪周坊回到葛源后，突然接到一个消息：闽北苏区形势吃紧。中共闽北分区委派了一个同志前来汇报，要求红十军分兵驰援。1931年4月至1932年秋，红十军两进闽北，打击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3年春，由于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色区域的形势趋于好转，红十军也有一定发展，在方志敏主持下，闽浙赣省在红色省会葛源召开了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扩大红军、加强革命战争领导等问题，选举了新的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大会期间，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给方志敏的红旗勋章、授给红十军的奖旗，授给方志敏和红十一军（原红十军）的代表。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当时他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部队在皖南遭到了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失败，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
当时的南京、安庆、芜湖等大小城市都有悬赏方志敏的布告，抓到方志敏者，就奖赏八万块大洋。抓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觉得离升官发财就不远了，于是想让方志敏写点什么。到了晚上，这两个兵痞本想从方志敏写的东西上，获取抗日先遣队的一些消息，结果看到了这样的《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方志敏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仅仅数语，便把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天，方志敏被捆绑押送到玉山县敌43旅驻地。敌方旅长刘振清、玉山县伪县长王振寰、国民党县党支部书记长柯常琳等人“接待”了方志敏。其中王振寰还假装亲切地对方志敏说：“方司令，你还认识我吗？”对于这个曾经装作进步青年而后叛变的王振寰，方志敏冷笑一声：“你不是叫王清尘吗？”他听到方志敏喊自己的别称，正想高兴说话，结果又听到：“你不是当大官了吗？你是贪官污吏，我们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余地。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用不着你们宽大的。你们杀了我，我们党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我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就这几句话，王振寰憋得满脸通红。他指着方志敏说：“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
方志敏说：“我绝不会做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
顿时，敌人凶相毕露，他们把方志敏拉去照相馆照相，然后推到车上，让他在玉山县当街游行示众。31日，敌人给方志敏钉上十斤重的铁镣，并把他押送到上饶。到了那里，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以及专门从南昌赶到上饶的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一同审讯方志敏。他们先是高官厚禄，后又进行威胁。方志敏早已决意为革命牺牲，对于他们所说没有丝毫动摇。敌人恼羞成怒，定于第二天进行“庆祝大会”，妄图以此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打错了如意算盘。在台上“示众”的方志敏安然挺立，一身正气，目光从容，静静地看着台下的群众。群众都为方志敏被捕感到痛惜，为他黯然流泪。
2月2日上午，敌人准备将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经弋阳县时，敌人还准备继续举行所谓的“庆祝大会”。结果当车到达弋阳县时，3000多名群众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方志敏。敌人看到这样的气势，被吓破了胆，不敢多有停留，便夺路而走。到南昌后，敌人将方志敏关押在蒋介石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并策划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这次他们有了准备，在会场架起几挺机关枪以防止动乱。不过，这次“庆祝大会”反而成了方志敏的讲台：
“同志们！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能和大家讲话。同胞们！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要救我们的中国，要为我们的人民谋生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共产党先遣北上，英勇抗日。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卖国求荣，枪口对内……同胞们！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人民欠下累累血债！今天他们又残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爱国有罪，抗日有罪，这就是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他们的主义。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败类！……”
敌人听到这些话，吓得慌忙将方志敏拉下，但方志敏仍抓紧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吧！”敌人的“庆祝大会”就这样草草散场了。
在演完“庆祝”丑剧之后，敌人又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欺骗和软化方志敏。不过，这一切依然是徒劳。方志敏对他们的鬼蜮伎俩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狱中留遗作
反动派为了劝降方志敏可谓是绞尽脑汁：生活上，从每天两餐改成三餐，不限制喝水，而且还送零花钱给方志敏。同时，国民党的大大小小头目纷纷出动，都来劝降方志敏。像什么江西省党部的书记长，什么弋阳县的伪县长，甚至只教过方志敏几天书的“先生”都提着水果、点心来“探望”方志敏。结果，方志敏义正词严地一个个将他们骂走。这些人来的时候满脸堆笑，走的时候垂头丧气，一脸无奈。
对于他们的劝降，方志敏的回答是这样的：“投降？你们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是共产党员，与你们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们，岂能投降！你们法西斯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却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
在黑暗的监牢里，方志敏没有放弃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不断地接近看守他的士兵，对士兵进行教育，并且感化了一些看守士兵。这些士兵都对方志敏产生了同情和敬仰。当得知反动派对他的态度是“缓办”时，方志敏便和狱中的同志准备越狱。此时，党组织也在积极设法营救他，但是由于敌人封锁太严，一直无法取得进展。
狱中，方志敏一直没有放弃对其他同志进行鼓励。通过那些敬仰自己的看守员，他联系上乔信明，并告诉乔信明说：“我们军团几个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活着的。但是你们可能不会死，你们要准备坐牢。一旦有机会出狱，一定要和党联系，不要忘了苏维埃。”渐渐地，越狱的希望渺茫起来，方志敏也就专心进行起文稿的创作。在敌人的牢房里写下了传世之作：《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
4月份的时候，敌人又想出新招，把方志敏放到了“优待室”，企图感化方志敏。他们错了，方志敏早看穿了。他在《狱中纪实》中说：“我们不能希望敌人良心发现，不能希望敌人的仁慈、怜悯和改良，我们是有自己的力量的，我们要用拼命战斗的精神，拿起枪炮去消灭卖国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以便连同消灭他的黑暗监狱！”
在“优待室”里，因无法与刘畴西等人取得联系，方志敏就专心致志地进行文稿创作，同时仍然对那些看守人员进行教育转化工作。期间，方志敏还接触到了胡逸民。胡逸民同是“优待室”的犯人。胡逸民早期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曾担任江西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中央监狱长等要职，因“袒共嫌疑”被关押。胡逸民以“劝降”为借口，在监狱里和方志敏结下友谊，后来方志敏的遗作多是通过他带出来的。
最终，敌人还是向方志敏下了毒手，1935年8月6日凌晨，南昌市天色阴暗。全副武装的军警将方志敏从囚牢里提出，将他反铐。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坦然地走了出去。方志敏最后看了一下牢房，挨个儿和从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当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时，天似乎也有情，下起了蒙蒙细雨。
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看了一眼他那可爱的中国大地，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那年他只有36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