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后期的晋绥野战军
第一章
抗战后期的晋绥野战军
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及玩弄和谈阴谋的历史关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运而生。贺龙临危受命，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兼晋绥野战军总司令，率领部队“风雨无阻”，在文水打败敌伪军，又“挥师北上”，全歼何文鼎一部，最终与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部队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后期陕甘宁边区的困境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趁美国还未参战、英国无暇东顾之时，疯狂地在中国实行南进政策，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为了巩固在华的既得利益，尽快结束中国战场上的战斗，将中国变成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侵略分子一方面加紧实施对中国共产党的“扫荡”、“清乡”运动，制造无人区，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另一方面，继续以利诱、威逼的方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活动。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同盟条约，令三个同盟国家的丑恶罪行大白于天下，从而也加剧了美国、英国同日本关系的恶化。由于中国战场上的消耗战和相持战，牵制了大量日本侵略分子的兵力，这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美国和英国开始支持中国战场的抗日，对日本侵略分子予以打击。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中，显得摇摆不定。他们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获得美英更多的资助，又想借美英支持中国的关系，与日本侵略分子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希望，暗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勾结，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
在这段期间，国民党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计划，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同时，他们还派遣了大量兵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围攻、封锁，配合日本侵略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
在日本侵略者、伪军和地方顽固势力的三方夹击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伤亡情况很严重：不仅兵力锐减，根据地严重受损，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保证了。大家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避寒，甚至连弹药都不足了。更可恶的是，国民党竟然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经济封锁，还不准当地的老乡接济，企图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困死、饿死。
在全国根据地都受损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更为严重。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它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共23个县，约150万人口，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口头上承认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将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要的是，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遭受着巨大的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毛泽东拨开云雾见月明，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并号召各个根据地的军民团结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他本人率先做起了模范，在杨家岭的办公窑洞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总司令也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而周恩来也迅速成了纺线能手。
在当时，比较有名的自力更生例子是南泥湾的大生产。南泥湾，位于陕西延安。在当时这里是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1941年春，旅长兼政委的王震率领八路军120师359旅，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风餐露宿，战胜重重困难，将荒芜的南泥湾建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这样的壮举，给当时全国的各个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于是，各个根据地都争先恐后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也不例外。毛泽东根据陕甘宁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并酝酿着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
当时，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20师、留守兵团，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毛泽东很想找一个能力强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将一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调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合二为一。但是，该由谁承担这个重任呢？
毛泽东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这个人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当时在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担任书记、在晋西北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他没有靠后台，竟当上了国民党的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剿杀共产党的时候，他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贺龙用兵多谋，打仗不按常理出牌，令国民党军乃至日寇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工农革命期间，贺龙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120师的师长，指挥将士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国民党发动反攻**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120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令国民党的阴谋败露。1940年夏季反“扫荡”时，他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担任司令员。
毛泽东用他睿智的眼光，将贺龙从众多出色的共产党将领中挑出，可见能带领陕甘宁走出困境的，非贺龙莫属。
贺龙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
1941年底的一天，远在晋西北的贺龙接到了中共中央的命令。这天，他正在和晋西北军区的指战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突然，电报组的同志给他送来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贺龙速来延安！”
收到延安方面发来的指示后，贺龙心想一定是中央有重大的任务，随即向参与反“扫荡”扫尾工作的其他同志做了交代，轻装赶往延安了。
一番长途奔波后，贺龙安全抵达延安。他的到来，让延安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与他同一时期赶到延安的，还有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115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
为了表示对他们三人的欢迎，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主持欢迎会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欢迎会开始后，谢觉哉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推辞道：“别，别，受欢迎的是咱们的贺龙师长和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觉哉听了之后，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也奈何不了他。刚从前线回来，我们请他讲几句话吧！”谢觉哉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纷纷鼓起掌来。
贺龙笑呵呵地站了起来，示意大家停止鼓掌，高亢地对大家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指战员，是不应该受到大家如此热烈的欢迎的。”随后，他简单地介绍了晋西反“扫荡”工作的情况以及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大家听取了他的简单汇报后，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简单但热烈的欢迎会结束了，让贺龙有了回家的温暖感觉。不过，他回到延安的几天，中央一直没有做出具体指示。他被召回来，到底给他安排了什么任务呢？
其实，毛主席调贺龙回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司令员。但是，他没有把这一想法立马告诉贺龙，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进一步熟悉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
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于1937年8月25日，是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而决定建立的，由八路军第120师第718团，第129师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及三个师的部分直属营共9000人组成。当时，八路军留守兵团称作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由萧劲光担任主任。1937年12月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由萧劲光任司令员，所属部队除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外，其余部队统一整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归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7月，中央军委炮兵团归留守兵团建制。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359旅担负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成立警备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共辖第385旅、第359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一团、警备第五团、骑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部队，一共3.4万人。
贺龙接受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任务后，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留守兵团的情况，并深入群众，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和部分战士的反映。
1942年3月下旬，贺龙在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但也严肃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希望留守兵团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同考察的朱德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司令部下辖第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359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至此，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了统一的指挥中心和指挥人员。从晋西北回归的贺龙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贺龙解决边区三问题
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司令后，接到了毛泽东下达的三个任务：第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毛泽东不下达命令，贺龙也会在新的岗位上“烧三把火”，好好地对边区及联防军进行一番建设和管理。
针对中共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任务，贺龙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385旅、359旅一同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他的这一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他的第一步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1942年10月，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还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
在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到各个防区进行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贺龙认为，联防军四个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以更好地保护“革命的摇篮”。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扩兵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军区，觉得可以调一部分兵力过来。
贺龙把他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很快得到了批准。1942年11月26日，120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的兵力被调到陕北，全部配置在绥德地区。359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358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如此一来，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得到了补充，也没有影响到其他根据地兵力不足的问题。
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期间，贺龙又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破坏活动，并制定了有计划的剿匪工作。会后，他连发两道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几股土匪势力被全部肃清，边区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了。
在边区打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建议。1943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解决部队训练的相关问题。在会上，贺龙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贺龙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1944年3月，冬季大练兵结束，这次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9月25日，冬季大练兵中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来观看。当毛泽东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时，高兴地对贺龙说：“贺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啊！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若是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天下无敌了。哈哈哈……”贺龙回答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
军人出身的贺龙，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应付起来是得心应手。可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呢？
毛泽东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贺龙经过一番调查后，了解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一些必要的开支。
针对这一情况，贺龙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他给边区各军分区拨了五百万元的款，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
实际上，这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即就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贺龙大概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立即召集军分区的领导们开会。会上，贺龙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今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就拿咱们延安来说，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资源？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上面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了，你们可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会后，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当然，贺龙心里十分清楚，他的这一项措施只是暂时的，应急的。若想彻底地改变边区的困难境地，还是需要一个长足发展的路子——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加边区的收入。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是极其有必要的。
通过调查，贺龙发现，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导致政府财政受损，政府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才逐渐有了保证。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边区要发展生产，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听了贺龙的话，朱理治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有些为难地说：“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里来的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终于说动了他。
从1943年起，边区银行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的这种行为，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这下，边区银行没了后顾之忧，生产单位有了发展生产的资本，很快，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就搞得轰轰烈烈。
1943年，边区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359旅做到了粮食自给，358旅、独一旅等其他部队基本做到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此外，边区部队还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料40万匹，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少有的事迹。
事实证明，贺龙不仅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好将领，也是一位善于理财的经济能手。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的成立
1945年8月，对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而言，显得格外的繁忙。因为在这一个月，抗日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始料未及的转变，同时国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剧变。
8月2日，美国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向日本投射原子弹的命令。8月6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天后，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又过了一天，美国向日本的长崎投射了另一颗原子弹。两三天之内，广岛和长崎化为一片废墟。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第一次感到有心无力，日本天皇也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正遭受着灭顶之灾，他们害怕第三颗原子弹的降落，以致不敢安稳地睡去。
8月9日，苏联军队对入侵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了进攻。苏联的参战，令日本更加地惊慌失措。原本，日本还期望同苏联斡旋，以争得日本在一些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这下，希望全都破灭了。
是战是降？日本天皇面临着无奈的决策。在内阁会议上，阁员之间为“战”和“降”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大臣们还是达成了共识：继续作战是没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的出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将依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同日，在日本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8年抗战终于结束了！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上，其中牺牲的就有2000万余人，财产损失仅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官方的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的统计，即达1000亿美元以上。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中国人民迎来了光明的一天，神州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腾景象。在陕北延安，军民举行大联欢，山坡上、山沟里、家家户户、每条街每个巷子，都挂满了灯笼，还有不少人举着火把游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欢庆这扬眉吐气的一天。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关注着中共方面的动向。当他听说朱德发布共军反攻，逼迫日军投降的命令后，气冲冲地说：“胡闹，中共根本没有受降的权利！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国内一致公认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为了阻止中共的“越界”行为，蒋介石决定先发制人。他决定争取时间，与中共抢夺有力战略要地。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一道是给朱德总司令的，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在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对敌伪行动。一道是给国民党军队的，他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不要松懈。最后一道是给伪军的，他要他们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的真实意图，就是不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复国土；只许国民党的军队收缴日伪武装，抢占地盘，并要伪军配合行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决定针锋相对，随即向各解放区连续发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要趁机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爱好和平的队伍加入到反内战的斗争中。
各解放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至于蒋介石的那道命令，就当没发生过一样。
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解放区我军战斗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吕梁军区下辖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雁门军区下辖第二军分区、第五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绥东军分区、骑兵旅。
同时，以主力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下辖：第358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由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晋绥野战军配合重庆谈判攻打文水
作为新成立的晋绥野战军的总司令，贺龙在第一时间接到了中共中央作出的指示：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开拔前，毛泽东特意嘱咐道：“傅作义、阎锡山都已开始行动，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贺龙心中十分清楚：“在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能赢得时间，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夺取太原、归绥一带时，受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一时无法完成任务。为此，贺龙调整了作战策略，并向中央提出了申请。毛泽东同意了贺龙的新部署，并告诉了他一个新的消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和平谈判，显然是个缓兵之计。它是蒋介石谋求内战的一个幌子和阴谋。虽然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可他要发动全面内战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抗日战争，普遍反对打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他的主力部队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想出了谈判这个点子。他一连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共定大计”。
8月14日，当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传到延安窑洞时，中共中央指挥部的气氛立刻热烈起来。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决不能去重庆。当然，置之不理也不行，毛泽东打算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
当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先后到达延安窑洞时，中共中央经过几次认真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听说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的消息后，远在太原一带的贺龙十分担心他的安危。他同样认为，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渝谈判是一个阴谋，毛主席的安全难有保证。8月29日，他专门致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接到贺龙的电报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看了电报，放下心来，满怀信心地说：“好，我相信中央。现在，我们争取多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谈判。”
在这样一种契机下，文水战役拉开了序幕。
文水县，位于太原西南方向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城镇，由伪军把守。为了夺取文水县，贺龙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8月30日，正当部队接近文水县时，突然天降暴雨，令部队行进十分困难。晋绥八分区领导人看着瓢泼大雨只能干着急，若是这么下去可能影响攻城。他们派人征询贺龙：“雨太大，部队行动困难，是否可以等大雨过后再攻城？”
贺龙一听，这哪行？时间就是生命，这关乎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危。他对晋绥八分区的人员下了死命令：“要临阵脱逃是用兵大忌，既影响士气，又错失战机。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按时攻城，哪怕是爬，也要爬到文水城下。”同时，他对来人交代了几句，要求八分区的领导同志要向将士们做好思想工作，大雨固然会增加行动的困难，可敌人也会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天亮前发起攻击，一定要拿下文水县。
八分区派出的人员拿着贺龙亲笔写下的“风雨无阻”四个大字，回到了八分区大部队。这个命令很快在全军广泛传开，激起了所有人员的高昂斗志。全体将士们连夜淋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不惧风雨地前行。人员行军勉强还行，可武器装备在雨夜运行就不简单了。独一旅的炮兵战士们为了完成任务，硬是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大炮运到了离文水城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贺龙在总指挥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道：“人的力量是无穷的，独立旅的同志们是好样的！看来，文水城的伪军们可有的苦受了，哈哈……”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晋绥八分区的各路攻城部队都按时抵达了文水城周围，将文水城围得是水泄不通，而城内的伪军还浑然不觉。
8月31日凌晨一点，贺龙一声令下，攻城战斗打响了！城内的伪军正睡得香甜，根本没有想到晋绥野战军已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剪断铁丝网，越过布雷区，神不知鬼不觉地依靠云梯登上了北门城墙。直到这时，守城的伪军才如梦初醒，赶紧组织武力进行抵抗。伪军副司令王兴国从睡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命令手下一面组织火力封锁晋绥野战军的冲击道路，一面命令督战队用大刀强迫士兵向北门突破口疯狂反扑。
不一会儿，北门城墙就成了一片火的海洋，双方交火的子弹打在墙上，扑出一点一点的火星。在战斗的紧急关头，贺龙亲临前沿指挥所，为攻城的战士们打气加油，并指示大家北门突破口事关战斗全局，一定要誓死固守，抵挡住敌人的反扑，掩护主力部队进城，全歼伪军。
攻城的先锋部队按照贺龙总司令的指示，冒着大风大雨，用砖头在城墙上筑成了一道简易公事，与伪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近战。大家用子弹打、用刺刀拼，当武器弹药用光后，就用石头、砖头砸，甚至赤手空拳地进行肉搏战。就这样，先锋部队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打退了伪军的好几次反扑，没有让北门突破口的阵地丢失。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大亮了。贺龙总司令命令炮兵部队近距离炮轰四个城门和碉楼。晋绥野战军的炮火轮番攻击四个城门及碉楼，不大一会儿，城墙上就乱成一团，敌伪军死伤无数。就在这时，攻城主力部队趁机冲进城内，与敌人展开了街头战和巷战，场面十分激烈。
战斗进行到下午五点，遭受三面围攻的敌伪军放弃文水城，从西城门外逃。这下，正好钻进了晋绥野战军早已布好的“圈套”。伪军副司令王兴国见大势已去，只好举起白旗向晋绥野战军缴械投降。这样，固守文水的日、伪、顽军全部被歼，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了八年之久的文水县城获得了新生。
打扫战场后，贺龙在攻城主力部队的陪同下登上城墙，看着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城头工事，他满怀激动地连声说道：“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你们坚守城头的全体战士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接着，他又关切地问道：
“部队的伤亡有多大？”
“我们一共才伤亡三十多人。”陪同人员回答道。
“没想到我们用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换来歼敌近千的战果，这是一个大胜仗。”贺龙感慨万千。
“还是司令员指挥有方，正是您‘风雨无阻”的指示和‘网开一面’的布置，才保证了胜利，减少了伤亡。”
“这不能归功于我的指挥，主要还是各级干部战士打得好嘛！没有他们的高度阶级觉悟，没有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要打这样的胜仗是不可能的。”贺龙边走边说，不一会儿来到了城墙的东北角上。他远眺一望无际的晋中沃野，无限深情地说：“这大好的河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来了。”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成功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使晋绥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晋绥野战军挥师北上，发动绥远战役
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心思已被中共中央获悉，虽然毛泽东答应了去重庆和谈，但阻止蒋介石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也在同步进行。只不过，大家都没有想到，蒋介石的动作会如此迅速。他一边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一边却调动兵力向解放区进攻，到9月10日，绥东解放区全部被傅作义部队占领。
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约五万人，主要分布在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为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命令贺龙率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北上，并于10月初抵达左云地区集结，以协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发动绥远战役，打破国民党的进攻，解放绥东广大地区，使晋绥与晋察冀热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在华北的有利形势。
贺龙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晋绥野战军北上，以尽快与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会师。行军路上，贺龙一直沉默不语，表情很严肃、凝重。他是在为身在重庆的毛泽东担心，害怕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不过，贺老总始终牢记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打的胜仗越多，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想到这里，贺龙更是一路急行军，恨不得马上到集结地。他的身体不好，长年累月的马上行军，导致患有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炎等疾病，连日来鞍马劳顿，但他从来不哼一声，饿了就同随行人员一起啃上个干馒头，渴了就饮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晋绥野战军除独立第二旅在商都集结外，其他部队于10月初到达左云、右玉地区，进行战役准备。
10月中旬，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兴和、天镇一带集结完毕。此时，晋绥、晋察冀两部队已集中主力五万余人。
而国民党方面，也在绥东地区集结了五万余人，分别驻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以及归绥等地，企图待东线国民党军队集结完毕，就一块合击张家口。
根据绥东敌军的部署，贺龙和聂荣臻决定：晋察冀野战军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野战军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了。
当日，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等地；晋绥野战军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35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20日，晋绥野战军攻克了新堂。
连日来的失利，令国民党军绥东地区的总指挥傅作义有些发怵。他知道不能硬碰硬，赶紧收缩兵力，把部队调往了归绥地区。第二天，敌第67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26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32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鉴于敌人的战略转移动向，深谙战事的贺龙从中看出，傅作义想集中兵力，重拳出击的企图。如果是这样的话，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就不能各个歼灭丰镇、集宁之敌，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
为此，贺龙当机立断：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晋绥野战军大胆地实施战役迂回，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造成整个战役的有利形势。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贺总还命令远在商都，由许光达、孙志远率领的独立第二旅经陶林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之势。
由此，一场卓资山歼灭战即将打响。
卓资山地处大同和归绥之间，离归绥城东75公里，北靠大青山，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过卓资山，东向集宁、丰镇，西达归绥、包头。两条公路北至陶林，南通凉城，是绥东的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
在卓资山固守的是国民党第67军。这个军的军长何文鼎已经奉傅作义的命令，要在这里坚守一个月。如果卓资山被晋绥野战军攻占，那么就对丰镇、集宁的敌人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而对于盘踞在归绥的国民党绥远部队，则是打开了他们的大门。由此可见，卓资山这个阵地，对晋绥野战军和国民党67军而言，都极其重要。
10月22日，晋绥野战军第358旅先头部队进至卓资山以南的教场村，占领了村西康家湾北侧高地。
10月24日，贺龙抵达卓资山附近，还未来得及休息，就要求到前线去看一看。大家劝说他不要去，第一线很危险，还是在后方指挥所里待着。贺龙却淡然一笑，说：“打仗还怕危险？赶紧走！”
随后，贺老总和358旅旅长黄新廷等指挥员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卓资山前沿，一起观察卓资山地形和敌情，研究情况，部署战斗。当贺老总了解到敌人刚从集宁方向来，并看到他们正忙着于在卓资山抢修工事时，对在场的指挥员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不贻误战机，不让敌人逃掉，你们要趁敌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
黄昏时分，贺龙向主攻部队发起了总攻的命令，要求全体将士“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随即，358旅向卓资山的敌人实施主要突击；独一旅主力配置在卓资山东南的大、小苏计材，三苏计材的东北高地附近为预备队，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援敌，配合358旅战斗；独三旅进攻卓资山以西的福生庄及其以北灰腾梁地区，断敌人退路，阻击可能从归绥方向来的援敌。
晚上六点，358旅第八团首先向卓资山的西山顶发起了进攻。尽管已夜幕降临，可擅长夜战、近战的第八团丝毫不受环境影响，用手榴弹和刺刀，开辟出了一条血路，勇敢地突入敌人的阵地，顺利占领了西山顶。
与此同时，358旅的其他各团也从各个方向对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战士们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以小分队、战斗小组的形式向敌人纵深楔入，互相配合，分割、歼灭敌人。战士们一上阵就向敌人扔手榴弹，压制敌人火力；一接近敌人，战士们就亮出刺刀，杀向敌人。何文鼎的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在无所畏惧的358旅战士面前，却被打得乱作一团。在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在战士们的呐喊声中，358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防御工事，消灭了一股又一股敌人，战斗发展得异常迅速。
第二天天刚露出鱼肚白，就从卓资山东边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是国民党驻绥远的精锐101师从集宁赶来，企图增援卓资山。了解敌情后，独一旅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强地进行阻击，给敌101师以迎头痛击，使它不能前进一步，无力支援何文鼎的部队。此外，在西边的独三旅顺利地攻占了福生庄之后，也英勇地阻击了西来的援敌，有力地配合了攻打卓资山的行动。
上午八点，卓资山的敌人已被晋绥野战军打得筋疲力尽。见最后结束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贺龙向358旅发出了最后攻击的指示。358旅旅长黄新廷立即集中主力，在四门山炮的支持下，猛攻卓资山高地的敌工事。两个小时后，全歼卓资山的残敌。
卓资山这一仗全歼了何文鼎的精锐新编26师，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1800多人。只可惜，老奸巨猾的何文鼎，在战斗刚开始时，就在特务营的保护下偷偷溜出了卓资山，逃往包头去了。贺龙得知何文鼎逃掉后，遗憾地说：“这次便宜了这小子！”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0月2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后，抵达卓资山以东的马盖图地区，两大野战军胜利会师。贺龙及全体晋绥野战军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聂荣臻司令员和由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
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部队合力围攻归绥
傅作义在卓资山尝到失败的滋味后，为避免自身遭受更大的损失，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方针，把主力部队撤回了归绥。鉴于此，贺龙与聂荣臻在卓资山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围攻归绥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晋绥部队第358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等部在平绥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区从东向西肃清什兰代、范家营等各点的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晋察冀部队以冀察纵队肃清铁路以北古楼板、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及鹤心营子等地区的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冀晋纵队以第三旅（附第四旅第六团）配合冀察纵队执行任务，其余部队担任对大同国民党军的警戒工作；冀中纵队集结于陶卜齐地区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进占归绥以东阵地，配合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完成对归绥的合围；晋绥部队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按照部署，晋绥、晋察冀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两大部队的合股，实力增加不少，士气也高涨了许多，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归绥是绥远省的省会，有新、旧两城。傅作义在将主力部队拉回归绥之初，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在其防御前沿挖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有些地方还有电网。此外，还有傅作义的主力部队2.4万人，由傅作义本人亲自统领。
在对归绥的敌情进行具体侦查后，贺龙和聂荣臻二人决定立即攻城。可是，事情远没有他们二人想象得容易。归绥城城防设施坚固，城周有许多大小碉堡，攻击的部队缺乏大口径火炮，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多次攻击未能奏效。而守军采取“以守为攻”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在坝口子等归绥外围点向晋绥、晋察冀两大部队的阵地发动反扑。一番激战后，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因此，归绥一时之间还不能完全被攻下。
按照原定计划，在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晋绥军区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应该沿铁路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几批小股敌人之后，西进的挺进军已抵达包头城下。
包头市是绥远省的两大城市之一，位于平绥铁路西侧，是通向黄河河套地区的重要门户。包头的城墙高五至六米，厚二至三米，城周长十公里。城外东北角的禹皇庙有原日军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地势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东、北两面，并有壕沟直通城内，城南电灯公司及车站设有电网和野战工事，四个城门均筑有坚固的碉堡。日本投降后，该地囤有大量物资，是傅作义的另一个重要补给基地。傅作义在包头集中了约1.2万人进行防守。
11月9日，晋绥野战军独一旅的两个团向包头外围的禹王庙、火车站等各点发起攻击，均未能奏效。因挺进军兵力不足，在包头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西进部队赶紧将情况报告给了归绥的贺龙。
贺龙得知消息后，立即与聂荣臻进行商量，最后决定让358旅的两个团由旅长率领赶到包头予以支援。
11月12日，晋绥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突击方向，以独立第一旅和第358旅的两个团进攻包头城。攻入城内的四个营的战士们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但因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在这次战斗中，晋绥野战军伤亡数百人，副团长彭济民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得知这一消息后，贺龙好久没有说话，在房间内不停地来回走。过了十几分钟，他接通了聂总的电话，决定和他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如今，包头和归绥两城的进攻都失利了，硬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最终，贺、聂二人商量的结论是：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聂总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当然，对于这个决定，两位老总也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归绥和包头是两块“硬骨头”，要“啃”下它们的话，势必要增加更多的兵力，可是目前根本无法实现这个要求，再加上时值严冬季节，作战难度也增加了不少。若是不能“啃”下这两块“硬骨头”的话，最好还是回根据地，或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部队的主力部队全力围攻包头时，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城内的守敌始终“以守为攻”，而城外据点的敌人则是“一触即退”，根本就造成不了大的伤亡。
鉴于攻打包头的困难较多，中央军委发出电报作出指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不过，贺龙还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央战略意图。他与李井泉反复研究后，决心再次攻打包头，并于26日将“攻包计划”报告给聂荣臻和中央军委。
12月2日晚，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向包头发起了进攻。不料，城内守军已加强了包头城的防御。攻击部队虽然英勇作战，连续发起猛攻，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天寒地冻，因而未能奏效。加上天气过于寒冷，战士们死伤过多。
与此同时，贺龙因长期劳累，旧病复发，还患上了重感冒。他无法亲临第一线进行指挥，但仍强撑着身体，在床上关注着战斗发展的情况，向部队不断发出命令和指示。一段时间后，由于攻城部队久攻不下，贺龙经反复思考，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斩钉截铁地下达了停止攻城的命令，将部队撤离包头。
此后，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1945年12月4日至14日，绥远战役宣告结束。尽管绥远战役未能如期地完成战略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给予傅作义一部以严重打击，消灭了最反动的敌26师主力，解放了绥东六县，孤立了大同顽敌，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新解放区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从这一点上来说，绥远战役并非彻底失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