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民抗日

第一章

全民抗日

七七事变的枪炮声震醒了四万万中华儿女，点燃了全中国的抗日烽火。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中旬，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国共合作宣言》。一个月后，蒋介石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战士们在驻地摘下八角帽，收起红五星，将青天白日徽戴在新的军帽上。刘伯承一边带头换上八路军军服，一边对自己的部队嘱咐道：“记得保存好，我们迟早要换回去。”

1937年9月2日，八路军即将奔赴抗日前线。在誓师大会上，总指挥朱德带领全体将士，一字一句地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

杀害我们父母兄弟，

**我们母妻姊妹，

烧我们的庄稼房屋，

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为了同胞，

为了子孙，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生死攸关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这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太平洋岛国，却从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就开始觊觎中国的土地。当时，丰臣秀吉在统一了日本本土之后，便野心勃勃地想把中国也纳入日本版图之中。1592年，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妄图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进军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中国明朝军队随即出兵，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丰臣秀吉的这次企图虽然没能成功，但是占领中国的想法却从此根植在日本统治者的脑海里。

19世纪，日本幕府时代结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明治天皇开始推行现代化改革运动，这就是“明治维新”。日本从此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明治维新”不仅让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也使这个岛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开始逐步推行以吞并亚洲、称雄世界为战略目标的“大陆政策”。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随后引发中日甲午海战，并相继侵占了朝鲜半岛和台湾等地，控制了中国东北。

1930年，日本爆发了全面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导致商品滞销、利润减少，企业纷纷倒闭。糟糕的经济状况让工人的生活愈加贫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为摆脱国内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坚定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地区。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日军谎称铁轨是被中国军队破坏，并随即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在事变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只用了短短的4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威胁，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军队开始奋起反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也看到了国共两党团结起来，联合抗日的可能。

1935年7月2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国内所有党派摒弃前嫌、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建议一切愿意参与抗日救国的组织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组建抗日联军。《八一宣言》受到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拥护，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领导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因此受到很大压力。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序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国共双方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对峙局面，中国翻开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新篇章。

1937年7月7日，中国北平宛平县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当局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当演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日军谎称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借此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但日军随即提出由中日双方委派人员进城调查。8日凌晨4点，就在双方人员正在交涉的时候，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奋勇还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急需全民族统一起来，共同抗击日寇。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通电中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

徐向前等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9日，彭德怀等九位红军将领，再次向蒋介石发出通电：“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党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1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亲笔写下出师誓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1937年7月中旬，为促成全民抗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庐山，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不求苟安，准备应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首次发表抗日谈话。《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基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国共两党为了抗击外敌，再次联合起来。

卢沟桥事变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全国抗日运动掀起了新的**。中国各阶级人民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用各种方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大陆到台湾，从内地到边疆，从国内到国外，无论工人、农民、商人还是知识分子，凡爱国人士全部参与其中。

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就像一只睡着了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现在，雄狮被惊醒了，八年鏖战由此开始！

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曾先后在西安、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在历次谈判中，红军改编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也可以说是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由于蒋介石总想通过谈判来削弱、控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固执地坚持一些无理条件，使得改编工作进展缓慢。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考虑到国共合作是以抗日为前提，因此做出了多次让步。中共中央一边积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努力使两党在红军改编的问题上尽快达成一致；一边已经做好了军队进行全面改编的准备，以便更早地投入到抗日战场。

1937年7月14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各部队以十天为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准备开赴前线增援友军，消灭日寇。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在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主动提出取消红军番号，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蒋介石却坚持要把红军的总人数限制在三万人，并且不允许红军设立指挥部，师参谋长和政训处主任也要由国民党政府委派，甚至还提出了让毛泽东和朱德出国留洋这种荒唐的要求。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人数降至四万余人，在人数上达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但坚决不同意在指挥部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在三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国民党不能派遣人员指挥红军的部队，并且要求增加红军的防守地域以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国民党方面在这些问题上丝毫不肯退让。7月下旬，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等谈判代表：如果蒋介石依旧不肯让步，可撤出谈判，回边区磋商改编事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三”事变，又称“八一三”淞沪抗战。淞沪抗战发生后，抗日形势急转直下，如果继续照此发展，南京城也岌岌可危。蒋介石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了红军的改编方案。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和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为任弼时、副主任为邓小平。此外，机关领导也逐步配齐：舒同任秘书长、彭雪枫任参谋处处长、叶季壮任军需处处长、姜齐贤任军医处处长、杨立三任兵站部部长。

改编前，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情况是：红一方面军总人数2.4万，1.2万支枪，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等。红二方面军总人数1.15万，8900支枪，下辖第二、第六军团等。红四方面军总人数1.48万，8750支枪，下辖第十、第三十一军团等。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共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每个师规定人员1.5万人，每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下辖两个团。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初期编制：

一、一一五师

一一五师是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十五军团等改编而成的，全师共1.55万人。林彪、聂荣臻分别任正、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肖华任政训处正、副主任。一一五师下辖第三四三旅和第三四四旅。另外，一一五师还配有一个直辖部队：杨成武的独立团。

三四三旅由第一军团的第二、第四师改编，全旅共5000余人。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三四三旅下辖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六八五团由第二师改编，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六

八六团由第四师改编，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

三四四旅由第十五军团改编，全旅共5000余人。旅长徐海东，参谋长卢绍武，政训处主任黄克诚。三四四旅下辖六八七团和六八八团：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参谋长兰国清；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

二、一二〇师

一二〇师总人数1.4万，由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等组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与甘泗淇分别任政训处正、副主任。一二〇师下辖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

三五八旅由第二军团等改编，全旅5000余人。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三五八旅下辖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七一五团由第二军团的第四师改编，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七一六团由第二军团第六师等改编，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

三五九旅由第六军团等改编，全旅5000余人。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刘子奇。三五九旅下辖七一七团和七一八团：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

三、一二九师

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等改编，总人数1.3万。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宋任穷任政训处正、副主任。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

三八五旅由第四军改编，全旅共5000余人。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三八五旅下辖七六九团和七七〇团：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

三八六旅由第三十一军改编，全旅共5700余人。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三八六旅下辖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七七二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

除这三个师以外，八路军还成立了一个特务团，属于总部直属部队。韦杰担任特务团团长，李治明担任政治委员。

八路军的三个师加上总部和直属部队，总人数将近4.6万。

为了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在前方作战时没有后顾之忧，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在延安成立一个后方留守处，以确保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所在地的安全。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从三个师中共抽调出9000余人，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担任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不仅要担任巩固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和后方机关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肩负着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训练新战士和补充部队主力的责任。

就在中共中央宣布改编的当天，朱德和彭德怀也在就职通电中表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战斗序列，把八路军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总指挥改为总司令，但广大的人民群众仍习惯性地把这支抗日队伍称为“八路军”。

1937年10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进行了整编：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番号不变，其他部队统一改为八个警备团。另外又从一二九师抽调人员，组成了一个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12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将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直属中共中央军委，人数扩大到1.5万。

洛川会议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转变为抗日民族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根据当前情况，转变战略思想，重新进行战略部署。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等九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红军各方面负责人，共23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抗日战场上，敌人的各方面实力都要强于我们，因此抗日战争必定会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现在政府组织的抗日战争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我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也就是人民战争路线。毛泽东认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战略方针，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并且努力巩固和扩大它。但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蒋介石总企图通过抗战来控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坚持设立红军总指挥部，军队的行动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不能让国民党插手。同时，我们也要动员一切力量，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尽全力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洛川会议中，中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提纲，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是国共两党决定合作抗日后，中国共产党为转变战略思想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和全国抗战的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这次会议上制定的路线和方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八年的持久抗战，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