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凝聚各方力量_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自鸦片战争后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抗战胜利后，不少民主党派人士或无党派人士纷纷来到香港避难。一时间，香港风云际会，龙蛇混杂。

入夜时分，香港的夜景美轮美奂。一家家店铺门前，霓虹灯不停地闪烁。从各处歌舞娱乐场所传来的靡靡之音让人如痴如醉。

此刻，在一家高级旅馆的一间套房里，钱之光、潘汉年正在和“联合公司”的职员商议着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具体事宜。

潘汉年，是中共华南分局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斯斯文文，可实际上却是长期在国统区内进行情报工作的一位传奇人物。而“联合公司”则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对外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其成员有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当时，钱之光一行上岸后，就是先到达“联合公司”卸货，并设法与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取得联系的。随后，钱之光等人来到方方家，与潘汉年、夏衍、连贯等同志见了面。

紧张时局下的碰面，让几个人感到分外高兴。他们寒暄了一阵后，钱之光向大家介绍了解放区的发展和变化，然后又讲述了他们在海上航行时遇到的种种险情。钱之光讲的是眉飞色舞，而方方、潘汉年等人则听得格外入神。

方方喝了一口茶，对钱之光说：“老钱这趟辛苦了！关于安排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一事，我们已于8月10日接到了党中央的报告。这项工作意义非凡，我们得好好安排一下。”

潘汉年推了推眼镜，附和道：“目前，香港的局势比较复杂。香港和英国的巡警密探、国民党的特务都十分关注民主人士的动向。所以，这项工作十分艰巨，且责任重大，我们是得详细规划一下，以保证不出任何纰漏。”

钱之光等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最终，他们一致觉得，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也一直与中共党组织有联系。只不过，他们每个人的联系组织不太一样。有的与华南分局联系，有的与香港工委联系，还有与中共其他方面的同志联系。所以，安排这些民主人士离港必须分批进行。至于每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走，还是根据民主人士自己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情况、香港的政治环境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此外，他们还在讨论中决定，尽快建立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方面取得联系。

为了确保各民主人士的绝对安全，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人对每一批人的详细情况和行动步骤都进行了详细而认真的研究。潘汉年还特别嘱咐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在联系民主人士时一定要机智灵活，警惕特务分子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线路一定要特别熟悉，还要灵活应付和处理突**况。

夜渐渐深了，香港这座不夜城依旧喧闹无比。方方、潘汉年和“联合公司”的几名同志从高级宾馆里出来，无声无迹地消失在人海中，分头行动起来。

1948年8月

下旬，在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安排配合下，负责联络民主人士的同志们展开了紧张而缜密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工作已安排妥当。第一批离港的人员带有试探性，没有安排过多，主要是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他们将乘坐苏联货轮经朝鲜到达东北解放区。

9月下旬的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趁着夜幕时分，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先乘坐小舢板船，再转到苏联货轮上。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

待船起航后，钱之光便开始焦急地等待，等待大连方面传来消息。直到8天后，钱之光才收到刘昂在大连发来的电报，称第一批民主人士已于9月29日顺利地抵达哈尔滨。这时，钱之光焦急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钱之光和潘汉年等人又开始紧张地忙碌起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

远在大连的刘昂租了一艘苏联货轮，上面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货物来到香港，准备换一些高级纸张和西药回去，顺便也掩护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10月中旬，从东北来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港口。不幸的是，货轮在进港时，不小心与另一艘大船发生碰撞，导致船体受损，需就地检修。可是，这样一来，就会耽误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甚至会耽误整个计划。钱之光与大家商量后，决定再租一艘船北上。经过多方联系，钱之光他们幸运地租到了一艘名为“华中”的挂有挪威旗帜的货轮。

11月23日，在钱之光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第二批民主人士顺利登上“华中”号，前往东北解放区。第二批民主人士中包括化名为“丁汝常”的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胡绳等30多人。陪同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是连贯，王华生随船护送。12月1日，“华中”号抵达丹东（今安东）石岛城。东北局派人将第二批民主人士接到了沈阳。

前两批接运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还算顺利，不过到第三批时，钱之光等人却遇上了点麻烦和阻力。这麻烦和阻力主要体现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身上。

李济深在香港是一个颇受瞩目的人物，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公认的领袖。中共方面与他有密切联系，香港当局也与他有往来，美国方面与他也有频繁接触，国民党方面更是极力拉拢他。这样一个核心人物离开香港，又谈何容易？更要命的是，李济深北上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国民党的密切关注和监视。这样一来，李济深的北上之行迟迟未能动身。

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钱之光等人，让他们务必在12月内将李济深送到解放区来。接到中央来电，钱之光、潘汉年顿觉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他们开始日思夜想，竭力找出一个安全护送李济深离港的方案。

首先，钱之光等人找到民主革命的先驱、妇女运动的领袖何香凝女士，替他们做通了李济深的思想

工作。为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派人妥善安置了他的家属，并安排了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随行。除此之外，潘汉年还来到李济深家中，为他详细介绍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安排。为此，李济深对中共翔实而周密的计划以及对他的爱护有加感到非常满意。

鉴于香港当局对李济深北上的阻挠，钱之光、潘汉年特意安排李济深等第三批民主人士于圣诞夜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影响，圣诞节要放假欢度节日，此时是最佳的行动时机。

12月26日夜里，第三批民主人士为了安全起见，完全是各走各路。有的是被安排到朋友家，再转道上船；有的是在旅馆呆了半宿才上船；有的是空手离家，行李由改名为“华润公司”的“联合公司”职员搬上船。而李济深上船时，则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措施。

上船的前一天，李济深发请帖邀请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来家里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一举动，完全是为了麻痹港英当局的密探，使他们放松警惕。上船当天，李济深若无其事地前去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会。同时赴宴的还有何香凝、朱蕴山、吴茂荪等人。宴会完毕后，李济深等人趁夜色乘坐小船，转到苏联“阿尔丹”号货轮上。

12月27日晚，李济深、彭泽民、马寅初等几十位民主人士乘坐“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急速向解放区驶去。陪同人员是李嘉人和徐德民。直到这时，钱之光、潘汉年等人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经过十多天的航行，“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抵达大连海港。

在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三个月后，第四批民主人士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于1949年2月28日乘坐“华中”号离开香港。包括有柳亚子夫妇、叶圣陶等27人，他们在金仲华、罗雁子、赵沨的护送下北上解放区。经过6天的航行，他们于3月5日抵达烟台，然后改乘火车，于3月18日上午抵达北平，受到了叶剑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的热烈欢迎。

3月14日，第五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这批北上的人士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等人，由刘恕护送，于3月25日抵达北平。

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从香港离开的各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哈尔滨和北平。另外，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或爱国人士通过其他途径或路线也安全抵达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和香港分局完成了这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各界知名人士齐聚北平、共商国是作出了突出贡献。

各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后，对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予以热烈讨论，并有针对性的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达了包括李济深在内的55名民主人士对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的支持和拥护决心。55人声明，是一个轰动全国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并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