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军事形势的转折点——辽沈战役
第一章
中国军事形势的转折点——辽沈战役
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
一架飞机穿云越雾，平稳的降落在机场上。须臾，身穿蓝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出现在机舱门口，顿时引来了一片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毛泽东神态庄重的向在跑道上等候的数百名欢迎人士挥手致意，大踏步走下了飞机，步履矫健，让大家忽略了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解下，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在重庆展开了。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岔路口，一面通往和平建国，一面通往全面内战。然而自居正统的蒋介石从来就不需要和平，他要的是独裁。
毛泽东当然早已看出国民党政府拖延时间的把戏。他同样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放松警惕，白天参加谈判，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谈笑风声。夜幕降临后，他往往彻夜不眠地守候在电台旁，了解延安方面的最新消息，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运筹帷幄。
临近立秋，重庆时常笼罩在浓雾之中。同样弥漫着浓雾的，还有那变幻莫测的中国形势。两位主导中国历史的人物仿佛神交已久的好友，坐在谈判桌前惺惺相惜。然而，他们的双眼却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数千里之外的那片白山黑水之地——东北。
东北战场的优势确立
东北一词源于近代。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开始用东北来取代清朝发祥地的原有名称“满洲”。在中国用东北或者东三省、东北三省来称呼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后来东三省的西部划入内蒙古自治区，因此内蒙古东部（东五盟市）也属于东北地区。
当时的东北，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片天高地阔的土地上，拥有着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余万人口，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当时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余公里，公路10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一半多。加之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3，200多万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55％，粮谷年产量达2，000多万吨。
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互望。由于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一旦东北落入国民党手中，不仅丰富的物产将拱手让与蒋介石，更严重的后果是，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将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极为不利。
根据中国革命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发展态势，根据东北地区主要交通干线及大中城市均已在苏联红军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控制之下，以及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尚难以大规模进驻东北等情况，中共中央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及时发布“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5年10月31日，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和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
东北民主联军不负众望，相继进行了“三下江南，血战四平”的一系列战役，给予国民党军队沉重打击，在东北战场上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曾大言不惭地说，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武装力量不过是乌合之众，并扬言可以轻易“踏平北满，饮马黑龙江”。然而，也不知是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还是根本就低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国民党在东北的局势无可逆转地走向了败亡。杜聿明身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如此败绩实在让他没有脸面继续留恋“东北王”的位置，找了养病的借口黯然离开了东北。
在国民党将领的眼中，此时的东北再也不是内战爆发初期那块“香饽饽”了。这里已经变成了巨大无比的沼泽，任何人都会被陷到这里，无力逃脱。杜聿明刚刚离开东北，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生怕自己成为“替罪羊”，竟然一连向蒋介石提交了7封辞职信。
面对如此属下，蒋介石也是哭笑不得，只有一再亲笔回信好言抚慰，不断许以高官厚禄，并承诺将东北大权交由熊式辉掌握，今后不再变更人士安排，这才稍稍稳住了东北阵脚。然而，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政治家的许诺。不足一月，1947年8月，蒋介石就派遣陈诚接替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部合并入东北行辕，由陈诚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
陈诚曾经在黄埔军校中担任军事教官，可以说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老师。他扬言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学生，在半年内解决掉共产党在东北制造的麻烦，恢复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绝对优势。
然而，有句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未必就不如老师。林彪很快就挟胜利之威，发起了夏、秋、冬三季攻势，给这位老师送上了一份难以承受的“重礼”。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共动用了近20万参战部队。此役历时50天，共歼灭国民党军8万多人，收复和一度收复城镇40余座，打通了南北满的联系，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进行防御。由于南、北、东、西满的进一步沟通以及南、北满民主联军主力的会师，共产党在东北战场获得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实行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
1947年9月至11月，林彪又指挥发起了“秋季攻势”，歼敌近7万人，攻克城市15座，又一次打到四平前沿。迫使国民党军龟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
此一战后，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为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之机，东野司令部决心趁江河封冻，便于部队行动之机，集中最大兵力发动冬季攻势。在东北的严寒里，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90天，沿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线展开攻势，一举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四平和其他18座中小城市，歼敌近16万人，使国民党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座孤城中。
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
至此，东北野战军在连续10个月的攻势中，占领了东北地区十分之九的土地，解放了近百座中小城市。同时，东野也发展到拥有12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和地方军，共105万人。国共两党在黑土地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场最终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已无可避免。
决战前的犹豫
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心急东北战场的连连失利，由南京经北平飞往沈阳督阵。闻讯的陈诚不由得手足无措，他就是因在关内打了败仗才想来到东北战场，哪想到东北情形更加不堪。陈诚已经能预见到蒋介石那张阴沉的脸，整日里长吁短叹，如坐针毡。
蒋介石一下飞机，便毫不留情面地问道：“听说你让林彪打得上蹿下跳，学生打老师？”陈诚满脸通红，喏喏的难以启齿。尴尬的气氛让接机的国民党将领们纷纷东张西望，生怕蒋介石的目光投注到自己的脸上。长时间难堪的沉默后，无可奈何的陈诚只好站出来承担责任。他说：“东北的失利，完全是由我这个行辕主任指挥不力造成的，无关各位同僚，请总裁惩办我，以肃国法军纪。”
蒋介石深谙用人之道，脸上依然不带半丝笑意：“党国正是用人之际，东北戡乱重任还要交由各位栋梁之才，至于功过是非，就战后再议吧！”
陈诚吃惊于蒋介石这次所表现出的宽宏，连忙站起来大表忠心：“请委座放心，我决心与沈阳共存亡！如果共军打到沈阳的话，陈某定用手枪自尽，以报党国培育之恩。”这一刻，陈诚甚至为自己的表演感动了，如果再流出两滴眼泪的话，就堪称完美了。
蒋介石放心地回了南京。而陈诚则早已忘了自己成功的演出，指使妻子谭祥星夜兼程赶赴南京，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回南京“养病”的请求。至于病因，那就十二指肠溃疡发作好了，反正陈诚是一刻也不想留在朝不保夕的东北了。
蒋介石恨铁不成钢，只好再度撤下陈诚，走马换将。但以东北目前的局势来看，还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呢？蒋介石狠心祭出了手上最后一张王牌——“五虎上将”卫立煌。
卫立煌可以说是蒋介石麾下少数具有真才实学的“虎将”，这也正是蒋介石把挽救东北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原因。在蒋介石看来，东北乱局，非卫立煌不能解。理由很简单：一、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军阶高，资历老，能够担当封疆大吏的重任；二、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驻守东北的将领，都曾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的老部下，他都能驾驭得了；三、论才能，卫立煌具有罕见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抗战期间他担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取得空前大捷，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卫立煌在得到老蒋补充兵员和增加补给的许诺后，不情不愿地飞往沈阳，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至此，国民党在东北三易其帅，总算暂时稳住了阵脚。
卫立煌把林彪称为“灵狐”，深知林彪是个战术高手，精通声东击西、围点打援之术。于是决定采取按兵不动的战略原则，对一些外围据点被林彪攻占视而不见，成天忙于整改训练、加固工事碉堡之类的事。
蒋介石闻讯大怒，拍着桌子骂卫立煌这是“乌龟战法”，他所关心的不是能不能守住东北各处战略要地，而是如何安全地将东北的60万国民党军队撤回关内，集中全力进攻解放区。而卫立煌不仅没有领会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反而不断要增援、要物资。更令蒋介石恼火的是，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们都认为卫立煌的做法符合实际，拥戴他采取“乌龟战法”，得缩头处且缩头。一向猜疑心极重的蒋委员长大呼后悔，实不该将卫立煌派往东北。
在蒋介石和卫立煌互相猜疑时，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林彪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战略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948年2月，哈尔滨，东北局和东野总指挥部。
东北名城哈尔滨，这里以前只是个小渔村，却在20世纪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享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同时，哈尔滨也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所以林彪等人也将“东总”设在了这里。
此时，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共产党在东北的高级干部全都汇集在一间屋子里，炉子里下燃起的炭火不时迸散出一点火星，渐渐融化了窗上凝结的冰花。大家没有出声，静静地传阅着毛泽东代表军委发来的这份电报。
毛泽东在电文中提醒东野，“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意义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的眼光很独到，看出锦州是封闭山海关大门的关键之处，希望东野可以采取“关门打狗”之势，攻克锦州。
4月18日，林彪等东野将领经过商议后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较长春强大，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辽线。”很明显，东野的倾向是打长春。毛泽东审慎地研究后，尊重了前线将领的意见，同意先打长春。
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以第1、第6纵队，第12纵队第34、36师，独立第6、第7、第8、第9、第10等13个师的兵力发起长春外围战，但进攻失利。仅歼灭出城收粮和西郊飞机场的国民党暂编第56、第61师和保安旅各一部，共约5000人，但东北人民野战军参战部队也有2000余人的伤亡。
此役过后，东野指挥部总结认为攻取长春的可能性较小，不如将攻取改为围困长春，然后派遣少量机动部队“围点打援”。毛泽东同意东野围困长春的做法，并于7月30日再次发电提议东野南下攻克锦州、唐山。
以林彪为首的东野指挥部却仍然对南下作战犹豫不决，顾虑重重，时间在电文的来回反复中进入了1948年9月。
9月7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东北野战军南下后的攻击重点是指向北宁路上的重镇锦州，攻占锦州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10月初，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放弃攻打长春的想法，最终下定先攻打锦州的决心。
至此，中央军委终于同东北野战军在反复磋商后确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战役要点就是：东野主力南下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入关大门，攻锦打援，彻底消灭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
“关门打狗”——锦州会战
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即将在这片白山黑水之地展开，国共双方都已经完成了兵力部署。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兵力达100万。
司令员 林 彪 代号101
政 委 罗荣桓 代号102
参谋长 刘亚楼 代号103
第1纵队 司令 李天佑（3个师）
第2纵队 司令 刘 震（3个师）
第3纵队 司令 韩先楚（3个师）
第4纵队 司令 吴克华（3个师）
第5纵队 司令 万 毅（3个师）
第6纵队 司令 洪学智（3个师）
第7纵队 司令 邓 华（3个师）
第8纵队 司令 黄永胜（3个师）
第9纵队 司令 詹才芳（3个师）
第10纵队 司令 梁兴初（3个师）
第11纵队 司令 贺晋年（3个师）
第12纵队 司令 钟 伟（3个师）
炮兵纵队 司令 朱 瑞
铁路纵队 局长 黄逸风
另；独立师17个
国民党军方面，此时在东北尚有兵力60余万，固守在几处孤城。
东北“剿匪”总司令 卫立煌
第一兵团（驻长春）：司令郑洞国，辖新编第7军李鸿（3个师），第60军曾泽生（3个师）
第八兵团（驻沈阳）：司令周福成，辖第53军周福成（3个师），第6军（2个师）
第九兵团（驻锦州）：司令廖耀湘，辖新编第3军龙天武（3个师），新编第6军李涛（2个师）
新编第1军：潘裕昆（3个师）
第49军：郑庭笈（2个师）
第52军：刘玉章（2个师）
第71军：向凤武（2个师）
骑兵1～3旅
锦州指挥所兼主任范汉杰
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辖第93军盛家兴（3个师）和第184师
新编第5军：刘云瀚（3个师）
新编第8军：沈向奎（3个师）
第54军：阙汉鶱（3个师）
暂62师
1948年8月29日，林彪代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向各纵队下达了战争动员令。东野各纵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粮食筹备和道路抢修工作。9月10日深夜，东北野战军从各处火车站秘密登车。
在东总参谋部的部署下，所有运送部队的列车全部采用密闭车厢。部队秘密登车后车厢门上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不仅看不到部队身影，更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一列列火车上装载的是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数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了辽西前线。可叹的是，一向自诩神通广大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却对此一无所知。
9月的东北大地已经进入了收
获的金秋。殊不知这秋风猎猎、虫鸣蛙响即将被枪炮声所取代，辽沈战役的大幕终于缓缓拉开了。
帽儿山是位于锦州东北部一座孤山，最高海拔805米。因其山峰凸出群山，貌似冠状，传说是神仙的帽子掉落在此而变成山峰，故此得名“帽儿山”。此处地形险要，既可观察方圆数十里范围内公路状况，又可俯视锦州机场，是一处难得的战略高地。1948年9月16日，突然出现在辽西一线的东野第9纵队包围了锦州外围军事要塞义县。24日夜，9纵趁其不备发起突袭，一举歼灭了帽儿山守敌，完成了对锦州外围的军事包围。
随后，东野各纵队全面开花，东野司令部分别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上千余里的绵长战线上，东野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6个纵队，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和炮兵纵队执行了长途奔袭的艰巨任务，分散包围了锦州及北宁线上的国民党据点。另有4个纵队和1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城内敌军。第10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突围之敌，另有1个纵队连同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
鉴于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大战，林彪、罗荣桓以及刘亚楼一致认为指挥部必须亲临前线坐镇。9月21日，林彪同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带领着指挥部从哈尔滨双城登上了南下锦州的火车。
义县是锦州北面的屏障，也是野战军南下锦州的必经之地，县城虽小，却是城高墙厚。守在这里的93军暂编20师在师长王世高的统领下倚仗防御优势死守待援。
1948年10月1日，林彪下令首先对锦州北部约50公里处的义县发起进攻。3纵司令员韩先楚担任总指挥，率领3纵、2纵5师、炮纵、热河独立师等部队高声喊杀，冲出阵地。一场硬仗由此展开了。
韩先楚下令利用炮兵火力不断摧毁义县的外围据点。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攻城中大显神威，只见他一声令下，1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很快就把义县打成一片火海。3纵战士乘威勇进，经过数个小时的巷战，一举攻克义县。全歼敌国民党93军暂20师，活捉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
不幸的是，战斗即将结束时，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城边巡查触雷，壮烈牺牲。朱瑞是解放军炮兵的创建人，也是辽沈之战中解放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毛泽东闻讯后专门发出了慰问电。
不久，东野已经扫清锦州外围，准备一举攻克锦州。不料10月2日的一封电报又一次引起了林彪的动摇。这是一封敌情通报，内容是傅作义向锦州守敌增援了4个师，从天津塘沽坐船到了葫芦岛。这样一来，如果增援敌军和锦州守敌会师，那么计划中的敌人就由4个师变为8个师，胜负就很难预料了。
当日晚间，林彪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4A加急电报，提出如继续进攻锦州的话，担心腹背受敌，不如回头歼灭被围困的长春之敌。一向独断专行的林彪在电报末尾署上了“林、罗、刘”。
3日清晨，闻讯的罗荣桓和刘亚楼顾不得洗漱就冲进了林彪的房间，带着责问的语气：“听说101昨晚给军委发报，要回师打长春？”101是林彪的代号。同样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代号分别是102、103。
林彪头也未抬地看着桌上的行军地图，以一贯生硬的语气说了句：“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罗荣桓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信赖的将领，十大元帅中只有他是跟随毛泽东一路从秋收起义走到现在的。罗荣桓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关门打狗”设想自然是心领神会的。他劝说林彪：“从全局看，打锦州是战略需要，这是军委统筹全国局势做出的明确判断，再说数十万的部队，匆忙回撤对军心的影响是极大的……”
林彪本来就是犹豫不定，已经为昨晚的草率发报感到后悔，但是他永远是那么不温不火，喜怒不形于色。他在屋里踱着步，抬头看向刘亚楼：“参谋长的意见呢？”
刘亚楼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文武全才，人称“智将”。早在东野组建之初，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竟然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着刘亚楼的手，那平时总阴沉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看着林彪询问的目光，干脆利落地表示：“打锦州。”
林彪又在屋里转了几圈，终于下定了继续攻打锦州的决心。3人再次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发报，表示东野攻打锦州之决心不变。
10月5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登上了帽儿山察看锦州地形。这一战的关键就在于阻止傅作义在葫芦岛的侯镜如兵团与锦州守敌会合，但两地相距仅50多公里。塔山则是敌人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
1948年10月5日下午，正在兴城休整的4纵司令员吴克华突然接到林彪发来的作战命令：现令4纵、11纵及热河的两个独立师，共同阻击将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请4纵马上前往塔山、高桥一带布防。
吴克华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他立即率领麾下3个师连夜行军，于10月6日早抵达塔山。吴克华发现此地不过是一处平常的海边乡村，地势平坦，唯有北面有一处海拔200多米的白台山，称得上是制高点。吴克华命令12师的34、35、36团分别驻守塔山村、白台山和附近的潘家屯。
此时，吴克华并没有意识到，塔山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会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向擅长打攻坚战的战士们也对于防守这样的小地方而牢骚满腹。他们不知道，塔山已经是关系全局的生死之地。
林彪下达的作战命令很简单，“不计伤亡，坚决守住塔山”。
塔山阻击战是在10月10日开始的。在葫芦岛集结的敌54军、62军、暂编62师在侯镜如和阙汉骞的指挥下，以空军、海军、重炮部队为掩护，向东野4纵阵地发起了人海战术式的进攻。
这一打就是七天七夜。镇守塔山的英雄4纵以少数兵力成功的阻击了有海陆空支援的国民党部队。在塔山阻击战最残酷的10月13日，阵地上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整个战斗几乎就是在阵地上不断有人倒下、阵地外不断补进兵员的过程中进行的。战至天黑，4纵的阵地仍然寸土未失。进攻的国民党部队被消灭上千人，东野4纵也伤亡了千余名战士，一些排级单位最后只剩下了几个人。
塔山阻击战，东野4纵阵亡6名团长，损伤3000多人，为主攻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攻克锦州立下了汗马功劳。坚守塔山村的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战后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12师35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守备团”称号；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炮团”称号。
万事俱备，林彪踌躇满志，只待一举攻克锦州，封锁住这条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让东北的国民党军彻底成为瓮中之鳖。
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8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东北野战军的总攻开始了。林彪下令炮兵纵队调集500多门火炮，以猛烈地炮火集中向锦州城墙和守军坚固工事实施连续轰击，这是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上从没有过的景象。数百门火炮连续轰炸了40多分钟，可谓是惊天动地。其中甚至还有15辆美式坦克，这都是慷慨的“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馈赠给解放军的厚礼，就连那些驾驶员都是国民党一手训练出来的。
1小时后，2纵第5师率先突破城垣，随后3纵也攻入城内开始巷战。在东野的猛烈进攻下，守城的“剿匪”副总司令范汉杰已被打得晕头转向。见到锦州大势已去，侯镜如、廖耀湘谁也不来救援，范汉杰便于当日下午，带着家人和亲信随从来到前沿指挥所，通知高级军官四散逃命了。
由于国民党高级指挥官纷纷独自逃命，战斗到15日凌晨，东野攻城各部队在锦州市内胜利会师。到晚上18时，锦州城内的所有残敌全部被清剿，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
可笑的是，范汉杰最终没能逃出解放军的追捕。在锦州城外的一个小山村里，身穿破棉袄，肩扛烂麻袋的范汉杰被东野后方部队战士抓获，送往林彪指挥部，至此，锦州会战终于完结。
正如范汉杰曾经说的那样，锦州好比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这根扁担被东北野战军折断了，林彪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重兵围困中的长春。
“兵不血刃”——长春起义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首都就设立在此。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在此修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国民党进驻长春后，又加强了工事。长春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外围设有宽3米深2米的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陷阱等工事。国民党报纸称长春防御工事“坚冠全国”，这是毫不夸张的。
长春作为国民党在关东的三大孤立据点之一，由东北“剿匪”副司令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负责坚守。
早在1948年6月22日，东野便完成了对长春的围城部署。6纵8师、12纵34师、35师和独立第6、7、8、9、10师进入指定位置。第一道包围分东西两个地方队，独立第6、8、9师为东地区队，6纵18师为机动部队；独立第7、10师为西地区队，12纵34师、35师作为机动部队，布在城西和西南守军主要突围方向，余部组成第二道包围。各部队密切配合，完成了以长春为中心，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的封锁，禁止粮食和蔬菜、燃料、牛马等运入封锁圈。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可是对于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官兵来说，自己才是等待解放军来收割的庄稼。锦州城被攻陷的消息传来，如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地浇灭了最后一丝侥幸的火苗。驻守长春城的国民党军内，人心惶惶。
为了保证守城部队的士气，维持战斗力，郑洞国在东野围城时就发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强制要求市民只准留下供3个月食用的粮食，其余的必须低价卖给守城国民党军。长春市内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据1948年7月6日的《东北日报》报道，当时长春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崩溃：高粱米售价为365万元一斤，黄豆每斤售价130万元，就连野菜都卖到了18万一斤。
东北野战军长达5个月的围困让长春这个庞大的城市早早地陷入了饥荒的噩梦，甚至出现了国民党士兵成群结队抢劫百姓粮食的恶性事件。为了降低居民消耗，郑洞国采取“驱民养军”甚至“杀民养军”的见死不救政策。从8月1日起，开始疏散长春哨卡内的人口，且只准出国民党的卡哨，而不准任何人再返回进城，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
国民党的飞机忙个不停，来来回回用频繁地空投来维持长春的存在。不久，东野指挥部给围城部队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民党的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距离地面数千米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便像完成了天大的使命一样急匆匆地飞走了。国民党空投的食物非常丰富：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等等。进入秋季以后，这些物资经常随着大风飘落在东野的阵地上，成为围城战士“打牙祭”的上等美味。
国民党在战场上频频失利，需要支援物资的不仅仅是长春这么一座孤城。加之东野高射炮火对飞机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敢飞来长春的飞机越来越少了。偶尔出现的空投经常会引起争夺，甚至是械斗。国民党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1斤粮食的供应缩减到半斤、4两，最后连2两粮也难以保证。军心开始乱了，各种矛盾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国民党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来自云南龙云的嫡系部队，军长曾泽生曾受训于云南讲武堂。他率部初到东北，毫无根基可言，部队缺粮情况尤其严重。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军长曾泽生曾向新7军军长李鸿借粮，被李鸿当面拒绝。60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守城部队间的矛盾已经激化。
中共地下党将了解到的情况上报给中共中央。经过商议，毛泽东决定加强对敌军的策反工作，尤其是针对滇军嫡系的60军。毛泽东亲自接见即将赶赴东北做滇军工作的刘浩，鼓励他说：“这个任务很艰巨，很光荣，你们去东北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做好滇军工作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决策。”
林彪在了解了中央的策反意图后，破例接见了锦州被俘的国民党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因为卢浚泉和曾泽生都属于滇军一系，彼此间有一定交情。林彪让卢浚泉给曾泽生发了一封电文，劝他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切莫困守死城，连累滇中子弟。
曾泽生在接到电文后百感交集，迟迟下不了决心。不久，蒋介石加紧催促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只好多次组织60军和新7军冒死出城，结果是伤亡惨重，以失败告终。这样一来，曾泽生再不存侥幸之心，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东野独6、8师迅速进城，控制了60军阵地。
见大势已去，10月19日清晨，另一支国民党守城主力新7军，也在军长李鸿的带领下缴械投诚。现在，长春城内只剩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其直属部队第一兵团了。
中共中央考虑到，成功策反郑洞国会对全国的解放形势带来巨大影响，于是周恩来亲自给郑洞国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降信：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相继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
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
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接信后的郑洞国一声长叹，手下部队已经纷纷投诚，城内实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顽抗下去不过是徒增笑料罢了。1948年10月19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城兵不血刃地解放了。至此，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可笑的是，国民党中央社在10月23日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殊不知就在此时，向东野投诚的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安全抵达解放区，正在哈尔滨与东野的指战员们把酒言欢呢。
48小时的奇迹——辽西围歼战
1948年10月18日，蒋介石带领杜聿明飞往沈阳，再一次同卫立煌商讨作战方针。蒋介石认为，东北野战军连番恶战，在人员和物资上的消耗必定极大，断定东野最少要休整1个月的时间才能再战。直至此时，蒋介石仍然没有看出东北之敌终将覆灭的必然结局，仍妄图夺回锦州，打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
蒋介石早已不满卫立煌一直困守沈阳的战法，他强制下令将守卫沈阳的重炮装甲部队及新编20
7师等部划入“西进兵团”，统一归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蒋介石严令廖耀湘统领这10万精锐部队一路南进，同时要求临时调任东北“剿匪”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指挥锦西、葫芦岛之守军猛力北犯，争取南北夹击东野主力，一举攻克锦州，打通运输线，以便东北残敌由陆地或海上撤回关内。
此时，东野指挥部里，林彪也在苦苦思索。以当前局势来看，东北野战军齐聚辽西，究竟是要打锦西，还是先克沈阳？锦西地面狭窄，大军难以展开，攻打起来必定耗费时日。况且，一旦东北野战军受地形所限，主力部队被牵制在锦西，正在沈阳西侧汇集的廖耀湘兵团就会得到充足的时间，机动至锦州附近，形成对东野主力的夹击之势。
1948年10月20日凌晨，毛泽东发来电文：“如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迹象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全歼廖耀湘兵团。”
林彪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在行军地图上找出了廖耀湘兵团的位置，狠狠地打了一个鲜红的叉。这一刻，廖耀湘兵团的命运已经注定，那就是覆灭。
随即，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的指挥下，调集了29个师约45万人铺天盖地的涌向黑山、大虎山一带。
黑山、大虎山，西北紧接着平均高度达千米的闾山山脉，东南是连绵近百公里的沼泽。在山脉与沼泽之间是一条宽约20多公里的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丘陵地带。这是沈阳到锦州的唯一通道，而黑山和大虎山就像是这条通道上的两扇大门，开则畅通无阻，闭则路断道绝。同时，无论廖耀湘兵团想攻击锦州，或者退回沈阳，还是转向营口，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只有占领黑山、大虎山才能确保廖耀湘兵团进退自如。对于这一点，廖耀湘明白，林彪更明白。
从10月20日晚间开始，林彪连续发出数十道作战指令：10纵司令梁兴初带领10纵3师和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起坚实的防御，阻止敌人南逃或再占锦州；5纵、6纵进至黑山东北的厉家窝棚、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廖耀湘兵团回沈阳的退路；1纵、2纵、3纵、7纵、8纵、9纵、6纵17师及炮兵纵队为参战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同时12纵和第1兵团的11个独立师要迅速由长春南下，拖住沈阳敌人。南满独立2师则前往营口，阻止敌军从海路逃跑。
在东野下发的作战命令上，清楚地写着：此役作战方针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务求全歼廖耀湘兵团。
次日凌晨，即10月21日，驻在黑山县城内的10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接到“东总”明确指令：立即到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进行顽强死守，以掩护我军主力到达后歼灭前进之敌”。林彪的原话是：“守不住黑山，便是人民的罪人。不要告诉我死多少人，如果廖耀湘跑了，中央要我的脑袋，我就先要了你们的脑袋。”
22日上午，当阳光再一次投射到辽东大地上的时候，10纵队的3个师全体官兵已经在黑山、大虎山一带构筑了防御工事，阵地上精心准备的堑壕和掩体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在战前的动员会上，战士们已经统一了口号：“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
10月23日，血战终于爆发了。廖耀湘兵团以新1军、新6军、第71军、第207师第3旅为主力，在重炮的掩护下，向黑山发起猛攻。廖耀湘已狠下了心，黑山一战决定着他的生死存亡。所以，他不计伤亡，残酷命令各部冲锋，高家屯的3个高地瞬间变成人间地狱。战场上血肉横飞，双方都是踩着满地的尸体向前冲击，狭长的阵地上早已血流成河，残尸交错。纵使10纵各部伤亡极大，但阵地在几次反复后，仍然牢牢地掌控在东野的手中。
10月24日，廖耀湘将号称“国军之花”的新6军调到前线担任主攻。新6军不愧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战斗力确实较为强悍，这一天，黑山一线的争夺进行得尤为激烈。仅在黑山北面的一处小高地上，国民党军就投下了6000余发炮弹，高地整整被削低了2米。坚守此高地的是10纵的一个营，与整整一个旅的敌军拼杀了10个小时，最后全营600余名官兵仅剩下20多人。
廖耀湘恼羞成怒，用金元为诱饵组织起敢死队和军官突击队拼死猛攻，终于冲上了阵地。东野战士们装上刺刀，跳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心狠手辣的廖耀湘却在此时下令用重炮轰击双方士兵集中的地方，瞬时间战场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猝不及防的东野战士损失惨重，甚至一度失去了阵地。梁兴初闻讯后大怒，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冒死顶上，激战至天黑后，终于再一次收复阵地。
10月25日，小小的黑山仿佛是一座铜浇铁铸的高山，牢牢地耸立在廖耀湘兵团面前。廖耀湘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他下令部队收缩，停止对黑山的进攻，以49军为先头部队，向营口方向退却。
然而，10纵的顽强阻击已经为东野主力赢得了宝贵的运动时间。10月26日，东野各纵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全面出击，对廖耀湘兵团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6纵队一昼夜行军250里切断了廖耀湘退回沈阳的道路，3纵队首先歼灭了廖耀湘兵团的指挥部，使国民党军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之中，毫无战斗力可言。
在东野部队的多路穿插、分割下，战斗形势完全变了样子。战场上已经不分前方后方，各纵队的建制也乱成一团。野战军人员纷纷上阵，抓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宣传队员、医生护士、炊事员也全都走上了战场。国民党军已全无斗志，只要有人让他们投降，他们就老老实实地交枪投降。5纵的一个侦察科长单枪匹马就俘虏了新6军169师的一个炮兵营，在几个侦察员的帮助下，押回来数百名俘虏。
10月28日凌晨，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悉数被歼灭，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数十名高级将官被俘。辽西会战从包围到消灭廖耀湘兵团的5个军只用了两个昼夜48小时，其中还包括新1军和新6军这样的王牌军。战果之大，进展之快，不仅震撼东北，就是在解放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
辽西会战后，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祝贺辽西大捷：“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26个整编师共约30万人的兵力，对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没错，东北大地上只有沈阳这座孤城还掌握在国民党的手中，不过，想必距离解放它的日子也不远了。
东北最后一战——解放沈阳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坐落在辽阔肥沃的松辽平原上。这里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和战略地位极高的铁路交通枢纽。
沈阳城内早已是愁云惨雾。廖耀湘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出后，残余的国民党守军更是惊慌失措。10月28日，国民党东北“剿匪”总部开始向营口撤退。但是，卫立煌仍没有放弃固守沈阳的计划。沈阳国民党军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在外围建筑了大量工事，碉堡、地堡全是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所谓“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军在每个子堡里放一个班、母堡里放一个排，一个连组成一个碉堡群，列成梅花状，可以互相实施火力支援和兵力增援。
为加强城防，除沈阳原有的第53军和新1军1个师外，又将原本撤至鞍山地区的第206师调回沈阳，统一由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周福成原来是张学良将军麾下东北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曾参与滇西反攻战。周福成由于感激卫立煌的栽培之恩，一直死心塌地的留守沈阳。周福成上任不久，东野曾争取他弃暗投明。但是周福成冥顽不化，妄图依靠武装实力和美式装备，与解放军负隅顽抗。当时，周福成所属53军一些军官，纷纷要求与解放军接触，起义投诚。周福成女儿常秀是共产党员，也冒死规劝父亲起义投诚。
然而，1948年10月27日，蒋介石给周福成发来一封电文，命令他担任沈阳城防守备司令，一定要“死守沈阳”。周福成受宠若惊，当即表示“受蒋委员长委托”，“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还要杀掉一再规劝他起义投诚的女儿常秀。在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下，常秀才脱离了危险。
此时，刚刚结束了辽西会战的东北野战军各路纵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如千万只锋利的箭头，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城汇集而来。10月29日，从长春南下的12纵在司令员钟伟的率领下昼夜急行军，首先接近沈阳城郊。他们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铁岭、抚顺、本溪等地，同时从三个方面对沈阳形成了合围。
卫立煌知道，此刻沈阳确实是无力回天了。卫立煌诚然是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却也不是一个莽夫，他已经早早地将家人送出了沈阳。站在沈阳的城墙上，卫立煌百感交集，也许自己真的错了，如果当初执意不接手东北，如果当初不固执地死守沈阳……可惜人生不是演戏，万千思绪却只能化成一声长叹，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蒋介石对这个既有能力又有声望的手下，从来就没有放心过。加之在沈阳的问题上，两人早就产生了矛盾。可以说东北战局走到今天的地步，和两个人之间的分歧是不无关系的。蒋介石强行将沈阳重炮部队划分给廖耀湘兵团，不过是想分散卫立煌的筹码。他命令周福成担任沈阳城防司令，也是要进一步架空卫立煌的实权。
直至东野主力兵临沈阳城下，蒋介石仍然没有给卫立煌下达撤离的命令。他不派飞机，卫立煌就无法离开沈阳。10月30日下午，沈阳北陵机场被东野占领，东陵机场也受到高射火力的封锁。沈阳已成重兵围困的“死城”，市内一片混乱，军政大员们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终于派出了一架运输机，降落在沈阳仅剩下的一座民用机场，预备将卫立煌接送到葫芦岛，之后转飞南京。
机场上十分混乱，挤满了想要溜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甚至当卫立煌带领心腹赶到机场的时候，运输机上已经坐满了人。卫立煌无可奈何，此时逃生才是最重要的事。他命令驾驶员假称飞机出现故障，将所有人赶下飞机。
运输机在机场转了一圈后，卫立煌带领随从迅速登机。身后顿时一片大乱，急于逃命的人哪还能顾得上身份和等级，纷纷怒骂着蜂拥而上。卫立煌知道此时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他命令卫兵守在机舱门口，爬上来一个就踢下一个。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们，此时的表现无异于街头巷尾的流氓，他们哭嚎着往飞机上爬，浑然不顾如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拳头和军靴。
最后，飞机的翅膀上都黑压压的趴着人，涎着脸赖着一动不动。卫立煌哪还顾得上这些人的死活，解放军的枪炮声已经近在咫尺了，再不走就永远别想离开了。关键时刻，身为武将的卫立煌悍然下令飞机起飞。顿时，剧烈的抖动震落了铺满飞机的“蝼蚁”，飞机在一片怒骂的“欢送”中飞向了葫芦岛。
沈阳城陷入末日般的情景让国民党的官员们丑态百出。成功挤上飞机离开的人固然欣喜若狂，被丢下的人则嚎啕大哭，狼狈不堪。在被挤下飞机的人中，不乏像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嫩江省主席彭济群这样的高官。即使是在最后时刻逃离沈阳的卫立煌也没能高兴多久。他回到南京没几天，就被早就看他不顺眼的蒋介石当成了东北失利的“替罪羊”，将其撤去一切职务，软禁不出。
1948年11月1日，完成对沈阳合围的东野各部发起总攻。攻击部署是：第2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统一指挥第1、第2纵队，由沈阳西、西北两面实施突破；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指挥独立1、2、4、12、13师，由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第12纵队由沈阳的南面向北突破。
1日拂晓，1纵和2纵担任主攻任务，部队仅用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率先攻破铁西防区，歼敌207师及暂编59师大部。同时，新1军暂编53师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宣布起义；12纵由南面发起进攻，攻占城南飞机场，歼灭守敌1个团及守备队2个营。
上午10点，攻城部队进入沈阳市区。东野各独立师由东南方攻占中央大街，逐步向城市纵深推进。2纵4师12团一部在团参谋长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战士们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12团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名连长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新参加解放军的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装甲车的履带被炸断了，冒着烟趴在原地不动了，其余的装甲车见状纷纷退了回去。
受到鼓舞的战士们纷纷效仿，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激烈的对抗中，有数十名战士英勇牺牲了。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高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国民党军副营长问：“你们是2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团参谋长说：“没错！”就这样，这个装甲车团选择了投降，除了被战士们炸坏的两辆，12团的战士们整整缴获了58辆崭新的装甲车。
这只是战役之中的一个小场景。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有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喊道：“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在东野的炮火和政治宣传的攻势下，沈阳守敌逐渐丧失斗志，整编制投降的国民党部队越来越多。11月2日，东野全歼沈阳守敌13.4万人，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获得了解放。
沈阳战役打响之时，东野9纵也发起了对营口的进攻。在7纵和8纵的支援下，东野部队很快突入市区，追击试图乘船逃跑的国民党52军。在混乱中，匆忙逃命的国民党士兵互相倾轧踩踏，因而落海淹死者不计其数。一场漂亮的追击战之后，东野歼敌52军大部共1.4万，营口宣告解放。至此，沈阳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8年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民党军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国民党共损失1个东北“剿匪”总司令部、1个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和36个师。
由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加到310万人。至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这一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稳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