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创业要实：实干创造未来_◎【故事里的事】
◎【故事里的事】
邓小平和深圳特区的诞生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打破“**”期间党政领导人很少出访的惯例，先后访问了8个国家。一度“与世隔绝”的中国开始与世界接触，中国人也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面积只有587平方公里、人口仅230万、规模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200多万外国游客，一年仅旅游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达的“四小龙”之一。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他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不多，还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深深地感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
回国后，邓小平多次提出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大政策来抓。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当年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曾回忆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这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期间，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了工作，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邓小平认真听取了汇报，其实在他脑海里早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一块试验场，在这里放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广东省委的汇报把他的思绪拉到了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等地。散会后，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那么小小的一块边区，后来竟打出那么大的一片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邓小平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也划出一块地方来。”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贸易合作区，这些叫法都不准确。邓小平思考一会儿后说：“就叫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呢，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听了邓小平的话不禁喜出望外，他脱口而出：“特区，好！”
在邓小平提出举办特区的建议后不久，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两省的领导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时隔不久，谷牧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广东、福建两省起草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性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并呈送中央。很快，中央和国务院就批转了两省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会上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深圳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
（选自2014年8月22日《深圳侨报》，佚名/文）
陈云与“一五”计划的编制
1951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编制经济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
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党中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不久，陈云即开始考虑编制五年计划的问题。1951年4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花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
在这个讲话的同时，陈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1951年即试编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1952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8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52年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宣告完成。尽管时间仓促，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
计划草案印出来后，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这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这次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工夫较多。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
这个计划提到中央后，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8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30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当时没有大飞机，一架飞机只能坐16人。中共代表团分乘3架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了3天，第一晚在伊尔库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亚，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陈云和我国的专家一起，在离地那莫体育场不远的苏维埃旅馆下榻。
这次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来、陈云等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期间，周恩来和陈云两次会见了斯大林。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两次编制，而且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有关部门对计划毫无经验，因此，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计划还是相当不成熟的。苏方领导人详细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计划，对这个计划方针和要达到的目标，表示欣赏，但对计划本身则不敢恭维。他们认为，中方提出的计划草案，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陈云时还就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他认为，中方的《草案》中考虑的五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还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9月下旬，陈云即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专家与苏联专家一起做进一步的工作。
回国后，1952年底、1953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卸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陈云积劳成疾，病倒了，并不得不从1953年3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
1953年4月以后，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这时，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些项目也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由于种种原因，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应该进入实施阶段了。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1954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这一次毛泽东立下军令状，要求计委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卷，拿出粗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计委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了5天的宽限，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粗稿。
接到指示后，2月19日，陈云即召集中央财经、文教各部部长开会，布置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会上，陈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时指出：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规定的时间非常紧，但现在编制“一五”计划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已经定下来了，项目是141个，设计和设备安装的时间也大致排好了，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鲜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军费和意外的支出都减少了。第三，总路线已经宣布，而且经过广泛宣传已深入人心。第四，我们已经有了几次编制计划的经验。因此，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可能的。
这次会上，陈云还要求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他说：毛主席现在搞宪法的速度很快，他的方法是：一、吃饭；二、吃了饭不干别的事情；三、每天搞出几条。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制度，专门来作，不要坐在上面，只等着下面的汇报。各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材料，核定数字。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玺、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张玺是计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纯甫是陈云的秘书，梅行是请来的笔杆子。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
这样，历时近4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后来，这一初稿又在陈云主持下进行过一些修改，但基本上是以这次的编制为基础，没有再重新编制。
（节选自孙业礼、熊亮华著《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请为人民鼓咙胡”
1958年初冬，彭老总回到了离别三十年的故乡。
彭老总回来了！这喜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千家万户。青年人三步并做两步地跑来，老年人拄着拐杖跌跌跄跄地赶来，妇女们抱着孩子，召唤着姑嫂三三两两地来了。在彭老总的旧居里，屋里屋外都是人。人们挤着、嚷着：“让我看看彭元帅！”彭老总忙说：“快莫这么称呼，我也是一个普通社员。”他紧紧地握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
公社负责干部向彭老总汇报了家乡的变化情况。彭老总关心地问：“今年的粮食产量怎么样？”
“今年是大丰收，全公社大概增产几十万斤，亩产九百斤的生产队就有不少。”
彭老总听后，问道：“上九百斤的生产队，附近有没有？”
“吴家塘生产队就是。”
傍晚，初冬的田野上，稀疏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彭老总一行数人来到吴家塘生产队的田边。他几次蹲下去，打着手电，扯出稻茬，数了数根数，拿着它对社、队干部说：“你们看，长得这么小，又这么浅，可见稻是不太好的，会有千把斤的产量嘛？! ”干部们相视无语，只得如实说，几个月来，青壮年劳动力都大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有些稻谷还没有收回来，有些已烂在地里，产量数字是喊出来的。彭老总说：“你们说大话，讲假话，可让乡亲们受苦了。”
第二天，在浓烟滚滚的小高炉旁，彭老总看到一群青年男人，他们已大干了一夜，寒霜浸湿了衣衫，又被热汗湿透。彭老总了解到，他们为了“钢铁元帅升帐”，从几十里外凿石开矿，肩挑车推地运回来，燃料不够，就砍林烧炭，炼出来的多是不合格的铁疙瘩。可是产量翻番的硬指标，紧紧地压在社、队干部的头上，没办法，只得把家家户户的铁锅、菜锅、铁铲等拿来砸烂回炉。彭老总问：“这样炼一吨铁要花多少成本？”干部说：“为了放卫星，我们是不惜代价的，没有算过，一下
子也算不出来。”彭老总听到这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在大队的幸福院里，彭老总见到了童年时一起放牛、砍柴的伙伴。他张开两只大手，热情地和大家相握。他仔细地端详着，一一地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久别重逢的喜悦慢慢地消失了。彭老总看着他们一张张痩黄的脸，摸着他们身上单薄的衣衫，瞅着床上的草席垫子，他骤然感到心里发冷。他走到冒着热气的锅前，揭开一看，除了几粒米星星，全是青菜。彭老总沉默地坐了下来，老伙伴们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老年人可以勒勒腰带，可娃娃们饿得成天叫个没完啊！”
“你回来看看就好了！”
彭老总握着老伙伴的手，深情地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要我来看看这里的情况的。”
夜深了，山村在沉睡。彭老总却没有一丝睡意。他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从那沉重的脚步声中，听到了他起伏的心潮。几个月来，他在了解国防建设的同时，接触了一些基层干部，倾听了人民的呼声。他感到问题严重。几十年来人民流血斗争换来的，刚刚开始兴旺起来的事业，正在受到一种思潮的破坏。国家的建设怎么办？群众的生活怎么办？他思来想去，久久未眠。
彭老总告别故乡，又视察了韶山、平江。一路所见，更使他忧心如焚。他常想起在平江的一位老红军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获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老总反复地读着这首诗，想起老贫农曾拉着他的手，嘱咐他把问题带给毛主席。他感到责任重大。他说：“身为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向毛主席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
人民的嘱托，殷切的期待，催动着他向毛主席反映事情的真相。
（选自《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彭德怀元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6年版，苏青漳/文）
陈赓院长筹建哈军工工作片断
1952年3月，中央决定由陈赓同志主持在哈尔滨筹建军事工程学院。4月中旬，他就给重庆的第二高级步校徐立行副校长去电，要徐副校长立即率人到哈尔滨选择建院地址。
我当时是第二高级步校参谋。一天徐副校长把我找去，要我到西南军区去取中央军委的介绍信，并让我准备一下，后天随他和肖连山科长一同出差，第三天即4月25日，我们带了一个警卫员从重庆乘江轮经武汉转车到达北京。5月5日到达哈尔滨，到车站接我们的是松江省军事部江部长。他就安排我们住在省委招待所，以后由省委和军事部的同志陪我们在市区选择建院地址。先看柞树林，后去沙曼屯，最后定在文庙街。因为这里距火车站近，交通方便，又地域辽阔，除哈医大和传染病院，五六幢小楼和一些平房之外，就是一片空旷的荒凉坟地，周围人烟稀少，便于发展。院址选定后，我们同省委、军事部共同向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写了选点报告。
选点报告送上一个多月未见批复，我们心急如焚，困惑不解。
6月中旬，陈司令员已从朝鲜回国，这时他来电让我们赴京汇报选择院址情况，我也参加了这次汇报会。当徐立行同志汇报到哈医大对搬迁有困难时，我插话说，东北卫生部卢副部长已来北京，住在天坛。陈赓同志马上说：“老弟，你要个电话，告诉他，请他不要走，明天我同他一起到政务院去！”接着徐立行同志又汇报到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对我们的选点报告迟迟不予批复时，陈赓同志又转过身来说：“老弟，再去给我要个长途电话好吗？我找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讲话。”我把电话接通后，陈赓同志在电话里大声讲：“老贺啊，中央决定，我们军队要办所技术院校，在你们地盘内要块地皮就不给呀？这个问题已弄到国外去了（指当时军委苏联首席顾问已知在哈建院）。”贺副司令说：“陈司令员，不是我们不同意，我们是双手拥护的，听说是高岗主席有考虑。”陈赓同志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说罢起身一拍桌子：“明天我去找周总理！”
第二天是周三，下午是周总理专门接见民主人士的日子。陈赓同志就借这个机会，到中南海总理接待室排座。他坐在几位民主人士的后面，当周总理与民主人士谈完之后，问外面还有谁时，秘书说：是陈赓司令员。周总理一听就笑了：“陈赓有事就来嘛，怎么也当起民主人士了？”陈赓同志说：“我不愿打扰总理。”在听取了陈赓同志的汇报之后，周总理说：“你再去找聂荣臻同志谈谈。”一个星期后，由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共同签署的文件，下发到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至此，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文庙街建院，才得到解决。
筹建哈军工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师资问题。对此陈赓同志更是十分关心。他一方面请周总理在开会时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同时他又亲自出马，四处求访。这些学者都是各大学的知名教授和一些重要部门的技术骨干，人家都舍不得放。一天陈赓院长为使第一批人能尽快落实，他亲自打电话请中组部安子文部长和高教部钱俊瑞部长，到哈军工筹备处来做客（北京恭俭胡同59号）。陈院长将准备好的调入名单，交两位部长过目审批。安子文和钱俊瑞部长都表示要大力支持，并当天就确定第一批调入军工的名单，同时又研究了第二批调入人员。
在一次请调专家教授的小组会上，有人提到沈毅，说此人是位弹道学专家，留过法，会几国外语，原在民航局任职，军级待遇，三反五反犯了罪，被判死缓，现在押。陈赓同志听了后说：“人才难得啊！他可以戴罪立功嘛！这个人我们要。”并立即给董必武同志打电话：“董老啊，中央要我办学，缺专家教授啊。听说你那里关押一重刑犯人叫沈毅，他是个专家，过去对建设我军兵工厂有过贡献，现在办军事技术院校我们需要他，请董老刀下留人啊！”董老听了后说，可以考虑，但要和一些民主党派商量，以免有影响。过了几天，最高人民法院来电话说，改判沈毅监外执行。然后法院就把沈毅送到我们筹备处来了。
领导决定派我先把沈毅送到哈尔滨。陈赓同志听说由我送沈毅回哈尔滨时便来当面叮嘱：“这个任务交给你啦，你要安全地把他送到。沈毅是犯人，但他又是人才，你要把他当人才看待。”又说：“他现在还在服刑，你要特别注意他在车上的安全。”陈赓同志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我深受教育。
（选自丛书编写组编《难忘的哈军工》上卷，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沈清波/文）
“三个秘密武器”与双包到组的兴起
1978年，安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9月初，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自救和秋耕秋种。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受到质疑。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农村“左”的错误已开始进行纠正，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会上，许多公社干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农业长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什么全区240多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他们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为此，地委充分发扬民主，让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结果来安和天长县的一些公社书记把他们称之为“秘密武器”的三个典型介绍了出来：第一个典型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组，每组10户，实行三包一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调动农民积极性，在大旱之年，在其他生产队普遍减产的情况下，这个队的粮食产量在上年8.8万斤的基础上，增长到12万多斤，油料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增长30%。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新街公社，1978年春由于天大旱，棉花苗面临着枯死的危险，公社决定把全公社的棉花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为了抗旱保苗，有的社员连洗脸水都用来浇棉花，结果大旱之年棉花产量由上年的亩产29斤增长到55斤，增产89%。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他们制定了全年的粮、油、棉和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对基层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实绩进行奖罚，结果在大旱之年生产获得全面增产。但是，这些办法在当时尚属“禁区”，被称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实行。
同年11月，我来到合肥，万里知道后便找我去谈谈农村的情况，晚饭后从7点多一直谈到10点多钟。我把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和抗旱救灾的情况，以及上述三个“秘密武器”等作了详细汇报。万里听后非常重视，要我对“三个典型”进行详细调查并向省委写出书面报告。
万里看了滁县地委三个调查报告后，随即通知地委可以进行试点。为此，滁县地委发了96号文件，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了包产到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分4个作业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征购任务由小组送给国家粮站，该给集体的提留由小组送交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这正是以“大包干到组”为特点的责任制。群众说：“大包干，大包干，既省事，又简单，干部满意，社员喜欢。”到1979年3月底，滁县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双包到组”责任制的推行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这种责任制不符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是“三级半”所有。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张浩写的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认为，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适合当前农村的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带来危害……报纸加了编者按，提出要“坚决纠正”。这对双包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皖东农民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的波动，地委及时向各县发出电话通知，明确指出：“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节，各种形式责任制一律稳定下来，不要变来变去，延误农时。”“各种形式责任制是地委同意试验的，如果错了，完全由地委负责。”
正当皖东干部群众经受巨大压力的时候，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视察工作。在全椒县古河区听取汇报后，他说：“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一样，你可以买票上车，我也可以买票上车。”“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产量上不去，农民秋后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的。”“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他还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凡是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多，集体经济壮大，群众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好办法。”
（节选自王郁昭《大包干是亿万农民的自觉选择——纪念中国农村改革20周年》, 《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实干家的脚步
“滦河水到了，市长可别又飞了……”天津人说话不拐弯，直截了当提出他们的想法，同时这也是对李瑞环市长的一个有分量的评价。
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变凉了，1976年一场大地震又把天津搞得稀里哗啦。可是，这三几年，人们的心又暖和过来，热血又在沸腾、心气越来越旺。行，天津又活啦！这不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吗：
那满街满巷的临建棚，黏糊了四五年，到1981年底一下子3万震灾户齐庆乔迁之喜。近三年，天津市每年新建住宅楼递增300多万平米。1982年，1360个商业网点迅速开张志喜。1000多米长的唐家口立交桥7个月巍然屹立。年前还是杂乱无章的海河西岸，今春正是鸟语花香的带状公园。这些年，天津已觉得喝咸水是命中注定，可是，9月11日拧开自来水龙头，那捎带着内蒙草原露珠，渗透着引滦战士血汗的甜水不是哗哗地在流吗？……人们吃喜面，放鞭炮，贴喜联，就想啦：市里办事得中央支持，共产党讲究集体领导，从市委第一书记到各级领导都出了力，领着大伙改变天津面貌，绝非哪一个人的事。可是，要是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市长，那也是不行的。1982年，胡启立市长调走，天津人心疼得不行，所以现在眼珠子盯着李瑞环，怕他又上调。说起来有点儿“本位”，可也不是不能理解。
天津人评论李瑞环常用两句话：这个市长办事是“胡萝卜就酒，嘎崩脆！”“碌碡碰碾子，实打实！”说他是个实干家。比如：
堵死退路，倒排工期，背水一战。在拆棚分房、引滦入津两大战役中，没有什么比市政府这种钢打铁铸、雷厉风行的部署更震撼人心的了。因为，这一切并不是说着玩的，而是令下如山，铁面无情。一些区、局长强调本系统特殊情况，要求延长拆棚分房期限，被他——李瑞环断然拒绝。（后来不仅完成，而且提前）一个大厂为引滦提供的水泵质量不佳，影响使用，厂长被他当众批评限期改正。（这个厂质量迅速好转）一个房管干部从中捣鬼贪污自肥，破坏拆棚分房，区里行动缓慢，由市里直接给以严处。
这一切斩钉截铁的作法，就连受批评的人本身也无话讲，因为市委常委们包括李瑞环在内，本身就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谁都在那里拼命。
然而，这一切“严要求”，全是跳一跳保险可以摘下的挑子。李瑞环从来反对盲目蛮干和闭门造车。他认为，雷厉风行来源于脚踏实地。1981年，他分工管拆棚分房时是把头绪纷繁、密密麻麻的临建棚、新建房、暂借房……计算得一清二楚才下令的。1982年7月提出把引滦入津再次提前为1983年国庆节通水，当时连能征善战的铁道兵师长都紧张得涨红了脸。岂知，李瑞环早就把开工以来采用先进工艺后的工程数据摸了个透。结果，确定的工期，弹无虚发，统统都提前告捷。
在李瑞环看来，提高工作效率，光精于拨拉算盘珠还不行，还要善于向阻碍手脚的陈规陋习发起冲刺。他有一个譬喻：
“现在办个事情真叫难。修个厕所要盖32个大章，办个商业网点要办160多道手续。谁都着急，谁也没辙，就象一筐螃蟹，你勾着我，我压着你，急得直吐沫，谁也出不来。凭这一套，能搞成四化吗？不行！”
不行？改！办商
业网点时关卡林立吗？李瑞环把与建点有关的计划、基建、规划、公安、财贸、物资、水电、环卫和各区等30几位区、局长请来现场办公，把事先周密准备好的议题亮明，当场拍板，限期完成，允许争论，不许扯皮。于是，一批纠缠不清，一向需公文旅行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瞬间解决。会下，分工明确的各部门，变坐等上门为登门办公，结果只用了6个月时间建立网点1360个，比过去快了好几倍。在引滦隧洞开挖**，9号洞大塌方，40天寸土未进，指战员们急得跺脚，李瑞环拍板再花200万元开个辅洞从侧面包抄，迅速打开了通路。虽然花点钱，但换来的是提前通水——少引一次黄河水，节约两个亿。
作为一个市长，李瑞环虽然工作上要求严厉，但却不难接近。1982年当他去天津小海地看新建楼群时，一位老大娘过来拽住他提意见，并拉他去看新楼地面污水遍地人难行的情况，大娘说话咄咄逼人。李瑞环微笑倾听，迅速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责成谁遗留的漏洞谁负责堵好，件件落实到人头。很快解决了全市8个新建居民区的基建遗留问题。这位出身于宝坻县贫农之家，干过15年木工的市长，深知过穷日子的难处。他对那“三级跳坑”、临建棚里居住条件简陋的困苦，是念念不忘的。这桩桩件件事情改变着天津的面貌，也熔铸着天津的灵魂。跟着这说干就干，干则必成的市委、市政府和市长去拼搏，人民感到自己是主人，是强者！
（选自《红旗》杂志社政治编辑室编《风范集》，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肖荻/文）
我愿做共产主义的铺路泥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把一切献给党》。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解放军报的同志要我再就这个题目谈谈体会。我就说一点感想吧。
提起笔来，心潮翻腾，我首先想到了革命的先烈们。回顾我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在我们党的英明领导下，为了实现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无数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精神和事业是永存的，他们是可歌可颂的。想起他们，我心里难过，同时也使我增添了继续为党作出贡献的新的活力。
要把一切献给党，这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美德和情操。在这一方面，我做得是很不够的，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可是，没有党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因而，我参加革命后，是努力按照党的要求去做的。今天要我来谈这个问题，我还得想想过去。
我是在安源煤矿山上长大的。那个时候，十里矿山，竟是一座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穷人家孩子的苦难，和父母的苦难是分不开的。十岁那年，饥饿驱使我去挑煤，去锅炉房捡炭渣。我那时虽年幼，就听人讲过一些共产党员英勇斗争的感人故事，也几次见到坚贞不屈、昂首挺胸的共产党员高呼着“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的情景，在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十四岁那年，我就进煤窑当童工。由于我不满工头的虐待，我的境遇比其他童工更为悲惨。凡是艰苦或危及生命的劳动，一般都是属于我的。死亡象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我。一次煤井里蒸汽管道破裂，工头硬是逼着我去修理。我成了笼屉里的馒头，高温的蒸汽蒸得我汗流如雨，肌肉发紫，头昏眼花。我是电工，修理蒸汽管道根本不是我份内的事，可工头却要借机迫害我。我多次遭电击，被瓦斯熏倒，坠落煤井。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在斗争中成长着，逐渐地认识到一个真理：要翻身，要解放，要走向光明，只有依靠共产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才是唯一的有希望的生路。
我入伍后，党不断地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9年5月18日，这是我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加入了党的行列。此后，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我一点也不感到疲倦，仿佛心窝里安上了一架发动机。我认识到，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终身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一个人如果真心革命，就不能让个人主义的灰尘迷住眼睛。对待个人主义，要象对待毒瘤一样割掉它。专为个人打算的人，实际上没有生活方向，成天在自私自利的阴沟里爬来爬去，弄得一身泥，满脸脏，走到哪里臭到那里。参加革命，不是把自己存进银行里，打算捞一笔优厚的利息。我要求自己听党的话，把自己完全无保留地交给党。我在兵工厂工作时，曾接到逃难逃到四川的弟弟的一封信，说：大哥在武汉被敌人逮捕，关进了集中营；二哥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妹妹逃到广西；年迈的母亲流落街头，乞食度日。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心情沉重。但是，我想到我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怎么能在战斗的时刻眷恋个人的家庭呢！我个人家庭的不幸，是我们祖国人民所经受的苦难的一部分。流泪、悲伤，不能结束这种苦难。只能英勇地战斗，彻底地消灭敌人，才能夺得幸福。个人的幸福只能包括在集体的胜利中。因为个人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谁能从苦海中捞出一滴甜水？于是，我把对亲人的思念，把悲痛和仇恨化为力量，忘我工作，多修枪支，多造子弹炮弹送到前线去。
我逐渐地懂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没有这个“服从”，把一切献给党就是一句空话。党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就是人类解放的利益，就是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进步的利益。因此，献给党，就是献给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进步的事业。我有时想，即使我变成一撮泥土，只要是铺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让我的伙伴们大踏步地走过去，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兵工厂接受炮兵同志送来的一批废旧炮弹，急需修理。但没有引爆的雷汞，我决定从废旧雷管里挖取。我是党员，又是领导，不能把这危险工作推给别人。没想到在挖取雷汞的时候，雷管爆炸，我左手被炸掉四根手指，左眼炸瞎，左腿膝盖炸了个大血口。我被送进医院以后，昏迷休克之中，几次跑出医院，喊着：“我要回去修炮弹！”十五天后，我终于战胜了死亡。清醒过来后，我又挣扎着坐起来，掏出小本本设计冲压子弹壳的机床。由于挣扎用力过大，左手伤处一根血管被挣断，鲜血直射墙壁。血止后，伤口疼痛不已，勤务员小鬼用布巾擦着我额头上的汗珠，噙着泪说：“瞧你多痛啊，还得了残废，真是不幸！”是的，流血、疼痛、身残，当然不是幸福，但为了人民的幸福而能作出自我牺牲，也是很幸福的。我们的广大战士不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乐于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吗！过去艰苦战争的岁月，正是千千万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解放苦难的人民，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智慧、力量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这是我们党能够在艰苦斗争中不断获得胜利的保证。
我现在头发已经斑白，过了花甲之年。人虽然老了，但“把一切献给党”仍然是我努力的方向。献给党，不能只献一阵子，而要献一辈子，有了成绩之后也不能停顿。什么时候停顿起来不求进步，不作贡献，什么时候就不是合格的党员了。情况是可以变化的，工作重点是可以变化的，但“把一切献给党”这一条不能变。现在，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更是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只要我们坚定四化必胜的信念，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自觉地把党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坚定不移地把一切献给党，跟着党不断地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选自《青年修养之友》，长征出版社1982年版，吴运铎/文）
求实之风
侯祥麟天生一个“认死理”。有人说，这也许是他成功的一大秘诀。
的确如此。求学燕大时，他便初露端倪。
一次，外教在讲微积分题时公式有误。侯祥麟当场指出，弄得她很狼狈。
“我爱老师，更爱真理。”即便遭其报复，年轻气盛的侯祥麟也不肯认错。
难得的是，这一“基因”，竟伴随了他一生。
文革之初，任石科院副院长的侯祥麟对一位技术人员的论文十分推崇——“规范、严谨”，公开表扬，同时他批评有的人写文章“穿鞋戴帽”:
“我们是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应该严谨务实，不要搞这些虚头。”“八小时内出了科学家，要全身心投入科研中去，时刻琢磨。”……作为一个当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国的老党员，侯祥麟始终认为，对党、对祖国的热爱，无需大吹大擂，而要深藏于心。
不久，侯祥麟就被扣上一顶“只专不红”的大帽子，但他无怨无悔。
到了文革中期，侯祥麟仍不“吸取教训”。
石油部一些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技术干部，提出了炼油工业搞“十大会战”的目标，明显违背科学常识。
“把炼塔放倒，横着装进山洞，实现所谓的战备要求。这不瞎闹吗？”侯祥麟心如明镜。
然而，迫于形势，很多人不敢明言反对。上级指示，“十大会战”之争由他解决。
上，还是撤？
侯祥麟和各会战点负责人和一些技术人员开会商讨。
“你们别怕，要撤也跟你们无关，我来负责。反正我挨的批多了，再多一次也无妨。”
大家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了下来……很多不合理项目由此下马。
话不多，但从不说空话、套话——侯祥麟敢于直言。
1985年，他陪康世恩副总理视察东北。有专家称：稠油的成本比稀油高不了多少，应多炼稠油。
“不可能！”侯祥麟当即站出来：“这需要进一步调查。”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颇为尴尬。后来研究结论果真验证了他的判断：稠油成本竟比稀油高出一倍多。
坚持真理的人，是勇敢的。对自己的“过失”，侯祥麟也并不讳言，对当年一些头脑发热，背离科学的做法，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后悔。
在工作上，鲜见侯祥麟发脾气，但依然有很多人怕他，“因为他可能会问得你心里发毛。”中科院院士李大东笑言，“你很难‘蒙’到他！”
难“蒙”，得益于深入。
实地考察，一定亲自爬上塔台；引用数据，一定反复核对出处；提出建议，一定经过深思熟虑……侯祥麟笃信，成功出于细节。
上个世纪70年代，侯祥麟参加巴黎的仪器博览会时，一个活动支架引起了他的注意。虽说原理简单，但当时国内就没有，做实验时，垫烧瓶只能用砖头之类的杂物，极为不便。侯祥麟如获至宝，立即买了回来。
求实之风，不光限于科研，对人的问题，侯祥麟同样如此。
在推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人选时，一向重视基础研究的侯祥麟，竟推荐曾任兰化公司总经理等职的林华，让很多人颇感意外。
“多吸纳一些实践经验丰富、贡献大的人进来，不要光盯着学术论文和专著。”
即便对朋友，侯祥麟的尺度也从无“误差”。
有个和他私交不错的老教授，资历颇深，但指导的研究生成绩不佳，参评博士生导师时，作为国家学位委员会化工评议组组长的侯祥麟，竟毫不犹豫地投了反对票。
不违心、不迎合、只唯实，侯祥麟一生如是。
（节选自《大智伟略绘宏图——记科技界的榜样、优秀共产党员侯祥麟院士（中）》，原载2005年9月8日《人民日报》，盛若蔚/文）
直面矛盾 标本兼治
群众集体上访是困扰农村发展、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湖北襄樊市委深入基层，直面矛盾，采取措施，标本兼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中，襄樊市委把解决群众上访问题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针对群众上访反映村组财务管理混乱、干部以权谋私等问题，把襄城区魏湾村、谷城县太平坊村、襄阳区刘湖村等50个村作为重点，逐村建立档案，实行跟踪管理，分类指导，并从市、县、乡三级机关选派257名干部驻村，引导帮助村干部对照群众意见，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用真心实意的整改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今年全市集体上访比去年同期下降46%。
群众上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少数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见到问题就躲，遇到矛盾就推；对群众的事不管不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市委采取“两推一选”的办法，为部分村组选配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依法选举村委会主任。本村没有合适人选的，就从县乡机关选派熟悉农村情况、懂得农村政策、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任村党支部书记，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襄城区泥咀镇魏湾村过去是有名的“乱村”，干部作风漂浮，村里各项工作滞后，96户农民连续3年抗交提留款。新任党支部书记王道军首先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与回龙河水库的55亩堰塘权属纠纷8年拖而不决一事，积极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最终达成协议。接着，又组织村民整修村组公路6条，兴修水渠2公里，解决了群众行路难、灌溉难的问题；发展优质水稻制种基地500亩，每亩可为农民增收400元以上。这一件件实事、好事，赢得了群众的心。短短一个月，群众就自觉上缴历年拖欠的提留款20多万元。
农村财务问题是导致农民上访、影响农村发展稳定的另一个突出问题。由于部分村组财务管理不民主，账目不公开，群众有怨气。为此，襄樊市委从县、乡纪检、监察、审计、农经等部门抽调203名业务骨干组成33个专门班子，并吸收72名上访群众代表参加，对村组财务进行全面清理。同时成立由群众代表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有效杜绝了前清后乱。襄阳区对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7名村组干部分别给予行政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挽回经济损失9.48万元。近年来老河口市张集镇大王岗村六组44名群众几次赴襄樊市上访，反映村委会主任以权谋私、贪污公款问题。老河口市委成立了由副市长陈学成牵头、有关部门人员和5名上访群众代表参加的财务清理组，对该村1996年以来的账目进行了全面清理。查实该村委会主任采取收入不上账和重复报销等手段，贪污公款7202.20元。老河口市纪委在追回赃款的同时，对他进行了严肃处理，从而教育了干部，稳定了群众。
少数干部对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视而不见、久拖不决，是造成群众上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教活动中，广大村组干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热情空前高涨。市、县、乡、村共筹集资金340多万元，为上访困难群众送衣被2130多件（床）、粮食2.1万多公斤，修通进村路、村内路、田间路231公里，建饮水工程、灌溉工程74处，架设便民桥27座，完成了31个村的电网改造。宜城市大雁工业园区是大堰镇和原大雁工业公司建立的。由于原大雁工业公司严重资不抵债，于2001年7月依法宣告破产，导致1800多名职工就业无着落，生活困难，多次越级上访。今年初，宜城市委书记唐有月带领市委、市政府6名干部和10名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住到大雁工业园区居民家中，倾听群众意见，现场研究出台了15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资金200多万元，帮助群众广开就业门路，受到群众称赞。
（选自2002年6月6日《人民日报》，胡立华、刘东仿、程少勇、韩勇/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