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巩固：国际责任的履行_一、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历史演进

第三章

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巩固：国际责任的履行

国际责任是国家对国际社会所负担的与自身国际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所承担的义务。国际责任的履行过程，往往是一国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尊重与支持，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过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无论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还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都要求将国际责任作为一种巩固手段，塑造和构建中国软实力战略框架。

一、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历史演进

1．“世界革命”与反霸斗争下的国际责任观

新中国诞生在冷战的初始阶段，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刚刚通过战争赢得独立和自由的中国人民，真切地体会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伟大事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认识经历了由“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的转化，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也在随之发生了变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和反对霸权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典型特征。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做出的战略抉择。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国内革命的胜利，但外有帝国主义势力的孤立、遏制和封锁，国内建设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可见，备战是毛泽东考虑同苏联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严峻的形势，从建国之初到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新生的中国在国际上致力于打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国家安全在中国的内外政策考量中居于最高地位，在此基础上尽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满目战争疮痍的土地上进行着积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并没有完整的国际责任意识。但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新中国外交开创了如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的原则。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解体。“中苏分裂后，一方面，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按社会制度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促使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寻找新的依靠和团结新的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不断冲刷着殖民主义体系的根基，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基本力量。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同时，中美两国仍处于相互敌视之中，中国唯有选择“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既然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出于国际斗争的需要，中国就承担起了推动世界革命的责任。在中国国力有所增强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第一次调整，即放弃“一边倒”，提出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将当时的中国形容为“革命解放者的堡垒”、“解放的支持者”。此外，“由于决定奖惩的‘民意’主要由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组成，中国对于外部批评是不屑一顾的。”

然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以至于“**”的爆发，不仅对中国的国内建设，也对中国的外交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例如，当时《毛主席语录》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标志输出国外。“毛泽东改造世界的宏图大略，总体上是趋于理想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过于高估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国际

问题、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等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外交重点是发展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即单一性；外交政策是以打倒三个敌人为主，即斗争性；外交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即世界性。”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革命者”形象使中国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说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

可见，在这一时期，基于国内革命的惯性、“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以“革命的社会主义”自居的中国，把推动“世界革命”作为中国的国际责任，结果却使中国处于极为被动和孤立的境地。

2．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下的国际责任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契机，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二次调整。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会谈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对抗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70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不久便迎来了第三次建交**。1965年至1970年的6年时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7个，而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有15个，1972年更是达到18个。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中国以平均每年3至4个新建交国家的速度稳定发展对外关系。在7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71个。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

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邓小平在总揽中国内政外交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国情和国际身份定位进行了精辟的概括。谈到中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谈到中国的国际身份定位，邓小平说：“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中国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在整个80年代，中国始终奉行“不当头、不称霸、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灵活务实的外交为中国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就指出过，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他积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事务。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话中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成为压倒性多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特别注意在联合国内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并与他们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使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发

展中国家的决议，以至于美国攻击这一时期的联合国是“多数的暴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使联合国建立了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性保障。如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同年12月12日，联大又通过了《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该宪章规定，各国的一般义务是“进行合作以促进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在一个均衡的世界经济意义上鼓励结构变革，要符合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这一时期，另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在1981年的秘书长选举中，一向慎用否决权的中国坚持“一否到底”，坚决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德奎利亚尔当选。德奎利亚尔在当选后说：“我不能不优先注意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问题。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将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亚非拉地区的代表强调指出，新的秘书长的任命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斗争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胜利。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否决权使用上的坚定立场，不仅对秘书长产生机制有所触动，也对联合国工作的重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3．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际责任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经历了重大变化。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形式更为复杂——全球化、相互依赖、多元文化主义、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新名词所包含的新现象层出不穷；与之相应的是反全球化、恐怖主义、生态危机、极端主义等让人不安的现象和论调不绝于耳。连一向自信的美国人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发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艰难前行但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全球和区域合作快速发展，国际相互依存日趋紧密，国际力量的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霾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散去，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面临诸多挑战。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筹资援助受危机冲击的有关国家，成为抗击那场金融风暴的中流砥柱，赢得了东南亚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赞誉，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此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等多次在国际场合宣布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一般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确立了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联系在一起，“和谐”成了内政外交的关键词。内构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弱国无外交。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为外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世界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年均增长6.5%。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外汇储备增加近14000倍，中国由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集中精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当代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建设性的姿态成为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当然，中国面临的机遇更多，挑战也更大。“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符合世界人民福祉的多极世界，有赖于三股潮流——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能否在21世纪得到延续。准确判断和把握这三股潮流的方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章完）